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对人类心理规律和非人类自然规律的认识，应该按实在本身怎样的角度去认识，而不是按我们喜欢它怎样的角度去认识，即使如此，我们也不可能完全认识非人类的实在，但我们多少能一定程度地认识它却是可能的，这就说明了认识和创造的无限性，以及需要和自我实现的层次性。

    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

    ——马斯洛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化的图式中可以看作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合成物，也就是作为焦虑缓解设计（防御的）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争胜的）的一种混合。

    减轻焦虑的认知方式

    如果我们的任务是获取关于人的知识，那么，传统科学的概念和方法有哪些是适用的，哪些是不适用的？这些不适宜造成的后果是什么？有什么应该改善的？我们能提供什么值得考虑并能经受检验的反建议？一般科学能从人的科学中得到什么启发？

    科学起源于认识和理解（或解释）的需要——认知需要。我曾列出各个方面的证据说明我为什么会觉得这些需要是类似本能的，因而能说明人性（不仅是人性）和种性特征。在那里，我试图把出于焦虑的认知活动和那些没有畏惧或正在克服畏惧因而可以称为“健康的”认知活动区分开。换句话说，这些认知冲动似乎不是在畏惧条件下就是在勇气条件下发挥作用的。但在不同条件下，这些冲动会有不同的特征。

    当好奇、探索、运筹出于畏惧或焦虑的唆使时，主要目的可以看作是为了减轻焦虑。从行为上看，似乎是对研究对象或探索领域的性质有兴趣。事实上，很可能是生物机体试图使自己安静下来和降低紧张、警惕和恐惧的一种努力。此时此刻，未知的对象首先是一种引起焦虑的东西，而审察和探索行为则主要是为了解除“毒素”——使对象成为不可怕的东西。

    有些生物机体，一旦恢复了信心，可能接着进入对于对象本身的审察活动，而且完全出于一种对外界独立存在的现实的好奇。另一些生物机体，在对象一旦解毒成为熟悉的东西而不再可怕时，当然也有可能完全丧失对它的兴趣。那就是说，熟悉能导致不再注意和厌倦。

    从现象学角度来考虑，这两种好奇是彼此不同的。在临床上和人格学上它们也是不同的。最后，在行为上它们的表现也不同，在几种似人动物中以及人类中也是如此，如许多精巧的实验所证明的。

    就人的情况而言，这些论据迫使我们不得不提出另一个高于纯好奇的概念。不同的学者曾谈论过许多不同的需要——理解需要，意义需要，价值需要，对哲学或理论的需要，或对某种宗教或宇宙学的需要，或对某种解释系统或法则系统的需要。这些向高级概念的初步的接近，一般涉及的是对秩序、结构、组织、抽象或简化杂乱事实的需要。经过对照比较可知，“好奇”一词在多数场合可以解释为对单一事实、单一对象，或充其量也只是对有限的一组对象或情境或过程的集中注意，而不是对整个世界或它的巨大部分的注意。

    这种理解需要，像它的先行的、强有力的认识需要一样，也可以看作是这种需要自身的释出和对行为的组织活动，目的在于减轻焦虑或满足认识现实的非焦虑兴趣。在这两种情况下，临床的和人格学的经验都表明，焦虑和畏惧一般都比认识现实性质的非人格兴趣更强有力。在这样的场合，“勇气”既可以看作是畏惧的消失，也可以看作是克服畏惧的能力和虽有畏惧仍能积极活动的能力。

    任何认知活动，不论是制度化，还是个人化，前者如科学工作和哲学探讨，后者如在心理治疗中对真知灼见的追求，二者都能对照这一背景得到较好的理解。有多少焦虑和多少无焦虑的兴趣包含在认知活动中？鉴于多数人类活动都是两者的混合，我们必须问一下，焦虑与勇气的比率如何？行为（包括科学家的行为）在最简化的图式中可以看作是这两股力量相互作用的合成物，也就是作为焦虑缓解设计（防御的）和以问题为中心的设计（争胜的）的一种混合。

    对这一基本的辩证法，我曾在不同场合以几种不同的方式进行说明。这些说明对于不同的意图各有不同的作用。首先，我把我所谓的“争胜的机制”和弗洛伊德的“防御的机制”区分开。前者是指在没有焦虑或不顾焦虑的情况下，争取对生活问题的积极、勇敢和胜利的解决；后者是为了在继续寻求满足时减轻焦虑。

    另一种有益的区分是在成长性动机和缺失性动机之间做出的。认知既可以更倾向前者也可以更倾向后者。在认知主要是由缺失激发时，它更倾向需要缓解、体内平衡和感受到的缺失的减轻。当认知行为是由成长激发时，它不倾向需要缓解而更趋向自我实现、丰满人性、更趋向表现、更无我、更以真实为中心。这有点像是在说：“一旦我们个人的问题得到解决，我们就能真正为世界而对世界感兴趣。”

    成长被看作是一系列日复一日的无尽抉择，每次抉择不是退向安全便是趋向成长。在这过程中，必须一次一次地选择成长，必须一次一次地克服畏惧。

    换句话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相对防御的，由缺失性动机和安全需要激发的，主要是被焦虑推动的，以能减轻焦虑的方式行事。也可以说，科学家可以看作是已经制服了他的焦虑，能积极地对付问题，争取解决问题的胜利，是由成长激发趋向人格完成和丰满人性，因而是自由转为外向，趋向一种本质上吸引人的真实性，全身心地关注它，而不是关心它对个人感情困难的关系，即他可以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

    事实上，有许多方法对付这样的焦虑，其中有些是认知方面的。对这样的人，那些生疏的、模糊不清的、神秘的、隐匿的、意外的事物往往是有威胁的。有一种方法可以使这些事物变成熟悉的，可预见的，可以驾驭的，可以控制的，即不可怕的，无害的，也就是说，认识并理解这些事物。因此，知识可能不仅有促进成长的作用，而且有减轻焦虑的功能，有保护、维持体内平衡的功能。

    外在表现的行为可能是非常相似的，但动机可能极其不同。因而主体的后果也不同。一方面我们有慰藉的叹息，高度紧张的下降感，就像受惊扰的管家夜半持抢探查楼下神秘而可怕的响声那样。这和一个青年学生第一次用显微镜观察一个细胞的精密结构，或忽然理解一首难解古诗或政治理论的韵律或意义时的启蒙、兴奋甚至狂喜完全不同。在后一类事例中，你会觉得自己变得更高大、更聪明、更强有力、更丰满、更胜任和更敏锐了。

    这一动机的辩证法可以在最广大的人类画布上看到，在伟大的哲学中，在宗教结构中，在政治和法律系统中，在各种科学中，甚至在整个文化中也可以看到。极简略地说，这些画面都能同时以不同的比例代表理解需要和安全需要的结果。安全需要有时能完全克服认知需要以达到焦虑缓解的目的。摆脱焦虑的人能更大胆、更勇敢，能为求知本身进行探索和推理。我们当然有理由设想，后者更有可能接近真知，接近事物的真实性质。安全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比成长哲学或宗教或科学更容易成为盲目的。这种求知的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是强迫性的、呆板的，它是引起焦虑并产生焦虑的。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是求知的，因为一旦现实被认为是无危险的就不再引起兴趣。那就是说，现实本身没有什么要紧。

    认知中的焦虑缓解机制

    事实上，认知的病态这一动机在多数病态事例中的作用已毫无疑问地证明：寻求知识有助于焦虑缓解。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哥尔德斯坦从中取得那么多知识的脑伤士兵吧。他们在能力上的真正损伤和真正丧失，不仅使他们觉得自己缺少能力了，而且使外部世界看起来更不可抗拒了。在面对那些他们无法应付而只能期待失败的问题时，他们很多行为可以理解为一种保持自尊和避免焦虑的尝试。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他们首先尽力缩小自己的活动范围，以求回避他们无力处理的问题，并使自己仅仅处理他们有能力对付的问题。

    在这样狭小的世界中，大胆的尝试缩减了，企望和目标变得“适度”了，这些脑伤士兵更能顺心如意了。然后，他们谨慎地安排和构筑这些狭小的世界；他们使每一件东西都有自己的位置并各就其位；他们竭力使他们的狭小王国变得几何图形化，变得能够预测、控制和安全；最后，他们倾向于冻结它们，使它们成为静止的和不会改变的形式，并避免再变动和流动。就这样，他们使个人的世界变得更可预测、更可控制，并且不那么引起焦虑了。

    对于那些能力有限而又不信赖自己的人，对于那些觉得外部世界远远超过自己能力而不能接受这种事态的人，这些行为是合理的、合乎逻辑的、可以理解的，它们是起作用的。依靠这些办法，这些士兵的焦虑和痛苦的确减轻了。对于偶而来参观的人，这些病人看起来与正常人毫无差别。

    从实用的观点看，这些能给人以安全感的机理是健全的，而不是疯癫的、离奇的和神秘的。只要我们以新盲者作为切近的类比，这一点就能很容易地看清楚。这些盲者由于能力较前减少，也必然要把外部世界看得更危险、更不可抗拒，并立即精心构筑各种安全机制保护自己免受实际伤害。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缩小自已的活动范围，甚至是闭门不出，除非他们能使外部世界“受到控制”。

    每一件家具都必须有固定的位置；每一件东西都必须保留在原来的地方；不能让任何无法预料或意外的事情发生，那是十分危险的。世界必须依然如故，变动意味着危险。从一个地方到另一地方的路线必须默记无误，一切必要的东西都必须停留在原处。

    在强迫性神经症患者身上也能见到类似的情形。这里有一个基本的问题似乎是有一种对人自身内部的冲动和情绪的畏惧，也许这个说法太过于简单化。他有一种无意识的担忧，怕这些冲动和情绪会失去控制，会发生可怕的事情——也许足以造成谋杀。因此，他一方面严密控制自己，另一方面他又把这种内心的戏剧性情绪和冲动投射到外部世界并力求控制它。

    他在自身内抵制的东西——情绪、冲动、自发性、表现性，他在外部也拒绝，尽管是以一种矛盾心情拒绝。因为他拒绝他的内在呼声和信号，从而丧失对他的自发的愿望和类似本能的冲动的信赖，所以他只好仰仗外部信号告诉他如何行动以及何时行动，如仰仗日历、钟表、日程表、时刻表、资格、几何图形化、定律以及各式各样的规则。由于他爱变化、流动和意外袭击而使他不能自动自发，因此，他必须摊开未来，计划未来，使未来严格就范，使未来变得可以预测。最终，他的行为也会逐渐“组织”到可重复的程式中。

    在这里我们也认识到有同样的安全机制。强迫症患者缩小他的世界，回避令人不愉快的人、问题、冲动和情绪，换句话说，他的生活圈子很狭窄，会逐渐变成一个拘束的人。为了便于控制自己的世界，他压缩外部世界；为了避免他的畏惧，他安排、规范，甚至冻结他的世界，使它变得可以预测并因而可以控制。他倾向于“靠数字”生活，靠规范手册生活，依赖外部暗示而不是内部暗示生活，依赖逻辑和事实而不是冲动、直觉和情绪生活。例如，一位强迫症患者有一次曾问道，他如何才能证实自己是在恋爱。

    极端的歇斯底里神经症患者，常常用来和强迫症进行对比。对于我们来说，这个问题是没有多少意义的，因为他的大量压抑和否认都是回避令人痛苦的知识。很难想像这样的人能成为什么科学家，更不要说成为工程师或技术专家了。

    在某些多疑的和妄想狂的人那里，我们还能了解到下面一些事实：这些人不由自主地需要知道一切正在发生的事情；他们害怕不知情；他们必须了解闭锁的门的背后进行的一切；那边的奇怪声响必须得到解释；听不清的话语必须听清楚。危险在于不知情，只要真相不明就存在着危险。这种求知的行为主要是防御性的，它是强迫性的、呆板的，它是引起焦虑并产生焦虑的。从表面上看，它仅仅是求知的，因为一旦现实被认为是无危险的就不再引起兴趣。那就是说，现实本身没有什么要紧。科学家与一般人的主要不同在于：科学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心追求真理的，能自觉自愿地这样做，而且竭尽所能地从事有关技术的学习和道义观念的培养。

    战胜认知病态的有效工具

    在临床上，我们可以观察到的某些其他病态的有关认知需要的表现，可列清单如下：

    不论是在科学家身上，还是在常人身上，主要引起焦虑的有：对确定性的强迫性需要，而不是对确定性的喜欢和欣赏；常常作为迫切需要确定性的一种后果而出现的不成熟的总结；由于不能忍耐等待状态，因此不能长久不知道如何决定；由于同样的理由而不顾一切地顽固地坚持某一结论，尽管新的资料和它矛盾；否认无知（因为惧怕显得愚蠢，软弱，可笑），不敢说“我不知道”或“我错了”；否认怀疑、混乱、困惑；需要显得坚决，肯定确信、自信；不能虚怀若谷。

    反畏缩机制是一种反对畏惧的防御，也就是说，在自己确实惧怕时否认自己惧怕。惧怕显得软弱、温柔或感伤，最终可能成为一种反对女性化（误解的）的防御机制。在科学家中，那种想变成讲求实际的、意志坚强的或严格精确的合理愿望可能病态化为“仅仅讲求实际”，或惟意志的，或变得不可能不严格。最后，有可能形成一种倾向，不能变得温柔些，不能让步，不能没有控制，不能忍耐、承受，甚至当环境分明需要这样作为更好理解的先决条件时也不能做到，如在心理治疗中。

    在这里指出另几种认知病态。认知者中的多样性的丧失，换句话说，只有能力成为主动的、统治的、专横的、控制的、“当权的”、“阳性的”，而不能同时成为非控制的、非干预的、承受的。精神分析型的文饰，例如，我不喜欢那人，我要找出一个好的解释理由。对含糊不清不能容忍，不能和含糊的、神秘的、尚未充分认知的东西安然相处。

    符合的需要，赢得称赞、成为集体一员的需要——不能有异议，不能不受欢迎，不能孤立。这和认识的关系可以在阿施、克拉茨费尔德和其他人的实验中看到。

    在深入的心理治疗中，夸张、妄自尊大、傲慢、自我中心、妄想狂倾向，常常证明是一种针对深层潜伏的软弱和无价值感的防御手段。无论如何，这种类型的“我”是有碍于对现实的明晰观察的。

    针对个人自己骄傲、伟大、神化倾向的防御手段，抱负水平的下降。逃避个人自身的成长。不能相信人能发现某种重要的事情，因而形成对妄想、夸张和狂妄的畏惧的盲目状态，不信服，不能突入并探索这样的发现，并且自身安于琐碎问题。

    对权威的过分尊崇，对伟大人物过分崇拜，需要保有他的爱。仅仅变成一个门徒，一个忠实的追随者，最后成为一个帮腔的丑角，不能独立自主，不能肯定自己。请具有如此认知病态的人牢记：不要成为一个弗洛伊德的追随者，要成为另一个弗洛伊德；不要亦步亦趋地跟随大师，要追求他们的目标；轻视权威，需要向权威挑战。不能向长者或老师学习死东西，要灵活应用。

    经常而且只有讲道理、讲实用、合逻辑、进行分析、要求精确和明智的需要。不能也成为非理性的、豪放的、着迷的、直觉的等等，尽管当时的情况更需要这样。

    理智化——把感情的东西也转化为理智的，只看到复杂情境的理智面，满足于正确的定名称而不是体验等等。这是专业知识分子的通常缺点，他们往往在生活的感情和激情方面比在认识方面更盲目。

    利用聪明才智作为支配人、胜人一筹的手段，或往往以牺牲部分真理为代价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病态的范畴化——墨守成规知识和真理，由于种种原因可能引起畏惧，因而出现回避或歪曲真相的倾向。

    也就是说，成为一种逃避实际体验和认识的倾向。

    强迫性的二歧化；两种评价倾向；非此即彼；不是黑的就是白的。

    对新奇的需要，贬低熟悉事物的价值。假如一件事情重复了100次就不会再被视为奇迹。贬低已知的事物，例如，视之为陈词滥调，平淡无奇等等。

    当然，还可以几乎无止境地罗列下去。例如，除有种种影响之外，一切弗洛伊德式的防御机制都会导致认知的无效。除了其他方面的病态，神经症和精神病患者一般也都可以看作是认识性病态，对于性格紊乱，存在性“紊乱”，“价值病态”，人的能力的衰竭萎缩，发育不全或丧失也可以这样说。甚至很多文化和意识形态也能用这种观点进行分析，例如，可以认为是鼓励愚蠢的，不鼓励好奇心的等等。

    通向完善真理的道路是布满荆棘的，充分的认知是困难的，不仅对于一般人而言如此，对于科学家也是如此。科学家与一般人的主要不同在于：科学家是经过深思熟虑才决心追求真理的，能自觉自愿地这样做，而且竭尽所能地从事有关技术的学习和道义观念的培养。事实的确如此，科学一般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技术，容易犯错误的人能用它战胜他们自己惧怕真理、回避真理和歪曲真理的倾向。

    鉴于上述论述，因此，对于认知病态方面的系统研究，似乎是科学研究的一个明显的和正常的部分。显而易见，知识的这一分支应能帮助科学家变成一个更好的认知者，一个更有效的工具。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

    避免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手段

    似乎当所有这些“美好的”科学词汇——预见、控制、严格、确定、确切、精确、简洁、秩序、合法则、数量化、证明、解释、有效、可靠、合理、结构等被推向极端时，都能变成一种病态。它们全都可以被迫为安全需要服务。换句话说，它们可能变成避免焦虑和控制焦虑的手段；它们可能成为混乱而恐怖的世界的解毒剂，正如也可能成为热爱并理解可爱而美妙的世界的工具一样，为确定性或确切性或可预测性等等而工作；既可以是健康的，也可以是不健康的；既可以受防御动机驱策，也可以受成长动机鼓励；既可以导致焦虑的缓解，也可以得到发现和理解的欢乐。科学可以成为一种防御手段，也可以成为通向自我实现的道路的拓路机。

    为了不致引起对一个重要论点的误解，我们必须也注意到那种勇敢的、以成长为动力的、心理健康的科学家。为了估出鲜明的分辩和对比，这里再一次取其极端的类型。所有这些同样的机制和目标也都能在以成长为动力的科学家身上发现。不同之处在于，它们不是神经症的；它们不是强迫性的、僵化的、不可控制的、得不到及时回报时也不会引起焦虑；它们既不是急迫必需的，也不是绝对必需的。

    对于健康的科学家，有可能不仅欣赏精确之美，而且也欣赏松散、偶然和模糊之美。他们能欣赏理性和逻辑，也能愉快地着迷、粗放或情绪激动；他们不害怕第六感觉、直觉或不现实的想法；他们认为成为明智是一种乐趣，偶而忽略常识也是一种乐趣。发现规律是很有意味的事，解决某一课题的一套精巧的实验确实也能引起高峰体验，但困惑、猜测和进行幻梦般以及嬉戏般的推断也是科学竞赛、猎奇乐事的一部分。思索雅致的论述或数学证明能产生巨大的美感和崇高的体验，而思索深奥莫测的原理也有如此体验。

    在伟大科学家的多才多艺中所有这些都体现得淋漓尽致，在有创造力的、有勇气的和胆识过人的科学家的多方面活动中体现出来。这种既能受控制又能不受控制、既能严谨又能宽松、既明智又着迷、既清醒又沉醉的现象，不仅是心理健康创造的特征，而且也是科学创造的特征。

    总体来看，我确信，在培育年轻科学家时，我们将不得不既强调审慎又要求大胆。仅仅强调审慎和清醒，只能造就技术专家，他们发现或发明新的真理或新的理论的机会非常渺茫。虽然审慎、耐心、和保守是科学家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但如果要想追求创新，最好添补上胆识和敢作敢为。它们无须互相排斥，它们可以结合起来，融合在一起，它们能构成灵活性、适应性、多样性。或者，像精神分析家常说的，最杰出的精神分析家（或科学家或一般人），也就是能够把歇斯底里症患者和强迫症患者双方优点结合起来，而把两者的缺点排除掉的专家。

    从认识论的观点考虑，如果我们承认在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存在着彼此同型的和类似的关系，那么，我们就能满怀信心地期待“高大的”、更有胆识的、奥林匹斯型的认识者能认识更高的真理。回避一切能引起焦虑的事物，那么他实际上是半盲目的。他能认识到的世界小于坚强的人所能认识的世界。需要简洁和简单的科学家通常会很清醒地避免谈论人本主义的和个人的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表明偏爱简洁而不是寻求关于人性的新知识，这是成为回避难解问题的一种方式。

    改善认知者的自知因素

    改善的自知能造就更好的认知者，这种说法从来没有在“证明”一词的通常意义上被证明过，那么我为什么敢公开宣称这种观点呢？

    我举例来说明我的依据。数以千计的临床经验，每一个患者和每一个医师之间的交谈，以及医师个人的报告，对大多数有常识的人，这种经验就是一种知识，尽管它只有比较低的可靠程度。毫无疑问，我们对这一“真理”的信念一定会强固得多，如果有一个仔细计划和设计的实验能在统计上说明那些健康的科学家比那些不很健康的科学家更优越，或说明那些曾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科学家显然更优越等等。与“临床经验”相比，这样的论据更可靠一些。但在缺乏这样的实验时，假如我们完全意识到我们的论据所能保证的信念强度，又假如我们能彼此指明这一点，我们就不是现实的和科学的吗？

    知识是永无止境的，也只能说用掌握知识的程度来评价。知识的增进或可靠性的增强总比什么也没有要好些。一个案例比无案例强，两例比一例强。不论一般的知识或特殊的可靠性问题，都不是全或无的问题。在知识的大陆和非知识的汪洋中，绝不会存在明显的“分水领”。

    一些人认为坚持“科学的”知识必须是清楚的，明白的，不模棱两可的，无差错的，可证明的，可重复的，可传达的，合逻辑的，合理的，可语言化的，能意识到的。如果它不是这样，它便不是“科学的”，而是别的什么。但关于科学的初期阶段，我们又能说些什么呢？关于上述最后形态的前驱，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在自身内部很容易体验到知识的开端，我们又如何说呢？

    事实上，最先感觉到的是不安——心神不定，不愉快，觉得有什么不对头。这种不安感能在找到它的解释之前到来。我们的感觉假如用语言表达是这样的：“我觉得不安，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什么不对头，但我知道那是什么。”甚至更使我们感到困惑的是，这种感觉可以成为全然无意识的，或仅仅半意识的，它只有在以后某一时刻回顾时才能意识到。

    这样的开端，给我们带来的只有预感、猜测、直觉、梦、幻想以及模糊的、尚未语言化的“预想”。我们被偶然的联想沿着某一方向或另一方向送到远方。我们可能突然从睡梦中醒来得到一个答案，然后进行验证，结果可能是对也可能是错。在我们身内的或我们和他人之间的思想交流往往是模糊的，不连贯的，自相矛盾的，不合逻辑的，甚至不合理的。它可能躲藏在形象化比喻中，隐喻中，类比中等等。我们可能意识到有点门路而开始探究，并像一个诗人那样谈论它，而不是像科学家据认为应该那样的去谈论。于是，我们可能更像一个医师或一个冒险者或一个教师那样行动，而不大像是传统的科学家。

    对于那些精神分析的词句、物理学的类推和比拟，使抽象概念形象化，拟人化的说明，和半神话的存在。我们能很容易地从已完成的和精微的科学的观点批判这一切。不过，我对于这个问题的主要看法是，这些说法是传达直觉的、临床的感受的摸索活动，那是还不能用任何其他方式表达的。它们是现阶段知识发展所能做到的最佳表达。最优秀的逻辑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如果面对的任务是描述移情或压抑或焦虑等现象，也不会做得更好。这些现象确实存在，并曾由成千上万的患者体验到并以某种形式报告过，它们也曾以某种变式为成千上万的心理医师所目睹。但现在还没有可能做出明确描述，甚至在描述的用语上也不能得出一致的看法。

    实验室的科学家对这一切提出最终批评就是一种谴责，因为知识的终极形态还没有达到。这就是为什么初步的知识很容易拖泥带水和模糊不清的原因。这是知识必须通过的一个阶段，没有什么已知的可供选择的办法；要做事情就没有别的道路可走。

    生物学会越弄越枯竭，除非它变得更能接受出乎意料的现象，在已知事实基础上尚无法预测的现象。科学不是仅仅靠归纳、分析知识前进的，富有想像的思辩智慧是首先到来的。证实和分析的突破是以后的事。想像依赖于感情和理智的自由驰骋，这能使我们的智慧接受来自这个世界的种种印象，把世界作为一个使人迷惑的、强大的但丰富多彩的整体来接受。我们须力求再一次体验科学青年时代的承受力，那时赞美奇迹在社会上是可以接受的。

    鲍德莱对于艺术所说的话也同样适用于科学：“天才是青春的再现。”说得更平淡些，我觉得，多数的情况是创造性的科学活动先于确立理论的操作，两者在一起造成科学。

    科学各个领域中都有许多杰出的实验家曾说明他们的想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非分析的、幻想的领悟决定的，同样的历史也表明，多数专门的科学理论都是逐渐地从粗糙的直觉的草图中涌现并发展形成的。这样看，承认草图或发展新概念的最初几步更接近的是艺术的觉知而不是通常所说的“科学方法”。

    假如这一事实得到充分理解，我们很容易就可以观察到那些批评家，带着激动的心情甚至很快就能做出有关批评家的精神分析解释，而不是以逻辑的论证回答他。因为在这一点上我们认识到，这些批评家往往需要简洁、准确或严密，不能容忍这些特征的缺乏，他们只挑选那些已能满足这种标准的课题作为研究对象，因而实际上他们的批评可能发展到拒绝研究问题的本身。他们批评的对象可能并不是你的方法论，而是你这个人，因为你提出了那个特殊的问题。

    需要简洁和简单的科学家通常会很清醒地避免谈论人本主义的和个人的人性问题。这样的选择可能表明偏爱简洁而不是寻求关于人性的新知识，这是成为回避难解问题的一种方式。有胆识和创造力的科学家必须安于较低的或然性。他必须认真对待每一种或然性，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线索，引导他怎样做，告诉他行进的方向。他必须很敏感，由它们引路。

    知识的可行性和水平性

    知识两极化即倾向于把知识分为真或伪，有意义或无意义，可靠或不可靠。知识的可靠性只是一个程度问题，真和伪也是如此，有意义和恰当或切题当然也是如此。

    哪怕我们只知道一件事实，如一个钱币第一次掷出曾是头朝上，那么再次掷出头朝上的概率便大于二分之一，而任何聪明人一定会按照这样的推断下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钱币稍有偏倾的可能性已由那一丁点知识扩大。邓拉普在很久以前证明，当要求人们猜测两个稍有不同的重量对者较重时，他们猜对的次数会多于概率，即使他们对自己的判断毫无自信的意识。他们明明意识到他们是在做纯粹的猜想。另一些研究已将这一类发现推广于团体猜测研究。10个无主观自信的人猜测的中数往往比5个人盲目猜测的中数更接近真正的中数。

