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局

    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西汉窦太后的侄子窦婴做詹事一职，仕途相当的不明朗。所谓詹事即给事、执事。《汉书·百官公卿表》曰：“詹，给也。”这样的一个官职主要管皇后、太子家中的一些事，类似于管家。窦婴即为窦太后的侄子、景帝的同母弟，顺理成章地管理太后官属之事。这个好养宾客的宗室子弟此前也在文帝时代做过吴相，后因病免。病免其实是种含蓄的说法，江湖传言窦婴这个人“任侠、自喜”的性格明显，自鸣得意、自视甚高，喜欢和江湖中人打成一片，吴王濞便疏远了他。窦婴以病告退，实在是给双方面子，所谓皆大欢喜。因为文帝时代，窦太后当时还是窦皇后，作为其从兄子，窦婴自然算皇亲国戚，吴王濞不便太得罪。在仕途上有远大抱负的窦婴决定潜龙勿用，退而做一名詹事，以待时机。

    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的确是生事的年头。这一年汉武帝刘彻才刚满3岁，那是真正的潜龙勿用。他自然不可能生事。生事的是赵王刘遂、胶西王刘卬、楚王刘戊及吴王刘濞等，史上著名的七国之乱就发生在这一年。而在此之前，洛阳东宫大火，焚毁大殿、城室；御史大夫晁错多次上书倡议削藩，更定法令三十章，导致诸侯大哗。晁错的父亲从老家颍川千里迢迢赶到京师，当面呵斥儿子。晁父以为，晁错“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多方树怨”，实在是不聪明。晁错为自己辩解说，自己之所以这样做，是不忍目睹“天子不尊，宗庙不安”的帝国乱相，要有所作为。晁父见势不可为，服药自杀身亡。死前留下一句话“刘氏安而晁错危，祸已加身，何其蠢也……”

    就在一片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微妙氛围里，帝国时局观察者窦婴做了一件不合时宜的事，以致于“詹事”这一闲职都做不了了，彻底成一个闲人了。这件事与一场宴饮有关。宴饮的主角是景帝、窦太后和梁王，配角是窦婴。梁王即刘武，汉文帝的儿子，生母是窦太后，可以说是景帝的同母弟、亲弟弟。论亲疏远近，三个主角是母子关系，窦婴作为窦太后的从兄子，关系自然就远了一层。本来这场宴饮没他什么事。作为詹事把酒陪好、把话说好，窦婴当万事大吉，但恰恰在后一点上，他犯错误了，说了一句不该说的话，以致于影响了他的仕途，连出入宫廷的资格都被取消，彻底成为帝国仕途的局外人。算起来这也是与其“任侠、自喜”的性格有关。

    当时的背景是这样的。景帝与梁王酒过三巡，其乐融融，趁着醉意说了这样一句话：“千秋万岁后传于王”，即我死后你来继位。窦婴听罢，在一边坐不住了，忙引卮酒（卮是一种饮酒的礼器。一卮酒等于市制四升，即4000毫升）进言道：“天下者，高祖天下，父子相传，汉之约也，上何得传梁王！”空气在这一瞬间凝固了，凝固在窦婴碗里4000毫升的酒中，而窦太后的表情尤为尴尬，因为窦婴的不合时宜，窦太后心里一定在想：在这样的一个场合，你有什么资格评说帝王家事呢，即便我是你姑姑，你是我侄子！

    也难怪窦太后生气，因为她实在是太喜欢自己的这个小儿子了。窦太后与汉文帝育有一女二男，长子刘启即汉景帝，而她自己最宠爱的是小儿子刘武。在她的影响下，刘武先在文帝前二年（公元前178年）立为代王，四年后迁为淮阳王，十二年迁为梁王。封四十余城，拥有的珠玉宝器比京师王宫里还多。这梁王自己也很有大志，招纳的社会贤才如吴人枚乘、严忌，齐人羊胜、公孙诡、邹阳，蜀人司马相如等坐而论道，很有胸怀天下的气概。景帝也给了他最高礼仪。每次入朝，景帝都要派使者持节以皇帝乘舆车马迎于关下，来京后多留住半年以上。入则同辇，出则同车，射猎上林苑中，真可谓手足情深。所以此次宴饮时，他与梁王说出“千秋万岁后传于王”一语，听上去毫不突兀，也不是醉言，当是水到渠成之意，听得梁王心喜，窦太后亦深以为然。

