我个人认为，文学艺术一定是先于哲学，而成为人类最先表达思想感情的方式。因为最初的人类，尚不具备敏锐而深邃的思辨能力，他只能对周围的一切作出直接的反应。从“啊”、“噫”之类的语气助词发展成诗歌，从摹仿狩猎的动作与树在风中的姿态产生舞蹈。所以，最初的文学艺术，是“天人合一”的完美体现，是人的本能的宣泄与怡情。
近两年来，我一直在研究春秋战国时期的历史，发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在公元前550年至公元前470年之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大地上，先后出现了孔子、老子、孙子、伍子胥、范蠡、文种、子产、申包胥等一大批闪耀着智慧光芒的人物。他们的思想和谋略成为了中国文化的发端。可以说，在那八十年间所产生的文化现象，是中国历史上惟一的奇观。儒家也好，道家也好，谋略家也好，英雄也好，美女也好，其思想道德观及行为规范，莫不都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广泛的影响。可以说，这八十年定下了中国文化的基调，规范了中国文化的发展方向。尽管后世经历了无数次思想的变革以及文化的求新，但没有哪一种思想，更没有哪一个人有着如此神奇的力量，能够改变那八十年间一批文化巨匠所创立的中国文化的本质。
可以说，那八十年间是中国文化的分水岭。此前的中国文化虽然也充满生气，但并没有产生汪洋恣肆的局面，也没有让人景仰的大师。在孔、老之后，中国文化的正脉出现了。一俟正脉出现，就意味着混乱局面的结束。
有人说孔子文化思想的核心是“礼”，换一句话说，礼就是秩序。他的“三纲五常”便是以君王为核心的秩序的建立。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孔子与老子的出现，是中国文化成熟的标致。成熟固然可喜，但亦可悲。譬如孔子删定辑录的《诗经》，其断语是“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思无邪。”我想孔老夫子所说的“邪”，即人的兽性的一面，是原始的冲动。一个有教养的人，应该压抑这种冲动。否则，这个世界就没有“礼”，也就没有秩序了。但人的特性在于：凡有一观点出现，必求这观点的完善、精致、发展、开拓。这么一弄，咱们的文学艺术，便发展到后来的“非礼勿视，非礼勿听。”由此可见，“礼”用于社会管理，极有用处；若用之于文学艺术，则谬莫大焉。
说了这半天的空洞理论，似乎与小说无关。究其实，应有内在的联系。小说与文化的关系，犹如花卉与气候的关系。牡丹花只能在春天开放，若牡丹花突然在秋天绽开，则肯定不是牡丹花变成了菊花，而是那个秋天变成了春天。
中国的小说，自有其发展的源流，从汉乐府中的叙事诗，到唐人传奇，宋人小品，元人杂剧，发展到明人的话本，可以说脉络相当清楚。不假以西方，自有其传承。至少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前，小说家是没有地位的，被正宗的文人们讥为“小说稗官者流”，稗即野史，扯野棉花，野狐禅，都是贬义。但不屑归不屑，从元杂剧到明话本，文学实实在在从文人的小圈子走向了老百姓的大社会。
在小说出现之前，中国的文人中，有两种职业受人尊敬：一是史官，二是诗人。写作《史记》的司马迁与写作《离骚》的屈原，都高居上游，后代文人竞相仿效。若强为分类，则史官重在叙事，诗人重在抒情。兹后，举凡有好的小说出现，则以“史诗”誉之。誉则誉矣，实际上“史诗”二字，亦可视为中国小说的定义。
小说的本质是叙事，因事而写人，因事而抒情。让人活在故事里，此一优势，在电影电视没有出现之前，则非小说莫属。在古代，小说另有一个副名，称为传奇。我认为这副名甚好，称小说为史诗，是其精神气象；称为传奇，是其不二之选的功能。
人是有好奇心的，曲折奇特的故事，恰好能满足人的好奇心。我想这也应该是小说存在的理由，亦是长盛不衰的原因。由此可以说，讲故事是一个小说家必备的素质。
近年来，随着文学的边缘化，小说的读者也在大量减少。这一方面，虽然因为是电视剧的冲击；另一方面，亦是因为一些小说的故事讲得不好，不能引人入胜。电视剧之所以能夺走小说的读者，其重要原因之一，也在于电视剧是戏剧与小说的结合，永远把好看的故事放在第一位。
我常常困惑，为什么现在的小说家，讲故事的功能正在萎缩呢？想来想去，这大约还是小说家太聪明的缘故。既然小说是讲故事的，我们何不突破这藩篱？让小说来表现观念，表现人物，甚或表现一些抽象的东西？如此一来，便花样翻新，各自追求一些最时髦的东西。此一情势一旦成为主流，传统的小说观念便会像“瘟疫”一样，让小说家们避之唯恐不及。说来说去，这还是人的强烈的表现欲的体现。小说家们把充沛的才情用于思辨能力，对讲故事的追求，反倒觉得不重要了。
尽管这样，我依然觉得，小说要想生存，要想从电视剧中抢回观众，首先还是要有曲折动人的故事。不但是传奇，更应该是史诗，这应该是中国小说的正脉。
2005年11月15日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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