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水搅浑

    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十一月初三，明帝国的组织部（吏部）按崇祯皇帝的指示精神，经研究讨论之后，推出了新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名单上一共有11个人。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吏部尚书王永光、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赫然在列，另外，还有郑以伟、李腾芳、孙慎行、何如宠、薛三省、盛以弘和罗喻义等7名高官入选。这份名单推出后，有人欢喜有人愁。上榜之人自然欢天喜地，落榜者心情却是怎一个“愁”字了得。比如未上榜的礼部尚书温体仁和侍郎周延儒就感到不爽。温体仁还观察到，吏部作为组织部门推出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吏部尚书王永光自己也不避嫌。何况王永光好歹作为组织部部长，进内阁是迟早的事。现在有这个机会，进了也就进了，可其他人呢？像吏部侍郎成基命、礼部侍郎钱谦益和都察院左都御史曹于汴都不是正部级干部，论行政级别比温体仁至少低半级；论资历声望，没人能比得上学问大家、礼部右侍郎周延儒——凭什么名单上有他们而没有温周二人呢？温体仁、周延儒自然很不服气。

    特别是温体仁，仕途一向很顺。这个浙江乌程归安（今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人二十五岁中进士，二十七岁授翰林院编修，四十三岁升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印。四十九岁升礼部右侍郎，协理詹事，次年回部任左侍部，可以说在五十岁知天命之年成为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五十四岁晋南京礼部尚书。五十五岁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时，温体仁受到皇帝的关注，正式升为北京的礼部尚书，成为名正言顺的“中宣部部长”。此时若进内阁，成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对温体仁而言是人生的第一大事。但礼部毕竟不是吏部，组织部门主导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那是他们的本职工作，温体仁何以置喙甚至改变目前版本的候选人名单呢？他将目光落在了同样未上榜的周延儒身上。

    周延儒，字玉绳，常州府宜兴县人，万历四十一年（公元1613年）二十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后以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崇祯皇帝即位后，提拔为礼部右侍郎。从这份干部履历表看，周延儒和温体仁比，除了二十岁时连中会元、状元外，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出众之处。但周延儒最大的特点是善于揣摩帝意，深得崇祯皇帝器重与赏识。比如崇祯元年锦州兵变，督师袁崇焕请求拨付兵饷予以解决。在朝廷中众大臣也都认为非拨饷无以解决问题时，周延儒却建议皇帝说：“饷莫如粟，山海粟不缺，缺银耳。何故哗？哗必有隐情，安知非骄弁构煽以胁崇焕邪？”这也是崇祯皇帝的真正担心之处。因为他一直认为所谓的兵变是边将要挟的行为艺术秀，诸大臣昏昏然无以辨识，毫无疑问都是庸官，唯独周延儒透过现象看本质，见识高人一筹，是可以属意和重用的对象。此后，崇祯对周延儒刮目相看。而温体仁据此推测，此次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上缺了他和周延儒，崇祯皇帝一定是不满意的。在这个意义上如果将名单推倒重来，以便自己上位，也不是不可能的事情。不过，问题的关键还在于，必须要找到一个突破口——推翻此名单的由头，如此事情才有可为。

    那么，突破口在哪儿呢？温体仁在对上榜的所有人的名字反复揣摩后，最后将目光落定在“钱谦益”三个字上。这个钱谦益是万历三十八年（公元1610年）一甲三名进士，授翰林院编修。文才出众，被视为江左三大家之一；又是东林党的领袖之一，由于在魏忠贤罗织东林党案中受牵连，削籍归里。崇祯元年时复出，应诏北上，出任礼部右侍郎。钱谦益与当时的叶向高、孙承宗、高攀龙、杨涟、左光斗、周顺昌、黄道周和文震孟等名流交往密切，在民间颇具影响力。这样的一个重量级人物，温体仁将其视作推翻内阁成员候选人名单的突破口，莫非钱真有什么把柄被他抓住了吗？

