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
——马斯洛自我实现，达到充分发展，机体的潜力成为现实的境界，这一切更类似于成长和成熟而不是通过报偿而形成习惯或者联系的过程，亦即，它不是以外界获得的，而是在内部展开在一种微妙的意义上说早已存在的东西。
无动机和无目的的反应
我们将探讨奋斗（工作、竞争、成功、尝试，以及目的性）和存在形成（存在、表现、自我实现）之间在科学上便于使用的区别。当然，这一区别在东方文化和宗教中是常见的，例如在道家中就是这样。在我们的文化里，一些哲学家、神学家、美学家、神秘主义研究者也这样认为。然而，我觉得很遗憾，因为我了解到，考虑过“存在”（或某些类似的东西）这一重要甚至是基本范畴的仅有的几个心理学家，是M·韦特海默，K·阿尔德斯坦，H·A默里，以及像G·奥尔波特，W·沃尔夫，G·墨菲等等这样的人格研究者。
一般来说，西方文化是以犹太教和基督宗教为基础的，特别是在美国，主要由清教徒和实用主义精神所支配。这种精神强调工作、斗争、奋斗、严肃、认真，尤其是目的明确。像任何其他社会机构一样，从广义的科学到具体的心理学，也难免受文化趋势以及气氛的影响。由于受美国文化的影响，美国心理学过分实用、过分清教徒化、过分讲究目的，不仅明确地体现于美国心理学的影响和公开宣称的目的中，而且在它未能探讨的空白和所忽略的问题上也有明确的体现。在教科书里，没有论及嬉戏的欢乐、闲暇和沉思、闲逛和游荡，以及无目标、无用处、无目的的活动的章节。这就是说，美国心理学仅仅忙于从事生活的一半的研究，却忽视生活的另一半领域——也许是更重要的一半的领域？
或许有人说这是只注重手段价值却忽略目的价值。这种哲学，几乎包含在整个美国心理学中（包括正统的和修正的精神分析）。美国心理学一贯根本忽视能动性以及终极体验（这种体验是无为的），而关心那些能完成某些现实的竞争、改变、有效、有目的的活动。在J·杜威的《评价的理论》中，这种哲学表现得非常明确，甚至达到了颠峰状态。在那里，目的的可能性实际上被否定了。目的本身只是其他手段的手段，而后者又是其他手段的手段。
在临床的水平上，我们以下列方式讨论过这一区别的各个方面：
我们可以发现，整体论的重要性过于强调因果推论，特别是原子多样化的连续性很有必要，而且对于强调共处和相互依靠也很有必要。在连锁因果关系中，正如在杜威的推论中一样，甲导致乙的发生，乙又诱发了丙，而丙又是丁发生的原因，如此环环相扣。这是一类理论的自然产物，这种理论主张任何事情单就其本身来讲没有多大意义。因果关系理论对于追求成功和技术成就的生活来说是一件适应甚至必要的工具，但对于强调内在的完善、审美体验、享乐、鉴赏能力和自我实现的生活来说毫无用处。
我们认识到，有动机和有决定因素并不是同义的。例如，体质变化，像皮肤晒黑或肉体活动，逐渐成熟的变化，情景的决定因素，还有心理变化，如倒摄抑制、前摄抑制或者潜伏学习，它们都只有决定因素而没有动机。
虽然是弗洛伊德首先混淆了这两个概念，然而精神分析学家们却一直执著地追随这个错误，以致他们不管发生了什么变化都机械地为其寻找动机，例如像湿疹、胃溃疡、笔误、遗忘等等。弗洛伊德的死亡本能理论的主要（如果不是全部）基础是相信动机无处不在。受伤者接连重复的恶梦看上去并没有目的或价值，并不能满足任何需要，但这个明显的事实动摇不了弗洛伊德对于动机和决定因素的同一性的坚定信念，他假定这些梦满足了一个新的死亡动机。打破这个同一性，接受纯粹非应对性表现的可能性，那么这个死亡本能的假设就站不住脚了。
许多心理现象是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无动机的结果和副现象，而不是有目的、有动机和经过学习而产生的变化。根据我们列举的现象，可以轻易看出后者绝非小错。我们主张，这些现象完全或部分地是满足的作用，例如，心理治疗，态度，兴趣，趣味，价值观，幸福，良好的个人品行，对自我的看法，许多性格特点，以及许多其他心理作用。需要的满足使相对无动机的行为的出现成为可能，例如，在满足后，机体立即允许自己放弃压力、紧张、紧急和必须，转而变得闲荡、懒散、被动，享受阳光，装饰，美化，擦洗（而不是使用）坛坛罐罐，消遣，嬉戏，悠闲地注意并不重要的事情，行动散漫，没有目的。
1937年关于熟悉、通晓结果的试验证明，简单的、不求报偿的、重复的接触往往最终导致对于熟悉的事物或话语或行动的偏爱，甚至尽管它们最初是令人厌恶的。既然这个结果构成了一个关于通过未得到报偿的接触而学习的纯粹的实例，至少那些主张报偿、减轻紧张、顽固的理论家们必须将它考虑为无动机的改变。
从心理学的各个领域证明了形式固定或者标鉴化的认识与对于具体事物，具有特质的事物和独一无二的事物的新鲜的、谦逊的、被动的道家式的认识，以及不带偏见和假想的认识，没有愿望、希望、恐惧或焦虑的认识之间的重要区别。似乎大多数认识行为都属于停滞性地、漫不经心地认出陈规旧套或者将它们归类。这种被动地根据预先存在的成规进行分类与用充分的集中注意力来真实地具体地认识独有现象的多面性之间有着深刻的区别。对于任何体验的全面的鉴赏和品尝只能来自这样的认识。如果我们说标签化就是由于该人对未知事物的恐惧而过早地下固定的结论，它的动机就是希望减少和回避焦虑，因此，以积极心态接纳未知事物的人，或者，能够容忍意义不明确的事物的人在感知过程中动机就不如前者那样明确。
墨菲、布鲁纳、安斯贝彻、默里、桑福德、麦克里兰、克莱恩以及其他许多人发现的动机与感觉之间的密切联系最好被视为心理病理学现象，而不是健康的现象。坦率地说，这种联系表明机体相对有病。在自我实现者身上，它减小到最低限度，在神经病和精神病人那里，它达到最高限度，如妄想和幻觉。可以这样来描述这个区别，健康人的认识相对无动机，而病人的认识相对有动机。人类的潜伏学习就是无动机认识的一个例子，可以检验这个临床发现。
以某种方法来区分自我实现者的动机生活与普通人的动机生活是我们对于自我实现的人的研究的明确要求。他们显然过着一种自我实现、自我完善的生活，而不是寻求普通人缺少的基本需要的满足，前者是成长性动机，后者是匮乏性动机。因此，他们正处于正常状态，正在发展、成长、成熟，过着某种意义上的隐居生活（例如，与追求社会地位相对），他们并不在一般意义上为改变现状而作努力。
匮乏性动机与成长性动机的差别表明，自我实现本身不是有动机的变化，除非在全新的意义上理解动机。自我实现，达到充分发展，机体的潜力成为现实的境界，这一切更类似于成长和成熟而不是通过报偿而形成习惯或者联系的过程，亦即，它不是以外界获得的，而是在内部展开在一种微妙的意义上说早已存在的东西。自我实现水平上的自发性——健康和自然——是无动机的，它的确与动机相矛盾。
通过讨论行为与体验的表现性决定因素，能够发现它对于心理病理学和心身病理学的含义。特别强调，必须把表现性看作相对无动机的，与应对性相比较，后者既是有动机又是有目的的。要取消这种对立，只有在动机的词汇范围内来一场彻底的，语义和概念上的革命。
还能够证明抑郁，哥尔德斯坦的灾难性精神崩溃，麦尔的挫折引起的行为以及一般的宣泄和释放的现象同样是表现性的，也就是说，是相对无动机的。
除几个具特殊意义的例子外，行为都是手段而非目的，它能够完成某件事情。将作为心理学研究的一个合法的研究对象的主观状态排除出去，是否使解决我们正在讨论的疑难变得更难，这是一个问题。我理解的目的几乎总是满足的主观体验。大多数工具性行为所以具有人的价值，只是因为它们造成了这些主观状态，抛开这个事实，行为本身往往变得在科学上毫无价值。
如果将行为主义看成是我们曾提到过的一般的清教徒式的奋斗和成功的世界观的一种文化的表现，这样也许会使我们对它本身的理解更充分。这意味着，在它的许多缺陷中，还必须加上种族歧视。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中相对被忽视的领域；对于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极好地说明了一个狭隘的生活观将最终创造一个狭隘的世界。在木匠眼中，世界是由木头构成的。
相对无动机反应的例子
我们列举的几种可多少被视为无动机的现象是依靠现存的无动机一词的定义。除此以外，还有其他许多这类现象，我们对此要进行简略的讨论。应该注意到，这些现象都属于心理学中相对被忽视的领域；对于科学的研究者来说，它们极好地说明了一个狭隘的生活观将最终创造一个狭隘的世界。在木匠眼中，世界是由木头构成的。
艺术
当艺术寻求交流，力图激起感情、表现和影响他人时，艺术创造就是相对有动机的；艺术还可以是相对无动机的，这时，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交流性的，是个人内部的而不是人与人之间的。表达可以有意想不到的人际效果这一点（即附带的收获）在这里是一个例外。
然而，关键的问题是：“有一种对于表达的需要吗？”如果有，那么艺术表现以及宣泄和释放现象就如寻求食物或爱情一样是有动机的。我在许多不同场合暗示过，我认为证据将迫使我们承认这样一种需要：在生活中表达机体内已经被唤起的任何冲动。但是下面的事实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一点恰恰可以推出一种反论：任何需要或者任何能力都是一种冲动，因而都会寻求表现。那么，应该将它看作是一个独立的需要或冲动呢？还是应相反，把它视为所有冲动的一个普遍的特点呢？
