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十大风险

    笔者认为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十大风险，如下：

    1、能否保住贸易顺差的局面

    当一个国家长期出现贸易逆差时，这个经济体离崩溃也就为时不远了，当年亚洲四小虎的经济之所以会出现问题，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年亚洲四小虎在对外贸易上存在逆差；阿根廷经济出现问题，也是因为贸易逆差；美国经济出现问题还是与贸易逆差有关系，中国现在确实存在贸易顺差，而且外汇储备非常的丰富，好像长期性贸易逆差还是离中国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但这种可能不是没有，首先，随着中国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中国产品在国际上的竞争力可能下降，其次随着中国的发展，中国对海外资源需求的依赖度增大，第三，中国入世的红利已经享受殆尽，而中国出口市场不可能无限扩大下去，这三个方面同时作用，中国很可能出现贸易逆差，何况中国现在的贸易顺差已经不是很大。

    2、消费型社会倾向

    目前舆论界出现了一股将中国建设成”消费型国家“的倾向，而经济增长最终要靠产能的扩大，而产能的扩大归根结底是靠投资的增长，历史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走高消费的道路保持经济增长的。

    美国的三次大规模经济危机都是过度消费造成的，人们喜欢将美国看作消费型国家的成功案例，而将日本看作向消费型国家转型的成功案例，但事实上是美国他们并没有成功，在美国中产阶级负债累累，不少的家庭已经破产，而穷人用高利贷的方式购买了住房，但是由于房价泡沫的破灭，导致房子被银行收回，自己无家可归；在日本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国家债务缠身，难度这就是我们所期待出现的社会现象的吗？这就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吗？

    3、世界经济全球化的倒退

    一百五十年前，当时大英帝国还称霸于世界贸易体系的时候，中国无意中成了当时世界贸易的最大受益者，因为中国的陶瓷、丝绸、茶叶在西方太畅销了，这时英国人开始想一些歪点子，那就是进行鸦片贸易，而等中国开始禁止鸦片贸易的时候，战争也就开始了。现在这样情况又出现了，现在是美国掌握着世界贸易的秩序，在现在的贸易秩序中，中国再一次成为了最大的受益国，或是即将成为世界贸易的最大受益国，上次以鸦片战争收场，这次如何收场，还不知道，上次西方用坚船利炮来对付我们，这次是如何来对付我们，但无论如何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4、城镇化和生产要素价格改革

    国企改革所造成的问题刚刚消化完毕，住房、教育、医疗三大改革造成的社会问题尚未找到解决良策，义务教育回归到了公益，二次医疗能否成功，结果有待观察，民众普遍受到高房价的煎熬。而中国的城镇化推进和市场要素价格改革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两样改革是中国目前最突出的风险，去年一个自来水价格改革就激起社会如此的反弹，这两样改革如果不能处理好的话，对普通民众来说仍然是一场浩劫。

    5、国内资产泡沫化

    资产泡沫化是中国最大的风险所在，现在对社会影响最大的无疑是房地产泡沫和股市泡沫，中国的股市泡沫最终以崩盘结束，中国股市的崩盘之所以没有对中国产生太大的影响，主要是因为中国现在炒股的人还非常的少，因此股市崩盘波及面也小。现在最危险的是房地产泡沫，中国房地产泡沫之大，已经远远超过了当年的日本，中国需要做的是引导房价合理回落，但无论如何，房地产对中国的危害已经形成，无论是让先前的买房者吃亏，还是后来的购房者接受高房价，中国总是会有一批人吃亏的。

    6、外部金融攻击提防出现新形式

    近年来，中国一直将西方当成老师，可是老师欺负学生的情况，再次发生了，在中国的银行海外上市时，美国的投行拼命的贬值中国银行的价值，可他们自己却大幅购买我们的股票，结果中国损失巨大；华尔街将石油、铁矿石价格炒高后，骗中国这个世界上最大的石油、铁矿石用户，签下带有对赌性质的套期保值合同，结果中国又亏了1000多亿元；另外中国购买黑石的股票等都大亏，中国在与海外金融公司打交道的时候，基本上是亏多赚少。当然现在中国尚未遇到像东南亚金融危机那样的金融大劫掠，况且东南亚金融危机有了前车之鉴，国家金融大鳄如果想对中国进行金融攻击，可能不再是以前的形式。比如2008年引诱中国签订套期保值合同则是国际金融攻击的一个新形式，在这种新形式面前，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根本就派不上用场，总之中国必须提高警惕，既要防止国际金融大鳄采用旧的方式对中国进行金融攻击，更要预想到新的金融攻击形式，比如套期保值这种对赌性质的金融攻击形式就让中国猝不及防，另外中国的外汇储备买了美国的国债，我们要防止他们在这方面玩出什么花样来。

    7、居民储蓄持续走低

    虽然我国的总储蓄率一直维持在高位，但我国的居民储蓄没有呈现出增长趋势，而很可能会出现下降趋势，首先随着买房、买车等信贷消费的扩张以及我国普通民生压力的不断加大，储蓄率很可能出现下降；其次随着各种金融产品的丰富，占储蓄大部分的富人将储蓄将更多的转变为金融资产，因此我国的居民储蓄从长期看，将呈现下降趋势，而中国投资的资金主要来源于储蓄资金，如果储蓄资金下降，那么很可能影响到我们的投资规模，进而影响到经济的发展速度。

    8、劳动力短缺和劳动力价格上升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大学生短缺，也曾出现过技工短缺，而现在的中国已经进入普工短缺的阶段，在此阶段，我国应该注重机械化、自动化技术的使用，而不是简单的放弃某些劳动密集型产业，通过机械化的深化和自动化技术的应用，完全可以将一些原本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产业改造为非劳动密集型产业，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所以出现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大转移，是因为当时自动化技术还不完善，而现在自动化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像纺织行业就已经出现了自动化纺织机，这种新型机械在东莞大朗这个全国非常重要的纺织基地已经得到了应用，因此中国通过自动化的应用完全可以将一些原来的劳动密集型产业留在中国。

    中国出现了新的”脑体倒挂“，中国白领和大学生的劳动力价格增长缓慢，但是中国技工和普通的劳动力价格却上涨的非常快，中国普工的劳动力价格基本与大学生相当，而中国技工的劳动力价格已经略高于刚毕业的大学生，而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和新生代农民工成为工人的主流时，生产成本的升高必然会推动劳动力价格的升高。

    9、公共部门追逐利益倾向

    中国的资源型企业和我国的银行机构，从某种程度上说也是公共部门，比如中石油在国内赚了钱，然后大把的到国外去分红，这些分红都是国内人民的血汗钱，而中国的银行，不把钱贷给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而是去到国外购买一些债券。中国的储蓄总量是一定的，如果在国外多买些债券，那么用于国内建设的钱就会减少，中国现在有一种舆论思潮，就是将垄断行业开放给民营企业，笔者认为这种做法不妥当，中国的国企存在的垄断行业具有天然垄断的属性，无论是国有企业经营，还是民营企业经营都摆脱不了垄断，因此让国企企业回归公益才是正道。

    很多人要求国有企业追求效率，但追求效率与追求利益是两回事。效率不好衡量，只能用盈利水平来衡量，因此现在的国企都被逼到了追求高盈利的道路上，结果是国企赢的越多，人民亏的就越多，国企和国有金融机构存在的意义，不是看其自身效率有过高，而是他的存在可以让全社会更有效率，资源部门和金融部门在整体经济中都是非常特殊的部门，严格说他们不属于实体经济，他们是与实体经济争利的部门。

    10、老龄化

    中国的老龄化也即将到来，但最重要的是中国有太多的老年人没有养老金，中国年轻人人既要养活自己，还有养活孩子、父母，可见他们的家庭负担将有多么的重，现在的城市生活和农村生活不一样，在农村生活成本非常的低，养老不是什么负担，而在城市养老则是非常大的负担，这点中国也应该早做打算。

    安乐意识及安乐派学者是中国最大的敌人

    在任何时代，都会存在忧患及安乐两种意识及其拥护者，当代的中国也不例外，笔者要指出安乐意识是中国的敌人，为什么当代中国积弊越来越深，为什么中国日益担心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为什么中国的民族企业在外资面前节节败退，这都是安乐意识所致。