    还真有。温体仁随即向崇祯紧急上了一份奏疏，名曰《直发盖世神奸疏》，揭发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时，钱谦益在浙江主持科举考试，接受考生钱千秋的贿赂。身为主考官，如此“神奸结党”，怎能成为阁员候选人？温体仁在奏疏中甚至称钱谦益“欲卿贰则卿贰”（想让谁当官就让谁当官），“欲枚卜则枚卜”（想推举谁就推举谁），问题不是一般的大。

    由此，仕途中人温体仁抓住和钱谦益有关的七年以前的一桩旧案，一边撩拨起皇帝的好奇心和正义感，一边试图浑水摸鱼，将既成格局重新洗牌后以谋求上位。而崇祯也果然上套，在收到奏疏后第一时间做出决定，在文华殿召开全体干部大会，要温体仁与钱谦益当面辩论，把问题说清楚。

    历史总是给人遐想和操作的空间。毕竟七年前的一桩旧案只有当事人清楚，旁观者想要还原，想回到历史现场一睹究竟，并非易事，何况还有暗藏机心的温体仁从中作梗。其实若论这桩案子，也是早已结案了的。天启元年（公元1621年），钱谦益奉命到浙江作主考官时，归安县人韩敬、秀水县人沈德符勾结阅卷考官，冒用钱谦益的名义，预先约定考卷中的暗号，向考生们收取好处费。而考生钱千秋以一句俗俚诗“一朝平步上青天”为暗语，将这七个字安插在每段文章的结尾，以便考官辨识。结果考官果然心领神会，定其为省试第一（解元）。该受贿案后来被人告发，钱千秋被革去举人功名，并处以充军的惩罚；同时，刑部审讯后认为，主考官钱谦益虽然对此案不知情，也未参与，但也应承担失察之责，故扣罚三个月的薪水。该案就此了结。但温体仁却要在这桩已经了结的案子上大作文章，以达到把钱谦益拉下台的目的。

    文华殿的干部大会开得火药味极浓，因为温体仁一上来就认定：“此番枚卜（推选阁员候选人），都是钱谦益事体。（钱千秋案件）不曾结，不该起升，如何起升？如今枚卜，不该推他在里面……”（见《春明梦余录》《烈皇小识》，下同）很显然，作为仕途老手，温体仁深知破局的要害之处，就是抓住钱谦益所谓的“污点”不放，将推选阁员候选人之事与候选人的人品联系起来，一语中的。

    只可惜书生钱谦益没有温体仁那样老到，他既不具进攻性，也不具防守性，而是像一个谦谦君子一样，竟然谦逊地承认温体仁对他的弹劾是正确的。钱谦益回答到：“臣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与会推之列，处非其据。温体仁参臣极当。但钱千秋之事关臣名节，不容不辩……现有卷案在刑部。”值此政治斗争的关键时刻，钱谦益的瞎谦虚等于承认自己不够阁员候选人资格——“才品卑下，学问荒疏，滥与会推之列”，意思是说自己是滥竽充数之人，从而给对手一个攻击的把柄。当然，钱谦益也不是完全无可救药的。他在一番瞎谦虚之后本能地抓住问题的关键所在——结案的案卷在刑部，可供详查。

    仕途的争斗都在细节间体现。对温体仁来说，案卷在刑部是个很不利的细节或者说物证。与此同时，人证也出现了。候选人之一吏部尚书王永光当众证明说：“钱千秋事，臣已奏过皇上，钱千秋到官结案了。”礼科都给事中章允儒也证明说：“臣当日待罪在科，曾见招稿（招供笔录）。”此二人证明卷案在刑部，就是支持卷案里关于钱谦益部分的结论：对此案不知情，也未参与，只承担失察之责，且当年早已做出处罚，并不影响这次的阁员推选。至此，温体仁处在一个不利的位置上：皇帝如果较真，去刑部调案卷来看，他势必会落败，从而劳而无功，甚至惹火烧身，落一个诽谤的罪名。

