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行我素

    苏轼一生的荣光与惆怅，竟都与文字联系在了一起。

    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二十四岁的苏轼官居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陕西省凤翔市的市长助理。这其实是他仕途的起点。作为四川省眉州眉山走出来的一个寒门子弟，苏轼的人生之所以有这样的高起点，完全仰仗于他出众的文字功底。此前，他参加了朝廷的制科考试，虽入第三等，却是两宋历史上的“百年第一”；而再早一些，他在礼部主持的考试中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宏文震惊四座。主考官欧阳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误以为是自己的弟子曾巩所作，大加赏识有余为避嫌计判了个第二名。但对苏轼来说名次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脱颖而出了。年仅二十四岁的他做了市长助理，实力自然不容小觑。而在京师权力场，这个以文而名的年轻人被挂上号，随时都有获得重用的可能。

    正所谓世上事利弊相间。苏轼因文字在仕途立足，却也因为其文人出身而显得个性奇崛、清高，我行我素。这注定了苏轼在仕途上的波澜起伏。在凤翔府判官任上，苏轼与顶头上司陈希亮显得不对付。陈希亮在他写的公文上涂涂改改，“百年第一”的苏轼心里老大不舒服，并且这不舒服很快表现在了脸上；陈希亮为官冷峻，颇有架子，每次接见下属时总是姗姗来迟，苏轼作诗讽刺：“谒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岂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愠色见髯须，虽无性命忧，且复忍须臾。”这诗传到陈希亮的耳朵里，苏轼的日子自然就不好过。但是作为文人，苏轼又不懂得危机公关。他不参加陈希亮主持的宴请，甚至违背官场惯例，中元节也不出席秋季官方仪典，后被罚红铜八斤。一般人到了这个程度，自然明白官场潜规则，知道官大一级压死人，跟上司对着干是没有好下场的，但苏轼还偏偏反其道而行之。陈希亮在其官舍后面造了一座凌虚台，很有追望终南山的意味，他觉得苏轼文笔好，请其作记。本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改善上下级关系的机会，但苏轼却在他写的《凌虚台记》中冷嘲热讽，极尽嬉笑怒骂之能事。苏轼写道：“物之废兴成毁，不可得而知也。昔者荒草野田，露露之所蒙翳，狐虺之所窜伏。方是时，岂知有凌虚台耶？废兴成毁，相寻于无穷，则台之复为荒草野田，皆不可知也。”凌虚台刚刚建成，苏轼就悲观地预言有朝一日它将成为“荒草野田”。苏轼不仅嘲弄了凌虚台这个物，还要由物及人。“夫台犹不足恃以长久，而况于人事之得丧，忽往而忽来者欤！”意思是你陈希亮也别老是趾高气扬的，以为一辈子春风得意。小心，别在将来某一天栽了跟头……毫无疑问，苏轼这样的文人性格是不可能在凤翔官场再呆下去了。

    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年底，二十九岁的苏轼被罢免，回朝廷等候差遣。官做不下去了，苏轼却看上去没什么压力。这一年，他最重要的收获是和擅长画竹的表哥文同深入切磋艺术，还在剩下的一点时间里“赴长安，游骊山”，过得很是逍遥自在。第二年正月，苏轼还朝，判登闻鼓院，直史馆，去做一名历史研究员。这里有一个背景需要交待一下，那就是仁宗皇帝对苏轼还是看好的，觉得他刚刚三十岁，正是而立之年做事的时候，应该给他压压担子，但宰相韩琦却认为苏轼恃才傲物，稍嫌浮躁，在凤翔官声不好，还是冷处理比较好。因此，苏轼的仕途开始黯淡下去。屋漏偏逢连夜雨，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苏轼妻子王弗在京师去世。次年四月，父亲苏洵去世。他和弟弟苏辙护父丧返川。守丧三年后，三十四岁的苏轼回到京师，继续任职史馆，做他的历史研究员。曾经寄予厚望的政治明星到了这里看不到一丝重新光亮的希望。

