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份同受性格决定的成份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成为它们心中任何一个完善的指标物。
——马斯洛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既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又可以作为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是满足任何精神需要的工具。
科学家的心理动机
在人类社会中，各种各样的需要也同样在驱动着科学家。这些需要是人类所共有的，是对食物的需要；对安全、保护、及关心的需要；对群居、感情、及爱的需要；对尊重、地位、身份，以及由此而来的自尊的需要；对自我实现或发挥个人所特有的和人类所共有的多种潜能的需要。对于心理学家来说，这些需要是最为熟悉的，究其原因，是因为它们受到挫折而引起的病态。
对于纯粹知识的认识性需要或好奇，以及对于理解——哲学解释、神学解释、价值体系解释——的需要则研究较少，但只要通过普遍观察就可以全盘可知了。
最后，还有最少为人知的审美的需要——对于美、对称、也许还包括对于简洁、完满、秩序等的活动，以及表达、表现的需要，还有与这些审美需要有联系的、使某事趋向完满的需要。
现在看来，似乎所有其他需要、欲望或驱力不是上面所列举的基本目的的手段，就是神经病的，或是某些学习过程的产物。
显而易见，科学哲学家们最关注的就是认知的需要。在科学的自然历史阶段，推动科学向前发展的最大动力是人的持久的好奇心。在更高一级的理论化和抽象化的水平阶段，科学同样产生于人的持久的理解、解释，以及系统化的欲望。然而，对于科学特别不可缺少的是后一种理论的冲动，因为纯粹的好奇心在动物那里也很常见。
当然，其他动机也存在于科学发展的整个阶段。最初的科学理论家常常认为，科学在本质上是一种帮助人类的手段，而这一点现在却常常被忽略。例如，培根就期望科学能大大改善人类的贫穷以及疾病的蔓延。现已查实甚至在希腊科学中，尽管柏拉图式的纯粹非体力的沉思是一种牢固的传统，但注重实际和人道主义的倾向却相当有力。
一般来说，夫妻之间的趋同和归属的感情，以及更强烈的对人类的爱的感情，往往是许多科学工作者的原始动机。他们投身于科学，就像他们同样也会投身于社会工作或者医学一样，都是为了帮助、服务于人们。
最终，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任何人类的需要都可以成为涉足科学、从事或者深入研究科学的原始动机。科学研究既可以作为一种谋生手段，又可以作为一种取得威望的源泉，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或者是满足任何精神需要的工具。
对于多数人来说，更常见的是，所有同时发生作用的动机的各种程度的不同联合，而不是一个单一的、原始的、最重要的动机。对于任何科学家来说，研究工作不仅有爱的需要，而且还被单纯的好奇所驱使；不仅有威望的需要，还被挣钱的需要促动；等等。此类记述都是最有反辩力的思想。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在，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的性质。
科学的心理概述
从心理学角度看，科学属于一种敏锐的认识，是人类的创造，而不是自主的、非人类的、或者具有自身固有规律的纯粹的“事物”。科学产生于人类的动机，它的目标是人类的科学，是由人类创造、更新，以及发展的。它的规律、结构以及表现形式，不仅取决于它所发现的现实的性质，而且还取决于完成这些发现的人类本性的性质。具有丰富临床经验的心理学家，会依据自己的经验，采取研究人，而不是他们制造的抽象观念，通过研究科学家，而不光是科学的方式，相当自然和自如地处理任何课题。
