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0年2月,鲁迅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左联”文艺运动。从此,他把自己的文化活动自觉地置于党的领导下,在社会革命中发挥出重要的作用。
鲁迅爱青年。30年代成长起来的文学青年,都直接或间接地接受过鲁迅的培养和恩泽。
柔石同鲁迅是师生,也是战友。柔石,浙江宁海人。1925年鲁迅执教北大时,他是旁听生,认识了鲁迅。1928年,当他在家乡参加暴动失败,逃往上海无处栖身时,找到鲁迅。
鲁迅在和柔石的频繁交往中,感到他为人忠厚、善良、满怀理想、吃苦耐劳,非常信赖他。他们的友谊在工作中不断加深。1928年冬“朝花社”成立,次年1月柔石接编《语丝》。为了扶植一点刚健、质朴的文艺,鲁迅同他一起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柔石料理着一切杂务。鲁迅尽力在各方面,尤其是经济上帮助他。
鲁迅关心柔石的创作。对他的长篇小说《二月》,不但有详细的口头批评,还具体地指出优缺点,为它写序。鉴于柔石创作很有人道主义的气息,而对阶级斗争的残酷性、复杂性缺乏深刻的认识,鲁迅经常在这方面提醒他,并用现实斗争的实际帮助他。
“左联”成立后,由鲁迅主编、柔石编辑的《萌芽月刊》,成为“左联”的机关刊物,柔石作为执行委员、常务委员、编辑部主任,很快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共同的事业把他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后来柔石、殷夫等“左联”五烈士牺牲,鲁迅饱蕴真情地写了悼文《为了忘却的记念》。
1929年,一位陌生的青年,给鲁迅寄来了裴多菲的童话长诗《勇敢的约翰》译稿。鲁迅认为:作者是大诗人,“译文极好,可以诵读”,便为之多方奔走,联系出版。从本年11月收到稿子,到最后印刷成书,共历时两年。书印成后,鲁迅考虑到这个青年的经济困难,还主动代书店预先垫付初版的全部版税。
晚年的鲁迅,更是对青年尽心栽培。
1935年,鲁迅在百忙中,却腾出许多时间和精力,来热情关心和支持“奴隶丛书”出版,推出了文艺新人叶紫、萧军、萧红。这3个青年辛酸、辗转的生活经历,“抵得太平天下的顺民的一世纪的经历”。叶紫亲身经历了1927年的大革命的风暴,萧军、萧红则饱受日寇铁蹄践踏之苦,从东北流亡到关内。鲁迅支持他们用血泪写成的书,去唤醒一切身为奴隶的人们,并在生活上关心他们。
“奴隶丛书”推出的这3本书: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租界》、萧红的《生死场》,都是鲁迅亲自过目,提出修改意见,分别为3本书写了序文之后,再由鲁迅以实无其名的书店名义,推荐给有关刊物和书店的。
有一天,萧红问鲁迅:“你对青年的感情,是父性的呢?还是母性的?”鲁迅像往常一样,沉吟了一下就回答:“我想,我对青年的态度,是‘母性’的吧!”
是的,只有把民族和人民的利益视为己任的人,才能有如此高尚的人格和如此伟大的胸怀。
鲁迅对青年是慈母,对革命同志则是真诚的知己。
鲁迅与瞿秋白的亲密关系和战斗情谊,就是一曲动人的乐章。
瞿秋白,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人,卓越的活动家、宣传家和文学家。鲁迅十分敬重他。在没见面之前,他获悉瞿秋白正在从事文艺译著和愿意参加并领导“左联”的活动时,就说:“我们抓住他!要他从原文多翻译这类作品!以他的俄文和中文,确是最适宜的了。”
为了让读者更好地理解《铁流》,他特约瞿秋白翻译《铁流》原译者没有译出的序文部分。这是两人文字交往的开始。
后来当鲁迅译的《毁灭》出版时,送给瞿秋白一本,两人开始通了信。
1932年、1933年,瞿秋白曾两次避难于鲁迅家中。虽然鲁迅自己身处险境,但还是坦然地接待和保护了他。这时,两人常常彻夜长谈,共商文艺工作和社会斗争的策略。瞿秋白经济上有困难,鲁迅要勉力接济他,他又不肯随便接受。鲁迅就想办法让他出版一些书,以便获得稿费。为确保瞿秋白夫妇的安全,鲁迅几费心思,帮他们找个合适的住处,然后自己又搬家,以使离瞿秋白家更近,过从更密,友谊益增。鲁迅新搬的居所,就是他在沪的最后寓所。
在相互了解的基础上,瞿秋白为鲁迅编了一本《鲁迅杂感选集》,还写了一篇很长的序言,对鲁迅进行了有创见的和相当正确的评价。
鲁迅曾书写清人何瓦琴的集禊联句: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16字赠瞿秋白,充分表达了他们心心相印的战斗友情。
在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候,鲁迅不仅帮助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的新战士,而且还为不少著名的共产党人做了很多好事。
瞿秋白被捕及牺牲以后,鲁迅在很长一个时期内悲痛不已。他扶病编辑亡友的译文,从编辑、校对,到题签、设计封面等工作都由鲁迅经办,考虑到直接表现作者政治思想的作品须要征得党的同意,他便决定只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这就是托内山书店寄到日本印成的两册精美的《海上述林》。
这本书寄托了鲁迅对亡友深深的悼念之情,由于当局的压迫,书的上册出版时,署名“诸夏怀霜社校印”,“诸夏”即全国,“怀霜”是秋白原名,意即全国人民怀念秋白同志。为了向敌人示威,鲁迅和其好友在极端困难的环境下,像捏一团火一样赶印烈士的著作,鲁迅的功绩永远值得珍念。
鲁迅是怀着对党的信赖,对革命人的敬仰献出自己的一片爱心。
方志敏生前与鲁迅没有交往。这位红军高级将领,不幸被捕后,在狱中利用各种条件,克服重重困难,为党写了许多文稿和密信。这些密信都是在深夜里用米汤写成的。为了能把这些文件安全地送给党,方志敏苦苦思索,终于想到了鲁迅、宋庆龄。
几经周折,终于把信送到内山书店。
鲁迅收到信,打开一看是几张白纸。待用碘酒擦后,显出了字。鲁迅仔细地看下去,心紧缩起来,双眼也模糊了!这是一封怎样的信啊!又一位著名的共产党员,抱着为革命牺牲的决心,在千里之外,垂危之际,把最神圣、比生命还重要的密件相托于自己,一个他所不相识的人,这是何等的信任和重托,又是多么珍贵的情谊!
鲁迅从内山书店收到了方志敏托人送来的纸包,原来是《可爱的中国》、《清贫》两篇文稿。在那白色恐怖十分严峻的日子里,鲁迅烧毁了不少文学材料,却冒着生命的危险保存了这些革命文物。
1936年的一个深夜,鲁迅大病稍愈,才能坐起。他听细雨淅沥,想到远方来信——为白莽遗诗约写序文,倍感凄凉、惆怅,便力疾奋笔,写了《白莽作〈孩儿塔〉序》一文:
这《孩儿塔》的出世并非要和现在一般的诗人争一日之长,是有别一种意义在。这是东方的微光,是林中的响箭,是冬末的萌芽,是进军的第一步,是对于前驱者的爱的大纛,也是对于摧残者的憎的丰碑。一切所谓圆熟简练,静穆幽远之作,都无须来作比方,因为这诗属于别一世界。
殷夫(白莽)的诗是“属于别一世界”——无产阶级的,是不朽的;鲁迅献给党的忠诚、同志的爱,更是应该永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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