    从药物学的历史上看，重视原始部落人的信念是有益而无害的，例如，他们相信某种草药或树皮的治疗效用，即使他们的解释是巫术的或被证明是虚妄的。然而，真理的一种混乱闪现可能从仅仅模糊理解的习得经验中发生。因此，我们讨论的问题中也和其他问题一样，我们对于熟悉的意见，对于有经验的临床专家的看法，对于受过教育的猜测，也都给予某些信任，即使只有一丁点信任。当我们没有可靠的事实可信赖时，我们愿受可能得到的最佳向导的指引。

    就像我们与外科医生、精神病学专家、律师等等交往时习惯做的那样。尤其是当我们不得不在缺乏令人满意的知识做决定时更是如此。但波兰尼，诺斯罗普，库恩，和其他一些学者曾指出，在科学家自己的战略和策略中也有这一类的事。有创造性的人常常报告他们在创造过程的早期阶段对预感、梦、直觉、盲目猜测和冒险的依赖。

    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几乎可以给有创造性的科学家下这样的定义——有创造性的数学家已经被认为是如此，即，认为他是莫明其妙而到达真理的人。他只是“觉得”有个什么想法是正确的，然后才继续以审慎的研究核对他的感觉。待检验的假说已选定，选定这个而不是那个问题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只有在事后才能证明为正确或不正确。我们可能因为他所收集到的事实而断定他的说法是错误的，但他自己提出假说之初并没有以这些事实作为他的信念的依据。实际上，这些事实是他那“无根据的”自信的结果而不是它的原因。

    我们称一位科学家“有才华”正是因此，尽管他往往是正确的证据不足。外行人认为科学家是一位没有充分事实便缄口不言的人，这是全然不对的，至少不适用于有才华的、“敢犯禁”的科学家。波兰尼很有见识地谈到冒险中的信念、行家气魄、勇敢、自信、胆量，认为这是开通的理论家或研究工作者的本性所不可缺少的，是规定性的特征，而不是偶然的，意外的或可有可无的东西。

    我们用或然的概念完全可以说明这一问题。有胆识和创造力的科学家必须安于较低的或然性；他必须认真对待每一种或然性，把它们看作是一种线索，引导他怎样做，告诉他行进的方向；他必须很敏感，由它们引路。至少他必须认为它们在科学上是“真实的”，因而值得科学家的注意。

    一般地说，如果“原始知识”的正确概率大于机遇，那么把一切“原始知识”都列入知识定义，范围之内是既有益又正确的。这一看法表示有一种关于知识的阶段或水平或程度的层次系统，在可靠性的程度上向下排列包括行家猜测、预感和直觉，以不充分的案例或粗糙的方法为基础的初步推论等等。于是，知识即使被看作是较可靠的或低可靠的，但仍然是知识，只要它的概率大于机遇。

    “实证的”一词于是得到了一种用法，就像医师的理解那样，即，描述由千百条经验构成的未完成的幻觉群，这些经验是在他自己身上以及病人身上试用药剂或疗法得来的，是试行常识疗法，是根据判断显露价值等等得来的。所有这些就是有经验的医师所积累起来并得到默认的知识，而且他所知道的一切几乎都未经充分证明。由于科学是在科学最高境界和顶尖技术下定义的，致使科学和科学精神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强调科学的技术并夸耀它最深奥的抽象价值使它显得比原来的状况难解得多。

    依据经验态度的认知

    由于科学是在科学最高境界和顶尖技术下定义的，致使科学和科学精神不能被大多数人理解。强调科学的技术并夸耀它最深奥的抽象价值使它显得比原来的状况难解得多。它开始被认为是专家的事，只能由受过高级训练的专业人员去做，任何别的人都不能插手。实际上，这样的科学把世界区分为科学家和非科学家，并正告非科学家：“这不是你们的事！请远离这里！把它交给我们这些专家吧，请信任我们！”

    的确如此，我们必须承认非人格的科学，也是我们最古老的科学，已经达到很高的抽象水平，它们的技术也确实是训练有素的专家的事。我不说“大多数先进的”科学，因为这意味着所有科学都能列入同一个等级，那是不对的。但同样真实的是，心理科学，社会科学，甚至生命科学，还远远没有达到复杂、抽象或技术化的高度。这里还有生手充分活动的余地，还有许多简单问题要讨论，许多角落有待第一次的探察。在开始阶段，科学是很容易的。

    但我要更进一步阐述我的论点，假如我们依据科学的开端及其最简单的水平给科学下定义，而不是依据最高和最复杂的水平给科学下定义，那么科学就不过是你自己对事的观察而不是信赖任何演绎或权威。我认为，这种依据经验的态度才能够并应该教给所有的人，包括幼童。你自己观察吧！让我们看这样做效果如何！这样要求正确吗？正确的程度如何？我相信，这样的一些问题才是根本的科学问题和科学的方法。

    于是，你自己走进后院核实一下并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一看要比在亚里士多德著作中或为此而在一本科学教科书中搜寻答案更符合经验，也更“科学”。因此，一个孩子在仔细观察一个蚁穴时也能成为“科学的”，甚至当一个家庭妇女在她的地下室中试验并比较各种肥皂的优劣时也是如此。

    经验的态度是一个程度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全或无的技术能在你取得某一种博士学位的片刻间获得然后才能运用。以这种观点为依据，此种态度因而是能够一点一点培养起来而不断改善的。当我们说保持与现实的接触和张开你的眼睛时，它几乎变成人性自身的一个规定性特征。帮助人变得更重视经验是一种改善他们的认识活动和增进他们的知识的方法。

    用精神分析的话说，它能帮助他们的“现实测试”，即，它能帮助人把事实和意愿、希望、畏惧区分开；它也应该能促进我称之为“心灵测试”的改善，使人能得到关于自己主观世界的更真确的知识。有必要知道什么时候人会有意愿或希望或畏惧以及这是谁的意愿。

    总之，科学家也和其他人一样，有共同的特征，如好奇、理解的愿望，甚至喜欢观察不喜欢盲目，喜欢较可靠的知识不喜欢不可靠的知识。专业科学家的特殊化的能力是这些一般人类特性的增强。

    每一个正常人，甚至每一个儿童，都是一个单纯的、未发展的、不熟练的科学家，原则上在接受教导以后都能成为更老练、更有技巧、更高级的科学家。人本主义对科学和科学家的看法，当然要提出经验论态度这样一种回归和民主化问题。

    要想更好地说明这问题，就要从对科学和科学家的超人观或超越观多方面来讲。获得知识的过程（在各种水平上）和对知识的沉思和享受正在变成审美观中最丰富的源泉之一，半宗教喜悦和敬畏与神秘经验的来源之一。这种感情经验是一种终极的生活欢乐。传统的去圣化的科学由于种种原因曾力图净化自身，清除这些超越性经验。这样的净化远非捍卫科学纯洁性所必需，反而是从科学中剥夺和排除人的必需。这几乎像是在说，科学不需要或不能给人以享受。

    但是事实上，这种欢乐的经验在人类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不仅是因为它们能把人带入科学中并保留在那里，而且因为这些审美欢乐也可能是认知的信号，像信号火箭的发射告诉我们已经发现了重要问题一样。正是在高峰体验中，存在认知才最有可能产生，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或许最能看透事物的核心。我信心百倍地认为，进步有了保证，可能有真正的心理学的科学、有某种坚实可靠的东西可以依赖，能使我们从一个确定不移的基地稳妥而不会逆转地前进到下一站。

    认识人是科学家的任务

    若改变还原尝试的世界观，那么，对待科学的态度又该如何变化呢？这些改变来自何处？我们何以会注意到它们？为什么机械论的、非人的模式要让位给以人为中心的模式？

    在我个人的历史中，这一科学世界观中的冲突，起初表现的形式是同时和两种互不相干的心理学一起生活。在我的实验室实验生涯中，我觉得很安适，并很胜任，因为我接受了传统科学的知识。实际上是华生的乐观信条把我和许多人带进了心理学领域，他的纲领性的著述展示前方有一条光明大道。

    我信心百倍地认为，进步有了保证，可能有真正的心理学的科学、有某种坚实可靠的东西可以依赖，能使我们从一个确定不移的基地稳妥而不会逆转地前进到下一站。它提供了一种有希望解决一切问题的技术（条件作用）和一种极有说服力的哲学（实证主义、客观主义），而且二者既容易理解又容易应用，以便使我们不致重蹈复辙。

    但是，当我成为心理治疗医师、分析家，成为一位父亲、教师和人格研究者，即当我研究整体的人时，“科学的心理学”却证明自己已经没有多少用处了。在这种人的王国中，我发现在“心理动力论”中，特别是在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心理学中，在那些从当时的定义看显然是不“科学的”心理学中，有很多出乎意料的营养价值。

    心理学家似乎有两套互相排斥的规则，为达到不同的目的，他们好像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假如他们的兴趣是研究动物或人的局部过程，那么他们能成为“实验的和科学的心理学家”。但假如他们是对整体的人有兴趣，这些法则和方法就提供不了多少帮助了。

    我想，只要我们比较一下这两套规则在处理这些科学上崭新的人性问题和个人问题中的相对有效性，我们就能极好地理解这些哲学的改变。让我们自问一下：如果我想更多地了解人性——例如，了解你，或一位陌生人，最有希望得到收获的途径是什么？传统科学的假设、方法和理论概念能有多少用处？哪一种研究最有效？哪一种技术最实用？哪一种认识论最客观？哪一种沟通方式最明显？哪一种测试和测量最精确？哪一种关于知识本质的假设最合乎逻辑？我们说的“认识”是什么意思？我们应该注意到，认识人这一问题本身——了解某一个人——巳被许多科学家视为琐碎或“不科学”而排除了。几乎所有研究非人格问题的科学家都是从隐含的或显然的假设出发的，认为科学是研究事物的类别或群族的，而不是研究单个的事物。

    认识人的最佳途径

    我们应该注意到，认识人这一问题本身——了解某一个人——巳被许多科学家视为琐碎或“不科学”而排除了。几乎所有研究非人格问题的科学家都是从隐含的或显然的假设出发的，认为科学是研究事物的类别或群族的，而不是研究单个的事物。当然，你在一定时刻实际上是观察一个东西——一只草履虫，一块水晶，一叶肾，一位精神分裂症患者等等。

    但每一事物都是作为某一物种或门类的一个样品看待，因而是可以互换的。没有一本普通的科学杂志会采纳和刊登一篇关于某一个别白鼠或鱼的琐细描述文章。概括是传统科学的主要任务，换句话说，就是对所有白鼠、鱼等进行抽象说明。畸形学是研究例外、“惊奇物”或怪胎的科学，是没有多大科学价值的，除非它能通过比较，说明更多有关“正常”胚胎学的过程。

    任何一个样品就只是一个样品，它不是它自身，它代表某种东西，它是无个性特征的，可以任意随别人利用的，不是独特的，不是神圣的，不是必要的或不可缺少的；它没有完全属于它自己的正式的名字，没有自身作为一个特例的价值。它之所以令人感兴趣，只是因为它代表某种东西而不是代表它自身。传统的、教科书的科学通常集中研究事物的类别或可以互换的对象，完全不顾及这个独特的个体。在一本物理学或化学的教科书中是没有个体的，更不要说数学书了。

    以此作为一个中心点。天文学家、地质学家、生物学家有时的确也可以作为典型和作为范式和独特的事例，如与某一星体或某次地震或某一粒豌豆或果蝇打交道。但这样做最终仍然是趋向普遍性，作为取得承认的途径，成为更科学的。对于大多数科学家来说，这是科学知识发展的唯一方向。

    当我们远离这种非人格的、概括化的、寻求相似性的科学时，我们发现也有许多人对独特的、特殊的、个别的事例有系统研究的兴趣和持续不懈的好奇心，这些事例是不能互换的，是自成一格并且只出现一次的。例如，某些心理学家和某些人类文化学家、某些生物学家、某些历史学家以及所有处于亲密个人关系中的人们，都有这样的好奇心。我相信，物理学家和化学家也曾长时间迷恋地琢磨他们的妻子，正如他们对待原子的态度一样。

    我最初的问题是：假如我要了解一个人，最好的途径是什么？现在我能用更确切的措词重新提出问题：物理科学的常规程序对于更好地了解一个人的有何作用？但请记住，这种程序是一切科学甚至任何一类知识广泛承认的范式。一般地说，我的回答是：这些程序简直谈不上有多少作用。

    实际上，它们的确是无用的。假如我不仅要知道有关你的事情而且要理解你的话，假如我想了解一个人，了解他的人品中那些我觉得最重要的方面，我知道我必须以不同的方式才能完成这项任务，我必须用不同的技术并依据极为不同的关于超脱性、客观性、主体性、知识的可靠性、价值和准确性等哲学假设进行操作。下面我将力求进一步说明这些东西。

    我在研究一个人时，必须把他当作一个独一无二的特殊个体，当作他那一类别中的一个独特的成员。当然，我多年积累的常规科学的、抽象的、心理学的知识，有助于我把他大体上安置在全人种的分类系统中加以考察，我知道什么是可以期待的。我能大致进行性格、体质、精神病学、人格学和智力（IQ）等方面的评级，而且比很多年以前做得更好些。但所有这种法则知识——关于规律、概括化、平均数的知识，只有在它能疏通并改善我的个别知识——关于这一特殊个体的知识——时才是有效用的。

    任何一位临床医师都知道，要了解另一个人最好是让自己的大脑虚位以待，全神贯注地观察和倾听，保持承受、被动、耐心和等待的状态，而不要急燥、匆忙和不耐烦。从事测量、讯问、计算，或检验理论、进行分类等活动是没有多大助益的。假如你的头脑太繁忙，你将不能很好地听和看。弗洛伊德的“自由漂游注意”能很好地说明这一非干预的、总体的、承受的、等待的对他人的认识。

    对于寻求有关个体知识的人，抽象的知识、科学的法则和概括化、统计的报表和预期都是有效用的，除非它们不能被人性化、人格化、个体化，并且不能集中于这一特定的人际关系中。善知人者能得到传统科学知识的帮助，不善知人者即使有全世界的抽象知识也将庸碌一生。传统科学的解剖技术和还原分析在无机世界虽然很起作用，不过在生物有机体的似人动物世界却没有多大助益，而且在我寻求有关某人的知识时还成了一个累赘，甚至就研究一般人时发现了真正的缺陷。

    整体分析认识的效用

    作为一个治疗师和人格学者，我不想在此贸然进行任何大范围的概括，尽管我已经学会这样做。假如我想对于个别的人有更多的了解，我必须把他作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单一、作为一个整体来研究。传统科学的解剖技术和还原分析在无机世界虽然很起作用，不过在生物有机体的似人动物世界却没有多大助益，而且在我寻求有关某人的知识时还成了一个累赘，甚至就研究一般人时发现了真正的缺陷。

    心理学家曾尝试过种种原子论的解析和还原，寻求知识的基础建筑材料，然后由此构筑整体。例如，基本的感觉碎片，刺激反应或联系纽带，反射或条件反射，行为反应，因素分析产物，种种测验的分值图等等。这些尝试每一种都给心理学的抽象法则科学留下了某种局部的效用，但没有一个活着的人会认真地建议利用其中任何一种作为一种有效的途径去了解异国文化的成员或某一约翰·布区社团的成员，更不要说不期而遇时的了解了。

    我不但有必要整体地观察他，而且也必须整体地分析他，而不是进行还原的分析。

    我们了解人更行之有效的途径是，不论是通过直接问答或通过自由联想（我们只要倾听就行），还是通过间接隐蔽的信息传递、绘画、梦、故事、姿势等等（需要我们的解释），但都必须没法使他们自己告诉我们他们是怎样的。当然，这是人人都知道的，而且我们在日常生活中都会利用这些方法。但事实表明，这里仍然会引起是否真正科学的问题。

    例如，一个说明自己政治态度的人可以说是他的说明的唯一见证人。如果他愿意，他可以毫不费力地愚弄我们。这里需要有信赖、善意和诚实，那是在研究科学中任何现有的其他对象中不存在的问题。于是，说者和听者之间的关系变得非常重要了。

    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地质学家等等，不需要注意这样的问题，至少开始时是如此。他们有可能走得很远才需要提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关系问题。

    青年心理学者大都被告知要利用有控制的实验作为获得知识的典型方式。经过缓慢而又痛苦的历程，我们心理学家才懂得如何变成好的临床医师或自然观察家——应该耐心地等待、注意和倾听，不要自己插手，不要太积极、太鲁莽，不要干预和控制；在试图理解另一个人的时候，最重要的是闭口观察、洗耳恭听。

    这和我们研究物理对象的典型方式是完全不同的，常规研究方式是先操纵、戳弄它们，然后看出现了什么情况，以及把它们分隔开进行观察等等。假如你对人也这样做，你将达不到了解他们的目的，他们将不愿你了解他们。我们的干预将减少了解的可能，至少在开始时是如此。只有当我们已经知道很多情况以后，我们才可以变得主动些，更积极地探索、提出要求，也就是说，掌握更多的情况以后，才能更注意实验。科学的突击部队当然比科学的宪兵更为科学所需要。前者即使很容易弄得更龌龊，并要承担更高的伤亡率，但仍然比后者重要。

    探讨高级问题的益处

    只有当我提出人的所谓“高级生活”和人类进化问题时，我与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家的冲突才开始出现。如果我是在研究狗和猴子的行为，或是在做学习、条件作用和激发行为的实验，现有的手段论工具对我就很适用了。这些实验能适当地设计出来并加以控制，论据也可以很精确，而且很有效。

    只有当我对研究者开始提出新的问题时，提出我不能有效处理的问题时，或是关于含糊不清而难以把握的课题提出疑问时，我才陷入真正的困境。我发现，许多科学家这时会轻视他们不能对付的、不能有效解决的问题。我忆起我在恼怒中作为反击说出的一句警语：“不值得做的事情是不值得做好的。”现在我还可以附加一句：“需要做的事情是值得做的，即使不能做得很好。”

    的确，我很想说，研究一个新问题的初步尝试大都是粗糙的、不精密的、低级的、不成熟的。从这些初步的尝试中你通常能学会下一次该怎样做才能做得更好。当然，要跳过这个初步是不可能的。我记得有一个孩子，当他听说列车事故中大多是最后一节车厢遭殃时，为了减少事故，他竟建议把最后的车厢摘除！

    显然，开端是不能被摘掉的，甚至这样想和这样要求本身也是对科学精神的一种否定。动手打开新的领域当然是更令人兴奋、更有价值的，也是更有益于社会的。“你应该热爱问题本身。”莱尔克说。科学的突击部队当然比科学的宪兵更为科学所需要。前者即使很容易弄得更龌龊，并要承担更高的伤亡率，但仍然比后者重要。二次大战期间，比尔·毛尔丁的漫画对于前线战斗的士兵和后方梯队仪容整洁的军官之间的价值冲突是很精采的写照。在一定的特殊情况下，必须有一个人首先穿过精神坑道领域。

    当我的精神病理学工作引导我探索非病理学时，也就是研究心理健康的人时，我遇见了过去从来没有的难题，例如，价值和标准的问题。实际上，健康本身就是一个规范词。

    我开始理解为什么在这方面一直很少作为。就“正规”研究的正规准则而论，这不是一种好的研究。实际上我并不称之为一种研究，而是一种探索。它很容易受到批评，我也曾批评过它。我自己的价值观念是否会闯入我所选择的研究对象中，这一点确实令人怀疑。当然，有一组裁判员会更好些。我们目前已有的一些测验比任何过去独自做出的判断都更客观而无偏袒，但在1935年这样的测验是不存在的，那时不独自做就根本别做。我很庆幸我选择了“做”。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别人当然也学到了很多。

    通过对这些相对健康的人和他们的特征的研究，无论是作为一个人，还是作为科学家，都使我打开了眼界——看到了成打的新问题，不再满足于我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旧答案、旧方法和旧概念。这些人引起的新问题有：什么是正常、健康、善良、创造性和爱？什么是高级需要、美、好奇、完成？什么是人中豪杰和神圣的品质？什么是利他主义和合作、爱护的弱、同情和不自私和仁慈？什么是伟大、超越的经验、高级的价值？当我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一直在进行有关这些问题的研究，我认为有可能对于回答这些问题做出某些贡献。它们并不是不能验证的，更不可能是“不科学的”问题。

    人的“高级”心理过程不会那么适度而又安然地嵌入机器的运转，从而产生可靠的知识。这部机器原来很像我厨房里的某种我曾称之为“万能器”的东西，但它并不能真正对付所有的原料，而只能有几项用途。或者换一个例子，我记得看见过一部精巧而复杂的自动洗车机，能把汽车刷洗得很干净。但它只能做这样一件事，任何别的东西进入它的掌握都只能像一部汽车那样接受洗刷。我设想，假如你所有的唯一工具是锤子，那就会诱使你把每一件东西都作为钉子来对待。

    简而言之，我如果不想放弃我的问题，就只有想出新的方法解答这些问题。我选择了这一条道路。许多心理学家也都是如些，他们宁愿竭尽自己的所能去研究重要的问题——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限制自己只做那些他们能够以现有技术漂亮完成的事——以手段为中心。假如你把“科学”定义为有能力去做的事，暂时没有能力去做的事就变成“非科学”的了。很显然，这项假设是完全错误的。在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时，我们必须如上战场的战士一般武装自己，但此处的“武器”是勇敢道德、伦理战略和策略。心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必须为取得热门主题的真知而战。

    认知与畏惧的辩证关系

    与任何其他科学家相比，我们心理学家更不能不对抗拒真理的可惊事实作斗争。和任何其他类知识相比，我们更害怕关于我们自身的知识，害怕那种可能会改变我们的自尊和自我评价的知识。一只猫可能觉得当一只猫并不难，它并不害怕当一只猫。但做一个丰满的人是困难的、令人生畏的、有疑问的。虽然人们热爱知识并寻求知识，他们很好奇，但他们又畏惧知识。越是切近个人的知识，他们也就越感畏惧。因此，人的知识很容易成为这种热爱和这种畏惧之间的辩证统一。

    知识包括对自身的防御、压抑、不注意、遗忘。因此，任何有助于达到这种真知的方法必须包括某种形式的、精神分析学家称之为“对抵抗的分析”，一种解除对自我真知的畏惧的方法，使人能直接观察自已，赤裸裸地看自己，这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

    对于一般知识也是同样的情形。达尔文的自然选择论是对人的自我的一大打击。哥白尼观察事物的方式也是如此。但我们显然可以说，对知识的畏惧是有差别的，是存在畏惧梯度的：越是非人格的知识，越是和我们个人关心的事情，越是和我们的情绪及需要较少密切关系的知识，我们对它的抗拒也就越少。这很像所谓的“知识总量法则”，我们可以说明如下：距离个人的知识越远，科学知识的量也就越大，有关主题的历史也就越长，研究也越安全，这种科学也就越成熟等等。因此，出现了这样的情况，科学地讲，我们对化学药品、金属和电的了解远比对性或偏见或剥削知道得更多。

    在研究社会科学和心理学时，我们必须如上战场的战士一般武装自己，但此处的“武器”是勇敢道德、伦理战略和策略。心理学家或社会科学家必须为取得热门主题的真知而战。作为知识的对象，人和事物截然不同，因为他不得不希望被理解，或至少不得不让他自已被理解。他必须接受并信赖理解他的人，在一定情况下甚至爱上他。他甚至可以说是屈服于理解者（就屈服一词的各种意义说都是如此），反过来说也一样。被理解是好事，甚至是高兴的事，而且有治疗的意义。假如人本主义科学可以说除对人的神秘有浓厚兴趣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目的，那就是要使人能从外部控制下解脱出来，并使他较少可能被观察者所预测，从而使他更自由，更有创造性，也更由内在因素决定，尽管对于他自己或许更可预测。

    认识人是为了预测和控制人吗

    认识人的最终目的与认识事物与支配事物的最终目的是截然不同的。当我们说到分子或草履虫或家养动物时，把预测和控制作为绝对必需的问题来谈论是有一定意义的，尽管在这方面我仍然要提出异议。但怎么能够正式而严肃地说，我们认识人类也是为了预测和控制吗？最普通的就是反过来看，预测和控制的这种可能前景会使我们毛骨悚然。

    假如人本主义科学可以说除对人的神秘有浓厚兴趣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目的，那就是要使人能从外部控制下解脱出来，并使他较少可能被观察者所预测，从而使他更自由，更有创造性，也更由内在因素决定，尽管对于他自己或许更可预测。

    因此，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是一个典型的、复杂的问题。自我认知首先是为这一知识本身而不是为了什么别的。它具有根本性质的脱力。你会觉得这样很好，而且味道的确很好，至少长远角度考虑是如此。在我们的社会中，我们也已经确实弄清，尽管它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但我们仍然必须选择这条途径去排除病态。它是除掉不必要的忧虑、沮丧和畏惧的途径。它是达到美好感觉这一目的的一种手段。

    我们已经懂得，19世纪自我控制的目的也正在被自发性这一观念所取代，那几乎是古老的自我控制概念的对立面。假如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自己的生物本性，即内在自我是怎样的，这一知识就能指出我们个人的命运。它强调，我们要爱我们自己的本性，依从它，赞赏它，并充分表现它，只要我们对它的认识足够清楚。这又解释了对历史上关于美好生活的许多哲学的否定。大多数西方哲学家和宗教家都认为，要想成为一个十全十美的人就要控制并压抑低级的、动物的生物本性。

    但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的自发性理论却与此不同，它意味着一种深刻不同的图式（范型例证，例外则是外周例）。在这种理论中，最基本的冲动本身不被看作是必然邪恶或危险的，而它所表现和满足的问题从根本上说是策略问题，而不是是与非或善与恶的问题。对需要的表现和需要的满足进行“控制”现在已变成怎样实现最佳满足，何时、何地及以何种方式满足。此种“太阳神式”的控制并不认为需要本身有什么问题。

    眼光放得更长远一点，任何认为需要有问题的环境或文化，甚至把性、饥饿、爱、自尊等等作为一种永恒的伦理问题看待的观点，都可以被推断为是一种“不良”的社会。

    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控制”对于人本主义者可以有一个不同的意义——与冲动协同而不是相互排斥。这种含意使我们能够说，自我认知的目的更接近我们称之为自由的东西，而不是更接近压抑性的自我控制。

    可预测性也是如此。这似乎也在定义上经历着很大的改变，只要应用在关于自己或关于人的知识上。这一点便可以进行实证研究，如对治疗后人的研究，对人的丰满人性的时刻的研究等等。

    一般而言，“可预测的”用来表示“可被科学家预测的”，且带有“受科学家控制”的涵义。有趣的是，当我能预言一个人在某种环境下会怎样时，这个人却往往反对我准确的预言感。不知什么原故他总认为这暗含着对他不够尊重的意思，总觉得他不是他自己的主人，他不能主宰自己，他不过是一件东西。他的感觉往往是受人支配、控制、哄骗的。

    对于这种反应，我曾经注意观察过，结果是，他故意地颠覆这种预测仅仅是为了重新肯定他的不可预测性，以及他的自主和自我管理能力。例如，有一个10岁的女孩，她是有名的好孩子，平素总是守规矩而且能尽职尽责，有一次却出人意料地破坏了课堂纪律，把法式炸土豆当作笔记本交出来。后来了解到，她的这种做法仅仅是因为每个人都把她的善行看成是理所当然的。

