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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岛的码头已是人山人海，从内地来的高官及其家眷、转移财产的富户豪族、逗留青岛的外国人，都在纷纷离开。我没有船票，船票在一个月以前就已经预售告罄，我只有一个“外国记者”的身份。我离开码头，直奔外事局。局长张绪国费了很大的劲儿才满足我的需要：即刻上船，晚上启程。张绪国送我上船时，我恳求道：“麻烦你关照一下玛丽娅，我很快就会回来。”他苦涩地一笑，话里有话地说：“尽量吧！但愿你能很快回来。”一个星期后，我回到了香港，想办的事情都很顺利，只是，我走不了啦！作为自由港的香港码头空前密集地停泊着大大小小无数只船，人们却告诉我：“没有船。”“什么时候会有？”“那要看局势了。”联合国和西方国家以“皇族事件”为借口的政治干预和军事干预并没有发生，共产党很快解放了上海、青岛、广州以及绝大部分中国的土地。历史按照它自身的规律朝前走去。我在无法通信的状态下焦灼地等待着，等了一年多，才等来“有限通往内地”的消息，便不顾一切地奔向了码头。我乘坐的依然是“倚云”号，不过它已经易帜更主，变成了“解放”号。

    离开香港时，已经由警察总部的高级警司升为总警司的劳顿先生，在美都餐室给我送行。他遗憾地说，要是推迟两天再走，给我送行的还会有米澜女士。我说：“你跟米澜女士还有来往？”“当然。她来过多次香港，我去过一次美国。我跟你一样，是个自由的鳏夫。”“那么她呢？”劳顿立刻垂下了头，半晌才说：“她有丈夫。不过，快了，快离婚了。”“你打算娶她？”“也许吧，她也想嫁给我。”“看来你喜欢华人？”“是的。在香港，很多英国人娶的都是中国太太。”“那就恭喜你们了，可惜我不能参加你们的婚礼。”我跟他碰杯，又说，“别忘了是王济良成全了你们。”劳顿感慨地说：“我也这么想，如果没有‘皇族事件’，我到哪里去认识米澜女士？”我乐观地笑着：“可见绝对的毁灭是没有的，总有一种希望从毁灭的缝隙里长出来。”劳顿一饮而尽：“我喜欢这样的缝隙。”

    因为大部分旅客的目的地在南方，“解放”号必须在上海停靠。我又有机会上岸，去拜访老朋友陶锦章。我说：“没想到你最后一刻的取舍竟是哪儿也不去，就留在上海。”锦章说：“还不是因为你啊！我不大相信报纸，但我相信你。你关于‘皇族事件’真相的报道说服了许多人。先是我太太说不走了，丢下这座房子这么多东西，阿拉舍不得。阿拉上海人，上海的亲戚都不走了，阿拉走什么？”我说：“也说服了我自己。玛丽娅都留在青岛了，我为什么还要在外面飘荡？”“就是，就是，早早地想到落叶归根是对的。”我问他是否还在医院工作。他说：“教会医院改名为上海新生医院。我嘛，还在接受审查，不过工作是有的，过去给外国人看病，现在给中国人看病，人的病都是一样的。”说罢，又感叹玛丽娅的身世，还拿出她中学时代的照片和他跟她的几封通信让我看。我望着照片上玛丽娅天使般的姿影，眼睛突然就模糊了，分别一年多，思念已是天高海深。我说：“把照片送给我吧？”锦章当着我的面烧掉了那几封他珍藏多年的信。

    我怀揣玛丽娅少女时代的照片，就像遇到气候变化而没有按时登陆的潮信，踏上青岛口岸，来到了毕史马克街负一号前。看到大白猫蹲踞在房檐上，警惕地看着我，我便招了招手。它神经质地跳起来，转眼不见了。我心说：它怎么变成一只野猫了？更让我意外的是，这里已是别人的家。我的人呢？玛丽娅呢？我向新主人打听，向同样也是新主人的所有邻居打听，向派出所和街道居民委员会打听，向所有可以打听的部门打听，都不知道有玛丽娅这个人。我甚至找到了入城时第一批进入毕史马克街的一个解放军连长，他毫不含混地做证说，他看到的“负一号”是座空宅。寻找和打听持续了很久，我才渐渐平静下来：玛丽娅，是你没有等我，还是等了没等着？

    我想象那时的情形：国民党正在大规模撤离，所有的外国人都在走。玛丽娅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很难预测未来的生活，觉得还是应该离开这个地方，去德国。可她为什么不来香港找我呢？她把自己变成了又一个吉娜，也促使我变成了又一个王济良——跳进海里，游向彼岸，却发现海是没有岸的，或者说人一进入海中，岸就消失了，似乎爱就是寻找，就是在千辛万苦的打听中把自己越陷越深。我的寻找慢慢变成了等待，我去不了也不想去德国，我觉得只要寻找，结果就一定是找不到；我去不了也不想去香港，我觉得玛丽娅一定会回到青岛。再说了，我也想证明我自己，只有待在青岛这种证明才是有可能的：我为她而来，为她而等，为她我放弃了整个世界，我在守望中降低了人的标准，我不再追求生命的意义，我在爱，在爱，爱她就是一个人一条命存活于世的全部意义，就是爱一种浪漫、凄美、惊艳的存在。

