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问题：中国是”富国“吗？
中国一种说法是”国富民穷“，”民穷“的确不假，但“国富”的说法却值得商榷，甚至是完全错误的，对于中国“国富”最常用的两个说法是，中国外汇储备过多，和中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过高，其实这两个说法也完全站不住脚，中国虽然有着巨额外汇储备，但外汇储备与国家收入是两码事。而保管外汇储备的中央银行充当的只是“当铺保管员”的角色，而我国的财政收入也不高，而且经常是赤字财政，另外还有大量的国债，国富的观点站不住脚。
央行就相当于“典当行”我们国家的外汇储备主要由两个来源，一个是外商投资，由于外币在中国不流通，外资进入中国时，先将外币换成人民币才能使用。而外商撤资时再到央行将人民币换回外币，央行暂时替外国投资者保存外币。外汇的另一个重要来源是贸易盈余，即中国商人赚外国人的钱，这钱也要到央行换成人民币，这样央行也替本国企业保存外币，央行其实就是“典当行”，不过他们从事的不是普通的物品典当生意，而是专门“典当货币”，也就是顾客到央行将自己的外币典当成人民币，央行里的货币没有属于自己的，也不属于国家，而是属于客户。
央行这个“典当行”做的是“赔本买卖”外商将自己本国的货币“典当”成人民币后，利用人民币进行工商业投资，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对外商投资给予各种优惠政策，外商企业在中国赚的盆满钵满。比如他们刚刚进入中国时只有一千万元人民币的话，那么经过多年的经营，他们或许已经拥有了3千万或者5千万，甚至更多的财富。这时如果外资要从中国撤资，他们就将人民币换成外币，那么央行除了要付给外资企业刚进入中国时典当的外汇外，还要搭上很多外汇。因此央行针对外国投资者这个“典当生意”肯定是大亏的，即使现在央行也利用外汇买点美国国债，赚些利息，但这与外商在中国赚的钱比起来简直差的太多了。另外我们的人民币处于不断升值的状态，即使外商将钱带到中国后不进行任何投资，只靠人民币升值，他们也可以大赚一笔，这也是海外热钱进入中国投机的原因，也是中国外汇储备大增的原因。虽然央行做的是赔本买卖，但央行归国家所有，他要考虑的是全社会的整体效益而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毕竟适度引入外资从某种程度上，对国家还是有好处的，因此这个“赔本买卖”还必须做下去。
外汇与财政收入是两码事典当行老板可以将顾客的汽车开出去跑几圈，但不能说这个汽车就属于典当行老板，仓管员也可以临时使用仓库里的东西，但拿到家里去不行。我们的央行也是一样，我国现在确实有很大的外汇储备，但是我们不能将他当财政收入使用，而只能买一些容易变现的资产，而且也只能拿出很小一部分进行投资。因为央行必须保证外商投资者和本国的外贸企业随时可以进行“赎当”，也就是央行只拥有外汇短期支配权，不拥有最终支配权。
跟据中国的外汇储备总量说中国多么富裕，就像对一个“典当行老板”和一个“仓库管理员”说你多么富有一样的无知和可笑。
中国政府财政也并不富裕首先，我国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世界上是非常低的，我国财政收入占GDP 的比重约为30%，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0%，很多发达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都超过50%，而高福利的北欧国家比例更高。即使是发展中国家，这一比例的平均水平也高达35%。
在这里我们要特别的说美国，因为中国人最喜欢跟美国人进行比较，美国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以来，美国联邦税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率平均为18.2%，这是中国人引用最频繁的数据，但是我们要看清楚，这仅仅是美国的联邦税收，美国与中国不同，中国是中央强势，地方弱势，因为中央税收多，地方税收少，而美国截然相反，美国是联邦弱势，地方强势，因此美国的地方税收要高于联邦税收，两者相加，美国的综合税收是在40%以上的。如果美国较高税收比例作为保障，美国也不可能全世界到处驻军，也不可能维持国内民众的福利与补贴，尽管美国的各种社会保障比欧洲要差很多。
因此如果从财政收入占GDP的比例判断，“国富”的结论显然不能成立。
中国是负债的“穷政府”其我国的各级政府财政收入收入也比较小，由于我国处于高速发展阶段，需要大量的建设资金，我国现在的国债水平已经占到了GDP的40%左右，而且地方政府债务水平也比较高，特别是地方政府的城投公司在这两年的基建大潮中都欠有大量的债务，这些都需要政府用财政收入进行偿还，因此政府的财政收入远远谈不上宽裕，更不用说富裕，中国政府其实也是个负债政府，当然在世界主要大国中，中国政府的负债是比较低的。
国富，民也富是我们的美好愿望，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大增，财政收入占GDP比重比以前也有所上升，再加上各种民生难题层出不穷，民众生活艰难，一些人利用民众对外汇储备概念的模糊和对政府收支情况的不了解，趁机炒作“国富民穷”，但这种炒作其实就是欺骗，一旦将问题说清楚，这种欺骗就不可能再持续下去。
时寒冰主张“利益分析法”，其实只要用此法进行一下分析，就知道炒作“国富民穷”背后的受益者是谁，当前中国政府正在建设保障型社会，建设保障型社会就需要征税，而征税最大的受损者就是先富群体，而他们炒作“国富民穷”其实就是为中国向先富群体征税设置理论障碍。
其实我们从宣扬“国富民穷”的学者类型进行分析也可以看出端倪，宣扬“国富民穷”的大多是为先富群体代言的右翼学者，而宣扬“贫富分化”的则主要是为弱势群体代言的左翼学者，两个不同的词汇代表着截然不同的利益区分。两者似乎都是为民带言，但背后的民却有着严格的阶层区分。
关键问题：“藏富于民”与“藏富于精英”
近年来“藏富于民”的呼声越来越高，笔者对此深感忧虑，因为笔者不反对真正的“藏富于民”，而是反对打着“藏富于民”的幌子，行“藏富于精英”之实，因为这样只能让贫富分化更加的严重，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是朝着“藏富于精英”的方向发展，这也是中国贫富分化的主要根源，而中国那些宣扬“藏富于民”的学者无一不是清一色的精英主义学者。痛恨政府的人并一定为公众说话，这些学者所谓的“藏富于民”在笔者看来，更多的是出于对“大政府”的恨，而不是出于对民众的爱。
现在比较常见的“藏富于民”的说法主要有三种，笔者认为均不靠谱。
首先，“藏富于民营企业”不靠谱现在有种很流行的说法，认为政府应该藏富于民营企业，因为民营企业为社会解决的就业多，金融危机时这种声音更是强烈，其实解决就业的多少与企业的所有制没有关系，只与企业所在的行业有关。我国民营企业之所以表现出了解决就业多的特点，是因为民营企业所在的领域大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而国有企业之所以表现出解决就业少的特点，是因为国有企业大部分属于资本密集型和资源密集型的行业。但这也不能绝对化，比如华润和中粮都是国有企业，华润从事的主要是零售和地产行业，中粮从事的是与食品有关的行业，两者都属于劳动密集型行业，都为中国解决了很多就业问题。相反美国的石油、矿产、金融等行业都是私营的，但这些企业提供就业岗位也不多。因此发展民营经济解决就业的说法，在理论上就不能够成立。
况且中国发展经济不是以“解决就业”为最终目的，因此也不能用就业多少来衡量一个产业对经济的贡献，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对就业贡献小，但国家一直大力扶植其发展，关键在于其对经济的长远发展有利。
民营经济效率高的说法也不一定站的住脚，国有企业的存在不能看其本身效率的高低，国有企业的存在有着其战略意义，国有企业是通过自己的存在让国家的整体经济更有效率。
我国一直受经济周期影响较小，关键是有国有企业的存在。以国际市场的油价波动为例子，在国际油价高涨时，很多国家都发生了大规模的抗议示威，而我国的石油企业为国有企业，油价并没有完全与国际接轨，因此人们的正常生活受国际油价波动的影响非常小，我国的国有企业大部分都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行业，如果这些行业发生大的波动，必然会导致整体经济的不稳定。
如果针对个体考虑，私有制企业可能效率高，但如果这个国家的企业全部实现了私有化，那么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一定很高，因为社会经济的整体效率并不是个体效率的加总，因为个体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内耗。只有混合经济才可以创造出高效率，那就是该国有的实行国有，该民营的进行民营，这样才可以达到社会经济整体的高效率。
其次，用“减税来藏富于民”将重蹈西方覆辙现在中国很多学者思考问题根本就不从实际出发，而是照本宣科的宣传一些过时或是错误的理论。减税论在里根以后时期确实很流行，但里根繁荣根本上就不是减税所致，而是鼓励储蓄和投资，以及进行大规模的企业改造所致，而减税则带来了非常大的社会问题，最明显的就是导致了美国中产阶级社会解体。
社保资金应该来源于对富有群体的有效征税这主要是因为中国税收本来就不高，比如美国中央财政收入占GDP比重19%左右，而中国为10%左右。美国全部财政收入占美国GDP的45%左右，而中国只有30%左右，而西欧和北欧的税收更重，如果要建立公共服务型政府和社会保障型社会，没有高税收作为基础，那是肯定不行的。
