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场异数

    魏忠贤是个官场异数。

    作为河间肃宁（今河北省肃宁县）一户贫困人家的子弟，魏忠贤既不是富二代，也不是官二代。他甚至不识字，酷爱赌博，年轻时候为了逃避赌债经常东躲西藏。品行不好，基本上算是一个市井无赖。这样的一个人，究竟靠什么手段爬上高位，成为大明官场呼风唤雨的人物的呢？

    一个时代，如果市井无赖得以呼风唤雨，良善之辈如东林党人横遭迫害，深层原因应该是时代本身出了问题。话从头说，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当河间府肃宁县的市井无赖李进忠被选入宫中，成为司礼秉笔太监孙暹手下一个打杂的小伙计时，他不知道，在此后的岁月里，自己竟然有能力深刻地影响帝国朝局。熹宗皇帝成为他的铁杆玩伴。这个后来更名为魏忠贤的人引导皇帝极尽声色犬马之好，自己却包揽政事，成为帝国的一个传奇人物。

    事实上魏忠贤刚进宫时，做的是最下等的太监，被安排做杂役。但一个叫魏朝的大太监随后改变了他的命运——他将魏忠贤从一名普通的杂役太监转至司礼监秉笔太监、掌管东厂的孙暹手下，负责管理库房。毫无疑问，这是个有油水的活，关键是魏忠贤开始接近权力核心——东厂了。那么魏朝为什么能改变魏忠贤的命运呢？首先是他在皇帝面前说得上话。魏朝是最早伺候并保护熹宗皇帝朱由校的太监，所谓侍卫有功。另外，魏朝是明朝万历、泰昌、天启年间的“三朝大太监”王安的下属，资格不可谓不老。魏朝想为哪个小太监说话，命运的改变那是分分钟的事。关键是，魏朝为什么想改变魏忠贤的命运呢？

    正所谓做一名太监不难，做一名会来事的太监很难。而魏忠贤就会来事。他巴结魏朝，并和魏朝结拜为异姓兄弟。为了向魏朝表达忠心耿耿之意，此公改李进忠之名为魏忠贤——又忠又贤，还从异姓兄弟升级为同姓兄弟。大家都姓魏，不照顾一下都不好意思。魏忠贤由此成为一名库房管理员，这绝对是个肥差。

    但很显然，魏忠贤不是那种小富即安之人。一辈子做一名库房管理员不是他的理想。要想更进层楼，还需贵人提携。魏忠贤这次瞄准的贵人是大太监王安。因为他比魏朝更大腕，利用空间或者说自己今后的晋升空间更大。王安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起就服侍朱常洛、朱由校父子。尤其在移宫一事上，他联合外廷的杨涟、刘一璟等大臣拥朱由校登基，使朱由校从此摆脱了“西李”（李选侍）的控制，成为一个有独立人格的皇帝——熹宗皇帝。而熹宗皇帝朱由校登基后，对王安那是言听计从，感激不尽。魏忠贤靠近王安，毫无疑问比靠近魏朝更有价值，因为他可以直接接触到皇帝，自己日后飞黄腾达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了。

    关键是魏忠贤还懂得曲径通幽，在靠近王安的同时还靠近皇帝朱由校的奶妈客氏，两手抓，两手都挺硬的。这里需要重点交待下客氏。这是一个神一样的女人，是中国历史上为数不多能够改变历史进程的女人之一。这个客氏名巴巴，原是河北一个农妇，定兴县侯巴儿（侯二）之妻，生有一子名侯国兴。十八岁时客氏就入宫成为当时的皇孙朱由校的乳母，也就是奶妈。但这个奶妈与其他奶妈不同之处在于她能全方位掌控朱由校，使其对自己产生依赖感。朱由校登基后未满一月，就封客氏为奉圣夫人，同时她的儿子侯国兴、弟弟客光先俱封锦衣千户。至于客氏本人，熹宗皇帝也下诏赐香火田。这一点其实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它没有充分体现出皇帝对客氏的依赖感。真正的案例源于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二月，熹宗皇帝大婚礼毕，御史毕佐周、刘兰上疏奏请令客氏出宫，大学士刘一燝也持相同看法。熹宗不忍客氏离去，替她辩解说：“皇后幼，赖媪保护，俟皇祖大葬议之。”总之是找出各种理由让客氏留下。后来客氏虽然离开宫庭，但熹宗皇帝“复又召入”，这个奶妈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

