临场应变

    显德七年（公元960年）之前，年近四十的赵普在同州（今陕西省大荔县）、宋州（今河南省商丘县南）节度使赵匡胤手下做一名推官兼掌书记，仕途一直黯淡无光。后周的掌书记为掌管一路军政、民政机关之机要秘书，推官也只相当于赵匡胤办公室的高级秘书人员，总之并无多大实权。此前，赵普虽然被永兴军节度使刘词以及宰相范质推荐，当过一些类似于军事判官的职务，但仕途并没有就此发达起来。根据史书记载，这个读书不多的河北蓟县人“善吏道”，懂得为官之道。但很奇怪的是，他快四十岁了依旧没有任何发达的迹象，始终是一个小吏或者说谋士的角色。赵匡胤做同、宋地区的最高行政领导人时，赵普在外人眼里也没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来。倒是赵匡胤对他有些另眼相看，“尝与语，奇之”（见《宋史·赵普传》）——赵匡胤和他交谈，觉得他算是个奇人。可奇人并没有奇事。赵普在此期间做的一件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是审案公明。不放过一个坏人，也不冤枉一个好人。某次，在赵匡胤的辖区抓获一个盗窃团伙，犯案人员达一百多人。由于此团伙作恶多端，罪行重大，初审的结果是“按罪当弃市”，这一百多人全要砍头。赵普在二审时怀疑其中可能有无辜之人，便一一核实，最后实行的政策是“首恶必办，协从不问”，释放了其中的大多数人。不过，这个案子虽然办得令众人心服口服，但仅此而已。作为一名推官兼掌书记，赵普可谓称职或者说优秀的。只是这样的一个评价更让他悲凉。因为从字面上理解，一个称职或者说优秀的推官兼掌书记恰恰说明他在仕途上不可能有更大的发展，做好本职工作而已。

    但是，显德七年（公元960年）的正月让一切都变得不确定起来。或者更好，或者更糟。显德六年六月，后周世宗生病去世，年仅7岁的儿子柴宗训即位。节度使赵匡胤临危受命，担任殿前都检点一职，执掌护卫皇帝之禁军，可以说深受信任。显德六年年底，一个传言在都城开封悄悄流传，说是契丹将勾结北汉入侵后周，帝国局势岌岌可危，所以显德七年一开年，正月才刚刚开始，宰相范质就代主行政，派赵匡胤率军北征。即便至此，对帝国及后世都产生重大影响的诡异迹象其实还没有显现出来。局势至此还是可控的，在赵普眼里，这不过是一次正常的军事行动，而赵匡胤身经百战，此行不致于轻易败北。当然另一层意思赵普没有说出口，那就是作为谋士，赵普相信自己的能力足以应付一切，认为一切尽在掌握中。

    兵行开封东北方向四十里地的陈桥驿时，赵普感觉有某种东西开始起变化了。一件杏黄色龙袍在某个清晨被兵士强披在宿酒未消、看上去惊慌失措的赵匡胤身上。兵变发生了，历史在这一刻凝固。赵匡胤面临着两难选择，同样赵普也面临着两难选择——是促成此事还是反对此事，直接关系着他的命运。当时的情形是乱糟糟的，所谓“有组织、没纪律”。有人跃跃欲试，有人心怀叵测，只是群龙无首，因为赵匡胤自己也不知如何是好。赵普发话了，他说：“策立，大事也，固宜审图，尔等何得便肆狂悖。”此话确立了他在乱局中的意见领袖地位，表明赵普想主导事件走向的意图。果然，人群安静了下来，众人将目光投向这个能替大伙拿主意的谋士身上。赵普接下来又道：“兴王易姓，虽云天命，实系人心。前军昨已过河，节度使各据方面，京城若乱，不惟外寇愈深，四方必转生变。若能严敕军士，勿令剽劫，都城人心不摇，则四方自然宁谧，诸将亦可长保富贵矣。”（见《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赵普这话既强调了人心的重要，又分析了当前的形势——在契丹勾结北汉入侵后周的紧要关头发生兵变，实在是易生变数之举。特别是“节度使各据方面”，对赵匡胤兵变态度究竟如何，没人可以预测，此变数之一；变数之二是京城如果乱起来的话，局面就不可收拾了。所以关键的一点——兵变既已发生，就必须先保证自己的队伍人心不乱。赵普在兵变的关键时刻洞悉幽微，颇具意见领袖的内在素质和临场应变能力。