    这种安乐意识在当代中国主要表现为缺乏进取精神的比较优势发展思想、盲目的GDP乐观主义以及对经济外患的放松戒备。缺乏进取精神的比较优势发展思想主要表现为”中国再老老实实搞二三十年加工制造“、”中国按现在的发展方式将很快赶上美国“等；而盲目的GDP乐观主义则是发展经济不重质量，不注意生产力的提高，这种经济发展方式虽然GDP可以在一定时间内高速增长，但是这种增长是没有后劲的增长，这种GDP增速不可能长期可持续下去，真正的经济增长必须着眼于生产力的提高，也就是不断的提高劳动生产率；而对经济外患的缺乏认识，则是对外资的入侵不重视，对金融风险视而不见，甚至是否定其存在，总之是。鼓吹世界完全和谐美满，你好我好大家都好，没有坏人，地球上阳光普照，有人一针见血的指出，持这种论调的无非就是两种人，一种是脑子真的不好使，建议其迅速补充IQ；另外一种本身就是阴谋的组成部分，肩负着某种重要的责任。诚哉斯言！

    保障中国经济安全运行的三个层次

    中国经济总体上是安全的，但也面临着非常大的风险，这种风险也可能来自国家内部，也可能来自外部，但更多的是来自外部，因此我们不仅要有一定的风险防范意识，而且要掌握一定的应对经济风险的战略战术和增强我们的抗风险能力，笔者将保障中国经济安全所应该采取的措施分为三个层次：

    一、表面层次掌握经济战的战略战术

    随着我国开放程度的增加，我们在商业、贸易、金融等领域的风险日益增加。对于一些跨国公司、国际金融机构，我们总是将他们看作”老师“，而他们则将我们看作是”养肥的牛羊“。我们吃了大亏，又开始感叹为什么”老师总是欺负学生“，解放前是这样，改革开放后这样的悲剧又在上演。以银行海外上市为例子，我们请一些国际投行承销股票，而这些投行却频繁贬低中国银行，将中国银行说的一文不值，而他们则低价大量购买中国银行的股票，这样的例子还有套期保值业务，国企好像是保值，实际上是落入了人家的圈套。

    中国现在是世界金融战的最大受害国，我们在银行海外上市、国企海外上市，对外投资，次债危机和华尔街金融危机、国际资源价格大涨价等事件中都损失巨大。这些损失都是真金白银，都是人民的血汗，只是这种损失比较隐蔽，而不容易察觉，而且损失的直接受害者以国家和以企业为单位，普通民众只是间接受害者。中国现在也有不少人在进行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有实战经验的人还比较少。

    二、中等层次实行经济的稳健增长

    1、对内有储蓄

    储蓄是经济发展最宝贵的资源，企业进行投资的资金大部分都要靠银行贷款，而储蓄的规模也就决定了贷款的规模，日本、亚洲四小龙都是在国内高储蓄率的支撑下发展起来的。

    美国在1927年以前的大发展时期国内的储蓄率也是非常高的，自从1927年分期付款的信贷消费风行之后，美国的储蓄率开始下降，紧接着爆发了1929年的经济大萧条，一直到二战爆发才走出经济萧条。上世纪70年代，美国产生了严重的经济滞涨，里采取了提高利率，以鼓励储蓄和投资的经济政策，才使美国走出了滞涨的泥潭。而小布什上台后，奉行长期的低利率政策，重消费、轻投资的经济政策，结果又爆发了经济危机。我们盘点一下美国的经济发展史就可以看到，只要一走上低储蓄、高消费的道路就必须导致经济危机，而要摆脱经济危机就必须要靠鼓励储蓄和投资。

    其次拉美和亚洲四小虎在发展过程中之所以出现问题，就是国内储蓄不能支持其经济投资，而不得不大举外债，最后导致经济崩盘。

    2、贸易顺差，有一定的外汇储备

    足够的外汇储备是保证国家经济安全所必须的，而外汇储备的来源主要由贸易顺差和海外投资。国家的外汇储备必须依靠贸易顺差，靠海外投资是靠不住的，阿根廷和亚洲四小虎在发展过程中，就出现了贸易逆差，在出现贸易逆差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采取加强出口的措施，反而靠提高利率吸引海外投资来获得外汇储备，而这样无异于饮鸩止渴，最后经济崩盘。美国这次的华尔街金融危机如此严重，其实与其长期的贸易逆差也有关系。

    3、制造业发达

    制造业一个国家经济实力的体现，上世纪日本股市和房市都经过剧烈的泡沫破裂，但没有酿成非常严重的金融危机，也没有发展成经济危机，关键就是日本的制造业比较发达。而美国的一个小小的次贷危机就一发不可收拾，关键就是美国的制造业已经空心化。而金融危机期间破产的希腊、冰岛这些国家最大的特点就是没有制造业，冰岛主要是金融服务业，而希腊主要靠旅游业和航运业，因此这些国家在抵御经济危机时就显得非常脆弱。

    4、财政无赤字或是赤字在可控制之内

    经济存在一定的周期，如果政府长期的赤字，一旦遇到经济危机，这种赤字就将无法维持下去。而经济危机时反而是需要政府加大投入的时候，因此政府在经济比较好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削减政府赤字，经济繁荣的时候储备下”弹药“，经济危机时，才可以用上。

    三、根本层次缩小贫富差距让人民生活有保障

    经济周期不可避免，而经济周期又不可避免的会影响到民众的生活，如果这个经济体中，民众的生存成本比较低，而且贫富差距小，民众生活有保障，那么那可以抵御经济危险，越是经济危机时，越能显示出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性。笔者一直认为贫富差距大、生存成本过高和生活没保障是民生的三大难题，改善民生也是应该从这三方面下手。

    1、堵塞财富非正常转移的渠道

    关于财富非常转移的问题，笔者将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称为”新五蠹“，这些人或行为时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我们要想缩小贫富差距就应该从这些方面下手。

    2、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

    民生感觉生活艰难，归根结底是民众生存成本太高的问题，在前面章节中，笔者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一些看法和建议，如果这些可以做到，民众生存成本过高的问题就可以解决。

    3、建立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

    发达国家一般都有一定的社会保障体系，而社会保障体系也是抵御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及不稳定性所必须的。我国现在的社会保障体系还相当的不完善，还有太大的完善空间，这方面应该成为我们今后努力的方向。另外建立强大的社会保障体系，就必须以高税收为依托，我国现在的税收不是高了而是低了，我国今后必须加大对富人的有效，以保障社保资金的来源。

    税收是最能体现阶级性的，现在精英大多呼吁减税，而减税对经济没有任何好处，美国里根繁荣也不是因为实行了减税，而是提高利率，鼓励储蓄和投资，普通民众千万不能盲从于精英的减税主张，美国和西欧减税的结构就是中产阶级的解体和贫困人口的边缘化，而高税收的北欧则国家安定，人民安居乐业，这足以引起中国的注意。

    中国发展的五大”政策性陷阱“

    相对于其他经济体来说，中国经济发展呈现出两大特点，其一是经济增长速度快，其二是经济增长比较稳定，但是，笔者认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着五个政策性陷阱，中国经济要想健康发展应该避免这些陷阱：

    1、低劳动生产率陷阱

    一个经济体，决定其劳动力价格的只有劳动生产率这一个根本性因素，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财富价值就越高，因此劳动者的收入也就越高。而劳动力价格越高，企业采用机械化及自动化设备的积极性就越高。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体其劳动生产率很低，那么其劳动劳动力价格也就非常的低，劳动力价格很低，企业也就没有采用机械化及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动力，因此这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也就很难升高，这样就导致劳动者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的局面。

    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企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运用只是改善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最主要方面，改善劳动生产率是个系统工程，不可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改进。

    2、货币购买力下降陷阱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货币购买力下降的非常快，中国的有钱人都非常注重货币的保值，而银行存款利率非常的低，显然不能达到保值的功能。因此中国有钱人都将自己的钱用于购买房地产，因为从中国发展的大趋势来看，房地产的保值功能是最好的。因此货币购买力的下降也就成为中国炒房的重要推手，而房地产价格的飙升，又直接或间接的推动了通货膨胀，因此中国面临着”货币购买力下降-买房保值-房地产价格飙升-货币购买力再次下降“的恶性循环。