    这个奶妈对皇帝重要，对魏忠贤来说同样重要。因为魏忠贤观察到，客氏“每日清晨入乾清暖阁侍帝，甲夜后回咸安宫”，跟皇帝朝夕相处；每逢客氏生日，皇帝朱由校都会亲自去祝贺。而客氏每一次出行，其排场都不亚于皇帝。出宫入宫，清尘除道，香烟缭绕，宫廷内外“老祖太太千岁”的呼声惊天动地。这说明什么，说明客氏是和最高权力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而魏忠贤需要的恰恰是这一点。

    但对魏忠贤来说，有一个关口必须要过，那就是如何处理魏朝与客氏的关系。因为在当时，魏朝与客氏对食，也就是说结成了名义夫妻，关系可谓如胶似漆。这一点对魏忠贤非常不利。因为既然是夫妻，哪怕是名义夫妻，就有利害关系。客氏凡事必为“老公”魏朝着想，魏忠贤想接近最高权力，根本是门都没有。那么魏忠贤怎么办？他使了一招，叫横刀夺爱——强行接近客氏，从魏朝手里夺走他的老婆。

    关于魏忠贤横刀夺爱的过程，《甲申朝事小记》记载说，这两个魏先是“共私客氏”，最后魏忠贤渐占上风，公然当着魏朝的面和客氏在乾清宫西阁亲热嬉闹。魏朝觉得“是可忍孰不可忍”，和魏忠贤撕打，最后事情越闹越大，惊动了皇帝。皇帝出来当裁判，说：“客奶，只说谁替尔管事，我替尔断”（《酌中志》），并最终准许客氏以后跟魏忠贤过日子，也就是所谓的对食，魏朝完败。

    的确，魏忠贤的非同寻常之处就在于他能痛打落水狗，对失意者不仅踏上一只脚，还要置他于死地。泰昌元年（公元1620年）十二月，魏忠贤假借皇帝诏令，将魏朝发配到凤阳守皇陵。这是调虎离山的意思，目的是把他赶出京师，以便下手。魏朝也聪明，走到半路，情知不妙，赶快溜之大吉，逃到蓟北山中的寺庙躲起来。但魏忠贤岂肯放他，在其授意下，当地差役抓捕魏朝，并在献县看守所活活勒死了他。

    魏忠贤为了以绝后患，对曾经的恩人、现今落败的情敌魏朝下此狠手，这是其非同寻常之处——能痛打落水狗。魏朝死后，魏忠贤在客氏的鼎力协助下逐渐受到熹宗的赏识。没过多久，魏忠贤就从惜薪司被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代替皇帝执笔批阅大臣们的奏章，从此成了皇帝身边最亲近的人。但魏忠贤想更上一层楼，还面临着一大阻碍，那就是王安。王安是魏朝的保护伞。因为魏朝的引荐下，王本来看好魏忠贤。魏朝与魏忠贤争风吃醋落败后，他在一旁看不下去，怒其不争，狠狠打了魏朝几个耳光，并勒令他去兵杖局养病，最后还将其调离乾清宫——这其实是保护魏朝的意思，以图东山再起。因为明眼人都能看出来，魏忠贤投靠客氏，锋芒正盛。魏朝不可与其用强。但魏忠贤却不放过魏朝，对其痛下杀手，这让王安疏远了魏忠贤并对其心生警惕。

    扳倒王安

    所以接下来，魏忠贤的目标就是扳倒王安。事实上，这是个很难完成的任务。因为从万历二十年（公元1592年）起王安就服侍朱常洛、朱由校父子。早在光宗朱常洛时代，他就是皇帝的亲信宦官，系司礼监秉笔太监。尤其是在“移宫”一事上，王安联合外廷的杨涟、刘一璟等大臣拥朱由校登基，使朱由校成功摆脱了“西李”（李选侍）的控制，居功至伟。而熹宗皇帝登基后，对王安是言听计从。面对这样一个重量级的人物，魏忠贤想打败他，几无可能。