    其实这些都还是浅层的逻辑分析。历史向来不相信逻辑而相信情境。当时的历史背景是五代十国乱世，谁有头脑和实力谁就称王。后汉存在仅仅四年，郭威就在赵匡胤的辅助下即位，建立后周。这期间，后周败北汉，攻南唐，击辽国，夺回燕云十六州中的两州，表现十分抢眼。当然其中的明星人物非赵匡胤莫属。此次兵变之所以会发生，既有赵匡胤的实力在起作用，也有后周幼主上位，对众将或者说局势制约乏力有关。赵普当此历史关头，觉得胜算颇大，自然是要努力促成此事，要为自己的仕途发展着想。

    当然还有一点，当时留守京城的殿前都指挥使石守信和殿前都虞侯王审琦与赵匡胤私交不错，都不是忠于后周的人物。兵变既已发生，若派人回京对他们晓以利害，自可免去干戈之患。赵普向赵匡胤建议，派衙队军使（相当于宪兵司令官）郭延贇骑快马连夜回京师，让石守信和王审琦做好接应工作。赵匡胤同意了，由此，兵变离成功只有一步之遥。尽管回京后赵匡胤还需面对范质、王溥这两个辅助大臣的诘难，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两人也只能识时务者为俊杰。

    陈桥兵变后开始论功行赏，宰相范质、王溥分别加侍中（魏晋以后，侍中多为事实上的宰相）、司空（司空主管礼仪、德化、祭祀等，为三公之一，是一种崇高的虚衔），继续在新朝里得到重用，而赵普却仅得个右谏议大夫、充枢密直学士这样一个正四品下、掌谏议得失的清闲官职。众人都为赵普叫屈，赵普心下却明白，这其实是赵匡胤的一种心计：一方面后周文武百官的人心需要安抚，前宰相范质、王溥安排什么样的位置，关系着新朝政局的稳定，另一方面赵匡胤是给赵普一个考验，我故意赏不抵功，看你做何反应。人生的路很长，仕途也总是坎坷的，最重要的是人心——熬不熬得住，能不能受得了委屈，一切都需慢慢观察。

    仕途表演秀

    赵普熬下来了。《宋史·赵普传》记载“普性深沉有岸谷”，所谓性情沉着、严肃刚正，很是不动声色。这也是帝国官员在仕途上得以走得长远的基本素质；并且赵普抓住机会，更上层楼。我们看他接下来的表现。赵匡胤“陈桥兵变”后一百天左右，后周时义成军节度使李筠勾结北汉刘钧起兵反宋。这李筠和后周郭氏之间有君臣知遇之恩，所以赵匡胤以非正常手段上位，李筠是心存不满的。这一点也暗合了赵普的担忧，“节度使各据方面”，对赵匡胤兵变态度各自心怀叵测，新政权的维稳工作任重道远啊。当然对赵普来说，这也是他的机遇。只有非常事件，才用非常手段。此前四十年的人生，说到底是没有一个合适他的舞台罢了。他建议赵匡胤，要御驾亲征，把打击李筠反叛事件当典型来抓，杀一儆百。赵普建议赵匡胤说：“陛下初登宝位，应天顺人，将制晓雄，光耀神武，兵机贵速，不尚巧迟，若倍道兼行，掩其仓卒，所谓自天而下，可一战而成擒也。”（见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卷一）

    赵普的建议表面上看气势磅礴，充满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的气概，实际上是在走钢丝。因为李筠作为后周时代的大将，表现实在不俗。从显德二年到显德六年（公元955年—公元959年）的四年间，他先后率军攻下辽州（今山西省左权县）与长清寨等军事要地，俘获北汉的刺史、大将达数百名。也正因为如此，周世宗才拜其为太尉。而李筠对后周王朝也忠心耿耿，赵匡胤建立宋朝后，曾派遣使者至李筠处，封其为中书令，这是夺其兵权，让他到中央工作的意思。而李筠是怎么反应的？他当着使者的面把后周太祖的画像挂在墙上，然后嚎啕大哭。此情此景，反迹已现。当然李筠造反的标志性事件还在向北汉睿宗称臣上，他并且派人杀死宋朝泽州的刺使张福，出兵占据泽州城（今山西省晋城市）。在此险恶形势下，赵普建议赵匡胤御驾亲征，风险不是一般的大。因为当时北汉睿宗已经率兵前来支援李筠，相约联合伐宋。那么，赵普怎样才能做到万无一失，让赵匡胤安然无恙呢？