    可以说中国现在正处于这种恶性循环当中，而要从这样恶性循环当中走出来，笔者认为首先中国应该控制通货膨胀，其次应该特别防范房地产等具有标杆意义商品的价格大涨。

    3、货币紧缩陷阱

    资产泡沫是由于低利率造成的，但是提高利率对抑制资产泡沫影响却不大，因为人们对资产泡沫的追逐是因为更大的赢利预期，而货币紧缩政策会对实体经济造成非常大的伤害，06、07年中国出现了巨大的股市和楼市泡沫，央行一次次调高利率，反而导致股市楼市一再新高。郎咸平深入研究国内经济的发展困境，提出中国经济是同时存在过冷和过热的”二元经济，政府投资部门过热，民营经济很多领域出现萧条，而不是国内一些所谓的经济学家的国内经济一片繁荣，不断加息只会加剧国内民营企业的困难，导致制造业全面衰退，国内营商环境全面恶化。但笔者还要对郎咸平的理论进行一些修正与补充，那就是股市和楼市等资产市场的投机性繁荣吸收了相当一大部分的银行储蓄，而这些储蓄本来是应该成为贷款支持企业投资的，这样必然导致中小企业融资难出现，当年中国在股市、楼市大繁荣的时候出现中小企业倒闭潮，其最根本的原因就是这种“投机资金”挤占了“投资资金”，导致企业融资难所致，而破产企业又将自己的剩余资金投入资产市场，又进一步推高了泡沫，形成了恶性循环。

    4、低利率陷阱

    低利率常常被认为是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但是实际情况是低利率在刺激经济的作用方面并不明显，而是会导致一系列的问题，笔者认为低利率政策对经济的危害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点：

    首先，低利率导致人们存款兴趣降低

    低利率导致人们存款兴趣降低，这样银行的储蓄规模就会减小，银行储蓄规模减小，也就没有足够的资金支持企业的投资，因此低利率政策会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减少；其次，低利率刺激消费会挤占企业的投资资金当实行低利率政策时，企业的投资和居民的消费信贷同时受益，但银行更偏好具有稳定受益的居民消费信贷，因为消费信贷比投资信贷安全的多，这必然导致本来就不多的银行储蓄又被消费信贷分去了一大部分，这样能够用于企业投资的信贷就更少了。因此实行低利率的结构一般都是刺激了消费，而对投资刺激并不大。

    第三，低利率也造成短期投机行为

    在银行低利率下，富人会将将自己的资本投向风险更高的资产领域，比如房地产市场、股票市场，这样会将造成资产泡沫，间接伤害到实体经济。

    可见低利率政策会从多方面对实体经济造成伤害，实行低利率政策的结果就是信贷消费和资产泡沫严重，而政府所期待的刺激投资效果不但达不到，反而由于储蓄资金被用于了消费和资产投机，导致用于企业投资的资金更少，因此从实质上不是刺激了企业投资，而是伤害了企业投资。

    因此我国在制定经济刺激措施时要避免过度依赖货币政策，而应该使用“组合拳”，从多方面下手，中国应对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成功就证明了这一点。

    5、政策制定时的思维陷阱

    古人云“尽信书不如无书”，理论存在的意义是不容否定的，但错误理论或是理论的错误应用带来的破坏力也是不容小觑的，在国家发展中更是如此。在国家发展政策制定中，理论对政策制定的干扰作用主要表现为两大方面，首先是，明明在实践中已经证明错误的理论，但由于在学术上并没有找出其失败的原因，因此人们还是迷信这个理论，而不肯回头，主要表现为对错误理论的执迷以及用过时的理论来指导新出现的情况，其次是明明自己做的很对，但是由于没有理论上的支持，总是不自信，不但对自己正确的东西进行坚持，结果也很容易丧失原则二导致失败。

    中国目前还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体系，中国在学术上还基本上依赖“进口”，很多人根本就不了解这些理论诞生时的时代背景，就盲目的照搬某些理论，做法，比如中国在对住房、教育、医疗进行改革的同时都造成了巨大的社会问题，而中国的银行业在交了巨额的学费后才发现了自己所要学的东西其实根本就没用，这些都是经济发展中的教训，而要避免这些问题的存在首先要有本土学术的诞生，其次在制定政策时一定要务实，而不能迷信于某些理论。

    社会乱相的学术逻辑及解决方案

    我们经常发现很多事情，该管的而没有人管，现在社会的乱相，笔者可以归纳为三个脱钩那就是战略和执行的脱钩，政府和社会的脱钩以及政治和民生的脱钩。

    1、战略和执行的脱钩导致政策缺乏前瞻性搞战略的就是搞战略，搞执行的就应该搞执行，也行统一群人可以兼顾两种职能，但是分开来做效率肯定会更高，因此在西方国家在政府之外都有专门研究战略问题的智库，实际我们中国也有这样的智库，不仅有官方的，民间的也有，比如草根智库网就是中国水平最高的民间网络智库，他笼络了世界华人中国前300位最优秀的学者。

    智库是研究战略的，政府是负责执行的，但是战略上的，并不能马上就执行，还需要论证，需要试验，需要完善补充，也就是专门需要一个机构负责战略系统与执行系统的衔接问题，笔者提出建立国家战略委员会的建议。

    2、政府和社会的脱钩导致社会缺乏秩序

    现在学术界比较流行的社会治理理论是小政府主义，这种理论是新自由主义在社会治理领域的滥觞。这种小政府主义理论经过二十多年的实践，总体上来说是失败的，因为这些年实行小政府主义的国家都出现了贫富分化加重的现象，小政府主义在促进经济发展上效果也并不明显。小政府主义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他是伴随着新自由主义的诞生而诞生，而必将随着新自由主义的消亡而消亡。

    小政不是无政府

    笔者认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比如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进一步可能演变成社会灾难，比如美国的金融行业，中国的奶粉行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等，均是如此，笔者认为现在不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

    为了弥补政府退出造成的公共权力真空，以及政府与社会的脱节，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行业组织在行业治理方面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公共管理职能。

    灾难本可避免

    首先，政府在进行社会管理时存在着不专业的情况，现在社会上各种新问题成熟不穷，而政府对这些问题又不可能了如指掌，而行业组织则不同，他们经常与企业进行接触，对行业情况相当了解，可以最先了解到各个行业的最新发展动态，最先了解到各个行业出现的问题，比如三聚氰胺问题，这些问题如此之严重，相关企业的人肯定对这些行业潜规则心知肚明，但政府就不一定知道。

    其次，很多时候政府不方便出面干预，因为政府不宜过度的介入社会领域，因为商业行在没有发展到危害非常严重的情况下政府不方便出面，如果有行业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存在，就完全可以通过行业自治的形式将这些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如果行业协会具有一定的公共权力，就可以将行业内的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像华尔街金融危机和中国的三鹿奶粉事件完全可以避免。

    3、经济和民生的脱钩导致社会混乱

    现在很多问题，比如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社会的犯罪高，极端事件频出问题，归根结底是民生问题，北欧是世界上最安定的地方，主要就是由于那里实行了福利社会。

    经济发展并不一定带来民生的改善，首先是市场经济的无序性及不稳定性，随时都可能酿成社会灾难，世界平均七八年左右就会爆发一次经济危机，这个规律从资本主义诞生到现在基本上就没有被打破过，其次是经济的发展会带来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但民众收入的增长慢于民众生存成本的提高时就会出现民生难题放眼当代的中国，如果从经济角度进行分析，我们的经济形势是前途光明，但是具体到民生问题，则是问题多多，归根结底是经济的发展与民生的脱钩。

    笔者关于中国问题的看法与建议综述

    一、中国发展的大目标

    一、经济方面的问题

    经济问题，笔者归纳为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和如何防范经济风险两大方面。

    1、关于经济增长的问题

    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经济一直高速增长，但是中国现在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着非常大的差距，而我们的近邻亚洲四小龙，很快就进入了发达国家的行列，而中国却没有，笔者认为这里面最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中国虽然以人民币计价的经济总量增长非常快，但是人民币购买力下降的却非常快，而这种购买力的下降在进行通货膨胀统计时，并没有表现出来，导致了中国经济虚增，人民币购买力下降民众都有非常切身的感受。

    因此我们可以明确的说，中国经济从实质上是增长比较慢的，而中国经济增长慢，关键在于中国没有抓住经济发展的本质问题，那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中国之所以没有抓住劳动生产率的本质问题，则是因为中国的经济学家严重的陷入了“凯恩斯主义”、“新自由主义”和“比较优势”三大理论的误区。