    非暴力不合作

    1069年2月，苏轼回京时，朝局悄悄地发生变化。此前一年，英宗病逝，神宗皇帝即位，一个传说中的改革派人物王安石入京，神宗准许他越次入对。这是一个信号，说明当下的时代，“改革”将是关键词。十年前，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言事书》中，提出了改革主张。仁宗没有接受，朝局便这样年复一年地承续下去，没什么异动。等苏轼回京时，王安石已是参知政事（副宰相），全面主持改革工作，还新设了制置三司条例司作为领导改革的机构，陆续制定和颁布一系列新法。苏轼注意到，一些老同志靠边站了。像司马光被外放到西京御史台，名为御史，实际上也不问政事，而是和他苏轼一样，做一名历史研究员，专心致志写一部叫《资治通鉴》的史书。欧阳修也不在中央工作了，因身体不好，希望到下面走走。先是出知亳州，后又知青州。到了地方上无心工作，或者说无心配合王安石开展新法落实工作。但其实王安石自己也难。改革的劲头很大，支持他的老同志却不多。无可奈何之下，只得拉拢一些中层干部为其所用。苏轼注意到，他的弟弟苏辙已经进了制置三司条例司工作。王安石可能也想拉他进去共谋改革大业。其实对苏轼来说，这或许是仕途上的一个好机会，再怎么着也比任职史馆强。但偏偏这个时候，他的书生脾气又上来了。苏轼多次向皇帝上书，认为“所行新政皆不与治道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失在于任人，而非法制之罪”，他还指出王安石这样的变法太激进草率了，“慎重则必成，轻发则多败”。总之，他的态度就是非暴力不合作，顺便泼泼冷水。

    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仕途上的一个机会悄悄靠近苏轼。由于谏官空缺，翰林学士范镇推荐苏轼出任谏官。这实在是一个敏感的职位，因为明眼人都明白，谏官之所以空缺是因为那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谏官、御史等监察官都被罢免得差不多了，亟需补充。按苏轼的性格和声望，倒是蛮适合这个职位的。但是侍御史知杂事谢景温却反对苏轼出任谏官。谢景温跟王安石的关系原本就很铁，再加上他妹妹嫁给王安石的弟弟王安礼为妻，算起来也是亲家。从利益角度出发，谢景温当然不希望苏轼出来搅局。或许历史研究员是最适合苏轼的工作，只是谢景温用以反对苏的手段极为毒辣。他上书神宗，弹劾苏轼在宋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7年）护送其父苏洵遗骨回四川老家的途中，违反规定擅自差借兵卒用于护卫，更严重的是苏还借机搞走私活动，悄悄于所乘船中贩运私盐、苏木和瓷器，从中牟利。如此作为，孝道何在？律法何在？谢景温实名举报，神宗皇帝当然要展开调查。但事隔三年，要查个水落石出又谈何容易。谢景温要的其实也是这个结果，不怕查，就怕不查。查个一年半载，即便最终查无实据，苏轼出任谏官的事也黄了。

    果然黄了。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八月，苏轼被任命为杭州通判，不再在京师工作。这实际上也是他自己的要求。在调查工作还在进行的时候，范镇、司马光都曾站出来为苏轼辩护，当着神宗的面说苏轼当年离开京城时，宰相韩琦曾赠送白银三百两给苏轼兄弟二人，苏轼却不纳，这样一个视钱财如粪土的人，怎么可能通过走私以从中牟利呢？神宗也犹豫，开始倾向于苏轼无罪的说法。偏偏这个时候，苏轼的书生脾气上来了，他觉得自己不能承受如此屈辱，主动上书要求到外地去任职，以示避嫌。

    苏轼在杭州呆了三年多，随后在密州（今山东省诸城市）、徐州等地任职，官都做得不大，直到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五月，被任命为湖州（今江苏湖州）知州，算是坐上了市长的位置。其实，此前在徐州的防洪救灾工作中，苏轼作为市里主要负责人因为表现不错而得到了神宗皇帝的嘉奖。仕途的转机应该说慢慢地到来了，苏轼只要将他的书生脾气改一改，或许还能更上层楼。但是到了湖州，他又犯错误了。当然准确地说这错误不是他主观上想犯的，而是被朝廷的某些势力盯上了，苏轼恐怕想置身事外也难。