    但窦婴的理解却不是这样。当时景帝未置太子，与梁孝王宴饮酒后戏言，要么就是一种抚络之术，要么出于孝心。无论哪一种情况，窦婴都认为要不得。的确，当下的背景是诸王多有欲反之势，景帝表示去世后要将帝位传给亲兄弟，有抚络人心的意思，可以一时安稳局面，但却深埋巨患——一旦日后景帝另立君主，传位于他的后人，将极可能兵连祸结，导致政局不稳。所谓君无戏言，道理就在这里；另一种情况是出于孝心，景帝真的打算自己去世后要将帝位传给亲兄弟，窦婴也觉得决不可行。因为这里涉及儒家和道家的理念之争。嫡长子继承父业，是周宗法制，也是儒家所倡导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而兄终弟及，乃殷商之制。道法自然，自然是不反对兄终弟及。特别是窦太后，秉持黄老之学，又有溺爱幼子的心结在里面，所以对窦婴的固执己见，那是相当的反感。

    事实上，这就为窦婴之后的仕途之路埋下了一条灰线。表面上看他和窦太后之争是立谁为君的问题，但深层次的问题还在观念上，是黄老治国还是以儒治国？窦婴的仕途在接下来的时日里之所以几经浮沉，就与这种姑侄间的观念冲突有关。

    也与景帝的机心有关。事后证明，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十月的家庭宴饮上，窦婴以他的慷慨陈词替其解围，为帝国排除了继承人问题上的隐患，但景帝却依旧以机心待窦婴。窦婴被窦太后除门籍，不得朝请时，景帝不置一词。这或许可以看作是他不敢忤逆母亲，不敢进言之故。但平定七国之乱后，窦婴以大功在仕途上重新崛起，连窦太后都站出来为这个侄子说情时，景帝依旧不愿对其加以重用——窦婴仕途浮沉的复杂性，人力、天时乃至政治格局都逃不了干系吧。

    一个帝国仕途特立独行的标本，枯干在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的冬天里。寒风瑟瑟，窦婴似一个弃子，在政治上既无生气，也无利用价值。但是七国之乱的大事件呼啸而至，没有人知道，他很快要重出江湖，再起波澜了。他的人生有了新的变数。

    入局

    仕途浮沉有定数。定数来自预见和铺垫，来自寻常生活里的态度和处理事情的方和方法。在这方面晁错和窦婴很相似。不错，他们都是极有个性之人，也都会说些不合时宜的话，但相比之下晁错更激进一些。御史大夫晁错曾多次上书言削藩，称“今削之亦反，不削亦反。削之，其反急，祸小；不削，反迟，祸大。”晁错说这番话的背景是吴王称病不朝，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召集天下亡命之徒，蠢蠢欲动。所谓反相已显。公卿、列侯和宗室将这些都看在眼里，却没人敢上言削藩。就像晁错父亲所预料到的那样，晁错“侵削诸侯，疏人骨肉，多方树怨”，实在是不聪明。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齐、楚和吴三个封国占有天下之半，一旦削藩，胜负之局难料。关于这一点，文帝当年也是投鼠忌器，不敢有所作为。当吴王称病不朝，晁错上书论法当诛时，文帝却下不了这个狠手，只是打几杖了事。吴王后来之所以敢即山铸钱，煮海水为盐，召集天下亡命之徒，蠢蠢欲动，其实正是看透了天子的虚弱心态。从文帝时代到景帝时代，尽管藩王们反迹已显，朝廷却一直拿不出一个有效的对策，只有晁错一个人上言削藩，试图一劳永逸。

    那么，窦婴的反应是什么呢？当公卿、列侯和宗室在景帝面前默不作声时，窦婴公开站出来表示反对。在这里窦婴恰恰再一次表现出了他的个性。公卿、列侯和宗室之所以在景帝面前保持沉默，是因为他们不好表态。如果支持削藩，一旦事败，他们将处境堪忧；如果反对削藩，却又担了坐视藩王们欲反却默许纵容的罪名，而景帝自己还是想有所作为的。正所谓事无绝对，表态就要负责，不表态便是最好的表态了。