    因此笔者提出中国经济不要虚幻的增长，而要真实的增长，而真实的增长也就是民众购买力的增加。这种增长只有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经济增长才可以实现，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的目的。

    2、关于避免经济风险和经济政策陷阱的问题

    除了经济增长问题，我们现在还面临这防范经济风险和经济陷阱的问题，风险和陷阱是不同的，风险带有一定的不可避免性，而陷阱只要注意就可以避免，关于经济风险笔者列出了十大经济风险，这是大经济风险都需要中国认真的对待，关于经济陷阱笔者列出了五大经济政策性陷阱，这些风险和陷阱的提出都是笔者在广泛研究世界各国经济发展成败的基础上总结出来的，相信对于中国具有相当大的借鉴意义。

    二、民生问题

    对于民生问题，笔者认为民生包含三大问题，一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二是如果让人民的生活更有保证的问题，三是如何降低民众生存成本的问题。

    1、关于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

    关于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笔者指出国企垄断，民众收入占比过低这都不是导致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根本原因，新五蠹才是导致中国贫富差距拉大的直接原因，而导致中国新五蠹出现的原因又有改革、法律不健全、缺乏社会治理经验等。

    关于缩小贫富差距的问题，笔者主张必须从打击新五蠹入手。在此基础上笔者提出了两大建议，一是，制定《反投机法》以防止投机对社会财富的转移，最起码也要通过立法禁止在住房及食品这两大关系民众温饱的领域的投机。二是加强行业组织对商业管理职能，避免因为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在造成的财富转移。

    在以上避免财富转移的措施外，笔者还提出了设立中国慈善日鼓励社会互助的建议，在发达国家，慈善捐款可以占到GDP的2%以上，如果的民间互助力量调动起来的话，对中国社会的改善将是非常大的，因为这是一笔非常大的资金，这比任何节日的设立都有意义。

    2、关于建立有保障的社会的问题

    建立社会保障最重要的就是钱的问题，关于社会保障资金的来源，现在大部分放弃国家建设以建立社会保障问题，笔者提出必须通过对富人有效征税来解决社会保障资金不足的问题，世界上其他国家都是这样做的，中国也应该这样做，也没有任何理由不这样做这才真正需要与国际接轨的地方。

    3、降低民众生成本的的问题

    我赞成提高民众收入的说法与做法，但是笔者必须指出的是，仅仅靠提高收入远远解决不了中国的民生难题，现在中国的收入增长两倍，大家生活照样很难。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比提高民众收入更能从根本上解决现在的民生难题，因此笔者提出了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该主张的核心就是降低生存必须品的供应价格，以满足民众生存的需求，因为生存权是第一人权。

    如何实现居者有其屋

    既然提供保障性住房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那就涉及到是按面积进行保障，和按收入进行保障的问题，中国现在实行的是按收入进行保障，这种保障方法在实践中是失败的，也造成了很大的不公平，笔者主张将住房保障由“按收入”进行保障转变为“按面积”进行保障，每人都应该获得一定面积的基本住房保障。

    将“民生教育”纳入官员教育的范围

    民生艰难不能只靠领导体验，我党非常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先后进行过“三讲教育”、“保持党员先进性教育”、“和谐社会和科学发展观教育”等，但这些教育都是政治教育，而很少涉及民生问题，笔者主张将民生教育也应该纳入对党员干部教育的范围。

    现在的中国人或是盲目的崇拜西方，或是盲目的否定西方，但是大家却不肯认真的研究西方，当代中国需要的是“学贯中西”的学者，无论是盲目崇拜西方的人，还是盲目反对西方的人，都是对西方缺乏了解的表现，笔者认为世界历史有两个部分非常的重要，一部分是一战前，西方的崛起历史；另一部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特别是冷战结束以后的世界历史，这段历史离我们很近，但是却非常值得研究，世界经济几大败局基本上都发生在这段时间，目前中国甚至是全世界对这段历史的研究都比较零散，缺乏有力的结论。

    现在的中国人很多人自以为很有思想，而他们不过是成为了有思想的人的信徒而已，离真正的有思想还差的远呢，而真正的有思想必须是有自己独立思考后的结论，我写这本书，主要希望通过我的呼吁能够改善中国的民生，当代的中国有达尔文时代的竞争，有鲁迅时代的麻木，有马克吐温时代的冷漠，还有马克思时代的剥削，我主张的理想社会就是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希望我的理论能够得到社会的认可，为中国的进步出一份力。

    本书观点集萃

    1、赶超战略时代发展重工业符合产业规律，没有发展轻工业主要是原材料短缺，羊吃人的圈地悲剧不能在中国重演。

    当时的轻工业主要是指纺织和塑料两大行业，计划经济时代，中国之所以没有重点发展轻工业，不是国家不重视，最根本的在于原料短缺，当年英国为了解决纺织工业的原料问题，曾经出现了“羊吃人”的圈地运动悲剧。当时中国粮食都不够吃，哪有土地种棉花，总不能用种粮食的耕地种棉花吧，另外纺织业的主要原料是化纤，其原材料是石油，没有石油工业，根本就没有纺织业的大发展，如果全国人民都穿纯棉面料的衣服，现在也穿不起衣服。只有粮食产量提高了，才会有更多的耕地种棉花，只有石化工业发展起来了才可以生存塑料产品，香港的李嘉诚、台湾的王永庆都是塑料大王。中国前30年将经济建设的重点都放到了水利建设以及重化工业上是非常正确的。

    2、中国毒奶粉事件、美国华尔街金融危机的根源都在于社会治理失灵，这些事件是可以避免的，我们要跳出“小政府、大政府”的思维误区，解决政府与社会的脱节问题才是根本。

    中国的毒奶粉事件，美国的华尔街金融危机等商业灾难，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商业事件，如果单纯的从商业事件的角度来解释或解决也不可能得到满意的答案，因为他们暴露出的是整个社会的治理缺陷，这种缺陷也只能从社会治理的角度才可以得到解释和解决。可以毫不夸张的说，现在全世界都面临着社会治理危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必须以社会自治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功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进一步可能演变成社会灾难，现在不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世界不能在小政府和大政府之间进行摇摆，而是要解决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这才是根本，这个问题解决了，这些商业灾难才可以避免。

    3、西方政党分赃制是世界经济大败局的根源，政客经济是不能吃的糖衣毒药，把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变成短视的人。

    一个国家一旦实行了多党制，特别是极端多党制，国家在经济政策上也就表现出政客经济的特征，政客经济都有着相同或类似的癖好，那就是：喜欢靠举债发展经济；喜欢高汇率；喜欢享受泡沫式繁荣；喜欢低利率、喜欢激进的改革和不重视劳动生存率的提高。难道日本人不知道泡沫经济的危害？难道俄罗斯人不懂休克疗法的危险？难道美国没有人意识到产业空心化的弊端？难道拉美及东南亚国家不懂长期贸易赤字的可怕？难道希腊人不明白借钱要还的道理？这些问题已经用经济学原理或是经济政策制定者的智慧根本解释不了，这些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坏的制度将好人变成了坏人，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的人，把有前瞻性的人变成短视的人，这个邪恶的制度就是政党分赃制度。

    4、货币升值比GDP增长更重要，如果与日元同步，中国已成世界上最富国家。提高劳动生产率，让货币实现真正的升值，才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

    在货币的对外购买力方面，虽然近年我国的货币有所升值。但从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总体来看，中国的人民币对美元贬值了六、七倍，如果将人民币与日元进行比较，那么人民币在改革开放后已经贬值了几十倍。经济增长归根结底是靠劳动生产率的改善，如果劳动生产率提高了，这个国家的货币币值自然处于上升态势，对于民众来说，则是货币的购买力提高了。人民币在计划经济时代与美元的汇率是一比一，如果我们一直保持人民币对美元一比一，中国早已成为发达国家，如果我们与日元同步升值，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货币自身的升值比单纯的实现GDP增长更重要，而货币升值又要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中国的经济增长也必然到回到依靠劳动生产率提升上来，这才是良性增长，是发展经济的根本之道。当然这里所指的货币升值都是以劳动生产率为基础的内外统一的升值，而非在外力压迫下的被动升值。

