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陈瘦竹戏剧理论的特点与贡献

    朱玉宁

    陈瘦竹是我国现代著名的戏剧理论家，他自20世纪40年代开始一直在进行当代话剧及外国戏剧的研究。他努力要在中西戏剧之间搭造一座桥梁，建立中国现代戏剧理论体系。他的戏剧理论具有开放性与继承性的品格。他将西方戏剧理论的内容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并且在大量观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戏剧理论体系。正如论者所言，“陈瘦竹坚持历史观念与美学观点相结合，具有广阔的中外文化视野，对中外戏剧理论与历史的熟谙和敏锐的艺术感受。这些研究成果在当时都具有开拓性，以其理论深度、学术创新与美学魅力而对我国戏剧研究、现代文学研究与戏剧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对建设中国戏剧学体系也具有相当重要的理论价值。”

    一

    陈瘦竹的戏剧理论以悲剧论、喜剧论和戏剧本体论为基本理论框架，他推崇悲剧崇高的一面，提倡悲壮的悲剧精神，将悲剧分为英雄人物的悲剧、正面人物的悲剧和错误造成的悲剧。他认为在现代社会，悲剧并不会衰亡。在喜剧方面，他批驳了那些认为喜剧并不表现矛盾冲突的形式主义观点，说明喜剧仍是以冲突为基础的，它可以分为幽默喜剧、讽刺喜剧和赞美喜剧，它们分别以幽默、讽刺和赞美为喜剧精神的三种特征。在其戏剧基本理论中，他重视观众的因素，赞成外在戏剧性与内在戏剧性的融合，主张戏剧不能忽视思想内容而仅仅在形式上花样翻新。除此以外，他还有大量文章介绍外国作家作品、戏剧思潮，对中国现代剧作家进行评论。纵观他的戏剧理论，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1.理论与现实的结合

    他不赞成为理论而理论的做法。他对每个戏剧问题的看法都是结合当时的实际，有感而发。如《论排场戏》和《戏剧与观众》这两篇文章，就是针对当时的戏剧上演情况而写的。他在文章中教导人们要重视舞台艺术，但不要为了舞台而忽视戏剧性：“我们并不否认舞台技术在戏剧艺术中的重要性，但是我们却不同意像戈登·克雷那样的看法，认为舞台技术几乎就是戏剧艺术。戏剧的效果，应该从戏剧本身产生出来，而不应求之五花八门的排场。”这种思想一以贯之，在改革开放之后，面对许多剧作家竞相学习西方现代派的戏剧技巧，不断地在形式上花样翻新的时候，陈瘦竹写文章提醒人们不要单纯地玩弄技巧，也应重视剧作的思想意义。

    作为他戏剧思想重要组成部分的悲剧理论、喜剧理论和有关戏剧冲突的内容，都与当时理论界的学术争鸣有关，他是在对各种错误思想的批判中提出自己的观点的。比如，他针对周诚的“误会、巧合说”和秋文的“幽默诙谐说”，指出他们的形式主义倾向，肯定在喜剧中同样存在着冲突，喜剧依然是以冲突为基础的。同样，在关于戏剧冲突的问题上，李超等人否定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矛盾，认为“没有冲突就没有戏剧”是资产阶级的文艺理论，不适用于社会主义社会。陈瘦竹则提出，我们不应该将文艺理论贴上资产阶级或无产阶级的标签，我们不能否认艺术规律的客观存在。在社会主义社会，依然有着矛盾冲突，依然可以有反映各种冲突的戏剧作品。