    在这一点上，窦婴的个性呼之欲出。反对削藩是因为他觉得时机还不够成熟，并非投机之举。至此，他和晁错的命运走向了相反的方向。所谓仕途浮沉便在这一言一念间。接下来，晁错的命运就像他的父亲所预见的那样，先是“疏人骨肉”，景帝采纳晁错的建议，削去楚王的东海和薛郡、赵王的常山以及胶西王的六县。随后吴楚七国发动叛乱，打出“诛晁错、清君侧”的名号。由此，晁错的命运被逼到一个死角——这场战争的胜负直接关系他的生死存亡，而景帝当时并无必胜把握，同时还揣了投机心理。当有人向他建议诛晁错可使吴楚罢兵时，景帝很快就默许了。他的第一个举动是罗织罪名，密令丞相陶青、中尉嘉和和廷尉张欧弹劾晁错，称其“不称主上德信，离间群臣百姓，欲以城邑予吴，大逆不道，罪当腰斩”，建议“（晁错）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而景帝接下来顺水推舟，批复同意。至此，御史大夫晁错的性命进入倒计时。几天后，一个中尉奉旨召晁错，不明就里的他着朝服便被斩于东市，成为这场与他有关联的帝国战争危机的第一个买单者。所谓仕途浮沉很多时候意味着生死攸关，窦婴目睹于此，应该深有感触。

    所以他下意识采取的一个举动是“避”。逃避的“避”。景帝前三年（公元前154年）冬十月的家庭宴饮上，窦婴以为自己的仕途划上了句号，但没想到世上事避无可避。晁错被牺牲后，吴王刘濞自称东帝，依旧不肯罢兵。至此，历史将窦婴推向前台，意欲让他成为一出重大事件的主要人物，而当初的伏笔此刻也彰显了出来——景帝想到了窦婴当初的反对削藩，如是，收拾帝国残局的人物非他莫属了，“上察宗室诸窦毋如窦婴贤，乃召婴。”（《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可窦婴的态度是怎样的呢？“婴入见，固辞谢病不足任……于是上曰：‘天下方有急，王孙宁可让邪？’乃拜婴为大将军，赐金千斤。”此处应该是窦婴仕途的关键节点，被拜为大将军，赐金千斤，从一个被除门籍、不得入朝请的局外人转瞬间走向权力的中心，窦婴的仕途可用一个词来形容——咸鱼翻身。这与平定七国之乱后他被封为魏其侯一脉相承。做了魏其侯的窦婴其实是很风光的。“诸游士宾客争归魏其侯。孝景时，每朝议大事，条侯、魏其侯，诸列侯莫敢与亢礼。”但窦婴真的就此一帆风顺了？事实并非如此。窦婴“任侠、自喜”的性格为其仕途反复奠定逻辑基础，当然也就不被景帝所看好。还在七国反叛、局面危急时，窦婴借口有病，不能胜任平叛工作而招致景帝不满。景帝为此曾说这样的话，“天下正有急难，你怎么可以推辞呢？”可以说窦婴后来即使被封为魏其侯，靠的是战功而不是他耿介的性格。这样一种人生态度在景帝看来当然是危险或者说不讨喜的——很快，窦婴在仕途上的另一场风波就降临了。他不能再上一层楼，终景帝时代，魏其侯窦婴都不能拜相，无疑他遭弃用了……

    再出局

    风波和太子被废有关。景帝四年（公元前153年）四月，景帝以立长的原则，决定立栗姬所生长子刘荣为太子，同时封刘彻为胶东王。这一年，魏其侯窦婴为太子太傅，即太子的老师。这是一个崇高的职位，仕途中人都以为，如果不出意外，窦婴的前途将一片大好。有战功，有封侯，又有人脉关系或者说预期，所欠缺的只是时机而已。但是三年后，世事有了转折，栗太子被废，为临江王。这大约与栗姬失宠有关，这件发生在景帝七年（公元前150年）正月的帝国权力场风波毫无疑问深刻地影响了每一个当事人的心情。四个月后，谜底进一步揭晓，王美人被封为皇后，景帝宣布，立其儿子胶东王刘彻为太子。刘荣是刘彻的兄长，景帝立幼废长，按窦婴的性格当然是要据理力争的。《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交代说：“魏其数争不能得。魏其谢病屏居蓝田南山之下数月，诸宾客辩士说之，莫能来。”意思是栗太子被废，魏其侯多次为栗太子争辩都没有效果。魏其侯就推说有病，隐居在蓝田县南山下好几个月，许多宾客、辩士都来劝说他，但没有人能说服他回到京城来。