然而，有的人错误地认为，科学完全是自主的，能够自我调节；并将科学视作一场与人类利益无关的，有着固有的、任意的棋类规则的游戏。事实却并非如此，心理学家必须将这些企图看成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错误的，甚至是违反经验的。
在这里，我希望首先明确研究科学的心理学所依据的某些极为重要的自明之理。然后，我将提出对此论题的某些含义和结果。在科学中，一元论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关于人类的知识”常常仅仅意指“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我们非常容易将自己的趣味、偏见以及希望投射到整个宇宙上去。
破除科学一元论的途径
在社会生活中，人们所追求的满足是多种多样的，因此在科学工作中也需要多种不同的满足。科学对于所有人都能投其所好，无论对年青的、还是年老的，勇敢的、还是胆怯的，富有责任感的、还是寻找欢乐的，都是这样。
一些人习惯直接在科学中追求人道主义的目标，另一些人则明确地喜欢科学的非个人、非人类方面的性质。一些人主要是寻求条理的清晰和规则的井然，另一些人则想开辟和开创新路，还有一些人宁肯做整理者的工作：整顿、清理、管辖已经赢得的阵地。一些人需要用科学来保护自己，另一些人则寻求冒险和兴奋。我们不可能描绘出唯一理想的妻子，或研究活动。正如我们可以赞成一般的婚姻，同时仍保留个人趣味的选择一样，个人在科学中也可以是多元的。
我们可以把科学分出以下功能：
寻求问题、提出问题、鼓励预感、提出假设的作用。
试验、检测、证明、反驳的作用；重复和检验实验的作用；积累事实的作用；使事实更为可靠的作用。
条理化、理论化，以及构建的作用；综合范围越来越大的概括作用。
收集历史、博学的作用。
工艺方面的作用；作为工具、方法、技术的作用。
管理、经营和组织方面的作用。
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为人类服务的作用。
提供给人以欣赏、享受和欢庆的愉快，以及给人以荣誉的作用。
这种功能的多重性必然意味着劳动的分工，因为很少有人能集所有这些技巧于一身，劳动的分工需要不同类型的人，以及不同的兴趣、能力和技巧。
兴趣不仅反映了性格和人格，也表现了性格和人格。而科学家对于学科的选择恰好体现了这一点，例如，选择物理学而不是人类学。在学科内部各个领域的选择上也是这样，例如研究课题的选择，也体现了这一点，但不是那么明显罢了；例如，研究反作用抑制而不是顿悟。另外，这一点还可用于解释对于方法、材料、精确度、适用性以及可行性与当前人类利益的密切程度等的选择。
于是，在科学中，我们大家的兴趣不同且又能互补。假如每个人都喜欢物理学而不喜欢生物学，科学的进展将无从谈起。这就像我们并非都爱同样的气候，相同的乐器一样。因为一些人喜欢小提琴，另一些人喜欢单簧管或鼓，只有如此，才能有乐队，乐队才可能演奏成功。科学也是同样道理，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讲，科学也是由于不同的爱好才得已发展的。既然每个人都能提出不同的问题，熟悉不同的领域，正如在艺术、哲学、政治中一样，科学也需要各种各样的人（而不是能够容忍各种各样的人），甚至精神病患者也可能有特殊用处，因为他的疾病使他在某些特殊方面特别敏感。
在科学中，一元论是一种真正的危险，因为“关于人类的知识”常常仅仅意指“关于人类自身的知识”。我们非常容易将自己的趣味、偏见以及希望投射到整个宇宙上去。例如，物理学家、生物学家和社会学家早已表明，由于他们所选择领域的不同，他们在一些重要方面有根本区别。
由于这种在趣味上的区别，我们完全可以合情合理地希望他们对科学、方法、目标以及科学的价值有着各不相同的定义。很显然，正如我们在人类其他领域里所做的那样，在科学家之间，我们也同样需要容忍和接受个体的差异。既然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的一些方面的扩大的投影，理所当然，与此相关的知识的任何增长都会自动地扩大许多倍。
