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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人调查委员会”就要解散了，劳顿、米澜女士、奥特莱都将回到各自原来的地方去，麦克斯将代表大家前往美国向联合国汇报。一直停靠在青岛港的“倚云”号已经做好启航前的准备。他们纷纷登船。我这个调查事件真相的《华报》记者本来也应该跟他们一起离开，去香港复命。但是我留了下来，我不能就这样走掉，玛丽娅的伤口还没有痊愈，心灵的伤痛更需要人的陪伴，她已经没有亲人了，除了我，我是她的亲人吗？是的，尽管她不一定这样认为。我陪她一直到伤愈出院，又陪她回到了毕史马克街负一号。我很为难：难道要把她一个人丢在这个恐怖的凶宅里？可是，我能住吗？以什么样的名分？我试探着说：“我明天再来看你。”她望着窗外就要暗下去的天色小声说：“我害怕。”“不用怕，有我呢！”我住下了。

    在陪伴她度过疗伤期的日子里，我写好了有关“皇族事件”真相和调查经过的报道，去斐迭利街的邮政所用电报发给了《华报》主编弗兰斯，第二天又去邮政所打电话给他，想听听他的看法。他兴奋地说：“明天见报，我们要赶在联合国发表意见之前，影响这个世界。”我不无担忧地问：“是不是还要报告我们的股东‘皇族’？”“不必，股东没有权力干涉《华报》的新闻自由。再说了，德国政府已经认定，亨利希和他的部分手下是隐藏在‘皇族’内部的纳粹势力。”“那就好。”“看来应该奖励你了。”“是加薪吗？”“不，是升职。”我笑笑：“其实奖励已经有了。”“嗯？”“遇到玛丽娅是上天给我的最好奖励。”“你写到了，是王济良的女儿，她漂亮吗？”“你说呢？”“你什么时候带她来香港？很希望见到她，最好能参加你们的婚礼。”

    1949年4月，国民政府行政院通过媒体发布通告：“昔日以亨利希为首之德人谎称招募华人铁匠与石匠去德意志做工，华工纷纷应募。上船之后，船驶向远海转悠数十日，又于月黑风紧之夜秘密开回青岛维多利亚海湾炮台工地，诡称已到德国，催逼华工下船上岸，随即重兵把守，与世隔绝，不准自由行动。数年后炮台建成，德人又诡称送华工返回青岛，于黑夜诱使上船，骗至海上转悠几天，阴使奸计炸沉轮船，将我五百多华工葬身鱼腹。幸存者王济良历尽艰辛磨难，以民族之大义，惩戒侵略之寇仇，杀死以纳粹残余亨利希为首之德人及为虎作伥之华人十八人，此情可谅，此状可鉴，此举可嘉，此人可彰。亟应授予‘民族英雄’之奖章。”

    我按照青岛人的习惯，来到榉林山墓地焚烧了一张报纸，让升腾的烟袅和随风扬起的纸灰告诉王济良和吉娜这个迟到的消息。一阵大风吹来，林涛阵阵。之后，我去邮政所分别给劳顿、米澜女士、麦克斯打了电话，彼此都在祝贺：我们的目的达到了，马奇主教的努力成功了。这样的结果足以说明，我们对事件的态度也是中国的态度、世界的态度。今天的宽恕完全可以用来佐证历史的是非，王济良的选择也许是唯一正确的选择。他有爱的勇气和坚忍，也有性情的爆发和挥洒，尽管都是悲剧，但他却能像一个真正的人，用最极端的方式，从悲剧中挺然而出。王济良死去了，“民族英雄”死去了，他是玛丽娅的亲父，玛丽娅也许不会骄傲，但也不应该羞愧或仇恨。我问起马奇主教。劳顿说主教已经从上海回法国了，途经香港时还来看过他。我问：“是不是再也不来中国了？”劳顿说：“我问过，主教说他不知道。”

    那些日子，在毕史马克街负一号里，我不断把一些消息告诉玛丽娅：没想到，新华社全文转发了我在《华报》的报道；在青岛，所有报纸都在重要位置刊登了国民政府的通告，而且贴得满大街都是；劳顿和米澜女士向你问好；不知陶锦章怎么样了，是不是跟着马奇主教去了法国？王济良事件对他影响很大。但是，玛丽娅始终都在沉默，一句也不回应关于王济良的话题。想想也是，她怎么回应呢？那里有她的巨创深痛，有女儿对妈妈骨血里的依赖和失去妈妈后掏空灵魂的全部失落。她处在无所适从的巨大孤独里，如同一艘漂向大海的独木舟，满载着对父亲之爱的强烈质疑。