    又如一个年轻的男子，听他的未婚妻说他的活动总是有秩序的，因而她总是能够期待他做些什么，于是便故意做一些出乎她预料的事。至于他为什么会觉得她的说法带有侮辱他的意思却很难说清楚。成为可预测的通常是严重病态的标志。哥尔德斯坦的脑伤士兵能够很容易地受医生摆布，他们对某些刺激总是能够做出可预测的反应，这个例子告诉我们：受刺激制约也意味着可预测和可控制。

    但是我们也常常用这个词表示褒意：他在紧急情况时总是可信赖的；他往往能转危为安；我愿以生命担保他的诚实。我们似乎希望在人格的基本结构方面有连续性，但并不指望一切细节的一成不变。

    可预测性的目的变得更为复杂，除非我们根本不考虑自我认知的问题。我想可以做出这样的类比：自知既能减轻来自个人外部的控制，也能增进来自个人内部的控制；也就是说，减少“他人决定”，而增多“自我决定”。当自知增进时，自我可预测性也随之增强，至少在涉及重要的和基本的问题时是如此。这也就意味着在许多方面不容易被他人所预测。

    再指出一点，也就是讨论我们所知的最高水平，即存在水平的预测、控制和理解的概念。在最高层次上，存在价值已被吸收到自我之中。这已变成自我的规定性特征。真、公正、善、美、秩序、统一、全面等等，现已变成超越性需要，也正是因为这点，自私和不自私、个人的需要和非个人的必需之间的分歧完全被超越了。

    自由现已变成了拥抱和热爱个人自我命运的自由，这种自由当然至少有一部分是决定于对个人是怎样的人，对真正自我的发现和理解，决定于对自我的热切顺依。这就是随真正自我控制，自由选择由它决定，因此这也是超越“自由与决定论”、“自由与控制”或“理解作为一种目的与预测、控制作为目的”之间的各种分歧。

    事实上，这些概念的含义在一定意义上已经开始走向协调、融合，只不过其融合方式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总之，有一件事已经很明确，是关于“预测”和“控制”的简单化概念，虽然完全适合牛顿关于科学的“台球”（运动中的物质）概念，但当我们上升到科学的人本主义和超人本主义层次时，这些简单化的概念变显得有点过时了。交流和认识的一切其他附件，即言词、标签、象征、理论、公式、科学，只有在人们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认识以后才有效用。认识领域中最基本的是经历的知识。

    突破经验世界的防御

    文字、书本和概念并不能完全充当日常生活的解说员。对于一个天生就双目失明的人来说，我们绝对无法描绘我们亲眼目睹的一切。只有游泳者才知道游泳的乐趣，非游泳者即使看了几百本书也不可能对游泳有真正的理解。精神变态者绝不会知道爱的欢乐。年轻人只有自己成为父母时才会充分体会和理解父母的苦心，然后很有感触地说：“我过去怎么那么不懂事。”我的牙痛感觉和你的牙痛不同。诸如此类。也许更好的说法是，一切生活首先都必须通过经验达到认识。没有什么能替代经验的东西，一点也没有。

    经验的世界可以用两种语言描述，一种是主观的、现象学的；另一种是客观的、“朴素论的”。每一种都是可以接近日常生活的语言，但两者都无法充分说明生活；每一种都有它的效用，两者都是必需的。心理治疗家早已懂得如何区分这两种语言，并且还会根据不同情况加以利用。例如，在分析人际关系时，他们试图教患者说，“在你的面前我不知怎么总觉得自己低一头”，不带有谴责或向对方投射恼怒之意，而不说“你不喜欢我”，“你认为你比我强”，“别想支配我”，或“你为什么以愚弄我为乐”；即他们教患者在自身内部体验自己的情感，而不是自动机械地向外部投射情感，像大多数人所做的那样。

    交流和认识的一切其他附件，即言词、标签、象征、理论、公式、科学，只有在人们有了丰富的经验和认识以后才有效用。认识领域中最基本的是经历的知识。所有的一切正如银行和银行家，或者是会计系统、支票、纸币，这些东西全都是无效用的，除非有现金可供兑换、运筹、积蓄和调用。

    要想使这一真理扩大范围，突破原有的界限，这是一件很容易的事。例如，虽然无法向先天盲人描述红色，但这并不表明文字是无用的。当同那些已有某些经验的人交往时，文字是传递和分享情感的极佳手段。戒酒者协会，戒赌者协会，辛那侬，和其他此类型组织中的人已证明两点：

    第一，在缺乏经验时，文字之间的交流显得很无用；第二，在共有某一经验的人之间，文字交流却十分有效。女儿只有等到她们自己生孩子的时候，才能“理解”她们的母亲，以至于和母亲建立充分的亲情。更夸张一点来说：在组织和整理经验的重负和超验的世界时，文字和概念是绝对必需的，超验的世界是经验向我们通报的。

    除此之外，如果再加上初级过程的整个世界，加上无意识和前意识，加上隐喻交流和非言语交流，如在俩舞伴之间，我们便得到一个更丰富的画面，它说明，经验的知识是必要的，但还不是一切，是不充分的。因此，我们要尽可能避免经验知识和概念知识的分割与对立。在我看来，经验知识先于言语、概念知识，但两者在层次上是融合在一起，并且是相互需要的。没有人敢于在任何一种认识活动中过于独特。研究表明，保留心灵的科学比排除经验资料的科学更强有力。

    很显然，我的这种看法根本不会以任何方式与“微观的”行为主义相对立，后者是关于知识可靠水平的学说，认为公众的知识在许多方面理所当然都比个人的和主观的知识更值得信赖，并更恒久不变。心理学家们对于纯粹内省主义的缺陷已经太熟悉了。

    我们对于有妨碍认识真理的幻觉、妄想、错觉、否认、压抑和其他防御手段都相当了解。由于你没有我的压抑和错觉，那么，对我的主观经验和你的经验进行比较，就成为一种易行而显然有效滤除我内心防御因素的歪曲影响的方法。你可以把这称为最简便的一种真实验证。这是向核对知识迈出的第一步——弄清它确实是共同具有的，而不是一种幻觉。

    这也是我提出以下两种观点的原因所在，我认为，首先，心理学问题大都确实可以并应该从现象学开始，而不是从客观的、实验的、行为实验室技术开始；其次，我们必须从现象学的开端继续迫进到客观的、实验的行为实验室方法。我总觉得，这是一条正规的、通常的途径，即从一个较不可靠的开端上升到一个更可靠的知识水平。

    例如，若从一开始就用物理学的方法进行科学研究会变得太琐细，对仅仅略知一二的事太苛求，就像探索一个大陆用一柄镊子和一个放大镜一样。但如果局限于现象学方法也是不可取的，那会变得满足于较低程度的确定性和可靠性，而不是力争上升到实际上可以达到的较高一级的水平。心理健康的改善能使人成为更好的认识者，甚至更优秀的科学家；达到改善的和丰满的人性或健康的一条很好的途径是自知，对自己的深刻了解和诚实态度。

    优秀认识者的认知途径

    很多年来，在认识活动之前，临床和实验心理学首先把成为优秀认识者的问题提到研究工作的中心地位。不仅种种心理病态，而且较“正常的”未满足的需要、深藏的畏惧“正常”或一般人格特有的防御手段，都会有歪曲认识的力量，这种歪曲作用远比20世纪前人类所能设想的要大得多。

    在我看来，我们已经从临床和人格学的经验中了解到：心理健康的改善能使人成为更好的认识者，甚至更优秀的科学家；达到改善的和丰满的人性或健康的一条很好的途径是自知，对自己的深刻了解和诚实态度。

    总之，无论是在逻辑学上还是在心理学上，诚实地认识自己都先于认识外部世界，经验的知识先于旁观的知识。假如你要观察世界，那么，首先你应该尽可能使你自己成为一个优秀的观察家。这里的意义可以理解为：使你自己成为一个好的认识工具；要把你自己认识得清清楚楚，就像你会选择最适合你观察的显微镜一样；要尽你的可最大能变得无畏、诚实、认真和自我超越。

    正由于大多数人（或科学家）不能尽力做到无畏、自我超越、无私、诚实或献身于事业，所以大多数人不能成为胜任的认识者，像他们本来能够做到的那样。

    我在此再提一个问题：所有上述的一切对科学家的教育和对非科学家的科学教育意味着什么？甚至这一问题的提出已足够使我们对于常规的科学教育产生怀疑。

    我们的论述必须深入下去。我们不能就此止步。成为诚实的、认真的、正派的人，这当然非常好。否则，除此之外又该怎么办呢？诚实认真并不等于知识，并不比一架洁净的显微镜更多些什么。尽管要成为一位优秀的科学家，先决条件和必要条件的确是要诚实，但也有必要变成有熟练的技巧，非常胜任，懂专业，有知识，博学。健康固然是必要的，但对于理想中的认识者和工作者并不是充分的条件。

    以上我所说的这些，主要意图是强调：只有经验的知识是不够的，只有自我认识和自我改善也是不够的。认识世界并成为胜任的认识者这一任务仍然没有完成，因此，积累和整理周围知识的任务，即旁观的知识，非人格的知识，也没有完成。

    我已再次用层次的整合取代两极的对立。这两类知识是互相需要的，在良好的条件下可以并应该彼此密切结合起来。因此，我也希望得到理解。经验和理性的咬合方式简单例证之一见于“开动脑筋”的方法，让一疯狂的、任性的念头统统涌现，批评推迟到后一阶段。

    经验的某些性质和特征

    下面所介绍的禅宗佛教徒、一般语义学家和现象学家所描述的那种最充分和最丰富的经验的特征都来自于我自己的高峰体验及研究。

    优秀的体验者变得“完全沉迷于现在”，这是西尔维亚·阿希顿·瓦尔纳的美妙说法。这时，他忘掉了他的过去和未来而完全生活在此时此地的经验中，他“全身心地”淹没、集中、陶醉于现在。这时，自我意识丧失。

    这种经验是没有时间、没有地点、没有社会、没有历史的。

    在具有充分经验的条件下，体验着的人和经验的对象之间出现一种融合，二者融合在一起了。这很难用文字说明，但我仍将力图说明如下。

    体验者开始变得像孩子一样，更天真，更不加思考地接受。在最纯的一极，他完全裸露在情境中，直来直去，没有任何种类的期待或烦恼，没有“应该”或“必需”，不滤除任何经验，没有任何关于经验应该如何或什么是正常的、正确的、适当的、不错的等等考虑。天真的孩子接受发生的一切，没有惊讶、震动、恼怒或拒绝，也没有任何要“改善”的冲动。充分的经验会淹没“无助的”、无意愿的、愕然的和无私而兴趣盎然的体验者。

    重要与不重要对立的终止是充分经验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理想地看，经验不能被构筑成相对重要或不重要的面貌，也没有中心或外周、本质或扩展的区分。

    在良好的例证中，畏惧消失了，随后一切其他个人或自私的考虑也消失了。体验者这时是无防御的。因此经验无遮拦地向他冲来。

    这时，努力、意愿、紧张趋于消失原因是经验到来了，但不是被动的到来的。

    接着，批评、编排、证件或通行证的核验，怀疑，选择和排斥，评价——所有这一切都趋于消退，或在理想的情况下趋于暂时消失，或推迟。

    这就如同接受、承认，被动地受到经验的诱惑或强迫袭击，信赖经验，任它发生，没有意图，不干预，顺从。

    总之，这一切的总和就等于把我们最为之自豪的理性，我们的言词，我们的分析，我们进行解剖、分类、定义、逻辑推论的能力等等一切特征置于一旁。所有这些过程都推迟了。这些过程没人达到怎样的程度，体验活动也不“充分”到怎样的地步。这种类型的体验活动更接近弗洛伊德的初始过程而不是他的次级过程。在这样的意义上它是非理性的，虽然它绝非反理性的。

    经验和理性的咬合方式简单例证之一见于“开动脑筋”的方法，让一疯狂的、行性的念头统统涌现，批评推迟到后一阶段。非常相似的是精神分析的初始律。患者被告知不要对他的自由联想进行选择或编排，任随它们涌现于意识并脱口而出，在这之后，它们才能接受审查、讨论和批评。这是一个治疗方法的例证，即把体验活动作为一种认识工具，用来发现部分真相，那是用其他方法不能发现的。传统科学应用于心理学的一个弊端是，它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是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而我们所需要的却在于完全可以把人作为主体研究。

    清除人性哲学弊端的做法

    传统科学应用于心理学的一个弊端是，它所知道的最好方法是把人作为客体来研究，而我们所需要的却在于完全可以把人作为主体研究。

    我们可以把自己的和我们自己主观过程的一个被动的旁观者看成是一个看电影的人。某件事在我们面前发生了，但绝不是由于我们的原因使它发生的。我们没有要它发生的感觉，我们仅仅处于观察的位置。

    然而，成为一个主动的主体或主动者则全然不同。我们被牵连在内，我们在尝试、在力争，我们做出努力，弄得疲劳不堪，我们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有时觉得强有力，有时又觉得软弱，例如，当我们试图回想、理解、解决一个问题，以及有意要想起一个形象时，就是如此。

    这就是意志活动的经验，成为负责的、成为最初的推动者，成为能干的，成为自身的主宰，自我决定的而不是他决定的、他因的、无助的、依附的、被动的、软弱的、无能的、被随意支使的、被控制的或被操纵的等等。显然，有些人并没有意识到有这样的经验，或者只有这样的微弱经验，虽然我相信有可能经过教育使普通人也感觉到有这样的经验。

    不管有多么大的困难，我都必须克服它做到这样。否则，我们将不能理解那些被称为个性化、真实自我、自我实现和自我同一的种种概念。而且，我们也将不能在意志、自发性、充分发挥作用、负责精神、自尊，以及自信等方面有任何进展。总之，对作为主动主体的人的强调，使人作为开创者、发展者、行动的中心、做事的而不是被做的等等形象成为可能。

    似乎各种形态的行为主义都是要坚持制造一种无助的人的这种被动的形象——一个对他自身命运没有什么发言权、不能决定任何事情的人。或者正是这一终极的哲学结论使一切这样的心理学完全不能为那么多的人所接受，因为它们没有注意到丰富的不可否认的经验。

    在这里要指出的是一种不恰当的、无益的比喻，就是说，科学知识和常识往往是对立的，例如，太阳围绕地球转的说法已被科学所推翻，这并不是有效的类比。我也有一个比喻：主动的主体的极其重要的经验被全盘否认或被化为刺激与反应或当作“不科学”而推在一旁，这取决于客观主义概括范围的大小，这可以类比为或者否认太阳的存在，或者坚持太阳实际是什么别的东西，或者否认太阳可以作为研究对象。

    如果拥护实证论和行为论的人不那么经常如此——武断一切、太教条化、太一元化、太绝对，那么，这许多的错误将不会发生，至少可以避免。客观的、可预测的、可记录的、可重复的运动或反应往往是比主观观察更可靠、更可信的知识形态，我从不怀疑这一点。我也绝不会怀疑，作为一种策略，沿着这一方向前进往往是恰当的，任何一个人都有权做出这样的选择。

    传统上，我们只能把焦虑、沮丧或快乐大都作为个人经验和口头报告来研究。但这是因为我们还没有任何更好的研究方法。某一天，当我们发现有一种可以从外部公开进行观察和测度的焦虑或快乐的相关物，如温度计或气压计那样的东西时，那么这某一天就将是心理学新时代的开始。我不仅认为这是可企求的而且是可能的，我也曾沿着这一方向推进。这等于把认知分割成等级，可靠程度有高有低，形成一种知识等级系统，类似一种同样必需的，关于“科学发展阶段或水平”的想法。

    有人曾以一种并非有意取笑的方式说到一本著作，称之为“对知之甚少的女子性欲这一困难问题的一种率直、大胆而又极其精密的研究”。这里所用的“知之”一词就一种特殊的意义说，难道不是十分清楚的吗？这是一种选定的意义但并非仅有的可能选择。在经验的意义上，很难设想有什么事物比女子性欲“知之”更多的了。

    难道有任何现象能唤起更多的好奇、思考、推论、审慎而心爱的研究和个人的注意吗？如果没有个人体验发生，难道任何文字的描述还能有多大用处吗？可是，这同一个例子不是也极美妙地表明，不仅经验的知识优先于抽象的知识，而且仅有经验知识又可能受到怎样的局限。假如它指的是共有的、公开的、有结构、有组织的知识，那么这一说法就是正确的。的确，很少有什么关于女子性欲的“详尽科学知识”，虽然本来这并不是很难做到的。

    自我心理学—以人为本的研究法和以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方向以及一种研究经验的心理学，是十分吻合的。可以这样说，它是科学中的一种开放政策而不是关门政策；一种宽容的多元论，而不是一种“真经”，可以提出任何疑问，任何问题。它一旦提出，你就可以由此前进，尽你的最大能力回答问题、解决问题，而无须让自己受任何概念的或方法论的虔诚所阻挠，不敢违禁以致限制了你的智慧的发挥，伤害了你追求的能量。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几乎可以说，没有什么规则，至少没有任何先定的规则。方法应该依照需要创造出来，任何可能成为有效用或必需的定义和概念的启发式框架也应如此。唯一的要求是尽你最大的可能在当时和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研究有关的问题——科学的方法，只要它是一种方法，就不会是一个人运用他的智能拼命干，没有任何阻拦地干下去。

    当然，我不会操心对一切未来问题提出如何设法解决的训条，我也不会对那种教条式的科学家表示多大的敬意，这样的科学家实际上是认为对他的爸爸非常好的东西对于他也一定非常好。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科学家愿意，他是可以选择传统科学的有限目的和抱负，这是自由的。有些人不喜欢在薄冰上滑行。那为什么他们不该按照他们的喜好行动呢？如果所有的科学家都偏爱同一个问题，同一种方法，同一种哲学，那将是对科学的一个重大打击，正如人人都爱演奏黑管对乐队是致命一击一样。

    显然，科学是一种合作的事业，是劳动的分工，任何个人都不可能对全部科学事业负责，爱因斯坦也做不到这一点。问题不在这里，而在于把个人偏爱当作一种信仰和形而上学的倾向，把这些偏爱抬高为对人人都适用的法则。是那种坚持要得出关于知识、关于真理、因而也关于人性的荡涤一切的哲学思想的做法才造成了弊端。

    我在很久以前就发现这是一个难题，当时我曾试图和一位妇女争辩，她完全以吃巴西胡桃和蔬菜为生。结果一切辩论都毫无用处，因为她断定是我对胡桃和蔬菜有“偏见”。或者，为说明同样的问题，我们可以体会一位男子的困惑心情，他的母亲送给他两条领带作为生日礼物，为了让母亲高兴，他系上一条领条，而得到的却是这样的质问：“你为什么讨厌另一条？”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

    来自辛那侬的启迪

    对知识的归纳总结，并不能证明完全确定，它只能产生较高的主观和客观的或然性。但经验知识可以在真正的意义上成为确定的，甚至可以是唯一的确定性，正如许多的哲学家都曾设想过的那样（这里暂且不谈数学确定性问题）。无论如何，它对于心理治疗专家是真实的并且常常是确定无疑的。

    显然，对于这种观点是具有商讨价值的，但在很大程度上要看特定词的特定含意。可是这里应该有可能转达这些说法所涉及的某些操作意义，它们对于多数有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精神病学家、治疗专家和人格学家是无可置疑的。假如这些意义能够弄清楚，那将有助于人格科学家和非人格科学家之间理解的增进。

    能够提供一些例证的就要数辛那侬、戒酒者协会、“街道工作者”和其他类似集体的操作方式。这些亚文化群进行工作所依据的原理是：只有已经被治愈的吸毒者或酗酒者，才能充分理解另一位吸毒者或酗酒者，并与他交往，帮助和治愈他。只有真知者才能被有瘾者所接受。有瘾者只让自己被有瘾者了解。而且，只有有瘾者才能满怀热忱地治疗。

    有瘾者是否一切治疗都是自我治疗？是否他们想继续治疗自己？他们需要这样做吗？这可不可以算是一种自爱和自我宽恕的方式？一种拥抱过去并消化它，使它转化为好事的方式？这难道不是在提示我们，其他帮助活动，如心理治疗、教育、父母教养等等也可以在这一范式的启发下从某种单一的角度来看待吗？而这一可能性不是又向我们提出一个重大问题吗？即：任何个人的和人与人之间的认识在很多程度上是一种认同的认识，即一种自我认识？观点的效用如何？任何别的人都不会那么喜欢他们，理解他们。正如他们自己说的：只有从同一个磨房里出来的人才能真正了解里面的一切。”

    有相同的经验与从内部认识它的一个主要后果，就是有治愈的信心和技术的提高。它使知识的终极检验之一成为可能，即承受有益于治疗的痛苦的能力，没有畏惧、没有内疚、没有内心的冲突和矛盾。我曾经指出，对于应该与需要的知觉是关于知识的真确性有明确感受的一种内在结果，而坚决的态度和确信的行动，如果需要还有无情与顽强，则是苏格拉底式的一种“应该感”所导致的。苏格拉底教导说，终极的恶行只能来自无知。

    我在此则提出，善行需要良知作为一种先决条件，它或许也是良知的必然后果。那就是说，有效率的、成功的、胜任的、坚决的、严格的、强有力的、没有心理矛盾的行动来自对知识的确信，并来自这样的事实——对知识的某些确信只能源于经验。

    正是这一类行动，或许也只有这一类行动，才能真正帮助有瘾者，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往往依赖“愚弄”他人，依赖虚伪的眼泪和许诺，依赖引诱和迎合，换上假面孔，以此骗人并因而瞧不起受骗的人。只有其他知晓其中原理的有瘾者，才不会上当受骗。

    我曾经看到他们轻蔑地、粗鲁地、惹人厌地剥去这一层假面孔，这种迄今一直得逞的谎言和许诺，成功的防御手段，曾经那么起作用的欺诈术。有过亲身经历的人嘲笑那些没有亲身经历过的旁观者的动人和辛酸的眼泪，但很快就被揭穿是假冒的、脆弱的、狡诈的。而且这仍是唯一起作用的方法。这种似乎粗暴的方式在实际应用上是“需要的”。它因而在根本上是同情的而不是施虐的。它是真正的亲爱，远胜过那种缺少严厉的做法，后者曾被错误地标榜为有感慨，而实际上是在鼓励有瘾者，“支持他的习惯”而不是使他变得足够坚强而改过自新。

    在这一亚文化社会中，对于社会工作者、精神病学家和其他“专家”的轻蔑是很深的。有一种对于只认书本知识和有学位的人以及有证件表明有知识而实际上无知的人的完全不信任、厌恶，有时甚至是惧怕。这本身或许是一个有助于维持这一“世界”的强大动力因素。

    在这一领域中，很显然，经验知识与旁观知识是不同的，而且是相互对立的，后者可以明显看出很少有什么效用。由于这一不同造成了差异，因而这种不同已证明为真。

    如果，这种经验可以提供或者使我收获另一种知识，那么，我愿意强调精神病的问题。就我所知，辛那侬式的治疗治愈了许多有瘾者。事实上，我们的全部医院、医生、警士、监狱、精神病学家和社会工作者几乎没有治好任何人，不过，这一无效的，或许比无用更坏的组织机构却得到了整个社会和各行各业的全面支持，并且浪费了大量的钱财。就我这个外行的观察者所了解，有效的方法实际上不但得不到一点钱，还得不到政府的支持。

    确实如此，它是被官府所忽视的，或受到各行业反对的，受到政府和各基金会反对的。先时的吸毒上瘾者通常大都没有学位，没有受过专业训练，原因是很明了的，因而他们也没有在习俗的社会上取得一定的“身份”和“地位”。他们不能得到职位、金钱或支持，尽管事实表明，他们是可以作为唯一有实效的医师的。

    类似的情况在社会中存在很多，两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吸毒和酗酒。但也已经发现，在许多情境中，最好是黑人和黑人、印第安人和印第安人、犹太人和犹太人、天主教徒和天主教徒打交道。可以这样推论到很广泛的范围，虽然在推广过程中有时会越来越稀释，如女人和女人，孤儿和孤儿，大脑麻痹者和大脑麻痹者，同性恋者和同性恋者等等。

    在传统的习俗中，实际的成功似乎并不能作为“正规专业或科学的训练”，虽然后者可能是无实效的。“治疗学”的六种学分及格证要比实际治疗经验更有份量，正如在某些地方在和平队中教学两年也不能满足教学课程的要求。我能列出很多的这样的例证，说明在表征和实绩、地图和地域、奖章和英雄、学位和博学等等之间的混淆。普通语义学文献中讲述了大量这样的混淆。请想一想，在一门研究婚姻问题的课程中，要得到A分数有多么轻而易举，而要实现一种美满的婚姻又是多么艰难。

    这一类情况也大量存在于科学领域中。经验知识在许多领域中很起作用，甚至是必需的条件，而旁观知识只能在经验知识的基础上才能发挥有益的作用，但绝不可能替代经验知识。

    我们在辛那侬的故事中能得到的认识是，官僚化的科学是极端愚蠢可笑的。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真理的某些部分可能不得不标明为“不科学的”，因为这些部分的真理之所以为真，仅仅因为它们是由持有合格证书和穿制服的“真理收集家”，按照传统批准方法或仪式采摘的。

    难道学位证书持有者、哲学博士、医学博士、专家是唯一的聪明人？难道只有这些人才有知识，才有卓见，才能发现问题，才能治好病吗？难道必须有某位主教用他自己的手抚摸一下才能进入神圣的殿堂，才能得到宽恕吗？在那么多的部门都要以学位作为审评工作的先决条件是正确且起作用的吗？为什么不寻求实际有效而适合的教育、知识、技术、能力？课堂真是唯一能得到教育的地方或最好场所吗？一切知识都能由言词传达吗？我们能把知识全都写在书中，写在课程讲义中吗？知识能否总是用书写来测量？任何母亲是否都必须听从任何儿童心理学家的劝告？是否牧师都能掌握全部宗教经验？一个人在写诗以前是否必须得上“创作入门”、“中级创作教程”和“高级创作教程”的课？在挑选生活居室时，是否持有熟练的专业文凭的选择会比我自己的选择更使我满意？这些问题很值得深思。

    我们必须保持注意并警惕官僚制度化的危险，警惕政治组织机构和教会的危险，我们才可能看清他们存在的必要性。只有我们牢记技术专家能很容易地变成手段专家而忘掉目标，我们才能恰当地使用他并避免“专家统治”的危险。

    曾有人给技术下了一个定义，说它是“安排世界的一种窍门”，我们不一定非要亲自体验世界不可。它意味着把我们的一切常规化倾向都抛在一边，不以认识取代感知，不把对象肢解成元素，不还原分裂。概括来说，一种整体性特质是某种弥漫全体的东西，分解就意味着丧失。

    使人失明的经验先天性

    现在，让我们换一种角度来认识这些问题，也就是用艺术测验来说明。这个测试是我的妻子和我制定的，可以用于测试整体知觉和直觉，测试领会艺术风格的能力。我们的测试结论之一是：“艺术知识”，如艺术专科生、专业艺术工作者等等的知识，既有利于测试成绩，又会给测试成绩带来负面影响。领会“风格”的较好方法不是分析或解剖它，而是要使自己成为承受的、整体领会的、直觉领会的。例如，现在已有一些证据表明，迅速的反应往往比长时间的、审慎的、细致的研究更成功。