    2.理论与批评的结合

    这一点突出表现在陈瘦竹的现代剧作家论中。由于他具有扎实的理论基础和深厚的美学素养，他对剧作家的研究就不同于当时那些泛泛而谈的平常之作。他将理论融合于具体的作品之中，使人在获得美的享受的同时，也能获得理论的提高。比如，在评论郭沫若的历史悲剧的时候，他并不仅仅局限于郭沫若的几部剧作，而是把他的剧作放在悲剧历史的大环境下。由于对悲剧人物、悲剧精神、悲剧冲突等有深刻的研究，陈瘦竹的郭沫若悲剧分析就能深入浅出、驾驭自如。将一般的理论结合到郭沫若的剧作中，他就能看到郭沫若历史剧中的悲剧人物“都是坚贞正直、热爱祖国、敢于向邪恶势力作斗争，并且勇于献身的人物”。而郭沫若的历史剧，“以历史上统治集团内部反动势力和进步势力之间以及统治阶级和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和斗争为基础。这是倒退和进步、投降和抗争、邪恶和正直之间的矛盾和斗争，关系国家的前途和人民的利益，因此郭沫若所写的悲剧冲突庄重严肃、崇高雄伟”。

    对喜剧作品的分析也是如此。他在讲授嘲弄的时候，曾经说过戏剧性嘲弄这种结构方法。“‘戏剧的嘲弄’是结构上的一种手法，剧作家运用这种手法来表现这样一种情境：某些剧中人当局者迷，对于自己的处境或命运茫无所知，因而盲目地乐观或悲观，并且妄作各种努力；而观众倒是旁观者清，看到剧中人的盲目地努力，就觉得格外的可悲或者可笑。……这种手法，有利于表现主题和揭示性格。”他在分析丁西林的喜剧的时候，就指出《妙峰山》第二幕中赵队长上场到闭幕为止那一段戏，便是“戏剧的嘲弄”的一个佳例。这就使读者更好地理解了这一理论术语。

    3.中国与外国的融合

    陈瘦竹具有扎实的外文功底，同时对中国文学也有深入的了解，这就使他的理论能够将中国戏剧与外国戏剧知识连接起来。他将外国的戏剧理论引入中国，用于分析中国的话剧和戏曲，这就使他的理论具有国际的视野和相当的高度。比如，在对丁西林喜剧的研究中，陈瘦竹在剖析丁西林喜剧的类型时，指出他所受英国喜剧的影响，并且反驳了刘绍铭所说的丁西林的喜剧是斯克里布式的巧凑剧的说法，确定它是一种以幽默为主的幽默喜剧。丁西林的喜剧对于生活中的落后和虚伪等现象进行了温和而善意的否定，而不是愤怒严厉的批评，因此它在类型上更接近于世态喜剧或机智剧。这就使读者不仅了解了中国的这些喜剧作品，也使读者知道了更多的西方理论知识。

    二

    话剧是由外国传入我国的，话剧民族化问题始终是中国戏剧界努力探索的方向。可是，作为一种迥异于本国传统的新的艺术形式，国人在对它的解读中，必然存在着误差。百年来，话剧各方面的发展并不是均衡平行的，话剧理论的发展明显地落后于话剧的创作，就像田本相所指出的：“历史发展并非是那么平衡和谐的，戏剧创作发展的成熟，并不意味着戏剧理论批评也随着成熟起来。当我们对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的资料作了也许不够广泛不够深入的调查之后，发现它的基础是相当孱弱的。如果把戏剧理论批评视为戏剧发展的一翼，那么，可以说中国现代话剧的这一翅膀是残缺的。”由此，所有对中国现代戏剧理论作出贡献的先辈都是令人敬佩的。而当我们回顾中国戏剧理论的发展历程就可以看出，陈瘦竹的贡献是多么的巨大和难能可贵。

    中国人对话剧的探索很早就开始了，早在1907年，春柳社即在日本东京演出了《黑奴吁天录》。可是早期话剧探索以失败而告终，文明新戏堕落。直到五四时期，话剧才开始蓬勃地发展。“五四”新文化运动把中国话剧推进到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中国文艺理论界开始主动吸取外来文化，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在“五四”文学论争中，戏剧方面反传统的言论最为激烈，新旧剧展开前所未有的大论战。新文学革命的主将胡适曾带头撰文对旧剧展开激烈的批判，这导致人们对话剧的热情空前高涨起来，外国戏剧思潮和众多的剧本被翻译过来。根据不完全的统计，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剧坛，有近20个国家的200多部剧作被翻译出版，并且西方的现实主义、浪漫主义和现代主义都有所介绍。可是，正如田本相所说的，中国现代戏剧理论存在移植性、模仿性和实用性的特点，对外国戏剧的介绍大多限于表层和基本理论知识的介绍，这一特点从介绍西方文学的主将身上就能看出来。