而且中国现在面临着社会保障投入和进行大规模公共设施建设的双重任务。这都需要以税收为主的财政投入做支撑，因此减税在现阶段不可行。有人会说，政府税收可能被贪官贪污，其实腐败在政府所支配的收入中，占的是很小的比例，也就1%左右，我们怎么能因为这1%的弊端就舍去99%的利益呢。现在社会贫富分化非常厉害，有人主张加大政府的公共投入，特别是社保投入，有人呼吁政府减税，而那些呼吁减税的人基本上都是高收入群体或是其代言人。随着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应该逐步向福利社会转型，因此加税，特别是加强对富有群体的有效征税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应该避免，而且向富有群体加税已经成为世界潮流，如俄罗斯、西班牙、美国等都掀起了加大向富有群体征税的浪潮，在美国，奥巴马计划将个人所得税的两个最高税率区间提高到36%和39.6%，此前为33%和35%。收入25万美元及以上的家庭，资本利得和股息税税率将从15%提高到20%，另外，美国为了打击富有群体的逃税行为，甚至动用国家权力去挑战瑞士的银行保密制度等，全世界向富有群体征税的大潮已经奔涌开来。
减税是很容易得到社会共鸣的事情，而减税受益的永远是富有群体，损失的永远是穷人，西方发达国家上世纪80年底掀起了大规模的减税浪潮，结果是贫富差距加大，中产阶级社会解体和低收入人群被边缘化，我们不能再重蹈西方国家的覆辙。
3、通过股市藏富于民是“镜花水月”首先，中国的股民非常的少，即使在中国股市最牛的2007年，中国股民人数也只占总人口的7%，而发达国家持有证券资产的人一般都在总人口的一半以上。美国三分之二的家庭持有有价证券，因此中国要想通过股市达到藏富于民的效果根本就不可能。
其次任何国家的股市都不稳定，股市一般都是“七赔二平一赚”，让中国民众将自己有限的收入投入到不稳定的股市交易，还不如存在银行更加稳妥。此外，股市也难以起到增加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功能。
从各国股市发展历史来看，股市都难以担当这种功能。由于财产基础差异、风险承受能力不同、信息不对称等因素，股市的游戏规则从来都不是为中低收入者制定的。总体来看，股市的“藏富于民”只能将社会财富更向高收入者集中，因此，依靠股市藏富于民只是“镜花水月”。
美国股市藏富于民的说法严重失实其实美国股市也不能“藏富于民”，媒体经常渲染某个美国老太太因为买了某公司的股票成为了百万富翁的故事，而这些故事都属于小概率事件，不具备大规模的复制性。在美国因为炒股破产成为穷光蛋的故事也不少。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成为百年老店的企业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企业都摆脱不了最终破产倒闭的命运，而企业破产后，他们的股票将一文不值。即使是买百年老店的股票，如果你不是从早期买入，也很难成就财富神话。
股市与中产阶级社会形成没有也关系美国确实出现过中产阶级社会，但中产阶级社会的出现有多种原因，最主要的是罗斯福新政以来的高税收政策起到了缩小贫富差距的作用，上世纪80年代以前美国发达的制造业也是中产阶级社会繁荣的重要原因，而自上世纪80年以来美国的金融市场越来越繁荣，相反，美国民众却越来越贫困，曾经象征美国繁荣的中产阶级社会不断破产，因此股市不但不能让民众更富裕，反而会因为股票波动所造成的巨大财富转移让民众更加贫穷，我们千万不能倒果为因。
前几年中国股市牛市的时候，的媒体也在炒作“股市繁荣让百姓的钱袋子更鼓”，甚至认为股市让老百姓分享到了改革开放的成果，结果呢，股市一落千丈，股市成为中国中产阶级的万人坑。
除了以上几种比较中性的说法外，此外还有一些很极端提法，认为中国需要实现彻底的私有化来实现藏富于民，比如将国企、国有土地等全部私有化。而我们放眼看看，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是彻底的私有制国家，但他们的民众也不富裕，民众富不富，主要是有这个国家的劳动生产率情况以及分配情况决定的。
以上提到的林林总总的措施实际上没有任何一条是真正的“藏富于民”，其最终结果页只能是“藏富于精英”，这才是问题的本质。
“藏富于民”不如“创富于民”和“均富于民”中国现在的根本矛盾，不是国家与民众之间的矛盾，民穷的说法也不准确，现在中国有钱人多的是，中国很多人拥有多套住房，中国是世界奢侈品大国，怎么能说中国“民穷”呢，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是“贫富分化”，中国并不存在普遍的民穷，中国穷的只是最普通的民众，“民穷”与“贫富分化”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现在中国很多学者，刻意混淆“民穷”和“贫富分化”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其实就是为了推迟中国向富有群体征税，其实还是在为富有群体代言。
中国现在需要的是“创富于民”与“均富于民”，“创富于民”就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提高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从而从根本上提高民众的收入；而“均富于民”主要是缩小贫富差距。
直接问题：“新五蠹”才是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对于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情况，中国有很多说法，比如城乡差距，比如行业差距，比如体制内外差距等，但笔者认为这都不是主要原因。
当前中国的贫富分化如此之严重，其实不是中国人的勤奋程度不同，不是因为社会分工的不同，不是所谓的城乡二元结构，也不是垄断企业与民营企业职工的收入差距。因为只要收入来源于工薪收入、劳动收入，从根本上来讲即使有差距，也不可能差的太离谱。因为这些原因造成的差距也就是几倍的差距，最多不超过十倍的差距，而这样的差距在市场经济条件是允许的。中国除此之外还存在比这些更重大的贫富分化因素，而这些因素造成的贫富差距就不是几倍那么简单了，而是几十倍、几百倍甚或是数千倍，这才是我们需要治理的，我们治理中国的贫富差距不仅要拍苍蝇，更要打老虎，这个老虎就是存在于中国社会的“财富非正常转移”，笔者总结了五类，并将其总结为“新五蠹”。
“五蠹”的提法来源于战国时期大思想家韩非子的一篇文章，指当时社会上的五种人：
（一）学者（指儒家）；
（二）言谈者（指纵横家）；
（三）带剑者（指游侠）；
（四）患御者（指依附贵族私门的人）；
（五）工商之民。
韩非曰：“此五者，邦之蠹也。”蠹，蛀虫。韩非认为这五种人无益于耕战，就像蛀虫那样有害于社会。
现代社会也存在这样的人，这些人的行为有的是非法，有的是即不违法也不合法，因为现在还没有相应的法律进行规范，但相同的是他们对社会都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和巨大的财富转移。这些人或行为包括职业投机客、政府及企业内的贪污受贿者、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黑社会及色情业、不受约束的高管薪酬，这些人或行为是造成当前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所在，是当今中国的“”新五蠹“”，新五蠹所导致的贫富差距是几十倍，数百倍，甚至高达数千倍。
1、职业投机客
现代社会已经是金融社会，金融投机已经成为危害经济的头号问题，信息革命也让投机变的非常容易。投机对财富的转移是最大的，也是最快的，如果说炒股损失的只是几年收入的话，那么炒房转移的将是购房者几十年的收入，任何投机行为的最终受害者都是那些最后的接盘者和那些真正需求这些商品的人。
我国投机炒作是造成财富转移最核心的因素，因为投机炒作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投机造成的物价虚高给企业带来了生产成本的高涨，让那些依靠工薪生活的人大大增加了生活成本，给最后接盘的投机者造成了巨额的损失，而只有少数人在投机炒作中获得了巨额的财富。他们一年的收入可以赶上别人几十年、上百年的收入，投机这种财富转移方式的剧烈程度超过了任何不合理收入分配制度对社会财富的分配，而我们对经济生活中的投机行为一直采取的是纵容鼓励的政策，而新闻媒体则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我国近年投机炒作已经非常的普遍，除了大家熟悉的股市、房市投机外，普洱茶突然间从地摊茶变成了能喝的古董、价格扶摇直上，红木似乎重新归入只有皇家人士才能典藏的行列，一朵兰花可以换栋别墅，当代的油画作品价格甚至超过了已故的国画大师，甚至连大蒜都成了投机者炒作的对象，这些财富的巨大转移，都最终要来源于工薪收入。
2、非法及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现在中国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简直是比比皆是，从屡打不尽的传销、虚假的医疗广告、以药养医造成的小病大治和药物滥到形形色色商业欺诈行为，在对社会造成危害的同时，也意味着巨大的社会财富转移，比如传销本身不创造财富，而其中少数人的暴富只是建立在对他人财富的转移之上，目前中国的法律体系还不完善，太多不道德的商业行为实际上处于完全放任的状态。