我们没有必要在选择其中的一点上做那么大努力，因为现在要说明的只是它们全都被忽视了。无论哪一个结果都证明是最富有成效的，它都将迫使人们承认：无动机范畴，或者对于整个动机理论的巨大改造。
对于高级的复杂的人，审美体验也是一个同样重要的问题。许多人的审美体验非常丰富，非常有价值，因此，他们会蔑视或者嘲笑任何一种否认或者忽视审美体验的心理学理论，无论这种忽视可能具有什么科学根据。科学必须解释所有现实，而不仅只是现实所观察到的部分。审美反应的无实用性和无目标性，我们对它的动机一无所知的现状（假如在一般意义上说它真具有什么动机的话），这些事实只应该向我们指明我们的正统心理学的贫乏。
依照认识的观点来考虑，审美的体验即使相对于普遍认识而言，也可以说是无动机的。成规化的感知在最好程度上也有片面性，它不能算是对于一个对象的全部属性的细察，就像我们只根据那些典型，于我们有用的，与我们的利益有关，或是能满足需要或者是会威胁需要的属性来为一个对象分类一样。被动地、无偏见地感知一个现象的多面性是审美感知的一个特点。
我注意到，当思考存在这个问题时，最好以分析等待这一概念来作为真起点。一只晒太阳的猫并不比一棵矗立的树虚度更多光阴。等待意味着对于机体毫无意义，无用和不受珍视的时间，它是绝对注重手段的生活态度的副产品。等待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一种愚蠢、无能或浪费性的反应，因为从功效的角度来看，不耐烦也是没有任何益处的，甚至手段体验和手段行为本身也可以为人享受、品尝和欣赏，可以说，此举无需任何额外花费。一段时间既可以被人当作终极体验而享受，也可以被完全浪费掉，旅行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其他例证还包括教育和一般的人际关系。
对于浪费时间这一概念可以分类理解。对于注意用途、目的，压低需要这种类型的人来说，没有完成任何事情，不能服务于任何目的的时间都是被浪费的时间。这种说法完全合理，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同样合理的说法：或许可以认为没有带来终极体验，即，没有被最大限度地享受的时间，就是被浪费的时间。“你喜欢浪费的时间就是被浪费的时间。”
钓鱼、狩猎、打高尔夫球等运动，可以极好地说明对于我们的文化能充分享受它的终极体验这个事实。大体上，这些活动受到称赞是因为它们使人们进入露天，接近大自然，接受日光，身临美丽的景色。实质上，这些观点将应该属于无动机的终极活动和终极体验的东西掷入一个目的性、完成性，实用主义的模式，以便能适应人的心灵。
欣赏，享受，惊异，鉴赏，终极体验
当然不仅是审美体验，机体还要被动接受和享受许多其他体验，几乎不能说这种享受本身是有动机的。若要解释它，它只是有动机活动的终极目标，是需要的满足所产生的附属现象。
神秘，敬畏，愉快，惊异，赞赏等体验也都属于这一类被动的主观上丰富的审美体验，这些体验涌向机体，像音乐的效果一样，使机体沉浸其中。它们是终极体验，达到了极限，而不是手段性的；它们对于外部世界没有丝毫改变。如果我们对悠闲安逸解释得当，那么同样也可以利用这一点。
有两种这类的极限快乐或许恰如其分：比勒的机能快乐生活本身的快乐（生命快乐）。当身体器官良好地熟练地运动所产生的固有的快乐使一个孩子一遍一遍地重复某一新近精通的技能时，尤其体现了上面两种快乐。跳舞或许也是一个好例子。至于基本生活的快乐，任何身有病痛的人都可以证实这种最根本的生物快乐的实际存在——健康地活着本身带来的并非寻求的结果，而是无动机的副产品。
风格和趣味
与行为的作用和目的相对照，行为的风格被列为表现性的一个例子。在其他人的著作中，还有阿尔波特、沃纳和韦特海默。
我想用一些材料来补充说明和支持这个论点，它们是1939年发表的。在这个研究中，我曾试图发现强控制型女性（坚强、自信、逞强好胜型）与弱控制型女性（顺从、羞怯、退却型）之间的各种差异。我发现了很多的区别，以致最后仅仅通过对她们的走路、谈话等进行观察就能够较轻易地作出判断（并且由此得到证实）。
性格结构在趣味、衣着，社交场合的行为，以及明显的手段性、目的性、有动机的行为等方面自然地表现出来。只需几个例子就足以证明这一点。性格较强硬的人的力量在对食物的选择上就可以体现出来。她们喜欢更咸、更酸、更苦、更辣以及味道更刺激的食物，例如，味道强烈而不是味道温和的干酪；喜欢味美的食物，甚至可以不顾其外观上的不雅观，例如，水生贝类动物；喜欢新奇、古怪的食物，如烤松鼠、蜗牛等。她们不拘小节，恶心、呕吐的机会很少，对于匆忙准备的不雅观的饭食也很少感觉惊慌。但是她们比低控制性女性更沉迷口腹之乐，胃口更好，也更馋于美味佳肴。
根据一种观相术的心物同型论可以发现，这些特点在其他方面也有所体现，例如：她们的语言更激烈、强硬、坚决，她们所选择的男性也更坚定、强硬、结实，她们对剥削者、寄生虫以及企图利用她们的人的反应同样是激烈、强硬、坚决的。
另外，艾森伯格的研究，非常有力地支持了这些结论。例如，在社会性格类型（用于衡量控制情感或者自尊的测验）中获得高分的人更容易在与试验者的约会中迟到，更易表现出不恭敬，更不拘礼节，更鲁莽，对人更容易盛气凌人，更少紧张、焦虑、焦急、更易接受恭奉的香烟，极易作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
另外还有研究表明，在性的反应上，两种类型的人具有更加明显的差异。获高分的女性在性生活的所有方面更像个异教徒，宽容、认可性要强得多。她更有可能失贞、手淫，与不止一个男人发生性关系，更容易尝试这样的试验：同性恋，舐阴以及肛门性交行为。换言之，这里仍可以说她更唐突、更强硬、更激烈、更坚决、更少受限制。
卡彭特做了一个没有公布的实验，研究了获高分和获低分的女性在音乐的趣味方面的差异。试验得出一个可为人预料的结论：获高分的人更易接受古怪、疯狂、陌生的音乐，更易接受缺乏旋律和有不和谐音的音乐，更易接受强有力的而非甜蜜舒缓的音乐。
米多证明，受到压力时，获低分的人智力降低的程度大于获高分的人，这就是说，她们不够坚强。麦克里兰和他们合作者对成就需要的研究中对此曾有论述。
这些例子对于我们的论点的价值在于这样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它们都是无动机的选择，都表达了某种性格结构，就像莫扎特的音乐无论如何都摆脱不了莫扎特的风格，雷诺阿临摹戴拉克鲁克的一幅画更能突出雷诺阿的风格一样。以上事实是表现性的，正如写作风格、主题理解测验中的描述、罗夏测验的记录或者小孩子玩玩具，这些都是表现性的一样。
游戏
游戏可以是应对性的，也可以是表现性的，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关游戏疗法和游戏诊断的文献很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这个一般性的结论很可能将取代过去提出的关于游戏的各种机能性、目的性、动机性的理论。既然没有任何东西反对我们对于动物使用应对的表现两分法，我们也很有理由期待对于动物游戏的更明显实际的解释。
为了开辟这一研究的新领域，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承认，游戏可能是无用和无动机的，可能是存在而非奋斗的现象，是目的而非手段。大笑、欢闹、娱乐、嬉戏、欢快等或许也是如此。
思想意识，哲学，神学，认识
这个领域也是利用正统的心理学无法解释的。我认为，情况之所以这样，部分是由于自从达尔文和杜威以来，一般的思维按惯例一直被看成是解决问题的，即，是机能性和有动机的。
我们用来反驳这个假设的少得可怜的资料大部分来自对于更庞大的思想产物的分析——哲学体系，政治和经济意识形态，神学体系，它们与个人性格结构的相互关系是很容易证实的。
叔本华这样的悲观主义者会产生一种悲观主义哲学这一点似乎非常容易理解。我们已经从主题理解测验的描述和儿童的艺术作品中学得了很多东西，若再将上面的事实说成纯粹是文饰、防御或者安全手段无疑是天真幼稚的。再举一个类似表现性作品为例，想必不能说巴哈的音乐或者鲁本斯的油画是防御性的或者有种文饰作用吧？
记忆在所有人身上都有或高或低程度的体现，但它同样是相对无动机的，潜伏学习的现象就能充分说明这一点。研究者们就这个问题而强烈的争论实在是离题太远，因为老鼠是否能表现出潜伏学习与我们毫不相干。但这一点对于人则是勿庸置疑的。
安斯巴赫发现，不安全的人具有不安全的早期记忆的倾向很强烈。我个人发现，不安全的人强烈地趋向于做不安全的梦，这些同样是很好的例证。它们似乎明确地表达了对于世界的看法。我不能设想，假如不是勉强拉扯过去的话，它们怎能被解释为满足需要、报偿性或者加强性的呢？
