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了血腥的“四一五”事变，鲁迅信奉的进化论思路因此轰毁，开始被日益增长的阶级论、唯物史观所取代，他把视野投向了马克思主义学说。
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是一门先进的社会科学。它不否定个性解放，但它强调在阶级社会里，只有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和压迫，消灭了种种不平等，人的个性才能真正得到解放。它强调人的解放是同社会的解放紧紧连在一起的。这正是鲁迅当时思考的问题。因此，鲁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系统研究和探索，也是对人类现代文明成果的吸收。
1927年10月，从广州抵达上海的鲁迅，辞绝了政、教界的邀请，专注于自己从事的文艺运动和著译工作。
办刊物，是鲁迅这时期主要致力的工作。
1928年6月，鲁迅同另一位著名的作家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发表“关于文艺的著作，翻译以及介绍”。鲁迅在上面连续译载了苏俄的《文艺政策》，这是鲁迅有计划地介绍无产阶级革命文艺理论的开始。
1928年11月，鲁迅又与文艺青年柔石等人，组织了一个新的文艺团体“朝花社”，“目的是介绍东欧和北欧的文学，输入外国的版画”。
在鲁迅办刊物、组织文艺社团以外，1928年，还就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等一些问题，与创造社、太阳社之间，开展了一场激烈的论争。
“创造社”成立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早期提倡“为艺术而艺术”的文学主张。因为它的成员中留日的较多，多受日本无产阶级文学的影响，归国后就主张提倡无产阶级文学。成立于1928年的太阳社，赞同创造社的主张，在政治方向上二社是一致的。
鲁迅自新文化运动退潮后，一直都在寻求战友，他到广州就计划要与创造社联合。创造社方面本来也有联合鲁迅共同战斗的意思。但由于创造社、太阳社不了解中国革命的实际，不真正了解鲁迅的思想，竟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学之初，就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鲁迅，说在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时代，鲁迅是“封建余孽”，对鲁迅进行了不恰当的批评。
鲁迅抓住“革命人做出东西来，才是革命文学”这一根本，集中批评他们宗派主义和脱离实际斗争的“左”倾空谈。
这次论争，从政治上说，双方都要求革命，拥护无产阶级；从文学上说，或提倡革命文学，或拥护革命文学本身，而对提倡者的某些错误，提出严正批评，为的是革命文学的健康发展。经过论争，互相纠正，趋向团结。
这样一场来自革命营垒的大规模的围攻，对鲁迅触动很大。他开始更自觉地看重钻研哲学和文艺理论方面的著作。他感到论争中可供参考的理论太少了。因此，他就开始购置并译介马列主义的文艺论著。1928年起，鲁迅购买中外文的马克思主义书籍很多，仅1928年，就购入60多册。后来鲁迅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
鲁迅不仅自己努力学习马列主义科学理论，还认真译介科学的文艺理论。他把这一工作比做希腊神话中的普罗米修斯窃火给人间。也由于这项工作的牵线，使他与共产党员冯雪峰相识、相见、交谈，冯雪峰逐渐成为鲁迅与党之间的一个联系人。
亲身经历的革命实践，使鲁迅认识到马列主义是真理，他如饥似渴地购买书籍，如饥似渴地学习。为了给造反的“奴隶”私运“军火”，他非常希望“有切实的人，肯译几部世界上已有定论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
1929年，鲁迅担负起传播的艰巨任务。当时马克思主义的文艺论著不多，散见的片断言论也没有收集，所以普列汉诺夫、卢那卡尔斯基乃至托洛斯基的文艺论著，便被那时公认为是马列主义的书。
1929年6月，鲁迅同冯雪峰共同编辑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开始出版。鲁迅翻译的一些论著在上面发表。
鲁迅是以严谨的科学态度从事翻译工作的。他主张翻译要直译，尽力保持原文的风貌。他感到中国文学的多义性，使人们阅读时概念不明晰，逻辑性不强。因此，要改变中国人这一思维特点，除思想革命外，还要进行语言文字改革。可见，鲁迅就是在翻译中，也不忘校正中国人传统的阅读心理。
鲁迅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研究译介，是在比较、鉴别中进行的，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批判中汲取，因此，使他在理论上、思想上打下了马克思主义的坚实基础。
窃得“天火”之后的鲁迅，总是设法让它充分“燃烧”。1928年10月当日本的《马克思读本》传到中国时，鲁迅就指导许广平学习，他用5个月的时间，把日文转译为汉语，讲给许广平。鲁迅相信这个真理，不但用它来“煮自己的肉”，还以之教育周围的人，使真理之火从自己身边燃起。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补益，使鲁迅学会了辩证法，掌握了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在实践中，也使他的见解具有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知灼见。鲁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译介，遭到了具有资产阶级意识的梁实秋等人的反对和攻击。
1929—1930年间，以梁实秋、胡适为代表的“新月派”，针对无产阶级文学的蓬勃兴起，公然宣扬资产阶级“人性论”，说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把阶级的束缚加在文学上面”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政治思想。
鲁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方法，从文艺反映生活方面，也从作者的阶级性方面，完整地、精辟地阐明了，在阶级社会里，人是有阶级性的，文学也是有阶级性的。“新月派”宣扬“好政府主义”，不过是为掩盖国民党反动派的种种罪恶而已，其实质是攻击无产阶级文艺运动。
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补益，为鲁迅提供了从事文化事业的新武器，也为他纠正“只信进化论的偏颇”，找到了理论上的依据。这种善于在实际斗争中，不断求新，不断扬弃，不断自我解剖的精神，正是鲁迅光辉人格的再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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