    一份谢表导致的悲剧

    起因是他的一份谢表。苏轼在他的《湖州谢上表》中发了这么几句牢骚话：“陛下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这些话从字面上看或许可以是自谦，但往深里看，难逃冷嘲热讽之嫌。“难以追陪新进”是说与改革大业保持距离；而“老不生事”一语又有暮气沉沉之嫌。时任监察御史台里行的何大正因此上奏，称苏轼“愚弄朝廷，妄自尊大”。而在这个时候，监察御史台里行舒亶（念dǎn）在刚刚出版的《元丰续添苏子瞻学士钱塘集》中发现苏轼的几首诗中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比如“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一语分明是讽刺皇帝不学无术。而“岂是闻韶忘解味，迩来三月食无盐”讽刺盐业制度改革；至于“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毫无疑问是在讥讽农田水利法。舒亶由此上奏说：“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渎漫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这个罪名是很重的，即所谓的“大不敬”。紧接着，权御史中丞李定为苏轼拟定应予罢黜问罪的四条理由，包括“悛终不悔，其恶已著”“傲悖之语，日闻中外”“言伪而辩，行伪而坚”“怨己不用”等。由此，历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爆发，苏轼在湖州任职还不到三个月就被捕了，20天后押往御史台监狱。两天后，正式审讯。苏轼写了几万字的交代材料，虽然拒绝承认自己有借诗“包藏祸心，怨望其上”的动机，但也交待了收藏其含“讥讽诗歌”的人员名单，包括司马光、范镇、张方平、王诜、苏辙、黄庭坚等二十九位保守派高级官员赫然在列。事实上这正是权御史中丞李定、舒亶等人要达成的目的，借“乌台诗案”实行派系清洗。舒亶奏请神宗皇帝将司马光、范镇、张方平、李常和苏轼等人一律处死。李定则在技术上做了相关防范，上奏请求“乌台诗案”的涉案人员在太后国丧时不予赦免。由此，苏轼成了帝国仕途在变革年代一颗举足轻重的棋子，一死百死，一了百了。

    这样的时刻，人心的明暗度显现出来，成为权力之争背后的隐性力量。《梦溪笔谈》的作者沈括趁机落井下石，向神宗密报苏轼赞美桧树的诗句“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蜇龙知”有暗讽皇帝之嫌。沈括痛心疾首地说：“皇帝如飞龙在天，苏轼却要向九泉之下寻蜇龙，不臣莫过于此！”随着越来越多“问题诗句”的出炉，在乌台（御史台）一关就是4个月的苏轼可谓度日如年，每天要写他诗词中典故的出处和隐含的意义。最终，在舒亶等人威逼之下，苏轼不得不承认自己有借诗暗讽新政之意，比如，他承认自己的《山村五绝》里“赢得儿童语音好，一年强半在城中”是讽刺青苗法的，“岂是闻韶解忘味，迩来三月食无盐”是讽刺盐法的，“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是“讽刺朝廷水利之难成”。但对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这一点，他还是死都不认。

    这四个月，苏轼生死成谜。事实上在押解进京，途经扬州江面和太湖时，苏轼都想跳水自杀，目的是怕他的案子连累更多好友。而现在二十九人的大名单出炉，真是不连累也难。而这其中，连累司马光的那首诗让苏轼寝食不安。那还是王安石罢相的第二年（公元1077年），苏轼在徐州写了一首诗寄赠司马光，名曰《独乐园》：“先生独何事，四方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这首诗的情绪流露是很明显的，那就是王安石去后，保守派的领袖人物司马光该出山了。在审讯期间，苏轼不得不承认：“此诗云四海苍生望司马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讽见任执政不得其人。又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又言光却喑哑不言，意望依前上言攻击新法也。”这样的招供其实是很危险的，因为王安石罢相并不意味着政治风向标的转向，苏轼在地方上妄评人物和国策，再加上以诗言志，实在是罪行不轻。关于这一点，苏轼自己也有自知之明。他在等待判决的日子里和每天给他送牢饭的儿子苏迈约定：平日三餐只送蔬菜和肉食即可，一旦有死刑判决的消息，就改送鱼。结果有一天儿子有事委托不知内情的朋友给父亲送饭，送了一条熏鱼。苏轼一见大惊，竟写下诀别诗两首，其惶恐不安的心态，由此可窥见一斑。

    但其他的坏消息还是不绝于耳。驸马王诜因上交苏轼的诗文态度不积极，行动拖拖拉拉，并且泄露机密给苏轼，而被削除一切官爵。好友王巩被发配西北。最要命的是弟弟苏辙，只因奏请皇帝赦免兄长而遭降职处分，不得不去筠州做一个酒监。从这些与自己有连带关系的消息中，苏轼也似乎明白了自己“罪行”的后果——只当在生死之间徘徊了。但就像上文所说的，人心的明暗度在此非常时刻显现了出来，成为权力之争背后的隐性力量。宰相吴充劝皇帝：“陛下以尧舜为法，薄魏武固宜，然魏武猜忌如此，犹能容祢衡，陛下不能容一苏轼何也？”难得的是改革派领袖、已经罢相暂居金陵的王安石也为苏轼求情：“安有圣世而杀才士乎？”最后身患重病的曹太后呼吁：“昔仁宗策贤良归，喜甚，曰：‘吾今又为吾子孙得太平宰相两人’，盖轼、辙也，而杀之可乎？”