    这个时候，温体仁的仕途经验再次起作用了。他不再纠结于钱千秋案件到底是否结案，而是把话题往党争上引：“会推不与，臣应避嫌引退，不当有言，不忍见皇上孤立于上，是以不得不言。”温体仁这话，其实表达了两层含义。一是避嫌，表示自己不是针对阁员候选人资格去的；二是暗示推选过程中有结党营私现象，只是皇上不知。温体仁的话说得欲擒故纵，分寸感极强，充分显示了一个成熟政客的游刃有余。甚至当崇祯向他发问“卿参‘神奸结党’，奸党是谁”时，温体仁故意吞吞吐吐地说：“钱谦益之党甚众，不敢尽言。”这越发激起皇帝的好奇心——由此，作为有“精神洁癖”的崇祯，将此次会议的重点转到了子虚乌有的党争上面——温体仁的目的初步达到了。

    第一个被揪出来的“党争分子”是礼科都给事中章允儒。章允儒向温体仁质疑说：“会推阁员完全大公无私，温体仁资格虽老，但声望较轻，没有推举他。如果钱谦益有丑闻秽迹，你为什么不在枚卜之前提出呢？”温体仁见章允儒上套，立刻下定义说：“章允儒所说，正可见他是钱谦益一党。”

    温体仁话音刚落，章允儒就被崇祯拿下了。紧接着，温体仁将目标瞄准吏部尚书王永光，指责他是此次会推的幕后操纵者，希望崇祯皇帝再次龙颜大怒，将王永光也拿下。因为只有这样做，温体仁推翻现版名单的目的才能真正达到。

    崇祯果然怒了，他质问王永光说：“朕传旨枚卜大典，会推要公，如何推（钱谦益）这等人，是公不是公？”

    的确，王永光作为组织部部长，是要对此次推选活动负责的，但王永光的回答很巧妙，他说：“（吏部是）从公会推，至于结党，臣实不知。”而且王永光回答之后，众多官员也纷纷援手，替其帮腔。御史房可壮说：“臣等都是公议。”内阁辅臣李标表态说：“（考场舞弊）关节实与钱谦益无干……据刑部招稿（审讯笔录），是光棍骗钱的，钱千秋文才原是可中的，光棍知道他可中，所以骗去。”

    一时间，干部大会风向骤转，形势大大对温体仁不利。崇祯皇帝沉默不语，温体仁看起来败局渐显。所谓仕途凶险，往往就在话语机锋间。但温体仁的长处是反戈一击。他突然大声说：“分明满朝都是钱谦益一党。”这话其实是说给崇祯听的——为皇帝指引会议方向，也为下步行动提供依据；而崇祯皇帝至此已经遭瘟——遭了温体仁的瘟。他置满堂公论于不顾，偏偏相信温体仁一家之言，认定钱谦益一案需要重审。至此，温体仁的会场博弈转败为胜，可以说曙光初现了。

    但是，崇祯王朝的戏码偏偏来得多。温体仁还没有来得及暗自庆贺，阁臣钱龙锡说话了。他说：会推的各位大臣，品望不同，有的是才品，有的是清品，很难十全十美，例如人品清高者，有人说他偏执；有才识学问者，有人说他有党。哪里有人人都叫好的？希望皇上就在名单中挑选。

    钱龙锡这话事实上是和温体仁博弈，意思是人无完人。钱谦益即使有错，也是可以堪当大任的。钱龙锡是万历三十五年（公元1607年）进士，曾经官居南京吏部右侍郎。后得罪魏忠贤，被革职。复出后李标为首辅，他为次辅，大搞拨乱反正，崇祯曾委派他审理魏忠贤逆案，一时间深得民心。崇祯可以说对他的意见一向是比较重视的。现在老钱既然如此发言，立场也较为中和，形势很可能就此逆转。温体仁咸鱼翻身的愿望，可以说遭遇了一大麻烦。