不管怎么说，人们往往能够轻易发现那些真理和正确的答案，而并非需要艰苦卓绝的努力来追求。在大多数实验中，解决问题前都必须具有某种动机。这一事实很可能是问题的普遍性或专断性的作用而不是“所有思维都必须有目的”的证明。在健康人的健全生活中，思维如同感知一样，可以是自发的和被动的接受或者生产，它们是机体的存在和性质的无动机，不费力的表现，是让事情自然发生而不是人为地使它们发生，就如同花香或者树上的苹果那么自然存在一样。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几乎是平等的。人性同时支配着二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
理智和冲动的协作方式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把理性和动物性对立起来的两分法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理性和进食一样，完全是动物性的，至少是人类的动物性。冲动并不一定同智力判断相对，因为智力本身就是一种冲动。尤其是在健康人身上，理性和冲动的协作性体现得更加清晰，而且强烈地倾向于殊途同归，而不是分道扬镳。非理性不一定是反理性的，而常常是亲理性的。意动和认知之间的长期分裂和对抗，通常就是社会病态或个人病态的产物。
人对爱或尊重的需要和对真理的需要完全一样，是“神圣的”。“纯”科学的价值同“人本主义”科学的价值几乎是平等的。人性同时支配着二者，甚至没有必要把它们分开。科学可以给人带来乐趣，同时又能给人带来益处。希腊人对于理性的尊崇并非有错，而只是过分排斥。亚里士多德没有意识到，爱和理性完全一样，都是人性的。
认知和情感所需要的满足之间存在着暂时的矛盾，它向我们提出的是整合、协调以及并行的问题，而不是冲突以及对立的问题。纯理论科学家的纯粹、客观、不偏不倚的非人本主义的好奇心，可能会对其他人类动机的满足造成威胁，例如对于安全。我在此所指的不只是明显的原子弹例子，还包括科学本身暗含着的价值系统，这是个极其普遍的事实。
总之，“纯”科学家最终所能达到的境界不是爱因斯坦型或牛顿型，而是搞集中营试验的纳粹“科学家”和好莱坞的“疯”科学家。一种关于科学和真理的更完美的、更人道和更具超越性的定义是可以找到的。为科学而科学正如为艺术而艺术一样，都是病态的。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适应时代的方向扩大涉及范围。
表现性行为的典型特征
在阿尔波特、沃纳、安海姆和沃尔夫的著作中，已明确阐述行为的表现性部分（非工具性）和应对性部分（工具性、适应性、机能性、目的性）之间的区别。但是，这种区别一直没有被当作价值心理学的根据而加以适当的利用，我们必须避免非此即彼的截然划分。许多行为举止既有表现性也有应对性成份，例如走路既有风格也有目的。但我们并不希望像阿尔波特和弗农那样排除在理论上有几乎是纯粹的表现性行为的可能性，例如，不是走路而是闲逛；脸红；动作优雅；举止难看；吹口哨；儿童的欢笑；私下的、不以交流为目的的艺术活动；纯粹的自我实现等等。
由于太注重实用，传统的心理学忽略了许多对它原本意义重大的方面。众所周知，由于传统心理学家专注于实用效果、技术和方法，而对于美、艺术、娱乐、嬉戏、惊异、敬畏、欣喜、爱、愉快，以及其他“无用的”反应和终极体验知之甚少，因而，对于艺术家、音乐家、诗人、小说家、人道主义者、鉴赏家、价值论者、或其他追求乐趣或终极目的的人也绝少有用甚至一点用都没有。这等于指责心理学对现代贡献甚少，现代最缺少一个自然主义或人本主义的目的或价值体系。
通过探索和应用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无用行为”和“有用行为”的区别——我们可以帮助心理学朝着这些适应时代的方向扩大涉及范围。这也是一个重要任务的必要开端：公开置疑所有行为都具有动机这一公认的观点。我们不妨专门讨论表现性和应对性的区别，然后将它们应用于一些心理病理学问题。
根据定义，应对是有目的、有动机的，而表现则常常是没有动机的。
应对性是由环境和文化的可变因素决定的，表现则主要取决于机体的状态。由此可以推出，表现和深层性格结构的关系很密切。所谓投射试验可以更确切地称为“表现性”试验。
应对多半是后天学习的结果，表现几乎总是先天的释放性的或不受抑制的。
应对更容易被控制，更容易被压抑、被约束、被阻止，受文化移入的影响，表现则往往是难以控制的。
应对的目的通常在于引起环境的变化并且屡试不爽，表现则没有任何目的，假如它引起了环境变化，那也只是副作用。
应对特别表现为手段行为，其目的是满足需要或消除威胁，表现则往往就是目的本身。
典型的应对行为是有意识的（虽然有时也表现为无意识的），表现则更经常地表现为无意识的。
应对需要作出努力，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则是随意而为。艺术表现当然是一个特殊的、处于两者之间的例子，因为人们只有通过学习才能做到自然流畅，富于表现。要想娱乐则只要尝试一下就可以了。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
决定行为的应对与表现的因素
冲动、需要、目标、目的或职责都可以包括在行为的决定因素之中。这种行为的出现是要完成某件事情，例如，走向某个目的地、采购食物、寄信、做书架，或者为薪水而工作。应对这个词本身就意味着努力去解决或至少应付一个问题。因此，它表达了与某种超越它自身的东西的联系；它不是独立的，它或与直接需要有联系，或与基本需要有联系，它既与手段相关，也与目的相联系，既与挫折引发的行为相关联，也与追求目标的行为相关联。
心理学家所讨论的是那些一般有起因却无动机的表现性行为，即虽然表现性行为有许多决定因素，但需要的满足不必是其中之一。表现性行为只不过表现、反映，或者表达了机体的某种状态。其实，它本身就是那种状态的一部分，例如，低能者的愚笨、健康者的笑容和轻快的步态；和善深情者的仪表、美女的姣柔、颓丧者绝望的表情、委靡的姿态，肌肉的松弛，以及书法、步行、举止、跳舞、笑的风格等等，这些都不是有目的的，它们没有目标。它们不是为满足需要而做出来的，而只是表面现象的一部分。
这种说法不受动机理论的任何具体措词的影响。例如，它也适用于单纯的享乐主义；于是，我们也可以换一种说法：应对性行为对表扬和批评、奖励和惩罚有所反应；表现性行为通常有反应，至少只要它仍是表现性的，就不会有所反应。
虽然以上所说都是事实，但有一个似乎有些自我矛盾的概念被引发出了，即有动机的自我表现概念。比较复杂的人能够设法做得诚实、优雅、仁慈、甚至天真质朴。搞过精神分析和处于最高级动机水平的人了解这种情况的来龙去脉。
这也确实是他们唯一要做的根本问题。自承和自发性属于最容易获得的成就，如在健康的孩子那里就是如此。自承和自发性也属于最难获得的成就，这表现在自省型、自我改进型的成年人中，特别是表现在曾经是或仍旧是神经过敏的人身上。但是，对于某些类型的神经病患者来说，这是不可能达到的目的。这类患者就像个演员，根本没有一般意义上的自我，只有一堆可以挑选的角色。
我们可以举两个例子来揭示有动机、有目的的自发性这个概念所包含的（表面的）矛盾，如同说道家的无为而治、放任自流一样。至少对于业余爱好者来说，最适宜的舞蹈方式莫过于自然、流畅、自动地合着音乐的节拍，应和着舞伴无意识的愿望。优秀的舞蹈者能够恣意忘情地跳舞，变成任音乐摆布、任音乐弹奏的被动的乐器。他不必有愿望、批评、指导，甚至完全忘记了自我。从非常真实有用的意义上说，甚至他在旋转、滑行、跳得精疲力尽的过程中，可以一直很被动。
这种被动的自发性——或者说由衷的尽兴——能够产生一些生活中最大的快乐，就像在岸边任浪花拍打自己的身体，就像任人细心温柔地照料自己，让自己承受爱的抚慰，或者像一位母亲，任孩子吸奶、嬉戏，在自己身上爬来爬去。
但是，能够这样跳舞的人是极少的。大多数人会做出努力，会受到指导，会自我控制地、有目的地去跳；他们会仔细地听着音乐的节奏，经过有意识的选择，然后合上拍子。一句话，无论从旁观者的角度看，还是从主观角度来看，他们都是蹩脚的舞蹈者，因为他们永远不会把跳舞当作一种忘我的和有意抛弃控制的深切体验来享受。
能够不受训练就能跳得很好的是优秀的舞蹈者。不过教育在这里也能有所帮助，但那必须是一种不同类型的教育，内容是自发性和热切的纵情，是道家风格的自然、无意、不挑剔以及被动，努力不做任何努力。舞蹈者必须为此学会抛弃禁锢、自我意识、文化适应和尊严。他一旦摒弃一切欲念，对外表不以为念，那他就会在不知不觉之中逍遥飘游。
更为棘手的问题来自于对自我实现的本质的检验。处于这个动机发展水平的人的行为和创造可以说具有高度的自发性和开放性，无所掩饰，不加修饰，暴露自我，因而也具有很高程度的表现性（我们可以像阿斯锐纳那样，将其称为“自如状态”）。并且，它们的动机在质量上发生了如此大的变化，与安全、爱或自尊的一般需要如此不同，我们甚至不应该同样用需要来称呼这些动机。我建议用“超越性动机”或“后动机”来描述自我实现者的动机。
我们是否不该再把自我实现的内驱力称为需要，而是换一个名字，因为我们早己把对爱的渴望称为需要，而它们之间却有本质的区别。其中与我们目前的讨论最为贴切的一个主要区别就是，爱和尊重等可以看成是机体因缺乏而需要的外在的特性，自我实现并非这个意义上的缺乏或缺陷。它不是机体为自身健康而需要的外界的某些东西。例如，就像树需要水一样。