3、政府及企业里的贪污及灰色收入
中国官员贪污情况严重，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不用我们多讲，另外在中国灰色收入严重，据公开资料分析，财政资金分配到各地的部分存在严重管理漏洞，有大量资金脱离了财政管理程序，透明度低，滥用和漏失严重。2005年这部分资金估计约5600亿元，漏失部分待查。近年来国有投资项目层层转包、工程款层层剥皮、营私舞弊现象严重，漏失巨大。据有些项目的情况，施工单位实际拿到的工程投资还不到工程拨款的三分之一。
其次，金融腐败普遍存在。据央行研究局2003年一项大面积调查，全国正规金融机构贷款在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已成为一项“潜规则”。平均而言，企业在每笔贷款正常利息之外的额外付费和为维持与金融机构“良好借贷关系”的费用合计，相当于贷款额的9％。2006年全国金融机构贷款22万亿元；考虑大型企业贷款条件有利，较少发生这种情况，按贷款额的一半推算，额外付费给全国金融机构相关人员带来的灰色收入可能高达1万亿元。由此造成的不良贷款损失还未计算在内。上述结果在一些企业调查中也得到了一定的验证。2企业贿赂也很严重民众只关心政府官员的贪污受贿行为，其实在企业里的贪污受贿行为远比政府体统要严重的多。在企业里采购部、广告部、行政部等部门都是典型的肥差，法律规定企业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可以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数额巨大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并处没收财产，但这些执行起来都非常的困难，政府贪污都难以发现，企业受贿行为就更难打击了。34、黑社会及色情业黑社会是一种独立于正常社会、具有反社会的价值观念、文化心理、严密的组织形式的犯罪团体。中国目前黑社会成员至少有100万人。中国黑社会猖獗的主要原因，客观上是农村盲流人口涌入城市，迫于生活加入黑帮；主观上是党政官员腐败，警匪勾结，造成扫黑障碍。4转型时期的中国的改革开放，而整套行之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和防范机制还没有确立。由此，导致流动人口泛滥成灾，失业待业人口大增，社会控制失范。转型期的“综合症”，恰恰是包括黑社会犯罪在内的各种犯罪活动滋生的温床。
不管承认与否，中国的色情业已经成为一个庞大的产业，有专家估计，职业妓在中国超过400万人，平均以每人每天收入300元计算，每天收入将达到12亿元，全年收入达到4500亿元，这个收入是国家大力扶植的旅游业的4倍。
黑社会及色情业的产值实际上部分都进了企业的财务报表，成为企业的成本，这也是导致企业成本过高，从而工人工资过低的主要原因。因此这不是整顿社会风气的问题，而是降低企业成本的问题。
5、过度且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
“高管”是市场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一个特殊利益群体，他们不是大股东，但掌握着企业实际控制权，特别是上市公司的高管具有很强的薪酬定价权，投资者们基本没有反对的可能。按道理说股东大会是上市公司的最高权力机构，但是让小投资者真的为了投上一票而自费前往，况且去了也基本上是99％反对无效，基金等大型投资机构出于某种原因也不会对高管薪酬过多干预，至于国有控股股东，高管们往往就能代替控股股东说话。现在的结果是，只要公司有钱，高管们想拿多少都是合法的。在攀比和私欲的作用下，高管们的年薪越来越多，与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
对高管年薪的关注，始于现代企业管理理论的基础——信托责任。企业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产生了企业信托关系，对高管的信任是作为资产所有者的股东，愿把公司资产交给高管经营。国内上市公司的高管年薪可以连年翻番，上市公司雇员的福利也可以水涨船高，惟有股东权益无人正视股东对高管薪酬应有更大发言权。
不受限制的高管薪酬拉大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大幅攀升，也会带动非上市公司高管薪酬的攀升，而高级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又直接导致了普通管理人员工资的上升，最终的结果就是拉大全社会管理人员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成为贫富分化最重要的因素。
“新五蠹”“是造成中国贫富分化的根源，政府应该将打击这些人或行为当作缩小贫富差距的突破口。2010年的两会上，”灰色收入“一词进入了政府工作报告，虽然这个词后来删掉了，但是可以确认的是”灰色收入“的存在已经成为事实，并且已经引起了国家的重视，如果能对”新五蠹“进行最严厉的打击，中国民众的生活成本降低20%以上，是可以做到的。
社会治理堵比疏成本更低
几千年前，大禹治水的成功给我们留下了一条经验，那就是”疏比堵好“，但是大家往往忽略的是，”疏“的成本要远远大于”堵“的成本，即使是现在对付洪水，一般小洪水也是以堵为主，对于”新五蠹“造成财富转移的情况，中国在没有合适疏解渠道的话，堵也是不失为一个”次优选择“。
中国提出以法治国好多年，中国也制定了不少的法律，但是”法治“与同样存在着”效率低“和”成本高“的特点。公平本来是一种”免费资源“，而法治时代公平成为了”有价资源“，民众获取公平从”免费“到”付费“，无疑提高了获取公平的门槛及难度，因此在美国这种法治国家也存在着大量的不公平现象，原因就在这里。
法律是有钱人的游戏几乎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多年的实践证明，法治不是万能的，法治迷信应该有所清醒了，在某些法律不完善的地方加强行政管理是非常必要的。中国有着太多的行业协会，但是这些协会没有任何”公权力“，他们只能在自己的会员之间制定一些自律性公约，这些公约对自己的会员企业基本上也没有约束力。对非会员企业更是没有任何约束，中国的中钢协在中国的铁矿石谈判中屡屡失利就是与其缺乏权威性有关，现在经济非常复杂，政府管理不能面面俱到，中国在加强法制建设的同时，适度的加强行政性管理和赋予一些行业协会部分公权力，以协助政府进行经济管理也是非常有必要的。
贫富分化加剧将使社会出现”水葫芦、巴西龟现象“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不是”国富民穷“，而是”贫富分化“，对此我们要进行治理，否则必将严重危害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笔者在这里用生物界的一个例子进行比喻。
在自然界中存在这样一类生物，他们只要疯狂繁殖起来，整个生态系统都会被破坏，其他生物的生产空间都被他无情的挤占掉。比如世界十大毒草之一的水葫芦在一百年前引入中国，后来在中国的自然水域大量繁殖，导致其他水生植物全部死亡、水体变臭，我国目前打捞水葫芦的费用每年至少1亿元，其他间接损失更是无法估量。
同样巴西龟也是作为观赏物种引入后在自然水域大量繁殖，本土龟种将无法生存，导致生物链紊乱，这样的物种很多，恐龙的灭绝虽然众说纷纭，笔者猜测也是这样的原因，恐龙大量繁殖将其他生物的空间全部挤占，当世界上只剩下恐龙时，那它还能存活的了吗？
富有群体必须依托穷人才能存在，当中国社会的贫富分化严重到一定的程度时，也会出现自然界里的”水葫芦“、”巴西龟“现象，任何一次改革都是一次利益的重新分配。国企改革、国退民进在不完善的规则下推进，使中国迅速崛起了一大批”改制大鳄“，而”新五蠹“（后面详）的存在又使财富迅速的转移到了少数人手中，法制的不完善使中国成为最容易暴富的国家。
以至于中国的贫富分化程度十分惊人，有研究表明中国千分之四的人掌握了全社会百分之七十的财富，从1998年以来，收入最高10%人群与收入最低10%人群的收入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而占中国人口20%的富有群体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及国家所得税收入的11%，因此中国现在根本就无需减税，而是要向富有群体征税。
新五蠹破坏社会生态系统的和谐
中国的新富群体积累了巨额的财富，而他们又利于这些财富疯狂投机，导致了中国经济的不稳定及泡沫化，这些成本最终都转嫁道路普通民众身上，这已经形成恶性循环。对于一个和谐、平衡的生态系统中，不同群体的利益都可以兼顾，而一旦这种平衡被破坏，强势集团就会疯狂的瓜分社会资源，而弱势群体占有社会资源就会越来越少，这样经济生态平衡破坏到一定程度就会以经济危机和社会危机的形式表现出来。
当一个社会贫富分化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肯定会发生改变，这种改变或是政府自发的改变，或是民众自发的改变，中国古代遇到灾荒年头，就会发生”吃大户“的情况，而我们以前实行的公有制也是改变贫富分化的一种方式，但是这些对于当前的中国其实都不现实，因为成本太高，社会承担不起，我们也折腾不起，因此任何”极其暴烈“或是”大更大变“的方式不是最优选择，针对当前中国这种状况，我们要针对具体情况，进行有针对性的改善。
本质问题：哈耶克主义导致了中国的”低人权、低福利“哈耶克的一生的悖论很多，他终生反对社会主义，但他的经济学思想却是来源于马克思；他一生反动道德与社会正义，而他却曾是芝加哥大学的道德学教授；他三十多年不研究经济学之后，却获得了半个诺贝尔经济学奖；他反动福利社会，但却因为芝加哥大学给的退休金太低而辞职；他的成长受到日耳曼文化的滋养，而他却一直为融入英美主流社会而努力。