    事实上也只有窦婴这样性格的人才做得出这种事来。先是争辩，争辩没有效果就罢工。这里窦婴其实犯了两个大忌：一是按他的立场或者位置来说不该争。作为太子傅，太子被废是要退而避嫌的。哪怕问题真的出在景帝身上，因为喜新厌旧，所以立幼废长，但由当事人窦婴出面来为社稷的伦理纲常来正名，颇有以公谋私之嫌，说服力不够；二是在争的过程中不够光明磊落，夹带了些小动作。刘荣被废固然和母亲栗姬失宠有关，但也与他侵占宗庙地修建宫室有关。按照西汉律令，这是一种重罪了。刘荣因此被传到中尉府受审。审查期间，窦婴偷偷派人送给刘荣刀笔，让他向景帝写争辩材料——案子还没审清，窦婴就不明不白地掺乎进来，景帝明白真相后，颇为恼火。

    更让景帝恼火的事还在后头。刘荣被废，窦婴以病为由好几个月不来上班，置天子颜面何在？窦婴如此这般的性格注定了他在仕途上是颇为坎坷的。尽管后面有窦太后为其撑腰，自己又战功赫赫，但景帝还是顶着压力拒绝其出任相国。景帝说：“太后岂以为臣有爱，不相魏其？魏其者，沾沾自喜耳，多易。难以为相，持重。”意思是太后难道认为我有所吝啬而不让魏其侯当丞相吗？魏其侯这个人骄傲自满，容易自我欣赏，做事草率轻浮，难以出任丞相，担当此重任。

    帝国仕途拒绝个性，当然更拒绝个性带来的副产品，就像景帝所称的“沾沾自喜，多易。”他最后用了建陵侯卫绾为丞相。和窦婴相比，卫绾的性格走了另一个极端。中庸平和，讲究无为而治。这个在平定“七国之乱”的战争中因功升为中尉的人在拜相之前还有一个很不好的背景：系废太子刘荣生母栗氏的亲属。本是失势人物，却在仕途意外崛起，刘彻被立为太子后，卫绾竟入了景帝的法眼，先是诏封为太子太傅，随后升为御史大夫，五年后再拜为丞相。他做丞相期间，“朝奏事如职所奏”，不图创新，但求无过。窦婴见了，也只能感叹仕途无情加无耻，自己时运不济罢了。

    再入局

    仕途浮沉不以一波一浪为起伏。窦婴没想到，几重波浪之后，他竟然在武帝时代位居其人生的权力顶峰。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拜窦婴为丞相，田蚡为太尉，组建了新的权力格局。这其中其实不是窦婴再立新功，也不是他改了臭脾气，更不是武帝对他格外青睐，靠他来治国平天下，而是田蚡在其中加以斡旋和布局的缘故。

    这武安侯田蚡说起来也不是等闲之辈，他是汉景帝皇后的同母弟弟，算是国舅了。汉景帝去世，王太后摄政，田蚡和他的弟弟田胜，被分别封为武安侯和周阳侯。所谓新外戚上位，一直未得重用的老外戚窦婴更没戏了。在仕途理想上，谁都看得出来田蚡瞄准的就是相位，但没想到田蚡竟然推荐窦婴出相，自己只做一个太尉。这样的举措貌似很不符合历史逻辑。《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交代说：“籍福说武安侯曰：‘魏其贵久矣，天下士素归之。今将军初兴，未如魏其，即上以将军为丞相，必让魏其。魏其其为丞相，将军必为太尉。太尉、丞相尊等耳，又有让贤名。’武安侯乃微言风上，于是乃以魏其侯为丞相，武安侯为太尉。”籍福是武安侯田蚡的门客，他出谋划策说，“魏其侯显贵已经很久了，天下有才能的人一向归附他。现在您刚刚发迹，不能和魏其侯相比，就是皇上任命您做丞相，也一定要让给魏其侯。魏其侯当丞相，您一定会当太尉。太尉和丞相的尊贵地位是相等的，您还有让相位给贤者的好名声”。这当然是一种布局，其真实意图是谋划于长远，徐而图之。之所以如是布局田蚡也是迫不得已的。其一，因为和魏其侯窦婴相比，田蚡的资历实在是太浅了。当窦婴已是大将军之时，田蚡还只是个郎官，来往于魏其侯家中陪侍宴饮，跪拜起立像子孙辈一样。其二，田蚡是靠王太后上位的，但窦婴依傍的窦老太后还健在，并且资历更高。田蚡想一步到位，实在是困难了些。与其如此，还不如做个顺水人情，布局将来。