    就在这个关键时候，周延儒站出来说话了：“皇上再三问，诸臣不敢奏者，一则惧于天威，二则牵于情面。总之，钱千秋一案，关节是真……不必又问诸臣。”周延儒随即又说：“（公推）只是一两个人把持住了，诸臣都不敢开口，就开口了也不行，徒是言出而祸随。”

    周延儒的发言可谓恰到好处。一是他的声望放在那里，并且和钱龙锡较量时还略占上风；二是周延儒的发言时机把握得很好，在会议临近尾声，大大小小的人物都已说过话，皇帝需要陈辞总结的时候，他递上自己的倾向性意见，可谓雪中送炭。这其实是温体仁和他商量的结果。一个打前站，另一个在关键时刻出击，力求一锤定音。

    果然一锤定音。崇祯皇帝最后下谕旨：“钱谦益关节有据，受贿是实，又且滥及枚卜，有党可知。祖法凛在，朕不敢私，着革了职。九卿科道从公依律会议具奏，不得徇私党比，以取罪责。其钱千秋，着法司严提究问，拟罪具奏。”

    由此，对温体仁来说，仕途新格局开始呈现。钱谦益被革职了，内阁成员候选人出现了空缺。他有希望进入内阁了。但谁都没想到，新的一轮针对温体仁的弹劾热潮不期而至，以致于他不得不表示要引咎辞职。那么，这又是为何呢？

    党争陷阱

    钱谦益虽被革职，但内阁成员候选人资格的重选工作却没有立即进行。因为这个时候，温体仁沮丧地发现，舆情汹涌，且都是针对他而来的。御史黄宗昌指责温体仁以“结党”说为武器，钳制言路，以此为自己进入内阁寻找借口；御史王相说，温体仁用“钱谦益一党”堵塞言路，扣帽子、贴标签。其实不是钱谦益有党，而是温体仁有党！他强烈建议温体仁辞职以谢天下，这样才能证明他自己的清白。

    当然，如果加以细究的话，这些御史的指责激情有余，理性论证却不足，多是逞口舌之快。温体仁最初听了虽然有些心惊肉跳，但很快就明白，他们的杀伤力其实并不大。自己已经和皇帝绑在一起，其奈我何？

    但是接下来，对待一个叫毛九华的御史的揭发，温体仁却坐不住了。因为毛御史不像其他御史那样只逞口舌之快，而是提出三大证据证明温体仁有罪：证据一是温体仁在家乡用低价强买木材，遭到商人的起诉后，便贿赂阉党崔呈秀，以开脱私买商人木材的罪责；二是“阉党”分子在杭州为魏忠贤建生祠后，温体仁率先作诗颂扬魏忠贤；三是温体仁娶娼做妾，还接受贿赂，侵夺他人田产。

    由此，温体仁面临仕途上的一大危机。因为毛九华揭发的三条罪状中，第二条是最重的，温体仁也深知这是崇祯皇帝绝对无法容忍的。要命的是温体仁当年还偏偏率先作诗颂扬魏忠贤，这是抹不去的事实。怎么办？老滑头温体仁很快进行了危机公关。温体仁危机公关的措施有两条。一是以退为进。温体仁上疏称，由于钱谦益党人多势众，而他却孤立无党，因此，乞求罢免了事。二是虚张声势。温体仁称，自己绝无为魏忠贤谄媚献诗之事。为了维护清誉，他表示引退前要与毛九华对质公堂，即便走也要走得光明磊落。

    温体仁的奏疏写得极煽情，颇富感染力的。事实上他要达到的目的就是在纸上便打动崇祯的心，而不必真正与毛九华对质公堂。所谓“以退为进”和“虚张声势”，都是温体仁向皇帝辩白的一种手段而已。温体仁或许相信，因为崇祯对他无原则地偏听偏信，事情不会走到对质公堂那一步——但这一回，温体仁意外地发现，崇祯竟然没有“遭瘟”。崇祯二年（公元1629年）正月二十六，皇帝在文华殿再次召开全体干部大会，听取温体仁对其向魏忠贤谄媚献诗之事的解释。