研究科学心理学的意义
对科学家的研究
要想研究科学，必须要研究科学家，科学家是科学研究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甚至是必要的环节。既然科学作为一种体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性的一些方面的扩大的投影，理所当然，与此相关的知识的任何增长都会自动地扩大许多倍。例如，每一门科学以及每一门科学中的每一种理论，都将受到以下知识增长的影响：
倾向性和客观性的性质；
抽象过程的性质；
创造力的性质；
文化适应以及科学家对文化适应的抵制的性质；
愿望、希望、忧虑、期待对感觉的干扰；
科学家的作用和地位；
我们文化中的反唯理智论；
信仰、确信、信心、确定等的性质。
当然，我们已提到的问题是重要的，特别是有关科学家的动机和目标的问题。
科学和人类价值
科学不是凭空产生的，它是建立在一定基础之上的，这个基础就是人类价值，而且科学自身也构成了一种价值系统。人类情感需要、认知需要、表达需要以及审美需要，赋予了科学起因和目标。任何这样一种需要的满足都是一种“价值”，这与追求真理或确定一样，也适应于安全的追求。
简洁明了、用语精练、优美雅致、朴素率真、精确无误、匀称美观，这类审美需要的满足不但对工匠、艺术家或哲学家是有价值的，对于数学家和科学家也同样是有价值的。
事实上，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即作为科学家我们分享着我们文化的基本价值，并且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将不得不永远对这类价值（诚实，博爱，尊重个人，社会服务，平等对待个人）做出决定的权利——维持生命与健康，消除痛苦，尊重他人应得的荣誉，讲究信用，赞美体育道德、“公正”等等，哪怕这个决定是错误的也不例外。
看来，仍有人对“客观性”和“公正的观察”理解得不够清楚，因此有必要重新阐明一下。“排除价值”最初意指排除神学以及独裁主义者对事实的判决，因为它们预先判定事实。而且，这种排斥就像在文艺复兴时代一样，是非常必须的，因为我们仍然需要我们的事实不受干扰。即使在我们的国家中，有组织的宗教活动对于科学也有一种微弱的威胁，我们要坚持用强大的政治和经济的信条与之抗衡。
理解的价值观
为了防止价值观对我们关于自然、社会以及我们自己的知觉的干扰，我们所能做的最好途径就是始终对这些价值观有非常清醒的意识，理解它们对感觉的影响，并借助这种理解的帮助，作出必要的修正。此处的所谓干扰，指的是精神决定因素与现实决定因素的混淆，而后者才是我们试图理解的。因而，对于价值观、需要、愿望、癖好、忧虑、兴趣以及神经病的研究，必须成为科学研究的基本方面。
然而，这一论点还必须包括以下几个全人类最普遍的倾向：抽象、分类，从而理解相同点和不同点。大体上来说，有选择地注意现实并依据人的兴趣、需要、愿望和忧虑来重新筛选。这样将我们的知觉过程组织成各大类，在某些方面是有利和有用的，而在另一些方面又是不利的和有害的，因为，它使现实的某些方面异常突出明显，同时又使现实的另一些方面陷入我们必须理解。
虽然大自然赐给我们“自然的”裂终分界，但这些暗示往往是非常含糊的，我们必须强加一种分类于自然现象。而且在此过程中，我们不但要依据自然的启示，还要依据我们自己的人性、我们自己的无意识的价值、偏见和兴趣。假如科学的理想就是将理论中人的决定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那么，只有好好地了解这些因素才能达到这一目的，而不是否认它们的影响。
然而，这些扰乱人心的论点的目的应是“纯”科学家的定心丸，因为它能更有效地达到目标，也就是说，我们可以改进关于自然的知识，通过研究掌握知识的人来清除我们现有知识中的杂质。
人类和非人类的规律
