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鲁迅以生命的进化来论证社会改革的必要。“尊个性”使他寄希望于少数先驱，以求启蒙民众的个性觉悟；进化论则又使他寄希望于青年，尤其是知识青年。因此，培养和教育青年，是鲁迅毕生所从事的重要工作之一。
鲁迅在致力于文化革新的工作中，坚持时间最长的是教育。留学归国之初，他从教。之后，从1920年起，直至1926年他离开北京，先后在北京的8所学校兼课，时间长达6年之久，其中主要是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在大学里他开始系统研究和讲授中国小说史。治学严谨，眼光敏锐，占有史料丰富，语言风趣，是鲁迅讲课的特点。他讲课的时候并不是照本宣科，而是就讲义上的论点加以发挥补充。学生们听他讲课实在是听先生对社会说话。一次，他对学生说：“许多史书对人物的评价是靠不住的。历代王朝，统治时间长的，评论者都是本朝的人，对他们本朝皇帝多半是歌功颂德；统治时间短的，那朝代的皇帝就很容易被贬为‘暴君’，因为评论者是另一个朝代的人了。秦始皇在历史上有贡献，但是吃了秦朝年代太短的亏。”学生们感到听他的课，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鲁迅跟学生平等相处，从不随便责备人。他有晚睡晚起的习惯，这在日本时就是如此，为的是晚上安静，可以提高效率。有些初见面的青年，不知道他的这个习惯，往往一大清早就去看他。鲁迅全不在意，照例热情接待。他们在鲁迅寓所，谈人生、社会、文学和学习等问题，兴之所至，不知不觉几小时过去了。晚间离去时，鲁迅总是亲自端着煤油灯送他们出门。待到他们的足音在寂静的街上消失了，他才回到屋里，开始工作。在和青年亲密的交谈中忘掉疲劳，得到安慰，于是燃起一支烟，在油灯下继续写着为“正人君子”之流所痛恶的文章。
有一次，一个北大学生来到鲁迅寓所，往床上一坐，脱下鞋来，让鲁迅替他拿去修理。鲁迅立即照办了。鞋修好了，这个学生不仅没有道谢，反而埋怨修得太慢了。后来，有人问及鲁迅这件事，鲁迅说：“有这回事，这就是进化论的影响，进化论牵制过我……现在不再给人去补靴子了，不过我还是要多做些事情。”鲁迅和他过去的学生孙伏园外出旅行时常常是先生给学生打铺盖。孙伏园把这类事比做耶稣给门徒洗脚。这表现了鲁迅对后来者的仁厚虔诚的心。
鲁迅与学生相处，既乐于助人，也坚守原则。他发现学生的缺点，就给以严肃的批评，帮他们改正；看到他们的长处，就虚心学习，绝不以导师自居。1923年1月，北大学生魏建功因不满意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对他们演剧的评论，利用爱罗先珂的残疾，在报上公开加以嘲弄、奚落。鲁迅很生气，认为这种作法太不道德，就写文章批评他，并赞扬爱罗先珂的评论是对中国青年真正的爱。魏建功终于认识了错误，深感内疚，后来和鲁迅建立了很好的友谊。又如在北大旁听鲁迅讲课的许钦文，经常得到鲁迅的指点，写出作品来发表。但鲁迅却向他表示，在描写学生生活方面，自己不如他。后来写小说《幸福的家庭》时，还在题目下面标明“拟许钦文”几个字，承认这篇作品模拟许钦文《理想的伴侣》的笔法，借此为他做“广告”——扩大这位初露头角的青年的社会影响。这充分体现鲁迅奖掖后进的良苦用心。
培育青年，鲁迅以殉道者的姿态，爱才若渴，不计辛劳，可得到的也不全是甘甜。
1923年7月，鲁迅家中发生了“兄弟失和”事件。鲁迅和周作人，因家庭经济纠纷，导致彻底决裂。这给鲁迅带来的伤痛，终生难平。
鲁迅与二弟周作人年龄相近，从童年到“五四”时期，走着差不多相同的人生道路。大体一致的思想基础，使情同手足的兄弟，并肩战斗在新文化运动中，长兄为二弟的成长，赋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和爱：学业上帮助他，经济上接济他。
周作人富有才华，却性情怯弱。结婚后，一味地轻信太太羽太信子——这位日本女人歇斯底里的谗言，酿成兄弟不和。鲁迅几经努力，终没能缓和兄弟二人的关系。后来周作人在新文化阵营发生分化后，与鲁迅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之路。可见他们的决裂也是必然的。然而鲁迅却从中深深体会了人世沧桑。
在复杂斗争中，为青年把握航向，鲁迅是竭尽心力。
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任小说史课。这期间正是女师大学潮爆发前期。
鲁迅敏锐地抓住妇女争取解放这一社会问题，借用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社会问题剧《娜拉出走》的寓意，作了《娜拉走后怎样》的讲演，指出娜拉出走绝不是妇女解放的根本出路，觉醒了的妇女，要取得真正的解放，就要树立远大目标，参加改革社会的实际斗争。接着又在《未有天才之前》的演讲中，告诫青年要接近民众。这无疑为不久发生的学潮运动做了思想上的准备。
1924年2月，曾留日归国的杨荫榆，做了女师大的校长，对学生实行封建专制，引起学生的强烈不满，矛盾十分尖锐。社会上的资产阶级自由文人和封建卫道者，齐声指责学生的反抗是越轨行动。鲁迅立刻意识到这是一场革新与倒退、反压迫与压迫的斗争。他支持学生的行动。1925年1月，杨荫榆开除了因军阀混战、交通阻塞无法归校的3名学生，引起学生公愤，学潮爆发。