    比如茅盾，他曾经担任《小说月报》等杂志的编辑，翻译了大量的剧作，写了许多介绍西方文学的文章，他的《汉译西洋文学名著》，内容涉及莎士比亚、莫里哀、雨果、果戈理、柴霍甫（今译契诃夫）、易卜生和王尔德等人，他对这些剧作家的介绍大多是从作家所处的时代背景、剧作家的生平、剧作内容和剧作家所取得的成就这几方面着手。此外，他也对外国文学思潮有所介绍，这对开拓人们的视野固然有好处，可是对于戏剧理论的建设来说就太不充分了。30年代，中国出现了曹禺的《雷雨》等标志着话剧创作成熟的扛鼎之作，可是戏剧理论却仍然停留在对基本知识的介绍上，这种现象一直持续到抗战时期。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学院派戏剧理论的孱弱：“在中国现代戏剧理论批评史上，很少看到具有独特创造性的戏剧理论著作，很少看到具有深厚戏剧学术根基的戏剧理论家，更很少看到真正的戏剧理论的学术争鸣，而更多的却是非学理式‘批判’。甚至理论受到轻视，始终没有形成理论的风气，没有形成理论生成的优化环境。”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几个有限的理论家所做的工作就意义重大了。

    回顾中国现代话剧发展的历史，我们可以按年代将它分为20世纪20年代、30年代、40年代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十七年这几个时期，这是中国话剧理论发展的几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我们将从这几个历史阶段中，挑出几个比较有代表性的戏剧理论家，通过他们与陈瘦竹戏剧理论的对比，挖掘出他们对中国戏剧理论的建设所作出的贡献，从而说明陈瘦竹在戏剧理论史上的地位。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戏剧理论家中，宋春舫和朱光潜是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杰出代表，并且他们是从五四时期就开始戏剧研究的，而陈瘦竹是从40年代开始戏剧理论研究的。但是陈瘦竹的戏剧研究从40年代一直持续到80年代，“在南方，只有陈瘦竹先生终其一生都在从事中国话剧研究，这可以说是现代戏剧研究队伍中的凤毛麟角，因此，他所取得的成就和所作出的贡献，对‘中国现代戏剧史学’这门学科的建设来讲，可谓非常突出而且难能可贵。”如果将这两位戏剧家的戏剧理论与陈瘦竹的戏剧理论做一番比较，我们就能发现他们对于中国戏剧理论所作出的不同贡献。

    宋春舫是五四时期最著名的戏剧理论家，是“第一位对东西方的戏剧进行了比较深入的研究，以比较科学的学理态度对待中外戏剧并对中国戏剧理论批评和戏剧建设作出重要贡献的戏剧理论家”。他的戏剧理论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西方戏剧思潮尤其是现代派戏剧的介绍与评价。他曾在《新青年》上发表《近世名戏百种目》，广泛介绍近代西欧剧作，供读者和译者选择阅读或翻译。这个书目发表后被多方转载，影响很大。此外，他广泛介绍了象征主义、未来主义和表现主义等现代派戏剧思潮，对梅特林克、霍普特曼等人都给予了重视。对这些外国戏剧思潮，宋春舫并非一味推崇，如对未来主义他就指出了它消极的一面，即反文化、反历史的倾向。二是提出“戏剧整体观”的戏剧观，介绍“新剧场运动”，介绍了戈登克雷、莱因哈特等人的剧场艺术，提出戏剧是剧本、音乐、布景、灯光等各个方面的相互融合。三是针对当时戏剧运动的实际，提出新旧剧并存、相互融合的观点。他对东西方戏剧都有比较深刻的了解，并不将中国的戏曲说得一无是处，对西方的戏剧也并不是一味地崇拜；他主张应该吸收西方戏剧的合理成分，改造话剧的面貌。宋春舫的戏剧理论为解决话剧民族化问题提供了很好的办法，他对小剧场运动的介绍推动了中国20世纪20年代小剧场运动的发展。但他对于东西方戏剧的态度，遭到当时戏剧理论家的误解，并没有很好地被贯彻下去。

