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鲁迅在学习、吸纳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思想后，完成了思想的转变，全力投入了文化批判和社会政治批判中。
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好转，革命根据地的不断壮大，国民党反动派为配合大规模的军事“围剿”，在国统区也进行了文化“围剿”：捣毁进步的文化机构，捕杀进步奋飞的文化人士。
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鲁迅最先投身于争取自由的政治斗争中。1930年，他作为发起人之一，参加了党所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和“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从此，鲁迅的文化革命活动，就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自由大同盟不断开展，组织反压迫、争自由的斗争，鲁迅也参加了，而“将残剩的自由失去”，甚至被国民党浙江省党部通缉为“堕落文人鲁迅”，从此他被斥逐于自己的家乡。敌人不断地盯梢、信检，鲁迅便过着半地下式的生活。
然而鲁迅并没有停息，他用笔诅咒黑暗。向往光明。1931年，当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捕遇害的消息传来，鲁迅悲愤交加。他不顾敌人正在四处捕追的危险，躲在内山完造为他找到的花园庄旅馆里，在极度的悲哀中，思考着流血这件事。之后，他接连写几篇文章，控诉反动派杀害革命作家的罪行。
为了让全世界人民知道国民党反动派的残暴罪行，他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界的现状》把它交给国际友人史沫特莱，让她设法发往国外，史沫特莱担心文章发表后，会危及鲁迅的安全，便请鲁迅再慎重考虑一下。鲁迅毅然回答说：“这有什么关系，中国总得有人出来说话的。”
之后，鲁迅同茅盾等人又起草了一份宣言。宣言和鲁迅的文章的思想，在国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好几个国家的许多作家回电，一致抗议国民党的法西斯暴行。
鉴于文化革命愈深入，反革命文化“围剿”愈残酷，斗争愈复杂的情况，鲁迅发表了《上海文艺之一瞥》的重要演讲，对左翼文艺运动提出了战略性的任务。其中不仅总结了革命文学的斗争经验，还特别强调了革命文学家，必须“和革命共同着生命，或深切地感受着革命的脉搏”，要求“作家的无产阶级化”，还提出要了解革命的实际等。这些内容，对进一步发展左翼文艺运动，创作无产阶级革命文艺，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
鲁迅还从自己的生活感受出发，告诫人们不要轻信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和批评。青年在“内忧外患交迫”的时代，“第一步要努力争取言论的自由”。
“九一八”事变后，针对国民党政府对日本帝国主义“绝对不抵抗”政策，及授意御用文人，侈谈“救国”及“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叫嚣，鲁迅一针见血地揭露这类“宣传”是“做戏”，是“瞒”和“骗”。他在著名的《“友邦惊诧”论》文中，用大量的事实，痛斥“友邦”的实质，是出卖中国，是要在对人民进行“瞒”和“骗”的宣传中，仍使人民沦为奴隶。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同帝国主义的倒行逆施。
风雨如磐，黑云压头。鲁迅用他如椽的大笔，为民族和人民呼唤着文明和自由，又不停地剥开现实中的虚假文明进行批判。
1932年，自称为“自由人”和“第三种人”的资产阶级文人胡秋源、苏汶，大肆宣传超阶级和非功利主义的文艺自由论，用来攻击“左联”无产阶级文学。瞿秋白和鲁迅予以批判。鲁迅鲜明地提出：“生在有阶级的社会里而要做超阶级的作家，生在战斗的时代而要离开战斗而独立，生在现在而要做给予将来的作品，这样的人，实在也是一个心造的幻影”，批判了那些幻想超阶级而自由的作家。
鲁迅十分重视自己的文学活动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为此，他辞谢了不少出国的邀请。“一·二八”后，内山完造夫妇约请鲁迅赴日，苏联也请他去参加十月革命15周年庆典，鲁迅考虑到一旦离开中国就不能了解国内情况，就都没去。朋友们劝他，他说：“没有人应该逃避，必须有人出来坚持战斗！”