从某种程度上讲，人类心理学的规律与非人性的自然规律之间，既存在相同点也有着很多差异。人类在自然界中生存这一事实，并不意味着人与自然界的法则和规律必然相同。在现实世界中，人类生活当然不得不对现实让步。不过，这实际上并不与人类有内在的规律这一事实相矛盾，人固有的规律不同于自然的那些规律，愿望、担忧、梦想、希望与卵石、电线、温度或原子的表现完全不同。
一部哲学的构建方式与桥梁的构建方式是截然不同的；研究一个家庭和一块水晶，所用的方式必然不同。我们关于动机和价值观的论述，并没有要使非人类的自然界主体化或心理化。但是，勿庸置疑，我们必须使人性心理学化。
非人类的现实完全独立于人类的愿望和需要之外，它们既不是慈善的，也不是恶毒的，它们没有意图、目的、目标或官能（只有生物才有意图），它们没有意动的和表达感情的倾向。假如整个人类都消失了，这种实在仍然存在，这是非常有可能发生的事情。
在认知现实时，应按现实本身怎样，而不是按我们喜欢它怎样，无论从“纯粹的”无利害关系的好奇心，或为了当前人类的直接目的而预测和控制现实的角度看，都是合乎需要的。这一主张的确是正确的，我们绝不可能完全认知非人类的现实，然而我们更接近它，多多少少真实地去认知它却是可能的。
科学研究的社会学
现在，我们应对科学的社会学以及有关科学家的社会学的研究予以更多的注意。假如科学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文化可变因素所决定的，那么，科学家的产物也同样是由这些可变因素所决定的。
科学在何种程度上需要不同文化的人的贡献，科学家也必须在何种程度上超脱他所属文化的限度，以便更有效地做出更合理的理解和观察。他在何种程度上是一个国际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美国人，科学家的产品就在何种程度上是由他所属的阶级或阶层关系所决定的。为了更充分地理解文化对于认知自然的“干扰”作用，以上都是必须提出并且解答的问题。
认知现实的各种方法
对于取得关于自然、社会，以及心理的客观知识来说，科学仅仅是一种手段。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甚至其他类型的劳动者，也都可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他们也应像科学家那样备受鼓励，而不应该被看成是不可雕塑的，甚至看成是两个世界的。在某种意义上讲，科学家若有几分诗人、哲学家、甚至梦想家的气质，在他的狭隘的同事当中几乎当然是佼佼者。
在这一心理学的多元论的前提下，我们假设科学是多种多样的才能，动机和兴趣的一种和谐安排，那么，科学家和非科学家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了。对科学概念进行评价和分析研究的科学哲学家肯定更接近于纯理论的科学家，而且，后者和技术研究的科学家距离更远了。提出有条理的人性理论的剧作家和诗人接近心理学家，其程度胜过后者，接近工程师。科学历史学家可以是一个历史学家或者科学家，哪一个都行。一个对患者的健康状况作细致研究和实验的临床心理学家或医师，可能会从小说中汲取更多的营养。
在我的学识范围来看，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将科学家和非科学家绝对地区分开，我们甚至不能把从事实验研究作为一个标准，因为有很多以科学家的名义领工资的人从来没有，而且永远也不会作一个真正的实验。
一个在初级大学教化学的人，虽然在化学方面没有任何新发现，只读过化学杂志，依照烹调书式的教科书重复他人的实验，他也认为自己是位化学家。这个人还不如一个对化学反应发生了一种持续兴趣的12岁的学生，或者对可疑的广告宣传进行核实的多疑的家庭妇女，也许他们距离一个科学家的标准（具有科学精神）还有很长一段距离。
一个研究协会的主席在哪方面仍然是一个科学家？他的时间也许完全用在搞行政和组织工作上，一直到离任，然而，他也一本正经地称自己为科学家。