    由此，苏轼活了下来，但仕途大受影响，被贬往黄州，做一个团练副使，相当于现在的人武部副部长。却是没权，不能签署公文；而且不准擅离该地区，这个有看管起来的性质。至于他的那些同案犯也各有处分。其中，张方平、李清臣被判处以罚铜三十斤的处分，司马光、范缜、钱藻、陈襄、刘邠、李常、孙觉、王汾、刘挚、黄庭坚、王安上、吴琯、戚秉道、周邠、盛侨、杜子方、颜复和钱世雄等涉案官员各罚铜二十斤。“乌台诗案”就以这样的方式不了了之。在改革派将去未去、保守派将起未起之时，作为新生力量的代表人物苏轼被轻度警告了一番，以作为时局未得大变的明证。当然对其仕途而言，影响还是很大的。之前，苏轼远离派系斗争，之所以反对变法并非从人事出发，而仅止于政见不同；但“乌台诗案”之后，他作为一个标签式的人物，在改革派和保守派的派系斗争中不断地被迫浮沉，成为帝国命运多舛的一个缩影。但偏偏作为一个文人，其书生意气与派系倾轧的冲突显得无比激烈，令人痛心

    尴尬

    时局在不断地变化。苏轼在黄州书生意气依旧，写下前后《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样的名作，很有借古人情怀浇心中块垒的意思。苏轼在黄州呆到第五年年底的时候，一道意味深长的旨令传了下来，令他从黄州团练副使改调汝州（今河南省临汝）团练副使。汝州离京师较近，对于仕途敏感人士而言，这或许是接下来进一步升迁的暗示。但苏轼自“乌台诗案”后，对仕途浮沉已有所戒备。他北行至常州时，向皇帝上《乞常州居住表》，想在常州居住下来，不敢再往北走。神宗同意了。这是发生在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年初的事情，苏轼的仕途及人生晃荡在半空中，将上未上，将下未下，可谓前途未卜，祸福难料。毕竟神宗真的想重新启用苏轼的话，是断不会让他在常州居住下来的。他等于是发出了一个含义模糊的旨令，在用与不用苏轼之间自个在那里纠结。的确，“乌台诗案”后，苏轼作为标签式的人物，发生在他身上的哪怕细微变化，都标志着政策风向标的可能转向，从而牵一发而动全身，导致时局大变。在这一点上，神宗皇帝显然很小心，不敢贸然行事。

    但世事的吊诡之处在于，不是所有的谜面都暗藏一个谜底。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三月，苏轼刚刚在常州居住下来，神宗就去世了。京师的巨变悄然发生，哲宗皇帝继位，而后面的操盘手却是宣仁太后。她开始了垂帘听政。这其实是路线之争，也是人事之争。司马光上台，出任宰相，变法派人物吕惠卿、章惇、蔡确、吕嘉问以及吕大防、梁涛、刘安世等王安石的追随者被罢黜，文彦博、吕公著、刘挚、王岩叟等支持司马光路线的人士顶替了前者的位置。“元祐更化”开始了。得益于这个时代的人物当然还有苏轼。在神宗去世两个月后，苏轼就感受到了来自京师的异动——他先是被命知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做了登州市市长。可到任才五天功夫，朝廷的红头文件下发，令他火速回京任礼部郎中；十五天后，火速提拔为起居舍人，这起居舍人是记录皇帝日常行动与国家大事的官，是为天子近臣。一百天后，苏轼升为中书舍人，随后再升为翰林学士，知制诰，与皇帝的距离走得更近了。第二年，苏轼又被宣布任为皇帝的老师，在仕途上的发展势头，一时无两。