    与他相比，陈瘦竹对西方的戏剧思潮、作家作品也有介绍和评述。在对待东西方戏剧的问题上，他也不是片面论者。他比较详细地介绍了西方的戏剧理论，同时对它们又有所鉴别，结合我们国家的实际提出理论。作为一位对话剧有着深刻考察的戏剧理论家，他对中国戏曲的美学特征也进行了系统的研究，曾写过《徐渭的讽刺喜剧〈歌代啸〉》，分析过《窦娥冤》、《望江亭》、《救风尘》、《幽闺记》、《陈州粜米》、《狮吼记》等剧作。用西方的戏剧理论来考察中国的戏曲，这是他对中国戏剧理论的一大贡献。

    从宋春舫与陈瘦竹戏剧理论的比较可以看出，他们在研究时间和研究领域方面都有不同。宋春舫作为第一代把西方戏剧理论介绍到中国的理论家，他的开拓之功功不可没，并且他也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但由于当时社会环境的原因，他的理论并没有得到全面的贯彻。陈瘦竹是20世纪40年代才开始戏剧理论研究的，这时宋春舫已经病逝。但是，陈瘦竹自40年代到80年代一直在从事戏剧研究，因而取得了更为丰硕的果实。就研究领域而言，宋春舫对剧场艺术有很深刻的了解，这体现了他的“戏剧整体观”，而对于戏剧的具体理论形态就没有深刻的论述了。陈瘦竹的研究重点在悲剧、喜剧和戏剧基本理论方面，对于剧场艺术没有过多的介绍。

    朱光潜是学贯中西的美学家，他在戏剧理论方面也有很深的造诣，并且他的戏剧美学研究也是延续了一生。他的戏剧理论构成与陈瘦竹的有相仿之处，但又有差异。

    首先，悲剧理论方面。朱光潜在1932年的博士论文就是对各种悲剧快感理论的批判研究。在这篇文章中，他试图解释人们为什么喜欢悲剧也就是悲剧的快感问题。他从爱德华·布洛的“心理距离”说切入悲剧研究，评述了西方历史上认为悲剧的快感来源于“恶意”或“同情”的观点，说明“完善的悲剧理论必须包罗互相矛盾的各个方面情形——命运感和人类尊严感、悲观论和乐观论，所有这些都不应当忽略不计”。朱光潜的论述，已经超越了对悲剧的论述，而上升到戏剧美学和艺术美学的高度。可是，我们在这些论述中，看到的一般都是西方的理论，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甚少。

    陈瘦竹的悲剧理论也有对西方悲剧理论的述评，这集中体现在他的《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一文中。在这篇文章中，陈瘦竹先是对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悲剧理论史作了一个简短的回顾，然后从悲剧人生观、悲剧冲突、悲剧人物、悲剧节奏和悲剧快感各方面来阐明悲剧的特征。如果说就悲剧快感一点来说，他当然没有朱光潜论述得深刻；可是，就论述的范围来说，他就比朱光潜要广泛得多了。由于陈瘦竹的悲剧理论主要诞生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所以他更能够联系当时的戏剧论争，提出更符合中国实际的悲剧理论。