    但魏忠贤还是出手了。他抓住了王安的一个性格弱点——刚直而疏、心思不够缜密，一方面，联合客氏经常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另一方面，王安由于年纪大了，经常生病，与熹宗的接触逐渐减少，这使得他缺少为自己辩白的时机。王安和魏忠贤两人在皇帝面前的受宠程度，毫无疑问就呈现出此消彼长的态势来。而接下来王安辞让司礼监掌印太监一事，成了魏忠贤打击他的绝佳时机。

    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五月，朱由校任命王安为司礼监掌印太监。这件事情在魏忠贤看来非同小可。因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权力在秉笔太监之上。王安一旦上位，魏忠贤作为秉笔太监，就要被其压制。魏忠贤怎么办？他接下来采取了两步走策略。一是让客氏在熹宗面前数落王安的不是；二是唆使给事中霍维华弹劾王安。就在这时，王安自己也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上辞呈辞让司礼监掌印太监一职。实际上这是官场上的官样文章，王安也只是装装样子罢了，心里还是很想履新的。但魏忠贤和客氏抓住这件事不放，双管齐下进王安的谗言，指其欺君罔上。皇帝犹豫不决时，魏忠贤又自作主张，矫颁圣旨将王安发配到南海子做净军——让他成为宦官军队的一分子。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魏忠贤恩将仇报的特性已经展露无遗。但客氏比魏忠贤更狠，她要斩草除根。当魏忠贤在要不要置王安于死地这个问题上犹豫不决时，客氏对他说了这样一句话：“尔我孰若西李，而欲遗患也！”意思是说，你我跟李选侍比怎么样？她都被王安逼得移宫僻居了，我们为什么还要留下后患呢？

    魏忠贤很快就下定决心：王安不除，自己的人身安全就没有保证。因为王安曾经有恩于熹宗皇帝，他若不死，随时有可能东山再起。虽然从另一方面说，王安也对他魏忠贤有恩，但魏忠贤的人生信条是“菩萨心肠成不了大事”。只有恩将仇报，才能出人头地。何况这又不是他第一次恩将仇报。对魏朝已然下手了，且得到了好处，那难道对王安不可以这样做吗？从现实的角度考虑，除去王安，司礼监掌印太监的位置才能空出来。他魏忠贤是最大的受益人。

    于是，魏忠贤联合客氏暗地里派当初李选侍宫中的太监刘朝去掌管南海子，目的就是要置王安于死地。刘朝与王安本来就有仇。他到任后，先是不让王安吃饭。王安求生欲强，掘草根为食，似乎是要顽强生存下去，以图东山再起的意思。史料记载：刘朝由是“扑杀之”，王安遂一命呜呼。

    数不胜数的牺牲品

    实际上，除了魏朝、王安外，在魏忠贤飞黄腾达的仕途上，牺牲品数不胜数，如周宗建、杨涟、赵南星、高攀龙和左光斗等。

    天启三年（公元1623年）二月二十八，御史周宗建上疏弹劾魏忠贤结党营私，准备将其一网打尽，没想到皇帝站在魏忠贤一边，诏夺周宗建俸禄三月——扣发了他三个月的薪水，以示惩戒。

    杨涟是一个标签人物，昭示着帝国的世道人心。这个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进士也是东林党的后起之秀，以追随顾宪成的风骨而自励。这或许是解释他上疏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的一个原因。天启四年（公元1624年）六月初一，左副都御史杨涟向皇帝揭发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称“大小臣工，皆知有忠贤，不知有皇上，乞正法以快神人之愤”；皇帝当然不可能将魏忠贤正法，相反，四个月后，杨涟付出了代价，他被削籍——开除公职，并在次年三月下狱，经受了严刑拷打。锦衣卫动用了很多酷刑，死时“土囊压身，铁钉贯耳”（见《碧血录》），情状惨不忍睹。杨涟去世后，帝国官场掀起了反魏风。有七十多名高级官员上疏弹劾魏忠贤不法。但是很遗憾，这些上疏弹劾的人统统受到熹宗的严词切责。魏忠贤在皇帝心目中的地位至高无上。