    我将称之为“经验的先天性”——对整体性特质的整体知觉所必需的先决条件，它是一种意愿和一种能力，无须其他“认识”方式辅助而直接体验。它意味着把我们的一切常规化倾向都抛在一边，不以认识取代感知，不把对象肢解成元素，不还原分裂。概括来说，一种整体性特质是某种弥漫全体的东西，分解就意味着丧失。

    由此可得出的结论，那些仅在分析学、原子论、分类学是或历史学意义上“懂得”艺术的人，领会和欣赏能力较差。而我们必须承认，仅仅分析型的教育实际上可能会削弱原有的直觉。

    或许，传统数学“教育”是一个更好的例子，它在蒙蔽儿童的眼睛，从而使他们在看不到数学的美妙方面做得更加成功。在每一种知识领域都存在“盲目认识者”，植物学家看不见花的美；儿童心理学家使儿童在恐惧中逃避；图书馆管理员不愿让书借出；文艺批评家以高傲态度对待诗人；盲目的教师为他的学生而毁掉了他的学科等等。

    有些哲学博士是“持有证书的合格人”和郁郁寡欢的并无真才实学者，他们发表文章只是为了避免默默无闻。在一次舞会上，一个女孩与另一个女孩悄悄地议论这样的博士说：“他不是有趣的人，他除了他的论据以外什么也不懂。”

    一些艺术家、诗人、“歇斯底里式的”人，尊重并崇尚感受、情感、直觉和冲动；而一些宗教人士和一些更神秘的人物往往就此止步，他们可能排斥知识、教育、科学和智慧，认为这些人是本能感受、先天直觉、自然虔诚、纯朴明晰的毁灭者。我认为，这种反理智的猜忌倾向的发展远比我们认识到的发展更深，甚至在知识分子中也是如此。例如，我认为在文化中这是构成男人和女人之间深深不理解的根源之一。而历史已经表明，它能够爆发为可怕的政治哲学。

    对于这些攻击来说，由于它们之中有很大一部分真理和正义存在，因此，传统的、分析的、机械化的科学对它们才没有行之有效的防御措施。但更广泛的科学概念能迎接并回答这些疑难问题，这样的科学包括单独的、经验的、道家的、统一的、整体论的、个人的、超越的、终极的等等知识在内。

    此项艺术测试还能提供给我们一个真实的例证。如果更审慎的研究将进一步证实我们强烈的第一印象，那么似乎也很明了的是另一些人——他们领会风格的明晰、直觉和能力可通过教育和知识得到改善和扩展；他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使普遍的、抽象的、合法则的言语知识影响他们对个人情境的体验；他们的知识有助于他们的领会并使他们的领悟更丰满、更繁复、更具有深度。

    在至极的情况下，知识能增强对现实的甚至超越方面的体验，增强神圣而纯洁的、神秘的、出乎意料的、激发敬畏心的、终极的方面，甚至神圣感，许多人认为只能伴随质朴和天真而来，我们现在发现它更可能由老练和知识、至少是由于我所说的那种更广泛的知识激发出来。要强调的是：这个意见或假设或猜测是从我对自我实现者和心理治疗效应的研究推断的，而不是从艺术测验得出。

    正是贤明的哲学家，在他们身上，智慧、善良、明晰和博学变成了统一体，正是他们设法保留住了“经验的纯真”、“创造的态度”，这种赤子般的、以新奇眼光看待一切的能力，没有预先的期待或要求，事前不知道他们将看到的是什么。我曾试图了解这种情况如何发生，以及为何发生，但这种把抽象知识转化为更丰富的经验的能力仍然是一个谜，因而显然还是一个有待研究的课题。知识在什么情况下起隐藏作用，又在什么情况下才起揭示作用？这则是更广阔的问题。这里有特殊的困难——许多人曾称经验是不可名状的，不能传达的，不能用文字表示的，是科学家无法处理的。但这些困难通常是抽象世界造成的，而不是经验世界的产物。

    优先于抽象知识的经验“证明”

    在经验范围内，经验付与了“证明”怎样的含义？我又该如何向某人证明，我是在生动地体验着，例如，我被深深感动了，而这又怎么能在这个词的通常外部的意义上得到“证实”？例如我是在真诚而又生动地体验着，这对于我显然便是确实的。但怎么向另一个人证明这一点？有某种共享的外部事物让我们双方能同时指出的吗？如何说明它、传达它、测定它、使它言语化？

    这里有特殊的困难——许多人曾称经验是不可名状的，不能传达的，不能用文字表示的，是科学家无法处理的。但这些困难通常是抽象世界造成的，而不是经验世界的产物。某种类型和一定程度的传达是可能的，但这和化学家之间存在的是不同类型的传达。抽象的、文字的、不含糊的传达对于某些意图而言，可能不如隐喻的、诗意的、美学的、始发过程的技术更有效。可以这样说，与经验知识分割开的抽象知识是虚假而又危险的；不过，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建立在经验知识之上并与之在层次上相整合的抽象知识才是一种有益的必需。

    抽象认识和理论认识的整合

    我在前面已阐述了经验知识的价值、必需以及相对于抽象知识的优先权，接下来，我要讨论抽象知识的价值、美和必需。不过，我的总论点已经很明确：只有那种二歧化的、孤立的抽象知识才那么危险，我指的是那种和经验对立的、分割开的而不是建立在经验之上并与之相结合的抽象和体系。可以这样说，与经验知识分割开的抽象知识是虚假而又危险的。不过，对于人的生活来说，建立在经验知识之上并与之在层次上相整合的抽象知识才是一种有益的必需。

    对经验的整理、解释和进行格式塔般的层次安排，是抽象的开端，这使经验有可能由受到局限的人类所概括、把握，但不致被经验所淹没。我们直接的记忆广度是七或八或大约这个数目的分离物体，同样，我们也知道，六或七或八组分离物体也有可能在一次直接的知觉中被感知和概括。这也是我能想到的对许多物体进行整体层次概括的最简单例证。使这些编组包容面越来越广阔，最后便有可能使一个人——尽管他受到很大局限——在单独一次统一的知觉中感受整个世界。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全然无政府，全盘混乱，完全无秩序，或所有这些分离事物中的关系混乱。这在某些方面或许是新生儿所面临的世界，在另一些方面又像是恐慌的精神分裂者所面临的世界。

    尽管在短时间里可以视这种生活为一种乐趣，但绝不可能长时间忍受它。这甚至是更真实的，如果我们考虑到实际生活的必需，考虑到必须生存，必须同它打交道，同它交往，那么一切手段、一切的关系，和一切有关目的和手段的分别领会也可以归入抽象这一标题。就手段和目的的相对重要性或相对层次的意义上而言，纯粹而具体的经验不会以任何方式区分一种经验和另一种经验。我们现实经验的一切分类都是抽象的，对于相似与不同的一切意识也是如此。

    也可以这样说，对于生活本身和人性最充分和最高的发展而言，抽象都是绝对必需的。自我实现必然隐含着抽象。没有全套的符号、抽象概念和词汇，即语言、哲学、世界观，甚至根本不可能设想人的自我实现。

    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把对那种和具体相分割的抽象所做的抨击与对那种和具体及经验在层次上结合在一起的抽象的抨击相混淆。我们在此或许可以想到哲学所处的境地。克尔凯郭尔和尼采是两个主要的例子，他们不是抨击一般的哲学，而是抨击那长期以来脱离实际生活经验基础的庞大抽象的哲学体系。实际上，存在主义和现象学在很大成分上也是对这些庞大的、文字的、先验的、抽象的哲学体系的一种反驳。这是一种回归到生活自身的尝试，也就是说，如果这些抽象要保持活跃的话，那么，回归到一切抽象必须以生活为基础的具体经验上。

    在这里，我们有必要区分一下“经验的概括或理论”和“先验的概括或理论”。前者仅仅是组织和统一经验知识的一种努力，使我们能用我们有限的头脑把握住它。先验的理论不做这样的努力。它能完全在一个人自己头脑的内部编织形成，并能继续发展而无须参照经验知识和无知区域。一般地说，它是作为一种确定性提出的。

    实际上，它犯下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即，否认人的无知。真正的经验论者或有经验论头脑的一般人经常会意识到他知道什么和不知道什么，以及他的所知的相对可靠性和不同程度水平。经验的理论是在真正意义上的谦虚。经典的、抽象的、先验的理论不需要谦虚，它能成为并往往确系傲慢的。

    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说，抽象的理论或抽象的体系变成功能上自立的了，因为它让自身远离了本该说明并赋予意义或组织起来的基础经验。它继续前进，过着它自己的生活，作为一种自在的理论，自给自足，有它自己的生命。对照地看，经验的理论或经验的体系保持着和经验事实的联系，它把这些经验组织成一个容易驾驭的、可以把握的统一体，并且和这些经验事实处于密切联系的状态。其结果是，它能在新的信息变得可资利用时转化、改变并容易修正自身。

    那就是说，如果它的意图是解释并组织我们关于现实的知识，它就必须是一种变化的东西，而它要适应千变万化的现实知识，就必须要适应这一不断改变和扩展的知识基础，也必须成为能适应的和灵活变化的。在这里，有一种理论和事实之间的相互反馈，这种反馈在那种功能上自主的抽象理论或体系中能成为完全缺乏的，因为后者是已经变成自我生成的。

    在这里，我要特别强调的一点，就是哥尔德斯坦说过的还原到具体和我说过的还原到抽象这两者之间的不同。我愿把这两种还原和我在自我实现者中的发现做一对比，他们的特征是既能成为具体的又能成为抽象的。

    在一定意义上讲，我认为接受经验的优势和逻辑上的优先是经验论自身精神的另一表现形式，科学的开端之一。科学成长的根源之一，是决定不依据信念、信任、逻辑或权威看事物，而是自己去核对和观察。经验告诉我们，逻辑或先验的确定性或亚里士多德的权威实际上已不起作用。教训是容易汲取的，首先，在任何其他问题之前，用你自己的眼睛观察自然，即亲自体验一下。

    更好的例子是经验论的或科学的态度在儿童中的发展。但必须要做到“让我们自己看一看”或“走过去用你自己的眼睛看一看”。对儿童来说，这和依据信念看问题是对立的，不论这信念是来自爸爸、妈妈，或是来源于老师或书本。这可以用最生硬的说法表示：“不要信赖任何人，用你自己的眼睛观察吧。”或者也可以用较温和的说法表示：“核实一下才保险，这总是一个好主意。”

    另外，每个人的感知之间通常是有区别的，对于一件事情的看法也各不相同。这就告诉儿童，一个人自己的感知往往构成最后依靠的法庭。假如经验论态度有什么意义的话，它的意义至少可以归结于此。首先，“知识”是在经验的意义上到来的，然后是对感觉和经验知识的难免有误进行核实，然后是抽象、理论，即正统的科学。

    实际上，客观概念本身——需要公开知识使它为公众共享而不要完全信赖它，直到它至少已被几个人所接受——可以被看作是一种较复杂的派生物，应该用你自己的经验进行核实。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公众知识构成至少几个人对你个人经验报告的一项经验核实。假如你进入沙漠并发现某一没有意料到的矿藏或珍奇的动物，你的经验知识可能是确实有效的，但你不能期待他人完全相信你，仅凭对你的信念相信你。他们也有权自己看一看，即取得他们自已经验知识的终极体验。这正是客观公开核实的含意——“你自己去看看”的延伸。

    坚持经验的理论优先于先验的理论或体系，并坚持由此而引起的对经验的理论和事实密切相联——它把事实连结成一个统一体。于是，这在具有经验论态度的人和教条主义者之间做出了区分。例如，麦克斯·伊斯特曼在他的自传中认为，他自己和（前）苏联知识界人士相比，是一个“平凡的经验论者”，他把社会主义视为一项假设，一个应该经受检验的实验。也正是因为这些，使得他在（前）苏联理论家面前感到不安，觉得有“一种神学气氛而不是科学气氛”。

    我曾在类似的基础上提出对宗教机构的批评。由于这些机构大都宣称是天启的宗教，即以一位最早的先知所见的完美、终极和绝对真理为依据建设起来的，显然就没有什么可学的了。在这些人眼里，它已经是完美无缺的，完全不需要开放、核实、实验，甚至不需要任何的改善。

    这是和经验论态度最尖锐的对照。但在一种很温和的形式中，它是广泛的，而且也许我们可以说几乎是普遍存在于人类大众中的。我甚至不想把各种专业科学家排除在这一指控之外。经验论态度本质上是一种谦虚态度，而许多甚至大多数科学家都是不谦虚的，除非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专业研究领域内。涉及科学自身的性质时，他们很多人只要出了他们实验室的大门就很容易像某些神学家那样负荷着各式各样先验的信念和预先的判断。

    我认为，这种谦逊是经验论态度或科学态度的一个规定性特征，包括承认自己的无知以及人类一般对许多事物的无知。这样一种承认的必然结果是使你大体上愿意学习并热衷于学习。它意味着你对新的资料是开放的而不是闭门不纳的；它意味着你能成为天真好奇的而不是全知全能的。很显然，这一切又意味着你的世界在不断发展，和那种已知一切的人的静止世界大不相同。

    虽然我已远离我最初的论点：在知识和科学中为经验资料找到合适的位置。不过，我认为，为经验资料找到一个可敬的席位最终会增强经验论态度，从而也增强科学而不是削弱科学。因为它相信人的智慧没打必要把任何生活领域关闭在外，所以，它能扩展科学的辖区。那就是说，好的科学理论不仅力图成为好的理论，而且也成为真实的，作为对存在物的描述和组织。它是忠实于自然的性质的，并使之更可以被理解，而且是通过简化和抽象达到理解的。

    如何科学地体验存在事物

    为了更好地区分“经验的理论”和“构建的、抽象的理论”，最强有力的依据是从统一到简单化的连续系统。可以说经验理论是对于科学趋向综合的努力所做的一种表述，这样的科学同时也对繁复多样进行组织和分类，使之更能为受到局限的人所理解。它在本质上是一种整理事实材料的努力，而不是说明事实。林耐的体系是经典的例证。原初的弗洛伊德体系是另一个这样的“经验的理论”。

    在我看来，它似乎首先是一种分类学，我们或许可以说几乎是一种汇列体系，其中一切临床发现都能找到各自位置。在更宽广的程度上考虑，抽象或构建的体系不是由它对事实的忠实决定的，而是由它的体系的特性决定的，而经验理论却与此相反。在原则上，它不需要和事实发生关系；它可以是一种武断的构建，例如，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在这种意义上的优秀理论很像数学家的精确证明——它尽可能简明，典范式地向某一简单方程演变；它像一个优良的逻辑体系，服从它自身制定的法则；它并不需要成为有效的。这种“纯”理论往往先于事实出现，像一套服装为某一幻想的、非现存的物种作为一种游戏而设计出来，以后却可能证明对某一别的什么未料到的目的有效；或像一种新合成的、为合成而合成的化学药品，合成以后才寻找它的用途并且找到了用途。

    一个好的经验的理论可能是一个邋遢的抽象理论范畴——自相矛盾，错综复杂，不连贯，带有重迭而不是互相排除，其定义不明晰和模棱两可。把一切事实纳入它的辖区是它的首要忠实原则，即使这会弄得面目全非。

    一个好的抽象的理论强调科学的简化和净化功能。换句话说，我们在此也可以看到理论制定领域中科学双重任务的例子。一方面，它必须描述并接受“事物存在的方式”，实际存在样式的世界，不论是否可以理解，是否有什么意义，是否能够说明。事实必须先于理论。

    另一方面，它也稳定地向简单、统一、精致，向浓缩、简洁、抽象公式等等逼近，以便说明现实的本质、它的骨架结构，说明它能被还原到的终极态，即还原为地图、图解、公式、图式、方程、设计图、抽象、艺术、X光、大纲、综合、提要、概要、符号、标记、漫画、草图、模型、骨架、计划、略图、处方。

    终极地看，好的理论是尽力能做到这两方面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好的理论家在两方面都会努力去做，并从两方面的成功得到满足，尤其是当两者能同时到来的时候。

    对于任何科学的理论而言，具有系统的性质，有经验的决定因素。这是“好的理论”的特征。那就是说，好的科学理论不仅力图成为好的理论，而且也成为真实的，作为对存在物的描述和组织。它是忠实于自然的性质的，并使之更可以被理解，而且是通过简化和抽象达到理解的。

    如果我们能充分接受任何科学的理论的这一双重性，我们就会有少得多的麻烦，并且能更好地理解像精神分析那样的雏形的经验的理论。弗洛伊德的体系主要是对许多经验的描述，它还远远不能成为一个“正式的”或精致的理论。但它还不够正规或“假设－演绎”这一事态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它系统而正确地描述出大量临床的经验。我们首先应该问它对经验的描述有多么准确和真实，而不是有多么精致和抽象。

    有资格的人士，即有适当的经验和训练的人，大都同意弗洛伊德的一套临床描述大体上是确实的，他收集的“事实材料”大体上是真实的。即使他的某些特定大理论尝试和构建体系的努力还值得商讨或应被拒绝，也不影响他对事实描述的价值。

    准确表达事实才是科学家的首要责任，至于它与“好的发生体系”发生冲突的情况，则应毫不犹豫地放弃体系。系统化和理论化应该在事实后面到来。或者，为避免纠缠于事实是什么的争论，我们可以说，科学家的首要任务是真实地体验存在的事物。然而，遗憾的是，这一家喻户晓的真理却常常被遗忘在黑暗的角落。程式化，即对非经验的东西推来推去，分类排列，是一种浅薄和贫血的活动，很少带来快乐或欢娱，除非是低水平的乐趣，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宽慰”，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乐趣。

    经验主义和程式化的认识

    我经常会在谈话中转向忽然问起我所欣赏的花鸟树木的名称，好像我不满足于欣赏和享受而不得不再进行有关的学术研究似的。对于我爱好分类的怪癖，我的艺术家妻子很反感。的确，往往那个“学术研究”竟取代或完全替换了对“事物存在样态”的陶醉和沉思之乐。我将这种替代真正领会和体验的分类过程称之为“程式化”，它是一种病态，使组织纯经验世界的“正常”或“健康”努力成为病态化的。

    希望我的错误能使大家获得一些教益。其实，有时我发现我在画廊中也有“程式化”的活动，如先看作者姓名牌子而不是先看画，并又一次不是真正领会而是进行分类，如：“是的！一幅勒努瓦的画，非常典型，没有什么引人注意的，没有必要研究它，我已经‘熟知’它，没有什么新鲜的。下一幅是什么？”

    有一次，当我先看画——一幅极漂亮的画时，我真正是在看并真正在欣赏时，我接着又吃惊地发现它竟是出自一个极不出名的作者——甘斯波罗的手笔！我想，假如我先看了作者的名字，我或许不会再看画本身，因为在我的头脑里装的是先验的分类和排列系统，我早已判决甘斯波罗不会给我任何乐趣，是不值一顾的。

    更令我惊奇的一次是，我突然认识到一只普通的知更鸟（或称蓝坚鸟）竟也是一个极美极神奇的东西，正如一切鸟都那么美妙一样，甚至普通的鸟也像罕见的鸟一样的美。但判别是否普通是经验本身以外的事，和它自己的本性毫无关系。这样的判断却可以成为打消经验的一种方式，一种不注意经验的方式。它能成为一种使我们自己视而不见的方式。任何日落或橡树或婴儿或小女孩都是一个怪异的、难以置信的奇迹，第一次看时或似乎第一次看时或似乎最后一次看时都会有此感受，正像一位优秀艺术家或任何敏感者看时一样。

    这种新鲜的和反熟悉化的体验对于任何人都能很容易地把握，一旦他能聪明地认识到，能生活在一个充满奇迹的世界中要比生活在一个排排小屋的世界中更有乐趣，而一个熟悉的奇迹仍然是一个奇迹。

    在这里，我要告诉普通的认识者和科学认识者一条教训——不充分的经验是一种盲目，那是任何想当科学家的人都不能承受的。这种花招不仅会剥夺他许多科学的欢乐，而且有使他变成一个可悲科学家的危险。

    值得庆幸的是，我通过调察自身程式化倾向得知，我并不需要反对“体验活动”才能进行“组织与整合活动”，也无须反对美学才能走科学的道路。我认为，“科学知识”实际上丰富了我的体验而不是使它贫乏，只要我不用科学知识替代我的体验。有知识的体验者往往能成为比无知的体验者更好的欣赏者，只要我们接受这样的公式：“首先观察，然后认识。”我们现在可以再添加一句：“然后再一次观察。”于是我们将会发现，我们的认识会变得更好，更有乐趣、更丰富、更神秘更可敬畏。

    总之，无论是何种“真正的体验活动”，只要它是十分完整的，充满神奇色彩的，那么，它就是极其欢乐的。甚至当它使你感到痛苦和悲伤时，它也仍然能给你以“欢乐”。无论如何，和单调的程式化比较，它更富有乐趣。

    程式化，即对非经验的东西推来推去，分类排列，是一种浅薄和贫血的活动，很少带来快乐或欢娱，除非是低水平的乐趣，充其量它只是一种“宽慰”，而不是一种积极的乐趣。陷入这种“认识”心境不仅是一种盲目症，而且是一种不幸。把经验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型式，也可以这样理解，经验本身不具有意义，是组织者创造、施加或赐予意义，这一意义的赐予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承受的，它是认识者赋予认识对象的礼物。

    原样意义和抽象意义的认识

    一般地说，我们这些知识分子、哲学家、科学家认为，“意义”的概念能使混乱的、繁杂的、无意义的许多东西联结起来，相互协同，分门别类，并且组织整合起来。它是一种格式塔般的、整体化的活动，是一个整体的创造。这一整体及其各个部分于是都具有意义那是各个部分至此所没有的。把经验组织成富有意义的型式，也可以这样理解，经验本身不具有意义，是组织者创造、施加或赐予意义。

    这一意义的赐予是一个主动的活动过程而不是承受的，它是认识者赋予认识对象的礼物。换句话说，这一“富有意义”的类型是属于分类和抽象那一领域，而不属于经验范畴。

    它是经济的、简单化倾向的知识和科学的一个方面，而不属于全盘描述和广泛综合的知识和科学。我常常也能意识到这里有这样的内涵：它是“人类的创造”，即如果人类灭亡，它的一大部分将会消失。这又引导我把“人为的富有意义”和一种潜伏的蕴含联系起来，现实、自然、宇宙本来没有内在的意义，但必须富有意义，如果人不能做到这一点，某位神必须这样做。

    现在，我要强调的是，与这种极度机械论对抗的世界观可能有两种方式。一种做法像许多当代艺术家、作曲家、电影编剧家、诗人、剧作家和小说家所做的，甚至有些哲学家也做过，那就是在让它弄得厌烦和沮丧以后，又过分狂热地拥抱这一看法，并开始谈论生活的荒唐透顶和毫无意义，随机地绘画、写作和谱曲，破除一切富有意义的概念，似乎那只能是陈腐之谈，开始谈论“任何人类决心的不确定性和武断性”等等。

    例如，当一位采访者向阿兰·罗贝－格里耶承认他并不完理解他写的电影剧本“去年在马里安巴德”时，作者笑着说：“我也一样。”这肯定不是一个不通常的反应，绝非如此。我认为，有时“内在”的事，甚至是值得骄傲的一点，即承认在自己的艺术作品中缺乏明确的意义，甚至认为这种提问本身也是老一套。放弃或破坏“意义”的这种深思熟虑之举有时表现为对于权力机构、权威、传统和习俗的象征化破坏。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它的企图是对仿善的抨击，是为自由、为真诚而发动的进击，就好像是一个谎言正在被摧毁。这一类型的明显二歧化活动在层次整合态度面前会很容易地让路。

    在他们头脑里，意义从根本上说是来自命令，是一种武断的决定，不是从什么原则、什么条件要求出发的，而是意志的一种不能预测的和偶然的动作。当生活变成一系列“偶然发生的事件”时，生活自身是无意义的，也没有什么内在的价值。这样一个人会很容易变成完全怀疑的、虚无的、相对主义的、冲动的，没有任何是非善恶观念。概括来讲，他变成了一个没有价值观的人。

    假如生命的浆汁不在他的血管里有力地流动，他将会不断地谈论失望、痛苦，直至自杀。这好像是说：“OK！我必须接受它。生活没有什么意义可言。我必须完全依赖我自己的武断决定。除这些盲目的希望、任性的幻想和冲动以外（这一切只有它们自身感受到的驱动而不可能有任何正当理由的支持），不相信一切或不对任何事物抱有信念。”很显然，这是我所看到的这种态度的最极端的形态，但它是这种态度合乎逻辑的结果。

    但这一发展完全可以从时代精神的角度来看，作为世纪反叛的一个方面，反对宗教、经济学、哲学、政治，甚至反对科学的庞大抽象“体系”，它们已变得远离真正的人类需要和经验；因而看来很像，往往确实是，盲目伪善和文饰。它可以被看作是陀斯妥也夫斯基和尼采的名言的一种表现，他们说：“假如上帝死了，那么任何事都许可了。”从另一个角度看，它又可以看作是一切传统的、非人的价值体系瓦解的结果，这只留下一个转弯的去处，即进入自身，回到经验中。这是我们需要意义的一种证明，当我们认为没有意义的时候，我们会彻底失去生活的勇气。

    从积极的角度考虑，我们可以把这种绝望看成是回归纯粹的经验，经验是一切思想的开端。当抽象和体系使我们失望时，我们总要回顾经验。我们更充分地认识到，许多事实的最终含意不过是它们自身存在的纯粹的实现。

    人类历史表明，许多被迫趋向怀疑的人都曾力图再次变得单纯，回到开端；在一个更坚固和更确定的基地上再一次想通一切，在一个骚乱的时代问一问是否有什么东西可使他们能真正毫无怀疑。这样的时刻在生活中时有出现，这时修补和改良似乎是无望之举，而更容易的是移平整个结构并从根基上重新构建。

    除此之外，若我们在此基础上再加增一般人很难抗拒的二歧化的诱惑，即进行非此即彼的选择，因而不是选择经验的原样——拒绝一切抽象作为内在之敌，就是选择抽象、法则、一体化——拒绝原样作为法则之敌，那么，这两种极端的观点又可以看作是二歧化的病态结果。它们可以看作是愚蠢的和不必要的，甚至是孩子般幼稚无能的结果，不能成为综合的、包容的或成为协同的。

    每个人都观察到，我们可以很容易地同时接受并欣赏原样和抽象两者的优点。事实上，对于完美的理智和人性来说，做到对两者都称心如意甚至是必需的。因此，这两类不同的意义，是互相补充的而不是彼此排斥的。我称其一为抽象意义，另一为原样意义，并且指出前者属于分类和抽象的领域，后者属于经验的领域。我宁愿选择这样的说法而不采取同样可能的一种说法，说一朵玫瑰花的气味是无意义的或荒谬的。因为对于多数人而言，这些词仍然是惹人厌的和规范性的，因而会引起误解。

