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的四卷本长篇历史小说获得第六届茅盾文学奖之后，有人说：“熊召政真厉害，第一次写小说就拿了中国文学的最高奖”，这句话其实是不准确的。远在三十岁之前，我就开始了小说的写作，只不过是一直没有写出名堂来。

    我二十二岁那年参加工作，由一名下乡知识青年变成了县文化馆的创作辅导干部。从我拿工资的第一个月起，一直到现在，三十多年，我一直吃的是文学饭。在文化馆干了六年，说是文学创作，其实是文艺创作，而且是“遵命文艺”，领导布置下来的任务，就是创作小戏剧与曲艺节目等。在县文化馆工作的同志都知道，基层的文艺工作者，都是“万金油”。就拿我说吧，不但创作文艺节目，而且还要导演，人手不够，自己也粉墨登场。用今天专业化的观点来看，这“一条龙服务”有点滑稽。但我自己回顾那段岁月，倒是不觉得痛苦。十八般武艺，我虽然谈不上样样皆通，但至少样样都会。现在，我之所以能写小说、诗歌、散文，且还会旧体诗词、书法甚至改编剧本，这几把刷子，都是在文化馆的时候练出来的。

    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归去来兮》，是1981年在大型文学双月刊《长江》上发表的。几乎在同时，我的政治抒情诗《请举起森林一般的手，制止！》获得了全国首届新诗奖。这首诗在当时曾引起巨大争论。中国的事儿就这样，一争论看的人就多了，我这个诗人也就“闪亮登场”了。一时间全国各地报刊的约稿信纷至沓来，都是约我写诗。这样一来，本还在写诗还是写小说的两难选择中犹豫的我，诗情一下子被激活了。短短三四年时间，发表了数百首新诗。而刚刚萌动的小说创作的欲望，就这么被压制了下去。

    1985年，我上了武汉大学首届作家班。二十多个同学中，如陈也旭、朱秀海、水运宪、王梓夫、李斌奎、邵振国、高尔品、刘亚舟、郑彦英、严亭亭等，都是红极一时的小说家。我大概是班上惟一的诗人了。谈论起来，我往往“势单力孤”而无人交流。但是，当同学们知道我曾发表过小说之后，无不撺掇我“改邪归正”，回到小说创作的队伍中。当时有不少的文学月刊，来武汉大学组织“作家班小说专号”，热心的小说家同学，总是拉着我加入其中。这样，中断了五年的小说创作，又被重新拣了回来。这一写就写到了上世纪80年代末。常言道：“鱼和熊掌不可兼得”，我却怡然自得地当起了“双枪老太婆”，一手写小说，一手写诗歌。虽然两手都抓，但并不是两手都过硬。而是“一手硬，一手软”。毋庸讳言，读者还是喜欢我的诗，对我的小说，还没有完全接纳。

    不管怎样，我在那几年内，依然发表了几十个中短篇小说。1988年，我还写了一部十六万字的小长篇《酒色财气》，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就是今天的四川文艺出版社社长金平先生。

    经过几年的摸索，我总算明白了小说的道道。本想在小说创作中大展拳脚，以期收获。谁知道这时候人生发生了变故，我离开专业作家岗位，下海经商了六个年头。这期间，不要说小说，就连诗和散文我都不曾写过。此一去水远山遥，等到我的《张居正》问世，不觉十年时间过去了。应该说，没有上世纪80年代后期那几年的小说历练，我不可能写出《张居正》。

    经过慎重考虑，在四川文艺出版社为我出的《熊召政选集》中，我决定添一部中短篇小说选，将我写出的这些小说择其优者选出一本。这样做，对读者，是一份交代；对自己，是一个总结。

    2006年8月11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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