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最先以小说的形式,向封建社会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取名为《呐喊》,是有其深刻的寓意的。
辛亥革命后,他看到了中国社会进步思想的低潮,感到了旧的势力没有从根本上得到改造。特别是封建主义的复辟潮流,极大地刺伤了鲁迅。希望与失望,在他的心中碰撞着、交织着。
1918年5月,鲁迅在提倡“科学”、“民主”的刊物《新青年》上,发表了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把自己积蓄多年的情感和思想,成功地融化在小说的结构中,使小说形成了巨大的震撼力,在展示狂人与社会、与人的矛盾对立中,暴露了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并借狂人之口,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声音,向传统的封建专制制度发出了激烈的呐喊和挑战。鲁迅一面向人们展示“吃人”社会的百丑图,揭示出社会病态的症结所在,一面又将反抗的意志传达给了读者。
鲁迅《呐喊》所面对的对象是复杂的,既有沉重的文化负荷,又有麻木的人们;既有漫长的历史,又有光怪陆离的现实存在。他不仅要和几千年痛苦的灵魂们对话,而且还要同身旁的迟钝的同胞们交谈。鲁迅是含着沉重的悽怆来拷问国人灵魂、挖掘其存在的根源的。
封建礼教吃人,封建文化吃人,封建社会吃人,是鲁迅小说着重揭示的主题。
1918年冬创作的《孔乙己》,通过塑造可悲可笑的孔乙己形象,有力地控诉了腐朽的封建文化、科举制度的吃人罪恶。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个月,鲁迅发表了《药》,小说以革命者夏瑜牺牲、小茶馆主人华老栓夫妇取夏瑜的血医治痨病将死的儿子为两条线索,再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觉者与麻木不仁的民众之间的悲剧冲突,形象地提出思想启蒙的重要。
是什么造成群众的愚昧无知?鲁迅又在几篇小说中给予了思索和揭示。
《明天》写了市镇贫民的单四嫂,在亡夫丧子的悲惨境况中,孤苦无助的凄凉,鞭挞了封建制度的统治这一形成人世间冷漠、隔绝的根源。
《风波》描写1917年张勋复辟期间,一根早被剪掉的辫子在七斤家引起的风波,批判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揭示了封建专制制度下封闭、保守、落后的生活环境对人的文化心理的制约。
《故乡》则以“我”回故乡的见闻所感,暴露了封建政治制度、文化心态对美好人性的摧残。闰土的童年形象是人性最美的化身:天真、机智、勇敢、活泼、富有生气;而饱经苦难的成人闰土,则变得悲怯、懦弱,这巨大的反差,激起了“我”心中无限的悲哀!现存的经济、文化制度对人不仅是肉体上的摧残,更有精神上的戕害!
鲁迅对农民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这一基本态度,使他一面帮助他们挖掘造成不幸的根源,一面把悲惨的人生景况指给他们看,猛促其觉醒。鲁迅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个从被压迫群众的立场反映农民问题的伟大作家。
1921年,鲁迅创作了不朽的名篇《阿Q正传》。小说真实地描述了当时中国社会的灰色图画:麻木的人们,专制的统治,变幻莫测的政治风云,以及几千年来的封建文化给人带来的变态与畸形的心理。鲁迅在对阿Q精神胜利法的艺术再现中,为我们勾勒了一个愚弱国民的灵魂,并把中国人潜在的心理因素生动揭示出来。阿Q的出现,对于安于现状、丧失自我意识的国民来说,无疑是猛醒的警钟。同时也再提思想启蒙的迫切性。
鲁迅在“五四”前后,用小说形式对封建社会作全面的反思和批判,充分显示了“五四”文学革命的“实绩”。
从扭曲人性正常发展的角度,来批判封建文化专制制度的罪恶,主张社会改革是鲁迅这个时期的杂文着重揭示的思想。