    只是没想到，我一等就是三十多年。

    我从来没爱过别的女人，我对玛丽娅一如初心，我内心始终因为她的身形、容貌而明亮和鲜活。然而，我老了，几乎要变成一个“石老人”了。三十多年，漫漫风雨、步步坎坷，我经历了许许多多，但不管外界有什么变化，生命的沉浮如何剧烈，我都不会改变我对玛丽娅的等待，不会放弃去海岸眺望的举动：站在从前的维多利亚海湾，如今的汇泉湾，望着形成海湾的维多利亚角，也就是汇泉角。汇泉湾依然美丽，茂密的树林继续掩映着已经拆掉炮台的“万年炮台”。海总是有些激愤，远道而来的浪迫不及待地拍向岸礁，拍出舞蹈的姿影和万花的绽放，也拍出一阵阵如泣如诉的声音，沿着黑夜与白昼的缝隙，传向更远的地方。不是所有的海水都能发出这种声音，也不是所有的浪都能开出绚烂的花，都能跳出风姿绰约的舞。每天都有轮船驶过，有远去的，也有远来的，如同浪的一部分。而我只想定定地伫立成永恒的岸礁，成为海的希冀。

    有一天，应该是1983年冬季的一天，一个比我还要老的老人沿着海滩朝我走来。他超过去，又回头看我，转过身来，用拐杖撑直了身子说：“你是若缺记者吧？”怎么还会有人提起我三十多年前的称呼？他说：“认得我是谁吧？”我摇头。他又说：“我打听了好几天才知道你的住处，邻居说你可能在这里。”“你是……”“现在大陆开放了，两岸可以交通了，我也是第一次回来。”“我认识你吗？”他点头：“如果不认识，那就是老糊涂了，我是张绪国。”“张绪国？干吗的？”说着，我就想起来了，“哦，是那个外事局的。”我们坐下，用身体感觉着礁石的坚硬，唠起嗑儿来，很快说到我当年离开青岛时，恳求他关照玛丽娅的事。他说：“我一直在等你回来，没等到，我们就撤了，总不能把监狱里的罪犯也带上吧？上峰说，那就执行吧，动作快点儿。说真的，如果不是撤离，就算判了她死刑，也不一定执行。”“什么意思，我怎么听不明白？”他以为我是说听不清楚，扯起嗓子，摆着手说：“这里风大浪大，吵，吵。她是自首的，她要是不自首就好了。谁会追究呢？警察早就知道王济良不是自杀，自杀的刀口怎么可能在侧面腰里呢？没人管这事了，忙前忙后都在准备大撤离呢！可她一自首，就不得不管了，因为她杀害的不是一般人，是国民政府行政院授予奖章的‘民族英雄’，要罪加一等的。当年处理‘皇族事件’时，我就不同意把王济良搞成‘民族英雄’，你，还有代表联合国的那几个人，非要搞，结果呢，把你的恋人搞死了吧？”“你的意思是说，玛丽娅已经死了，而且是枪毙的？”他夸张地瞪起了眼睛：“你不知道？”又哈哈一笑，“我就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来了，来告诉你。当时她的死刑是秘密执行的，就要撤离的国民政府不想让人误解为又在清除党国异己。再说了，报纸也懒得印了，该走的都要走。”他的笑声刺激得我浑身一颤，居然，居然我生命的全部寄托、灵魂的所有期待，在时间的流逝中化作了一个笑料、一阵笑声，而我还只能忍受，只能面无表情地看着波浪翻滚的海水。我太不如王济良了，他还可以远渡重洋，以寻找为生，还可以杀人、坐牢，然后死去，还可以惊动联合国，让世界上那么多人知道他，而我呢？我呢？玛丽娅支撑我活着，但事实上这个支撑早已不存在了，我等待做伴，等待拥有，等待香艳、赤诚、奔放、豪爽的原来只是一个早已死去的人。我也笑了，当然是苦笑，人原来可以这样：幻想一种存在，然后自己存在；幻想一种坚实，然后自己坚实；幻想一种崇高，然后自己崇高；幻想一种到来，然后自己等待。时间就在幻想中过去了，生命就在幻想中变成了花骨朵，一次次地为虚无绽放。可这又能怪谁呢？怪玛丽娅？不，都是我自己愿意的。我唯一能做的，只能是感谢玛丽娅，感谢她用曾经的存在和不逝的灵魂，给了我活下去的希望，然后在悲伤和绝望中诅咒这个给我带来真实消息的老人：为什么要来找我？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为什么要把这张发黄的报纸留给我？压在石头下的报纸似乎不想陪伴我，不停地掀动页脚，朝前挣扎着。老人走了，这个比我更老的老人没说“再见”就走了，拄着拐杖，步履蹒跚，似乎虚弱得就要倒下，却依然在沙滩上留下了深深的脚印。我抓起那张民国38年国民党青岛市政府的机关报《青岛公报》看起来，上面没说枪毙玛丽娅的事，只说杀害“民族英雄”王济良的凶手昨天自首，还有自首后供述的杀人经过。我看了一遍又一遍，浪来了一潮又一潮。风从海上吹来，报纸“哗啦啦”地响，像是弹奏的音乐，巴赫的音乐：《勃兰登堡》协奏曲。