鲁迅正是这种脚踏实地为民众争取光明和独立的战士。
1932年，鲁迅参加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并经常参加“同盟会”的活动。他主要是从思想文化方面来配合“同盟会”。
当日本侵略者步伐紧逼之际，鲁迅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利用《申报》副刊《自由谈》这块阵地，发表了大量的时事短评。因现实的黑暗，进步作家“吟不得”，也“无写处”，没有一点自由，故此，鲁迅把这时的杂文结集为《伪自由书》。
与“五四”时期的杂文相比，此刻的鲁迅，对时事、政治的批评，已不是从揭露封建制度罪恶着眼，他在分析社会现象时，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深层的心理痼疾。国内反动派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结果却是屠杀无辜的中国人，推行“逃跑主义”、汉奸哲学，究其根源，这正是被中国文化束缚下的甘做奴隶的思想作祟。可见，鲁迅仍是怀着革新中国文化的目的，来从事自己的文化活动的。
1933年，国民党加强了法西斯统治，民权保障同盟的总干事杨铨被杀害，以此达到恐吓宋庆龄、鲁迅、蔡元培的目的。鲁迅成了国民党拟定杀害人员之一。毫无畏惧的鲁迅，不仅参加了杨铨的葬礼，还坚决不搬家，他对许广平说：“管他呢，就是被杀死了，也打什么紧呢？”就在为杨铨送殡仪式时，鲁迅出门不带钥匙，以示他视死如归、毫不退却的意志。
鲁迅临危不惧，谈笑于刀丛之中，只是“时有对于时局的愤言”，无处发表。只好用谈“风月”，说“琐屑”的曲笔形式来表达，鲁迅称其为“戴着枷锁的跳舞”，故杂文就叫《准风月谈》。
在这些杂感中，鲁迅透过这种种的病态社会现象，仍旧从“立人”的角度，从人生存的角度，来进行批判。“叭儿狗”类型、“流氓”类型等都受到无情的批判。
鲁迅的这类杂文，不是袭用笼统的国民性的概念，而是挖掘造成这种病态现象的根源，含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批判。
鲁迅的杂文从“五四”击时弊，发展到30年代，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它的攻击性和战斗性。鲁迅运用独创的艺术形式，为人们再现了“爱的大纛”，“憎的丰碑”。著名的《为了忘却的记念》、《“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等等，都是传世的经典之作。
鲁迅总是密切联系现实斗争，反对掩盖反动派血腥罪行的“闲适文学”。在与林语堂和“论语派”的批评、争取、论争中，反对林语堂公开倡言“不谈政治”，大力提倡幽默的主张，指出提倡幽默的小品文，实际上是起着麻醉人民的作用，与帮闲、帮凶文学没区别。当前大众需要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而不是“小摆设”。体现了鲁迅一贯主张的“文学是战争”的思想。
1934年，蒋介石为配合军事上的进攻，掀起“新生活运动”，推行“尊孔谈经”的复古教育，并下令查禁书籍，成立了“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鲁迅的著作就有12种被查禁。
在这白色恐怖的狂潮中，鲁迅仍运用各种关系，改换笔名和作法，继续给“无声的中国”掷出匕首和投枪。他着力揭露“新生活”，只不过是腐朽落后的旧生活，从普通生活分析中，对妇女儿童、道德风俗、社会琐闻等，发表了战斗性意见。在剖析人们生活的艰难中，把矛头指向了社会。
鲁迅关注着民族的危难，他向侵略者、压迫者掷出匕首和投枪，尖锐揭露他们的种种罪行。《关于中国的二三件事》、《关于中国的王道》中，深刻概括了几千年来侵略者、剥削者统治中国人民的罪恶史，从本质上揭穿了假“王道”、真侵略的骗局，伸张了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的精神。还在《儒术》、《算账》等文中，引述历史的教训，痛斥蒋介石尊孔运动的实质就是实行文化专制主义，替侵略者清道。
从文化“围剿”到军事“围剿”，从民众的贫困动荡，想到自己如居围城的处境，鲁迅心情激荡难平。当日本的社会评论家新居格访华期间，他写诗相赠：“万家墨面没蒿莱，敢有歌吟动地哀？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
“于无声处听惊雷”，在那“大夜弥天”的年代，鲁迅向往着光明，追求着解放。鲁迅的骨头最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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