1918年,《新青年》开辟了《随感录》专栏,发表作者们对社会和时事的短评。鲁迅所写的随感录,短小精悍,直击时弊。他首先对封建伦理道德进行了反思和批判。
封建节烈观是束缚妇女的沉重枷锁。鲁迅指出,封建统治阶级宣传节烈思想,不过是把女人当私有物和牺牲品,以维护统治阶级的特权,是“害己害人的昏迷和强暴”,要除去它,争取做人的资格。
封建伦理道德推崇顺伦的长者为尊,长者对幼者有绝对的支配权力,鲁迅从父子关系、关心儿童的角度,揭露了这是对人性的蔑视,并提出了在改良社会的前提下,确立新型的父子关系的设想:“要先从觉醒的人开手,各个解放了自己的孩子。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把具体问题同社会改革紧紧联在一起的观点,是鲁迅高屋建瓴、不同凡响的杰作。
剖析国民的愚昧落后,鲁迅总是从文化深层来挖掘其原因。他的随感录,从人们愚昧无知的习俗现象中,批判了封建统治阶级一贯用封建迷信毒害人民、“连科学也带妖气”的愚民思想,大声疾呼要提倡科学。
鲁迅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高举着反封建的战旗,越战越猛。引起了“国粹派”、“学衡派”的激烈反对。
“国粹派”是以林琴南(即林纾)为代表的封建遗老,公然反对新思潮、新文学。虽然林纾在中国近代翻译了大量的外国作品,但在新文化运动中则代表了最腐朽的封建势力,他们在“保存国粹”的名义下,维护旧孔教和文言文,反对一切改革和进步,鲁迅予以了坚决的还击。他从中国人的生存角度,提出“要我们保存国粹,也须国粹能保存我们”。表现出鲜明的反封建文化的革命精神。
以留学欧美的大学教授为代表的“学衡派”,摆出“学贯中西”、“博古通今”的样子,到处标榜“昌明国粹,融化新知”,鲁迅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不过是他们拿点西洋“新知”来点缀封建主义的“国粹”,达到反新文化运动的目的。
鲁迅短兵击“时弊”的杂文,取名《热风》。
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坚,鲁迅那忧愤深广的呐喊,并不是停留于表层上的感伤和喊叫。他对人生痛苦的揭示,也不单单停留于自我失落的过程里,而是把笔锋直接指向中国文化的结构之中。
1925年完成的小说集《彷徨》,展示给人们的也就是这样的领域:
《祝福》从对祥林嫂悲惨命运的控诉中,再现出的是鲁镇社会各阶层营造出的封建的精神秩序,在这种由风俗与习惯所构成的文化氛围中,个人的悲剧,又何尝不是一种文化的悲剧!这是对中国精神文化的反省,从中看出倘若不从根本上改变中国的文化结构、人们的心理结构,祥林嫂们的不幸就摆脱不了。
传统的文化对人的损害是残酷的,孔乙己是受害者,陈士成也是。这些寄生于陈腐文化中的人们,既不能创造一种活生生的人生,也不能真正摆脱潦倒穷困的窘境。鲁迅正是从这个意义上,主张青年应少看中国旧书,他用文学形象告诉人们:是中国旧文化的保守、落后的一面,扼杀了中国人的生命。中国的传统文化从政治到经济,从道德到信仰,从风俗到习惯,无不渗透着封建的毒汁。
鲁迅改造国民性的思路,是要让觉醒的知识分子来从事启蒙民众的任务。可是《伤逝》、《在酒楼上》、《孤独者》中的主人公形象,有了觉醒的意识和做人的要求,却在现实压力面前,充满悲凉,充满痛苦,他们的坎坷经历让人们看到的是中国知识者生存的艰难,是人的心理结构与中国社会文化结构的对立。人的愿望、自我的热情,只能存在于内心之中,一旦走向现实社会,则是陷入无法摆脱的心灵困顿,美好的梦想就要毁灭。这是何等的悲哀!
鲁迅的小说,不仅真实地写出了中国外在社会形态的普遍黑暗,而且也写出了人的灵魂的“深”来,再现了纯真的人的声音。他把人的解放同社会启蒙意识生动交织在艺术的空间里。在这些作品、这些人物形象的背后,站着的是一位大彻大悟、敢说敢笑、敢打敢骂的鲁迅。他发出的呐喊,正是时代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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