如果一个理想的科学家应该集创造性的假设者、细心的实验检查者、哲学体系的创立者、历史学者、工艺学家、组织家、教育家、作家、宣传家、应用者，以及鉴赏者于一身，那么，我们可以很容易地想像到，理想的科学小组也许应该由至少几个独特的，能起不同作用的专家组成，这些专家中没有人会称自己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科学家？
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指出科学家与非科学家的区分过于简单的同时，还存在着一个重要结论，即从长远的观点来看，专业过于狭窄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因为那样，他做为一个完整的人就不免有所损失。一般化的、全面的健康人与一般化的残疾人相比，前者能够做更多事情。也就是说，一个企图通过压抑自己的冲动与感情，成为非常纯粹的思想家的人，结果反而成了一个只能以病态的方式思考问题的病态的人，即，他成了一个糟糕的思考者。一句话，我们可以认为，一个有一点艺术家修养的科学家，比起一点艺术修养也没有的同事来，是更好的科学家。
假如我们研究一番个人历史档案，这点就非常清楚了。我们伟大的科学人物通常都有广泛兴趣，并不是狭隘的“纯”科学家。从亚里士多德到爱因斯坦，从达芬奇到弗洛伊德，这些伟大的发现者都是多才多艺的，他们具有人文主义、哲学、社会以及美学等方面的兴趣。
概括地说，依照科学的多元论可知，迈向知识和真理的途径有很多条，创造性的艺术家、哲学家、人道主义作家，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作为单一个体中的若干侧面，都能成为真理的发现者。
心理病理学与科学家
在同等的条件下，一个愉快的、无忧无虑的、安静的、忧虑的、不安定的，以及不健康的人，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更好的科学家、艺术家、机械师或行政官。神经病人歪曲现实，苛求现实，把过早的概念强加给现实；他们害怕未知的、新奇的东西；他们过多地受忠实地记录现在这种人际需要的制约；他们太容易受惊恐；他们太渴望他人的赞同……
这个事实至少有三种涵义，科学家，更恰当的说法应该是真理的追求者，为了做好他的工作，在心理上应该是健康的，而不是病态的；再者，当一种文化改进了，社会的全体人民的健康也随着改进，对真理的追求也改进了；另外，我们应该认为，心理治疗可以使科学家在个人作用方面得到改进。
我们已经承认这样一个事实：社会条件的改善通常有助于知识的探索者。在这样的条件下，我们能追求学术的自由，有较好的工作条件，有较丰裕的薪金待遇等等。事实上，科学必须作为哲学中的一种知识哲学来审查的，它应拒绝那种传统的但未经审查的信条——传统科学是达到知识的途径，或甚至是唯一可靠的途径。
科学人性化的驱动力
从科学的范畴来看，这不是论述传统科学，而是批判传统科学——批判它所依据的基础，它的未经证明的信念，它认为理所当然的定义、公理和概念。事实上，科学必须作为哲学中的一种知识哲学来审查的，它应拒绝那种传统的但未经审查的信条——传统科学是达到知识的途径，或甚至是唯一可靠的途径。无论是从哲学、史学角度，还是从心理学社会学角度，我都认为这种惯常的看法十分幼稚。
传统科学作为一种哲学的原则，是种族中心主义的，是西方的而不是全球的。“常规”科学家没有意识到，科学是时间和空间的产物，不是一种永恒的、不可改变的、必然不断前进的真理。它不仅在时间、空间和局部文化上是相对的，而且从特性学的角度上看也是相对的，因为我相信，与一种更成熟的、普通人性的、全面广阔的生活观相比，传统科学不过是那种谨小慎微的、强迫执着的世界观的一种远更狭隘的反映。在心理学领域中，这样的弱点变得突出了，因为心理学的目标是认识人和人的行为与工作。