    谋士赵普没有十成的把握，甚至连九成的把握都没有。他之所以如是建议是基于两点：一是出于道义。赵匡胤非正常手段上位，虽然于道义上有亏，但相比较于李筠的认贼作父、引狼入室，却又可以占据舆论优势。二是基于实力。宋朝虽然刚刚成立，和李筠作战却是以全国敌一隅，而李筠只是义成军节度使，即便北汉睿宗号称也要出兵伐宋，但二者的终极利益并不一致。说到底，只是相互利用罢了。李筠试图利用北汉兵报恩于郭氏，北汉睿宗也深知李筠非其利益相关方，一旦功成，弄不好会反咬一口，倒戈伐汉的，因此，他不能不留一手。果然，历史的发展或者说推进正如赵普所料。北汉睿宗出兵后，密令宣徽使卢赞监督李筠的部队，防止其坐大。李筠无奈，只得分兵与儿子李守节守卫上党（今山西省长治市），自己率兵南征北宋——合力未成反而分力，战事再无悬念。赵匡胤御驾亲征，先是会同石守信打败了李筠的三万主力部队，然后在泽州逼迫李筠赴火自焚——赵普的建议至此完美收官。赵匡胤的御驾亲征所具备的政治意义远胜于军事意义，赵普的远见卓识，毫无疑问可以为其仕途进步加分的。

    三个月后，又一支队伍开始反叛，它便是后周太祖郭威之外甥、驻扎扬州的淮南道节度使李重进所部。赵匡胤下令平叛，效果竟是不彰。原来这李重进算是后周贵戚，手下多死党；再一个原因是石守信、王审琦等征讨部队多由后周将士组成。以原后周之将士攻后周之贵戚，免不了缩手缩脚，心存顾忌，竟然久攻不下。在此情境下，赵普再一次建议赵匡胤御驾亲征。《长编》卷一记载赵普所说的话是“李重进……凭恃长淮，缮修孤垒……士卒离心……计谋不用。外绝救援，内乏资粮，急巩亦取，缓攻亦取。兵法尚速，不如速取之。”

    的确，赵普之所以如此建议，是因为他看到扬州是一座孤城，粮草本不宽裕。李重进曾求援于南唐，遭拒。正所谓内乏粮草外无救援，城陷是迟早的事情。既然军事胜利毫无悬念，为何不给它加上一层政治含义呢？赵普建议赵匡胤御驾亲征，大约也是出于造神运动的需要。其机心，也是深不可测了。果然，赵匡胤在扬州城下督军攻城没两天时间，李重进就像李筠一样，自焚而死。扬州城陷，叛乱被平定了。

    这两场发生在北宋开国年间的平叛战争成了赵普仕途上的表演秀。他不仅献策，而且和赵匡胤一样亲征，始终做到在现场，在每一个节点都发出自己的声音。在平定李筠叛乱时，赵匡胤自己准备亲征，欲留赵普在后方筹集粮草，但赵普还是争取随侍左右。一方面他要出谋划策，另一方面也表达自己的信心和支持。正所谓用心良苦。由此，赵普的职务有了变动，从一个正四品下的闲官跃居为正三品的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兼枢密副使。最重要的，是赵普赢得了赵匡胤的信任。这种信任是赵匡胤对其能力的肯定，而赵普也注定要在仕途上大放异彩了。

    情景喜剧

    赵普在仕途上的过人之处是准确地洞悉领导者的心头隐患，并且及时提供一揽子解决方案。李筠及李重进的叛乱平定后，赵匡胤的眉头并没有舒展开来。因为这两者都是个案，靠御驾亲征才得以解决。赵匡胤难以想象，帝国境内那么多节度使要是一夜间都反叛了，他即便再次御驾亲征也分身乏术。为此，赵匡胤面临一个制度困惑——“天下自唐季以来，数十年间，帝王凡易八姓，战斗不息，生民涂地，其故何也？”他向赵普发出疑问，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帝王轮流做、明年到我家”的局面呢？如果人人都可以凭实力轻易上位，那他赵匡胤恐怕也只能是唐朝以来的第九个“领三五年风骚”的过渡皇帝罢了……

    赵匡胤的疑问确实太过沉重，也是一个技术含量极高的问题。这样的问题相信在五代十国诸多旋上旋下的所谓皇帝心头也曾经一闪而过，只是没人给他们一个答案罢了。但这次，情形却是颇为不同，因为赵普回答了。赵普说：“此非他故，方镇太重，君弱臣强而已。今所以治之，亦无他奇巧，惟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则天下自安矣。”赵普这番话的关键词是“稍夺其权，制其钱谷，收其精兵”这十二个字。他没想到，这十二个字竟然奠定了一个王朝长达三百二十年的行政风格和内敛气质，其威力和功效远胜于他的两次劝赵匡胤御驾亲征的献策。因为后者是解决一城一池得失的问题，前者事关江山社稷的长治久安，是给帝国隐患开药方。很显然，赵匡胤是很认同这副药方的。《长编》卷二记载，赵匡胤没等赵普把话说完，马上抢答：“卿无复言，吾已喻矣。”可谓惺惺相惜了。