    当然，就像没有无缘无故的罢黜一样，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提拔。在苏轼火箭般升迁速度的背后，有两个人物起了关键作用。一是宣仁太后。她在解释个中缘由时说：“此先帝（神宗）意也。先帝每诵卿文章，必叹曰：‘奇才！奇才！’但未及用卿耳。”另一个人物便是司马光了。司马光组阁，需要一大批得力的人才。在当时，赵彦若、傅尧俞、范祖禹、粱焘、韩宗道、朱光庭、王存、赵君锡、唐淑问等人都被他推荐到中央国家机关工作，而苏轼则是其中的重要一位。前文提及，苏轼在徐州诗赠《独乐园》给司马光，虽然让后者也受了一点处分，但恰恰说明两人在政见上还是相同，可以一起共事。

    只是接下来的桥段却在意料之外。苏轼竟然要反对司马光“废除免役法，恢复差役法”的政治主张。这一点让司马光大跌眼镜，因为王安石时代，苏轼是一直反对免役法的，现在司马光上台，“拨乱反正”，苏轼应该大力支持才对，可苏轼却认为免役法虽然有一些问题，但到底推行了十几年，取得一些实效，加以修正后还是可以继续采用的。在司马光的政事堂，中书舍人苏轼据理力争，做着只有一个纯粹的书生才可能做得出来的事情。接下来苏轼我行我素，在司马光之外硬是搞出了《给田募役法》，并且建议宣仁太后在河东、河北和陕西三路试点，看看可否推行。司马光冷眼旁观苏轼的我行我素，碍于自己的身份不便强行反对，但他的追随者侍御史王岩叟、右司谏王觌、殿中侍御史孙升和监察御史上官均等人纷纷站出来指责苏轼变乱成法，居心不良。这其中王岩叟认为苏轼《给田募役法》存在十个方面的弊端，不同意在河东、河北和陕西三路试点。宣仁太后不置可否，这事也就这么拖了下来。苏轼到底是不懂政治，所作所为既见恶于旧党，也不容于新党，实际上他的位置很尴尬。

    恰在此时，学土院风波发生，蜀洛党争成形，进一步加剧了苏轼的尴尬处境。实际上在学土院风波里，苏轼只是一颗被利用的棋子，在新旧两派的权力博弈中充当催化剂，从而使他开始被边缘化，为其再一次离开中央到地方工作埋下伏笔。这场风波的起因其实很简单，缘自于苏轼为“试馆职”考试拟定的一道策问题，名曰：“师仁祖之忠厚，法神考之励精”。左正言朱光庭望文生义，认为该题暗含“今朝廷欲师仁祖之忠厚，而患百官有司不举其职，或至于愈；欲法神考之励精，而恐监司守令不识其意，流入于刻”之意，断定苏轼有影射仁宗、神宗两朝皇帝业绩之嫌。他建议宣仁太后“正其（苏轼）罪，以戒人臣之不忠者。”但右司谏吕陶站在了苏轼一边，上书弹劾朱光庭，认为他的发难是因为苏轼曾经戏谑过朱光庭的老师程颐，此举为公报私仇，也是“乌台诗案”后又一次文字狱的发端，必须严正视听，勿使忠良受诬。宣仁太后发话，说：“详览（苏轼）文意，是指今日百官有司、监司守令言之，非所以讽祖宗也。”（见《宋史·朱光庭传》）

    事情到了这里，本来可以告一个段落了，但谁知学土院风波愈演愈烈。司马光的支持者御史中丞傅尧俞、侍御史王岩叟等也纷纷上书，强烈要求治苏轼之罪。这里头其实有一个背景存在，那就是朱光庭和傅尧俞、王岩叟一样，都是忠于司马光的势力。朱光庭能做左正言这一官职，是司马光推荐的结果。他任职后也知恩图报，提议罢去提举常平官、保甲青苗等法；弹劾蔡确为臣不恭、章惇欺罔肆辩、韩缜挟邪冒宠，为司马光定调时局立下大功。而现在他弹劾苏轼折戟沉沙，傅尧俞、王岩叟等人自然不同意。至此，党争逐渐成形，傅尧俞、王岩叟跑到宣仁太后面前攻击苏轼和吕陶不法，而苏轼为避嫌，不再去翰林院上班，并且上书太皇太后，请求解除职务。这场党争的结果是元佑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出知杭州——再次从中央贬到地方去工作了。苏轼在杭州写下一首意味深长的诗说“到处相逢是偶然，梦中相对各华颠。还来一醉西湖雨，不见跳珠十五年。”十五年恍然一梦，终点又回到起点，看似匪夷所思，其实一切自有缘由。这个仕途上的书生真是不懂政治，将书生理想与人事规则对立起来，结果是自己很受伤。