    有一天我终于觉得清闲了，坐在客厅里，喝着茶跟她说话。我说：“玛丽娅，跟我去香港吧？”她望着窗外，像是在思考，突然说：“不。”“我陪了你这么久，就是为了带你离开。”“我只想待在我的地方。”“可哪里是属于你的地方呢，青岛吗？”她不吭声。我又说：“也许你是想去德国了吧？”她茫然得如同流星面对宇宙：“不知道。过去，妈妈在，妈妈说她要守在青岛，我想我也会一辈子守在青岛。但是现在，妈妈不在了。”“这么说吧，你跟你爸爸亲，你就是中国人，你跟你妈妈亲，你就是外国人。香港是外国人的天堂。”“我是外国人吗？”我点头。她又说：“我生长在中国，怎么会是外国人呢？”“因为血缘。”“可妈妈说，她嫁给了中国人，她就是中国人了。”“看来你还是愿意做一个中国人。”“要是妈妈不嫁给中国人，她就不会这么死掉。我不知道我是哪里的人了。”我理解，对玛丽娅来说，失去了妈妈，就是失去了故乡。沉默了片刻，她又说：“不管怎么说，妈妈的大部分时间是在青岛度过的。我要在这儿守着妈妈，守着弟弟王实诚，还有妈妈的大白猫。”“可要是你不跟我去，我会非常担忧。”“我会有什么意外吗？”“你害怕。”“我为什么害怕？我的胆子怎么这么小啊？”她用美丽照耀着我，凄楚的神情里充满期待，比任何时候都明亮的眸子闪来闪去，就像两盏引航的灯。而我是航船，我最应该做的，就是回应航标灯的闪烁，长鸣我的汽笛。我说：“让我再想想。”

    我住进“负一号”后，并没有跟她同床，双方都很克制，因为悲伤。但是这天晚上悲伤好像突然消失了。我告诉她，我已经想好了，马上去香港，处理一些事：去《华报》辞职，卖掉我的住宅，从银行取出我的积蓄，尽快再来青岛，然后就不走了，永远跟她在一起。她很激动，扑过来抱住了我。做爱是不可避免的，似乎压抑了许久的情绪突然有了一次爆发，我说的是她，她爆发了，呻吟，喊叫，浑身冒汗，一次不够，还要一次，还要一次，几乎是淫荡的，不断挺起身子，引诱我俯冲，俯冲。她问我：“我好不好？”“好，好。”“什么地方好？”“都好。”“不，你应该说，这个地方最好。”她忽地叉开腿，呼唤我再一次进入，“真想为你生个孩子，可是，可是，我会有孩子吗？”生命就在这一刻变得如此香艳赤诚、如此奔放豪爽，总是高涨的潮水里，她让自己狠狠地拍向高岸，碎了，碎了，飞溅的浪花再一次迅速地聚合而起，以更大更狂的气势，更加彻底地粉碎。她说：“我知道中国有本书叫《金瓶梅》，你就是书里的那个男人，我就是那个女人。”“书里有好多个女人，都很美。”“我是最美、最疯狂的那一个。”“那就是潘金莲了。”“你爱潘金莲吗？”“爱。”“可惜我不是她。”玛丽娅的神色突然暗淡了，先是一阵抽搐，接着号啕大哭。还没有迎来最后的高潮，做爱就在哭声中结束了。

    第二天起床后，玛丽娅说：“你真的要去香港？”看我点头，又说，“能不能再帮我办件事？”“你的事就是我的事，说吧！”“把妈妈的坟墓跟王济良分开。”我很惊讶：“为什么？”“我突然想明白了，我恨他。”出事以来，她第一次直言表达了对父亲的恨。我愣愣地望着她深湛的眸子：“你不应该这样。”我是说出尔反尔。她咬紧牙关说：“他是杀人犯。”“尽管如此，但情有可原。”“你为什么不能跟我的看法一样？上帝是不会原谅他的。”“会的，一定会的。他一直在苦恋的海里游泳，他是一个有‘彼岸’的人，他杀人是因为‘彼岸’坍塌了。”“难道不是他自己搞塌的？”“怎么能怪他？妈妈的爱解放了他压抑的灵魂，他相信妈妈就跟相信他自己一样。但是突然之间，一切都消失了，他的跋涉、挣扎、受苦受难、死去活来，全是因为有人设了一个骗局。你不觉得这几乎是一个缩影吗？”“缩影？为什么？”“我是一个在外国人圈子里生活的中国人，我比谁都清楚，中国和西方的历史，就是一部迷信西方而最终被骗的历史。王济良也一样，由迷信而被骗，由被骗而愤怒。”“你是说妈妈是骗子？不准你这样说妈妈。妈妈一直在等他，他却举着屠刀来见她。”我长叹一声：“你说的当然是事实，我不想为他的杀人行为开脱。但也许不是他错了，而是我错了。”“怎么这么说？”“我不应该告诉王济良，王实诚和你是同父异母的姐弟，更不应该告诉他，妈妈曾经逼着你去打胎，因为你怀上了王实诚的孩子。之后他就又号又唱：你是成精黄鼠狼，偷吃俺家大鸡王。很遗憾，我竟然没有想到这是他起了杀心的信号。他本来抱定了一死了之的决心，可从那以后，他就不想死了，想逃出去，想自由。作为中国人，他有遗传带给他的使命，那就是不遗余力地维护羞耻，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无羞无耻地活着。你能理解吗？”“照你这么说，是我让他杀害了王实诚？”“不，我是在谴责自己，我发现我也是个杀人凶手，至少是杀人企图的推手。我还和劳顿先生、米澜女士一起，撺掇王济良以‘病’为借口，寻找自由的机会。结果引发了他的吞钉自杀，以及住院和逃跑。我们认为的胜利和成功迅速演变成了一场灾难。”玛丽娅一如既往地有了海雾似的浩大而深厚的迷惑，想说什么又没说，瘫倒在床上，双手捂住脸，哭着说：“不要再说了，你走吧，走吧！”

    我走了，不能再耽搁了。我说：“玛丽娅，等着我，我一定会回来。”她说：“你不要来了，真的不要再来了。”是不要让我再来毕史马克街负一号，还是不要让我再来青岛？我没有多想，我也不认为她这是最后的告别，她已经决定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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