    玛丽娅看到王济良后吃了一惊：“你是怎么进来的？”“俺是你爹，俺翻了你家的墙，不行吗？”他像是很生气，突然又笑了一下，站在客厅里，好奇地到处看着。玛丽娅倒了茶，请他坐下。他望着楼梯，似乎想上去。玛丽娅警惕地堵在了楼梯口。大白猫似乎感觉到了什么，飞快地蹿上了楼梯。“你娘呢？”“你找她干什么？”他坐下了，低着头说：“我也不知道，我就是找啊，找啊，把黑头发找成了白头发，把日子都找没了，找来找去，不是想好好活着，而是想快点儿死去。”一听到“死”，玛丽娅就很紧张：“你喝茶，你的话我不懂。”他用手抹着脸：“我也不懂。”

    妈妈出现了，从楼上卧室的门口望着客厅，看到王济良后惊讶得用手捂住了嘴。玛丽娅不知所措地看看妈妈，又看看王济良，完全想不到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王济良一口气喝干了茶，杯子一放，忽地起身，撕开前襟，摸出了一把明晃晃的刀子。妈妈在上面急切地喊了一声：“王济良，你要干什么？”他一愣，刺向玛丽娅的刀子突然歪斜了。毫无防范的玛丽娅尖叫一声倒了下去。王济良举着刀子，仰头看着：“吉娜？”吉娜从楼梯上冲了下来，同时王济良也冲向了楼梯，无法判断他是去杀人还是去拥抱。玛丽娅迅速爬起，抱住了他的腿。他摔倒在地上，刀脱手而去，正好落在玛丽娅身边。之后的事情不是玛丽娅想要做的，但是她做了，鬼使神差，她竟然毫不犹豫地拾起了刀，往前挺着扑了过去。王济良这时正跪在地上，仰望着吉娜，试图起来，却怎么也起不来，或者他就不想起来，就愿意这么跪着，等吉娜过来。吉娜滑倒在楼梯上，惊愣地望着玛丽娅。玛丽娅扑在了王济良身上，刀不见了，埋进他的骨肉里去了。玛丽娅惊慌失措地后退着，发出一阵“啊啊”声。

    王济良低头看看，双手握住了刀柄，声大气粗地说：“是我杀了我自己啊！”像是在教唆玛丽娅如何隐瞒事实真相，然后无比柔情地叫了一声：“吉娜。”又叫了一声：“玛丽娅。”他一声“吉娜”，一声“玛丽娅”，一直叫着，忽地拔出了刀子。血几乎飞上了房顶。玛丽娅一阵眩晕，仰倒在地。吉娜浑身软了，几乎是坐着滑下了楼梯，抱着女儿喊：“玛丽娅，玛丽娅。”又望着王济良哭着说，“你为什么要杀害你的女儿啊？”王济良瞪起可怕的眼睛看着她，突然浑身一阵松弛，软绵绵地倒了下去。吉娜又扑向了他：“济良，济良。”玛丽娅坐起来，捂着伤口对妈妈说：“快，给若缺打电话。”

    风大了，报纸飞到天上去了。海正在摇晃，潮汐的变化便是摇晃的节奏吧？岸高海低，报纸很快飘到了海里。我起身朝前走去，身子一晃，又跺跺脚，怎么岸是软的，就像踩到了水上？心说：不用往前走了，海岸也是海，我始终都泡在海里，朝着一个东南西北中以外的方向，游啊，游啊……

    我又一次游向曾经的毕史马克街，如今的江苏路，又一次站到了“负一号”的门牌前。大概是周围增添了不少高楼大厦的原因吧，这座别墅式建筑显得更加小巧玲珑，青石的院墙上依然披满了墨绿色的爬山虎，还是原来的木质院门，似乎主人以为陈旧的便是最好的，只要结实就不必更换了。无花的木芙蓉掩映着别墅的门窗和墙上那些红色的木格装饰。屋顶的瓦大概是新换过的，像覆盖了一层鲜艳的红枫叶在风雨中波荡起伏。我按响了门铃，出来了一个女孩儿。我说：“我找玛丽娅。”女孩儿说：“老伯伯，你又来了，我都好多次告诉你了，这里没有玛丽娅。”我笑笑，大声问：“你是说她不在？那我明天再来。”“你别来了。”“你是说没有明天？不会的。”

    2016年8月9日初稿于青海

    2016年11月6日修改于青岛

    2016年12月17日再改于青岛

    2017年3月18日改定于青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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