尽管有许多伟大的科学家曾经避免了这样的错误，尽管他们写过许多论著印证他们更广阔的科学观，把科学看作几乎与一切知识同义而不仅仅是以受到尊崇的方式达到的知识，但遗憾的是，这些论著没有得到普遍的传播。正如库恩所说，“正规科学”的时尚并不是科学的巨匠——范式制定者，发明家，改革家——所建立的，而恰恰相反，是由“正规科学家”的大多数所建立，他们很像那些微小的潜水动物在建造一座共同的珊瑚礁。
在这种前提下，科学开始被理解为主要代表耐心、谨慎、细致、慢功夫、不出错的艺术，而不是勇敢、大胆地争取巨大的可能性，孤注一掷和全力以赴的精神。或者换一个说法，这一认为科学是机械论的和非人性的传统看法，在我看来似乎是一种更广大、更概括一切的、机械论的和贬低人性的世界观的局部声明或表现，如对这一发展过程有兴趣，可以阅读弗劳德·马森的《残破的形象》中的精采论述。但在20世纪，尤其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一个对抗的哲学一直在迅速地发展，同时兴起一般反叛机械论的和贬低人的人性观和世界观的浪潮。或许这可以称为一种对于人和人的能力、需要和抱负的再发现。这些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正被重新纳入政治、工业、宗教领域中，而且也纳入心理学和社会科学中。
我可以下这样的结论：虽然使星体、岩石和动物拟人化是没必要的，但我们却越来越强烈地认识到，完全没有必要贬低人类或否认人的目的。
科学中正逐渐融入以人性为依据的价值原则，甚至在非人类的和非人格的科学中也出现了某种程度的重新人性化，马森曾指出这一点。这一改变是一种更广大、更“人本主义”的世界观的一部分。在当前，这两大哲学趋向——机械论和人本主义的趋向——是同时存在的，就像遍及全人类的两党制一样。但我需要指出一点，我不是说“再人性化”作为一种世界观必须是终局之谈，甚至在“再人性化”确立之前，超越它的一种世界观雏形已经可以辩认出来了。
我认为，我自己使科学和知识重新人性化（特别是在心理学领域中）的努力，正是这一更广阔的社会发展和理性发展的一部分。很显然，它是符合时代精神的，正如贝塔朗菲1949年所指出的那样：
科学的演化如果说是一种在理智真空中的运动，例如，它既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一种表现，又是这一过程的驱动力。我们已经看到机械论的观点如何投射到文化活动的各个领域。它的基本概念——严密的因果关系、自然事件的相加性和偶然性、现实的终极因素的超然性等等——不仅支配着物理学理论，而且也统治着生物学的分析观、相加观和机器理论观、传统心理学的原子论和社会学的“一与全的对立”。承认生物是机器，现代世界的统治靠技术和人类的机械化，不过是物理学机械论概念的延伸和实际应用而已。科学中近期的演化标志着理智结构中的一大改变，它足以和人类思想中的历次伟大革命并列而毫无逊色之处。
或者，我也可以引述我自己1939年以另一种方式对此所做的说明：
……在心理学中，对根本论据的寻求本身就是一整套世界观的反映，即一种科学的哲学，它假设有一个原子论的世界——其中，复杂的东西是由简单的元素构成。这种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把所谓的复杂还原为所谓的简单。还可以用分析法完成，通过越来越精细的分割达到不能再简化的元素。这项工作在科学中的其他领域曾取得很大的成功，至少在一个时期是如此。在心理学中并非如此。这一结局突出全部还原尝试的根本理论性质。我们应该意识到，这一尝试并不涉及全部科学的基本性质。它只是科学中一种原子论的、机械论的世界观的反映或蕴涵的活动，我们现在有足够的理由怀疑这种世界观的价值。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尝试，并非抨击科学总体，而是抨击对待科学的一种可能的态度。
在同一篇论文中我继续写道：