哈耶克在大学期间主要学习了三个专业，分别是心理学、经济学和法律，这三个专业也影响了他的一生，他早期研究经济学，后半生研究法律，但贯穿他始终的是心理学，他的每个著作都散发着心理学的魔力。
哈耶克的一生也是一个移民在异国努力融入主流社会的过程。哈耶克出生在奥匈帝国，在面积上这是仅次于俄罗斯的欧洲第二大国，在人口上，也仅次于俄罗斯及德意志，是第三大国。但他在英国待的时间最长。
他进入英国时，凯恩斯早已是威望甚高的经济学家，而哈耶克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毛小子。
哈耶克进入英国后，一边利用通信的方式与凯恩斯交流学术观点，希望得到凯恩斯的提携，另一方面却写文章攻击凯恩斯。针对哈耶克对自己的攻击，凯恩斯认为：哈耶克并没有带着‘善意’读我的书。假如他确实有善意，那他起码也没有看明白我的意思，或者不清楚我是否正确。显然，有一种激情驱使他挑中了我来发动攻击，但我搞不明白，这种激情到底是什么。”其实哈耶克挑战凯恩斯？部分原因可能在于，他认识到通过挑战凯恩斯，他可以迅速地在英国经济学界确立自己的位置，而后人认为当时的哈耶克是受到了罗宾斯的怂恿。后人总喜欢将哈耶克与凯恩斯的这段交往称为“论战”，其实这不过是一个知名学者对学术青年的答疑解惑而已，虽然哈耶克充满恶意，但凯恩斯却显示出了一个长者的风度，对来自哈耶克的每封来信都进行了耐心的回复。
其实凯恩斯对哈耶克的经济学著作评价甚低，凯恩斯认为“哈耶克的经济学代表作《价格与生产》是他读过的最为混乱不堪的东西，从第45页往后，几乎没有一句健全的命题。他的书证明了无情的逻辑学家如果从一个错误的命题出发，最后如何会以进疯人院而终结”。凯恩斯在哈耶克1932年写的一篇文章的打印稿上写道：“依然是胡言乱语的混乱的大杂烩”。
其实对哈耶克评价很低的不仅仅是凯恩斯，就连他非常好的朋友弗里德曼在谈到哈耶克作为专业经济学家的表现时也说：“我不赞赏他的经济学。我觉得《价格与生产》是一本漏洞百出的书。我觉得他的资本理论著作简直无法卒读。凯恩斯和弗里德曼对哈耶克的看法也基本上代表了专业经济学界对哈耶克经济思想的评价。
哈耶克的经济理论其实来源于对马克思经济思想的演绎，毕竟在当时的德语世界，马克思是当时最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初到伦敦经济学院时，哈耶克就讲授《马克思的危机理论》的课。这对哈耶克影响很大，哈耶克在他的讲课笔记中称赞过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二卷，在他列举的参考书目中也突出了该书，哈耶克认为马克思”理论体系的这一部分所具有的异乎寻常的逻辑连贯性足以使作者跻身第一流思想家行列。他的著作的这一部分确实是无可挑剔的“。
通过对思想源流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哈耶克就货币对经济活动的影响所持的看法，更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货币主义者。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谈到自己的商业周期理论时说：“前几讲阐述的商业周期理论的核心观点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产业波动本质上是由资本设备的交替性扩张－收缩构成的，人们经常强调这一点……在德语文献中，这一看法主要是由卡尔·马克思的著述提出的”。
经济学分析家迈克尔·佩尔曼认为，马克思认识到了，“信用乃是导致经济混乱的核心因素……马克思将他对信用的分析整合进他的经济理论中。将这一分析联结起来的关键，就是虚拟资本的概念。”——-即没有真实储蓄作基础，而由货币体系创造出来的资本。佩尔曼概括了马克思的理论：“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扰乱越严重，人们越是无法得到有关经济的重要信息。关于生产活动的决策就越来越与其基本结构脱节。这会对经济构成压力，而这种压力却是看不见的。”这也正是哈耶克的基本看法。哈耶克在《价格与生产》中也曾提到过马克思这一思想，他说：“19世纪上半叶，这样的理论曾一度极为盛行，‘虚拟资本’是当时的财经记者经常使用的一个词，他所反映的基本上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观点。‘虚拟资本’被创造出来，使企业活动无法维持，或使新企业无法完工，最后，这些企业就倒闭了。”
非常客观地讲，马克思虽然认识到了虚拟资本对价格信号的干扰，但是马克思并没用对这一问题进行展开，也并没用将其看做是经济危机最主要的根源，这里面当然是因为马克思更看重的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而对这些枝节性的东西不那么在意，而更实事求是地讲，哈耶克的经济周期理论比佛利德曼的理论要准确，哈耶克强调的是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而佛利德曼强调的是货币数量，两相对比，显然货币价格对经济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货币数量对经济的影响，但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也很少提及哈耶克这一点，其实在中国也没有人真懂哈耶克，他们对哈耶克主义的阐释错漏百出。
除了攻击当时的学术权威凯恩斯外，哈耶克为了更好地融入主流社会，也开始从其他渠道入手，1933年春天的一篇文章中，哈耶克把纳粹等同于社会主义，他这样做其实是想帮助英国政府对抗德国的战争宣传，但被拒绝了。但不久到来的二战给了他千载难逢的机会，战争帮助哈耶克完全融入了英国。他在自传笔记中写道，“战争岁月中在剑桥的那段生活对他”特别有益“，”完成了彻底融入“英国的生活”，“我虽然是奥地利人，但在战争状态下，我完全站在英国一边”。
1944出版《通往奴役之路》是哈耶克一生的转折点。这是一本通过妖魔化纳粹主义和社会主义而向资本主义献媚的书，在这之前，他是个不怎么知名的经济学教授。而在这本书出版后一年，他开始有了一些名气。《通往奴役之路》在英国出版后，继而在美国出版，但是找了三家出版社均遭到拒绝，出版社拒绝出版本书，是因为书里面充满了政治偏见，而且这种偏见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他们认为这本书‘不适合由一家有声誉的出版社出版’，尽管他们充分意识到了这本书的销售前景。“其实这本书也不适合正人君子阅读。
当然这样一本与当时的主流意见唱反调的书，是不会有任何报刊发表书评的，《纽约时报》、《芝加哥论坛报》等等，都不可能……，这一经历也充分地说明当时的思想氛围。”
在美国，这本书受到了广泛批评，其中最激烈批评来自赫尔曼·芬纳的《通往反动之路》。芬纳说，哈耶克“的学养不足，他的阅读范围也不全面；他对经济进步的理解是偏颇的，他对历史的叙述是错误的；他的政治学理论几乎不存在，他的用语也让人如坠云雾，他对英国和美国的政治程序和精神状态的理解存在严重偏差，他对平民百姓的态度是蛮横的权威主义的”。他是这样形容哈耶克和他的这本书的：“崇拜反动的人……逻辑错乱而自以为是……肆无忌惮的歪曲……无耻的、恶意的看法……暴露了最可怜的无知……恶意中伤，不科学……有意识的放肆……对民主人士彻头彻尾的希特勒式的轻蔑。”当时也有人认为哈耶克“已经不再是一位科学家了，而退化成了一位宣传家”。
不过哈耶克很自负，哈耶克曾对他的妻子提到，在凯恩斯去世后，他可能就是在世的最著名的经济学家了。然而，实际情况显然不是这么回事。凯恩斯去世后仍然是大人物，而且由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变成了一个圣人，而渐渐地，再没有人还记得哈耶克这个经济学家了。“曾做过哈耶克助手的库尔特·洛伊贝和经济学家阿尔伯特·兹拉宾格尔写道，哈耶克的研究仅仅”在短暂的时间中沾了凯恩斯的新观念的光，因而才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东西“。
哈耶克被学术界被抛弃后，他放弃了自己的专业，哈耶克决定去美国，最初打算在爱因斯坦呆的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谋个职位，但这个大学不接受接受由其他机构资助的学者，他便去了芝加哥大学，在1962哈耶克也说，他之所以放弃经济理论，是因为他觉得，《通往奴役之路》发表后，他在经济学界已经声名狼藉了。之后哈耶克更多的是研究社会学问题。
《通往奴役之路》的销量并不好，也没有给哈耶克带来意想中的名望和收入，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一直到1974年获得诺贝尔奖，这期间哈耶克从书籍出版中得到的版税没有一年超过5000美元，一位记者在1975年写道，”如果有哪年达到5000美元，就算很多了“。《通往奴役之路》刚出版的两三年卖出了10万本，哈耶克得到3万美元，到20世纪60年代初，哈耶克每年从这本书得到的版税已经很少了。
1950年，到了美国芝加哥大学后，哈耶克的头衔变成了社会与道德科学教授，这有点继亚当·斯密的后尘，因为斯密曾经是位”道德哲学教授“。哈耶克在芝加哥大学任教至1962年。在那儿，他写出了《自由宪章》，《自由宪章》出版后，哈耶克的世界观似乎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曾自负的认为，他的照片完全可以上《时代》杂志，但该杂志却甚至不愿意刊登他著作的书评。哈耶克最后因为财务方面的原因离开了芝加哥大学。因为芝加哥大学要求的退休年龄非常早，而且退休金也很低”，按这个规定，他还有两年，也就是到1964年他就该退休了。