    5、坚决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实，私有化和减税只能藏富于精英，这种假藏富于民要不得。

    我不反动藏富于民，而是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藏富于精英，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一直是往藏富于精英的方向发展，而这种发展却是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近年又有学者提出了分国企股票、分外汇储备、分国有土地、为民营企业减税等措施，这些都是赤裸裸的谎言，这些根本就达不到藏富于民的目的，其结果就是藏富于精英，将导致中国贫富分化越来越严重。我们回顾一下西方的发展史，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靠推行私有化实现了藏富于民，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减税的同时实现了藏富于民，其结果都是“藏富于精英”，使社会贫富分化更加严重，拉美国家的私有化失败以及美国的里根小布什减税失败无不说明了这一点。

    6、人民币被动升值对高科技产业危害更大，日本高科技悲剧不能在中国重演，限制低增加值产品出口才是唯一出路。

    人民币升值不仅影响到中国的低端产品出口，而且对中国高端产品的出口影响会更大，中国的低端产品制造业虽然润微薄，但在多年的国际产业竞争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优势，存在着巨大的外部需求，已经“树大根深”，抗风雨能力强，在国际上存在的竞争也小，短期内基本上没有国家可以取代我们，但是中国的高端技术产品制造业则刚刚起步，对外出口还面临着美、日、德等传统工业强国的激烈竞争，尚处于非常幼稚的阶段，禁不起风吹雨打，如果人民币贸然升值，那些在国际市场上刚刚崭露头角，而且仍然面临巨大竞争压力的高端技术产品则很可能面临灭顶之灾，当年日本货币升值导致日本企业失去了消费电子大发展的良机，这个教训值得中国研究，日本悲剧不能在中国重演。

    7、中国经济基数足够大，即将闯过中美经济增量平衡点，中国人均GDP年净增量将超过美国，中美经济差距将从“不断拉大”区间，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赶超美国真正开始。

    人都说这些年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很快，错！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并不快，快的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度”，而且这种“加速度”还是在不断增加的，以前美国经济增长1%比我们增长10%增长的绝对值都要大，因此我们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不是在缩小，而是在加大，而以后这个局面就要扭转过来了，因为美国的人均GDP为4万美元左右，中国人均GDP为4000美元左右，如果美国经济平均保持1%的增长，我们保持平均10%左右的增长，那么在短期内我们就可以实现两国的经济增长速度持平，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临界点，过了这个临界点，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也就从“不断拉大”，进入了“不断缩小”的区间，这是真正的赶超美国的开始。以后中国的高速增长既表现在绝对值上，也表现在相对值上。经中国人均GDP从几十美元跃增到4000美元左右，用了60年的时间，但是再实现下一个4000美元的增长，也许只需要七、八年的时间，因此中国即将进入一个高速发展期。

    8、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有两大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到了自动化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中也包含自动化，用自动化撬动中国经济的时候到了。

    发展工业自动化，是提升国家整体国力的主要手段。日本和德国的经济起飞，就是从这里开始的，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有两大产业振兴规划明确提到了自动化产业，这种殊荣是任何行业都没有得到的，因为自动化产业既属于“装备制造业”，又属于“电子信息产业”，还属于国家最新提出的六大新兴战略产业之一的“高端生产性服务业”，如果我们要问，哪个行业对工业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大，那绝对非自动化行业莫属。如果说工业是撬动中国经济的杠杆的话，那么自动化产业就这个杠杆的支点。自动化行业是否强大是衡量一个国家工业是否强大的主要标志。

    9、在信息时代，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已经解决不了中国金融问题，投机造成的财富转移速度及数量惊人，中国应该制定《反投机法》，像反知识产权侵犯和反垄断那样反投机。

    郎咸平教授一直主张，用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这两大法宝来解决中国的金融问题，但是笔者认为这两样在信息革命爆发前，也许管用，但是现在是信息时代，市场投机前所未有的厉害，仅靠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已经搞不定了，这两样在美国已经做的很好了吧，但是美国还是发生了华尔街金融危机这样的重大灾难，这就足以说明仅仅靠信托责任和辩方举证根本就解决不了问题，市场投机空前泛滥是信息革命的结果，对于居民来说，金融造成的财富转移也相当可怕，股价波动关系到民众几年的财政收入，房价波动就关系到几十年的收入，现在“投机”已经超越知识产权侵犯和垄断成为经济社会的头号危害，如果资本主义时代经济要健康发展，就必须反投机，投机的识别不存在技术问题，现在是法制时代，反知识产权侵犯靠立法、反垄断靠立法，同样反投机也要靠立法。

    10、中国经济制定大目标的时候到了，我们只要实现劳动生产率和民众收入的同时五倍增，就可以一举成为发达国家。

    国民收入倍增不是在分配领域实行“限高、扩中、补低”一套增加收入的措施。它是一个全方位的社会变革，对国家来说是脱胎换骨式的进步。如果这个计划能够实行成功实行，我国就可以一举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因此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对国家发展、民族崛起的意义，都不可小觑。国民收入倍增的前提必须是劳动生产率的倍增，若没有劳动生产率的大幅提高，国民收入也不过是通胀与挤压企业利润的代名词，中国只要将现在的劳动生产率提升五倍，就可以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因此中国应该制定劳动生产率及国民收入的双五倍增计划，这才是中国应该实现的大目标，针对这个大目标中国应该有大的规划。

    11、宏观经济政策“一药三分毒”，药品不能当成营养品来吃，GDP不代表生产力，中国不仅要做加法，更要做乘法，中国须放弃在投资、消费、出口的平衡中寻求经济增长的发展模式，全面回归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发展模式，走GDP与生产力同步发展的路子，才是正路。

    宏观经济学是在处理经济危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其诞生就是为了解决危机，宏观经济学对付经济危机还可以，但不可能促进经济成长，我国的学者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将宏观经济学的一些主张当成了提升GDP的方法，也就是将药品当成了营养品来吃，任何宏观经济政策都是“一药三分毒”，长期实行就会扭曲经济结构。真正的经济增长必须“质的增长”与“量的增长”的结合，归根结底要靠质的增长，经济发展不是要做加法，而是要做乘法，这种质的增长就是提升劳动生产率，如果用公式进行表示，那就是“GDP=劳动生产率＊劳动人数”，GDP不代表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可以带来GDP的增长，但是GDP的增长并非意味着生产力的提高，中国必须走GDP与生产力同步发展的路子，才是正路。中国目前还没有关于劳动生产率的统计体系，建立这样的体系，定期公布劳动生产率数据是当务之急。

    面对当前中国的经济问题，笔者认为靠“投资、消费、出口”的平衡解决不了问题；靠吃改革红利也解决不了问题；指望着新兴产业带动中国经济更是“远水难解近渴”，我们有必要走出盲目崇拜凯恩斯主义、盲目迷信新自由主义，以及新比较优势理论的误区，全面回归以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目标的经济发展之道上来。

    12、中国的“新五蠹”，造成了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其收入是中国普通民众收入的几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是真正的贫富分化之源。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核心原因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离谱。笔者认为中国贫富分化最大的原因在于中国社会存在着巨大的“财富非正常转移”，这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原因，这才是中国最应该警惕并进行彻底治理的。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合法但不道德，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这些人收入是中国普通民众收入的几十倍、数百倍、甚至数千倍，是导致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

    13、中国需要”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提高劳动生产率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打击”新五蠹“、加强对富人的有效征税、完善中国福利体制，从而缩小贫富差距，实现均富于民。

    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不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民穷的说法也不准确，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创富于民“与”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而”均富于民“主要是缩小贫富差距，而缩小贫富差距最重要的就是打击”新五蠹“造成的财富非正常转移，和加强对富人的有效征税，完善中国的社会保障体制。

    14、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中国的投资凯恩斯主义和北欧的福利凯恩斯主义都是成功的，只有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中国需要从投资凯恩斯主义转向福利凯恩斯主义。