    在喜剧方面，朱光潜的《笑与喜剧》一文被陈瘦竹称为是“第一篇重要的喜剧理论文章”，他在文中介绍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叔本华、霍布斯、柏格森和弗洛伊德等人的学说。他写作此文也是从心理学的角度来探讨人们为什么会笑，喜剧具有怎样的快感的问题。相比之下，陈瘦竹是将自己更多的精力放在喜剧研究上，因此，他取得的成绩也就比朱光潜要大。在《欧美喜剧理论概述》一文中，他对自古希腊、罗马、中世纪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喜剧理论都有所介绍，涉及的喜剧理论家不仅有朱光潜提到的那些大家，还包括塞弗、爱里克·本特莱、艾尔德·俄尔森等许多并不为人们所熟悉的喜剧理论家。这些理论不仅探讨过笑的来源问题，还对滑稽、幽默、机智、讽刺等喜剧范畴做过讨论。不仅如此，陈瘦竹还在文章中告诉读者欧美喜剧研究的最新动向，即人们更侧重于对喜剧中的悲剧性因素的研究和关于幽默的研究，这就为喜剧研究者提供了最好的与国际接轨的研究方向。陈瘦竹的喜剧理论不仅有对喜剧的评述，他对喜剧的分类问题，喜剧范畴中的幽默、讽刺、机智和嘲弄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在其他戏剧理论方面，朱光潜著有《狄德罗的〈演员的矛盾〉》一文，对表演方法进行探讨。他主张“体验派”与“表现派”相融合的表演方式。陈瘦竹对戏剧表演并没有很深的研究，但是他的文章中包括20世纪40年代即写作的对一部分外国剧作家、作品和外国戏剧流派等的介绍，其中有希腊戏剧艺术的渊源与竞赛、剧场与布景、演员与观众，《俄狄浦斯王》、《美狄亚》、《威尼斯商人》、《罗密欧与朱丽叶》以及象征主义、自然主义等等，这些介绍为开阔人们的视野发挥了重要的作用。除了这些一般性的介绍文章，陈瘦竹对戏剧与观众、戏剧冲突、“动的戏剧”与“静的戏剧”等问题都有深刻的论述。他的研究范围更为广泛。

    在戏剧评论方面，朱光潜曾对王文显的《委曲求全》、曹禺的《日出》、林徽因的《梅真同他们》予以关注，虽然大多是印象的批评，但也表现出他的戏剧观，看出他对戏剧文学性的重视。陈瘦竹的戏剧评论主要集中于现代剧作家论中，他对田汉、郭沫若、曹禺、丁西林和老舍的剧作都有深刻而独到的见解。他的剧评不是印象式的批评，而是具有相当的理论深度。读他的剧评，不仅可以获得美的享受，同时也能获得戏剧理论和艺术史方面的知识。

    在翻译外国剧作或理论方面，朱光潜的译著有《拉奥孔》、《歌德谈话录》、《新科学》、黑格尔的《美学》和克罗齐的《美学》等，他还翻译了萧伯纳的《英国佬的另一个岛》。陈瘦竹的译作有《人物素描》、《文艺鉴赏论》、《导演与演员》、《戏剧批评史纲》、《编剧原理》、《肖像》（意大利即兴喜剧大纲）和《莎士比亚传略》，翻译剧作有萧伯纳的《康蒂妲》和雨果的《欧纳尼》。

    在20世纪30年代的戏剧家中，也有一些对悲剧和喜剧问题进行讨论的理论家，其中，熊佛西和章泯比较突出。

    悲剧方面，熊佛西在《悲剧》一文中，探讨了悲剧的来源，亚里士多德的悲剧定义，悲剧的作用是怜悯与恐惧，悲剧的主角是好人坏人皆可，悲剧在布局上要应用“三一律”等问题。章泯的《悲剧论》主要探讨了悲剧的起源（社会生活中的悲剧性现象让剧作家创作出来），悲剧的人物（不完善也不坏的人，是个性与共性的统一，人物性格塑造的方法主要是通过动作、思想、语言和外形），悲剧的情感（怜悯与恐惧）和悲剧的布局（开场、发展和结束）以及亚里士多德和席勒的悲剧理论。从他们的讨论看来，他们的悲剧理论主要是对亚里士多德和席勒等人悲剧观念的接受与发展。与之相比，陈瘦竹的悲剧理论是在对东西方悲剧观念详细考察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可以说更有针对性和借鉴性。

