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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天，“德国亲戚”带着“命令”来到妈妈跟前时，玛丽娅一直躲在妈妈的卧室门外听着。妈妈哭够了才大声说：“这下你该满意了吧？我忠于了我的祖国，却毁了我的爱人，毁了两个人和两代人的生活。”“德国亲戚”说：“你可以告诉他了。”妈妈说：“我现在都成这个样子了，怎么见他？我已经不是他心目中的那个人了，早就不是了。”“那你是不打算告诉他了？”“不。”妈妈吼了一声说，“我就是不知道怎么告诉他。我听王实诚说，他又要去德国，再去就是第六次了。不能再去了，不能再去了。”她用团在手里的“最高命令”揩着眼泪，却发现它坚硬得连揩眼泪的价值都没有了。“德国亲戚”沉默着，突然说：“好吧，我来想办法告诉他。”

    玛丽娅紧张得双手捂住了“咚咚”直跳的胸口。后来又听到“德国亲戚”说起离开中国的事：“皇族资本”准备撤离青岛，他很快就要回德国去，希望妈妈跟他一起走。妈妈问：“你是说也包括玛丽娅吗？”“德国亲戚”不吭声。妈妈又说：“也许玛丽娅可以留给她爹，但他一生都是为了去德国寻找我们，我们怎么能用一直在青岛的事实打击他？”“德国亲戚”说：“好吧，你可以带上玛丽娅，但王实诚绝对不行。”妈妈说：“你这一生，好像从来没有成全过别人。滚，你滚，我有我的主意。”玛丽娅有些明白了：年老色衰、疾病缠身的妈妈不想见到她多年未见的爱人，这个爱人就是王实诚的亲爹王济良。而自己，天哪，居然是妈妈跟王济良的孩子。天崩地裂，她跑下了楼梯，几乎撞倒打着没睡够的哈欠从自己卧室出来的王实诚，又一头撞向门外，跑向了海。

    海的抚慰是那么有力有情，玛丽娅跳进去，游啊，游啊。她想游到最远的地方，再也不回来了。但当疲累突然降临，她发现不远处就是彼岸。她又游回来了，不知不觉游回来了。她突然意识到，和自己相比，妈妈更有天大的悲哀，妈妈也许会出事。她走上海岸，湿漉漉地跑回毕史马克街负一号，喊着：“妈妈，妈妈！”王实诚站在客厅里，双手抱在胸前，嘴上僵硬地叼着一支点着后又熄灭的香烟，瑟瑟发抖，满脸疑虑地望着她说：“妈妈上吊了。”玛丽娅冲上楼梯，又听王实诚在身后说：“我把妈妈救了下来。怎么了，到底怎么了？”

    我想感谢玛丽娅对我的信任，我想这爱情的千古之谜竟因为我的出现要昭然于世了，我想人的一生到底有多少错位、颠倒、失败和苍茫才能组合成生命的全部？我想我亲眼看到断臂的阿弗洛狄忒找到了那只令人猜测不已的手臂，却发现手臂上写着一行更加令人费解的文字，文字又包含着更加匪夷所思的内容。我陪伴着玛丽娅，流着泪，又送她回家，发现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玛丽娅似乎比刚才轻松了些，沉默着，脚步越来越快。

    “负一号”很快到了。我轻轻叫了一声“玛丽娅”，把脚踏车靠到了墙边。她停下来望着我。我说：“我听你的，关于真相的报道……”突然上前抱住了她。她居然没有马上推开我。我说：“我知道你很坚强，玛丽娅，你会越来越坚强。”我开始吻她，就像黑夜吻着亮光，带着全面覆盖的欲望，是那样的迫不及待而又不合时宜。我说“我爱你”，就像海对岸的诉说，执着得不怕复回。我说：“如果不是遇到你，我肯定不会这么认真地对待调查，也许早就离开青岛了。”她突然推开我，慌乱地走向院门，打开，进去，头也不回。但我觉得跟回眸一笑差不多，我对她的拥抱就像风对海的抚摩，风走了，浪犹在。我说：“玛丽娅，我还会再来。”回答我的是一声猫叫，躲在黑暗中的大白猫突然蹿出来，跑进了屋内。

    我回到斐迭利街的夏日旅馆，直奔劳顿的房间，敲了半天他才开门。“对不起，吵醒你了。”我看他穿着睡衣，不想让我进去的样子。他问：“你有事吗？”“当然，而且很重要。”说着就要侧身进去。他伸手拦住我说：“如果你想给我一个人说，就请在下面酒吧等着，我们喝一杯。”“你这里有人？”我好奇地伸头朝里看了看，发现米澜女士正在手忙脚乱地穿衣服。我说：“既然都是这种关系了，你们两个就算是一个人了。我不去酒吧，我今天喝过酒了。”劳顿推我出去说：“那你就在门外等着，我喊你进来你再进来。”几分钟后，我跟他们坐在了一起。

    听我把玛丽娅的诉说重复了一遍后，劳顿和米澜女士都很吃惊。劳顿沉思着，突然穿起外衣说：“走，我要连夜审讯王济良。你去吗？”米澜女士严肃得就像吵架：“当然。”急忙中我们忘了叫上马奇主教，半路上才想起来。一辆破旧的双套马车在劳顿的催逼下跑得很快，“嘎吱嘎吱”响着，像是就要散架。星光灿烂，以最明净的状态照耀着城市。城市有些忙乱，列队奔跑的军人和疾驰的军车制造出空前刺耳的噪声，吓坏了路两边的商家，都已是门窗紧闭，连灯光都早早地熄灭了。街上一个市民也没有。突然传来一声惨叫，瘆得人直打哆嗦。米澜女士说：“但愿一切赶快结束，城市不能没有生活，尤其是青岛这样美丽的城市。”劳顿用事不关己的轻松口气说：“快了。”