    毕竟是书生

    苏轼在杭州工作四年后，于元祐八年（公元1091年）三月离任，回京师开封报到。这个时候他差不多得了仕途恐惧症。作为例证，是苏轼在回京师开封的路上得知洛党分子贾易升任侍御使之后，避免其打击报复，竟然七次上书太皇太后请求让自己留在地方工作，以避祸于党争。但党争还是不请自来了。同年八月初二，贾易和御使中丞赵君锡联名写举报信，举报苏轼题写在扬州上方竹西寺的一首诗存在严重的政治问题，诗曰：“此生已觉都无事，今岁仍逢大有年，山寺归来闻好语，野花啼鸟亦欣然。”贾易认为苏轼写此诗时恰逢宋神宗去世之时，举国同悲之际你苏轼却“闻好语，亦欣然”，是为“大不敬”。另外，贾易还指出苏轼在差役法问题上态度反复无常，政治面目可疑；在中央工作时提拔秦观任秘书省正宗，有拉帮结派之嫌……结果翰林学士苏轼被太皇太后赶出朝廷，后知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这是个比杭州还要落后的地方，苏轼等于是被贬了。

    但是悲剧不止于此。从元祐年间到绍圣年间，苏轼不断地遭到弹劾。比如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五月，监察御史董敦逸、黄庆基和赵挺之上书弹劾门下侍郎苏辙和礼部尚书苏轼兄弟俩任人唯亲，将自己的心腹张耒任著作佑郎，晁补之任著作佐郎，甚至认为朝廷上下十分之六、七的官僚士大夫都是苏轼、苏辙兄弟的党羽；又提出苏轼在先帝（宋神宗）时就被一贬再贬，是个早该诛杀之徒。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宋哲宗亲政，苏轼更不见容于时局。御史虞策、来之邵二人先后发难，上书弹劾苏轼在贬吕惠卿时所写诰词“首建青苗，次行助役、均输之政，自同商贾，手实之祸，下及鸡豚，苟有蠹国而害民，率皆攘臂而称首”以及为司马光神道碑中所作的文字有诽谤朝廷之嫌，请求对苏轼严加处理。随后，苏轼被贬官英州（今广东省英德市）。但还没到贬所，宰相章惇加大处罚力度，追贬苏轼为琼州（今海南省海口南）别驾，安置昌化军（今海南省儋县西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四月，六十二岁的苏轼被再贬儋州（今海南省），起因是他写了一首《纵笔》诗，内容曰：“白头萧散满霜风，小阁藤床寄病容；报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轻打立更钟。”据说这首诗被章惇看到后，给出的评价是”苏某尚尔快乐耶。”意思是苏轼你现在过得还很快活啊。由此再被贬。苏轼一贬再贬的速度堪比其先前一升再升的速度。世事轮回，残酷至此。而当时的时局也确实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绍圣年间司马光也下台了，先是贬为清远军节度副使，后又追贬为朱崖军司户参军，他的追随者吕大防、刘挚、苏辙、梁焘和范纯仁等人被流放岭南，另外，韩维等三十多名元祐年间发达的官员也被贬官。在此大背景下，不懂政治人事学的苏轼所受的创伤当然更大。一月三贬，生活情状可以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泉”。命运似乎已到谷底，再无咸鱼翻身的可能。但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继位。五月，全国实行大赦，苏轼的命运似乎迎来了一次转机。但最终这是一次无力的转机，一切为时已晚。虽然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他被许可内迁廉州（今广西省合浦县）；同年八月改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安置；行至英州时甚至复官朝奉郎，提举成都玉局观（相当于七品官职）。但苏轼至此对仕途再无半点天真的想象或者说想法。公元1101年，其实是他作为一个老人的叶落归根之旅的开始。他在与时间赛跑，为自己寻觅一个好的归宿地。正所谓时局千变万化，笔端祸福难料，命运实在不是他可以把握的。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六月，在金陵（今江苏省南京市）往常州的船上，苏轼病倒，一个月后就病逝于孙氏宅院，终年六十五岁。临终前苏轼遗诗一首：“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是感叹自己的一生。

    其实，苏轼的父亲苏洵在早年为儿子取名时早有预言：“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这个“不外饰”的说法，提炼了苏轼一生不肯趋炎附势，固执己见的性格，到最后，他也只能为自己锋芒毕露的性格而买单了。

    毕竟是一介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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