    领悟力高是一回事，真的身体力行却是另一回事。赵匡胤设想中要夺权的对象是一些地方节度使，并不包括统领禁军的石守信、王审琦、高怀德等将领。在这一点上，赵匡胤似乎还有妇人之仁，毕竟在陈桥兵变的过程中，他们都是得力的帮手，自己不忍心做过河拆桥的事情。所以赵普几次暗示他要将石守信这些实力派将领“授以他职”，赵匡胤都以他们与自己亲厚，“彼等必不吾叛，卿何忧？”意思是他们肯定不会背叛我的，你又为何担忧呢？赵普正色道：“臣亦不忧其叛也。然熟观数人者，皆非统御才，恐不能制服其下。苟不能制服其下，则军伍间万一有作孽者，彼临时亦不得自由耳。”（见《长编》卷二）赵普这番话可谓拨云见日，让赵匡胤终于下定决心采取行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七月，“杯酒释兵权”的好戏上演。赵匡胤设宴招待石守信、高怀德、王审琦、张令锋和赵彦徽等高级将领。一番旁敲侧击之后，石守信等人终于顿悟。第二天，他们都上了奏章，以患病为由求退。八年后，赵匡胤以同样手法解除了包括王彦超、武行德、郭从仪、白重赞和杨延璋等驻守藩镇的节度使将领的职务，帝国的隐患就此摆平。归根溯源，赵普功莫大焉。

    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赵普被晋升为枢密使、检校太保。这枢密使同门下平章事等共同负责军国要政，可以说是对其原先担任的国防部副部长（兵部侍郎）一职的转正。赵普仕途至此，堪称帝国的实力派人物。而赵匡胤也对他更加器重，曾留下雪夜访赵普的佳话。事实上自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起，赵匡胤几乎日夜离不开赵普，白天上朝需要，退朝后赵匡胤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也跑到赵普家去虚心请教，而赵普也是有问必答，为国事操劳毫无怨言，两人共同演绎一出君臣相知进而相欢的情景喜剧。这一年的一个雪夜，大雪没膝，赵普以为赵匡胤肯定不会来访，但后者还是偕其弟赵光义上门向其讨教军国大事。赵匡胤称呼赵普的妻子为嫂子，三个男人设垫席地而坐，边吃烤肉边饮酒，赵普对赵匡胤说：“太原当西北二面，我军若下太原，边患由我独当，臣意不如先征他国，待诸国削平；区区弹丸之地，垂手可得。”而赵匡胤却大笑着说到：“英雄所见略同，朕特试试你。”好一句“英雄所见略同”，这说明赵普在他心目中，地位是崇高的；而他称呼赵普的妻子为嫂子，也反映了他对这个男人的亲近与敬重。历史的剧情行进至此，赵普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同样是在这一年，赵匡胤免去了范质、王溥和魏仁甫三相的职务，任命赵普为门下侍郎、平章事，实际上这就是宰相职位了。赵普第一次为相。应该说这是水到渠成的。

    但是赵匡胤的机心若有若无。赵普虽然高居相位，可与此同时，赵匡胤宣布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宋朝自此开始设置参知政事。赵匡胤的目的很明确——为了防止赵普一枝独大，以参知政事来分宰相之权。要命的是，赵普并不懂得韬光养晦以敛自身锋芒，反而直言犯上，无所顾忌。《东都事略·赵普传》里记载的一个故事是这样的：赵普选择官吏，推荐了两位大臣的名字给赵匡胤，赵匡胤觉得不合适，决定不用。但第二天，赵普把这两人的名字又上报了，赵匡胤还是不用，并且脸色有些变了。到了第三天，不知趣的赵普依旧将同样的名字上报给赵匡胤，赵匡胤勃然大怒，一把将奏纸撕毁，扔到地上。可赵普是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将那些撕碎的奏纸慢慢拾起，回家粘补好于第四天再次奏上，赵匡胤无可奈何，只得用了这两个人才做罢，当然心里是颇为不快的。赵普如此行事作风，一方面固然是恃宠，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他不懂变通的性格。他的仕途浮沉便有了合理而清晰的逻辑基础，当然另外一个推力其实也不可小视，那就是赵普在“金匮之盟”中的角色、态度与立场变迁，这是赵普后来仕途几经浮沉的一个重要因素。在帝王的立嗣之争中，赵普身处险境，可以说是步步杀机。他出招也变招，人性的复杂多变在其出招变招中一览无遗。赵普的仕途，自此有了起承转合的层次感和立体感，看点多多，引人入胜。

