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人其事，堪称一品。
看家本领
蔡京的出生，很有些玄机。他出生的前一年，轰轰烈烈的“庆历新政”以失败告终。范仲淹心情沉重地写下《岳阳楼记》，以“先天下之忧而优，后天下之乐而乐”聊以自慰。帝国政局陷入了沉寂期。在“庆历新政”至王安石变法的历史空档期，蔡京毫无心机地成长着。直到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二十四岁的蔡京以甲科第九名的成绩成为一名进士，随后被派往钱塘（今浙江省钱塘地区）任县尉，开始了他仕途生涯。谁都没想到，这个兴化仙游（今福建省仙游县）人、著名书法家蔡襄的堂弟，会在若干年后成为帝国仕途中最重量级的人物，而他能够成事的一大秘诀就在于精通左右逢源之道。
蔡京步入仕途之际，王安石已经开始变法了。作为小小的钱塘县尉，蔡京当时面临两个选择。或拥护变法；或反对变法。所谓态度决定一切，能力则在其次。再说一个小小的钱塘县尉，即便拥护变法，又能有多大作为呢？但蔡京的左右逢源之道就在于，他能够东拉西扯，尽可能地利用身边可以利用的资源，以便有所作为。第一个被他用上的人就是他的胞弟蔡卞。蔡卞此时混得比他好，已经是中书舍人兼侍讲（掌拟诏令）了。这个和蔡京中了同榜进士的年轻人其考试成绩的名次还不如弟弟靠前。蔡京被分配到钱塘去做县尉时，蔡卞则被派往江阴（今江苏省江阴市）去做主薄，两人半斤八两，在仕途上的起点差不多。但接下来，蔡卞之所以很快飞黄腾达，是靠了他岳父王安石。蔡卞和王安石的女儿成了亲，又趁机为变法鼓与呼，很快就从主簿的位置升到国子直讲、侍御史，乃至中书舍人兼侍讲。蔡京发现了这一层可以利用的关系之后，很快效仿其弟，以改革派自居，在钱塘遂成人物。接下来事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蔡京惊喜地发现，自己的职务开始有了变化。先是升为舒州（今安徽省安庆市）推官，然后直接上调中央任起居郎（记录皇帝起居行动的秘书官），再然后出使辽国。短暂镀金回来后便跟蔡卞一样做了一名中书舍人，所谓天子近臣了。
但这还没完。蔡京的仕途还在看涨。他接下来任龙图阁待制（掌本朝各帝之书法、诗文作品，并参与议政以备顾问）。这便发挥他的书法特长了，虽是一虚职，却也是荣誉虚职，元丰七年蔡京权知开封府——做了帝国首都的一把手。这是含金量颇高的实职。只是很快，蔡京就发现风向变了。因为第二年，神宗死了，还不到十岁的宋哲宗继位，神宗之母高氏以太皇太后的身份手握大权，守旧派领袖司马光上台，尽反王安石时期的政策。这时，蔡京又面临两个类似的选择。或坚持变法，或反对变法。这一次他选择的是后者。而机会也在悄悄降临。元祐元年二月，司马光下令全国各地自接到命令后的五天内将免役法全部改为差役法。这是考验帝国官员政治立场的时刻，而司马光所规定的五天期限也实在是太短了些，很多官员为此牢骚满腹。蔡京是怎么做的呢？他雷厉风行，在第一时间将开封地区各县的免役法全都改成差役法，为全国官员做出了表率。司马光为此表扬他说：“假如各级地方官都像你一样，有什么不能执行的呢？”蔡京的左右逢源之道似乎可以挽狂澜于既倒，在司马光时代他的仕途看上去依然光明。
只是很多正直的同志看不下去了。这其中包括殿中侍御史吕陶、监察御史孙升以及右司谏苏辙等。他们不断上书，向中央反映蔡京的人品问题。称这里头既存在贪赃枉法的情况，也存在做人无底线的问题，所谓有损士大夫的清誉，尤其是苏辙的上书可谓尖锐。他直指蔡京明知差役法有不尽人意的地方，但还是在首善之区全力推行差役法。其目的与用心堪称险恶。而蔡京在任开封知府期间，庇护其下属官员段继隆公开卖官鬻爵一事，又成为他仕途上的一个污点。面对舆情汹汹，太皇太后无奈，只得任命蔡京为真定府知府（今河北省正定县）。从首都知府转任地方知府，这相当于降职了。但吕陶却还是认为处罚太轻，他继续上书，要求加大处罚力度。最后蔡京改任成德军知军，只相当于一个地区的军分区司令员，地位比知府还差了些。另外蔡京还被附加了经济处罚。元祐元年六月，他因段继隆事件被罚金二十斤，仕途形象称得上雪上加霜。