    无论是在语言中，还是在电影中，或是在诗作中，这两类意义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两类交流及两类表达。它们甚至再一次向我们表明，科学有两项任务：一项是充分承认、接受并欣赏具体的、原始的经验；另一项是把这些经验结合起来，找出它们的相似和不同之处，发现它们的规律性和相互关系，构成一些系统，这些系统能用简单的方式表示出来，并能把许多经验浓缩在一个公式或定律中，使我们理解起来很容易。

    不过，这两项任务或目标有相互的联系，分割开来会造成损害，我们不能只择一方面而排斥另一方面，那样我们就会出现一个糟糕的局面：一个“还原到具体”，另一个“还原到抽象”。在科学家印象中，“解释”往往只有一个趋向简单的含意，它似乎总是指经验以外的什么，代表一种围绕经验的理论。但有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在一种经验的、自我参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

    积极理解和解释的手段

    通过对意义的研究，“理解”、“预测”和“解释”这一类词语的涵义更加明确了。“纯粹科学的”人用这些词，和典型直觉的人有所不同。对于前一种人，理解的增进通常来自并等于倾向简单的运动。它是更一元化的，更接近一致，是复杂和混乱的简化。“理解”和“解释”深入复杂现象的背后，使其易于为人所认识。例如，它把卷心菜和国王用某种方式连接起来，而不是任他们各自分离，作为非干预沉思的对象。

    对于纯粹科学的人来说，“解释”和“理解”二者都有简化的作用，即减少我们必须把握的变量数目——表面的多重现象不如潜伏在现象世界背后的较简单的解释理论那么“真实”。它是对表面价值的一种否定，也是一种消除神秘的方式。在极端的情况下，他认为，不能解释的就是不真实或不纯正的。

    对于经验丰富的人，可以用另一种类似“原样意义”的要点加以解释。理解某一事物也就是体验这一事物的真相和它的本性。这种经验，不论对象是一个人或一幅字画，都能变得更深刻、更丰富、更复杂，但仍能保留在这一对象的范围内，对于这一对象我们是力图能有更好的理解的。因此，我们能把经验的理解和整合的或抽象的理解——一种向简单、经济和简化的主动运动——区分开。

    经验的理解是满足于停留在经验的内部，不向外延伸，而用直接的方式鉴赏它、品味它，这与简化以及浓缩经验和图解经验的活动（或用X光、图式或数学描述经验）大不相同。这是雕塑家所具有的对粘土或石头的理解，木匠对木头、母亲对她的宝宝、游泳者对水、或夫妻彼此之间的那种理解。从根本上而言，这又是一种不可能为非雕塑家、非木匠、非母亲、非游泳者、或未婚男女所体会的那种理解，不论他们可能得到的其他知识来源如何。

    在科学家印象中，“解释”往往只有一个趋向简单的含意，它似乎总是指经验以外的什么，代表一种围绕经验的理论。但有些艺术家和批评家也在一种经验的、自我参照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这是有益的，至少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点。这就是说，经验到的什么就是它自身的解释。一片树叶，一曲赋格（赋格曲，一种多声部的乐曲，在五度上模并用复调方法发展主题），一次日落，一朵花，一个人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它们“意味着”它们自己，解释它们自己，并证明它们自己。

    许多现代画家或音乐家甚至诗人现在已经抛弃那种过时的要求，要求艺术作品“含有”某种自身以外的寓意，要求它们指向外部，非自我参照的，或富有某种信息，或在科学的简单化的意义上是“可以解释的”。它们宁可说是自我容纳的世界，是被注视的对象而不是被透视的什么。它们既不是攀登高峰的支点，也不是长途旅程中的中转站。它们不是为自身以外的某物设的标记或符号。它们也不能在通常的意义上置于某一类别内或历史序列中被“规定”，或就它们和它们自身以外世界的某种其他的关系来“界说”。

    多数音乐家，许多画家，甚至某些诗人都会拒绝谈论或“解释”他们的作品，他们能做的是以某种纯武断的方式在作品上加个标签或仅仅指一指这些作品说，“看吧！”或“仔细听吧！”例如，当有人问埃利奥特：“请问先生，‘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这行诗是什么意思？”他答道：“我的意思是‘女士，三只豹坐在一棵红松树下’……”毕加索也曾被类似地援引过：“人人都想理解艺术，为什么不想理解一只鸟的歌？人爱夜、花以及周围的一切，为什么不理解它？但偏偏对一幅画，就要无限制地深究。”

    不过，甚至在所谈论的这一领域中，人们确实也研究贝多芬的四重奏。但请注意，这里的研究是指经验意义上的陶醉，反复地欣赏和沉思，也可以说，是用一种高强度的显微镜仔细审查它的内部结构，而不是研究它。而后他们会信心百倍地说：“我们更深刻地理解了它。”有一个信奉类似原则的文艺批评学派，它的信从者依赖对作品本身的深入审查做出评价，而不是根据作品的社会、历史、政治或经济背景而探讨。这些人并没有陷入不可言喻状态以及所需要的沉默之中。他们有很多要说的，而他们也确实使用了“意义”、“解释”、“理解”、“释意”和“交流”这些词汇，尽管仍然力求严格地停留在经验的范围内。

    我个人的想法是，来自艺术世界的这些积极的用法在一个重建的科学哲学中是有益的，这种科学哲学主张包容，而不是排除经验论据。我认为，这些用法比另一种用法更可取，后者谈论的是“无意义”和“荒谬”，而不是“原样意义”，它使自身还原为指示交流而不是语言交流，它拒绝任何解释或定义的努力，只能等待某一天领悟的出现，而没有能力以任何方式促使领悟到来，实际上就是说，假如你不了解，你将永远不会了解。

    或许积极的用法能使我们和经验资料进行更深奥微妙而有洞察力的交往，并能更实际而富有成果地处理这些资料。“荒谬”、“无意义”、“不可言喻”和“不能解释”这些词汇只表示一种神经脆弱，因为它们谈论的是虚无、是零、是缺乏的某种东西而不是能够用科学方式对待的存在物。

    积极的用法证明是正确的，还因为它们意味着对一种可能性的接受，即经验可以是目的经验，它们自身就是有效的、有价值的。这些用法对于一种存在心理学是适宜的，这种心理学是和目的、和存在的终极状态打交道的。消极的用法意味着对一种传统科学主张的认可，即坚持科学是超脱价值的，和目的无关而只和通向目的的手段（在一定程度上是武断给定的）打交道。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经验都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能被理解的，除它们自身的“是”以外，你弄不清它们还有什么意思。

    生活的原样意义的认识

    我们必须承认，生活中的所有一切经验都是无法解释的，也就是说，它们是不可能被理解的，除它们自身的“是”以外，你弄不清它们还有什么意思。你不能以理性对待经验；经验就是经验。你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承认经验的存在，接受它们，有可能时领略它们的丰富多彩和神秘莫测，同时认识到它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对“生活的意义是什么”这一问题的解答。

    从某种程度讲，生活本身就是它自己的意义。即对生活的体验、行走、观看、味道、气味、感官享受和情绪体验，一切其余的感受，这些都会使我们觉得生活是值得的。生活本身也会引起我们的怀疑，只要它们不再为我们提供享受。此时此刻，我们有可能感到厌倦、无聊、抑郁、想自杀，我们会说，“生活是无意义的”或“生活有什么意思”或“生活不再是值得的”。正因如此，我才宁愿采用原样意义的说法也不对无意义让步。我认为，在非常有创造性或伟大的科学家那里，这两种制裁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偏爱一种而放弃另一种，那似乎已成为他们的。

    合法解释和原样理解的认识

    我曾进行过一项调查研究，即研究不同类型性格的科学家的动机。我仅仅要求他们漫谈和回答我两类问题：“你为什么选择你的行业？你的领域？你的课题？你从你的工作中得到的主要报酬（满足，快慰，最高幸福的颠峰时刻、兴奋点）是什么？是什么使你坚持工作下去的？你为什么爱你的工作？”还有两个类似但不同的问题：“你为什么堕入情网？你为什么安于你的婚姻？”

    但最终的结果是，我不得不放弃了此项研究。不过，通过与十几位不同领域的科学家的谈话，我仍然对科学家的种种隐伏动机有很深的印象，这些动机驱使他们选定方向并坚持下去。至于一般人，他们的世界观，他们的快乐和满足，他们的喜爱和厌恶，他们的职业选择，以及他们的工作风格，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他们“性格”的一种表现。

    与许多其他研究者曾有过的情况没什么两样，我再次觉得对于那些名目繁多的对立类型的人进行区分是有必要的，如顽强的和温和的，阿波罗（希腊神话中的太阳神，象征太阳、音乐诗、健康等）型和狄俄尼索斯（酒神，象征享乐）型，肛门型和口腔型，强迫型和歇斯底里型，男子气和女子气，控制的和冲动的，统治的和承受的，猜忌的和信任的等等。

    有一个时期我曾用X和Y作为指代字母，作为所有这些反义词对子中的共同因素。另一些时候我用过“冷静”和“热烈”，因为两者都不含有贬义——厌恶或侮辱的意思，并且我认为这两个词的“观相性质”要比现有知识状况中更明确规定的词汇好一些。为了同样的理由，我也曾尝试对比“蓝——绿”（光谱的尽端）和“红——橙——黄”两种类型。最后我把问题搁置起来，尽管我觉得正在广阔领域的边缘上徘徊。

    在这里，我要特别指出我当时的一个初步印象，因为现在它越来越有说服力了。之所以提出来，只是为了进一步慎重检验。我认为在性格和外貌上属于“冷静”或“蓝—绿”或“顽强”型的人似乎更倾向于把法则、规律性、确定性、确切性的建立作为他们科学工作的目标。他们谈到“解释”，显然倾向于经济、简单、一元化。完成简化的时刻，即达到变量数目的缩减，也就是胜利和高度成就的时刻。相反，我觉得“热烈”、“红—橙—黄”、“直觉”型的人（他们更接近诗人、艺术家、音乐家而不是工程技术专家）或“温和”、“软心肠”的科学家，容易炽热地谈论问题，会把“理解”的时刻（对原样状态的理解）作为调查研究的高峰和奖赏。概括来说，性格学上从顽强到温和的连续系统分布，可以类比为这样的连续系统——一个以“合法解释”为一端和以“原样理解”为另一端的系统连续系统。

    我认为，在非常有创造性或伟大的科学家那里，这两种制裁是结合在一起的而不是偏爱一种而放弃另一种。即使如此，我认为做出这一类型学上的区分还是必要的。据我了解，有些我曾与之交谈过的人确实是如此，有些我看过他们个人记事的人也一样。他们的问题是什么时候应该坚强，什么时候应该温和，而不是在强硬和柔软二者中做出根本的抉择。

    在心理学范围内，我的观点仍然是，这样的二歧化可能把那些“典型的”实验心理学家（他们是拙劣的临床家）和“典型的”临床心理学家（他们是拙劣的实验研究者）分隔开，虽然我完成的这项小规模的调查研究并不强有力地支持这一猜测。

    对于纯粹或极端的类型而言，这已接近一个假说——“抽象知识”和“经验知识”是相互对照的目标。总之，理论和法则的构建与它们的被发现通常很类似，似乎有一种主动和承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连接。对于任何认识者，不论一般人或专业人员，最好是依据情况的需要具体分析，既能主动又能承受，即随机应变。

    感知对结构的承受

    由于在原样和抽象之间既做出区分又使两者整合在一起，因此，我们再一次遇到共相和法则是否真实这一老问题，它们完全是人造的或人为了自己的方便而发明的吗？或者，它们是被发现的而不是创造出来的吗？虽然模糊不清，它们是一种对于外界先于人而存在的什么东西的知觉印象吗？我在这里不企图做出任何确定的回答，但可以提供一点见解，也许有助于问题的澄清。

    首先，疑问最大的就是问题的二歧式、非此即彼的说法。难道这不是一个程度的问题吗？原样和抽象之间的区分暗示这是一个程度的问题。事实确实如此，对原样的感知比整合与抽象的完成在大得多的程度上更是道家的、承受的、被动的。但这并不像许多人所认为的那样必然，对共相的感知只能看是一种主动的任务，一种权威的创造。它也可以是一种承受的开放，一种非干预的意愿——希望事物是它们自身的状态，一种耐心等待的能力，等待知觉对象的结构自身向我们显露出来，是一种秩序的发现而不是一种秩序的安排。

    在这种承受过程中，最为人熟知的是弗洛伊德对“自由漂浮注意”的发现和推崇。从长远角度考虑，在试图理解一个接受治疗的病人时，或有同类问题的任何人，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放弃主动集中注意和力争迅速理解。这里的危险在于，可能有一种早熟或不成熟的解释和理论，而且它还很有可能是一个人自己的构造物或创造物。

    从初级过程的角度看，力争、集中和注意聚焦不是前意识或无意识层次上最好的感知途径。这些活动属于次级过程并有可能掩盖或排除初级过程的资料。精神分析家的指令是：“让无意识向无意识诉说或倾听。”

    这类问题同样也出现在文化人类学家身上，特别是在他们理解某种文化的全部繁杂情节时。在这里，早熟的理论同样是危险的，因为它可能弄得此后任何有违早熟构造物的资料都被排除在外。最好要有耐心，能承受，顺从资料，让资料各就各位。对于习性学家、生态学家和野外博物学家也是如此，对于和任何种类的大量资料打交道的任何人在原则上也适用。一个人不仅要学会主动而且要学会被动。一个人安排，再安排，玩弄资料，懒洋洋地看报表，拼来拼去，像游戏一样，坠入白日梦中，不慌不忙，一遍又一遍，“夜以继日”，把全部事业交付给无意识。而科学发现的历史表明，这通常很起作用。

    总之，理论和法则的构建与它们的被发现通常很类似，似乎有一种主动和承受之间的相互作用和连接。对于任何认识者，不论一般人或专业人员，最好是依据情况的需要具体分析，既能主动又能承受，即随机应变。因而，“沉思”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非主动、非干预的观察和品味的形式，它可以吸收到对经验的、道家的、非侵扰的承受中。在这样的时刻，经验自然产生而不是被特意构造。

    沉思事物存在的方式

    对于“事物存在的方式”、世界和地球上存在的众多表象，你应该做些什么呢？自然，首先要设想你不能被它吓住。于是，当你被动地承受和接受时，你能做的唯一事情就是对它的一切深感惊奇，思索它，品味它，赞叹它，迷恋它而且要满怀希望，你会发现乐趣无穷。即，要做的是不做任何事。这和孩子对外界环境的感受几乎没什么区别，一心一意地，兴致勃勃地，着了迷一样，瞪大眼睛，被魔法镇住似的。

    在高峰体验中和在孤独体验中，也会有这一类迷恋世界的情况发生。当我们思索死亡或因缓刑而暂免于死时，或当“爱”打开了我们的眼界和开启了世界的宝藏时，或当致幻剂发生最佳效果时，或当一位诗人或一位画师能展现给我们一个充满新意的世界时，这一切都是通向领会事物原状和真相的道路。它们全都联合起来告诉我们，世界并不像那么多人所设想的那样可怕，而且也可以是非常美妙可爱的。

    此时此刻，我们什么也不用做，也无需去做，我们只要承受地、屈从地、沉思地体验这一切。我们无须立即做出解释、分类、提出有关的理论，甚至也无须理解，除非是它自身的概念需要。

    相信大家没有忘记这样的言论，有些人宣称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最接近现实。他们说，如果我们想看到赤裸裸的现实，这就是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他们警告我们，当我们开始进行组织、分类、简化、抽象和概念化活动时，我们也开始离开此时此地的现实，观察我们自己的构造物和发明物，我们自己的先定概念。这些东西是我们自立门户的安排，我们依靠它们把秩序强加在一个杂乱无章的世界上，那完全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方便。

    显然，持有这种观点是与常规的科学观背道而驰的。例如，艾丁顿看到和触及的桌子，他认为不如物理学家所概念化的桌子那么真实。多数物理学家觉得，当他们离感性世界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也越来越接近现实。但毫无疑问的是，他们所涉及的现实当然和他们的妻子和儿女生活于其中的现实不同，向简单化的方向行进确实分解了这一现实。

    由于我们已经同意科学有两极的说法，因此，我们无须再仲裁这一争端。科学的两极一方面要求经验和领悟具体，另一方面要求把纷乱的具体组织成可以把握的抽象。但客观的事实要求强调前一目标而不是后一目标。科学家通常不认为自己是承受的沉思者，但他们应该如此，不然他们就失去了他们在经验的现实中的立脚点，而且，只有从这里开始，才有一切知识和一切科学的建立。

    因而，“沉思”完全可以理解为一种非主动、非干预的观察和品味的形式；它可以吸收到对经验的、道家的、非侵扰的承受中。在这样的时刻，经验自然产生而不是被特意构造。由于这使经验能成为它自身，极少受到观察者的歪曲，所以，它在某些事例中将会成为通向更可靠和更真实的认识的途径。其实，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视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地利用这两种认识论。我认为它们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显然，把两种武器都收入想认识各种事物的任何认识者的武库中是必要的。

    作为科学范式的人际知识

    从科学发展史上可知，常规的科学首先将物理的、无生命活力的东西作为研究对象，例如星体、落体。当然，非人格的数学也包括在内。

    科学前进的步伐并没有终止，并且以同样的精神研究生物，最后约在19世纪五六十年代，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又在实验室里以同样的、已证明为极成功的方法进行研究人。人被当作一个物体在有控制的实验情境中接受不动感情的、中性的、定量的研究。“课题”的选择倾向于一切适宜用这种方式处理的方面。自然，与此同时，出于一种完全不同的传统，也有一种完全不同类型的心理学用不同的定律、法则和方法在临床精神病学家中发展着。

    以物理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等的方法论对人进行的“科学”的研究，是一种更困难、更令人恼怒的应用，因为研究者将还原分析法加在一个极不合适的对象身上。有人这样说，人是一个特例，是在非人格科学方法边缘上的一个外周例子。我建议我们要把人作为起点或中心替代上述非人格的中心。让我们试着把有关人的知识当作范例，并由此创立属于人的方法论、概念化和世界观，属于哲学和认识论范畴的范式或模型。

    如果把即时发生在你和我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友爱关系，我们都暂且把它当作为一种终极的知识来看待，那么，后果将会如何？让我们设想这种知识是“正常的”、“基本的”惯例，像我们基本的测量工具对任何知识所进行的判断一样。

    不总是可逆的人际关系的例子是：朋友对朋友的认识，两个彼此相爱的人的认识，父母对子女的认识，或子女对父母的认识，兄弟对兄弟的认识，医师对病人的认识等等。在这样的关系中，特有的情况在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是有牵连的。他们的距离不是很远，而是很近；他对它不是冰冷的，而是热情的；他不是没有感情而是有感情；对于认识的对象，他有移情、直觉的领悟，即觉得能和它打成一片，和它同一，在一定程度上和在某种方式上与它一致，与他有牵挂。

    我们必须承认，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母亲要比儿科医生、心理学家更了解她的孩子。如果这些医生有起码的明智，他们会利用她作为解释者或翻译，并常会问：“他想说的是什么？”老朋友，特别是夫妻之间，彼此的理解，彼此的心心相印，而对于旁观者来说，其表现简直是一个谜。

    人际知识发展的极限或完成是通过亲密达到神秘的溶合，这时两个人以一种现象学的方式变成了一个人，神秘论者、禅宗佛教徒、高峰体验者、情侣、审美学家对此均有精彩描述。在这种溶合的体验中，对另一个人的认识是通过变成另一个人而实现的，即，它变成一种发自内部的经验知识。我认识它因为我认识我自己，而它现在已经变成我的一部分。与认识对象的溶合使经验知识成为了可能，而由于经验知识就许多人类目的而论是最佳类型的知识，认识一个对象最好的方式便是趋向与之溶合的运动。当然，由于要达到与任何人的溶合，因此，要关心他、爱他，我们甚至能由此提出一条关于学习和认识的“定律”。你想认识他吗？那么开始关心他吧！

    与神秘的溶合相比，更倾向于中性的例子是治疗和成长中的关系。我这里仅限于谈论各种顿悟揭示疗法、道家方法、非指示疗法，例如，弗洛伊德，罗杰斯，存在主义疗法等等。关于移情、交友、无条件积极关怀等等已经有许多文章讨论过，但这一切有共同的明确认识，即，为了使个体能控制自己的自信和自疑，有必要建立一种特殊类型的关系，以打消畏惧，使人能接受治疗，能更实际地看自己。

    首先让我们把这一治疗的和成长的关系看作是一种获取知识的方法，然后把这种认识工具和一台显微镜或望远镜做一对比：

    显微镜或望远镜

    （旁观知识）治疗关系

    （人际关系知识）涉及主客之间的分裂，所谓的“笛卡尔式的分袭”。这一分裂和“距离”被认为对于达到认识的目的是好的，有益的，必要的。在医师和病人两方面都趋向减轻分裂和缩小距离，双方活动的方式不同，但都趋向对病人的深入理解而不是对医生的理解。理想是旁观式的完全脱离，彼此完全“相外”。不打成一片，而是分开，解脱。理想是溶合，融化，合并。减少再输入和交往。如我对一张桌子或一座雕塑的看法。较疏远而少趋同。观察者是一个参与的观察者。力图不发生关系和避免发生关系（为了能够成为一个吕立的裁判）。力图发生关系并更亲密。对于正在体验的自我和自我观察的自我之间的分开不觉察也不加利用。在认识过程中对自我知识不加利用。特别增进正在体验的自我和自我观察的自我两者的相互作用和他们富有成果的相互依存和彼此独立。自我知识是这一认识过程中的重要部分。观察者的本性和独特性不是大问题。任何胜任的观察者都能看到同样的真理。认识者的本性是认识对象的本性的一个必要条件。认识者彼此之间不能随意交换。观察者不能看作是以任何重要的方式在创造着真理。他发现、看到、或领会真理。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真理，这和他是怎样的，他是谁，和他在做些什么有关。主动注意，有意集中。有目的。自由漂浮的注意，耐心、等待。初级过程，前意识、无意识。我—它（布伯用语）。我—你（布伯用语）。放任的（非关怀的）认识。出自关怀的，彻底（道家的）非干预的认识。较多心理活动，推论，假设，猜测，分类。较多承受，更愿意先进行纯体验再让次级过程接替。旁观者的趣脱，中立，不介入的客观，放任的不关心。知觉对象的内在本性如何没有任何关系。由于不干预、由于关心、欣赏有关的人并愿任他自然而产生的超脱和客观。对于对方的存在的认识（存在认识）。对他没有错觉，逼真地领会，不拒绝也无须改善对方，对他没有预先的要求。接受他的本来状态。不插手，因为喜欢他现在的样子，希望他依然故我，不愿他成为另外的什么。知觉对象已被感知。组织学的载片，显微镜，以及生物学家各走各的路。他们分手了。不论显微镜或载片都不会爱上生物学家。被理解者有反馈反应。他由于被理解而十分感激。他希望能被人正确理解。他向理解者投射幻想和希望。他赞美并崇拜理解他的人。他爱理解他的人并可以依恋他。或者他可能恨理解者或怀有矛盾心情。他有什么关于“认知手段”的话要说。他的这种表现能改变“认知者”（抵抗移情等等）。认识人的研究之所以如此错综复杂，因为人的动机生活大部分是和他人有联系的。一般来说，由于他人的给予或阻挠从而导致基本需要的满足或受挫。假如你想了解一个人，最好让他和你在一起时毫无顾忌，让他觉得你接受、理解并喜欢他，甚至爱他，让他觉得你尊重他，你不会威胁他的自由自在。相反，如果你不喜欢他或不尊重他，如果你轻视或不赞助他，看不起他，或者用“惯例化”的眼光看他，不把他看作是一个独特的个人，那么，他就会在很大程度上把自己封闭起来，不让别人看到他的真相。

    这和一件日常事件的道理是一样的：如果你不爱孩子，我就不会把我的孩子的照片拿给你看；假如你不喜欢孩子，我将不想让他们来见你。他甚至会怀着隐藏的恶意故意以假象蒙骗你。在其他领域这也是极常见的事，例如，文化人类学、心理治疗、社会学、民意调查、儿童心理学以及许多其他领域。

    我们可以通过调查研究的文献了解上述结论，如，关于访谈，关于文化人类学研究法，关于心理治疗技术，关于民意测验，关于理解和被理解，关于强者和弱者的相互关系，关于人际知觉等等。但我想不出这些研究的发现曾应用于认识论的问题，或阐明如何“获取”可靠的和确实的知识。

    我认为，这些研究领域中几乎没有人意识到他们的发现可能有这一特殊的应用，也许他们已经意识到了，但被这一应用的涵义给唬住了。这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接连不断地受到的教导告诉我们：不论你想研究的是分子还是人，但是，通向可靠知识的研究法却是相同的。而现在我们却被正告，对于这两种类型的研究可能有不同的途径。有时甚至还有进一步的涵义：研究人所采用的技术有一天也可能被推广应用，直至包括对分子的研究。因而，我们甚至可以再次盘旋上升到一元认识论的高度，但围绕着的是一个不同的核心！

    至少在较小的程度上而言，通过认识者和被认识者之间的亲密人际关系，获取知识的情况在其他科学领域中也会发生。习性学是我们最先想到的例子。但来自医师“临床”研究的各种知识形态也都有某些这一类的特征。社会人类学也一样，社会学的许多分支——政治科学、经济学、历史学，或许一切社会科学——都是如此。或许我们还要加上多种或全部语言科学。

    在这里我再强调一个重要的观点：我们没必要表明倾向于哪一边，或是投哪一派的票。的确，我们能把各门科学或所有知识领域排列为一种层次系统，或者根据牵连程度从最大排列到最小。

    但我还想提出一个更激进的问题：能否把一切科学、一切知识都概念化为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一种爱或关心的结果？把这一认识论和在“客观科学”中处于统治地位的认识论并列，对于我们会有怎样的好处？我们能否同时利用两者？

    其实，我认为，我们完全可以视情况的变化而灵活地利用这两种认识论。我认为它们不是彼此矛盾的，而是互相补充的。显然，把两种武器都收入想认识各种事物的任何认识者的武库中是必要的。我们理应怀有一种希望，甚至在天文学、地质学、化学领域中，或许也能对甚至非人格的东西取得更完整的理解。我在这里指的是那种意识的、语言化的、列为公式的可能性。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可以从一位热爱他的工作和他的课题的人那里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我们也有必要审慎研究“通过爱得到知识”的这一范式。

    调动工作热情的力量

    必须弄清楚的是，我们对产生对研究对象的爱的复杂性到底有什么内涵。至少它表示要对研究对象发生“兴趣”这一点是肯定的。你完全不感兴趣或厌烦的东西是很不容易观察或倾听的；也很难去思索有关它的事，很难想起它，很难想继续研究它，很难溶合它。

    当你被某种外力逼迫去研究某一种你完全没有兴趣的问题时，你身上的一切防御和抵抗力量都会动员起来。你会丢三落四，想别的什么事，思想不集中，疲倦袭人，智力似乎衰竭。总之，你很像是在做一件糟糕透顶的工作，除非你多少对它有点兴趣并受到它的引诱，最起码少量的热情（或欲力化）似乎是需要的。