哈耶克来到德国，接受了弗赖堡大学一个教职。在此，他的注意力逐渐转移到探讨和阐述经济社会行为中的“自发”秩序。哈耶克开始重建自由主义社会理论，提供了一种自由的个体间进行社会合作的洞见。
哈耶克在《法、立法与自由》中提出了他认为人类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将地方政府转变为准商业性公司，让他们为争取公民支持而展开竞争。他们不得不提供一种实现收益－成本平衡的方案，从而使他们管辖区域内的生活至少跟别的地方一样吸引人……将政府绝大多数服务活动的管理权重新交还给较小的治理单位，很有可能促使某种社群精神的复兴。”在一次访谈中他又说：“我倾向于将更多权力交给地方当局，而不让中央政府拥有这些权力，因为公民可以用脚投票，迫使地方政府按公民的意愿行事。”
自生秩序的概念是哈耶克最伟大的理论贡献之一。自生秩序的术语并非哈耶克发明，而这一观念来源于老子的《道德经》，哈耶克认为中国老子道德经中“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两句话，是对自发秩序理论最经典的描述。1966年9月，哈耶克在东京作《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诸原则》的演讲，谈到自发秩序理论时，激动的反问道：“难道这一切不正是《老子》第57章的一句：我无为，而民自化，我好静，而民自正‘”吗？从这里，可以看出老子的“无为思想”对哈耶克有着很深的影响，哈耶克对老子思想也熟悉到了信手拈来的地步。
哈耶克开始真正开始在媒体上出名是在1972年，这一年，伦敦经济事务研究所出版了由苏达·谢诺伊编辑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凯恩斯的通货膨胀遗产》平装本，里面收录了哈耶克的思想，哈耶克于是又现身于大众思想舞台上了。很多大众媒体和学术刊物都对这本书发表了书评。《处境比预料的艰难》这本书产生的广泛影响，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哈耶克获得了197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其实诺贝尔奖颁奖颁给哈耶克和弗里德曼这样的异端思想家，对于引导经济学研究走上新方向也发挥了某种作用。不管是左派还是右派，都根本没有料到，诺贝尔奖会颁给哈耶克。在美国人的心目中，哈耶克几乎被完全遗忘了。他最后发表的一本重要而完整的著作是《自由宪章》，出版时间是在遥远的1960年。此时十几年来，哈耶克生活在英语世界之外。而且大约有三十多年，他都没有写过经济学方面的论述。从某种程度上诺贝尔奖是闹了一个笑话，但是本质却不是这样。
当时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正处于最危险的对比之中，当时苏联正处于最鼎盛的巅峰时期，其核力量也由美国的六分之一上升至超过美国，成为与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而当时的资本主义世界却陷入“滞涨”之中。受中国影响，欧洲不仅仅出现了年轻人领导的“文化革命”，而政治革命也在酝酿中，欧洲的大多数国家和第三世界正纷纷走上苏联的道路，或者会“芬兰化”也就是非共产党国家却采取苏联政策。整个资本主义世界摇摇欲坠，而且当时的知识分子也开始动摇，他们不再相信资本主义，而是开始倾心社会主义。这时候诺贝尔奖不得不将被雪藏30多年的哈耶克从历史的垃圾篓中再次请出来。哈耶克也许不能挽救资本主义，但其对社会主义的妖魔化，也足以让资本主义再抵挡一阵子，如果再加上诺贝尔奖多年积累的公信力，达到这一点并不难。哈耶克作为一个来自纳粹国家的知识分子，终其一生都在为资本主义献媚。而诺贝尔奖也继1970年将其文学奖授予索尔仁尼琴之后，再一次进行了政治投票。
1974年索尔仁尼琴和哈耶克同时出现在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哈耶克将《通往奴役之路》的俄译本送给了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看过《通往奴役之路》后给哈耶克写了封信，他说“几乎无法相信，一个没有在俄罗斯生活过的人，却能跟他一样清楚地看清社会主义的后果”。
然而观念要发挥影响，未必需要大量读者阅读过记载这些观念的书，不过，要获得最高层次的影响，则一定需要某些掌握实权的群体来阅读赞成这些观念的书。哈耶克的思想是年轻时在奥地利形成的，他的青年和中年时期在英国度过，又在芝加哥大学待了十几年，最后，在撒切尔夫人执政后，他才在英国大为出名。
1975年撒切尔夫人成为英国保守党主席，哈耶克在英国的声望开始升高。人们不敢直接批评撒切尔，而是将矛头指向哈耶克。大众媒体把哈耶克视为撒切尔夫人的幕后大佬。人们指责“哈耶克是这届政府制定政策背后的鼓动者，这种政策将使失业人口达到两百万，导致众多企业破产，阶级战争将会再次降临。”
其实也确实是这样，哈耶克获得诺贝尔奖之后就经常卷入英国的公共政策辩论，他经常给伦敦《泰晤士报》写读者来信，出版多种小册子，发表评论文章。哈耶克认为英国成为一个富强、重要的国家就必须打碎工会的特权，控制通货膨胀，拒绝社会正义。
尤其是1978年他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不再接纳移民的呼吁，他写道：“任何一个人，如果经历过那场导致希特勒掌权的暴烈的反犹运动的崛起，都不会反对我们赞扬撒切尔夫人发出的勇敢而直率的警告。我在维也纳生活的那些岁月，那些有权有势的犹太人家族是一个受到大家尊敬的群体，所有正派人都会对少数民粹主义政治家煽动的反犹暴乱嗤之以鼻。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量加利西亚和波兰犹太人的突然拥入……却在很短时间内就改变了人们的心态。他们看起来太不一样了，根本不可能逐渐被同化。”哈耶克把奥地利的反犹运动的兴起归罪于那些’看起来太不一样‘的波兰犹太移民，这封来信就招来不下五封批评性响应，人们批评哈耶克“种族主义实际上完全是受害者的错，他们必须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太显眼，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很成功，要不然，他们就应该被消灭”。
1978年，哈耶克带有自我总结的评论到：“我对政治很感兴趣；事实上，我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政治。现在，我就投入精力，帮助撒切尔夫人向工会组织开战。我写了不少文章；甚至有一篇文章有幸刊登在伦敦《泰晤士报》专题报道的头版。在英国，人们把我看成撒切尔夫人的导师，其实我跟她只见过两次面。我喜欢这个样子。
1989年苏联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的崩溃使得哈耶克一夜之间几乎成了东方一些知识分子心中最伟大的圣哲，，似乎就像第九颗行星的发现之于牛顿，或星光经过太阳引力区的偏折现象的发现之于爱因斯坦那样，竟然奇迹般地把哈耶克作为伟大的预言家的地位一下子提到了几乎与牛顿、爱因斯坦并驾齐驱的高度。
东欧国家的知识分子纷纷自发地成立了各种”哈耶克俱乐部“、”哈耶克协会“。在中国，一些缺乏理论素养的文人更是一哄而起，也更不知所以地齐颂起哈耶克的自由主义观点乃至”原理“的”洞见“和”圣明“来。
其实，这个哈耶克早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作为”内部读物“被介绍到中国。自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哈耶克的论文集等开始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由邓正来翻译的《自由秩序原理》（即《自由宪章》的中译本）等哈耶克”全集“译本正在进军中国。问题在于：在整个中国文人阶层堕落成金钱和权贵的附庸而没有自由思考条件和能力的今天，哈耶克只能被利用误导中国通往奴役之路。例如，”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在北京开坛宣扬哈耶克的思想，被国际学术界视为我国解放思想的新里程“，”未必条条大路都通向罗马，但一个人只要不懈地探求自由和繁荣的原理，那么他或早或迟，都必定要走过哈耶克这扇大门“。”浅薄的哈耶克的发迹，只能用包括诺贝尔奖在内的西方学术界上层“精英”小集团被权力金钱收买、智识退化的现象来解释。
哈耶克出身于维也纳著名的犹太富贵世家，而在今天和未来，与其说它是新世纪的希望，还不如说更可能是祸害。因为事实上《通往奴役之路》的预言与苏东80年代末的崩溃并没有多大关系，他预言英美将因政府干预而“通往奴役之路”，这既是危言耸听，更是与这两国后来的历史事实大相径庭。应该说他的预言是失败的，因为这种预言在英美甚至缺乏警示的价值。事实是，美国从30年代严重的经济衰退状态中经过罗斯福新政和国家干预政策的实施，一步一步走向了繁荣，后来以其强大的国力支持了全世界反法西斯的伟大斗争，并又接着在战后帮助欧洲的重建，美国也因此而取代了英国成为本世纪世界头号强国，而自从70年代后，信奉哈耶克主义之后的英美反而开始走下坡路，而没有信奉哈耶克主义的北欧反正成功了。