自我实现是机体内已经存在的一种内在的增长，或者更确切地说，就是机体本身的增长。正如树向外界环境索取养料、阳光和水，人也向社会环境索取安全、爱和地位。但无论是对树还是对人，个性的发展才是正的发展。树都需要阳光，人都需要爱，然而一旦这些基本要素得到满足，每一棵树，每一个人就开始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发展了。这些普遍的要素为自己的目的服务，一句话，此时发展是从内部而不是从外部进行的。不太准确地说，最高级的动机就是达到非动机，即纯粹的表现性行为。换句话说，自我实现的动机是成长性促动，而不是匮乏性促动。它是“第二次天真”、聪明的单纯、“适意的状态”。
一个人可以通过解决次级的优先的、动机问题努力向自我实现接近，这样他就是在有意识、有目的地寻求自发性。因此，在人发展的最高水平上，像其他许多心理学上的二歧式一样，应对性与表现性的二歧被解决了、超越了，努力变成了通向非努力的道路。
相对而言，外在的决定因素对性行为的影响要比对表现性行为多一些。它几乎总是对于紧急情况、问题或需要的机能反应，这些问题和需要的解决与满足来自物质世界或者文化世界。总而言之，它是以外界的满足物来补偿内在匮乏的一种努力。
而性格学的因素对表现性行为的影响则要大于应对性行为。可以说，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性格与外界的相互作用。它们靠共同努力相互适应，表现性实质上是性格本质的附带现象。因此，可以发现物质世界和内在性格二者的规律同时起作用，而且，人们主要发现的是心理学或性格学的规律。表现派和非表现派艺术的对比可以说明这一点。
下面是一些推论：如果人希望了解性格结构，可供研究的最好行为肯定是表现性行为，而不是应对性行为。目前对于表现性测验的广泛经验证实了这一点。说到什么是心理学以及什么是心理测验的最好方法的长期争论，很明显，适应性的、有目的的、有动机的应对性行为并不是存在的唯一一种行为，对于它的研究也不是最富有成效的。我们的这种区分也许同心理学与其他科学的连续性或间断性这一问题有关系。原则上，研究自然世界应该有助于我们理解应对性行为，但是，对表现性行为却可能并非如此。后者似乎属于更为纯粹的心理学范畴，它可能有自己的法则和规律，因此，最好直接研究，而不借助自然科学的中间作用。
理想的应对性行为与表现行为相对比，只是后天的学习与先天的表现之间的区别。感到绝望、气色好、愚笨或者发怒是不必经过学习的，但是做书架、骑车、穿衣则一般必须经过学习。在对成就测验和对罗夏测验的决定因素中我们可能清楚地看到这种对比反应。另外，如果没有奖励，应对性行为就会趋向于消失，但表现性行为的延续不一定需要奖励来维持。前者为满足所驱使，后者则不然。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中，往往以不同的敏感性表现出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的不同的决定因素。对于自发的表现很难驾驭、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响。
行为控制的可能性
在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控制（禁止、压抑、抑制）中，往往以不同的敏感性表现出内在和外在决定因素的不同的决定因素。对于自发的表现很难驾驭、改变、隐藏、控制，或者以任何方式加以影响。实际上，控制和表现原本就是两个对立的概念。这种情况甚至包括上面讨论的有动机的自我表现。因为那正是学习怎样不受控制的一系列努力的最终结果。
最多只能在短时期内维持对书法、跳舞、唱歌、讲话、情感反应和风格的控制。对一个人的反应的监督和批评不可能持续不断地进行。由于疲劳、精神涣散、分心或者注意等等不辞而别，这种控制或早或迟会由更深层、意识性更弱、更自动和更性格化的决定因素取而代之。表现与应对的区别还体现为前者不需要费力，而后者在原则上需要作出努力，例如艺术家。
在这个问题上，很容易犯的一个错误是以为自发性和表现性总是有益的，无论什么样的控制也总是有害的和不可取的。但实际上并非如此。当然，在大部分时间里，表现性同自我控制相比，给人的感觉更好，更有意思，更为自然，无需任何努力等等。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对本人还是在同他人的关系上都是可取的，正如乔哈德所证明的那样。然而，自我控制或者抑制有好几种意义，其中有的非常健康、非常理想，即使抛开同外部世界打交道所必需的因素也是这样。控制并不一定意味着阻挠或放弃对基本需要的满足。
有一种控制被我称为“协调化的控制”，它从根本上支持需要的满足；它可以通过各种手段使人们享受到更大而不是更小的满足，例如，通过适当的延迟如在两性关系上；动作的优雅，例如跳舞和游泳时；审美的趣味，如对待食物、饮料；独特的风格，如在作词赋诗中；通过仪式化、神圣感和庄严感，通过办事办得完美无瑕而不是应付公事。
可以重申一遍，一个健康的人想进行表现时就可以表现，而并非仅生活在表现中，他必须能够使自己无拘无束。当他认为必要时，必须有能力抛开一切控制、抑制和防御，但他同样也必须有控制自己的能力，有延缓享乐、彬彬有礼、缄默不语的能力，有驾驭自己的冲动，避免伤害别人的能力。他必须既有能力表现出酒神的狂欢，也有能力表现出日神的庄重；既能耐得住斯多葛式的禁欲，又能沉溺于伊壁鸠鲁式的享乐；既能表现，又能应对；既能克制，又能放任；既能自我暴露，又能自我隐瞒；既能寻欢作乐，又能放弃欢乐；既能考虑现在，又能考虑未来。
健康的或自我实现的人在本质上是多才多艺的；他所丧失的人类聪明才智比常人少得多。对于达到了极限的完备人性，他能够做出更多的反应，采取更多的步骤。也就是说，他具备人类所有的聪明才智。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应对性行为，常能取得各方面成功。相反，表现性行为对环境却没有影响。如果它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那并不是预谋的、主观促成的或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
应对性行为对环境的影响
作为改变世界的一种努力而出现的应对性行为，常能取得各方面成功。相反，表现性行为对环境却没有影响。如果它确实产生了某种影响，那并不是预谋的、主观促成的或有目的的，而是无意的。
举一个正在进行谈话的人为例，这个谈话是有目的的。例如，一个推销员正在试图争取一份订单，谈话就是为此而进行的，大家彼此都很清楚。但是，推销员讲话的风格也许无意识地表现出敌意、势利或傲慢，他可能因此而失去这个订货机会。这样，他的行为的表现性方面就可能具有环境效果了。然而，应该注意的是，讲话者并不希望有这些效果，他并非有意识地表现出傲慢、敌意，他甚至没有意识到他所给予的这种印象，就算真的出现了这种表现性的环境效果，也是非动机性的，无目的的，属于副产品的现象。
应对性行为本质上是工具性的，始终是达到一个明确目的的手段。反之，任何手段—目的的行为（上面讨论的有意抛弃应对的例子除外）一定是应对性行为。
另一方面，各种形式的表现性行为，例如书法的风格，或者与手段或目的全无关系，或者接近成为目的本身的行为；例如歌唱、闲逛、绘画、在钢琴上即兴演奏等等。在我们过分实用主义的文化中，工具性态度甚至压倒终极体验：爱情——“那是一般都要做的事情”。运动——“有助于消化”。教育——“提高工资”。歌唱——“有利于胸腔发展”。癖好——“松弛可促进睡眠。”好天气——“于事务有利”。阅读——“我的确必须与外界保持联系”。感情——“你要使孩子得神经病吗”？仁慈——“行善……”。科学——“国家防御”。艺术——“无疑改进了美国的广告业”。友善——“否则他们会偷钱”。
最单纯的表现是无意识的，或至少是缺乏意识的。我们通常意识不到自己走路、站立、微笑或者大笑的形态。虽然，电影、唱片、漫画或者模仿可以使我们意识到它们，但是，这往往只是特例，或者居间的例子，如选择衣服、家具、发型等。但是，应对可以是明确而具体的，其特点就是充分有意识的。一旦它成为无意识的，也会被当成例外或者被看作是一种异常的情况。虽然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表现，然而它对机体却有些带有目的性的益处，有时甚至是很明显的益处。所谓的释放行为就是一例。
解释释放行为的途径
虽然有一种特殊类型的行为，在本质上属于表现，然而它对机体却有些带有目的性的益处，有时甚至是很明显的益处。所谓的释放行为就是一例。以暗地里咒骂或者类似的渲泄愤怒的表达方式为例，也许比列维提供的更具技术性的表达方式，也从而更能说明问题。反映机体状态的咒骂当然是表现性的，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应对性行为——做了这种举动以满足某种基本需要，尽管它可能在其他意义上有满足作用，反之，它似乎也会引起机体本身的状态的某种变化，但这种变化只是副产品。