    事实的确如此，世上存在着为责任感而工作的人，就连一个孩子也会在学校做许多并不是从兴趣出发或仅仅从外部因素出发的事情，以便让老师欢喜。但这样的孩子引起另外的问题，这里不能深谈，那是有关性格训练、增进自主性以及仅仅驯顺的危险等问题。

    我之所以提及这些问题，是因为我不想陷入非白即黑的二歧倾向，在这里那是很容易出现的。不管怎么说，关于这一简单的说法是很少有疑问的，那就是说，对于一个人的最佳学习、领会、理解和记忆而论，最好的途径是对有关的问题感兴趣，有介入感，有“一点爱”，至少有一点迷恋并觉得受到吸引。

    科学需要一种耐心、顽强、坚韧不拔、持之以恒以及克服困难的精神和毅力等等，这是一种低限的说法。科学长时成功所真正需要的是热情、迷恋和着魔般的执着。有成果的科学家是这样的人，他们谈论他们的“课题”差不多就像情侣谈及他们的所爱一样，那是作为一个目的而不是作为达到另外目的的一种手段。升腾到一切分心之上，变得沉迷于工作之中，这表明他已完全溶入“课题”里，不再是分立的。他的全部智慧都可用于一个目的，一个他已完全献身于其中的目的。他把他所得到的每一件东西都给了它。

    正如威廉·詹姆斯所说的那样：“假如你想在一项调查中用一个不中用的人，你最好找一个对这项调查结果毫无兴趣的人，他保证是那种无能的、绝对无疑的蠢货。”

    这可以说是一种爱的表现，要知道，这种说法是存在很多积极的因素的。同样意味深长的是，可以从一位热爱他的工作和他的课题的人那里期待更好的工作成果。这就是为什么我认为即使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科学家的我们也有必要审慎研究“通过爱得到知识”的这一范式。这种爱我们可以在爱侣中或父母和子女的关系中看到它的最纯表现，或者在神学和神秘主义文献中非常合适地译为自然主义的概念。总之，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现实，即创造着真理。现实似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一种合金，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一种交往。

    人际关系中真理的形成

    传统的非人格的科学是外在的、全面的、完善的、隐匿但可揭示的。在早期的说法中，观察者仅仅观察而已。在后来的说法中，人们已理解观察者是戴着眼镜的，眼镜歪曲现实但去掉却是万万不能的。经过长时间的发展，物理学家和心理学家已懂得，观察活动本身是对被观察现象的一种塑造，一种改变，一种侵入。总之，观察者在一定程度上创造着现实，即创造着真理。现实似乎是观察者和被观察对象的一种合金，一种相互作用的产物，一种交往。例如，许多关于再输入的研究和关于观察者期待的影响的研究，这只是两类众所周知的实验。

    我所指出的并不单纯是天文学观察中的“入差”和海森贝格的“测不准原理”，我指的宁可说是一种不可能。例如不可能找出某一文字前文化“究竟”是怎样的，即未受文化人类学家歪曲的真实情况如何。或举一个我曾介入的例子，你如何能从一个街头宗教群体的行为中把一个外界观察者的抑制影响抽象出来？我在大学时听过一个来源不明的故事：说一群联谊会的男孩商量好闹着玩追求一个土里士气的女孩。出乎意料的是，追求改变了她，使她变成一个自信、温柔而十分可爱的姑娘，使这些男孩真地爱上了他们自己的“创造物”。

    大卫·沃森在《人性研究》一书中曾这样写道：“当两个人在辩论时，我发现真理不总是在更不带激情的一边。激情可能增强辩论者表达的力量，并最终引向真理的深部。”毫无疑问，有几种感情会完全歪曲我们的判断。但我要问极端的理智主义者：假如真理不能在追求者中激发热情的奉献，任何科学还有产生的可能吗？”

    这是心理学家中正在兴起的不满的一个典型表述，他们不同意那种过时的、广泛持有的看法——认为感情只能起破坏作用，感情是真正领会和正确判断的敌人，感情是和精明对立的，是而且必然是和真理互相排斥的。对科学进行人本主义研究能产生一种不同的态度——感情与认识具有协同作用，感情可以成为寻求真理的一个动力。

    这些爱的关系能过渡到与世界溶合的神秘体验中，这使我们通过与对象溶合、与对象合为一体，从而达到知识的终端。从理论的观点看，这可以认为是变成经验知识，来自内部的知识，由于我们正在变成我们认识的对象。至少这是这种知识接近或试图接近的理想极限。

    不要认为这种终端很难实现。研究精神分裂的一个受到尊崇的办法是，试用适当的化学药剂使自己暂时成为精神分裂的，或自己曾患分裂症现已恢复健康。这样一来，就能更容易与精神分裂患者认同。例如，最受人敬爱的新行为主义心理学家之一的爱德华·托尔曼，有一次不顾他自己的正式推论，曾承认他在想预测一只大鼠将如何行动时试图与大鼠认同，与大鼠感受一致，并问他自己：“现在我将会如何行动？”

    另一类例子——在一个不同的领域遵循着同样的范式——是文化人类学家的例子。对于一个你不喜欢或你不欢迎的部落，尽管你也能了解到许多事实，但你的了解会受到一定的局限。要认识印第安人而不是仅仅取得一知半解的资料，你必须在某种程度上融入他们的文化中。假如你“变成”一个印第安黑脚族人，你将能靠理解回答许多问题。

    事实上，即使在非人格的一极，区分用望远镜观察天象的两种感受也是有可能的。你可以通过望远镜窥视月球，像某一个人（旁观者，外人）通过一个钥匙孔窥视一个生人，远远地窥视我们永远不能变成的东西。或者你有时能忘记你自己，专注地、迷恋地、神往地进入你正在观察的对象中，进入那个世界而不是从外面向里看。这可以比喻为家庭一员和街角孤儿之间的不同，后者隔着窗户观看屋里的温暖情境。柯林·威尔逊的著作中有许多局外人和渴望的窥视者的例子。

    相信自己，你也可以跨入显微世界内部，当然，你也有权力选择站在外面通过显微境观看外面的载片。你可以很有见识地倾听音乐，平静地审查它是否值得你付出的门票钱。或者，你会突然被它感动并觉得自己也变成音乐，似乎音符在你体内跳动，觉得你不是在音乐以外的什么地方。假如你在跳舞，而节奏的格调“粘上你”，你会一下子滑到节奏中去，你会和节奏打成一片，你会变成它的自觉的工具。其实，“科学的客观”这个术语早已被那些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家先行占用，并使之屈从于他们的机械形态世界观的用法。

    放任的客观与关切的客观

    其实，“科学的客观”这个术语早已被那些以物理学为中心的科学理论家先行占用，并使之屈从于他们的机械形态世界观的用法。很显然，为了不让真理预先由教会或政府决定，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维护他们自由观察他们眼前事物的权利是很有必要的。这是“超脱价值的科学”这一概念的核心意义。不过，这也使得许多研究人和社会的科学家受到伤害，因为这一概括化概念已被许多人无批判地接受。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愿意研究其他民族的价值，研究者或许也可以使自己超脱于这些价值之外，并不动感情地进行研究，就像研究蚂蚁或树木的“价值”一样，即，价值可以作为“事实”那样加以处理。因此，价值可以立即变得能够用传统非人格科学的一切方法和概念进行“正常的”处理，但这并不是真正解除争端所在。

    这一类型的“科学的客观”是要防止把人的或超自然的动机或感情或先入之见投射到感知的对象中，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不在“那里”的，因而也不应该看作是在那里。请注意，科学的这一必需的法则——只能观察确实存在彼处的东西，它的开始是勿在无生命物和动物中寻觅“上帝的设计或亚里士多德的断言或人的意图”，主要是试图防止科学家投射自己的价值观或希望或意愿。

    尽管对于这一点还很难做到完善，但至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接近做到。正规的科学训练和正规的科学方法是力求越来越接近这一不可能达到的终点。毫无疑问，这一努力确实已取得一定程度的成功。我们称之为优秀科学家的人有两个重要的标志，一方面，他具有领会他所不喜欢的东西的杰出才能，另一方面他在观察他所赞成的东西时能保持充分的怀疑态度。

    关键的问题是：达到“科学的客观”这一目标的可能性如何？把某物作为它存在的样子加以观察的最佳办法是什么，怎样才能最不受我们自己的希望、畏惧、意愿、目的所污染？更重要的问题是：达到这一目标是否只有一条途径？是否还有另一条途径也通向“客观性”，即，把事物按照它们的原样来观察？

    从传统上来讲，“科学的客观”的成功一直是在科学的对象最远离人的理想、愿望和意愿时才可能实现。假如你是在研究岩石或热或电流的性质，那会很容易觉得你是无牵连的，超脱的，能看清楚的，和中立的。你不会使自己混同于月亮，你“关心”月亮绝不会像关心你自己的孩子那样。对于氧气和氢气不难采取放任态度，也易于有非干预的好奇心，做到道家的承受，任事物自然存在。直截了当地说，要坐做到不偏不倚的客观、公正和恰当，你就不能关心后果，你不会认同或同情，你既不爱也不恨等等。

    不过，当我们跨入人和社会的领域时，当我们力求客观对待我们所爱或所恨的人，对待我们的忠诚或价值观，对待我们自己本身时，这一观念和态度的框架又会发生怎样的情况呢？我们这时不再放任，不再是非人格、无牵连、不趋同、没有利害关系的了。要成为“放任的客观”或“不关切的客观”也变得更困难得多，而且新的危险已出现。

    在试图达到“科学的”，即无牵连的、放任的、不关切的客观的努力中，例如，人类学家可能购买成袋的他误以为和这种客观有联系的资料。他可能变成科学主义的而不是科学的，可能觉得有必要为了他所研究的民族而淹没他的人类感情，可能不论需要与否都追求定量化，可能用准确的细节和虚假的整体进行编排。对文化人类学读物的最佳选择仍然是一种谨慎的混合物，包括专业的论著，较佳的游记，和更富有诗意和人本主义的人类学家的印象派著述。

    若那种非关切的客观可以靠改善训练达到一定目标，那么我们则可以说更重要得多的可能性是来自关切而不是非关切的另一种客观。这客观可以被当作存在爱的一种结果，高峰体验、统一领会、自我实现、协同作用、道家承受、“创造态度”、存在认知的一种结果，认为是存在心理学的一个总的方面，对于这一点纳梅奇也曾进行过很有成效的分析。

    总之，我的论点已经很明确，那就是：假如你在存在的水平上极爱某物或某人，你将会欣赏它自身本性的实现，你将不想干预它，因为你是把它看作它自身而爱它。你将能以一种非干预的方式观察它，也就是任随它自然发展。这又意味着你能把它作为不受你自私的意愿、希望、需要、焦虑、或先入为主的污染而观察它。由于你爱它自然自在，你也不会轻易地去评判它，利用它，改善它，或以任何其他方式把你自己的价值观投射于它。这往往又意味着更具体地体验和观察，更少抽象、简化、组织或理智操作。任它自然自在也含有一种更整体的、综合的态度，更少主动进行肢解。

    概括来讲，你可能极喜欢某人，敢于把他看作他原本的样子；假如你爱某物原本的样子，你将不想改变它。因此，你可能把它或他作为它自己本性的存在来观察，不触动的，不污染的，即，客观地观察。你对那个人的存在爱越深，你也就越不需要闭上眼晴。

    另外，“关切的客观”也有它超越的一面。假如客观的含意包括把事物作为它们原本的样子来看，而不论我们是否喜欢它们，是否赞成它们，它们是好还是坏，那么，一个人越能超越这些区分，便越能看清事物的原样。这是很难做到的，但在存在认知中，例如在存在爱中等等，则或多或少能够做到。

    让我举一个例子来加以说明这两种客观及其互补的性质，以便使作为局外人的显然有利和同样显然不利的情况得到有力的证明。犹太人或黑人对于我们社会的认识要比我们内部的人有多得多的旁观者客观。假如你是国家俱乐部或权力机构的一员，你很容易认为它的一切好处是理所当然的，甚至不会注意到这些好处。这包括一切文饰、否认、官样文章和伪善等等。而局外人却能很容易看清楚这些东西。因此，有些真理旁观者能比体验者更容易看到，后者在这里是被认为是现实的一部分。

    另一方面，我曾提及很多证据，即在某些方面黑人比白人能更了解黑人等等。这里无须重复。

    由“来自存在爱的知识”这概念所引发的还有很多有意思的课题和假说。存在爱的能力是人格高度成熟水平的特征。因此，人格成熟是这种明晰知识的先决条件，增进认识者的成熟则是改善这种认识的一个方法。创造性的艺术教育，更确切地说，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它之所以特别重要，与其说因为能造就艺术家或艺术产品，不如说能造就更完美的人。

    趋向自我实现的创造态度

    创造性概念似乎越来越接近健康、自我实现、丰满人性等概念，最终也许会证明这是一回事。

    即使我对已有的事实不完全肯定，但我似乎有必要做出这样的结论：创造性的艺术教育，更确切地说，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它之所以特别重要，与其说因为能造就艺术家或艺术产品，不如说能造就更完美的人。假如我们对教育人的目的有明确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变成人性丰满的人，能逐步发挥他们所具有的潜在能力，那么，就我所知，能有这种作用的一种教育就是艺术教育了。

    因此，我所以会想到通过艺术进行的教育，并不是因为艺术能产生美的印象，而是因为我认为艺术教育很有可能会成为一切其他教育的范式。那就是说，假如我们认真对待并尽力去做，使艺术教育能达到我们所期待的标准，而不是被认为是十分脆弱和可有可无的东西，我们终将有一天能依据这一范式教数学、阅读和写作。我所指的是一切教育问题。这就是我对于通过艺术进行教育感兴趣的原因——只因为它似乎是潜在的有效教育。

    我能够深感历史的发展所引起的一个变化，是我对艺术教育、创造性心理健康等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我们正处在历史上和以往任何时刻相比都是全新的一点。现在生活比过去任何时候都快得多地运转着。例如，各种事实、知识、技术、发明、工艺进步在发展速度方面的急剧增长。显然，这需要我们在对人的看法上、在对人和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上有一个改变。说得更直截了当些，我们需要一种不同的人。

    我觉得必须认真地看待赫拉克利特、怀特海德、柏格森的那种观点，他们强调世界是一种流动，一种运动，一个过程，而不是一种静止的东西。假设真是这样，今天显然要比1900或甚至1930年远更如此，那么我们就需要一种不同的人才能在一个永远不断变化而不是静止不动的世界上生活。

    对于教育事业我可以更进一步说：教授事实有什么用？事实用不了多久就变得过时啦！教授技术有什么用？技术也很快就过时啦！甚至工科学校也由于有这样的认识而弄得面目全非。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已不再把工程学仅仅作为一系列技艺来教授了，因为工程学教授过去所学的一切技艺几乎都已经过时了，再学习怎样制造马车鞭子还有什么意义？我了解到，麻省理工学院某些教授所做的是放弃念过去的真经，宁愿尝试去创造一种崭新的人——他能随遇而安，能以变化为乐，能即席创造，能满怀自信、力量和勇气对付他生命当中的突发事件。

    甚至一切都在改变：国际法在变，政治在变，整个国际舞台在变。人们在联合国中彼此从不同的世纪出发讨论问题。某人依据19世纪国际法发言，另一位依据某种全新的原则回答他，从不同的世界的不同的讲坛上发言。事情就是变得那么快。

    言归正传，我所谈的是如何使我们自己转变为一种新人——他们不需要静化世界，不需要冻结它，使它稳定，他们不需要做他们前辈所做的事，他们能满怀信心地面对明天，虽然他们不知道什么将要降临，什么将会发生，但对自己有足够的信念，相信自己能在从未出现过的情境中随机应变。这意味着一种新型的人。你也许会认为是赫拉克利特型，但请记住，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生存下来；不能造就这种人的社会将灭亡。

    我要特别强调这种随机应变和灵感，而不去探讨那些己完成的艺术活动和各种伟大的创造活动。实际上，我甚至不想从任何已完成的产物出发探讨这个问题，为什么如此？因为我们依据我们对创造过程和创造性个体的心理分析已经相当明确地意识到，我们必须在原发创造性和次级创造性之间进行区分；原发创造性或创造性的灵感阶段应该和灵感的发挥和发展区分开。这是因为后一阶段不仅强调创造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单纯的艰苦磨练，依赖艺术家的日常训练，他或许要花费半生的时间学习使用工具，学习技巧，熟悉素材，直到他终于有了足够的准备，能够充分表达他的积累。

    我敢肯定，许多人曾在夜半醒来时有灵感的闪现，这灵感告诉他们有某一小说他们想写，或有某一剧本，一首诗词，或不论什么他们想做的事等待着他们去做，灵感是多得很的。而这些灵感的大多数从未达到过任何成就。在灵感和最终产品之间的差别，例如，在灵感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之间的差别，是极繁重的艰苦作业，大量的训练，大量的修养，大量的实践和重复，以及推陈出新的修改等等。那么，第二类创造性所需要的美德，和产生实际成品、伟大绘画、伟大小说、桥梁、新发明等等相连结的美德，这些美德对于其他德性——顽强、耐性和艰苦创业等等——的依赖程度如同对于人格的创造性的依赖一样。

    因此，为了保持论述范围的纯净，你也许会说，我必须重视这一最初灵感闪现时的即席创作，并暂时不去考虑它会产生什么成果，尽管我们承认它们当中很多都会半途而废。部分地因为这个原故，要研究创造性的这一灵感阶段，需要以幼童作为一部分最好的试验对象，他们的发明才能和创造性大都不能依据产品做出说明。

    当一个小男孩自己发现十进位制时，这可能是一个灵感的高峰，一个创造的高峰，我们绝不能因为某一经验的定义说创造性应该有社会效用，或它应该是新颖的，或应该是前人从未想到过的等等，就把这一创造的高峰一笔抹过。

    同样因为这个原故，我决定宁愿利用别的例子而不再把科学的创造性当作一种范例。现在进行的许多研究都是有关科学家的创造的，他们已证明自己是有创造力的，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大发明家等等。难题在于，假如你熟悉很多科学家，你很快就会知道这个标准有些不对头，因为科学家作为一群人通常并不如你期望的那样有创造力。这也包括那些曾经做出过发现和确实有过创造的人，那些发表过著述、促进了人类知识发展的人。实际上，这并不很难理解。

    这一发现与其说能使我们对创造的性质有所认识，不如说它仅仅说明了一些有关科学性质的问题。假如允许我更放肆些，我甚至要说科学是一种技术，利用它，没有创造力的人也能创造。这绝不是取笑科学家。我觉得，这是一种奇妙的事物，能迫使缺乏创见的人投身于伟大的事业，尽管他们自己不是大人物。

    科学是一种技术，是社会化和制度化的，以致并不具备创造力的人掌握了它也能在知识的进步中起点作用，这是我对它所说的尽可能极端和激烈的评语。由于任何一位科学家都不能脱离历史的怀抱，都只能站在很多前人的肩膀上，成为一个大型篮球队的一员，成为一大群人中的一员，因此他自己的缺陷可能也被掩盖了。他变得万人瞩目，值得大受敬重了，因为他参与了一项伟大而值得敬重的事业。因此，当他发现了什么的时候，我知道这不过是一种社会制度的产物，一种协作的产物。即使他没有发现它，或许其他人也会很快做出这一发现。因此，我觉得，选择我们的科学家，尽管他们有过创造，仍不能作为研究创造理论的最佳对象。

    另外，除非我们认识到几乎所有我们一直在使用的创造性定义和我们所使用的大多数创造性例证绝大多数都是男子的或男性的定义和男子的或男性的产品，我们就不能说是在彻底地研究创造性。我们几乎完全没有考虑到妇女的创造性，仅仅因为那种简单传统上的定义只把男子的产品说成是有创造性的而完全忽视了妇女的创造性。我已经懂得（通过我对高峰体验的研究）应该注意把妇女和女性创造性作为一个极有价值的研究领域，因为它较少涉及产品，较少涉及成就，较多涉及过程本身，涉及进行中的过程而不是明显胜利和成功的峰巅。

    这是我所谈论的问题的背景。

    我的观察提出了我急需解开的谜：为什么有创造力的人，在创造激情的灵感阶段，会追悼过去、不思未来，而仅仅生活在现时之中？他付出了一切、深深迷恋并全神贯注于现在，沉湎于当前，一时一刻也不离开眼下的问题。或者让我引用阿什顿·沃尔纳的《老处女》中一句完美的话来形容这种情境。那位教师倾心于教授她的学童阅读的新方法，说：“我完全沉迷于现在了。”

    这种“完全沉迷于现在”的能力，绝对在任何一种创造性中都是必要的。但创造性——不论在任何领域中——的某些先决条件也在一定程度上和这种变得无时间、无自我、置身于空间、社会、历史之外的能力有关系。

    事情已经变得非常明显了，这种现象已成为神秘经验的一种冲淡的、世俗化的、常见的变式，它那么经常地被描绘过，已变成赫胥黎所说的常存的哲学。在各种文化中，在各个时代，它染上了多少不同的色彩，而它的实质总是能认出的——那是同样的。

    它总是被描绘为自我的丧失，或有时又变成自我的超越。有一种和被观察的“实在”的融合（和眼前的问题的融合，我应说得更中性些），在两重性存在的地方浑为一体，一种自我和非我的结合。普遍的说法是有一种对隐蔽真理的觉察，一种严格意义上的启示，一种面纱的脱落，而最后，几乎总是如此——全部的经历被体验为幸福、心醉、欣喜若狂、兴奋昂扬。

    毫不奇怪，由于这一震撼人心的体验比任何可以设想为人间的事物要伟大多，以至它经常被认为是超越人类和自然的。这样的“启示”往往用来作为各式各样的“天启”宗教的基础，有时是唯一的基础。

    但是，甚至这一在所有体验中最非凡的体验也已经被列入人类经验和认识的范围。我对我称为高峰体验的研究，和称为心醉神迷状态的研究，完全是不谋而合地做出的，都证明这些体验是十分自然的，这是很容易调查的。而且，和我所说的问题直接有关的是，它们能向我们说明许多有关创造性的问题，正如也能说明人在充分发挥作用时的其他方面一样，例如，当他们在最充分地认识自己时，最成熟和最发展、最健康时，总之一句话，人性最丰满时。

    这种充斥于现在、超越时空而使人完全着迷于此，正是高峰体验的一个主要特征。我现在又觉得，这些高峰体验研究使我们懂得的道理也能十分直接地迁移到对现实的经验、对创造态度的丰富理解。

    我们没必要受这些异常而不极端的体验的限制，尽管现在似乎已很清楚，几乎所有的人都不能否认出现过狂喜的时刻，只要他们进行了足够的深刻回忆而我们访谈的情况又很适当。我们还能提及高峰体验最简单的变式——入迷，集中注意，或沉缅于任何事物，只要它十分有意思，足以完全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不仅是指伟大的交响乐或悲剧；这样的效果也能由一场扣人心弦的电影或侦探故事或仅仅变得专心于完成自己的工作。

    从我们都有过的这样普遍和熟悉的体验开始谈起是有好处的，因为这样我们能得到一种直接的感受或直觉或移情，也就是能得到一种直接经验的知识，关于思想家“高级”体验的朴素变式的知识。起码我们能避免那种时髦的、空中楼阁似的、含有隐喻而极端晦涩的词汇，那在这一领域是很普遍的现象。

    那么，什么是这些时刻中发生的事情呢？

    放弃过去

    观察当前问题的最好办法是把手中的一切都摊开，研究它和它的性质，认识它的内部所固有的相互关系，发现（而不是发明）问题自身内部对问题的答案。这也是鉴赏一幅画或在治疗中倾听一位患者的最好方法。

    另一种办法仅仅是咀嚼过去的经验，重复过去的习惯，品味过去的知识，找出当前情境在哪些方面和过去某种情境类似，即，对问题进行归类，然后把一度对于过去类似问题有效的解决办法用于现在。这就像一位档案文书的工作，我曾称之为“成规化”。只要现在很像过去，这种办法也确实有效。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后，这种办法显然就行不通了，档案文书“成规化”也就失灵了。他面对一幅陌生的画，匆匆回溯他的艺术史知识，想回忆起他的假想反应是怎样的，这时他自然很少注视那幅画，他所需要的只是名称或风格或内容以便他能做出迅速的推算。如果他假想过去也欣赏过它，于是现在也欣赏它。

    在这样的人中，过去是一个毫无灵气的、未经消化的异物，是一个他随身携带着的但还不是他本身的东西。

    确切而言，只有人类已被过去所改造，或已吸收了过去的经验时，才能利用它的积极性和活跃性。它不是或不应该是他身外的什么东西，和他相异的某物。它现在已经变成人体自身的一部分了，正如过去我吃的牛排现在是我而不是牛排一样。消化了的过去（经过吸收而同化）和未经消化的过去是不同的。那是莱温所说的“无历史的过去”。

    放弃未来

    往往我们处于现在却不是为了现在，而是为了准备应付未来。请想一想，我们在一次谈话中往往是假装倾听对方的样子而实际上在暗中准备我们自己要说的话，排练着如何措辞，也许是计划着一场反击。请想一想，假如你得知你要在5分钟内对我的意见做出评论，会出现何等不同的态度。要成为一个好的、充分的谛听者也是很不容易的。

    我们如果不为未来做准备，那我们就会充分地倾听和观察。我们不会把现在仅仅作为达到未来某一目的的一种手段（这样做就贬低了现在）。很明显，这种忘记未来的态度是充分关注现在的先决条件。同样明显的是，“忘记”未来的一个好办法是对未来充满信心。

    自然，这只是“未来”概念的一种含义。我们自身内部的未来，我们现在自我的一部分，完全是另一回事。

    单纯

    往往认为，只有创造性很高的人，才具有这种认识和行动上“单纯”的品质。他们被描绘为裸露在情境中、无矫饰的、没有先验的期望，没有“应该”或“必须”，没有风尚、时尚、教条、习惯，或其他固有的模式认为什么是正当的、正常的、“正确的”等等，随时准备接受发生的任何情况而毫不惊讶、震动，毫不恼怒或排斥。

    儿童更有能力以这种无所求的方式承受一切。现在，当我们处在特定环境下时，我们所有的人也都能在这样的方式中成为更单纯的。

    意识的收缩

    除了身边的问题以外，我们极少意识到其他任何事情。这里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减少了对他人的觉察。对他人对我们的约束和我们对他人的约束的觉察，对义务、责任、恐惧、希望等等的觉察。我们变得更多地脱离了他人，这又意味着我们更多地成为我们自己，成为我们真实的自我，成为我们真诚的自我，我们真正的本性。

    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们脱离我们真实自我的根源在于我们和他人的神经症牵连，那是来自更年期的后遗症，是荒谬的移情。在这种牵连中，过去和现在混淆不清，成年人仍像孩子那样动作。一般地说，孩子有孩子般的动作是完全正确的。他对他人的依赖可以是非常真实的。但是，毕竟他会长大而不再需要依赖他人。成人再害怕爸爸要说什么或做什么肯定是不必要了，因为爸爸已经不再牵挂他了。

    一句话，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变得更能摆脱他人的影响。因此，虽然我们的行为曾受到这种影响的波及，它们现在已不再起作用了。