接下来的一段日子，蔡京过得相当郁闷。因为即便是成德军知军，他也没做多久——中央又让他去瀛州（今河北省河间市）做知州了。瀛州是一个散州，瀛州知州的地位相当于知县。从天子近臣沦为七品芝麻官，蔡京的仕途之路可谓坎坷。那么，如何东山再起呢？蔡京的看家本领依然是信奉左右逢源之道。他挥毫泼墨，穿古旧服装，做守旧派，似乎是向身在朝廷的司马光致意。在瀛州，如果有人向他提及变法旧事，蔡京是要拂袖而去的。一个被贬之人依旧紧跟潮流，蔡京赌的就是“明天会更好”。
明天果然比今天好。在历知瀛州、扬州、郓州和永兴军后，蔡京升迁了，成为成都知府。他的努力没有白费。左右逢源之道就是在任何时候不抛弃、不放弃，此谓中庸。这或许就是蔡京对此的理解。所以接下来，即便谏官范祖禹认为“蔡京为人，心藏奸巧，见风使舵，有奶即为娘，绝不可大用！”他的成都知府一职因此被免，只得改任江淮荆浙发运使时，蔡京依然在等待明天。人生的路很长，仕途更长。蔡京理解左右逢源是道而不是术，要风物长宜放眼量。
仕途风波恶
世事如棋局局新。对蔡京来说，每一次政局的变动，既是风险，其实也是机会。所以左右逢源说到底还是纠偏行动，那是相当的必要和重要。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蔡京发现政局又有变动了。这一个月里太皇太后高氏死了，18岁的哲宗赵煦亲掌朝政。这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一上台就做出了一个含义丰富的举动——把王安石变法的反对者、礼部尚书苏辙贬知汝州。次年四月，哲宗改元绍圣元年，意思是要追随神宗之政，重举变法大旗。而一批熙宁、元丰时期的变法人物章惇、林希、曾布、许将、蔡卞、李清臣和邓温伯等被任命为执政大臣，察京感觉此刻他又可以有所作为了。
果然，一纸诏令下来，蔡京回京了。他的弟弟蔡卞此时做右丞相，也希望哥哥回来帮衬一下。蔡京立即心领神会，他回到开封，首选的公关对象是章惇。章惇时任第一丞相，想恢复变役法，置司讲议，却不知如何是好。蔡京出主意说：“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何以讲为？”（见《重刊兴化府志》）意思是，您只须照搬熙宁成法就可以，为什么要讲议它呢？章惇恍然大悟，“然之，雇役遂定。”
这是蔡京在绍圣初年的首次出招，所谓左右逢源，要的就是没有半点心理障碍。接下来蔡京死心塌地地为章惇提供全方位服务，就像当年为司马光提供的那些服务一样，真可谓周到体贴。右正言孙谔攻击章惇照搬熙宁成法，章惇不知如何是好时，蔡京马上弹劾他“身为右正言，不为朝廷分忧，竟敢砥毁先圣之法，真乃大逆不道。”于是孙愕被定性为元祐党人，驱逐出朝廷。而监察御史常安民接下来对章惇和蔡京的弹劾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章蔡两人的亲密关系。常安民上疏说：“蔡京奸足以惑众，辩足以饰非，巧足以移夺人主的视听，力足以颠倒天下是非。章惇把他当作心腹，专掌国家大权，培植同党，排除异己，妨害绍述先圣之法，使天下变法志士为之寒心。臣恳请陛下将蔡京逐出朝廷，压制章惇。”
很遗憾，常安民的弹劾无济于事。就像他在奏疏里说的那样，左右逢源的蔡京在此刻已然成为章惇的心腹，专掌国家大权，他入权户部尚书，翰林学士兼侍读（掌制诰，兼为帝王讲学），修国史，进承旨（首席翰林学士）。官阶至正三品，再一次成了天子近臣。而蔡京还想离权力核心更近。他向哲宗与皇后献词，称“三十六富人第一，玉楼深处梦熊罴。”当然蔡京献词意有所指，他看上了右丞相的位置。当时蔡卞已经是右丞相了，时任知枢密院士的曾布出于权力平衡的需要，上疏反对蔡京高升。曾布是章惇的“战略合作伙伴”，曾力赞章惇的“绍述”之议，也是哲宗相当看重的高官。他上疏反对，哲宗还颇为费解，再加上当时有童谣“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被台谏两院大臣反复引用，成为借机弹劾察京的理由，所以博弈平衡的结果便是察京仍兼任翰林学士，为北门承旨，天子近臣的地位没有动摇，却也没能再往上走一步。