抛开经济学专业，其实哈耶克对法律的认识颇有可取之处，他认为自由并不是不要法律，而是法律至上，这才是对自由的正确理解。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制度屏障是法治。因为，在一个复杂社会中，任何类似于自由市场的东西，只有在获得法律、也即国家的保护后，才可能存在。因此，’自由市场‘这个词也必须永远放到引号中，因为它永远都接受法律框架的约束或限制，只有借助这一法律框架，它才能够正常运转。“以法治为本的政治秩序，具有最高生产效率。他的朋友波普声称，哈耶克学术生涯后50年的主要贡献是阐述了法律对于确立或创建古典自由主义或自由至上主义的秩序具有核心作用。其实对照哈耶克的原版思想，我们就可以看出，中国的哈耶克主义者们只宣扬哈耶克主张自由至上的一方面，而刻意忽略了政府在立法或制定游戏规则方面的作用，好经都被念歪了。
另外哈耶克也认为逻辑上走极端是不可能的。必须在政府与市场之间划出一条线来，但他一直致力于说服人们相信，只要向计划指令的方向移动一寸，就走上了一条收不住脚的路，必然会滑向悬崖峭壁。而对于线到底应该划在哪儿，他却语焉不详，他也始终没有划不出这条线来。
哈耶克的哲学方法论，强调终极的知识源于内心。在这方面，哈耶克是受维塞尔的影响。维塞尔非常清晰地表达了这种看法：“我们只能从外部观察自然现象，但我们却可以从内部观察我们自己。哈耶克就一直信奉这种认识论，我们要了解哈耶克的学术思想及写作风格也必须认识到这一点。
哈耶克主义常常给人一种巫术的感觉，其实大部分看过哈耶克作品的人不是信服了哈耶克，而是被哈耶克吓住了。他的书往往不是在讲理论，而是通过某些奇怪描述达到让人们恐怖。哈耶克也许并非一个成功的学者，但哈耶克确实是一个心理学高手。但类似巫术的东西终究只能在科学素养不高的人群中流行，而中国在社会科学领域整体素质不高的现状正好为哈耶克主义的流行，提供了适宜的土壤。这也就是哈耶克主义在世界上一直处于边缘状态，而在中国却成了香饽饽的原因所在。
不过哈耶克一生的沉浮也说明一个道理，那就是”昨天的异端会是明天的教条“。
哈耶克主义是中国走入文明社会的障碍
当今中国最需要的就是加强人权保护，完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提高民众的民主意识，而这三样都是哈耶克所极力反对的，哈耶克主义是中国走向文明最大的敌人。中国老百姓所痛恨、痛骂的那些经济学家绝大部分属于哈耶克主义者。
哈耶克与中国方舟子属于同类型的人，方舟子既反左派，也反右派，他唯一的标准就是反伪。哈耶克也是这样一个人，他本身是极右派，他既反左派，也反温和右派。西方新自由主义学派很多，唯独哈耶克主义是反文明的。
在《自由宪章》、《法律、立法与自由》等著作中，哈耶克攻击普选权，诋毁民主，仇视工会。我们承认哈耶克的学说有一定道理，我们也承认人权、福利、民主这些事物并非完美，然而虽然不完美，但仍然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的标志。我们不能因为他们有瑕疵，就将其弃之如敝屣。世界不是为哈耶克而存在，我们中国更没有必要削去人权、福利和民主而去适哈耶克自由之履。
无理搅三分，吹毛求疵，表面化、片面化、简单化是哈耶克思想的主要特点。比如一个事物，如果有九分是好的，一分是坏的，那哈耶克就抓住那一分坏的，将其妖魔化，进而使人们产生恐怖，而不敢去追求这具有九分美好的事物。因此，人权、福利、民主在哈耶克眼里都成为了邪恶的东西，而他所高度赞扬的自由和法制其实很不靠谱，自由主张的是消极的自由，他们所主张的法制是精英立法，而不是民主立法。
在反对社会保障方面，哈耶克认为如果一个人因失业而失去了生活保障，那么仅仅是这个人自己对失业负责，不需要别人来为他的失业承担任何责任，他认为失业保险是对自由的恶意篡改，他认为社会保障牺牲了自由。哈耶克其实是主张自生自灭的社会哲学。哈耶克也反对福利国家，但福利国家的批评并无什么新意，比如认为福利国家低效的、缺乏竞争的挑战，损害了个人的自由选择权，限制了个人自由，福利它抑制了自由市场经济等。
在反对人权方面，哈耶克主要反对工会权利和公平教育，哈耶克将工会称为异化为谮越法律之外的特权组织，他认为工会破坏了”自发秩序“。然而在中国，问题不是工会过于强大了，而是根本就没有真正发挥作用的工会；工资的集体谈判之所以必要，原因很简单：单个工人面对企业，不可能具有任何谈判的力量。企业是高度组织化的，面对一个组织，单个人无能为力。另一方面，企业制定工资，通常不是针对单个工人分别制定，而是统一制定的，那么，工人组织起来，以集体的名义与企业就工资进行讨价还价，也是合理的。另外哈耶克还反对公平的受教育机会。
在对民主的反对上，哈耶克拼命夸大民主的危害性，试图忽悠大众安于”经济自由“而不要去过多追求”政治自由“。哈耶克并没有民主概念，哈耶克认为在一个专制统治下往往比在某些民主制度下有更多的文化和精神的自由，他认为，民主会破坏市场的机制，而市场机制乃至于市场机制构成的社会是最能保障自由的，他认为自由和民主是矛盾的。民主国家制定实施的经济政策，干扰和破坏了市场经济正常的、有效的运行。民主国家破坏了市场经济的分配方式。
哈耶克这一思想倾向，使他称为很多独裁者的座上宾，智利独裁者皮诺切特就是哈耶克的朋友，在皮诺切特统治期间他多次访问过智利，并将皮诺切特包装成”自由战士“，并且还在智利在那里召开了一次著名的朝圣山学社会议。哈耶克把皮诺切特看作真正自由的化身，哈耶克认为，”在一个威权主义政府下，个人自由能得到比民主政府下更好的保护。“二战以后，哈耶克著将《自由宪章》就赠给了一个人——葡萄牙的统治者萨拉查。萨拉查是1931、1932年他就在葡萄牙建立了法西斯制度，他的统治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70年代初。哈耶克把《自由宪章》送给萨拉查时，附言：你看了我这本书，你就知道怎么对付那些喜欢讲民主的人了。其实萨拉查不用跟他学，他早就跟墨索里尼、希特勒他们学到了这些。
在中国很多连哈耶克的书都没有好好读过就对哈耶克崇拜起来，仅仅只是听说他是一个彻底地”反社会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可是殊不知在哈耶克的语言体系里”社会主义“主要指的是”福利国家“而不是指”苏东模式“，”苏东模式“在他那里另外有一个称呼叫”共产国家“或”极权国家“。哈耶克所说的”自由“也不是通常意义上人们所理解的自由，它主要是指经济上的自由放任以而非公民参与政治事务的”积极自由“。哈耶克认为政治自由（也就是民主）是可有可无的，有时候甚至是危险的。某些人别有用心的把哈耶克包装成”民主斗士“”自由战士“纯属忽悠人，哈耶克是一个反民主份子，他反对把民主扩大到社会中下层。在哈耶克看来一个独裁者只要保证了私有制，保障了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就是一个好的独裁者。其实哈耶克主义的本质是独裁性的资本原教旨主义。
哈耶克的全部理论根植于由休膜、洛克和康德共同开拓的哲学传统：理性的界限、经验的界限、知识的界进而是人的能力的界限。休膜自称是无神论者和怀疑主义者，但是他对理性、经验和自我的三重怀疑，对绝对的人性之善的不信任，也是根源于基督教传统中人的有限和神的无限的对比之中；康德对人类的理性自负和智慧狂妄的摧毁，不仅源于自然本体的不可知，更源于上帝作为伦理或信仰本体的不可知。哈耶克将人类本身贬低到了一文不值的地步，将人类看的极其渺小，这本身就犯了反人类的错误。
除了以上比较具体的方面，哈耶克在哲学思想方面也是不可接受的，比如哈耶克反善，必然受到作恶者的欢迎；哈耶克反理性，必然与狂热者混到一起；而哈耶克反智慧，必然会成为愚民的工具。而哈耶克的理论基本上就是建立在他的这些哲学观念上。
其实人类发展已经表明，任何极端主义都要不得，因为只要是极端主义肯定是为少数人服务的，而哈耶克主义则是所有极端主义中最要不得的。哈耶克不是中国实现变革与进步可以借助的力量，哈耶克主义这是中国大变革时代的投机力量，一但与中国的变革与进步搅在一起，就必然导致尾大不掉，甚至会、喧宾夺主成于斯而又败于斯。
棘手问题：政府决策必须绕开精英阶层
政府的重大政策如果脱离了中下层人民，而总是找上几个经济学家，云山雾罩的开闭门开研讨会，那问题永远解决不了，中国讲科学决策要和中下层利益结合起来。
中国现在很多利民政策迟迟不能出台，除了利益集团及其代言人的阻挠之外，很大程度上还是决策方式的问题。现在中国提倡科学决策，其实变成了专家决策，而专家是有利益倾向和直接代表一定利益集团的。这一点还中国要向美国总统罗斯福学习。
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罗斯福推行”新政“时困难重重，和最高法院斗智斗勇。他的一位朋友感慨万千地对他说，”假如你成功了，你就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总统“。罗斯福总统沉郁良久，带着预言家的口吻说，”假如我失败了，我将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位总统“。纽约一家当时影响力很大的报纸《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对罗斯福的宣告发表了代表报社立场的赞同声：“如有必要，我们支持独裁”增加富有群体税收太难，但罗斯福有着坚毅的决心，为了绕开精英阶层，他通过一次又一次的炉边漫谈，直接同美国中下层沟通，结交民心，以保障“新政”得以实施。炉边漫谈成了特有的治理方式。只有权力中心同中下层直接交流，才可能打破精英设置的种种障碍。当然，只有符合中下层的利益，这种直接交流才可能成功。罗斯福赢得了许多美国人的心，中下层成了“新政”的主要政治基础。就是这些中下层，连续四次将罗斯福送进白宫。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要富有群体，还是要国家？”，这个严峻的历史课题，曾不知道多少次的摆在了历史的决策台上。比如在古罗马，下层公民被迫从军，是古罗马军事扩张的主力，但是这些人却分不到战利品，战利品全部属于富有群体和精英集团，但打仗就不能做从业，也不能做生意，贫富悬殊日益加剧，下层公民开始破产，而下层公民的破产又导致了政府税源的日渐匮乏。对古罗马的下层公民来说，帝国扩张的军功章上有他们的一大半，而帝国的超级繁荣却没有他们的份。十五的月亮，总是为古罗马的富有阶层圆的。富有阶层为了满足从东方进口奢侈品的欲望，大量输出黄金和财富，后来弄得帝国黄金匮乏，穷困得连铸造货币的黄金都凑不齐，于是就只好“量化宽松”，乱铸钱币，导致通胀更加严重。精英阶层则骄奢淫逸，道德败坏，进而导致整个社会道德沦丧。古罗马伟大的荣誉感终于被物欲取代，曾经让古罗马强盛的进取精神在富有阶级的奢靡中逐步崩塌。精英集团的荒唐和自私，导致价值、理想、传统的全面丧失。帝国精英的瞎折腾，即使过去了几千年，都令后人侧目。而古罗马“藏富于富”的另一个后果，那就是作为世界上最繁荣和最富有的帝国，古罗马政府债台高筑，长期面临破产的威胁。走向衰败的。而最后蛮族的入侵只是压倒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国家没有了，包括富有阶层在内的所有阶级都未能幸免于难。