    马屁拍在马蹄上

    “金匮之盟”是一个历史疑案。在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的历史现场，真正的主角有三个人：赵匡胤的生母杜太后、赵匡胤和赵普。这一年杜太后病危，要立遗嘱，特召赵匡胤入见，赵普入记遗命。《宋史·杜太后传》里记载，杜太后当着赵普的面对儿子赵匡胤说：“你百岁之后，当传位于光义。光义传位于光美，光美再传位于德昭。四海之大，如能立长君，则社稷无忧了。”太祖（赵匡胤）顿首泣道：“敢不如教诲！”赵匡胤“顿首而泣”，含义可谓复杂。“敢不如教诲！”的话里既有孝道，也有委屈、不忍、不舍和难与人言的不弃——这里我们需对杜太后话语中的人物关系做一个梳理。赵匡胤的母亲杜氏育有三子，长子赵匡胤、二子赵光（避匡字讳）义、三子赵光（避匡字讳）美，杜太后的意思是为了吸取后周亡于幼主当政的教训，新成立的王朝要实行“立长制”。这里所说的“立长制”既不是父终子及的嫡长制，也不是完全的兄终弟及制度。因为杜太后最后所说的“光美再传位于德昭”之德昭，是赵匡胤的次子（赵匡胤长子赵德秀早亡）赵德昭，他和赵光美是叔侄关系。建隆二年（公元961年），杜太后遗嘱中提及的四个男人年龄分别是赵匡胤三十四岁、赵光义二十二岁，赵光美十四岁、赵德昭十岁，差不多形成一个以十岁左右为进阶的年龄梯队。在杜太后的算计里，赵匡胤百年之后，他的帝位继承人都已经成人，顺序而上，当可保大宋帝国江山不失。对于这样的制度设计，杜太后似乎很满意。她转头对赵普说：“尔同记吾言，不可违也。”《宋史·杜太后传》接下来记载，赵普在床榻前写下遗嘱，还在遗嘱的最后写上“臣普书”。杜太后便把这份寄托她希望的遗嘱藏在金匮（黄金做的箱子）里，并令“谨密”（谨慎）的宫人掌管它。

    作为“金匮之盟”的历史见证人，赵普的心情可谓百味杂陈。表面上看，杜太后的遗嘱貌似帝位承续的合理解决方案，但赵普以为，麻烦大了。因为以年龄差异或者说纯粹的血统关系而不是能力优劣来重新构架嗣位制度，势必会引发矛盾冲突，导致祸起萧墙，兄弟间手足相残。这样的代价，不是一个新政权可以承受的。当然这是笼统的说法，具体到他赵普个人而言，似乎也面临一个无所适从的问题。当帝位之争纷起、胜负未定之时，作为帝国权力场上的彀中人，赵普该如何出招和变招，才能赢得自身最大利益，以趋利避害呢？

    这是一个悬念，也是两难的选择。同样，这样的两难选择使赵普以为赵匡胤也难以逃脱。大宋江山虽然从严格意义上说不是打下来的，是兵变的产物，但后期平叛及统一天下等诸多战争，赵匡胤也是浴血奋战、身经百战的。所以大宋江山的产权人说到底还是赵匡胤。从纯粹的血统关系出发，赵匡胤或许希望由自己的儿子来承续帝位。当然这只是赵普的个人推测，因为赵匡胤在他面前从来没有流露出对“金匮之盟”的不满言论。这是帝王之家的最高隐私。终赵匡胤一世，他都没有对赵光义透露这个消息。赵普作为外人，自然不便过多干涉。

    他只是暗自揣测，并且默默采取行动以支持赵匡胤。这其中符彦卿任职事件曲折地反映了赵普的机心。符彦卿出身于武将世家，祖父是吴王符楚，父亲是秦王符存审。兄弟九人都是镇守一方的军事将领。值得一提的是大哥符彦超是安远军节度使，二哥符彦饶是忠正军节度使，符彦卿自己是天雄（治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北）节度使，能力超群。《宋史》有关符彦卿的传记里记载了他曾经率领数百人把著名的骑兵将领、北宋开国名将高怀德的父亲高行周从数万契丹人的包围中营救出来，以致于契丹人对他敬若神明等情况。基于这样的一种状况，乾德元年（公元963年）二月，赵匡胤趁符彦卿到京城开封朝见的机会，准备对其委以重任，让他典掌禁军。