    这要求我们展现自我，不要再试图去影响他人，中止引人注意，讨好他人，成为可爱的，赢得赞许。可以这样说：假如我们没有观众，我们就不再当演员，没有必要去表演，我们将能忘我地献身于解决问题。

    自我的丧失；忘我，自我意识的丧失

    当你完全沉缅于非我中时，你会极少意识到你自己，缺乏自我觉知。你不会像一位旁观者或一位批评家那样观察你自己。用心理动力学的语言说，你变得比平常更加完整了，不是分裂为一个自我观察的我和一个体验的我，而是更接近于成为全身心体验的我。你会失去少年的羞怯和提防，不再有被人观察的难堪意识等等。这又意味着更一致，更浑然，和人性的更高整合。

    它还表示对体验少批评、少编排、少评价、少选择和排斥，少判断和衡量，少分割和分析。这种忘我是发现一个人的真正本性的途径之一，是发现他的真实自我、他的真诚性质、他的深刻性质的途径之一。它几乎总是给人以愉快和顺畅的感受。我们无须走得太远，像佛教徒和东方思想家那样谈论“万恶的我”，但在他们的说法中确实有某些道德。

    自我的意识的抑制力量

    在某种意义上，意识（特别是自我意识）在某些时候能以某种方式起抑制作用。它有时是怀疑、冲突、恐惧等等的所在地。它有时是自发性和表现性的抑制者（但自我观察对于治疗是必需的）。

    也可以这样说，自我观察的我，包括自我觉察、观察和评判，是“次级创造”所必需的。用心理治疗为例，自我改善的工作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一个人曾容许进入意识的体验进行批评的结果。精神分裂的人有许多顿悟体验，但不能在治疗上利用这些体验，因为他们太多“总体体验”而缺少“自我观察和批评”。在创造性的工作中，同样，需要训练有素的建设劳动接替“灵感”的阶段。

    畏惧消失

    影响我们的内心的畏惧和焦虑也是可以消失的。我们的抑郁、冲突、矛盾心理，我们的烦恼，我们的问题，甚至我们肉体的痛苦也一样，甚至我们的精神病和神经症也会暂时地消失，假如它们并非特别严重，不妨碍我们对眼前问题变得深感兴趣并流满其间。

    在这样的时刻，我们是勇敢而自信的，无畏惧、无焦虑、无神经症、无疾病的。

    防御和抑制的减轻

    我们的抑制也会消失。我们的戒备，我们的（弗洛伊德所说的）防御，和对我们冲动的控制（刹车）以及对危险和威胁的防御也一样。

    力量和勇气

    勇气和力量是创造态度所必需的。大多数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曾报告有一种或另一种勇气的变式：顽强，独立，自足，一种傲气，性格的力量，自我的力量等等；受欢迎变成较次要的考虑。畏惧和软弱逐出创造性或起码使它较少光临。

    只要我们把创造性看作是忘记自我和他人这一共同特征的一种表现，那它似乎就很好理解了。这样一种状态在本质上意味着较少畏惧，较少抑制，不需要防御和自我保护，较少戒备，不需要矫饰，不怕嘲笑、羞辱和失败。所有这些特征都是忘记自己和忘记观众的一部分，“专心”逐出畏惧。

    甚至我们直截了当予以肯定的，变得更有勇气使一个人自己更容易受到神秘、陌生、新颖、分歧与矛盾、异常与惊咤等等事物的吸引，而不是变得多疑，顾虑重重，戒备森严，或不得不使用减轻焦虑和防御的手段。

    接受肯定的态度

    在沉浸于现实和忘我的时刻，我们又很容易在另一种方式中变得较多“肯定”而较少否定，即，我们倾向于放弃批评（编删，挑拣和选择，改正，怀疑态度，改善，质疑，拒绝，判断，评价）。这似乎是说，我们接受了，我们不拒绝，或不斥责，或不进行有选择地挑挑拣拣。

    有些问题就摆到眼前，你不阻拦它，它就会冲进来影响我们。让它显露出它的意愿，让它走自己的路，让它成为它自己，也许我们很欣赏它的本来面目。

    这样做，更容易在谦虚、放任、承受的意义上成为道家式的人。

    信赖同考验、控制、竞争相对立

    以上所说的一切包含一种对自己和对世界的信赖态度，它容许暂时放弃紧张和努力、意志力和控制、有意识的对付和尝试。容许自己被眼前问题的固有性质所决定，当时必然含有松弛、等待和接纳。试图统治、支配和控制的通常努力和一种与材料的真正妥协或真正领悟材料（或问题，或人等等）是对立的。特别是涉及未来的问题更是如此。我们必须信赖我们面对未来新事物时随机应变的能力。这样说，我们能看得更清楚，信赖包含自信、勇气、对世界无所畏惧。也很清楚的是，这种对我们自己面对未知世界的信赖是一种能力，使我们能完全地、坦诚地、全心全意地面对现实。

    有些临床的例子可能有助于说明问题。分娩、小便、大便、睡眠、游泳、性顺从都说明，紧张、力争、控制不得不让位于松弛、信赖，相信应该让事情顺其自然。

    道家的承受

    道家的学说和承受两者的含义都很丰富，这些含义都很重要，但也相当复杂，除非用修辞手段，否则很难说清楚。道家对于随遇而安的创造态度有过一些精微的说明，许多讨论创造性的作者曾一再转述过，有时这样解释，有时又那样说。但每一个人都同意，在创造性的始发或灵感阶段，某种程度的承受或不干预或任其自然在叙述上是有特征可寻的，在理论上和动力学上也是必要的。我们现在的问题是：这种承受或“任随事物发生”和沉缅于现实与忘我有怎样的关联？

    就像艺术家尊重他的材料一样，这种尊重眼前问题的态度我们可以称之为一种谦恭和敬意，也可以说认真对待。这等于把它作为一种目的，作为某物自身看待，承认它有自身的权利，而不是作为达到它以外的某种目的的手段，作为达到某一外部的目标的工具。我们对于它的存在的这种尊重态度含有它是值得尊重的意思。

    在对待问题、材料、情境或他人时也可以用到这种谦恭或敬意。这种态度有一位作者曾称之为遵从（顺从，服从）事实的权威，遵从情境的规律。我能更进一步，从仅仅容许“它”作为它自己到一种亲爱的、关怀的、赞许的、欢欣的渴望，就像对自己的孩子或爱人或树木或诗词或宠物那样，渴望它作为它自己那样的存在。

    这样的态度对于观察或理解现实问题的全部具体的丰富内容是固有的需要，有助于理解它自己的性质和它自己的样式，无须有意的努力，无须把我们自己强加于它，就像我们要倾听另一个人低声耳语时必须默不作声安静下来一样。

    创造活动倾向于成为人的整体活动（通常如此）；他这时是最整合的，统一的，一体化的，统一指向的，全部组织在为热衷的眼前问题的服务中。创造性因此是系统化，是整个人的整体（或格式塔）性质；它不是像一层油彩那样涂在机体上或像细菌的侵入那样，它是分裂的对立面。这样的完整是较少分裂而较多一致的。

    允许探究始发过程

    人的整合过程的一部分是无意识、潜意识，特别是灵感始发过程的恢复，或诗的、隐喻的、神秘的、原始的、古代的、儿童般的东西的再现。

    我们有意识的理智太极端地分析性，太理性，太数量化，太原子论，太概念化，因此，它丢掉了大量的现实，特别是不能领会我们自身内部的现实。

    审美的观察而不是抽象

    抽象活动是较主动和较多干预的（较少道学的），比审美态度较多选择和拒绝。审美是品味、享受、欣赏、关切，它的方式是不干预、不侵扰、不控制。

    抽象的终端产物是数学方程，化学公式，地图，图解，蓝图，草图，概念，抽取的轮廓，模式，理论体系，所有这些都离原始的现实越来越远（“地图不是领土”）。审美观察的、非抽象观察的终端产物是知觉的总存货清单，其中的每一件东西都很容易受到同等的品味，其中重要性高低的评价是不受重视的。在这里寻求的是知觉印象的更加丰富多采，而不是更多的简化和节略化。

    有的科学家和哲学家，竟然糊涂地认为方程式、概念式或蓝图比现实的自身更具真实性。幸亏我们已能理解，具体的东西和抽象的东西是相互影响和相互补充的，不再有必要贬低其中的一个或全部。我们这些知识界人士最好纠正一下天平，强调一下具体的、审美的、现象学的、非抽象的方面，认识到现象的一切方面和细节，现实的全部丰富内容，包括它的无用部分，因为我们在对现实的描绘中曾过于着重了抽象的方面。

    最丰满的自发

    假如我们全神贯注于眼前的问题，由于它本身的原故而迷恋它，心中不再有其他的目标或想法，我们便更容易成为充分自发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任我们的能量从内部自如地流出，自动地流出，无须努力，无须自觉的意志或控制，就像一种本能一样，自动地、无思想地作用着；即，达到最丰满的、最少障碍的、最有组织的活动。

    它们的有组织状态和适合于眼前问题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很有可能就是现实中的固有性质。我们的能力于是最完善、最迅速、最不费力地适应于情绪，当情境改变时能灵活地改变，就像一位画家持续不断地使自己适应他的发展着的绘画的要求，像一位摔跤运动员使自己适应他的对手，像一对舞伴娴熟地相互配合，像水流入缝隙和洼地。

    对独特性最充分的表达

    充分自发是忠实表现自由活动的机体及其独特性与风格的一个保证。自发和表现，都含有忠实、自然、真实、无矫饰、非模拟等等的意思，因为它们也含有非工具性行为的意思，没有有意的“尝试”。没有费力的争取或紧张，对于冲动之流和深刻人格的自由“辐射”表现为不加干预。

    现在仅有的决定因素只剩现实中的固有性质和人的固有性质，以及两者之间起伏波动相互适应的根本需要，需要形成一种融合，一个单元，例如，一支优秀的篮球队，一场弦乐四重奏。这一融合情境以外的任何东西都是无关的，这不是一种达到任何外部目的的手段；它的本身就是目的。

    人与世界的融合

    随着社会的高度发展，人与世界的融合度也越来越高了，通过一个个创造性的例证，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也是先决条件之一。我想，这一我曾拆开并讨论的相互关系网络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这种融合是一个自然的事件，而不是什么神奇奥秘的东西。我想，假如我们把它理解为一种同型现象，一种相互影响的铸型，一种越来越密切的相合或互补，一种融化为一体，它甚至是可以用科学方法进行研究的。

    河库塞曾经说过：“假如你想画一只鸟，你必须变成一只鸟。”这有助于人们理解上述观点。创造性领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论、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够成为和应该成为的那样整体论的、机体论的或系统论的研究。

    创造性达到最佳整合的途径

    有时我曾对创造性领域的新的和古老的情况进行比较而深感兴趣。首先我想说，积累的资料总数——纯粹研究著述的数量——已远远超过了任何人所能想像的。

    在我印象当中，创造性领域的理论与方法、精巧测验技术以及纯信息量的大量积累相比，进展并不大。我想提出理论的问题，即，有关这一研究领域中的概念化方面有些什么问题使我不安，并说明这些使我不安的概念化问题的不良后果。

    我想，最重要的问题是我的一个印象。创造性领域中的思考和研究大都太原子论、太特殊了，而不是像它能够成为和应该成为的那样整体论的、机体论的或系统论的研究。当然我在这里并不想进行任何愚蠢的二歧或极化的争论。我不想表示对整体论的任何虔诚或对解析或原子论的任何敌意。对于我，问题在于如何使它们达到最佳整合，而不是在它们之间进行抉择。避免这样的二歧抉择的一个途径是利用皮尔逊的旧分辨法，他曾在一般因素和特定或特殊因素之间进行区分，两者都进入了不仅是智力而且是创造力的构成之中。

    我在阅读文献时认识到，虽然创造性问题没有被作为建立理论的一个基础，但它和精神病学的健康或心理学的健康之间有非常关键、非常深刻、非常重要和非常明显的关系。例如，在以心理治疗为一方、以创造性为另一方的两类研究中，我们可以说这当中很少有什么联系。我的一个研究生，理查德·克来格曾发表过一项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证明材料，说明确实存在着这样一种关系。

    托兰斯的著作《主要的创造才能》中曾以表格形式列出全部已证明和创造性有相关关系的人格特征，这是我们大家都有深刻印象的。也许他认为有30个或更多的特征是充分有效的。克来格所做的是把这些特征记录在一栏中，然后在相对应的另一栏中列出那些我曾用于描述自我实现者的特征（这些特征和许多其他人用于描述心理健康的项目有相当多的交迭，例如，罗杰访的“充分发挥作用的人”，或荣格的“个性化的人”，或弗洛姆的“自主的人”等等）。

    两者几乎存在着普遍的交迭现象，一个表格中的三四十个项目中只有两三个特征用来描述心理不健康的人。没有一个特征是属于对立的方向的，结果是，让我们大致地说，近于四十或至少三十七八个特征和心理健康的特征是相同的——它们补充了心理健康或自我实现的综合性。

    我之所以引述这篇文章作为讨论的起点，因为我有一个极坚强的信念（早在很久以前就有的）是：创造性的问题是有创造力的人的问题（而不是创造产物、创造行为等等的问题）。换句话说，他是一种特定的或特殊的人，而不只是一种老式的、平常的人，获得了一些外部的东西，学会了一种新的技巧如溜冰，或积累了更多的一些经验，它们虽然属于他“所有”，但并非他所固有，并非他的基本性质。假如你认为那种有创造力的人，才是问题的本质，那么你面临的问题就成为人性转变、性格改变、整个人的充分发展的问题。

    这又必然把我们带入世界观的问题中，带入人生哲学、生活方式、伦理准则、社会价值等问题中。这和那种特别的、因果的、压缩的、原子的理论概念、研究和训练，形成了尖锐的和直接的对照，这一类说法我常常听到，例如：创造力的起因是什么？”“我们能够做的最重要的、史无前例的事是什么？”“我们是不是应该在课程表上添上一门三学分的创造性课程？”我甚至料想很快就会有人问：“它定位在哪里？”或“试图插入电极促动它或抑制它”。在我和研究与发展中心的人商榷工业问题时，我也得到强烈的印象，发现他们总是寻求有什么秘密的按纽能发动创造性，像开关电灯那样。

    我认为：大概有成百上千个决定因素来得到有创造力的人。任何有助于人向更大心理健康或更丰满人性运动的事物都等于是在改变着整个人。这一更人性、更健康的人能产生和能发射出作为副现象，成打、成百、和成百万各种不同的行动、经验、观察、传达、教导、工作等等，这种种不同的行为都将是更有“创造性”的。他那时将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会在各方面以一种不同的方式行动。于是，作为一种替代，替代那独一无二的或将特定地产生更多特定的创造性的按纽或三学分的课程，这种更整体论、更机体论的观点将提出更有可能得出答案的问题：“为什么不可以让每一门课程都有助于培养创造性？”当然，这种对人的教育应该有助于创造一种更佳类型的人，能促使一个人长得更大、更高、更聪明、更有理解力（更敏感）——相应的，也自然会使他在生活的各个方面更有创造性。

    我可以提供一个有关这方面的例子。狄克·琼斯写过一篇博士论文，我认为从哲学观点看是极其重要的，但它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他所做的是对高中生进行一种团体治疗，并在年终时发现种族偏见下降了，尽管一整年他都严守自己订立的规约避免提到这一类词句。偏见不是按一下按纽就能创造的。你无须训练人染上偏见，你也不能真正直接地训练他们“消除偏见”。我们曾经试验过，这些都起不到很好的效果。但偏见的消除像火花一样从轮盘上飞出，作为变成一个更好的人的副现象、副产品而实现，不论是由于心理治疗或由于任何其他能改善人的影响。

    我曾用不同于传统科学的方法对创造性进行过调配研究。我不得不发明整体论的交谈法。我试图一个人又一个人地去了解，尽我的可能进行深入、深刻、充分的了解，直到我觉得对于他们作为一个整体的人（作为独特的、个别的人）有了真正的理解。这是在获取整个生活和整个人的非常充分的历史材料而不怀有特定的课题或问题，就是说，不是抽取这个人的某一方面而不涉及其他方面，而是在进行个案研究。

    但之所以称之为法则研究也正因为如此，它也可以涉及特定的问题，在进行简单统计后得出一般结论。你能把每一个人都看作一个无穷大，而多个无穷大可以相加，百分数可以求出，正如超穷数也能运算一样。

    如果你能用这种方式去深刻、深入和个别地了解人的样本，那么，就可以将某些典型传统实验中不可能的操作变为可能。我有一个大约包括120人的研究对象名单，对他们每一个人我都花去了大量的时间——仅仅用于对他们进行一般的了解。120人全都死了也能得出答案。这和就某一单独的问题所做的特定实验形成对照，在这种实验中将变动某一变量，而所有其他变量假定“保持不变”，尽管我们自然都非常清楚，有成千的变量在经典的实验范式中只能假定受到控制而不是实际受到控制，更不用说保持不变了。

    我想坦率地表达我的怀疑，我坚信因果方式的思维在作为普遍的科学哲学时已经过时了。尽管它曾在非生命的世界中发挥大的作用，而且也曾在解决人的问题中因取得或多或少的成功而被学会。我们绝不能再这样做，因为它只能引导我们进入特定的思维，即关于某一原因引起某一后果和某一要素产生某一要素的思维，而不是使我们对那种系统的和机体的改变保持敏感。

    对这种改变，我曾试图说明，其中任何单一的刺激都可能会改变整个机体，而改变的机体又会引起生活一切部分的行为改变（这也适用于社会组织，无论大和小）。

    例如，假定你想要得到身体健康，又假定你问：“你是怎样使人的牙齿好些的？你是怎样使他们的脚好些的？”或他们的肾、眼睛、头发等等。任何一位医生都会告诉你，最好的办法是改善一般系统的健康。也就是说，你要改善一般因素。假如你能改善他们的饮食和生活方式等等，那么这些办法将能一举改善他们的牙齿、肾脏、头发、肝脏、肠子，以及其他任何器官，即整个系统都得到改善。

    同样的，按照整体论的看法，一般的创造性也是从整个系统中出发的，一般地改善的。而且，任何能产生更有创造力的人的因素也能使人成为一位更好的父亲，或更好的老师，或更好的公民，或更好的舞蹈家，或一位更好的什么人，至于达到和一般因素的增强相应的程度。当然，接着还要有特定的因素与此相加，才能把好的舞蹈家或好的作曲家和好的父亲区分开。

    葛洛克和斯塔克写过一本讨论宗教学的好书，可以作为一种对这一类型原子论的和特定的思维的相当高明而又合格的描绘，特定的思想家，刺激—反应思想家，因果思想家，“一因到一果”的思想家正在步入一个新的领域，这两位作者可以做为先驱。

    首先，他们当然觉得必须给宗教下定义。当然，他们不得不下定义说宗教是纯粹的、分立的，说它不是任何别的什么，进而把它孤立起来，和其他每一事物分割开，然后开始用亚里士多德的逻辑“A”和“非A”绕来绕去：“A”是所有“A”，不是“A”以外的任何东西，它是纯粹的“A”；而“非A”是纯粹的其他事物，因此两者没有交迭，没有融合，没有结合，没有熔接等等。

    这使他们能够继续前进并陷入一种绝对的、全盘的混乱，我从未见过的一种美丽的混乱。他们钻进了死胡同，停留在那里，使宗教行为和所有其他行为完全分开，以致他们全书所讨论的都是外部行为，去教堂或不去教堂，节约或不节约小片的木料，对某件事或另一件事表示或不表示敬意，这样便把我称之为宗教的宗教完全排除在全书以外，我所谓的宗教指那些有深刻宗教思想而又可能和宗教机构、超自然现象、偶像崇拜无关的人的宗教态度和情感、情绪等。这是原子论思维的一例，我还有许多其他的例子。在任何生活部门中，一个人都能进行原子论思维。

    只要我们愿意，我们一定也能以同样的方式解释创造性。我们能把创造性弄成一种主日行为，它出现在一间特定的室内，一座特别的建筑物中，比如在一个教室里，并出现在某一特定的时间，如星期四。它只有在那间室内和那个时间内而不是在任何别的时间和地点才是创造性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而且只有某些领域和创造性有关，如绘画、作曲、写作，而不是烹调或驾驶出租汽车或做管工。但我还想提醒一下，创造性是几乎任何行为都包含着的一个方面，不论是感知的、态度的，或情绪的、意动的、认知的、或表现的。我想，假如你以这样的方式研究它，你将能提出各式各样有趣的问题，如果你以另一种两歧化的方式研究创造性，将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如同你刚开始学习跳舞时一样，可能会采取不同的方式。大多数人在一个特定的社会中都要经过亚瑟摩雷学校的训练，先出左脚然后迈右脚走三步，这样逐渐地你经历了大量外部的、有意的运动，但我想我们都会这样说。有助于学会跳舞的心理疗法就在于使你懂得有成千的效果可以使你学会很好的舞蹈动作，就是说，要更自由地跳，更优雅、不拘束、不抑制、不自觉、不渴求等等。同样，我想，好的成功的心理治疗（而我们都知道也有大量蹩脚的心理治疗）在我的经验里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性而无须你有意去培养，甚至无须你提及这个词。

    另外我要说，有一些完全让人意想不到的事情被我的一个学生的一篇论文揭示出来。它的开端是关于生孩子的高峰体验，来自母性的欢乐等等。但它接下去转了话题，因为谭泽夫人曾发现，当生孩子是良好或伟大体验的时候，会有各式各样其他奇妙的改变发生。那时，许多事情在那位妇女的一生中都将改变。它可能有宗教转变体验的一些味道，或有类似伟大启蒙的效果，或类似伟大成功的体验，它强烈地改变了那位妇女的自我意象，因而也改变了她的一切行为。

    另外，我认为这种一般的研究在谈论“气氛”时肯定是既高明而又富有成果。我曾试图制定非线性系统组织的体制并找出这种组织中出现一切良好效果的原因。

    那么我只须说，这种创造性气氛是由整个社会环境造成的。我不能拣出某一种主要的原因盖过其他。有一种一般性的自由，像大气一样，弥漫全身，无所不在，而不是便如你在星期二做的某一件小事——一件特定的、可以和其他事件分割开的什么事情。能增进创造性的正确气氛、最佳气氛将是一种理想王国，或优美心灵的组织，像我宁愿采取的名称那样。那将是一种社会，它是特地为促进所有人的自我完成和心理健康而设计的，这就是我的一般说明。在此范围内并以此为背景，我们然后才能用一种特定的“轮廓”，一种特定的格局，用特殊因素使某某人成为一位优秀的工匠，而另一个人成为一位杰出的数学家。但没有那个一般的社会背景，在一个不良的社会中（这是一种一般的制度论述），创造性就会较少可能出现。

    我们也需要治疗方面的类似物的帮助。我们从那些对这一研究和思想领域有兴趣的人那里可学到很多东西。例如，我们必须正视他们提出的什么是同一性，什么是真实的自我，什么是治疗和教育，在帮助人趋向同一性时应该做的等等问题。

    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有了一个关于某种自我、某种特征的模型，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设想为生物性的，它是体质的、气质的“类似本能的”。我们是一个物种，我们不同于其他物种。假如是这样，假如你能接受这一模型而不是“白板”模型，不是把人作为纯粘土可以铸造或强化成为任何预先设计的形状，像某一专断的控制者所要求的样子，那么你也必须接受作为揭示、解除束缚的治疗模型，而不是作为铸造、制造和塑造的治疗模型。这对教育也适用。由这两种关于人性的不同概念所构成的基本模型也是不同的——在教育、学习，在每件事上都不同。

    那么，创造性是否是一般人类遗传的一部分呢？它确实经常会丧失，或被掩盖，或被歪曲，或被抑制，或受到任何可能的阻碍，那么任务就在于揭示什么是所有婴儿与生俱来的能力。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深刻、非常重大的问题，一个我们必须讨论的基本哲学基础问题。

    最后，我愿再说一点，一个特殊问题，而不是一个一般问题。我愿问一问，什么时候我们不想要创造性？有时，创造性能成为一种沉重的负担。它能成为一种麻烦的、危险的、混乱的事情。

    我曾从一位“创造性的”研究助手那里理解到这一点，她把我曾研究了一年以上的课题搞乱了。她变得“有创造性”了，中途改变了全部事务，甚至连个招呼也没跟我打。她搞乱了所有的资料，浪费了我一年的时间，把工作弄得乱七八糟。

    我们要求火车基本上正点运行，要求牙医一般不要发挥创造性。我的一位朋友几年前有一次要动手术，他还记得当时一直感到不安和担忧，后来他见到了他的外科医师。很幸运，医师是一位精细专心型的人，非常干净利落，一丝不苟，这显然是一位十分正规、有节制而清醒的人。我的朋友宽慰地长出了一口气——这不是一个“有创造性”的人，这是一位能进行规范的、惯常的、平凡手术的人，不会玩任何花样或试验任何新方法或进行任何新的缝合手术实验等等。

    我想，这不仅在我们的社会中是重要的，我们的分工要求我们听从命令，执行计划，不出意外。而且它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不仅就我们作为有创造性的工作者来说是如此，而且作为研究创造性的学者来说也是如此。因为我们都有一种神化创造性的一个侧面的倾向，神化热情、顿悟，神化启示、高明的主意，神化夜半灵感的来临，并往往会低估随后几年的艰辛劳动，那是任何美妙想法要成为有用的东西都不可缺少的。

    站在时间的角度上，那些美妙的想法其实占有我们的时间是很少的，我们绝大部分时间用于艰苦的工作。我觉得，我们的学生不懂得这个道理。这些麻木的孩子更多出在我们的门下可能是因为我的学生常常同意我的某些看法，因为我写过有关高峰体验和灵感等等的文章，他们就觉得这是唯一的生活方式。生活没有每日或每时的高峰体验就不能算是生活，因此，他们不能做任何枯燥的工作。

    有一个学生告诉我：“不，我不想做这件事，因为它不能使我感到愉快。”于是，我涨红了脸，怒气上升：“什么话？选你干，不然我开除你。”然而他认为我在践踏我自己的原理。我也认为，要对创造性进行更有分寸和更平衡的描绘，我们研究创造性的人必须对我们给予他人的印象负责。显然，我们给人造成的一个印象是，创造性像闪电在某一伟大而光荣的时刻击中你的头脑。能创造的人也是优秀的工作者这一事实往往被忽视。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我想我要做的不过仅仅是扮演研究者、医师和心理学者的角色，把我所学的知识抛出来，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对有关的人有点用处。

    克服创造中的情绪障碍

    在我刚开始研究创造性时，还完全停留在学院和教授课业问题的地步。后来我被调到工业这样的机构，这真是一种使我惊异的事。对于新部门的业务我一无所知，我颇感不安，我的好多同事也和我一样遇到类似情况。我不敢肯定，我所做的工作和我得出的结论及我们关于创造性的认识在大型机构的形式中有多少用处。我能提供的一切实际上都是悖论、问题和谜，我却尚不知道，它们将如何解决。