    就此，窦婴再成权力场上的宠儿，抵达其人生的辉煌点。但世事其兴也勃焉，其亡也速焉。窦婴的个性再次显现出来，这一次，他得罪的人还是窦老太后，以致于自己在仕途上一发不可收拾，迅速下位，结束了其短暂的相国生涯——起因便是倡导儒术、议立明堂，直接触犯了窦老太后的权威和利益。

    观念之争便是利益之争。世上事就怕联系和联想。窦婴做丞相后，推举赵绾为御史大夫、王臧为郎中令，同时倡导儒术。这也是武帝所需要的治国理念，但毫无疑问，喜好黄老之学的窦老太后是反对这样做的。只是新帝刚上位，要搞搞新意思和新动作，她不便过涉过多。恰恰在这个博弈点上，窦婴居于敏感地带，动辄得咎。而御史大夫赵绾、郎中令王臧接下来的举措就像一股推力，将窦婴推至矛盾冲突点，欲进不能也欲罢不得——窦婴仕途上的折返点不期而至了。

    赵王二人采取的第一个举措是议立明堂。在古代，明堂是帝王宣明政教的场所，凡朝会、祭祀、庆赏、选士、教学和养老诸典均在此举行。赵王二人把他们的恩师申培请出山。这个在当时颇有名声的儒学巨子精通古制且极富说服力。在他的影响下，武帝下令“列侯皆就国，以礼为服制”，这是廓清天下的意思，希望列侯们各就各位，各司其职，不要都留在京城无事生非。而矛盾冲突也由此产生了。因为作为一个历史背景需要交代的是，当时的列侯多为外戚，外戚多娶公主，所谓贪恋长安城的繁华富贵，没几个人愿意去封国找苦吃。他们便不约而同地在武帝祖母窦太后面前去诉苦。这样一来，窦太后对窦婴的印象大变，赵王二人尤被她所厌恶。冲突已是不可避免，需要的只是一个借口或理由罢了。在冲突发生之前，赵王二人做的两件事进一步激怒了窦太后，以致于情势一发不可收拾。其一是赵绾等人着手制定巡狩、封禅、改历和改服色诸事，完全走以儒代道路线；其二是赵王二人联名上了一个奏章，说按照古代的规矩，妇女不得干预朝政。现在皇上亲自治理天下，什么事都应当自己作主，为何还要去向东宫请示呢？不妥。建议皇上今后不要把政事禀奏给太后。由此，窦太后勃然大怒，以孝道问罪汉武帝，迫其废立明堂，下赵绾、王臧于狱，将窦婴、田蚡罢官——窦婴的国相生涯就此结束，他和倒霉蛋武安侯田蚡一起只能以列侯身份闲居家中，再一次充当了权力场上的看客。

    从此以后，窦婴一蹶不振，未能东山再起。就像办公室政治中的悲剧角色一样，在派系势力消长之间，权力的翻云覆雨手将他时而推向顶峰，时而打入谷底。这里面当然有个人能力、机遇乃至性格所起到的综合作用，但仕途曲线图就是这样，先扬后抑，再无向上攀升的可能与空间。而命运的残酷性还在于，它不仅可以剥夺你最重要的东西，甚至还要剥夺你的全部，包括生命。这其中，一个叫灌夫的人物开始浮出水面，并且与窦婴的命运生死纠结，可谓我中有你、你中有我，真是令人不胜唏嘘。

    最后的起承转合

    田蚡和窦婴的关系是先恭后倨。前文说过，当窦婴是大将军时，田蚡还只是诸曹郎，在窦婴前行子侄礼，态度极为恭顺。到了窦婴做丞相、田蚡为太尉时，两人的关系开始平起平坐。再说了，田蚡还在心里下一盘更大的棋，着眼于更长远的未来，要将窦婴的丞相位置取而代之的，所以这个时候两人的关系变得微妙起来。直至窦太后后发制人，将此二人从仕途上双双拿下，这才终点又回到起点，相看两不厌，无可奈何哉。