我们一般也可以将所有这类释放行为解释为通过以下途径来保持机体舒适，降低紧张水平；允许完成被抑制了的没有完成的行为；通过完成性的本能的表达来排泄积蓄的敌意、焦虑、兴奋、高兴、狂喜、爱或者其创立产生紧张的情绪；或者不求回报地准许自我进行任何健康机体所沉迷的简单行为。自我暴露和保密好像也是这样。
或许像布鲁尔和弗洛伊德早己指出的宣泄，实质上是释放行为的一种更复杂的变体。这也是像所有似乎迫切需要表达的受阻行为一样的未完成行为的自由的表达。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满足性的，坦率的忏悔和泄露秘密似乎也属于此类情况。假如我们能够充分了解心理分析的倾向，并进而能够解剖它，我们也许会发现，它也符合我们那一系列的释放或完成现象。
最好将那些属于对威胁的应对性反应的固执行为与那些不受情感干扰、纯粹属于完成一个或一系列尚未完成的心理倾向的行为区分开。前者与危及和满足基本的、部分的或者精神病的需要有关。因此，它们可能属于动机理论的范畴。后者很可能是观念运动的现象，因而与血糖标准、肾上腺素分泌、自主唤起和反射倾向这类神经和生理的可变因素有密切关系。
因此，当我们试图理解一个跳上跳下寻求（愉快的）刺激的小男孩时，最好引用生理状态的原动表达的原理，而不是用他的动机生活来解释。当然，装模作样，隐藏自己的本性，肯定会造成一个间谍所必须忍受的那种令人疲惫不堪。诚实、坦率、放松也是如此。随着使这种强迫行动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的消失，这种重复也必将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如何看待行为重复现象
创伤性神经病人的纠缠不断的恶梦，儿童的更加纷繁复杂的恶梦，儿童对于他最深恐惧的事物的长期迷恋、惯性内驱动力、宗教仪式，以及其他象征行动，分裂行动，还有著名的神经症无意识行为表现，这些都是需要特别解释的反复现象中的例子。
我们在此只局限于象征性行为，一般象征性的问题尽管引人入胜并同我们有关，但我们还是抗拒诱惑，绝不涉及。关于梦的问题，除了这里提到的类型之外，显然还有主要是应对性的梦（例如单纯的愿望满足）和主要是表现性的梦（例如有不安全感的梦和投射的梦）。后一种梦在理论上应该可以做为一种投射或表现实验来对性格结构进行诊断。
由于这些现象，弗洛伊德感到有必要彻底检查他的一些最基本理论，由此可见这些现象的重要性。一些作家已经暗示了这个问题可能的答案，他们将这些行为看成是解决一个几乎不能解决的问题的反复努力，这种努力有时会成功，但更多的是失败。这很像一个无望地处于劣势但孤注一掷的斗士的情形，他一次又一次地从地上爬起来，但却一次又一次地被击倒。
概括来说，如同是机体克服一个困难时所做的希望渺茫但却是不懈的努力。因此，用我们的术语来说就是，必须将它们考虑为应对性行为，或者至少是应对的尝试。依照这种说法来看，这些行为不同于简单的持续动作、宣泄或释放，因为那只是在完成未完成的行动，解决未解决的问题。
一个被屡次重复的、关于凶残的狼的故事所制服的儿童，往往在不同场合会反复提及这个问题，比如，这个问题可以出现在他玩耍、谈话的过程中，也可以出现在他所提的问题、编造的故事以及他的图画里。可以说，这个儿童是在消除这个问题的遗害或者减少它的剌激性。因为，重复就会逐渐熟悉、释放、宣泄，也意味着克服困难、停止做出紧急反应，逐渐地建立起心理防御系统，试验各种控制方式并将成果付诸实施等等。
随着使这种强迫行动出现的决定性因素的消失，这种重复也必将消失。但是，我们怎样来看待不消失的重复呢？似乎在这种情况下，控制的努力失败了。
显而易见，不安全的人的机体是不能够坦诚地服输的。他必然要继续再三尝试，尽管这种尝试毫无意义。这里我们可引证德沃赛厄基纳和蔡加尼克关于不断重复未完成的任务，即未解决的问题的试验。一些研究工作表明，只有涉及到危及人格核心时，即当失败意味着丧失安全、自尊、声望等诸如此类的东西时，这种倾向才会出现。
这些试验给我们的论点加上一个类似的条件是合理的：当人格的某一基本需要受到威胁而机体没有成功地解决这个问题时，我们可以期待永久的重复，即不成功的应对。
很容易在具有一定表现性的持续行为之间发现一种区别，它不但存在于一种单类型的行为中，并且将更大范围的分支别类随之区分出来。我们已经看到，在“表现性持续行为”或“简单的行为完成”这一大类别之中，不仅包括了释放和宣泄，而且可能还包括运动肌的持续动作，激动的表现（既可能是愉快的也可能是不愉快的），以及一般观念的运动倾向。
要把下列现象包括在“重复性应对”这一大类中也是同样可能，甚至是富有成效的：悬而未决的屈辱感或受到侮辱的感觉，无意识的忌妒或羡慕，对自卑感的持续不断的补偿，潜在的同性恋者不由自主、持续不断乱交，以及其他想解除威胁的徒劳努力。我们甚至可以提出，如果对概念进行适当的修正，那么对神经病本身，也可以进行这样的描述。
我们当然也要注意到，鉴别诊断的工作还仍然存在，也就是说，要问一下：某一个特定的人所做的特定的重复性的梦是表现性的，还是应对性的？还是两者兼而有之？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平常最好不要把神经病想像得那么严重。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像区别先后一样重要。
解除力不从心的应对方式
人们普遍认为，典型的神经病都是典型的应对性行为，不管是总体而言还是就一种单独的神经病症状。弗洛伊德证明，这些症状有功能，有宗旨，有目的，产生了各种各样的效果（直接的益处）；这是弗洛伊德最伟大的贡献之一。
然而，许多症状虽然名义上叫神经病，但又的确不是地道的应对性、功能性或有目的的行为，实际反而却是表现性的行为。仅仅将那些主要是功能性或应对性的行为称为神经病行为，似乎会收到更好的效果，引起更少的混乱；至于主要是表现性的行为则不应该称为神经病行为，而应当另加称呼。
理论上有一个非常简单的实验，可以区分两类不同的症状，即是功能性的、有目的的或是应对性的症状，还是主要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如果假设没有一种症状能使神经病人有所好转，那么这种症状则必然对病人起到了功能性的作用。如果有可能使病人的真正神经症病状消失的话，那么，从理论上讲，他自我感觉是受伤害的。也就是说，他会以另外的方式陷入极度的焦灼状态，感到极度的心神不定。这可以形象地描述为将房屋下面的基石抽掉。如果房屋的确建立在这块基石之上，那么即使这块基石已破旧不堪，远远不如其他石头完整，将它抽掉也仍然是十分危险的。
但在另一方面，如果这种症状并非真是功能性的，如果它并未起某种关键的作用，那么将它抽掉非但不会有什么害处，还能于患者有益。对于症状治疗的一种常见的质疑正是基于这一点之上的，即：假设一种在旁观者看来是毫无用处的症状，实际上却在病人的心理机制当中起着重要的作用，那么，在治疗者了解到它到底起什么作用之前，绝不应该盲目处理。
上述观点实际上包含着这样的意思：虽然症状治疗对真正的神经病症状显然是十分危险的，但对只具有表现性的症状却没有丝毫的危险。表现性症状如果被解除，不会有任何严重后果，而只会于病人有益，这意味着症状治疗的作用比精神分析学家所提倡的要大得多。一些催眠治疗专家和行为治疗专家都强烈地感到，症状治疗的危险往往被人夸大了。
在此提醒一下大家，平常最好不要把神经病想像得那么严重。在任何一个神经病患者身上，都可以同时发现表现性的和应对性的两种症状。在它们之间进行区分就像区别先后一样重要。
一位神经病患者有一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种感觉通常会导致各种各样的反应，患者正是试图借助于这些反应来克服，或者至少是忍受这种力不从心的感觉。这些反应是地道的功能性反应，但力不从心的感觉本身却主要是表现性的；它对患者危害很大，患者也不希望事情会发展成这样。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原始的或者既定的事实，他除了作出反应之外别无选择。偶尔也会出现机体的所有防御系统全部崩溃的情况。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灾难性行为崩溃的原因
偶尔也会出现机体的所有防御系统全部崩溃的情况。原因不外有两种：或是外界的威胁过于强大，或是机体的防御能力过于弱小。
哥尔德斯坦对大脑受伤的病人作了深刻的分析，第一次证明了应对性反应（无论多么微弱）和非应对或应对无效时所产生的灾难性崩溃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区别。
由此而诱发的病症行为可以在病态的恐惧症患者身上看到。这种人不是陷进了害怕的境况，就是要对极其严重的创伤性经历作出反应等等。也许这在所谓患神经病的老鼠所表现出来的疯狂、混乱的行为中看得更为清楚。当然，从严格的定义上讲，这些动物根本就没有神经病，神经病是一种复杂的反应，它们的行为则毫无结构可言。
此外，灾难性崩溃的另一显著特点是没有功能和目的；或者说，它是表现性的，而不是应对性的。因此，不应该把它叫做神经病行为，而最好是用一些特殊的名称来描述它，灾难性崩溃，行为紊乱，诱导性行为失调等等。