    这的确是一项非同寻常的任命。因为一般情况下，典掌禁军一职，非自己的亲信担当不可，实力倒还在其次。符彦卿是赵匡胤的亲信吗？绝对不是。此人的三个女儿都嫁得极好。一个女儿先嫁给大将军李守贞之子李崇训，后被柴荣纳为继室，号称符皇后；另两个女儿也差不多是母仪天下的人物，其中一个恰恰嫁给了赵光义，所以从亲缘关系上说，符彦卿是赵光义的岳父。赵普私下里认为，符彦卿典掌禁军后，一旦和赵光义有所密谋的话，局面将不堪收拾的。

    只是赵匡胤对这层内在的逻辑关系熟视无睹。他似乎毫无为自己防备的意思。《宋会要辑稿》职官三八之一记载：赵普以为彦卿名位已盛，不可复委以柄，屡谏，（赵匡胤）不听。最后赵匡胤还反问赵普说：“卿苦疑彦卿，何也，朕待彦卿至厚，彦卿岂能负朕邪？”而赵普一语惊醒梦中人：“陛下何以负周世宗？”意思是那陛下您为什么就背叛了周世宗呢？赵匡胤默然，无言以对，最后总算没有让符彦卿典掌禁军。

    事实上，从这件微妙的事情出发，赵普的仕途蹉跎已然成为定局。他为赵匡胤着想，但赵匡胤却没有为自己着想。他心里暗自认可了弟弟赵光义将来接班的事实。目标路径的偏差决定了赵普在赵匡胤时代未能找到自己合适的定位，而在后赵匡胤时代，他的个人命运将与凶险相伴，因为其所作所为，赵光义是看在眼里的。乾德二年（公元964年），赵普又做了一件令赵光义颇为不快的事情，即阻止赵匡胤对其封王。赵普之所以这么做，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他认为皇子、皇弟不能同时封王，否则，赵光义的地位将在皇子赵德昭之上。这一年，赵匡胤是打算同时封赵光义和赵德昭为王的。赵普其实做宰相时间还不长，但在隐秘的皇位之争中，他立场鲜明，再一次站到了态度暧昧的赵匡胤一边，几乎公然与赵光义为敌了。

    赵匡胤却并不领情。虽然封王程序在赵普的搅合下被暂时搁置了，他却没有对赵普有所褒奖。每天，上朝的宰相赵普后面站着尚未封王的赵光义（在级别上赵普已经高过赵光义），前头龙椅上坐着高深莫测的皇帝赵匡胤，日子实在是过得没有安全感。这个时代，谁是谁的保护神呢？赵普心里没有一点儿底。但最终，赵普还是将宝押在赵匡胤这边。政治立场是不可以随便改变的，因为它的价值就在于“忠诚”二字。公元966年，赵普再次出招，以派出的卧底出面告发知梓州冯瓒受贿之事，并从中牵连出赵光义的亲信幕僚、开封府判官刘嶅的罪行，矛头隐指赵光义。但赵匡胤后来处理此事却避重就轻，只将冯瓒削官流放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沙门岛。虽然赵普力主处死冯瓒，赵匡胤却不予理会。而刘嶅在事败后也只是免职了事。一切到此为止，赵普并不能影响到赵光义什么。相反，在此事件后，赵匡胤心头也是颇为不快，并由此直接触发了七年后的赵普罢相事件。