    只是时势弄人，田蚡竟然东山再起了。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六月，窦太后去世，丞相周昌以坐丧事不办之罪名被免，武帝以田蚡为丞相，窦婴依旧在家赋闲。这又回到了办公室政治中的派系势力消长的规则上，田蚡是王皇后的人；窦婴算是窦太后的人，虽然窦太后生前对他时拍时打，但毕竟是太皇太后一系的，辈分高，贡献大，武帝不敢等闲视之。现在窦太后死了，窦婴的失势便是顺理成章之事。事实上，失势也没什么。只要甘于寂寞，不惹是生非，窦婴大约也是可以得一善终的。当时他的个性加上灌夫在其中的掺合，直至将其命运彻底改变，并从此走向万劫不复。这或许也是时势使然。

    灌夫字仲孺，颍阴（今河南省许昌市境内）人。为人刚强直爽，好饮酒，好发酒疯，并多次因为喝酒惹出祸端。武帝刚即位时，对他还是很器重的，调任其为淮阳太守。因为武帝认为淮阳是天下交通的枢纽，必须驻扎强大的兵力加以防守，而灌夫颇有战功，所以让他担此重任。只是灌夫自己不争气。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他与长乐卫尉窦甫喝酒，喝醉了，酒后打了对方。这窦甫是窦太后的兄弟。挨了打，窦太后是不会善罢甘休的。武帝也是好意，怕窦太后杀灌夫，忙调他任燕国国相。可几年以后灌夫又惹事了，在燕国犯法，国相也做不成了。丢官后回到长安，闲居在家中。这一点其实和窦婴早期的经历很像。窦婴曾任吴国国相，后因个性问题去职。说起来两个都是耿介之人，命运其实大同小异。

    两个人因此便走到了一起。《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如是描述两个失势者的相识过程：“及魏其侯失势，亦欲倚灌夫，引绳批根生平慕之后弃之者。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为名高。两人相为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欢甚，无厌，恨相知晚也。”“恨相知晚”一语说明了他们在个性上的惺惺相惜。而此后两人肯为对方抛头颅洒热血，实在是有其情感和性格基础的。

    纠结的线头从田蚡差点爽约开始，田蚡、窦婴和灌夫三者的复杂关系一直影响并且最终改变每一个当事人的命运。而这其中，窦婴的命运改变尤为触目惊心。起初，田蚡见灌夫丧服在身，和他客气地说：“我想和你一起去拜访魏其侯，恰恰你现在服丧不便前往。”一般的人要是聪明一点都知道这是敷衍之语，田蚡并不是真心想去拜访窦婴，但问题是灌夫他信以为真了，马上回去告知窦婴此事。窦婴也信以为真，他和夫人为迎接丞相的到来，特地多买了肉和酒，还连夜打扫房子，布置帷帐，做好酒宴的准备工作——但悲剧随后发生了，田蚡并没有来。当年那个在窦婴前行子侄礼、态度极为恭顺的诸曹郎此刻正在家醉卧，他向前来催其赴宴的灌夫如是说：“吾昨日醉，忽忘与仲孺言。”明摆着不把拜访魏其侯窦婴一事放在心上。但灌夫的确不是一般人，明知田蚡无心赴宴，偏偏赶鸭子上架，催促其驾车前往。由此，田蚡对灌夫的恶劣印象开始形成。作为心里不爽的一种外在反应，田蚡故意走得很慢，使灌夫很生气却又无可奈何。另外，田蚡不情愿地到了窦婴处喝酒，灌夫为活跃气氛，邀请田蚡站起来和他一起跳舞。田蚡却拒绝了，并未起身。灌夫为报复，便在酒宴上当着窦婴的面讽刺田蚡。所谓“夫从坐上语侵之。”由此，田蚡对灌夫的恶劣印象进一步加深，并波及到窦婴。尽管随后窦婴马上扶灌夫离去，同时向田蚡表示歉意，但纠结关系已然形成。窦婴的悲剧命运用“起承转合”来描述的话，此一阶段我们不妨称之为“起”。