可以用另一例证来说明这种必须用神经性应对反应区别开的表现。这就是人类和猿类在经受了一连串的失望、剥夺、创伤之后，有时所表现出来的严重的无能为力和气馁沮丧。这种人可能会达到破罐破摔的地步，主要是因为他们似乎看不到还有什么希望。例如有这样一种可能性：就单是患精神分裂症的人来说，他们的冷漠可以被解释为无能为力或气馁沮丧的表现，也就是说，被解释为放弃应对，而不是任何特殊形式的应对。
冷漠作为一种症状当然可以同紧张症患者的暴烈行为以及妄想型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幻觉区分开来。这些症状似乎是真正的应对性反应，因此似乎表明紧张症患者和妄想型精神分袭症患者仍在争斗，尚存希望。这样，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临床上，我们都应预期他们会有较好的疗效，有较大的康复可能。
与此类似的另一种区分例证可以在久病不起、试图自杀的人身上和对轻微疾病作出反应的人身上看出。这里，应对性努力的放弃再一次明显地影响了疗效。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自由联想为所欲为的法则
可以进一步用同一种区别来澄清自由联想的过程。如果我们清楚地认识到，自由联想是一种表现性现象，而不是应对性现象，我们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由联想之所以能为所欲为。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精神分析理论以及所有来自精神分析学的理论和实践，几乎完全是以自由联想这种临床手段作为基础的，那么，这种临床手段至今受到严格检验，这简直是难以想像的；而且这方面的研究文献少得可怜。如果自由联想确实能导致宣泄和顿悟，那我们也只能说，我们还并不了解原因是什么。
我们可以回过头来检验一下罗夏之类的投射实验，因为这样，我们就可以轻易发现和检验那些人们都早就熟悉的表现的例子。在这个实验中，病人所讲述的感受主要是他自己观察世界的方式所采取的各种表现形式，而不是旨在解决难题的有目的、有功能的尝试。
由于这里主要是一种无结构的状况，这些表现形式使我们就潜在的（或放射型的）性格结构做出推断。也就是说，病人所报告的感觉几乎完全是由性格结构所决定的，而几乎根本不是由外界现实对解决具体问题的要求所决定的。它们所体现的是表现，而不是应对。
我的观点是这样的：要说自由联想意义重大，颇有用处，那么也可以说罗夏试验意义重大，颇有用处。此外，自由联想也同罗夏试验一样，在无结构状态中进行得最为顺利。如果我们将自由联想理解为主要是对于外部表现有目的的要求进行回避，这种现实要求机体屈从于处境的需要，在生活中不是遵循心灵的法则而是遵循肉体的法则；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适应问题为什么会要求一种担负重任的态度。至关紧要的是什么有助于担负起重任。任务所提出的各种要求被用来作为组织原则，根据这一原则，机体的各种能力都按一定的顺序进行排列，以便以最高的效率来解决外界提出的问题。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有结构状态的含义。在这种状态中，状态本身的逻辑要求有所反应并明确地表明了各种反应。无结构状态就大不一样了，它并不明确地要求提出是这些，而不是那些答案，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外部世界是被故意地忽略了。
因此，从另外一个意义上来讲，我们也可以说罗夏板是没有结构的。当然，在这个意义上，它们刚好是几个问题的对立存在。在几何题目中，结构极为严谨，不管人们怎样思索、有什么感觉和希望，也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其实，所谓罗夏板根本就不存在，除了对担负重任和应对的回避之外，没有规定什么重大的任务；因此，它不光同罗夏实验有着相似之处，甚至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如果患者终于学会了怎样正确地进行联想，如果他能够遵循医嘱，不加抑制、不按现实逻辑地报告他的意识中所发生的事情，那么这种自由联想最终必然会表现患者的性格结构；随着现实的决定作用越来越小，对适应的要求越来越易于忽略，对患者性格结构的表现也就会越来越明显。病人的反应于是成了一种由内向外的辐射，而不再是对外部刺激物的反应。
患者在自由联想时所描述的，几乎完全决定了构成性格结构的各种需要挫折、态度等。梦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必须将梦看作是性格结构的表现，因为在梦中，现实和结构作为决定因素比在罗夏试验中还小。痉挛，神经质的习惯，无意之中流露真情的过失，甚至遗忘都带有很大的功能性，但却又并非完全是功能性的；它们也有所表现。
这些表现的另一个作用是使我们可以越来越直接地看到性格结构担负重任的态度、对难题的解决、应对、有目的寻求，这一切都属于人格具有适应性的外表。性格结构则更为远离现实，更受自身法则而不是物理和逻辑法则的支配，更为直接地与现实打交道，因此为了成功而必须遵循现实法则的，是人格的外表，弗洛伊德式的自我。
按照理论，尽最大努力排除掉现实和逻辑的决定力量，才是把握性格结构的方法。安静的房间，进行精神分析用的躺椅，充满自由的气氛，精神分析专家和病人都对作为各自文化代表的责任背景，这一切要求都正是为了达到上述目的，当患者学会表达，而不是应答时，自由联想的效果就会逐渐表现出来。
当然，我们还要面对一个特殊的理论难题。我们已经知道，故意的、自觉的表现性行为会对性格结构本身发生一种反馈。例如，我常常发现，在经过适当选择的人中，要他们尽量自我感觉很勇敢、很慈爱、很愤怒，最终会使他们真的勇敢、慈爱、愤怒起来。在这种治疗实验中，应该选择你觉得本身具备一定的勇敢、慈爱、愤怒，但却受到了压抑的人。这样，有意志的表现就会使整个人都变了样。
艺术最大的优越性在于它是独特人格的表现形式；最后，也许应该这样说：任何的科学事实或理论都可以由别人提出，但只有塞尚才能画出塞尚的画。只有艺术家才是无法替代的。在这个意义上，相对于一件有独创性的艺术品来说所有科学实验都更受外界的制约。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
塑造高度人性的模式
人是动物的种，不过，它具有独特的和史无前例的属性，试图以人是动物这种假设为基础来寻求解决人类社会和政治问题的答案，这种尝试使人类自身一再陷入荒谬的境地。有关人类之谜的这种错误理论究竟有何等危险，可以通过这些失误当中的一个典型——种族理论得到说明。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理论曾为希特勒空前规模的大屠杀作辩护，而且，正是这种理论给从南非到阿肯色的部分人类带来不幸。
人类本性是由与贯穿于大部分生命世界里基本一致的进化力所形成的。人肯定没有完全从其动物躯体赋予他的所有镣铐中解脱出来，不过，在人那里，进化力所塑造的模式是这样独特，以至于人类能够遨游太空，并且获得了对于任何别的有机生命来说都是难以想像的力量。人类的力量包括了足以摧毁他自身的力量，如果他愿意作此选择的话。不过，其中也包括着知识，它使得人能够依据他将选择的道路引导其人性进化的方向。
我们必须避免将生物学上的人视为整体人的庸俗错误，然而，除非将人性视为人的历史发展的产物，否则，人性就颇难得到充分的理解。当然，人的历史发展部分也是生物发展。
此处的目的不在于详细罗列人类生物本性及人类进化的种种独特性质，我只能概略地尝试指出那些影响人类的进化力量，尤其是在形成他的道德心方面起作用的力量。
在有关人类本性起源的任何讨论中，都能记住进化过程的两个普遍特性。首先，进化总是富有功利性的；其次，它又表现为一连串的机会。进化之所以是功利性的，是因为进化的主导力量是自然选择，自然选择行为通常倾向于维持或加强生命对于环境的适应性，而进化之所以是机会，则是因为自然选择缺少对未来的预见。生命和人的进化不是前定的，它是自然界的创造过程，既包括自由的因素也包括可能的失败。
人的生物本性，正如同其他现存物种的生物本性一样，它们所以在长期进化中形成，乃因为这些属性使人类能够持续生存下去，并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然而，除非进化受到有意识的控制，否则，它就会出现惊人的短视。在任何特定时期内，进化都倾向于创造出能支配该时代的那些成功适应于环境的物种，而根本不顾及未来的需求。因此，这就产生了明显的谬误：活的物种几乎总在朝着更大的适应性方向变化，而其中的大多数都会趋向于灭绝的结局。
根据任何生物发展的合理标准来看，人都是有机物进化的最辉煌的产物。人类不仅在数量上急剧增长，而且其足迹扩展至地球上的各个角落。人不仅通过使自身的生物性适应于他的环境，而且通过强使环境适应于他的本性来使自己顺应于环境。他已经或者将要控制所有其余的有机体，可以想像，这些有机体能与之对抗，而且常常攫取他的生命，不过，人类作为物种的灭绝可能性几乎是微乎其微的，除非是由于他自己的愚蠢。