    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社会福利不是负担，而是经济的推动力。既可以达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民生目的，又可以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凯恩斯主义并没有失败，中国的投资凯恩斯主义是成功的，北欧的福利凯恩斯主义也是成功的，只有美国的军事凯恩斯主义是失败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后，美国及西欧开始了去福利化经济政策，而北欧则实行了继续加大福利的经济政策，经济二十年的发展，美国及西欧模式失败了，而北欧模式成功了，福利凯恩斯主义不是福利社会与凯恩斯主义的简单结合，而是主张将政府开支更多的用于社会福利以达到了扩大了社会需求，保障经济增长的经济目的。是福利社会及凯恩斯主义的完美结合。中国也应该适度的向福利凯恩斯主义方向靠拢。一个贫富分化的社会，永远是需求不足，信贷消费并不能解决根本问题，中国需要福利凯恩斯主义。

    15、郎咸平、宋鸿兵、刘军洛他们的研究不是战略学，更不是阴谋论，而是”经济国防学“，是一个目前处于空白的新兴学科，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我们不仅要支持他们，更要赶紧将这个学科建立起来，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国防现实的需要。

    国家间的财富转移，先后经历了四个阶段，分别是军事掠夺，对外贸易，跨国投资和金融交易，目前跨国投资是国家间财富转移的主要形式，而金融交易则是实现国家间财富转移的最危险形式，现在郎咸平、宋鸿、张宏良、刘军洛兵等人的研究范围不是战略学，更不是阴谋论，是一个目前处于空白的新兴学科，是经济学研究的最前沿，我们不仅要支持他们，更要赶紧将这个学科建立起来，这既是学术研究的需要，更是国防现实的需要，目前我们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中，还没有这个学科，我们应该马上建立师资，编写教材，培训人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科，不能在让它空白下去。

    16、中国当前既要提高民众收入，更要降低民众的生存成本，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才最大的社会福利，可以与福利社会实行双轮驱动。

    现在人们总是迷信收入的增长，但是收入的增长并一定给民众带来幸福感，因为在收入增长的同时，民众的生产成本也在增加，甚至增加的更快。在中国民生问题越来越大，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民众收入的增长赶不上民众生存成本的升高。在美国、日本、欧洲可以算是世界上的高收入国家了吧，但是那里的民众照样面临生存难题。因此要想让民众获得幸福，降低民众的生产成本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而如果能够在人们的工资水平保持固定不变的前提下，大大降低生活必须品的价格，则相当于提高了民众的购买力，可以大大舒缓民众的生存压力。”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就是这样一种从日常生活的细微之处减轻民众生存负担的社会模式。对普通民众来说，低生存成本就是最大的福利。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并不反对和排斥福利社会，也不是福利社会的替代方案，而是福利社会的补充方案。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打五折后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

    17、中国不要暴力革命，中国要学术革命，创新出自己的学术体系，”爱美国主义“文人及”套餐派“学者解决不了中国问题。

    只有学术革命才能推动世界的发展，科技革命导致工业革命的根源是自然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凯恩斯主义、福利社会理论是社会科学领域的学术革命，世界每次大的危机之后都会出现一次大的学术革命，资本主义早期的经济危机诞生了马克思主义，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诞生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上也称之为凯恩斯革命，而本次经济大危机必然也会导致学术界出现大的变革，中国的发展表明，暴力革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实际上需要一场学术的革命。西方学术体系也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中国学术界的”爱美国主义者“推崇的美式套餐，实践证明并非什么高营养食品，政党分赃制度，极端私有化、联邦制等都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

    18、中国城市化不是刚刚开始加速，实际已经进入尾声，专家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的说法不靠谱。中国须用最多不能超过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

    笔者认为，中国的城市化不是刚刚进入加速期，而是已经进入尾声，目前中国的年轻人已经大部分在城市就业，农村都是些老弱人员。以户籍为标准我们的城市人口已经占到了50%，如果以”常住“为标准，那中国的城市化率已经达到了70%左右，如果以就业为标准，中国的城市化率肯定在80以上，中国城市就业人口在以后将不可能大幅增加，而近年从沿海到内地不断蔓延的用工荒则非常生动的说明了这一点。中国现在需要解决的是生活在城市中，而没有住房的大量存量人口的住房问题，中国某些专家指出的中国需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城市化问题，是对中国形势的重大误判，很可能会误导政府作出错误决策，中国现在是在补早期城市化过程中的欠账，因此中国不是像个别专家所指出的要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而是要用5年左右，最多不能超过十年的时间解决中国的住房问题。政府对中国城市化形势作出错误的判断导致了”僧多粥少“，也是造成中国高房价的另一个原因。

    19日本的国民收入倍增计划及美国的里根繁荣都是世界经济史上政府干预经济取得成功的典范，政府放任经济比干预经济的危害要大的多，中国的资产泡沫都是放任经济的恶果。

    经济发展离不开政府的干预，上世纪60年代的日本国民收入倍增计划，以及80年代的里根供给革命都是政府成功干预经济取得巨大成功的典型，而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以及美国华尔街经济危机都是政府放任经济酿成的灾难，中国近年来，受到市场原教旨主义者的影响，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以至于中国民众经受资产泡沫之苦及民生艰难之痛，政府应该果断的干预经济。这种干预既应该包含经济方面，也应该包含民生方面。政府放任经济的危害比政府干预经济的危害要大的多，政府的失败更多的是体现在放任经济上，而非干预经济上。政府放任经济最大的受害者是弱势群体，影响最大的是民生。

    附文二：就本书问题答记者问

    《学者解读中国大形势》

    本文是笔者接受河北青年报的访问记录，见报时有删节。

    记者：你的书名定为《中国大形势》。为什么要写一本如此宏大叙事的著作？驾驭这么大的选题，在知识和阅历方面有没有感觉吃力的时候？

    高连奎：其实我平时就比较喜欢研究一些历史性，或者是具有前瞻性的课题，我平时也很少写时评，我不是说时评不好，而是认为将时间与精力研究一些深层次的东西会更有意义。

    我书的主题看似主题宏大，实际上与我们的生活密切相关，现在很多学者被人批评只管提出问题，而不管解决问题，我写本书的目的很非常明确，那就是解决问题，解决中国最紧迫、最现实问题，我在书中，讲历史是为了更好的说明现实问题，讲外国的经济败局，是为了更好的说明中国的问题，如果就问题而谈问题，往往会解决不好，而只有跳出问题看问题，往往会得到非常满意的答案。

    古人云，取法其上，得乎其中，取法其中，得乎其下，我是从经济学研究转向现实经济问题研究的，我在写作本书时也舍弃了不少的内容，因为那些只适合发表论文，而不适合写在书里面，从经济学研究转向现实经济问题研究，不会感觉到难，反而会觉得会很容易，另文章叙事虽然宏大，但我所写的都是与我阅历有关的，有把握的我写，没有把握的我不写，在知识方面也是，我学过的我写，没有学过的我不写，可以保证我的不会出错或是少出错。

    这是一本中国问题专著

    高连奎：有人评价你的书对中国问题进行了跨学科、综合性、系统性的研究，你认为这是不是此书与其他经济著作最明显的区别？

    翰啸：是的，现在学科越分越细，这也导致了人们在看问题时可能越来越片面，但现实中的问题往往都是综合性的，如果只是从某一学科的角度来进行解释只能是盲人摸象，我读书喜欢读史书，比如西方经济思想史，我读了至少几十遍，西方政治史我也做了非常多的研究，因此在知识方面我的积累是足够的。

    我这本书涉及到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多个方面，当然经济是最重要的一方面，我认为准确的说，我这是一本中国问题专著，而非经济学专著，这是根本上的不同。另外我用经济学的思想来解决民生问题也是本书的特色，现在我们的经济学者几乎从来不谈民生问题，这并不说明经济学家就不应该关注民生，不关心民生的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学家。福利经济学在西方经济学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分支，而且也出现了非常多的大师级人物。关注民生也是经济学家不可逃避的责任。而中国学者，对民生这样一个重要问题的忽视甚至是漠视，则是对全社会最大的亏欠。

    中国经济已经取得了非常大的发展，但是普通民众”养家糊口“却越来越不易，而这些问题都需要用经济手段加以解决，因此要谈清楚中国问题，经济学是最重要的。

    经济学急需回归常识

    记者：学过基础经济学理论的人都知道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你在书中反复重申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性，并建议将提高劳动生产率上升到国家战略，为什么要强调这样的常识问题呢？

    高连奎：提高劳动生产率确实是常识，但是中国在发展过程中已经偏离了这个常识，也是事实，这要从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大历史来看，才可以说清楚，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分为三大阶段，第一阶段统称为古典经济学，第二阶段统称为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第三个阶段称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马克思经济学也是西方古典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马克思经济学言必称生产力，其实生产力与劳动生产率是一回事，劳动生产率是量化了的生产力。