    “承”是接下来的“田蚡索田”事件。《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中这样描述“丞相尝使籍福请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仆虽弃，将军虽贵，宁可以势夺乎？’不许。灌夫闻，怒骂籍福。”在“田蚡索田”事件里，窦婴和灌夫的反应几乎没什么区别。“魏其大望”的意思是魏其侯大为怨恨。而灌夫更为粗鲁和直接一些——闻而怒骂。这与田蚡赴宴时窦婴和灌夫截然不同的反应形成鲜明对比，说明窦婴在“承”的阶段情绪开始失控，不惜与田蚡硬碰硬。但历史的精彩之处却在于，它没有让高潮马上到来。串场人物籍福在其中斡旋，让一触即发的局势暂时平复下来。籍福没有将窦婴的原话告知田蚡，而是编好话说：“魏其侯年事已高，就快死了，还不能忍耐吗，姑且等着吧！”只是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田蚡很快就知道窦婴和灌夫对他所说的强硬话语，他其实也是颇感委屈的，因为在此之前，窦婴的儿子曾经杀人，他是救了对方性命的——“魏其子尝杀人，蚡活之。蚡事魏其，无所不可，何爱数顷田？且灌夫何与也？吾不敢复求田！”最后一句“吾不敢复求田”是意气用语，不是不敢，而是心里窝着一口气，并且这口气很快就要发出来。这是“承”的第一阶段。

    “承”的第二阶段是双方开始交锋。这个交锋虽然意在窦婴，手段却用在灌夫身上，所谓曲径通幽。这灌夫是江湖中人，喜欢交朋结友，虽然失势了，跟着他的食客也有上百人，宗族宾客横行于颍川（今河南省许昌市境内），也做了不少非法的事。田蚡抓住颍川儿歌中的“颍水清，灌氏宁；颍水浊，灌氏族”向武帝报告要打击农村黑恶势力。武帝大约也是懒得再管这件事，就含糊其辞地对田蚡说：“此丞相事，何请？”意思是这是你做丞相的职责，何必请示我呢？你自己看着办吧。因此，田蚡获得了对此事的自由裁量权，意欲对灌夫下狠手。

    灌夫也不是吃素的。他抓住建元二年（公元前139年）田蚡受金一事相威胁，使其不敢轻举妄动。这个事情实在是太过敏感了，以致于后来武帝得知真相后咬牙切齿地说：“使武安侯在者，族矣。”意思是如果武安侯还活着的话，该灭族了。所谓田蚡受金是指田蚡接受淮南王刘安遗赠的大量金钱财物。起因是刘安入朝，时为太尉的武安侯田蚡迎于霸上，并对其说：“上未有太子，大王是高皇帝的亲孙，行仁义，天下闻名。设若宫车一日宴驾，就一定会迎立大王为帝。”这个话说得太过露骨，几乎涉嫌谋反了。刘安听后十分高兴，赠金引为同类。田蚡自以为此事做得很隐秘，却偏偏被灌夫获知，成为其把柄。由此，博弈的均势开始达成。这是一种动态平衡。田蚡投鼠忌器，不敢有所作为。灌夫和窦婴的命运暂时无忧，“承”的第二阶段到此结束。

    承接完了之后是“转”。“转”的一个标志性事件是“灌夫骂座”。从灌夫邀宴到助阵再到骂座，他和田蚡的矛盾冲突一步步深化，而窦婴被裹挟其中，为个“义”字也为个“理”字不由自主地与田蚡较量，直至最后身首异处，所有的过程其实都是被动的或者说被动之后才采取的主动。这些都有迹可循。总之，窦婴命运曲线的生死转折点出现在灌夫骂座之后，灌夫骂座可以说是灌夫桀骜不驯个性的总爆发，也是田蚡突破底线欲置其于死地的原因所在。而所有这些，都与窦婴最后的悲剧命运休戚相关。这件事的经过是这样的：田蚡要娶燕王的女儿当夫人，太后下了诏令，命列侯和皇族都前去祝贺。魏其侯窦婴自然也在名单上。尽管他与田蚡有隙，可太后的诏令是不能违抗的，他也打算去。但节外生枝的一点在于，窦婴私自邀灌夫同去。或许是壮胆，或许是宴席无聊他要找个意气相投的朋友同行聊以解闷，总之，窦婴的选择有他个人的隐秘原因。没有人知道祸端就埋藏在这里。灌夫醉酒闹事不是一两次了，他自己这次意外地也有自知之明，说：“夫数以酒失得过丞相，丞相今者又与夫有郄。”意思是我多次因为酒醉失礼而得罪了丞相，丞相近来又和我有嫌隙。所以还是不去为好。窦婴怎么回答他的？窦婴说“事情已经和解了”，但去无妨。