    都说圣心难测，老奸巨猾的温体仁这才体会到，在仕途混，随时要有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准备；同时，还要有指鹿为马、颠倒黑白的辩才，因为谁都可能做错事、表错态。做错了事、表错了态其实也没什么，关键是能不能自圆其说，化黑为白，让眼睁睁的事实再眼睁睁地消失。很显然，温体仁具备这样的功力。当翰林院官员李建泰宣读完毛九华弹劾温体仁的奏疏后，温体仁辩解说，关于自己向魏忠贤谄媚献诗之事存在两大疑点。一是媚诗是木刻的，而不是手写的。他温体仁不是木匠，不对木刻诗负责。二是此诗原作者是谁待查。目前没有证据证明该诗是温体仁所写。温体仁提醒皇帝，此诗来源大有讲究，在此时出现的目的和原因待查。

    温体仁的“疑点说”毫无疑问是有打击力的，因为它打击了崇祯皇帝那颗多疑而脆弱的心。皇帝马上要毛九华交代此诗来源。由此，温体仁发现，皇帝的倾向性已经悄悄地转移到自己这边。而在毛九华回答该诗是他八月中由民间买得时，温体仁立即抓住了这个时间上的漏洞。因为他弹劾钱谦益是在十一月，毛九华既然在八月就得到此诗，却故意匿而不发，其险恶用心已是昭然若揭。温体仁最后当头棒喝般地提醒皇帝：以钱谦益的声望与能力，有目的地造一首媚诗易如反掌。

    就这样，温体仁在朝堂辩论赛中一步步将对手往党争陷阱里引。而崇祯皇帝也再次“遭瘟”，全面倒向温体仁。他下令将毛九华投入监狱，随后又任命周延儒以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参与机务；温体仁以原官兼东阁大学士，入阁办事。接下来，内阁首辅成基命成了温周二人攻击的目标，他们想方设法迫使成基命罢官。由此，周延儒成为内阁首辅，温体仁紧随其后。内阁新格局就此形成。

    不过，对温体仁来说，这一切不是结束，而是某种新博弈的开始。因为他接下来的博弈目标是，取代周延儒，自己成为内阁首辅。

    腹黑之人恩将仇报

    在温体仁入阁的过程中，如果我们细究起来，便会发现周延儒其实是有恩于他的。周延儒较先入阁参与机务，随即他就向皇帝极力推荐温体仁入内阁。虽然周延儒这样做也有自己的政治目的——引温体仁为自己的左右手，以为党援。但起码，他没有过河拆桥。但温体仁的仕途理念却是过河拆桥——当桥完成了它的使命时，温体仁便会毫不留情地予以拆除。对待周延儒，温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和做法。特别是在周延儒成为内阁首辅后，温体仁就开始了取而代之的行动。

    在组织人事上，温体仁先是令手下揭露吏部尚书王永光参与锦衣卫卖官鬻爵一事，致其罢官，然后让同乡亲信闵洪学执掌吏部，又让心腹高捷、唐世济和张捷等人进入要害部门，从而完成对周延儒的权力包抄。崇祯四年（公元1631年）春天会试，温体仁针对周延儒的第一次较量开始了。这件事情的由头还是周延儒担任主考官后，让自己的姻亲（连襟）陈于泰会试廷对（口试）第一，老友吴禹玉之子吴伟业（梅村）考中状元。温体仁对此颇为不满。虽然没有明显的舞弊证据落在他手里，但温体仁还是上疏称新科会元吴伟业携带妓女来参加会试，德行有问题；状元陈于泰的文章写得太差，名不符实。同时，温体仁指使手下大造舆论，称周延儒秘密嘱咐各分场考官在呈卷以前就偷看密封的号码，以便识别吴伟业的卷子，从而让他得以高中。温体仁的舆论操纵工作做得很成功，一时间朝廷内外议论纷纷，对此次会试多有非议。温体仁认为周延儒需要为此引咎辞职了，但没想到周这个人却在崇祯得知此事之前，抢先一步将吴伟业的试卷送给皇帝御览。崇祯皇帝看了卷子后提笔批了八个字“正大博雅，足式诡靡”，由此肯定吴伟业是“货真价实”的状元，因此，温体仁白费功夫，他和周延儒之间的第一次较量以失败告终。