人在生物学意义上的成功绝对不意味着他的生物本性就没有缺陷或瑕疵，情况远非如此。人是一个充满着内在矛盾的可疑动物。一方面，他禀赋着理性和同情心，尽管我们现在不再持有启蒙时代的乐观断言，认为只要通过某种政治和教育改革，人们就能够自然而然地过上富有德行的生活，但我们大多数人仍然相信，民主是为多数人实现某种程度的幸福生活的有效途径。然而在另一方面，我们常常目睹，甚至那些相当有教养的和过着优裕生活的人仍以一种丑陋的方式在行事。
弗洛伊德及其追随者试图劝我们相信，我们是伴随着一大堆混乱愿望而出生的，这使得我们只有在克服最大困难的前提下，才能与任何人类社会中的生活需要相融洽并且在大多数场合下，我们只能通过压抑或升华的手段才能达到这一点。看上去，大多数信奉原罪和地狱的人对于人类本性所持的看法，比起某些弗洛伊德门徒所持见解，要更使人感到满足。
另外的考虑更为实际。在生物进化问题上所存在的机会论导致相应的缺陷和不足，但是，由进化所赋予人的种种缺点因其他品质的优越性而得到补偿。尽管人就其体质而言，既不更加强壮和灵活，也不能更为适应严酷的气候，然而人种在生物进化上的成就毕竟是一种事实。人在种族翰经中之所以是胜利者，乃因为他大脑的力量，而不是由于他的体质。
自然选择不可能在离开其他品质的基础上改进人的力量、忍耐力以及智力。人是作为完整的存在物幸存或死亡、养育家庭或不生子女。适应性强的理智或许补偿了相对来说较为松弛的体质上的衰退。因此，自然选择强化了人的持续生存能力，而未增强作为物种的人在生物机能方面的全面完善化。
使人在生物世界中占据支配地位的人的独特品质，是他能借助符号和抽象的思维，这种借助符号和语言的能力导致人类独特交往方式的发展。这种语言现象在动物那里只有微弱的征兆。通过语言，以后是通过书写文字的交往，使人得以发展出构成文化本身的独特学习传统和技巧。生物特性遗传的效果要远远低于文化的传递。前者只有经过两性细胞中不同基因在父母至子女以及其他直系亲属之间的遗传关系才得以完成，而后者则是通过学习和训练，并且在原则上任何普通人都乐意于接受它，况且，随着书面语言和印刷术的发明，这种文化传递方式便有可能潜在地脱离空间和时间上的距离而独立进行。
获得性身体特性不是经由遗传获得的，而获得性文化品质则可以与传统本身一起传下来，从而日益丰富了文化遗产。人类遗传特性赋予人以吸收基本价值的能力，亦即通过在一代与一代之间获得和传递知识与技能来支配环境。每一代后来人经过自身选择都可以站在前代人的肩膀之上，追求着更大的成就。这种遗传方式的出现真是进化的绝妙作品，它使人达到了生命世界的顶峰。
人们曾作过种种有趣尝试来理解作为我们这个物种遗传特质之一的人类价值的起源问题，居里安·赫胥黎近来是这种观点最积极的倡导者。确实，可以颇为合理地假定，某些与价值世界相关联的机制是由遗传所决定的。
人类是哺乳类动物的一种，而哺乳类动物的一个独特适应方式在于，其后代的成长是在父母照料下进行的。这种父母之爱根源于深层人性之中。既然人是一种社会动物，所以，他总是更多地获益于人之间的友好情谊，而不是获益于那种好斗的倾向和行为，自然选择必定是植根于我们那些适于有组织生活的倾向中。不过，若仅仅根据这一基础，的确很难解释存在于人类社会之中的价值体系，许多视为道德的或值得赞许的行为方式既未能提高生存的机会，亦未能增加以此种方式行动的人再生产的成就。然而，一种遗传特质的选择价值却可以经由其生物载体给后代所带来的好处予以衡量。
关于人类价值起源于自然选择的看法，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难以证实的假说。人类价值是我们文化遗产的一部分，它们是文化进化之火锻造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过程的产物，它们对于人性中生物基础的依赖性是真实的，然而却是间接的。
人们同样考虑到了启蒙时代的乐观信条。人类精神完全是由经验和教育形成的，然而，若据卢梭的看法，正是出生时这种完全相同的白板，才使得每个人都是善的——“人生来就是善的，只是由于制度，他才变成恶的”。这种自然人是一种高贵的未开化人，他们尚未为文明的邪恶所玷污。如今，这种对于高贵的蒙昧人的信念已经毫无认识价值了，然而这种有关人天生即善的看法却仍由阿什利·蒙塔古颇为聪明地作了辩护，“不是由邪恶的婴儿才长成邪恶的人类，相反，倒是邪恶的社会才使得善良的婴儿变为不正常的成人，并且这一切都是在不良社会制度下形成的。婴儿生来即善，并且渴望继续为善”。
可以将这种白板说颇为容易地与相反的信念联系起来，那就是，人生来就是恶的，这方面的古典例证是霍布斯的观点。在他看来，人在自然状态下表现为一切人对人对一切人的持久战争。这听起来就像达尔文所说的为了生存所展开的斗争。
所谓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达尔文本人很可能会厌恶地予以摒弃的学说，不过是霍布斯、马尔萨斯以及生物种族主义的一种狡黠的、矫揉造作的大杂烩。与白板说相反，它认为，个性是由我们的基因所决定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伴随着不同于别的所有人的基因而出世，然而，从戈比恩到达林顿的种族主义者都声称，某些人生来就是善的或超人一等的，而另外一些人则由其遗传上的恶和劣等性，或者这两者同时所预告决定了环境和教育对于改变这种由基因所决定的品质是无能为力的。不过，或许是由于一种奇妙的巧合，种族主义者本人几乎总是自以为属于那些遗传上最优等的人群之列。
关于人类文化进化系由种的遗传禀赋所决定的这种看法，有其足够的根据。一个人只有通过学习，以及从婴儿期开始的社会化过程才能获得其独特的文化品质。不过，具备正常的人类基因对于接受人类社会环境的社会化影响也是必不可少的。比如，畸型小头白痴的基因会使人完全不可能从事学习。一只类人猿、猴子、鹦鹉或者一条狗尽管能够学会许多不同的东西，然而，却不可能学会一个人类幼儿轻易就能学会的许多行为。文化只有在它的某些基础上已在生物进化中形成时，才是可能的，不过，文化又会反过来影响着生物上的特性，人类在生物发展上的主要趋向曾经给予文化发展以充分的活动余地。
文化进化的自主性并非意味着，在我们的文化与我们的基因中间，存在着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文化的自主性只是表明，基因虽然使文化的发展成为可能，然而却不能决定其内容。同样，人类基因决定了言语能力，但却不能决定人将说些什么，这种自主性的证据来自于激进的文化变革时期。
在这里，在没有明显的基因变化情况下，许多人类社会却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生活于100年以前或更近些时候的我们的祖先，还是粗鲁的未开化人，他们仰仗欧洲森林地带有限的自然贡物竭力维持险境丛生的生活。然而，仅仅用了几代人的时间，工业革命就已经改变了数亿人的居住条件及生活方式。很有可能，在所有人类居民那里，都发生着遗传变异，不过，还没有理由相信，存在于我们的文化状态与两代人。
人们曾一再努力，试图证明存在着导致人类社会盛衰交替的遗传变化。罗马的衰亡曾被归结为传说中晚期罗马人劣生习俗的盛行，而我们自己文明的蜕化则被归为在经济上遭受不幸的那些阶级过高的出生率。对这方面的情况作细节上的讨论在这里显然是不可能的，不过，上述各种尝试迄今为止并未产生使人完全信服的结论并不为过。人类居民的遗传品质状态确实应予以密切关注，尤其是当许多狂人试图通过投放更多原子弹来确保他们自身安全时，更是如此。同时，由于人类居住环境的改善，可以预期，人类命运也会发生巨大的改观。
人在没有相应的遗传变异情况下所具有的文化适应能力，以及改变他的居住条件、生活方式、甚至信念、希望和愿望的能力，是生物发展史上最奇妙的现象。人以外的其他有机体往往选择一种或几种生活方式的同时而发展了专门的机能；在这里，对新环境的适应只有在发生了种的遗传品质进化变异的条件下，都是可能的。
然而，人却可以通过改变其文化来适应新的环境，或者干脆通过他的文化手段来改变环境，这是人类生物本性最为基本的特性之一。那种白板说似乎是来自于日常生活的观察，因为，至少与动物相比较而言，人们多多少少更易于根据新的条件和新的使命来调整他们自身。
上述观察无疑是对的，而由之引出的结论却是错误的。关键的事实在于，人类社会和文化环境具有其独特的不规则性，无论是由个人的生活，抑或根据家庭、氏族和种族的命运任何一方面来看，都是如此。生物遗传一般都是依照极为严格的方式进行的，而生物进化又是如此缓慢，以至于难以成为适应不断变化的人类环境的机制。
然而，正如以上所述，文化的遗传却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并更易于进行广泛的传播。这本身就充分说明了促进文化遗传改变的基因是由人类进化过程中的自然选择建立起来的。它们产生了具有无限潜力的人类适应机制，后者可以借助人类所具有的生物条件而有效地发展作用。众所周知，有机体在不改变其通常机能运动条件下，针对其外部环境所作出的补偿能力，被称为体内平衡，而人类经由其经验、学习和教育而获得福利的能力，则是一种独特而有效的自动平衡机制。