这一人为的抽象预想或用还原的元素进行操作，曾经很起作用并已成为一种习惯，使抽象者和还原者很容易对任何否认这些习惯的经验效度或现象效度的人深感惊讶。他们经过平稳的阶段已使自己信服，这就是世界真正构成的方式，而他们会很容易地忘记，尽管抽象是有用的，它仍然是人为的、惯例化的、假设的。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人造的系统，然后强加给一个流动中的、有内在结构的世界。如果只是为了方便说明问题，这些关于世界的特殊假设有权在常识面前炫耀。但当它们不再能提供这种便利时，或当它们变成障碍时，我们必须抛弃它们。如果只看到我们强加于世界的东西而看不到真实的世界，那将是非常危险的。让我们说得更明白些——在一定意义上讲，原子论的数学或逻辑是一种关于人为世界的理论，心理学家可以拒绝接受依据这种理论对世界的任何说明，因为这并不适合他的目的。很显然，方法论的思想家有必要继续前进并创造新的逻辑与数学系统，使之更适合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
我觉得，在心理学和人类文化学领域中，传统科学的弱点表露得最明显。事实也的确如此，当人希望认识人或社会时，机械论的科学就完全破产了。总之，论述科学心理学主要是在心理学领域内做出的一项尝试，力求扩充科学的概念，使它更有能力研究人，尤其是研究充分发展和人性丰满的人。
我想，这不是一种引起分裂的尝试，也不是用一种“正确”的观点反对一种“错误”的观点，更不是扔掉什么东西，而是作为一个样本提出的总体的科学和总体的心理学的概念，并且没有抛弃机械论科学，将其包容在里面，并且包容机械论科学。我认为，机械论科学（在心理学中呈现为行为主义）并非不正确，而是太狭隘并有局限性，不能作为一种总体的或全面的哲学。因此，传统科学不能在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工具行为之间、在有效力和无效力、是和非、病态和健康之间进行辨别，因为所有这些形容词都涉及手段行为在确实达到其目标方面的适宜性和效能。
建立研究科学的新模式
和人打交道时，你应该在认识论上安于一个事实，这就是说，人人都有他们自己的意图和目标，尽管物理学的对象没有。无论是神的投射，还是人自身的投射，我们传统的科学都很明智地把意图的投射排除在物理宇宙的研究之外，实际上，对于自然科学本身的存在，这种净化是必要的条件；对太阳系最好也作如此理解。意图的投射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对于充分的理解确实有害。
但研究人时，情况完全不同。人确实有意图和目标可以通过内省直接认识，也可以从行为方面加以研究，正如在似人动物中看到的一样。虽然这一简单的事实已从传统自然科学的模式中排除出去，却又自动地使传统科学的方法不那么适用于研究大多数的人类行为。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科学没有在手段和目的之间进行区分。因此，传统科学不能在正确的和不正确的工具行为之间、在有效力和无效力、是和非、病态和健康之间进行辨别，因为所有这些形容词都涉及手段行为在确实达到其目标方面的适宜性和效能。对于纯物理的或化学的系统来说，这样的考虑是生疏的，这些系统没有意图，因而不需要在好的和坏的工具行为之间进行鉴别。
由于一个事实——人的目的可以是不为他自己所知的，我们的问题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例如，他的行为可以是精神分析学者称之为“演出”的行为。也就是说，对一个外部可辨认的目标的明显追求，但那并不是他的行为的“真正”目标，而是一种象征的替代物，永远不可能满足渴求者的。
任何全面的科学心理学将不得不非常细致地探讨意识、无意识和前意识的关系，并探讨所谓的“初级过程”认识和“次级过程”认识的关系。我们已经学会把知识看作是言语的、明白的、清楚的、理性的、合逻辑的、有结构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现实的，实用的。在深层的人性面前，我们心理学家也学会要尊重不清楚的、前言语和潜言语的、心照不宣的、不能表述的、神秘的、古风的、象征的、诗意的、审美的资料。如果没有这些资料，对于一个人的说明不可能是完整的。但这些资料只存在人类中，而要得到它们特别的方法已证明是必需的。科学这一事业最终可能变成功能自主的，像一种官僚体制一样，忘记了它最初的意图和目标，变成一种反对革新、创造和革命的“万里长城”，甚至反对复杂的新的真理。