    赵普从深得信任到被罢离职，原因其实是多方面的。这其中既有其行为不慎的因素，也与赵匡胤的猜忌心日益加深有关。赵匡胤之所以起了猜忌心，或许与赵普介入时局过深，特别是在皇位继承人问题上强加影响有关。换句话来讲，赵普是马屁拍在马蹄上，一不小心伤了自己。赵匡胤起初宣布兵部侍郎薛居正、吕余庆并本官参知政事时，其实还只是做表面文章而已，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意义。因为薛居正、吕余庆两参知政事不宣制，不押班，不知印，不升政事堂，赵匡胤只让他们在徽使厅上事，赵普的宰相之权并未受到多大影响。但翰林学士卢多逊攻击赵普联姻大臣，为政专断之后，赵匡胤便开始宣布宰相文书须由副宰相参知政事共同签署后才能生效。卢多逊攻击赵普联姻大臣是指赵普之子赵承宗娶了枢密使李崇矩的女儿，破坏了宋朝大臣姻亲制度，这是赵匡胤很忌讳的一点。另外，差不多与此同时，赵普又在其他小节上疏于检点。开宝六年（公元973年），吴越王钱俶赠送赵普千瓶海货，不巧被赵匡胤撞见此事。糟糕的是吴越王钱俶所送名为海货，实为爪子金。赵普此举有受贿和欺君之嫌。另外，赵匡胤还获知赵普涉嫌私贩秦陇大木至京师贩卖牟利，此举也违背了朝廷法度。这些虽然都是小节，但在敏感的皇位继承人的问题面前，它们便成了赵普被罢离职的主要理由。五十二岁的赵普在做了十年宰相之后黯然离京，“出为河阳三城节度，检校太傅、同平章事”，离开了权力核心。与此同时，赵光义被封晋王，在帝国权力场上的排名高过宰相，可以说离皇位又进了一步。世事至此，可谓泾渭分明，因果各有轮回，大宋帝国前宰相赵普的报应似乎就在不远处。但是，聪明的他又变招了，为自己留下一个后手或者说伏笔。离京之前，赵普上书，大力称赞赵光义人品、才能俱佳，并巧妙地提到了金匮之盟，否认自己与他有矛盾——赵普的上书，实在是为自己重新上位做好铺垫，只是在当时，没有多少人能够明白其中的深意罢了。

    每一步都可疑

    历史总是疑窦丛生的。在“烛影斧声”的传奇背景下，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十月，宋太祖赵匡胤离奇地离开人世，他的弟弟赵光义当仁不让地即位，后人称其宋太宗。赵普得知此一消息，心情是很复杂的。两个月后，赵光义宣布改年号为“太平兴国”。此一举动违背了新皇帝上位须在次年改元以尊重大行皇帝的祖制，堪称石破天惊之举。当然，对赵普来说，他所能感受到的则是赵光义的咄咄逼人和不守常规——这样一个人，什么事干不出来呢？赵普再一次深切地为自己对赵匡胤的愚忠感到不值。

    快到年底的时候，赵普察觉出异常：知怀州的高保寅上奏请求他所领的怀州脱离三城节度使赵普的管辖。赵普“出为河阳三城节度”，怀州即为三城之一。而高保寅名义上虽然是赵普手下，却历来与他有矛盾。他出知怀州，实际上是新皇帝赵光义的一个布局，因为接下来的事情很明显，赵光义是支持高保寅的。他随后批复同意怀州脱离河阳三城节度使的管辖，将其管辖权收归中央——赵普明白，这是新皇帝向他发出明确信号了——你这河阳三城节度使也别做了。赵普知趣，马上请求进京，而且一呆就是三个月，以参加赵匡胤的寝陵安葬仪式为由留在京师，似乎不愿意再回河阳三城做他的节度使去。赵光义当然是聪明人，明白赵普的心机，他免去其实职，只授太子少保这一虚衔让他滞留京城——赵普的仕途至此跌入谷底。

    接下来的几年时间，赵普成了时局观察员。他发现赵光义的政治手腕实在是了得，不仅大力笼络赵匡胤时代的旧臣，而且对赵匡胤的兄弟子孙也多有封赏，从而最大限度地消解人心之怨。比如他封皇弟赵廷美为开封尹兼中书令，封齐王，很有自己百年之后让其继位做皇帝的意思。而对宋太祖赵匡胤的两个儿子，他则外派为节度使，这其中赵德昭为永兴军节度使、赵德芳为山南西道节度使，赵光义此举的目的是不让他们留在京城免生后患，同时又授予一定的实职来笼络人心，可谓恩威并重。但是接下来，形势的发展可以说让人目瞪口呆。赵德昭在太平兴国四年的高梁河之役后为北征将士请赏未遂，军中人心浮动，赵光义疑虑重重，赵德昭一时悲愤不已，竟然选择自杀了事，由此导致赵廷美有兔死狐悲之感。在朝臣当中，新晋宰相卢多逊不知进退，与赵廷美交好。赵普感觉，如果此时出手，他仕途的春天很有可能将再次来临，而这其中最关键的便是赢得赵光义的信任。换句话说，赵普以什么理由复出，让赵光义觉着此人是有利用价值的呢？