鲁迅先是谴责杨荫榆践踏学生要求个性自由，争取民主的恶行，教育学生，中国要得救，必须反对卑怯的性格。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斗志，要求由师生代表维持校务，使矛盾公开化。
之后，鲁迅又针对资产阶级自由人陈源想为反动政府“整顿学风”制造舆论，挑动北洋军阀加紧迫害的目的，表明了自己支持学生，不再“沉默”的决心。
这时，发生了“五卅”惨案，全国人民奋起反抗帝国主义的暴行。女师大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斗争。鲁迅向青年学生提出要“韧性战斗”、“以血还血”的斗争原则。
随着反帝斗争的深入，女师大学生把反帝同反封建教育的斗争结合起来，竟遭到杨荫榆的反动镇压。这一行动立即遭到北京大学等23所学校提出的抗议，要求撤销杨荫榆的职务。
北洋军阀决定由教育部下令停办女师大。以鲁迅为代表的“校务维持会”，带领着许广平等学生骨干，与反动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社会的广泛支持和同情下，女师大另立新址，还举行了开学典礼。
鲁迅拖着病体，一边带领青年学生与北洋军阀抗争，一边撰写文章抨击鼓吹读经的“甲寅派”，提出了用革命的暴烈手段来反抗这旧社会的主张。
女师大学潮终于胜利了！它构成了反帝爱国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鲁迅在这场斗争中，指导了学生运动，也开始接受无产阶级社会革命论的思想影响。
面对学潮的胜利，回顾辛亥革命以来的深刻教训，鲁迅大声疾呼：胜利者不能放松警惕，以免丢掉胜利成果，重演历史悲剧。还发表了著名的《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
1926年3月18日，因大沽口事件，引发北京学生请愿运动，抗议段祺瑞政府的卖国行为。结果遭到段政府残酷的镇压。鲁迅的学生刘和珍、杨德群惨遭杀害。
鲁迅悲愤难平。他由青年的血，看到了这是一个非人的世界：压抑个性，摧残自由，统治阶级虚假欺骗；由青年前行的身影，看到了“真的猛士”：不畏强暴和黑暗，为争取光明而战；也由青年的血，看到了改革旧世界，需有“血”和“污”的长期作战，而请愿的方式他是不赞成的，于是他写了《记念刘和珍君》。
鲁迅带领着女师大这支年轻的文化新军，在同反动北洋军阀、封建教育制度的斗争和对抗中，争取的是人性的自由、和平的世界。而现实的残酷，在让鲁迅期望青年不做黑暗的附属物，要为光明而斗争时，留给自己的则又是难以排遣的寂寞和彷徨。
鲁迅有着宽广无私的爱心，也应有人间最美的情感——爱情。可这对鲁迅说来，又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啊！早在1906年春夏之间，鲁迅弃医从文，刚刚来到文艺的入口处时，母亲就为他包办了一门亲事。
出于对孀居慈母孤苦无依的同情，也由于封建传统势力的无形羁绊，又想到自己以身许国，生命也许不会长久，鲁迅无奈地屈从母命，同一个素不相识、名叫朱安的女子结了婚。婚后第四天，鲁迅就带着二弟周作人结伴返回东京。
对于这桩无爱的婚姻，鲁迅后来对他的挚友许寿裳说：“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供养她，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鲁迅尊重朱安的人格，也十分同情她的不幸。但是他和这位没有读过书、出身封建家庭的有钱小姐，却有着无法沟通的距离，只能带着无法弥补的心灵创痛，为偿还4000年的历史旧债，“陪着做一世牺牲”，维持着形式上的夫妻关系。这虽能减免女方被离弃的痛苦，也在形式上安慰了母亲，但换来的却是自己精神上的孤寂和哀愁，感情上的自我抑制。这种宁可牺牲自己，也不愿伤害别人的精神，足以显示鲁迅人格的一斑。从这一点讲，鲁迅和朱安都是封建婚姻制度的牺牲品。
正因为有着这样的生活经历和感受，使鲁迅愈加深刻地体会到封建制度的罪恶及其对人性的摧残，更加坚定了他反封建的决心。
真正属于鲁迅的爱情，苏醒于洒有淋漓鲜血的爱国主义运动中。1923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教书时，积极支持学生反专制、争自由的斗争。作为女师大学生的许广平，经常聆听鲁迅的教诲，并在先生的引导下，更积极地投身于社会思想斗争中，成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之一。和许广平的交往，给鲁迅带来了感情上的慰藉，精神上的平衡，使他那强制抑制而沉睡了的爱情苏醒了。他们在女师大相遇，在反封建的学潮中相知，在相互支持的战斗中培养着师生之谊、男女之情。共同的命运和斗争的经历、目标，使他们一个带着爱情的来潮，一个带着被沉寂多年、终于苏醒的爱情，开始了他们“携手共难危”的生活。在他们仅有的10年夫妻生活中，许广平不仅成为鲁迅的忠实战友、同志、伴侣、朋友，而且还成了鲁迅从事文化工作的得力助手，使鲁迅后10年的著作多于从前的20倍，创造了鲁迅一生中最辉煌的后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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