    喜剧方面，章泯分阶段论述喜剧的创作情况，将喜剧分为六种，即以巧计或情势为主的喜剧、浪漫主义喜剧、讽刺的现实的喜剧、莫里哀的性格喜剧、机智或幽默喜剧和感伤喜剧。喜剧的特性是诉诸情感和诉诸理智。熊佛西的《喜剧》分析了喜剧的来源、定义、功能、结构，笑的来源与功用以及笑的工具——滑稽、讽刺、机智和幽默等。这两篇文章，或是介绍西方喜剧的创作和研究状况，或是提出自己的喜剧观点，具有重要的意义。但是，从这两篇文章中可以看出，他们依据的喜剧理论仅限于亚里士多德、柏格森、斯宾塞、康德等人，对西方的喜剧理论并没有全面详细地介绍与考察。

    20世纪40年代，我国戏剧界对外国戏剧思潮和戏剧作品的介绍也逐渐多了起来，而对于外国舞台艺术的介绍则是最多。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我底艺术生活》和《演员自我修养》，丹钦科的《文艺·戏剧·生活》，马科夫的《苏联的剧场》，诺维茨基的《苏联演剧体系》，霍顿的《苏联演剧方法论》等都被翻译过来，而关于戏剧基本理论的介绍，却相对不足。陈瘦竹在这段时期介绍英国尼科尔教授的《西欧戏剧理论》，介绍希腊戏剧艺术，就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了。

    新中国成立之后，人们对悲剧与喜剧问题也有几次比较集中的讨论。关于悲剧的讨论主要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和80年代。在这两次论争中，人们涉及的问题主要是什么是悲剧、社会主义社会是否有悲剧存在、社会主义悲剧的特征、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悲剧观点的理解等问题。喜剧问题也有几次热烈的讨论，内容涉及歌颂性喜剧、讽刺喜剧以及幽默、滑稽、夸张等喜剧功能的分析。陈瘦竹积极参与了这些讨论，指出有的讨论者存在的偏颇，从而提出自己的观点。最为可贵的是，新中国成立后还一直在介绍西方戏剧理论的文章并不多见，陈瘦竹的《当代欧美悲剧理论述评》、《欧美喜剧理论概述》、《心理分析学派喜剧理论述评》和《马克思主义以前欧洲戏剧理论》等文章具有填补历史空白的意义。

    从宋春舫到朱光潜和熊佛西、章泯等人，我们可以看到中国戏剧研究的发展方向。作为五四时期中国戏剧理论研究的代表，宋春舫要回答的问题是“戏剧应该向何处去”，如何对待中国的戏曲和外国的戏剧的问题。而朱光潜所探讨的问题是戏剧的内在特质，人们为什么会喜欢戏剧的问题。这体现了中国戏剧界理论研究的深入。陈瘦竹的戏剧研究与中国戏剧理论的发展相一致，他在戏剧研究的开始也只是对戏剧作家、作品等的介绍，而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他的思考已经深入戏剧的内质，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戏剧冲突、悲剧精神、悲剧人物、喜剧冲突和悲剧冲突的文章。他就是这样与时代紧密结合着，所以他总是能够奉献出时代最需要的研究成果。不仅如此，他有时又超越了时代，比当时的戏剧研究者具有更长远的眼光。他关于西方悲剧、喜剧等研究理论的述评，不仅为当时的研究者提供了资料的方便，开阔了视野，同时他还指出西方戏剧研究的现状，为人们的研究指明了方向。20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戏剧界对话剧理论的研究水平达到一个新的高度，涌现出许多杰出的戏剧理论家，“陈瘦竹对戏剧家作品的研究及其对戏剧理论的探讨成果，为新时期中年戏剧评论家的崛起提供了借鉴和过渡的桥梁”。由此可见，陈瘦竹不仅沟通了中外戏剧理论，在中国戏剧理论的建设上，也具有承上启下的桥梁作用，推动了中国戏剧理论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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