    河北人赵南星在民间有很高的声望，与邹元标、顾宪成称为海内“三君”。魏忠贤最初是不想与他为敌的，而是试图拉拢利用。他派自己的外甥傅应星去拜见赵南星，赵南星却拒而不见。赵以齐天下为己任，曾告诫魏忠贤：“主上冲龄，我辈内外臣子宜各努力为善。”由此遭到魏忠贤的打击报复。天启四年，赵南星被发配代州，三年后死于流放地。继杨涟之后，又一个帝国的风骨轰然倒下。

    高攀龙是明代著名学者，东林党领袖。他二十五岁时追随顾宪成一道讲学，于程朱理学多有钻研。顾宪成去世后，高攀龙成为东林党首。世称“顾高”。天启四年八月，高攀龙拜左都御史，因揭发御史崔呈秀贪污之事得罪魏忠贤，于同年十月罢归。后因崔呈秀挟私报复，派锦衣卫缇骑前往无锡欲逮捕高攀龙回京，高遂于天启六年三月十六写下遗书，“衣冠赴水”而死，年仅六十五岁。

    安徽人左光斗是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的进士，天启四年拜左佥都御史。因为与杨涟共同弹劾魏忠贤，又和高攀龙一起揭发御史崔呈秀贪污之事，左光斗被削籍。天启四年十月下狱，五年八月在狱中去世。左光斗生前与杨涟两人为朝局着力深巨，朝野并称其“杨左”。

    从万历十七年（公元1589年）算起，差不多三十年之后，熹宗赐魏忠贤世荫的荣耀，荫封他的兄弟魏钊为锦衣卫千户。这是魏忠贤发达的开始。魏忠贤的追随者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说。其中，“五虎”为文职，包括工部尚书兼左都御史崔呈秀等五人；“五彪”为武职，包括左都督田尔耕等五人。而“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也是各有其人。天启五年（公元1625年）十二月，御史卢承钦为了取悦魏忠贤，仿《点将录》构致东林党人关系图，称“东林自顾宪成、李三才、赵南星而外，如王图、高攀龙等，谓之副帅，曹于汴、汤兆京、史记事、魏大中和袁化中谓之先锋，丁元荐、沈正宗、李朴和贺烺谓之敢死军人，孙丕扬、邹元标谓之土木魔神。请以党人姓名罪状，榜示海内。”由此一轮新的打击呼之欲出。左都御史邹元标与左副都御史冯从吾在京创建的首善书院被毁，紧接着东林、关中、江右、徽州等地书院俱毁。邹元标、冯从吾、孙慎行、余懋衡、周宗建、张慎言、黄尊素、邹维琏、卢化鳌和熊明遇等东林党人被先后削籍。

    威望到达顶点

    天启六年（公元1626年），魏忠贤在帝国的威望到达顶点。这一年，他的生祠遍天下。这一发端于杭浙一带的兴建魏忠贤生祠运动得到皇帝的支持。熹宗皇帝赐名建于西湖的魏忠贤生祠为“普德”，还令杭州卫百户守祠。由此，花费数万到数十万的生祠在全国各地陆续出现。魏忠贤的生祠遍地开花：工部郎中曾国桢建生祠于卢沟桥畔，巡视五城御史黄宪卿建生祠于宣武门外，顺天府尹李春茂建生祠于宣武门内，而且建到了皇帝祖坟边上；孝陵卫指挥李之才建生祠于孝陵前，河道总督薛茂相建生祠于凤阳皇陵旁。短短一年中，一共建造了魏忠贤生祠四十处。监生陆万龄甚至提议在国子监建造魏忠贤生祠，给出的理由是：“孔子作《春秋》，忠贤作《要典》，孔子诛少正卯，忠贤诛东林，宜建祠国学西，与先圣并尊。”这是把魏忠贤抬到孔子的地位上了，而楚王包括袁崇焕在内也先后为魏忠贤建生祠，这成为魏忠贤权势一时无两的有力佐证。