仕途总是风波恶，“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发生的政局变动使察京再一次跌入人生的谷底。这一年正月，24岁的宋哲宗赵煦病逝。他在位十六年，纪元却有三个：元祐、绍圣、元符。这似乎暗示了一个年轻皇帝的跃跃欲试，当然最后的结局是无奈的；而蔡京等人，仕途则是浮沉不定。从神宗时代走来，经常朝令夕改，接下来选谁当接班人，关系到他们的仕途荣辱。在这关键时刻，久经考验的宰相章惇却在帝王接班人问题上犯了重大的政治错误。由于宋哲宗赵煦无子嗣，章惇便让皇太后向氏提出应当立哲宗同母弟简王似。这在礼律上似乎是有根据的，但向太后不同意，说自己无子，其余诸王都是神宗的庶子，何必非要立哲宗同母弟为帝呢？言外之意很明确，那就是在立何人为帝这个问题上，礼律可以不考虑。但章惇这时还是坚持自己，他提出根据长幼当立申王佖为帝。向太后又表示反对，理由是申王有病，不可立。与此同时，向太后提出了选端王赵佶，并引神宗语录“端王有福寿，又仁孝，应当立端王。”章惇重大的政治错误就在这个时刻犯下，他说了一句足以改变其命运的话：“端王轻佻，不足以为天下君主。”
仕途博弈讲究的是火候。由于曾布在这关键时刻倒向向太后，要章惇“一切听太后处分”，章惇的出局似乎毫无悬念。一个是向太后不喜欢他这样的刺头在新朝继续锋芒毕露；另一个是新上位的皇帝宋徽宗也不容他。公元1100年9月，徽宗下旨，称章惇作为山陵使，却使哲宗的灵车陷于泥泞中不能前进，以至露宿野外，是不忠不孝的表现，罢其出知越州（今浙江省绍兴市），从一品大臣直接贬为七品芝麻官。不到一个月，又贬为武昌军节度副使，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安置。随后再贬至雷州（今广东省海康县）司户参军。这就有些流放的意味了。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七十一岁的章惇死于贬所睦州（今浙江省建德市）。
毫无疑问，章惇的被贬不是孤立现象。蔡京作为其死党级追随者，也受到了牵连。徽宗先是将他由翰林承旨罢知太原府（今山西省境内），随后又出知江宁府（今江苏省南京市）。蔡京则迁延不到任，试图找到事情的转机。作为一个仕途浮沉者，蔡京从地方到中央又从中央到地方，辗转迁延已是寻常事。这些年皇帝走马灯似的换，危机、生机常在一线间。蔡京或许以为，章惇祸从口出那是章惇的事，自己毕竟无大错。只要人在京城，假以时日的话，应当可以转危为安。但这一次蔡京错了。由于御史陈次升等联名弹劾他“抗旨不遵”，语涉对新天子的皇权尊重与否的大问题，徽宗勃然大怒，将蔡京一撤到底，令他出居杭州，提举洞宵宫（挂职于道宫，以领俸禄）。洞霄宫是杭州的一处离宫，蔡京被置于此处闲挂起来，无职无权无品，似乎永无翻身之日了。
“触底反弹”的深层次原因
“触底反弹”这四个字貌似轻易，却着实不容易做到。因为它既需要一股强大的外力，也需要机缘巧合，是综合实力的体现。察京于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提举洞宵宫，同年十二月就复出为龙图阁直学士，知定州。次年也就是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三月，蔡京离开定州，官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六月，封尚书左丞。七月，官拜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货真价实的宰相。短短一年多时间，察京不仅触底反弹，而且弹的高度超过既往。那么他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呢？
细细总结下来，有这么三点：
一是利用自身优势满足徽宗的特殊需求。徽宗喜欢书画工艺品，派了宦官童贯去苏杭搜访。蔡京的书法绘画在当时堪称一绝，他主动进献，通过童贯将其书画作品断断续续送往宫中。一方面促使徽宗产生惺惺相惜之意，另一方面也是表达自己的忠心。
二是抓住政局的微妙变化，以图为我所用，并且有所作为。徽宗刚上位，于国策取中庸之道，停止了对元祐旧臣的打击，为文彦博、王珪和司马光等三十三名元祐大臣平反，恢复官职；与此同时，放逐章惇，将新党安惇、蹇序辰等重要官员除名。在人事问题上左右并用，拜韩忠彦为左相，拜拥戴自己继位的曾布为右相，而改元“建中靖国”意欲调和熙丰与元祐党争。只是政局的微妙变化不以徽宗的调停而停止，相反，新的党争局面很快形成。曾布与韩忠彦政见不合，“向左走”还是“向右走”事关当事各方的切身利益。相持不下之际，蔡京就成了一个重要棋子——曾布试图用他来打击韩忠彦，而这正是蔡京快速触底反弹的原因之一。