    第二次较量发生在崇祯五年（公元1632年）。这一年春天，山东镇守李九成叛变，攻陷登州，并俘虏了巡抚孙元化。温体仁趁机上疏弹劾周延儒用人不当，因为周延儒举荐的山东巡抚孙元化丢了登州城。而周延儒也针锋相对，令自己的心腹兵部员外郎华允诚上疏攻击温体仁与吏部尚书闵洪学“朋比为奸”。崇祯则坐山观虎斗，并没有对周延儒做出任何处置。可以说温体仁和周延儒之间的第二次较量势均力敌，双方都没有能力完全致对方于死地。

    第三次较量发生在崇祯六年（公元1633年）三月，温体仁放风称周延儒曾经对阁臣李标说：“余有回天之力，看来今上是羲皇上人。”所谓“今上”指的是当今皇帝崇祯；而“羲皇上人”指的是伏羲氏以前的远古部落领袖。周延儒如此狂妄，有欺君罔上之嫌。崇祯闻讯后异常震惊。虽然周延儒是无心之言，可为了坐实他的罪状，温体仁又让上林苑典簿姚孙渠、给事中李世祺、前湖广副使张凤翼站出来做证，从而将周延儒逼上绝境。温体仁更狠辣的手段还在后面，当周延儒老泪纵横地向他求饶之时，温不但不收手，反而又向皇帝揭发他收受巨盗神一魁贿赂一事，由此，周延儒不得不引咎辞职，告老还乡。温体仁趁势取而代之，成为内阁首辅。

    在温体仁和周延儒的三次较量中，仕途中人温体仁的狠辣与阴险可以说展露无遗。在当时，周延儒是深得圣眷的首辅，温体仁是受他提拔的次辅，两人的实力并不对等，而且前者对后者有提携之恩，温体仁当知恩图报才是——但官场不相信恩情，也不相信眼泪。温体仁为达目的，接二连三地向周延儒发起挑战。这一幕幕，颇有些官场厚黑学的意味。温体仁作为腹黑之人能笑到最后，似乎说明他对官场潜规则的精通程度已经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此时的温体仁，终于笑傲权力顶峰了。

    最具迷惑力的仕途人物

    温体仁在崇祯十年六月下台之前，百官们对他的弹劾接二连三。崇祯七年（公元1634年）五月，刑科左给事中黄绍杰上疏弹劾温体仁“庇私人，用贪秽，黜锢正直；私受贿赂多至万金；其私邸两被盗，丢失黄金宝玉无数，匿不敢言”，黄绍杰称，在这样一个奸相秉政期间，帝国的局面是天怒人怨，无岁不干旱，无日不风霾，无处不“盗贼”，无人不愁怨。他建议崇祯皇帝罢去温体仁。但是温体仁没被罢，黄绍杰自己却被降级使用了。

    崇祯十年五月，准备提拔为刑科都给事中的傅朝佑还在临川老家未抵京报到时，便忧国忧民地上疏弹劾温体仁的六大罪：“得罪于天子；得罪于祖宗；得罪于天地；得罪于封疆；得罪于圣贤；得罪于心性。”结果，温体仁没被被判罪，他自己先被判罪了。史载，奏疏呈报后，“帝怒，下狱按治。”意思是傅朝佑因为言行冲撞首辅而被关进大牢。崇祯皇帝“遭瘟之深”由此可见一斑。

