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笔为枪永不休战的鲁迅-迟暮的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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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礼赞古希腊神话中的窃火者普罗米修斯。他那殉道的勇气、在安乐与受难之间普救众生的精神,激发着鲁迅对人民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长夜待晓,星斗阑干,处在反文化“围剿”中的鲁迅,又为民众开始努力疏通运输精神食粮的航道——翻译外国文艺作品。

    翻译外国的作品,占去了鲁迅一生许多精力。当中国文坛寂寞的时候,鲁迅不止一次地呼吁人们睁开眼睛去瞭望世界。到30年代,鲁迅明确提出,要创造新文化,就得提倡“拿来主义”。借助外国文化精神之光,来烛照国人的精神,为此他耗尽心血。

    1930年1月,鲁迅着手翻译长篇小说《毁灭》。他针对“左”倾空谈的乌托邦主义者,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错误观点,提出了批评。指出革命“有血,有污秽,但有婴孩。”而《毁灭》“正是新生之前的一滴血,是实际战斗者献给现代人们的大教训”。真是鲁迅的良苦用心!

    1931年,鲁迅自筹资金,于年底出版《毁灭》、《铁流》(曹靖华翻译)。他热情赞扬《铁流》是在“岩石似的重压之下”开出的新花,《毁灭》则是“一部纪念碑小说”。

    为了打破国民党政府对这两部书的禁锢,鲁迅历尽艰险,经内山书店,一点一点售出。《毁灭》和《铁流》的出版,是1931年打破国民党文化“围剿”的辉煌战果,是鲁迅为人民革命事业、文化事业的又一杰出贡献。毛泽东同志说:“法捷耶夫的《毁灭》,只写了一支很小的游击队,它并没有想去投合旧世界读者的口味,但是却产生了全世界的影响,至少在中国,像大家所知道的,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苏联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如晨曦照耀着东方。鲁迅为了揭穿帝国主义对苏联的污蔑,让中国人民真正地了解苏联,坚定中国人民的战斗信心,1933年,他又编译出版了《现代文艺丛书》、《新俄小说家二十人集》。对“左联”刊物《文学月报》刊发的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母亲》予以高度评价。

    鲁迅不仅自己从事翻译外国作品工作,还精心培养新人,为他们提供成长的园地。1934年,在鲁迅的亲自提议和操劳下,《译文》杂志创刊,它是我国历史上严肃认真地译介外国文学的头一份专业杂志,共出了13期,在大量的作品中,就有鲁迅译的10篇外国作品。为支持《译文》的正常出版,还要不时赶译些短篇作品。

    俄国果戈理的长篇小说《死魂灵》,是鲁迅自己认为译得较满意的作品。在他众多的译作中,他感到“惟《引玉集》、《小约翰》、《死魂灵》三种尚佳”。

    鲁迅一面向外国学习,一面也把中国的文艺作品和现状介绍给外国人民,他努力于“输入”,也努力“输出”。1934年,他曾把中国珍贵的木刻印刷和石印画册寄往苏联,供在国外展出;他还把中国“文学革命”以后15年来的短篇小说的选集,请人译成英文,寄往美国,以供出版。同时,他曾把自己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一句句地译成日文,讲给坐在对面的日本朋友听。

    中国的文化有悠久的历史,对于丰富多彩的文化遗产,鲁迅主张要“占有,挑选”。《故事新编》就是鲁迅借用历史题材创作的小说集。在五篇小说中,他借用历史上的人物形象和事件,容纳进大量的现代生活内容,借古讽古,针砭时弊。

    鲁迅的劳绩是多方面的。他的晚年,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精力、财力,来扶植新兴的木刻艺术。

    木刻版画本来发源于中国,但近世寥落,反而在欧洲大为盛行。这种美术形式简便有力,易于为工农大众所喜爱和掌握,鲁迅认为它是“正合于现代中国的一种艺术”,就决定引它“回国”。从1928年主编《奔流》开始,鲁迅即有计划地选登、介绍外国进步的版画。这年冬天,他和柔石等人组成朝花社后,更连续出版了《近代木刻选集》。在这些努力的影响下,中国现代第一个木刻团体“一八艺社”于1929年在杭州成立。1931年上海也成立了同名的木刻团体。当日本版画家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来上海度假,鲁迅邀请他给中国艺徒讲解版画艺术。内山嘉吉为鲁迅的热情所感动,欣然同意。鲁迅亲自参与拟定听课人员名单,亲自筹借会址,还不辞劳苦,不厌琐碎,担任翻译。他每天准时到讲习会来,提着一包版画的书籍和图片,让学生传阅,还为没有准备的学员们准备了木刻用具。