三是蔡京启动“绿色通道”，全方位对徽宗进行公关。曾布试图用蔡京来打击韩忠彦没错，不过用不用他却是皇帝的问题。书画作品虽然源源不断地送往宫中，但这未必就能换来锦绣前程。蔡京觉得还是要加大力度。于是一个叫徐知常的著名道士被安插进宫中，专司在徽宗面前美言蔡京，称非拜蔡京为相不可。徽宗崇奉道教，对著名道士的话相当重视。蔡京全方位对徽宗进行公关的效果可谓立竿见影。
正是以上三个方面因素的综合作用才使得蔡京的触底反弹。但其实，蔡京的触底反弹不是一步到位的。他甚至都没能马上回京。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十二月，蔡京虽复出为龙图阁直学士，却是知定州——任定州（今河北省定县）知州，随后他又改任大名府（今河北省大名县）知府。仕途的扑朔迷离之处也正在于此。蔡京虽然已全方位对徽宗进行公关，徽宗却还在要不要大用他上犹豫不决。这其实事关国策大计。宋哲宗赵煦先元祐后绍圣再元符，国策有来回摇摆之嫌，宋徽宗上位走中庸之道，改元“建中靖国”，其实是出于时势的需要。就是要两手都抓，不可偏颇。如果蔡京回京为相，势必要赶走韩忠彦，如此一来，曾布和蔡京政见相同，都属改革派，若两人联手组阁的话，“建中靖国”就又要改元了——“改”还是“不改”，这对十九岁的小伙子徽宗来说是个诱惑，也是个疑惑。因为组阁者政见相同的话，从领导艺术来说未必是好事——所谓有博弈才有平衡，又说平衡总是动态的，这个道理徽宗肯定明白。
关键时刻，起居舍人邓洵武站出来打破僵局。他对徽宗说了如下具有激将效果的一番话：“陛下乃先帝（神宗）子，今相（韩）绮之子。先帝行新法以利民，绮尝论其非；今忠彦为相，更先帝之法，是忠彦能继父志，陛下不能也。（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与此同时，他画了一幅画呈给徽宗，名曰《爱莫能助之画》。这张画以左右分列的形式展示了朝廷官员截然相反的政治立场，又在左下角注明：“若欲紹述先烈，非相斯人不可。”这个“斯人”指的就是蔡京。邓洵武之所以如此卖力地推出蔡京，其实也是蔡京左右逢源之道的一个体现。邓洵武是神宗时国史院编修官、中书舍人邓绾之子，邓绾因为人品有问题被神宗斥贬，而邓洵武子承父业后也存在类似问题而被哲宗斥罢，但蔡京任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时却力保邓洵武复职。虽然在当时他们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但蔡京的为官之道是帮一个人就要以待将来用得上——现在，这个人终于在他失意之时伸出了援手。所言所行不过是锦上添花而已，在上述三方面综合因素的基础上，成功帮助蔡京完成触底反弹。
四度为相的传奇及终结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六月，蔡京终于回京，但是回京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以后的路更长，任务更艰巨。虽然徽宗在邓洵武的忽悠下已经把年号改为“崇宁”，取追崇熙宁新法的意思，而且在此前一个月罢免了韩忠彦左相一职，同时拜蔡京为尚书左丞。尚书左丞是副宰相，位在曾布之下。如此，新的矛盾产生。虽然在蔡京回京问题上曾布曾经有所进言，但真实目的则是用其为打击韩忠彦的武器，现在韩忠彦已倒，蔡京和他一起组阁，同盟转眼就成了对手。并且蔡京在运作自己回京的过程中动员了方方面面的力量，犹如一颗快速升起的政坛巨星，势头不是说止就能止的，所以接下来，新的博弈已是不可避免。
当然对蔡京来说，也面临同样的问题——拿下曾布，自己取而代之。道德评判可以先放一边。这样的时代，左右逢源者胜。毕竟曾布也是在徽宗上位的过程中靠左右逢源之道博得向太后的青睐，才从知枢密院的位置上转正为宰相。蔡京此番后发制人，很快，他抓住了曾布的一个把柄——欲任用儿女亲家陈佑甫为户部侍郎，涉嫌以权谋私。就这样，曾布被罢相，先是出知润州（今江苏省镇江市），随后在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死在谪贬之地。而蔡京轻而易举地取代他的相位，并拉开了四度为相的辉煌生涯。