    凯恩斯经济学属于宏观经济学，基本上是从宏观上看问题，比如GDP的概念就是凯恩斯经济学的杰作，GDP公式集中浓缩了凯恩斯经济学的精华，我们看看媒体上的专家一谈经济就是三驾马车，就是探讨投资、消费、出口问题，再比如房地产拉动中国经济等，说这些话的都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说不出这样的话，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不屑于说这样的话，这就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分析范式。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是经济学的最新阶段，比如我们经常听到的产权、改制、私有化、自由化等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典型分析思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不关心三驾马车的问题，但是他们特别关心经济制度的问题，按照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观点，政府减少对经济的干预、开放市场，实行贸易、金融、资本的自由化必将带来经济增长，而更大的开放带来经济更大的增长。新自由主义自上世纪70年代以来一直执思想界之牛耳，不仅在学界登堂入室，成为支配性学说，而且在政治、经济领域具有压倒性的地位；不仅在欧美称霸，而且君临拉美、非洲、亚洲，甚至在中国也影响渐大，当然现在的新自由主义在实践上和道德上已经破产。

    现在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大部分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他们从来不从劳动生产率的角度分析经济，恩斯主义经济学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最大的缺陷就是忘本，忘了经济发展之本，经济发展之本是发展生产力，也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但是中国的经济学家由于受凯恩斯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太深，现在的学者几乎不再谈劳动生产率。

    说到常识，按照通常的标准，常识一般是那些经常挂在口头上和自觉落实到行动上的东西，我们可以从这两点来看，可以首先看看媒体上的那些专家学者，哪个人还在用劳动生产率这个词，你看央视财经频道或是各大主流财经报纸，它们也许一年都提不到一次劳动生产率这次词，我们在百度里输入劳动生产率这个词，与劳动生产率相关的新闻少的可怜，而且很多都是美国新闻，而其他常识性的东西，只要百度一下就会出现海量的文章。

    我们再看具体到行动上看看，中国从来就不注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这是大家都知道的，不用我多说。从以上两方面我们都能明确的看出，中国并没有将提高劳动生产率当成常识，甚至劳动生产率这个词都已经被尘封了起来，我们这代人学习过马克思政治经济学，还知道有劳动生产率这个词，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可能以后的小朋友们听没听过这个词都是问题。我们现在急需回归常识。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就是吃改革红利，改革红利吃完了，经济也就完了，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凯恩斯主义发展经济学就是”做加法“，而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发展经济是”做乘法“，这才是最快的经济增长方式。

    要藏富于民，而不是藏富于精英

    记者：你所指的创富于民、均富于民与之前流行的”藏富于民“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

    高连奎：在语言学上有个现象叫做词语异化，例子我们就不举了，大家都能理解，但你发现没有，被异化的词大部分都是比较美好的字眼，我认为”藏富于民“这个词也存在被异化的趋势，因为”藏富于民“这个词太漂亮了，谁用都能获得掌声，以至于很多推销极端主张的人也开始打起了”藏富于民“的幌子。

    在书中我一共对分国企股票、分外汇储备、分国有土地、用民营企业藏富于民、用股市藏富于民、减税藏富于民六大常见的藏富于民主张进行了批判，指出这些主张不是在藏富于民，实际上是在藏富于精英，藏富于民的前提条件是”民穷“，但是我们放眼望望，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中国黄金市场火爆、中国收藏品市场屡创天价，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藏富于民是主张将国家的财富分给好百姓，比如把国企分掉，把外汇分掉，把土地私有化、减税等，但这些一次性的分财产并不能解决中国的问题，而要解决中国的贫富分化问题，就必须”均富于民“。

    俗话说”授之以鱼，不如授之以渔“，要让民众从根本上富起来，最关键的还是要”创富于民“，在书中，我提出了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以创富于民，因为只有提高劳动生产率，才可以让民众在单位时间内创造出更多的财富，只有民众创造财富的能力提高了，民众的收入才会增长，比如一个工人一年创造10万美元的财富，另一个工人一年创造1万美元的财富，那么在同等条件下，这个每年创造10万美元财富工人的工资就是这个每年创造1万美元财富工人的工资的十倍，比如按照世界劳工组织的数据，中国工业劳动力的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我不知道这个数据准不准确，即使准确也被高估，因为中国的工人加班情况非常，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要远远大于美国工人，如果按照小时劳动生产率那么中国的劳动生产率还要更低，因此只有提供劳动生产率，才可以从根本上创富于民。

    制定反投机法也是历史的进步

    记者：新”五蠹“的提法是你的原创吗？对于打击新”五蠹“，你提了一些建议，这些建议是否具备可行性？（比如改革税制遇到强大阻力该如何应对？指望投机客乖乖听政府的话遵循政策会不会是一厢情愿？）高连奎：“新五蠹”这个词不是我的原创，但是将这五种人或行为列为新五蠹是我的原创，我在网上也看到一些新五蠹的提法或是有关新五蠹评选的帖子，但这些都是网友的戏谑之作，正儿八经的写篇文章的只有我，并将其上升到社会层面进行探讨的我也是头一个，至少公开资料显示的是这样。

    对于打击新五蠹的建议，我认为还是有可行性的，比如有些行为本来就属于违法行为，我们直接依法打击就可以了，在其他方面我提出了加强商协会等行业组织的商业管理职能，我提出这样的主张也是与我的经历有关系，我在企业从事过策划及管理工作，也在商会有过工作经历，我认为真正的好企业，在乎名誉的企业是不愿意进行恶性竞争的，也是不愿意伤害消费者利益的，但行业中偏偏有些人为了利益而不择手段，这些情况在没有闹大之前，政府是不方便出面进行管理的，而这些完全可以通过行业自律来搞定，但现在的情况是很多企业根本就不加入行业组织，而行业组织对企业也没有强制权，如果行业组织作为行业的自律性组织可以具备一定的公权力的话，很多坏事情在行业组织这一层面就被消灭在了萌芽状态，根本就不可能再造成行业灾难甚至是社会灾难，以后行业内出了事，我们最先问责的就是行业组织，其次是才是政府，如果行业组织具备了对行业进行管理的公共权力，那么像三鹿奶粉事件，华尔街金融危机事件，房地产质量等事件都可以非常好的得到解决。

    笔者认为小政府主义不等于无政府主义，政府在退出其社会管理职能的同时，应该以社会自治的加强为基础，如果政府放弃了进行社会管理的职能，而社会自治又跟不上，那么就会演变成社会失控，甚至演变成社会灾难，比如美国的金融行业，中国的奶粉行业，中国的房地产行业等，现在世界上都面临着政府与社会脱节的问题，也可以说，现在不是小政府还是大政府的问题，而是政府与社会脱钩的问题。为了弥补小政府造成的公共权力真空，笔者认为应该加强行业组织在行业治理方面的作用，赋予行业协会一定的公共权力。

    我不认为改革税制会存在很大的阻力，现在加强对富人的有效征税是民心所向，是民意所归，就连茅于轼这样的人也是主张加强对富人征税的，这些问题在西方都解决的很好，我认为现在的阻力都是思想阻力，这种思想阻力来自于两大方面，一方面是世界范围内的减税风潮，第二是，中国税重的假象，对于世界上的减税风潮不过二十多年的时间，实践证明是失败的，西方国家的减税直接导致了贫富分化的加大及中产阶级社会的解体，我们应该从中吸取教训才对，二是中国税重主要是企业税重，我们现在需要一种税收理念的转型，我们不再加大对企业的征税，而是加强对中国富人的有效征税，我不认为这样做会遇到很大的阻力。

    针对投机的问我提出制定《反投机法》的建议，即使不制定《反投机法》，最起码也要以立法的形式禁止在住房及食品领域的投机，我认为是有可行性的，其实就像索罗斯这样的金融大鳄都表示，如果政府规定不可以投机，那他也不会进行投机，如果我们的政府通过立法规定不允许在住房和食品领域进行投机，我想中国的投机者也不会违抗法律进行投机，至少大部分人都会放弃投机行为，就算剩下一小部分投机者，他们也不会对市场掀起太大的风浪，因为很多泡沫都是群众性投机造成的，比如股市泡沫和房市泡沫都是这种情况，小部分投机者造不出大泡沫。