    但温体仁不知道，一个月后，他倒台的序幕就悄悄拉开了。这事算起来其实源于温体仁狠辣的性格，那就是把对手往死路上逼，以致于被反戈一击，最终栽倒。不错，温体仁瞄准的目标依然是钱谦益。事实上，钱谦益革职为民后，“闲住”家乡常熟已有七年时间。七年来，钱谦益没对温体仁做出任何挑衅的举动，低调做人，但温体仁却没有忘记他。毕竟是多年政敌，温体仁认为，钱谦益一有机会，东山再起也不是不可能的。所以为了一劳永逸温体仁在这一年（崇祯十年）对钱谦益进行了“清理行动”，指使常熟知县衙门的师爷张汉儒告“御状”，抨击钱谦益以及受牵连罢官的瞿式耜在乡间横行不法，作恶多端。罪状多达五十八条，什么走私贸易、霸占他人田地和住宅等，“御状”中更指钱谦益的门生故旧遍布朝廷各个部门，而他本人有“遥柄政事，退而不休”之嫌。这个政治罪名比起经济罪名来更加严重，当然也是温体仁居心叵测之所在。作为一个仕途老者，温太知道如何攻击对手的命门了。“御状”上呈后，温体仁立即代拟圣旨：令三法司逮钱谦益、瞿式耜关入刑部监狱，严加询问。

    接下来的局面一度十分有利于温体仁。崇祯皇帝继续遭瘟：江南巡抚张国维、巡按路振飞紧急上疏，为钱谦益鸣冤叫屈，皇帝置之不理；钱谦益在狱中上疏自辩，指温体仁指使亲信，阴谋陷害自己，皇帝还是置之不理。如此看来，钱谦益死罪难逃了。但关键时刻，他所托的一个人扭转了局势的进展方向。此人便是司礼监太监曹化淳。因为钱谦益早前曾为司礼监太监王安写过墓志铭，而曹化淳出于王安门下，钱谦益现在有难。曹化淳还是不忍坐视不管的。

    其实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温体仁如果适时收手，仕途也无大碍。毕竟崇祯皇帝“遭瘟”甚深，温体仁即便指使亲信，阴谋陷害钱谦益事败，也不是什么大问题，打个马虎眼就过去了。但温体仁的失策之处在于，他暗使他人出面诬陷钱谦益花了四万两银子求救于曹化淳。这就等于变相揭发曹化淳受贿了。曹化淳是何等人物？他十二三岁入宫，深受司礼太监王安赏识；后入信王府陪侍五皇孙朱由检也就是现在的崇祯皇帝，极受宠信。崇祯上位拨乱反正时，曹化淳受命负责处理魏忠贤时的冤案，平反昭雪两千余件，一时间为崇祯朝赢得仁和的清名，崇祯对他那是深为信任和倚重。曹化淳被诬指受贿后，主动向皇帝请求查办此案。最终反戈一击，向崇祯直指温体仁结党营私。温体仁的政治生涯开始进入倒计时。史料记载，曹化淳“乃尽得汉儒奸状及体仁密谋，疏上，帝始知体仁有党，遂命汉儒等立枷死。”

    张汉儒被杀其实是杀给温体仁看的，但要命的是温体仁却执迷不悟，住进湖州会馆（湖州人的同乡会），向皇帝“引疾乞休”。温体仁以为，崇祯一定会挽留自己的，毕竟他在内阁频繁的人事变动中稳居首辅要职达八年之久。皇帝若不信任他，信任谁呢？但崇祯十年六月十一，温体仁“得旨罢免”。一年之后，76岁的他就离开了人世。故事说到这里，或许应该结束了，但世事难料，温体仁死后还演绎了一段尾曲，并且有些出人意料。因为崇祯突然间又“遭瘟”了。他接到温体仁讣闻，又念起此公之好来，竟然下旨赠与温体仁太傅头衔，谥号“文忠”（温文忠公），似乎并不认可温体仁生前“有党”这样一个事实。一个仕途上最具迷惑力的人物，在死后还能再“摆弄皇帝一道”，说起来也令人哑然失笑。

    仕途中人林林总总，在《明史》中获“机深刺骨”评价的温体仁真称得上是一大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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