他的传奇至此才真正开始。
北宋神宗以降，在“铁打的相位流水的相”的背景下，王安石、司马光等人都曾抱憾而去，更别说过客般的韩忠彦和曾布了。蔡京何德何能，可以四度为相呢？说到底，靠的还是左右逢源之道。
蔡京上位的三方面因素一言以蔽之就是左右逢源，处处讨徽宗的好，以致于徽宗在分别罢去韩忠彦和曾布后，紧拉蔡京的手说：“神宗创立法制，先帝继之，两遭变更，国是未定。朕欲绍述父兄之志，卿何以教朕？”一副国是唯君托之的样子。而蔡京是怎么回应的？他马上逢迎，表示“愿尽死”。这是蔡京首为国相的良好开端。
但是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一颗彗星在帝国上空的出现让他丢了相位，蔡京被罢为开府仪同三司、中太一宫使。不过很快，蔡京就复相了。第二年也就是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正月，蔡京重任尚书左仆射及中书侍郎的职务，被罢相的时间还不到一年。对于“政坛不倒翁”蔡京来说，一颗在帝国上空出现的彗星只不过是流星罢了，不可能对他造成实质性的伤害。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张克公等人掀起新一轮弹劾蔡京的高潮。同年六月，蔡京被罢尚书左仆射的职务，改任中太一宫使，但仍然住在京城。随后侍御史洪彦章、太学生陈朝老等人继续弹劾蔡京，要求将其流放外地，徽宗置若罔闻。大观四年（公元1110年）五月，京城久旱无雨，彗星再次出现。中丞石公弼、侍御史张克公、毛注等数十次上奏弹劾蔡京不忠不轨等几十条罪状。宋徽宗无奈，只得下令将蔡京贬逐出京，至杭州居住。但两年后的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蔡京就咸鱼翻身了，他被召复辅政，重新为相。
蔡京几度浮沉却安然无恙的终极秘诀就是掌握了逢迎术。而这正是左右逢源之精义所在。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向宋徽宗提倡丰、享、豫、大之说，随后鼓动他铸九鼎，建明堂，修方泽，立道观，作《大晟乐》，制定命宝，直让徽宗引其为知己，蔡京又让长子蔡攸参与宫中秘戏，混杂于倡优侏儒之中取悦徽宗。父子二人齐上阵，使徽宗欲罢不能，这也是蔡京屡屡咸鱼翻身的秘密所在。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年过七旬的蔡京被令致仕（退休）。人们都以为他就此退出政坛了，但四年后，七十九岁的他奇迹般地复出。这是他第四次入相，虽然已经老眼昏花，无法写字，却由他幼子蔡绦代理公务。离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帝国巨变只有短短的两年时间了。
还是说说蔡京的最后归宿吧。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金兵攻打开封，蔡京追随宋徽宗南逃，而国事则由钦宗代理。太学生陈东率领数百名太学生伏阙上书论“六贼”之罪，指出蔡京为“六贼”之首；二月侍御史孙觌上奏论蔡京、蔡攸、童贯之罪，钦宗宣布罢免蔡京父子、童贯官职；随后蔡京连贬崇信、庆远军节度副使，衡州安置；七月，蔡京再被移至儋州（今海南省儋县）安置，行至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病死，死前写有绝命词一首，现在读来很有感慨人生的意味：
八十一年往事，三千里外无家，孤身骨肉各天涯，遥望神州泪下。
金殿五（注：应为四）曾拜相，玉堂十度宣麻，追思往日漫繁华，到此翻成梦话。
蔡京死后，他的子孙二十三人被分别流放至外地州军，遇赦不能返回，而其长子蔡攸、次子蔡绦都被诛杀。四度为相的“政坛不倒翁”就此倒下，传奇终结，而曾经庞大无比的北宋帝国，在短短数十年间，竟也成为蔡京仕途登龙术的牺牲品，转眼之间只拥有半壁江山，辉煌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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