    欧人监狱的监狱长显得非常不安：怎么晚上提审，不会出什么事吧？请示了张绪国和李云飞才被允许。监狱长说：“对王济良我们审了一下午，给他开出了条件，如果他承认跟共产党有关系，就放了他。他……”劳顿立刻说：“拒绝了？”监狱长问：“你怎么知道？”我说：“只有王济良才会蔑视自由，因为对他来说有比自由更重要的东西。”监狱长问：“什么能比自由重要？”米澜女士说：“也许是爱？”监狱长又说：“连自由都没有了，还要爱干什么？”我说：“连爱都不存在了，还要自由干什么？”监狱长眨巴着眼睛，似乎不明白我在说什么。劳顿说：“他不是不怕死，但他更怕活着没有爱。”监狱长说：“现在他只能死了。我告诉他，他要是不听我们的，枪毙他就是这几天的事。”劳顿严厉地说：“是你做主吗？没有我们的批准，谁敢动他？”监狱长笑笑说：“说句实话，你们不过是临时的，还能待着不走？”

    大概是夜晚的衬托吧，审讯室显得比白天亮堂了些。灯光交错着，扭曲了凶手王济良，让他不像人，像一个鬼。他的黑瘦愈加夸张，迅速长起的头发不驯地奓起，中间却凹陷着，如同一个被掏走了蛋的鸟窝；拉碴的胡子上沾满了唾液，那是他刚才正在酣睡的痕迹。似乎他以为被狱警半夜揪起来是要枪毙他，眼里的惊惧带着生命最后的强光。死神就要降临，他本能的猥琐和胆小让他的身体几乎缩小了一倍。还是那一身破洞赫然的棉袄，但露出的棉絮已经不见了，他坐在椅子上，如同一个没有装满的破麻袋。我们坐到了桌子后面，劳顿在中间，米澜女士和我在两边。劳顿问：“我们上次说到哪儿了？”王济良不吭声，像一只被人追打的流浪猫一样警惕地瞄着我们，直到断定我们不是来枪毙他的，才扭动了一下身子，突然直起腰说：“快了，俺的事快要说完了。”然后就是沉默，眼光躲向屋角，一个老鼠洞正在和他对视。劳顿说：“说吧，这次最好说完。”他拧了一下脖子：“说完了俺就会死吧？”劳顿说：“不会，我保证。”王济良摇摇头，表示不相信。巨大的不想死的本能销蚀了他诉说自己的欲望，还是沉默。审讯室变成了寂静的岸，都能听到远处浪涛的拍打了。一艘轮船驶过，传来汽笛的呜呜声。

    我有些着急，想知道那个“德国亲戚”如何拦住了他第六次去德国？那个来自德国最高军事机构的命令对他又起了什么作用？“解除关于维多利亚炮台的禁令，公开建造炮台的秘密”，跟他又有什么关系？我说：“告诉你吧，也许我们知道的比你还要多，比如……”王济良低下头，像是更不打算开口了。我望了一眼劳顿，看他鼓励地朝我点点头，便说：“你有一个儿子叫王实诚。”王济良干脆闭上了眼睛。我又说：“还有一个女儿叫玛丽娅。他们是同父异母的姐弟。”王济良的眼皮“吧嗒”动了一下。我说：“你不知道吧？玛丽娅从前也不知道你是她爹，只有她妈妈吉娜知道。所以……”王济良的怯懦、可怜和猥琐突然消失了，他倏地扬起脸来：“骗子，连你也是骗子。俺以为只有外国人才是骗子。”我说：“所以她妈妈只能逼着玛丽娅去打胎。我骗你干什么？”王济良困惑地半张了嘴：“为什么要打胎？”我又说：“因为她怀上了王实诚的孩子。还不相信是不是？”王济良闭上了嘴，也闭上了眼，蜷缩在椅子上，把头埋进胸脯，让我们看不见他的表情。我们又静静地等了半个小时。劳顿小声说：“总不能就这样等到天亮吧？”米澜女士说：“只能明天再来了。”我有些不甘心，大声激将道：“这是最后一次谈话，我们再也不来了，走！”三个人同时站了起来，椅子“吱啦吱啦”地响，脚步声传向门口。王济良浑身一颤，想站起来，沉重的镣铐又让他坐下了。他说：“别走啊！”他乞求地说：“请你们别走。”他几乎哭着说：“大人们，请别走。”说着突然就又号又唱：

    你是成精黄鼠狼，

    偷吃俺家大鸡王。

    好一个阎王差鬼，

    害惨了渔家山乡。

    王哥庄里有祠堂，

    先人祖宗祭拜忙。

    东山老神西山魅，

    自古血染太阳光。

    唱完了又哭。当一个人流着泪对你滔滔不绝时，你想到的一定不是同情地擦干他的泪，而是在听清他不断被抽搐打断的、湿漉漉的、含含混混的每一个字。三个重新坐下的人，都支起了耳朵，生怕自己听不清楚。王济良说得很吃力，结结巴巴地，直到把自己融入往事，悲伤渐渐躲藏到他的故事背面之后，才恢复到原来流畅的节奏上，不紧不慢得如同一条大平原上的河，缓缓流向了入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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