    我们再来看看魏忠贤的职位。魏是司礼太监和提督东厂太监，但很显然皇帝认为还不够，不仅进其上公，加恩三等，还赐魏忠贤“顾命元臣”的印鉴，准其享有九千岁的称呼，并默许百官对魏忠贤的雕像行五拜三稽首之礼。这是皇帝在礼仪层面上的突破——在帝国的礼仪秩序体系中，此前从未有过这样的突破；甚至皇帝还放弃他的最高权力，在忙于木匠活的时候让魏忠贤自由裁量政务。魏忠贤人生得意至此，几乎称得上是“立皇帝”了。

    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八月，熹宗去世。由于没有子嗣，他的异母弟朱由检受遗命于同月丁巳日继承皇位，是为崇祯帝。十月二十七日，贡生钱嘉征上疏揭露魏忠贤十罪，其中最重要的有三条：一是并帝。魏忠贤与先帝相提并论，“奉谕旨，必云朕与厂臣”，钱嘉征质问历史上“从来有此奏体乎？”二是蔑后。魏忠贤蔑视皇后，并试图致其于死地。三是弄兵。魏操刀于禁苑之中，有可能日后武力威胁。崇祯皇帝接到这封奏疏时，年仅十七岁，即位才两个月，而魏忠贤把持权柄多年，有文臣崔呈秀、兵部尚书田吉、工部尚书吴淳夫、副都御史李夔龙、太常寺卿倪文焕等“五虎”；武臣田尔耕，许显纯、东厂理刑官孙云鹤、镇抚司理刑官杨寰、锦衣卫指挥崔应元等“五彪”伺其左右，位高权重、无人能敌。所以崇祯不得不面临一个生死攸关的挑战：要不要与魏忠贤较量一番？

    此前，魏忠贤在熹宗刚刚去世、朱由检尚未上位之时就曾蠢蠢欲动，试图问鼎最高权力。都督田尔耕已经被他说服，准备起事，只是兵部尚书崔呈秀首鼠两端，“恐有义兵”，不敢轻举妄动，魏忠贤这才悻悻然作罢。但是很显然，他和朱由检的实力对比极为悬殊。在天启七年，新帝朱由检不过是一个符号，听凭魏忠贤摆布才是“正途”——起码在魏忠贤看来是这样的。

    两个男人的博弈

    尽管魏忠贤视新帝朱由检只不过是一个符号，但他以退为进，一试时局的深浅。在熹宗过世仅仅八天之后，九月初一，魏忠贤向崇祯提出辞去东厂总督太监的职务。但崇祯不许。魏忠贤很快出手了第二招。九月初三，在魏忠贤的策划下，客氏请求从宫中迁回私宅。这一次，崇祯犹豫了好长时间，才勉强同意。魏忠贤或许还不知道，这其实是崇祯的老成——对付魏忠贤欲速则不达，必须分而治之。

    客氏出宫似乎成了推倒魏忠贤骨牌的第一推力，不过魏忠贤也绝对不会善罢甘休，他差不多把整个大明朝的官员都打造成魏忠贤骨牌了，要玩完大家一起玩完！九月初四，因为巴结魏、客而成为司礼监掌印太监的王体乾作垂垂老矣状向熹宗提出辞职申请。按照《大明律》，司礼监掌印太监位在掌东厂太监之上，但王体乾为了巴结魏忠贤，平素竟甘愿屈居其下。现如今，作为堂堂的司礼监掌印太监，王体乾主动跳出来为魏忠贤骨牌充当牺牲品，明摆着是向大明朝的皇家威权叫板……十八岁的崇祯以无比诚恳的态度挽留了王体乾。他推心置腹、声泪俱下、晓之以情、动之以理，最后竟感动得老王发自肺腑地表忠心，就差说出是魏忠贤在背后指使他这么做的了。这一回合，算是崇祯赢了。

    但是历史的小插曲说来就来。九月十四，右副都御史管南京通政司事杨所修义愤填膺地站出来，弹劾魏忠贤的亲信兵部尚书崔呈秀、工部尚书李养德、太仆寺少卿陈殷、延绥巡抚朱童蒙等人，说他们不孝，父母过世了不在家丁忧，有违崇祯刚提出来的“以孝治天下”的施政纲领。他同时弹劾吏部尚书周应秋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混日子，提拔官员老是在搞平衡、和稀泥，“做人的底线到哪里去了？为官者的良知到哪里去了？”