    当年我国取消《反投机倒把条例》被看做是社会的进步，我们现在重新制定《反投机法》同样也应该被看做是社会的进步，两者都是改革，因为时代已经不同了。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属于帕累托改进

    记者：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在哪里？

    高连奎：在谈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前，我更愿意谈谈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有利条件：

    首先，我提出的这种社会保障模式，大家接受起来还是非常容易的。我本人有个习惯，就是每当写完一篇文章一般喜欢到网上看看转载率，当我将《论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一文发表在光明网刊发后，我认为转载这篇文章的网站应该不会多，但出乎我意料的是，我的这篇文章是我所写文章中大网站转载率最高的，很多以前没有转载过我文章的网站，都转载了我这篇文章，这说明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思想还是引起了人们的共鸣，得到了人们的认可与接受。我认为人们以前只知道福利社会，但看到我的文章后，他们可能会认为，原来还有这样一种社会模式，人们就会感兴趣，人们的兴趣是我推动这个主张的最有力因素。

    其次，在理论上也没什么阻碍，比如大家所知的是福利社会有两大弊端就是养懒人，这是因为福利社会都是采用直接补贴的方法进行的，也就是按人头分配的，但我的主张则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原则，福利社会相当于将一样东西送给你，而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则是打五折后卖给你，因此“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不存在施舍的问题，也就从根本上不存在养懒汉的嫌疑。因此不会存在“养懒人”之嫌。而且福利社会税重，限制了企业的活力和国家的竞争力，但是我的主张则更加的优化，不会造成这样的问题，主要是从消费角度征收，但注意是消费角度，而非消费环节，大部分改革都会伤害到某个群体的利益，会造成既得利益者的反抗，但是我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不是在不同的利益群体之间进行利益重新分配，而是在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间进行利益分配，比如我们将食品、住房、医疗等生存性消费领域的产品价格搞的非常低，让人们可以用最少的钱满足生存问题，在汽车、家电、家具建材等领域的享受型产品的价格可以搞的稍微高些，而奢侈品比如各种首饰、收藏品等我们将价格定的非常高，这些可以通过税收手段进行调节，也就是提高后享受型消费品和奢侈型消费品的税收，来补贴到生存性消费领域。

    而现在的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了，住房、医疗这些关系到生存的消费反而贵的不得了，而那些享受型消费及奢侈型消费反而不贵，因此我们必须把这种局面扭转过来，人们幸福感才会增强。

    我认为推动这一主张，我有一个有力力因素，那就是我的主张没有风险，成功的可能性非常大，即使遇到一些技术性问题，但也不会给社会带来什么损失，基本上属于帕累托改进。

    至于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难点，我认为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一个系统的工程，这需要政府的推动，这需要税收制度的改革，需要先期进行社会实践，这些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都需要时间与精力，但是我相信只要我的主张有政府、学术界和民众的一致认可，那推动起来也就比较容易了，因此我对此持乐观态度。

    就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主张答记者问：

    《低生存成本社会才会有好生活》

    财智领袖：基于什么（比如某件事，某个人）你想到了要建立一个低生存成本型社会？

    高连奎：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首先是我研究经济学过程中，对各种社会模式优劣性的比较，比如国内很多学者都在批评福利社会，但现实是福利国家，从经济到民生，各项指标都要强于不实行福利社会的国家。另外，人们都说福利社会养懒人，但是实际上北欧人一点也不懒，北欧人的工作时间并不少。也有人认为北欧幸福得不得了，实际上也不是那么回事，我们学者研究问题很多都是想当然，能深入进去的很少。这些问题其实很值得研究，社会保障也是经济学的研究范围，虽然中国的经济学家从来不谈社会保障的问题。其次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是源于对中国社会现实的的深刻感触及深入分析，特别是生活中大部分人都饱受生存成本高昂之苦，我感触非常深，比如蜗居、房奴、裸婚、孩奴都是鲜活的社会现实，这需要去研究，更需要去解决。这样的社会肯定不是我们理想中的社会，我们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要建立这样的社会。

    财智领袖：建立这样一个低生存成本社会，你觉得由什么人来建立，使用某种力量来建立，是政府干预还是市场调控？

    高连奎：你这样问就无意中将政府与市场对立了起来，我想说明一点，如果抛开政府，想改变社会是不可能的。同样，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也必须有政府的参与。政府干预社会是应该的，但一定要注意干预方式、方法的科学性。

    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既需要政府，也需要市场，确切的说是要政府利用市场手段来建立，而不是依靠行政手段建立，我们的计划经济时代是个贫富差距非常小的社会，但那是靠行政手段实现的，福利国家有着各种各样的福利补贴，但是这些补贴很大一部分也是依靠行政手段完成的，因此其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不公平现象，甚至是接受福利者的尊严受到损害的情况，而在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中主要是依靠市场手段完成，政府基本上不与个人直接接触。政府只要在政策层面进行规划，剩下的将由市场来完成。

    财智领袖：从经济流通角度来说，你认为建立一个低生存成本社会是在商品售卖时打个折出售来实现的，这个打折过程中的寻租行为如何来避免？

    高连奎：你肯定误会了我的观点，我提出了很多建设观点，但是没有提打折，打折只是个比喻，但是我说的打个折，不是真正的打折，更不是在流通环节打折，你购买商品时，仍然是全价，只是通过各种税费的减免，物价已经大大的降低了，可能只有原来的一半，物价降低后，民众在购买商品时就相当于被打了折，而不是在销售环节打折，这是一定要区别的。

    寻租只有在政府官员与受益人直接接触时才可能发生，说得通俗点就是，如果你不贿赂我，你可能得不到应得的福利或是补贴，这样的情况会出现寻租行为，而我主张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通过市场手段实现的，普通民众是最大的受益者，但是普通民众在受益的同时与政府没有任何接触，也不会存在任何寻租的可能性。

    财智领袖：低生存成本社会在你看来是一个人人勤劳的大同社会，从人的本性角度来说，你是否怀疑过这样一个社会的实现？

    高连奎：我提出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主张也是在对人性及经济行为进行深入的了解后提出的，只要不改变多劳多得的大格局，人们就会勤奋，这是自然的，北欧国家虽然福利制度非常健全，但总体上没有改变多劳多得的局面。计划经济存在这偷懒的现象，是因为违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福利社会之所以被怀疑存在养懒人，也是因为在个别领域违背了多劳多得的情况。而现在的社会是多劳少得，大同社会是一种社会理想，至于这种社会该如何实现，中国的古籍中也没有给出答案，当然古人也不可能给出答案，至于我主张的社会模式实现后，能否达到大同社会的效果，我这里也不能保证。总之，我们是在改进现有社会模式，使之更接近于大同理想社会。

    财智领袖：在你的文章中几乎没有数据，为什么？

    高连奎：统计数据永远落后于社会现实，做前沿性的研究一般都不需要数据，而是需要理论的突破，逻辑比数据更重要。一般都是先有理论的突破，慢慢才会有相关的数据体系，这是经济学发展的正常现象。现实生活丰富多彩，但是能进入统计系统的数据太少了，而那些天天坐在办公室里，看着数据做研究的人，得出的结论往往是不靠谱的，甚至是荒谬错误的，真正的研究必须走进社会，研究现实，真正伟大的理论创新都是这样实现的。

    财智领袖：现实与梦想是有很远距离的，你认为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假如从今天开始，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建立起来？

    高连奎：如果我的主张得到社会的认可，我想建立起来是非常快的，因为不涉及人利益的分配。最快也要5年以上的时间，因为这需要一个从下到上，再从上到下，再从下到上，反反复复的过程，不是那么容易的，但是只要我的理论主张，对改善社会现实有益处，我相信是会被社会大众及国家接受的。

    财智领袖：你是否满意自己现有的这个社会构想，为什么？

    高连奎：我提出这样的社会构想，也是在经过广泛的比较基础上提出的，至少他比现在的各种社会模式要好，我们中国现在选择的是美国模式，虽然很多人为没有选择北欧洲模式而遗憾，但是这也为我们建设我所提倡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提供了方便。我认为我提出的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模式，在能保障民众能够减轻生活压力，获得幸福的同时，还避免了福利社会最常见的三大问题，即寻租问题、高所得税问题以及养懒人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是满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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