    在鲁迅的大力倡导下,全国各大城市相继出现了更多的木刻团体,形成了蓬蓬勃勃的木刻运动,成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鲁迅始终是这些木刻团体的坚决支持者和诲人不倦的导师。他给青年木刻工作者写了大量的书信,对他们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提出许多宝贵意见。在鲁迅亲切关怀和扶持下的革命木刻,几年间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壮大,相继于1935年、1936年两年连续举办了“全国木刻展览会”。鲁迅为展览会捐款、写序、参加座谈。他抱病参观第二次“全国木刻展览会”,并与青年木刻工作者长谈之后仅10天,就与世长辞了。鲁迅在给一个青年木刻家的信中说过:“巨大的建筑,总是一木一石迭起来的,我们何妨做它一木一石呢?我时常做些零碎事,就是为此。”

    伟大的爱和伟大的憎,构成了鲁迅伟大性格的两个方面。不论爱或憎,都熠熠闪亮,光照千古。

    有一次,在宴席中,林语堂得意地谈起他在香港的一件逸事:当时有几个广东人在讲广东话,像讲“国语”似的。林语堂说:“我就插进去,同他们讲英语,这可把他们吓住了……”

    鲁迅听到这里,忍无可忍,放下筷子,站起来责问林语堂:“你是什么东西!你想借外国话来压我们自己的同胞吗?”这是饱含民族自尊心所喷出的愤火。

    星斗阑干战犹酣。鲁迅把祖国晨曦的出现寄托在中国共产党的身上,满怀信心地瞩望着革命的前途。

    1935年10月,红军经历了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地到达陕北。1936年2月,鲁迅得知这一消息,受到极大鼓舞,他请史沫特莱托人转道巴黎,致电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热烈祝贺这个伟大的胜利,满怀信心地说:“在你们身上,寄托着人类和中国的将来。”

    “一二·九”运动,是北京广大群众掀起的抗日救亡的运动。鲁迅谈到报道,便深有感触地说:“谁说中国的老百姓是庸愚的呢,被愚弄诓骗压迫到现在,还明白如此。”并满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肯定了这场运动产生的必然性。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中国的脊梁”,“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

    1935年底,鲁迅由于长期的劳累,肺病复发,到1936年5月,病情渐重。美国医生诊断说,倘是欧洲人,早在5年前就死掉了。这也宣告了他就要死亡。

    鲁迅学过医,他深知自己的病情,“赶快做”的念头,经常在他的脑子里涌出,催促、激励着他。他觉得自己还有那么多的事情要做。他十分关心当时的政治形势和文艺运动,提出了他对文艺界统一战线的指导性意见。他拖着骨瘦如柴的病体,印着珂勒惠支的版画,筹划《译文》杂志的复刊,翻译《死魂灵》的第二部,编校《海上述林》的稿子……还计划着要为自己编30年集,撰写“中国文学史”,写一部反映中国四代知识分子生活经历的长篇小说……他想得那么多,那么多,唯独没有自己的身体。

    1936年,随着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势的深入,文化艺术界也开展了“两个口号”即“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

    鲁迅拖着病体,在论争中写了《答托洛斯基派的信》等3篇重要文章,表明坚决拥护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无条件地加入这一战线,并说在其中“做一个小兵还是胜任的,用笔!”

    一位文化革命的旗手、伟人,却能怀有一颗这样平常的心,该是达到多高的境界啊!

    1936年10月19日凌晨,黎明前的黑暗,终于吞没了鲁迅。他毕生期待着光明的白昼,并为之奋斗不息,但他已经来不及亲眼看看阳光灿烂的白昼,就过早地病逝了。安葬的灵柩上覆盖着写有“民族魂”3个大字的旗子。

    鲁迅的一生著作巨丰,他的思想、人格、精神,他的一切,都能从作品中再现。

    生命是有限的,可鲁迅精神是永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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