白板说的原理对于那些相信凡人皆为平等机会所创造的人来说，或许是有所帮助的。不过，平等是一个伦理学上而不是生物学上的概念，这是文化进步的结果，而不是生物进化的结果。平等并非建立于生物同一性基础之上，事实上，除了孪生子之外，世界上没有任何两个人携带完全一样的基因，这并不意味着，人是“自由的和不平等的”，人的个性发展显然是因为存在着文化环境上的差异。白板说的追随者们以此作为证据，他们断言，人都是相象的。不过，恰恰是相反的结论才是有根据的。人类发展模式的可塑性是造成人们相互之间差异的原因，它是根据人们生活条件的不同进行适时调整的手段。人是形形色色而又彼此平等。
人精于控制其周围的物理环境，由于技术的进步，如今生活于不同地域人类的物质生活条件只有较少的区别，不过，如果整个人类仍然滞留于原始文化状态，这种区别将会大得无法比拟。相反，文明一次次召唤人们作出新的向往，提供了在诸如职业、角色方面日益增长的广大范围。
那么，进化过程究竟是以何种方式为适应这种本质上无限的功能变化做准备的呢？从生物学上讲，只有两种方式是可能的。首先是遗传特化。这一点可以与狗、马、或其他驯养动物的饲养作一类比而得到说明，人们已经驯化出猎狗、看门狗以及为退休老处女所迷恋的各式各样的狗。第二种方式是体内平衡和发展生物适应性。
人根据其社会文化环境所作的调整涉及到这两种方式，然而，这些方式并非像通常所设想的那样可以任意加以选择，相反，它们是互补的。依据经验和训练的修正总是伴随着遗传上的多样化。的确，大体上讲，发展适应性是这两种方式中更为重要的方式，正如我们所指出的那样，由这种适应性带来的细节上的逐渐改进，曾适应了人类进化过程中那些最有意义的特征。
社会对于个体所提出的要求是形形色色的，更为重要的是，它要求个体迅速随时代而变化，以便使得遗传本身足以确保种的持久延续性，至少在文明阶段上是如此。不过，遗传多样化倒是促进了人类适应潜能的不断增长。
人种的遗传品质并不能规定所有人本质上的善或无可救药的恶，不能规定人是有德行的还是邪恶的，聪颖的还是呆滞的，愉快的还是乖僻的。宁可说，它们只是提供人们以可能性的范围，但这种潜在可能只有根据环境才能得到实现。然而，并不存在对所有人都完全一样的遗传特性，甚至也不存在对所有“正常”人来说共同的遗传品质。
遗传品质是极其多样性的，这种多样性几乎是与活着的、曾经活着的，乃至将要出生的人的生命数量一样多样化地同时并存。每一个人都是一种史无前例的、非再生性基因模式的载体，人类的本性是复杂多样的，这就如同他们的人生观一样。
人们用不同的方式理解世界，主要的差别就表现在，某些人是较为抽象地在思考，因此，他们很自然地首先会想到统一性，想到整体、无限性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概念；而另外一些人们的精神则是具体的，他们往往考虑着健康的疾病、利润和亏损，他们创造了圈套和悲剧，除了那些他们业已具备，可以应用于实际问题的知识之外，几乎从不对别的知识发生兴趣，他们总是试图去劳作、付酬、治愈和教授。第一类人可以被称之为梦想家；第二类人通常被认为实际的和有用的。
历史表明，这种实际上的事务人往往缺乏远见卓识，同时也说明“懒惰的”梦想家的正确。不过，历史也表明，梦想家们往往出错。
可惜，我们无法获知，在多大程度上“梦想家”与“实践家”之间的上述区别是由其基因上和他们所处环境的不同所产生的，这两者很可能都在某种程度上被卷入过程中。无论如何，一个由梦想家和实践家组成的社会肯定要比一个仅由梦想家或仅由实践家组成的共同体好得多。
人类社会，尤其是文明社会，其繁荣都仰赖于多样性，至于这种多样性究竟是由环境还是由基因引起，都没有两样，这是由于人类社会本身就是由许许多多有待运转的不同机构所组成的。的确，人的进化在一方面业已为可教育性和职业上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另一方面，也为基因的多样性提供了生物基础。
在这里，最有趣的谜语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利用人们同等权利背后所存在的这一多样性，以便确保人类最大限量的最大幸福。有谁敢斗胆声称，他已经完全解答了这一谜语呢？人为的符号系统是基于分类之上的，这种分类部分是人类共有的，部分是在某种特定文明历史中发展起来的。
培养完美人类行为的图式
有机体的进步和人的进步之间存在着相仿的基础，即还原论假设。这种假设是：生物学最终可以还原为物理学和化学，同样，行为科学和社会学亦可以还原为生物学。或者说，一个生命有机体是一种复杂的物理化学系统，所以人们设想，人的行为是那些低于人类的物种所表现出来的各种行为方式和行为因素的特别错综复杂的综合产物。
我认为，事情并不如此。简明扼要地说，我确信科学领域是由这样三个层次组成的——物质自然、有机体和人的行为即个体行为和社会行为。
让我再澄清一下我所表达的含意。我并不是说在这三个层次之间彼此毫无连续性。作为一个对物理学下了很大功夫的生物学家来说，显然，我认为物理学和化学是生物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同样，生物学又是人的行为科学的必不可少的基础研究。我要强调的是，突现观点是基本正确的——每一更高层次上会呈现出较低层次上所不具备的新的特征。
让我们把这个图式运用到人的行为研究当中。人的行为的独一无二的特征是什么？我认为答案简单而明确。人的所有特点是在语言、思维以及其他所有的行为方式中创造了一个符号世界。
人在自然中的独特地位是以其生活中的符号优势为基础的。除了那些生物学需求的即时满足，人主要不是生活在一个物的世界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符号的世界里，这里符号取代了物。例如，一个硬币是一种工作量或作用价值的符号；一份文件是某种成就的符号；一个词或一个概念是一件事或一种关系的符号。一本书或一种科学理论是积聚起来的符号的奇妙的构建；凡此种种不胜枚举。
这些都表明，人的生物学价值和其作为人的价值是不相同的。与那些根据对个体和种类的生存“有用”或“有害”而进行的生物学划分不同，我们所谈的人的价值主要是指在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符号世界。你可以发现这个定义涵盖了人类行为的一切领域，如科学、技术、艺术、道德或宗教。当技术使人可以控制自然时，这些符号系统就可能具有生物学意义上的适应性和功利性。
这些符号系统可能是中性的，如希腊雕塑和文艺复兴时期的绘画，很难说它们对更好地适应和生存有什么贡献。这些符号系统也可能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个人的小符号世界崩溃了，就会导致战争和大规模的毁灭。
我的观点引出了许多可以思考的问题，这里我只能讨论其中的一部分，即神经学和进化论问题。人取得特殊成就显然源于其大脑的进化。用一种过于简单粗糙的话来说，正是由于神经学家的功劳，才使我们能够区分具有原始功能、本能和冲动的旧脑或原脑与具有人格、意识知觉、情感、意志行为，特别是人的符号功能特征的大脑皮层或新脑。让我们观察一下从低等脊椎动物到人的大脑，可以发现它们的特点是大脑皮层的发展，即前脑的脑量及其复杂性增加了。
我们所说的人的发展指由于前脑脑量的大量增加所造成的智力方面的发展的结果。由此，人类才得以建立起言语和思维的符号世界，并在5000年有文字记载的文明史当中获利科学和技术的某些发展。
然而，由于对此缺乏解剖学基础的证明，在人的本能方面几乎看不出有什么发展。这里的结论既适用于行为的积极方面，又适用于行为的消极方面。卢梭所塑造的是质朴的完善的自然人，只是被文明所腐蚀了，而弗洛伊德所塑造的是被潜意识压抑力不可靠地束缚着的天生的侵略者、弑父者和通奸者。这两类人同样都是浪漫的不现实的人。
尽管这种本能行为可能是传统道德规范的基础，但它并不是人所独有的。几乎在所有动物身上都存在这种父母儿女的特性，其中有些表现得更加充分。我们取得了发展，从原始的神话到量子论用了5000年，从蒸汽机到氢弹用了大约150年。然而，自从老子、释迦牟尼或基督至今的一般道德水准的发展却并不乐观。解剖学的解释非常简单，即人的大脑皮层为智力成就提供了大约100亿个神经细胞，但是并未为情感和本能方面的发展提供基础。
从文化人类学和历史学的角度也可以得到同样的结论。人为的符号系统是基于分类之上的，这种分类部分是人类共有的，部分是在某种特定文明历史中发展起来的。第一个事实可以解释所有高级宗教共同遵循的关于行为的黄金律特征。第二个事实可以解释某些道德规范的特殊性。道德价值确实是有差别的。
这种差异之大，以至在某种文化传统中正常的行为方式会被在其他文化中的人看成是精神分裂症。这完全是由不同文化的符号结构所决定的，甚至是由一种文化中不同的参照系所决定的。在和平生活中将受到惩罚的谋杀行为，在战争的参照系中却被看成是一种英雄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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