另外法国大革命也是“藏富于富”的结果，法国在路易十四、十五、十六统治下非常繁荣。但是法国政府却陷入长期的财政困境中。法国最富有的6%左右的人拥有大约30%的土地，他们是牧师和贵族，但是他们不交税，税负大部分落在农民和其他下层人民身上。农民不仅要交国家的税，还要为政府和贵族服劳役，苦不堪言。法国在七年战争和支持美国独立战争以后，几乎破产。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在路易十六治下，法国有些地方税收上升了28%。上涨的税收几乎全部落在了穷人身上，导致怨声载道。后来路易十六打算改革税制，但是晚了，由此引发一系列历史事件，最终导致了法国大革命。
而当今的美国和中国其实都面临着相同的问题，都面临着与古罗马和大革命之前的法国相同的境遇。其实在五六十年代，美国一个蓝领工人以其一人的工资，就可以养活全家，还可以买房买车，这就是当年的“美国梦”。这几十年来，中下层的相对工资收入不断下降，难以养家，于是出现了许多双薪家庭。繁重的生活压力，使美国年青一代中出现了许多D.I.N.S 和D.I.N.K家庭。前者是指双薪而没有性生活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Sex），后者是指双薪而没有孩子的家庭（Double Income No Kid）。即使这样许多中下层仍然难以度日，不得不从银行和信用卡上打主意，靠借债补贴家用。结果就出现了家庭债务过高的恶果。美国家庭债务相当于GDP的100％，已到了难以为继的地步。美国中产阶级正在全面沦陷，失业大军的平均失业时间长达29个月。在美国，共和党主张减税，而民主党主张社会保障。两党较劲的结果，一方面减税，一方面维持社保。财政收支不是变戏法。既要减税，又要维持社会保障体系，于是美国政府只好举债。结果几十年下来，美国政府债务迅速上升。美国的转变。
美国联邦政府总债务高达GDP的96.5%以上。债务上限在过去十年被上调了10次，在过去70年中被上调了70次。几十年前的美国是大约4个工作者养一个退休者，而随着婴儿潮一代进入退休期，20-30年后，可能出现1个工作者养几个退休者的困境。国基础设施严重陈旧，美国许多河堤由于资金缺乏，年久失修，抗灾能力低于设计水平。比如当初新奥尔良的堤坝，据称可以抵御五级飓风，结果在三级飓风的打击下就崩溃了。美国的桥梁中。大约25%有结构问题。美国土木工程师协会曾经估计，美国光是在高速公路和桥梁上就欠了大约1.6万亿的建设账。美国富甲天下，但是美国政府和中下层民众却穷到这种程度？我们前面提到的原因在于不公平的分配机制，实现了“藏富于富”。虽然制造了许多富可敌国的大富翁，却导致了“民困国穷”。以至于政府连维持基础设施和办教育的钱都拿不出来。
2010年中期选举，奥巴马完败，提倡减税的茶叶党大胜，为全美国在大多数人希望增加富有群体所得税的时候，提倡进一步减免富有群体所得税的茶叶党反而脱颖而出呢？茶叶党标榜草根，其实背后都是财力雄厚的大财团。在这次中期选举前，大约2010年初，最高法院做出了一个裁决，美国企业的捐款没有上限，结果许多金主对共和党的捐钱就没有了封底的限制。钱箱流水一样淹向了共和党，共和党在政治捐款上将民主党远远抛在后面。共和党也就因此水涨船高，钱可以控制选情。可以左右意识形态和媒体。这场选战就成了没有悬念的游戏。共和党有钱，而民主党有人，但民主党的人并不投票。
不管美国的税收多么低，共和党的目的就是减税，减税再减税，甚至减到零，他们也不会善罢甘休，甚至他们还会主张“惩罚穷人税”。制造问题的原因，不可能成为解决问题的手段；导致贫困的力量，不可能成为消除贫困的推手。导致这些问题的就是美国的制度，美国号称是民主国家，但民主也很难在美国落地。在美国法律程序过分繁琐化，细节化和条文化的时候，法律服务也就变成了商品，而真正的法律精神被忽略，而法律商品化的结果就是财富的不平等导致了法律面前的不平等。是少数人控制大多数社会财富的情况下，那么财富群体就会通过财富的控制来实现对社会社会规则的制定过程。
同样财富的不平等也会造成言论的不自由，言论传播就如他打广告，销售的最好的产品不一定质量最好，但绝对是广告打的最响。中下层人们往往沦为信息的被动接受者。政治权利的分配取决于社会信息的选择和传播。当谎言被炒作成流行话题，那就必然被不明真相的人当成事实，长此以往，谎言就在社会里潜移默化。反复的广告轰炸可以影响消费者的行为偏好，那些假冒伪劣的信息，诸如那些故意曲解和丑化历史，就如同假冒伪劣产品，只要被某些渠道选择上并被广为传播，同样会影响信息受体的价值偏好和选择。
20世纪40年代以前，美国最高法院曾经多次判决《最低工资法》违宪；本世纪的第10个年头，美国有家联邦法院，裁决刚刚通过的《医疗保险法案》中的某些内容违宪等等。
美国民主如果损害到富有群体的利益的话，可以得到解决，但损害穷人的利益就很难解决。中国的问题虽然没有美国那么严重，但中国人在观念上却存在不少的问题，如果中国人在观念上不发生转变的话，中国也会堕落到与美国类似的状况。
工资总额在GDP中的占比，在经济学上叫分配率。有些人把板子高高举起，全都狠狠地打在政府税收的身上，其实，那种认为政府税收是导致工资总额占比下降的观点，大概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认为在切割GDP这块蛋糕时，只有劳动者和政府这两个主体，完全无视了资本这个主体。
中国政府的税收占GDP的比重，比美国，比所有发达国家，比许多发展中国家都低，而且都低得多。比如，根据美国传统基金会公布的数据，在世界上178个经济实体中，从高到低，中国大陆税收占GDP的比重排名第105位，在世界上是偏低的。又比如，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2008年的数据，24个发达国家的平均税负是45.3％，29个主要新兴国家平均是35.5％，而来自中国的统计显示，中国同期只有17.9％，比发达国家的平均数和主要新兴国家的平均数都低一大截。而2008年财政总收入占GDP的比重是20.5％，也是偏低的。这就是为什么在许多人认为中国政府税收过重的时候，外资还是大量涌进。无利不起早，外资都是用脚投票的。不要以为外资都喜欢交税，专爱往高税收的国家或地区跑。所以，税收不可能是工资占比下降的原因。
中国正处于发展转型期，正在兴办许多惠及全民、缩小贫富悬殊的事，都是巨大的财政支出。如果像有些人提倡的那样，中国应当在本来低税收的基础上，再降低税收、增加资本收益，那么，中国只有两条路：要么终止这些民生举措；要么国家举债来办这些民生项目，走西方那种富有群体减税、政府举债的道路。西方的教训证明，这条道路走不通，不可持续。以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奢侈消费品为例，都把中国市场当成摇钱树，中国市场成了它们下金蛋的大母鸡。许多奢侈品专门有中国市场价格，也就是说，专门针对中国有钱人抬高价格。据我观察，在美国购买欧美著名品牌，即使扣除关税因素，也比在中国便宜很多。所以，如果扣除富有阶层的这些奢侈消费，中下层的消费占GDP的比例，下降得更加严重。
先做蛋糕，后分蛋糕的理论在中国已经暴露出巨大的问题，首先，蛋糕分配不公已经导致对蛋糕的总需求不足，进而影响到了蛋糕不能可持续的做大。其次，中国那些掌握了蛋糕的人，已经为了自己的特殊利益，阻止蛋糕的公平分配，或者干脆移民。所谓的两部曲，最终变成了一部曲。原来的理论原理是骗人的谎言。
其实中国心存社会正义的学者一直在为国家和中下层人民的利益鼓与呼，他们这样做是发自于内心深处的人性之善，是悲悯与恻隐之心，为了不让社会的堕落踏破最基本的人权底线。
外围问题：中国需要为中下层代言的有机知识分子中国不仅仅需要政府在进行决策时，需要绕开精英阶层直接与中下层民众互动，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其实也需要多为普通公众发声，在中国从来就不缺少有机知识分子，但是缺少的为中下层说话的有机知识分子。
“有机知识分子”是意大利人葛兰西提出的一个经典概念。他认为传统知识分子是一种超越于一切利益立场的，自我定位于追求普遍真理的公共知识分子。而有机知识分子必须明确地把自己的立场与某个阶层或利益集团挂起钩来。并且很鲜明的为自己所在的那个“阵营”服务。在葛兰西那里，与知识分子“有机”联系的那个阵营，即阶层或利益集团。这是“有机知识分子”的兴起，在此之前没有还没有人公然提出知识分子要将自己的价值和一个特定阶层捆绑，宣称自己的理论是属于某个阶层的。