    魏党成员被弹劾，魏忠贤马上力保，他提醒崇祯，这些官员父母过世了不在家丁忧都是因为先帝夺情而留任的结果，对这样尽忠体国、公而忘私的官员，不但不予以表彰反而一棍子打倒，这以后朝廷的工作还要不要人做了？而吏部尚书周应秋，那绝对是坚持原则的好官，杨所修不就是他老人家提上来的吗？

    魏忠贤的话让崇祯很难反驳。倒魏陷入了僵局，但是一个王朝的声浪已经开始了。十月二十二，工部主事陆澄源上疏弹劾魏忠贤。说他拉帮结派，党羽遍布神州，“尽废君前臣名之礼”，是可忍孰不可忍。崇祯听了，低头不语，不置可否。

    两天后，兵部主事又上疏弹劾魏忠贤。兵部对崇祯迟迟不处罚魏忠贤觉得不可理解，崇祯听了，还是低头不语，不置可否。十月二十五，刑部员外郎史躬盛贴出了大字报，历数魏忠贤的罪行：

    举天下之廉耻澌灭尽，

    举天下之元气剥削尽，

    举天下之官方紊乱尽，

    举天下之生灵鱼肉尽，

    举天下之物力消耗尽。

    这些罪行看得满朝文武大臣哭声一片，但崇祯还是不置可否。官员们进一步施压。倒魏运动此伏彼起。十月二十六，继刑部员外郎史躬盛贴出了大字报后，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官员——海盐县贡生钱嘉征上疏揭发魏忠贤之十大罪状。崇祯看完奏疏后，召来魏忠贤，令内侍读钱嘉征疏。一条一条读得慢条斯理却又暗藏杀机，由此历史进入拐点时刻——魏忠贤害怕了。他以重金贿赂太监徐应元，请他在崇祯面前为自己求情。魏忠贤本不必这么做，如果他有和崇祯殊死较量一番的勇气的话。事实上魏忠贤在这件事上是示之以弱，给了年轻的小皇帝一鼓作气、扭转乾坤的豪情或者说动力。崇祯帝斥责徐应元多管闲事，并且还为此专门下了一道谕旨，严辞呵斥魏忠贤：“朕思忠贤等不止窥攘名器、紊乱刑章，将我祖宗蓄积贮库、传国异珍异宝、金银等朋比侵盗几空；本当寸磔，念梓宫（先帝棺材）在殡，姑置凤阳。（客、魏）二犯家产，籍没入官。其冒滥宗戚俱烟瘴永戍。”崇祯还下令，把魏忠贤的生祠全都拆了，折价变卖资助辽饷。

    崇祯在十一月初一下令将魏忠贤安置在凤阳，此后魏忠贤被勒令火速离开北京前往凤阳祖陵。十一月初六，当魏忠贤庞大的队伍走到阜城县南关的时候，崇祯的又一道谕旨如影随形地跟到了：“……岂巨恶不思自改，辄敢将畜亡命，自带凶刃，环拥随护，势若叛然。朕心甚恶……”此等情势下，魏忠贤只好选择自缢了。崇祯“诏磔其尸，悬首河间”，天启七年（公元1627年）十二月二十三，崇祯开始打击魏忠贤反革命团伙。崇祯帝下诏：“天下所建魏忠贤逆祠，悉行拆毁变价。”包括“五虎”“五彪”在内的魏忠贤集团骨干分子受到惩处。这个历时一年多的打击行动由崇祯亲任总指挥，并最后裁定。处罚结果毫无疑问是严厉的或者说毁灭性的：魏忠贤反革命团伙中魏忠贤、客氏二人磔死（凌迟处死）。崔呈秀等以“首逆同谋”罪立斩；刘志选等以“交结近侍”罪问斩，判秋后处决；魏广微等十一人与魏志德等三十五人，全都充军，罪名是“谄附拥戴”，太监李实等以“交结近侍又次等”罪，判充军；顾秉谦等一百二十九人以“交结近侍減等”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黄立极等四十四人被开除公职，永不叙用。这样在“魏忠贤钦定逆案”中，前后共有二百六十余人受到处置，而魏忠贤这个乱世年代发迹与覆灭的故事至此尘埃落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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