    这些问题，即使对有创造性的人员也是既棘手又重要的。但我不知道该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因为我要谈的实质上都是一些不合群的人。我在工作中遇到的那种有创造性的人往往在一个机构中很容易和人发生摩擦，由于很怕再发生的这样的事，他们一般都躲在一个角落或顶楼里独自工作。我以为，大机构中“不合群者”的地位问题，是这个机构的问题而不是我的问题。

    因为我所研究的人具有本质上的革命性——他们背离现实，不满足现状，所以这有点像努力对革命和稳定的社会进行调和。这是一个新的尖端领域，我想我要做的不过仅仅是扮演研究者、医师和心理学者的角色，把我所学的知识抛出来，把我所有的看法提供出来，希望能对有关的人有点用处。

    在另一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个尖端领域，那是使我们都不能不非常、非常深入开发的一个新的心理学尖端领域。假如我能预先概要说明我将要说的内容，我可能这样概括：我们已经发现，原来我们正感兴趣的那种创造性的根源，或真正新思想的产生，是深蕴在人性的内部的。我们现在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非常恰当的词汇可以代表它。假如你愿意，你可以用弗洛伊德的术语来谈论，即谈论“无意识”。或用另一个心理学派的术语“真实的自我”作为话题，但不论哪一种情况它都是一个更深层的自我。它的更深层是在一种操作的方式中表现出来的，如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家所看到的那样，即在你不复挖掘它的意义上说它是更深的。它的深蕴就像矿藏的深蕴一样，它是深蕴在机体内部的，为了得到它，你不得不奋力透过表层。

    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在历史上从未出现过的含义可以说明这种新的尖端领域，对大多数人而言是一无所知的。这是某种不仅我们不知道的东西，而且还是我们惧怕的东西。那就是说，有对于知道它的“抗拒”存在。这就是我要试着说明的问题。

    我是在谈我称之为始发创造性的东西，而不是次级创造性，是超越现实的新思想之源。这是一种和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不同的东西。这是一种多产性，一位名为安娜·萝的心理学家曾在一些新近的研究中做出过证明，她在一组又一组的知名人物——有能力的、成果累累的、作用巨大的著名人物中发现了它。例如，在一项研究中，她研究了《美国科学家全书》中所有带星号的生物学家；在另一项研究中，她又对美国的每一位古生物学家进行了研究。她能证明一个非常特别的悖论，我们都无法回避的问题，即，许多的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心理病理学家或治疗家称之为相当刻板的人，相当拘谨的人，对他们的无意识有所惧怕的人，像我上面提到过的那样。于是，你可达到我曾达到的一种特别的结论。我现在已习惯于两类科学的想法，两类技术的想法。假如你需要，科学能定义为一种工具，运用它，没有创造性的人也能创造和发现，只要能和大多数的人一起工作，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小心翼翼地工作等等。那就是我称之为次级创造性和次级科学的东西。

    我曾选出一些进行仔细研究的特别有创造性的人，在他们身上发现了这种来自无意识的始发创造性。这种始发创造性极有可能是一种每一个人都有的遗传素质。它是一种共同的和普遍的东西。在所有健康儿童中肯定都能发现它的存在。它是任何儿童都具有而大多数人长大以后又会失去的那种创造性。它在另一种意义上也是普遍的，假如你以一种心理治疗的方式挖掘它，假如你深入到无意识层，你就会发现它的存在。我只要向你提供仅仅一个例子，你们自己或许也都能经历到的例子。

    你知道，在我们的梦中，我们能比在醒时的生活中有更多得多的创造性。我们能变得更聪明，更机敏，更大胆，更有独创性等等。把盖子掀开，把控制去掉，把压抑和防御撤除，我们一般能得到比可见表面更多的创造性。我问过我的一些精神分析家朋友，想了解他们解放创造性的经验。他们的普遍结论，我敢肯定那也是所有其他心理治疗家的意见：通常期望一般的心理治疗能解放出治疗前没有出现的创造性。要证明它是非常困难的，但那是他们共同的意见，甚至有资格被称为专家意见。那是从事这件工作的人的印象。例如他们曾帮助那些想写作却有心理障碍的人。

    心理治疗能帮助这些人解除、克服这种障碍，使他们重新开始写作。因此，一般的经验是：心理治疗，或深入这些通常受到压抑的深蕴层，能使一种我们大家原本都有的但又失去的遗传素质得到解放。

    有一种形式的神经症能使我们在透析这一问题中学到许多东西，我指的是强迫症，而且它是一种容易理解的事情。我想首先谈谈它。

    一般有这种神经症的人表现为神情抑郁，举止刻板、封闭。这是一些总想控制自己情绪的人，因而看起来相当冷漠，在极端的案例中甚至是毫无表情的。他们总是很紧张，很局促。这种人在正常状态下（发展到极端，它当然是一种疾病，必须接受精神病医师和心理治疗医师的治疗），一般是非常有秩序、非常整洁、非常准时、非常有条理、非常有节制的，能成为很有用的人才，例如，优秀的记录员等等。

    现在，用心理动力学的术语可以非常简明地把这些人说成是“尖锐分裂的”，可能比其余的人都更明显地分裂。如在他们意识到的事物、他们对自己的认识和他们对自己隐藏的、那些无意识的、被压抑的东西之间的分裂。当我们更多地理解这些人时，对压抑的原因有所理解时，我们就会懂得，这些理由也在一定程度上适用于我们所有的人，因此我们可以从特殊的情况中推导出适合一般情况的理论。这些人必然会如此，他们没有其他的选择，他们不可能走另一条道路，这是唯一能使他们达到安全、秩序、无畏惧、无焦虑的道路，即通过条理化、预见、控制、驾驭的道路。这些理想的目标都只有用这些特殊的办法才能达到。

    对于这样的人，“新”东西是很可怕的，而任何新东西对他都不允许出现，因为他能把它纳入他过去的经验，能使变动的世界冻结，能自以为什么都没有变。他只有依据那些过去成功的、“久经考验的”规律和法则、习惯、适应方式步入未来，并坚持在未来继续利用这些法则，他才会感到安全而舒适。

    为什么他不得不这样做？他究竟怕什么？动力心理学家的回答是——用非常一般的术语说——他怕自己的情绪，或最深处的本能渴望，或最深蕴的自我，那些他拼命抑制的内心冲动。他不得不如此！不然他觉得他会发疯。这一畏惧和防御的戏剧在人体内上演。但他使它趋向概括化，向外投射于整个世界，于是也很容易以这种方式看整个世界。他真正防范的是自己身体内的危险，但此后只要他一看见任何使他想起这些内部危险或和这些危险相似的东西，就会在外部世界中与之战斗。他同自己趋向混乱的冲动作战而变得特别从容不迫。外界的混乱将使他受到威胁，因为混乱使他想起他内部的混乱，或怕他抑制的冲动起来革命。任何危及这种控制的东西，任何能增强那种危险的潜伏的冲动或削弱防御的壁垒的东西，都将使这样的人惊恐不安。

    这种人很能够控制事态，并能创造一种平衡而使自己保全一生，虽然在这样的过程中他要丧失很多东西。他的极大努力用于控制，大量精力消耗于控制中，因而仅仅控制自己也会使其疲惫不堪。控制是疲劳的根源，但他能对付下去，继续保护自己，防范他的无意识中的危险部分，或防范他的无意识自我，或他的真实自我，他曾顽固地认为那是危险的东西。他必须把一切无意识的东西驱逐出外。

    有这样一个寓言：一个古代的暴君追杀一个侮辱了他的人。当他知道这个人躲藏在一个城镇里时，于是下令杀掉城中所有的人，这只是为了能够确信那一个人不致逃脱。强迫症患者的行为就像这个暴君一样，杀掉和逐出一切无意识的东西，为了能够确信它的危险部分不致漏网。

    我谈了这么多无非是想说明，我们的快乐、幻想、欢笑、游荡等等能力，成为自发的能力，和在这里对于我们最为重要的创造的能力，都是出于这一无意识，出于这一深蕴的自我，出于我们自己的这一部分。一般地说，我们对于这一部分是心存戒惧因而竭力加以控制的，而我们的创造能力则是一种智力的游戏，是一种能使我们成为我们自己，能进行幻想、放任，并暗自趋之若狂的能力（每一真正新颖的思想起初看来都像是疯狂）。

    强迫症患者放弃了他的始发创造性，放弃审美的可能性。放弃他的诗意，放弃他的想像，淹没他的一切健康的稚气。而且，这也适用于我们称之为良好适应的问题，适用于曾被非常细腻地描述为八面玲珑的本领，即善于处世，很现实，按常识办事，成熟，能干大事。恐怕这些适应的某些方面也意味着背弃那些对良好适应构成威胁的东西。

    这是一些与世俗妥协，与常识的需要、与物质、生物和社会现实的需要妥协的动机和努力，它一般是以放弃我们深蕴自我的一部分为代价的。它在我们中不像在上面说明过的情况中那样明显，但恐怕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明显了，我们称为正常成人适应的东西也越来越意味着背离那些会威胁我们的东西，而威胁我们的东西则是温柔、幻想、情感“稚气”。

    有一件事我未曾谈过，但在我对有创造性的人的研究中曾深感兴趣（对非创造性的人的研究也同样），那就是对于所谓的“女人气”、“女性”或我们直接称之为“性变态”的任何事物的极端畏惧。假如他是在一种硬性环境中培养起来的，“女子气”实际上意味着一切有创造性的活动：想像、幻想、色彩、诗、音乐、温柔、感伤、浪漫，但这些统统都作为危及一个人的阳性形象而被隔离开了，一切被称为“柔弱”的东西往往会在正常男子的适应中受到压抑。而许多被冠以柔弱之名的东西，我们知道其实一点也不柔弱。

    在讨论这些无意识过程时，讨论精神分析家称之为“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的概念时，我想能对于这里谈论的题目有点用处了。在面对混乱时力求从容镇定，用理性对待非理性，这虽然是个难题，但我们毕竟己想出了办法。这些始发过程，这些无意识的认知过程，即感知世界和思维的无意识过程，这些我们所关心的过程，是非常不同于常识法则的，不同于严密逻辑，不同于精神分析家称为“次级过程”的东西。

    在次级过程中，我们是合逻辑的，明智的，现实的。当“次级过程”和始发过程隔离开时，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双双受损。在极端情况下，把逻辑、常识和理性同人格的深蕴层隔离开或完全分割，造成强迫性理智型人，这种类型的人简直无法在感情世界中生活，不允许自己恋爱，因为爱情是不合逻辑的，他甚至不敢放声大笑，因为大笑是不合逻辑、不合理和不明智的。当这样被隔离开，当这个人已经分裂时，你便得到了一种病态的理性，以及病态的始发过程。

    这些次级过程，弄得分隔开和二歧化，可以被认为主要是畏惧和挫折造成的一种结构，也就是一种防御、压抑和控制的系统、一种抚慰的系统所造成的，为了能够以不便公开的手段和一个使人受挫的、危险的物质世界和社会环境妥协，因为它们是满足我们需要的唯一源泉，使我们要得到任何满足都不能不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这样一种病态意识，或病态我，或意识我，变得越来越觉察到它所领悟的自然和社会的规律并奉之为生活的金科玉律了。这意味着一种盲目性。

    强迫型人不仅失去了许多生活乐趣，而且他也变得对他自己的许多方面在认知上毫无所见，对他人的许多方面，甚至对自然的许多方面也同样看不见了，甚至作为一位科学家，他也会对自然的许多方面置若罔闻。确实，这样的人也能做成某些事情，但我们必须首先问，像心理学家总要问到的：那是以怎样的代价做出的——对他自己而论？其次，我们也还要问，这样做出的是哪些事情，它们是否值得去做？

    我所见到的最典型的强迫症病例是一个有节约癖的人，他是我从前的一位老教授。他把读过的所有报纸都按周分别捆好。每周的报纸都用一根小红线捆上，然后再按月放在一起用一根黄线捆好。他的妻子告诉我，他每天的早饭也是很规律的。星期一是桔子汁，星期二是燕麦粥，星期三是梅脯等等。如果星期一给他吃梅脯就要闹一场。他节省旧刀片，把自己所有的旧刀片都攒起来，包裹好，贴上标签。当第一次进入他的实验室时，我记得他正给每一件东西贴上标签，这正是这种人的典型作法。每一件东西都要编组，贴上带有粘胶的小条作为标记。我记得他不惜花上几个钟头设法在一个小探针上贴标签。有一次我打开他实验室里的一架钢琴，那里也有一个标签，说明它是“钢琴”。这样的人是真的有毛病了。他自己有时也感到很苦恼。这样的人做的这一类事和我上面提出的问题很有关系。这些人做了一些事，但他们做的是什么事啊！这些事有价值吗？有时候有价值，有时候没有价值。

    我们也知道，很不幸，我们许多科学家却往往是这么做的。在这种工作中，这样的探察性格偶尔也会非常有用。例如，这样的人能花上十多年对某一单细胞动物进行微细解剖分析。这种解剖分析需要所有人都具有那种耐性、坚持性、顽强性和认知需要。社会也经常需要这样的人。

    对始发过程进行二歧式防范和莫名的畏惧就是一种疾病，但这并不一定非成为疾病不可。我们用希望、畏惧和满足的眼睛看世界，假如你像一个真正幼小的孩子那样看世界、看自己和看别人，以这样的方式思考，那或许对你会有所帮助。在没有否定，没有矛盾，没有分裂的同一性，没有对立，没有互相排斥的意义上，这是合乎逻辑的。

    对于始发过程，亚里士多德并没有发言权。始发过程不依赖于控制、禁忌、训练、抑制、延宕、计划和对可能或不可能的计算。它和时间、空间或顺序、因果、秩序，或和物理世界的规律无关，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物理世界的世界。当我们把始发过程置于一种必需的情境中时，当始发过程必须将自己防范意识的觉察伪装起来、使事情的威胁性仿佛降低了时，始发过程能把几个浓缩为一个物体像在梦中能做到的物体那样，能使情绪脱离它们真正的对象，移置到另外的无害对象上；能通过象征化进行掩饰；能成为全能的，无所不在的，无所不知的（请回忆梦，我所说的一切对梦都是适用的）。它可以不用行动，什么也不做而单凭幻想来使事情发生。对于大多数人，它是前语言的，非常具体的，和原始体验更接近的，并往往是视觉的。

    始发过程是超越评价、道德、伦理、文化及善恶之上的。在大多数文明的人中，正因为始发过程被这种二歧化挡住了，往往成为孩子般的、幼稚的、若狂的、危险的、可怕的。我曾提供一个人的例子，他已完全压制了始发过程，完全隔开了无意识。这样的人就我所说明的那种特定的方式看是一个病态人。

    另一种人，他的二级过程——控制、理性、秩序、逻辑过程已经完全破碎，那也会成为一个精神分裂者，也会成为一个非常严重的患者。

    在健康人中，特别是在有创造性的健康人中，我发现他们能在一定程度上融合和综合始发和次级两种过程，意识和无意识两者，深蕴的自我和自觉的自我两者，能卓有成效地做到这一点。我敢确信，这是可能做到的，尽管不很普遍。可以肯定，用心理治疗可能有助于这一过程的发展，更深的和较长期的心理治疗甚至能更有效。

    这一融合中所发生的事情是，始发过程和次级过程两者互相渗透就能在特征上都有所改变。无意识不再变得更有威胁性。这样的人能带着他的无意识生活；能带着他的稚气、他的幻想、他的想像、他的愿望满足、他的女子气、他的诗意、他的疯狂生活了。像一位精神分析家用一句妙语所说的，他是一个“能倒退而为自我服务的人”，这是有意的倒退。这样的人能随时利用那种我们一直渴望的创造性。

    但在极端的例子中，是不会发现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强迫型人有娱乐行为的，他不能顺其自然。举例说，这样的人往往避免社交聚会，因为他太敏感并设想参加聚会可能会被弄得很尴尬。这样的人怕贪杯，因为那会使他失去控制而造成很大的危险。他必须所有时间都用在控制中，这样的人很可能是一个难以催眠的夜游神。他很怕麻醉，或任何其他有损于充分意识的状态。这是一些力求在聚会中保持尊严、秩序、自觉、理性的人，在那里会被认为不是那样的。当我说一个十分安于他的无意识的人能那样顺其自然时，我就是针对这种情况说的——在这种聚会中要有点疯狂，要有傻相，要插科打浑，并以此为乐，无论如何要有狂热的时候——像那位分析家所说的“为自我服务”。这像是一种有意识的、自觉的倒退——而不是力图显得庄重和总是有所控制（我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想：这就像一个被描绘为“大模大样的”人，甚至坐在椅子里也是那样）。

    我想我完全有资格对这种无意识的开放态度多加评论。心理治疗、自我治疗和自我认识全都是一个困难的过程，因为对于我们大多数人现在的情况都在于无意识和有意识的彼此隔离。你如何能使心理世界和现实世界和睦相处呢？一般地说，心理治疗过程是在专家的帮助下一点一点地逐步面对最上层无意识的问题。

    这些上层无意识暴露在眼前，被容忍并被吸收了，原来并不危险、并不可憎。然后是再下一层，又下一层，在同样的过程中使一个人正视他十分畏惧的东西，并发现当他确实正视它时，并没有什么值得可怕的东西。他曾经怕它，因为他一直是用他惯用的那种儿童的眼光看它，这是儿童的误解。儿童畏惧并因而压抑的东西，被推出了常识学习和常规体验的范围以外因而得不到正常的发展，不得不停留在那里，直到它再被某种特殊的过程拖出来。意识必须变得十分强大才敢于同敌人交朋友。

    在历史中，类似的情况可以在男人与女人的关系中发现。男人害怕女人，因而统治女人，这种统治是无意识的，我相信他们这样做的理由非常像他们对自己始发过程的畏惧。动力心理学家往往认为，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很大成分是由这样的事实决定的，即女人会使男人想到他们自己的无意识，也就是想到他们自己的女子气，他们自己的柔和与温存等等。因此，同女人作战或力图控制女人，贬低她们，这已成为对于这些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有的无意识力量进行努力控制的一部分，在惊恐不安的主子和仇恨满怀的奴隶之间是不可能有真正的爱的。

    只有当男人变得足够坚强，足够自信，并足够整合时，他们才能容忍并最终喜爱自我实现的女子，喜爱人性丰满的女子。如果没有这样一个女子为伴侣，相信没有哪个男人能够实现他自己。因此，坚强的男人和坚强的女人是彼此互为条件的，因为两者的存在谁也离不开谁。他们也是互为因果的，因为女人成长为男人，男人也成长为女人。而最后，他们也是相互报答的。假如你是一个很好的男子，你要赢得的也是那样的女子，那样的女子也是你应得的报答。

    因此，让我们回到我们的类比上来，健康的始发过程和健康的次级过程，或健康的幻想和健康的理性，需要彼此的帮助，以便融合为一个真正的整体。

    按年代顺序来讲，我们关于始发过程的知识最初来自对梦和幻想以及神经症的研究，接着又来自对精神病和疯狂过程的研究。这一知识只能一点一点地从它的病理学儒染中解放出来，从非理性、从不成熟、从贬意的原始状态中解放出来。

    只有在我们对健康人的研究中，我们才逐渐充分意识到创造过程，意识到娱乐、审美感知、健康的爱的意义、健康的成长和形成、健康的教育，才懂得每一个人既是诗人，又是工程师，既是理性的，又是非理性的，既是孩子，又是成人，既是男性的，又是女性的，既处在心理世界中，又处在自然世界中。我们也是逐渐地才懂得，我们如果天天都力求成为仅仅纯粹合理，仅仅合乎科学、逻辑，仅仅明智、实际、承担责任的人，我们便会有所失。

    我们确信，整合的人，充分发展的人，充分成熟的人，必然是在这两种水平上同时对自己起作用的人。当然，很少有人污蔑人性的这一无意识面，把它说成是病态而不是健康，弗洛伊德曾这样想过。但我们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全面的健康意味着在所有的水平上都对自己起作用。我们不再说这一方面是“恶”而不是“善”，是低级而不是高级，是自私而不是无私，是兽性而非人性。通观人类历史，特别是西方文明史，更特别是基督教史，总是不能摆脱这种二歧式。我们不再能把自己二歧化为洞穴人和文明人，恶魔和圣贤。我们现在能够把这看成一种不合理的二歧式，一种不合理的“非此即彼”，通过这种分裂和二歧化过程本身，我们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此”和一个病态的“彼”，也就是创造了一个病态的意识和一个病态的无意识，一个病态的理性和一个病态的冲动。理性能成为十足的病态，你在电视上的问答比赛节目中可以经常看到这种病态。

    我听说有一个可怜的家伙，一位古代史专家，他的收入极高，曾告诉某人他达到这一步只不过是靠熟记下全部剑桥古代史——从第一页开始直到末一页，现在他已熟知这本书中的每一个日期和每一个名字。这个可怜的家伙！亨利曾写过一个人的故事，他想，既然百科全书概括了全部知识，他就无须为进入学校发愁了，只要熟记百科全书就行了。他从A部开始，然后是B部、C部等等。那就是一种病态的理性。

    这种二歧式一旦被超越并得到解决，我们如果把这两极能够一起纳入它们原本相属的统一体中，例如，在健康儿童中，在健康成人中，或在特别有创造力的人中，那么，我们就能认识到，二歧化或分裂本身是一个病理过程。这时一个人的内战也就有可能结束了。这种事情也正是被我称为自我实现的人身上发生的。最简单的办法是把他们描绘为心理上健康的人，那正是我们在这样的人中所看到的。

    当我们从总体中挑拣出百分之一或千分之一最健康的人时，我们将发现，这些人在他们一生中，有时得益于治疗，有时没有治疗，都已经能把这两个世界合而为一，并在两者中都能安然地生活。

    我曾描述健康人好像具有一种健康的稚气。这是用语言难以说清的，因为“稚气”一词习惯上意味着成熟的反面。假如我说，最成熟的人的生活也是赤子般的，这听起来像是矛盾，但实际上并不矛盾。也许我能用我说过的聚会的例子来解释。最成熟的人也是最有情趣的人。我想，这是一种更可以接受的说法，这些人也是能够随意倒退的人，他们能变得像个孩子并和孩子在一起玩，接近孩子们。我想，孩子一般会喜欢他们并愿意和他们相处，这绝非偶然，他们能倒退到那一水平。非意愿的倒退自然是非常危险的，自愿的倒退却显然是非常健康的人所特有的表现。

    我无法说清如何才能达到这种融合。在日常促进人内部这种融合的实践中，我所知的唯一真正可行的办法是心理治疗。这当然并不是一个现实的或甚至受欢迎的建议，自然也存在自我分析和自我治疗的可能性。任何能增进深蕴自我知识的技术在原则上应该也能增进一个人的创造力，使他能够利用思想与观念作戏的这些原动力，能够超越这个世界和地球，摆脱常识的束缚。

    常识意味着在现实中生活，但有创造性的人是那些不想要现实而宁愿造就另一个世界的人。为了能够做到这点，他们必须能够脱离地球的表面，去想像、幻想，甚至成为疯狂的和着迷的等等。我能向那些管理有创造力的人的人员提出的实际建议很简单，只能是注意发现这样的人才，因为他们是已经存在的，然后把他们选拔出来，并紧紧把握住他们。

    如果向某一个公司说明这些第一流的创造性人物是怎样的，我想他们就会明白这些人是多么有作用的。他们往往正是那些在一个机构中制造麻烦的人。他们往往不循规蹈矩，往往有点不合时宜、不现实，常被称为缺乏训练；有时不严格、“不科学”，这是就一种特定的科学定义说的。强迫性格较强的同事往往称他们为幼稚、不负责任、野性未除、发疯、爱推测、无批判、无规律、容易激动等等。这听起来像是对流浪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的描述。

    但我认为应该强调，在创造性的早期，你已经开始成为一个浪荡汉或波希米亚人或古怪人了。有一种“脑风暴”法可能有助于我们成为有创造性的，因为这种方法来自那些已经成功地成为有创造性的人。他们让自己在早期思想阶段成为这样的流浪汉，他们让自己成为无批判的，他们任自己产生各式各样怪诞的想法进入脑海。在情绪和热忱的冲动下，他们可能潦草地写出诗篇或公式或数学解答，或制定理论，或设计实验。这时，只有这时，他们才进入次级过程，变得较有理性，较有控制，并有批判了。

    假如你在过程的第一阶段就力求有理性，有控制，有秩序，你会永远得不到它。我所记得的“脑风暴”法正是这样的——无批判——任你自己与观念作戏——自由联想——任它们大量地跳到桌面上来。然后，只有这时，才抛掉那些不好的想法，或无价值的想法，保留那些好的。假如你怕造成这样的狂想错误，你也就永远别想得到任何光辉的思想。

    当然不必按照一种模式将这种波希米亚式的事务进行到底。我所谈论的是那样的人，他们在需要的时候能够倒退为自我服务；自愿的倒退；自愿的发狂；自愿进入无意识。这些同样的人后来又能戴上他们的帽子、穿上长衫，成长起来，变得理性了、明智了、有条理了等等，并能用批判的眼光审查他们在热情迸发时和创造性强烈时产生的一切。于是，他们有时又能说，“它在诞生时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美妙，但它实际并不怎么样”，因而又把它抛弃。一个真正整合的人能够既是次级的，又是始发的；既是稚气的，又是成熟的。他能倒退，又能回到现实中来，在他的反应中变得较有控制和批判精神。

    我认为，一个公司，至少它的负责人事管理工作的人，是很有必要了解这一点的，因为他一直在考虑要解雇这样的人，他非常强调执行命令和顺从机构的安排。我不知道一个机构的管理者将要如何处理这些事情，我不知道这对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不是我的讨论范围。我不知道在一个机构的工作过程中怎样才有可能利用这样的人物，这个机构不得不有条不紊地进行许多贯彻某一想法的工作，一个想法仅仅是完成任务必须经历的复杂过程的开始，这是不容易在地球上任何地方解决的一个问题。我们必须正视这个问题，对研究和发展投入大量经费。创造性人才管理已经成为一个新的课题。

    那些大公司中曾成功推行的行为准则显然需要进行某些改变和修正。我们必须寻求某种方法让人在机构中能表现出个人特色，我不知道怎样做到这一步。我想这必将成为一种实践的结果，这样试一试，那样试一试，再另外试一试，最后达到某种经验的结论。我要说，如果能认准这样做不仅是发狂而且是创造性的特征，那将是有帮助的。

    顺便说一下，我不想对任何这样做的人都给予好的评价，他们有些人确实是发狂了。我们已学会分辨，要学会尊重这种人或至少用开放的眼光看待他们，并设法使他们能够适应社会。这样的人大都是孤独者。我想，你们将更有可能在学院环境中而不是在大机构或大公司中发现他们，他们在学院会觉得更安适，因为在那里容许他们爱怎么发狂就怎么发狂。

    人人都期待着教授们的狂想，这对任何人都不会产生利益的冲突。任何别的人都见不到他们，除非是听他们讲课。教授有充足的时间在他的顶楼或地下室梦想着各种各样的事情，不论是否可行。在一个机构中，你会弄得混乱不堪。

    我听到一桩滑稽事：两位精神分析家在一次聚会中相遇，一位分析家走到另一位跟前打了他一记耳光。挨打的分析家毫无思想准备，愣了片刻，然后耸耸肩说：“那是他的问题。”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