有机知识分子对应的就是传统的公共知识分子、御用知识分子等所有知识分子。传统知识分子是智识型知识分子，保持着自我独立特性和自治，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直接产生于和服务于社会集团的专业化知识分子阶层；另一类是相对独立于特定社会集团之外的“贵族化”知识分子阶层，包括教士、哲学家、科学家、艺术家等。
葛兰西认为，区别有机知识分子与无机知识分子的真正标准是知识分子的直接社会功能。而这种直接的社会功能首先就在于具有批判意识并提供一种新的世界观。所以，有机知识分子就是具有批判和建构新世界观功能的知识分子。有机知识分子当然首先是“专业人员”，但是又必须超越“专业人员”，他必须是一个在积极参与实际生活中，质疑传统知识分子的社会功能。有机知识分子的基本特征主要有两个：一是批判和战胜旧的意识形态，二是用新的世界观教育和组织民众。
葛兰西是意大利工人维权运动的主要缔造者，他认为西方国际工人运动受挫的根源在工人阶层在现代西方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的丧失。葛兰西认为资本阶层，通过收买知识分子，牢牢掌握着了西方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而这种文化领导权是西方民众在经济上认同、在政治上顺从资本阶层管理和统治的思想文化根源。
其实在现实中也确实是这样，政府和资本利益集团从来就不缺乏吹鼓手，即使是那些标榜自己是公共知识分子的，也大多服务于利益集团，他主张那些为中下层说话的知识分子要敢于亮出自己的身份，而且要打出自己的招牌。
葛兰西认为，职工虽然在生产界起着必不可少的作用，但并未创造出自己“有机的”知识界，他们也没有“同化”任何“传统的”知识分子阶层。葛兰西主张以有机知识分子为主体，作为新文化的组织性载体，肩负起教育和组织民众的任务。夺取文化领导权的基本方式就是有机知识分子对民众自上而下的“灌输”式教育和组织。通过这种教育来同化民众，让民众认识到自己的利益所在，不要在文化上被动接受不属于自己阶层的文化。
中国处于一个转型期，是一个旧规则正被逐步打破，新规则正在艰难形成的时期。旧有的国家政权已经不再像原来那样在全社会具有说一不二的控制力，而健康的社会自治能力却尚未形成。在这样的情况下，政权在艰难的改革中容易因恐惧而走向保守，而社会由于缺乏理性的引导而趋向于非理性的激进，这两者都会严重损害社会的健康发展。如果任由其发展，往往容易在新规则形成过程中出现大量让人难以容忍的事情，在这一时期，知识分子的作用就更加的明显。可惜中国代贫民诉苦，为中下层争取利益的知识分子太少。
这根本在于媒体，没有媒体，就没有知识分子发声的渠道。而现在的媒体根本不需要自己的受众来养活，仅凭着资本就可以养活自己，在这方面报纸又要远远甚于其他媒体。以报纸和电视来对比，报纸可以通过降价促销来贩卖自己的意识形态，而电视媒体则不行，因为电视媒体本身就是平价的，甚或是免费的，因此电视不可能通过降低促销来兜售意识形态，这也是中国在报纸领域出现了意识形态多元化，而在电视领域则没有的原因所在。
报纸只要有足够的资本，而降低售价之后就不愁没有销路，而凭资本养活的媒体，必然为资本说话。比如现在很多都市报一元钱，就买厚厚的几十页的一大叠。在报纸竞争最激烈在广州，甚至在促销期间会出现倒贴的情况，比如花一块钱买厚厚一大叠的报纸，还被赠送一瓶矿泉水，或是赠送一盒牛奶等。
近年，当有机知识分子的概念，继公共知识分子之后也开始流行起来之后，在中国一些知识分子也先后有不少知识分子被贴上了有机知识分子的标签，但如果仅仅是因为他们代表某些利益集团说话，就被贴上有机知识分子的标签，那其实是违背了葛兰西提出有机知识分子的本意，他的本意是希望出现一大批立场鲜明的，为中下层民众代言的知识分子，而这样的知识分子也正是中国所欠缺的。
思想问题：懂得维护自身利益的才是成熟公民
政府和知识界其实很容易被精英阶层所左右，而官员和高级知识分子本身就是中国精英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除了政府和知识分子之外，中国民众也需要改变，只有懂得维护自己利益的才是合格公民1902年，梁启超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连续发表政论文章，“新民说”由此产生。他在《释新民之义》中说：现在的人都知道在政治、学术、技艺方面取人长补我短，却不知道民德、民智、民力才是政治、学术、技艺的根本来源。“新民”的概念显然接受了近代欧洲启蒙主义思想，梁启超将打造新国民视为强国的首要任务，“苟有新民，何患无新制度，无新政府，无新国家”。新民说影响巨大，新文化运动、鲁迅的“立人”思想等，都能从中找到渊源，而“改造国民性”的话题直到今天中国人还在谈。一个话题可以谈上100年，国人之坚忍确非虚传。建立一个新型的民族国家成为“新民”的目的，梁启超曾用文学化的语言将这个全新的想象共同体描述为“少年中国”。在那个多变的时代，梁启超以一种现代人格以及披肝沥胆的真诚，将国家的命运和个人结合在一起。
而笔者认为启蒙其实是知识界内部的一场思想更新运动，知识分子在哪来，启蒙的主战场就在哪来，开民智首先就是要“开知识分子的智”。知识分子也不是天生正确，一贯正确的，知识分子也需要进行思想更新。
其实孙中山在自己的革命运动中就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那就是“知识阶级无知识”是当代中国最大的社会悲剧，“军阀背后都有学阀的支持”，知识分子自己都没有做足知识储备就来指点江山，这是多么危险的事情啊！有些知识分子明明是自己已经落伍了，却在那里抱怨时代。
当代媒体中，网络主要面对的是学生，报纸的阅读对象主要是市民，而只有出版界才是真正面对知识分子，因此中国启蒙的希望就在出版界。
而当代的出版行业却日益萧条，除了盗版、盗印、图书销量低、作家收入少等问题之外，中国图书在产量上也是非常少。以我最了解的财经图书市场为例子，中国每年上市的财经图书看似很多，但是具体到相应的类别非常少，根本就没有几本。比如经济图书中的中国经济子类，真正系统性的思想著作，每年不到五本，其中高质量的平均不到一年一本。因为写书不赚钱，稍微有点资历和名气的学者都去做课题、演讲，而不写书，图书的版税对学者往往不具备太大的吸引力。知名学者演讲一次的收入就赶得上出版一本书的收入。而近年数字阅读器的普及更加速了纸质出版的衰落。
但是，其实真正伟大的学术创新，不能靠文章，不能靠论文，不能靠课题，更不能靠到处进行商业性的走穴演讲，只能靠书籍，也只有书籍这种形式才能承载起伟大的创新。因为一篇文章只能表达一两个思想点，一篇论文也只能将这一两个思想点说透，而“课题”这种命题作文的方法就更是限制了创新。学者只有写书才能真正的系统自己的思想，其他形式都很难做到。而当前中国出书不赚钱，甚至赔钱、贴钱的现状，让大部分学者都放弃了写书，因此很多学者也不对自己的思想进行系统规整。这也是中国科技以及思想领域创新性不强的根本原因之一。
现代社会是经济社会，公民与其说是政治公民，不如说是经济公民，因为公民的每个政治选择都是对其自身利益，特别是经济利益的选择，因为让公民都具备现代经济思想也将是当代启蒙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点。
当代西方国家，公民因为不具备经济思想而导致的悲剧已经显现。比如国债占GDP比例的警戒线为60%，因为只要超出这一比例，一个国家也就失去了偿本付息的能力，而西方国家都早已超过这一警戒线，日本国债总额已占GDP的229％，美国也已经超出100%，希腊债务/GDP比例也高达166.1%，几乎大部分发达国家都已经超出债务警戒线，而这些国家的财政其实已经破产，他们只能是借更多的债，以新债养旧债，已经很难实现周转，如果他们要还清这些债务，则国家福利则要面临极大的削减，即使这样也要至少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的时间才能还清，而当政客为自己的国民欠下了百年的债务的时候，而公民却茫然不知，当债务危机爆发时，等待他们只有被成倍提高的大学学费、被大幅推迟的退休年龄，已经亏空殆尽的养老金，破烂不堪的公共道路，而这些钱都哪里去了呢，经济学家的谎言是这是因为政府的高福利政策，但事实的真相是这些钱早已经通过减税进入了富有群体的腰包，或是通过公共产品私有化进入了资本的口袋，通过穷兵黩武满足了政客的战争欲望，而真正进入国民福利的极少。
这就是典型的缺乏因为公民缺乏经济思想的恶果，他们看不穿政客的作秀，看不透经济打手或是经济杀手的谎言，西方的悲剧已经显露，而中国的部分学者们仍然在煽动民粹主义，比如鼓吹公共产品私有化，鼓吹减税，鼓出平分外汇储备等已经在世界上证明是失败的东西，而且这些人的鼓出在中国仍然具有很大的影响，颇能迷惑人。
其实观察世界各国的经历，我们就会发现：秉承“经济良知”的学者的力量要远远薄弱于“经济打手”，而“经济卫士”的力量也远远小于“经济杀手”，而民众更多的在其中充当着不知所从的看客角色。如果中国人也不能清醒看待这一情况，就必然同西方国家的公民一样陷入“被人卖了还帮人数钱”的悲惨境地，而公民如果不具备经济学知识，也就不能辨别哪些是对自己有利的，哪些是对自己不利的，如果公民不能维护自己的利益，那也就不是一个成熟的公民，这也就是笔者提出公民要具有强健的经济思想的必要之处。而这项工作还需要更多的、大量的、拥有社会良知的经济学者们一同参与进来，才能真正完成。
参考资料：
1、海信科龙员工白莉光荣当选“全国优秀农民工”海信中国网站。
2、我国收入差距被低估灰色收入是差距过大主因腾讯网2007年05月28日。
3、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百科。
4、中国黑社会成员不下100万人正义网2006年05月30日。
5、土地流转：热现象中的冷思考新华网2009年05月0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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