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4年，风起云涌的“五四”运动退潮了。革命重心开始南移。北京的新文苑一片寂寞。
望着昔日与自己戮力奋战的同人开始分化，有的高升，有的隐退，有的前进，留下来的鲁迅，真感到自己仿佛是走在“没有花”的“沙漠”中，“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无边的孤独袭上了鲁迅的心头。
回顾自己这些年来从事改造国民性的启蒙工作，并没有得到多少人的呼应；设计出的以个性解放求得社会变革的方案，在现实中却到处碰壁；一直信奉进化论，认为青年都是好的，可实际中青年人也分好坏，不全都是“新”的……这一切，让鲁迅感到，在沉睡这么多年的中国，自己并不是振臂一呼就能改变落后中国面貌的“英雄”，从而，对自己的思想产生了怀疑。
“梦醒了却无路可走”，这对鲁迅说来，是多大的悲哀！他在一首《题〈彷徨〉》诗里写：“寂寞新文宛，平安旧战场。两间余一卒，荷戟独彷徨。”
其实，“彷徨”是自我写实，也是自谦。苦闷中彷徨，绝望中抗争才是真实的鲁迅。
1925年写作的散文诗集《野草》，就是鲁迅心灵裂变历程的伟大记录，是他内心矛盾冲突的真实反映。集中的《过客》、《这样的战士》等篇，以浓厚的诗人气质，塑造了一位心怀孤独、身感劳顿却执著前进的战士形象。
《野草》的艺术风格是独树一帜的，它以新鲜纷呈的艺术表现手法，开了中国现代文学散文诗的先河。
鲁迅在急切地寻找着新的战友，探寻着变革中国社会的真正出路。
1926年，鲁迅南下，途经上海，来到厦门。
这时大革命的风暴正在南方蓬勃兴起。北伐军一路接连攻克长沙、汉口，包围武昌。另一路从广东汕头出发，进军福建、江西；闽南厦门一带，受到很大震动。这一切，使刚到此地的鲁迅感到极为兴奋。当看到厦门的居民，自动地挂旗结彩庆贺北伐胜利时，给他以新鲜美好的感觉。
鲁迅决定在厦门大学教书。
在这里，鲁迅担任“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两门课程的教师，还兼任国学院的研究教授。学生听他的课，“就像小学生听老师讲有趣的故事那样，唯恐时间过得太快”。鲁迅这些课程的讲义，最后整理为《汉文学史纲要》。
学生视鲁迅不仅为先生，更是引路人。他们怀着强烈的愿望，向鲁迅提出各种问题。
有一次，一群青年学生同鲁迅谈起当地的文艺现状，感到很不满意，他们要求鲁迅指导，办个刊物。鲁迅满口答应：“好的好的，我一定帮助你们！”
“不过，我们的作品多半是幼稚的，会使先生失望的。”一位青年学生说。
鲁迅站起来，热情地说：“你们不要怕幼稚，成熟是从幼稚变来的；初学的人，也只能如此。”
鲁迅的支持像一阵温暖的春风，把厦大学生的文艺花蕾吹开了。
厦门，并不是世外桃源。北京的沉闷、思想文化界的污浊，在这里也同样存在。厦门大学也是环境气氛恶浊。鲁迅形容厦大，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边上”。
厦大校园到处提倡尊孔复古，每周四上午要开纪念周会，讲的不外是《论孔教的真义》、《孔子何以是圣人而不是神人》的演讲，学生们很反感。
一次，鲁迅应邀在大礼堂作讲演。他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登台，开始了富有鼓动力的讲题：《少读中国书，做好事之徒》。针对复古读经的时弊，劝青年学生“不必多读中国之书”。
鲁迅对青年总是爱护备至，但也有被利用和无端攻击的时候。高长虹，是个有才华的青年，曾得到鲁迅的培养和生活上的接济。此刻却要反叛权威，无端地攻击、污蔑他，这深深地伤害了鲁迅。
在秋冬之交的无数个夜晚，鲁迅伫立在窗前，望着屋前鼓浪屿上的日光岩，听着屋后南普陀寺院里做牵丝傀儡戏传来的阵阵鼓声，心潮难平。他回顾自己这些年的经历，结合身边发生的事，开始意识到，他一向信奉的进化论，是有“偏颇”的，“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符合事物发展的总趋势，但在现实斗争中，青年也不能一概而论之，青年中也存在着鲜明的政治分野。鲁迅说：“我离开厦门的时候，思想有些改变。”