    就这样去，命运的凶兆已是若隐若现，只是窦婴本人并无看到。果然，在酒宴上，灌夫出事了。先是看到众人趋炎附势，丞相田蚡敬酒时全都毕恭毕敬；窦婴敬酒时很多人只是稍微欠了欠上身，态度敷衍得很。灌夫看了，当然很不高兴。随后，他自己主动站起来向田蚡敬酒，田蚡不仅没喝满杯，还照常坐在那里，明显没把他放在眼里。由此灌夫怒形于色，并找茬骂临汝侯将酒局搅乱。事实上，事情发展到这个地步还有挽回的余地，窦婴也的确做出了他的努力——他站起来离开，同时挥手示意灌夫也跟着出来。灌夫却没有这样做，而是跟田蚡顶撞起来，于是被捕，罪名是在宴席上辱骂宾客，侮辱诏令，“不敬”。灌夫的命运接下来急转直下，自己被关押，“灌氏之属，皆得弃市罪。”情势万分危急。

    窦婴回府后着手相救。命运的凶兆至此已是狰狞初显。这一点他的夫人也已经感觉到了，她劝窦婴，“灌将军得罪了丞相，和太后家的人作对，怎么救得了？”意思是到时别把自己也陪进去。而窦婴却回答到，“侯自我得之，自我捐之，无所恨。且终不令仲孺独死，婴独生！”一副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神情。

    其实，窦婴救灌夫的举措如果中规中矩，让田蚡没什么把柄好抓，也不致于有性命之忧。但历史的残酷性却在于，它往往把最极端的一面推到世人面前，非此即彼，非生即死，不走中间路线。窦婴先是和田蚡争辩，说灌夫只是酗酒获罪，没什么大不了的。田蚡却坚持灌夫犯的是大逆不道之罪，罪不可恕。窦婴接着攻击田蚡的短处，田蚡针锋相对说：“蚡所爱倡优巧匠之属，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杰壮士与论议，腹诽而心谤，不仰视天而俯画地，辟倪两宫间，幸天下有变而欲有大功。臣乃不知魏其等所为。”直接陷窦婴和灌夫于不义。

    当然，由于没有真凭实据，武帝没有直接裁判此事，对窦婴没有深加追究。倘若窦婴此时知难而退或者说全身而退，灌夫或许不保，而他自己当性命无忧。但紧接着一个人的出现让这件事情的性质发生了变化——王太后。她在宫中对武帝发火说：“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意思是现在我还活着，别人竟敢都作践我的弟弟，假若我死了以后，都会像宰割鱼肉那样宰割他了。由此武帝下令追查窦婴言行，并从他为灌夫辩护的诸多事情中找出漏洞和破绽，将其拘禁在一所名叫都司空的特别监狱里。

    窦婴至此命悬一线。对手的力量太过强大，自己又为“义”字所困，如今身险囹圄了。从救人到自救，这个仕途上的失意者做出了他本能的动作——让其侄子向武帝报告他手上有一份景帝遗诏，上书“事有不便，以便宜论上”等字眼。这大约是护身符了，窦婴手上若真有此诏，武帝自然不敢随意处置他。但悲剧发生了。窦婴声称的景帝遗诏在宫中并无存档。这道诏书只封藏在他的家中，并且是由其家人盖印加封的。如此，窦婴便有伪造先帝诏书的嫌疑，罪当问斩——窦婴的自救之举简直是自找死路。当然，没有确凿的证据可以证伪或者证真，历史在这里犯了程序错误——也许景帝遗诏确实存在，只是手续不全罢了，但这样的程序错误是需要有一个当事人来埋单的。很遗憾，这个当事人便是窦婴。

    元光四年（公元前131年）冬月，窦婴被判死罪，弃于渭城。一个帝国仕途浮沉的标本至此走完了他的起承转合，有跌宕有起伏，有高潮有低潮，曲线堪称淋漓尽致，了无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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