    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卢多逊或许是感觉到了赵普即将会有所行动，便率先站出来告发他当初是不想立宋太宗的，宋太宗赵光义因此疏远赵普。这一年，帝国权力场中的薛居正死了，沈义伦病了，只有卢多逊一相独大。赵普非常清楚卢多逊为何要防备他复出，但赵普以为，他的复出是任何人阻挡不了的。因为他手上有两大利器。一是，他是“金匮之盟”的见证者和记录人。他可以站出来证明赵光义“兄终弟及”是有法理基础的；二是，他罢相之前，曾经上疏表明自己对赵光义并无偏见，甚至可以说是全力支持。这份奏疏宫中当有留档，可为其政治清白背书。最重要的是在赵普意欲复出的紧要关头，发生了赵廷美被贬事件。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九月，如京使柴禹锡上奏告赵廷美“骄恣”，由此掀开倒赵序幕。赵普则趁热打铁，暗使开封知府李符诬告赵廷美“不悔过，怨望，乞徙远郡，以防他变”。由此，赵廷美被贬往洛阳。赵普通过此事件，向宋太宗赵光义展示了他手上的两大利器，证明其从赵匡胤手中继承皇位合理合法，同时，苦口婆心地劝他，太宗传位于赵廷美是有先决条件的，那便是赵廷美须为合格的皇位继承人，既然他现在因存不轨之谋被贬往洛阳，那索性让他去得更远一些，降其为涪陵县公，迁往房州（今湖北省房县）好了。宋太宗赵光义采纳了赵普的建议，于雍熙元年（公元984年）令赵廷美举家迁至房州，彻底消除了这一政治隐患。赵普在此事件中的特殊功绩而得以重新上位，获封司徒兼侍中，两度任相。而赵廷美谪居房州后不久，忧愤成疾，吐血而终，年仅38岁。从宋太祖赵匡胤的利益捍卫者摇身一变为宋太宗赵光义的利益捍卫者，赵普做得游刃有余，似乎并无多少道德压力。他所需的只是娴熟的技术手段而已，而这一点，恰恰是赵普所擅长的。

    接下来的政敌是卢多逊。事实上，赵普重新为相后，卢多逊就失宠了。赵普起初希望卢多逊明智一点，激流勇退。但卢多逊明知赵廷美被贬，自己在脱不了干系的情况下，还是恋栈不去。太平兴国七年（公元982年），宰相赵普断然出手，向皇帝告发卢多逊与赵廷美交结，图谋不轨之事。由此，卢多逊的政治生命结束，被举家发配崖州（今海南省三亚崖城镇）。诏书规定遇赦不赦。三年后卢多逊卒于崖州水南村寓所。至此，宰相赵普在宋太宗赵光义时代再无任何政敌，他的仕途似乎平坦无阻了。

    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赵普竟然很快又落马了。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十月，也就是赵普告发卢多逊一年后，他的宰相职位被免，宋太宗赵光义不动声色地宣布赵普出任武胜节度使（今河南省邓州市）、检校太尉兼侍中。对于此次被免职的原因，赵普心里其实很清楚，他的历史使命或者说利用价值已经结束了。说到底自己只是皇帝手头的一块砖，用来砸向其前进路上的拦路虎。现在赵廷美等人都已经被砸倒，砖头的意义和作用又何在呢？赵普对这次仕途浮沉终于看得比较开了，他感激涕零地离去，还上疏说来世当效犬马之力，很有以德报怨的气概。此后数年间，赵普转任山南东道节度使，改封梁国公为许国公。也曾在宋太宗亲征幽蓟的战役中三进疏陈，出谋划策，但一切行事做派，赵普已是激情索然，毫无乐趣可言。他的那些智谋人生，似乎已随赵匡胤去了，接下来的种种作为都只是应付而已，苟全性命于盛世，一切若即若离，凡事概不过心，被利用也罢，利用他人也罢，都只不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徒留生存本能而已。端拱元年（公元988年），赵普被册拜太保兼侍中。淳化三年（公元992年），拜太师，封魏国公，三度为相。可即便这样，他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赵普明白，这一切都是宋太宗次子昭成太子、陈王元僖的运作结果，只因为自己曾经劝宋太宗传子不传弟有功，于其上位有利罢了。那个遥远的“金匮之盟”，对现在年迈不堪的赵普来说，只是一场游戏一场梦而已。游戏中人表情真切，潸然泪下，自以为能掌控一切，却只能算是花自飘零水自流，各取所需罢了。装在金箱子里的誓言其实不比凡夫俗子的口头承诺更加珍贵或者说牢靠，而历史的见证人也可以成为“泼污者”，北宋名相赵普一生的仕途首鼠两端，前后矛盾，在一个又一个主子面前或表忠心或自掌嘴巴，真是每一步都可疑，只可远观不可近赏，活得够累够狗血。

    赵普是在他三度为相那年去世的，享年七十一岁。死后赠尚书令，追封真定王，谥忠献，可谓极尽哀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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