为了给自己的思想历程作一次总结，他怀着“一面是埋葬，一面也是留恋”的心情，把1907年至1925年间的杂文，题名为《坟》，并写下了光芒四射的名言：
我的确时时解剖别人，然而更多的是更无情面地解剖我自己。
鲁迅是青年人崇仰的导师。他害怕自己所受的旧文化、旧思想影响留下的“毒气”、“鬼气”沾染到下一代，所以他总是自己正视着因袭下来的“毒气”、“鬼气”，在不断的反省总结中，把光明指给青年。
鲁迅根据自己的思考，在《坟》中，明确肯定了一个崭新的思想：
然而世界却正由愚人造成，聪明人决不能支持世界，尤其是中国的聪明人。
从此他告别了唯心史观，踏上了唯物史观的门槛。虽然启发群众的觉悟，始终是鲁迅努力从事的工作，但在思想认识上，经过这一两年的实践，已使他感到，第一位的工作还是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而不仅仅是少数先驱者的启蒙主义。
逐渐走出苦闷，摆脱“彷徨”的鲁迅，对劳动人民倾注了由衷的热爱。他在演讲中，不断阐明“愚人”支持世界的观点。同时，他也在追怀往事的叙述中，开始挖掘劳动人民身上所具有的人性最美好的东西：善良、勤劳、质朴；赞美并想往不受封建礼教束缚的，存活于底层人民中的人性世界。散文集《朝花夕拾》，就真实记录了鲁迅这一情感。当然，在他的散文中，也流淌着对封建礼教的恨。
为了更多更清楚地了解革命的形势，1927年春天，鲁迅来到“革命策源地”广州。
当时广州已成了革命的后方，中山大学被称为革命的“摇篮”。广东区委为了加强文化思想战线上的力量，积极联系并安排鲁迅到中山大学，还派中共党员毕磊多陪鲁迅。
鲁迅是抱着希望而来，他对青年寄托着希望。毕磊等进步学生经常来访，给鲁迅带来一些党的刊物，同他交谈对广州政治形势的看法；右派学生也来，但鲁迅渐渐觉得他们不好，就冷淡他们。与不同学生的交往和看革命书刊，使鲁迅迅速地了解了广州复杂的斗争形势。
1927年2月18日，鲁迅由许广平陪同，到香港青年会，作了演讲：《无声的中国》、《老调子已经唱完》，由许广平译成粤语。演讲针对当时的中国，尤其是香港的现实，有感而发。其内容主要是坚决反对传播封建思想的文言文，反对再唱封建文化的老调子。而且还揭露帝国主义鼓吹中国的“国粹”，就是“利用了我们的腐败文化，来治理我们这腐败民族”。
当时的香港文坛冷落无声，被称为“沙漠之区”。鲁迅认为这估计太颓唐了，他说：“沙漠也是可以变的！”他要求青年要“大胆地说话，勇敢地进行”，努力把中国“变成一个有声的中国”。
鲁迅在中大琐碎而繁杂的教务工作之余，极为关心青年。他要求“青年们要读书不忘革命”，“以从读书得来的东西为武器”，向一切旧制度、旧习惯、旧思想开火。
4月8日，鲁迅在共产党员应修人的陪同下，来到黄埔军官学校演讲。此时广州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鲁迅用《革命时代的文学》为讲题，结合革命的经验教训，认为：对革命事业来说，暴力比文学更重要。
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使支持革命的人们欢欣鼓舞。可鲁迅面对社会和学校的种种劣迹，却感到危机四伏，难于开怀。他担心人们放松警惕，丧失革命的成果，便作了《庆祝沪宁克复的那一边》一文，向人们发出了要“永远进击”的忠告。这是鲁迅总结几十年斗争血的教训，不断吸收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学说的思想结晶。
4月12日，蒋介石叛变革命。4月15日，广州反动军警发动突然袭击。中大学生数人被捕入狱。鲁迅因想尽办法营救学生无效，愤然辞去中山大学一切职务。
血的教训如此沉重，完全冲毁了鲁迅20年来所信奉的进化论和“尊个性”的思想，也表明了鲁迅将用新的思想武装自己。
杂文《而已集》记下了鲁迅在广州的光辉战斗业绩和思想转变的历程。
1927年9月27日，走出彷徨，永无休止战斗的鲁迅，和许广平离开广州，开始了新的求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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