功能自主的科学防御手段
总体来看，科学可能作为一种防御手段。科学可能成为一种安全哲学，一种保险的体系，一种避免焦虑和烦忧的复杂方法。发展到一定程度，它便会成为一种回避生活的方法，一种退隐的方式。它可能变成一种被掌握在某些人手中的社会机构，这种组织的主要功能是防御和保守，强调秩序和稳定而不是发现和更新。
科学这一事业最终可能变成功能自主的，像一种官僚体制一样，忘记了它最初的意图和目标，变成一种反对革新、创造和革命的“万里长城”，甚至反对复杂的新的真理。这种官僚可能真地变成隐蔽天才的敌人，正如批评家往往是诗人之敌，牧师往往成为神秘论者和先知之敌。不过正是因为后者，牧师的教堂才得以建立起来，然而，这也正是这种极端观点的危险所在。
假设科学的功能不但是革命的，而且像所有社会机构一样，也有保守、稳定和组织的作用，那么又如何避免这一保守功能的病态化呢？我们又如何能使它保持“正常”，健康，并富有成果呢？我想解决方案是要更加注意每一个科学家的心理状态，要充分承认他们在性格方面的个体差异，要认识到科学的任何目标、方法、概念都有可能在个人中或在社会机构中变得病态化。如果这样的个人很多，那么他们可能“俘虏”科学机构并把他们的狭隘观点定义为“科学的哲学”。
人与人之间的互通活动所产生的矛盾，与个人内部的冲突非常类似。在畏惧和勇气、防御和成长、病态和健康之间的斗争是一种永恒的、心灵内部的斗争。我们从个人内部的这一冲突的病理和治疗中已经学到一个重大的教训。站在勇气、成长和健康一边，也意味着站在真理一边，特别是因为健康的勇气和成长就包含着健康的清醒，审慎和坚韧。
我可以用我个人的词来帮助我们在这些辩证的倾向之间保持平衡，并防范那种几乎已成为我们社会中的一种反射活动的非此即彼的选择。我曾对我自己的学术和科学生涯进行心理分析，发现了必要的避免过分审慎又防止过分勇敢，即避免过多控制又防止过于冲动。
我认为这种持久的冲突，在后退与前进、保守与大胆等等之间进行日常抉择的这种必要性，是科学家生活中的一个必需分析和内在的部分。波兰尼对这一点说得最为清楚，他指出，科学知识是“个人的”，它必然涉及判断，鉴赏，信念，冒险，行家资格，奉献，责任心。
在这里我想强调的是，许多思想病态化是由二歧化引起的，与蕴含丰富的、整合统一的、协同一致的思维恰恰相反。二歧化是将融合成整体的东西分成几份，变成多种不同的东西，但这些被分开的东西似乎还是一个整体和自给自足的存在物，但它实际上是分隔开的和孤立的散片。然而，胆识和审慎却可使二歧化也能彼此结合在一起。和审慎保持整合状态的胆识在同一个人的内部非常不同于未经锤炼的胆识（仅仅有胆量），后者会因此转变为鲁莽和缺乏判断力。
有健康胆识的人的明智审慎不同于和胆识分割开的审慎，后者往往是一个残疾人或一个瘫痪的人。优秀的科学家必须是既能多变又具有极强的适应能力的人，也就是说他必须在需要时能审慎和怀疑，而在另一种需要时又能敢想敢做。这听起来有点像对一位直觉的厨师的不十分有益的介绍，说他能“恰当地调味，口味不咸也不淡”。但科学家的情况有所不同，因为对于他来说，有一种判断“恰当用量”的方法，也是发现真理的最佳方法。
在这里请注意一下，“癔病倾向”和“精神分裂倾向”两者对于全面发展、多才多艺和灵活柔韧的科学家都是合乎标准的条件。两者和他的人格的其他方面不是分割开的，也不是病态的。我曾说过，很难设想极端的癔病患者、极端的精神分裂患者想成为或能成为科学家。极端的强迫症患者可能是某种类型的科学家，或至少是技术专家。只有在年龄上和在人格上发展都成熟的人，才能称为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简短地说，是不会被他的“弱点”、他的情感、他的冲动、或他的认知吓住的。
如何防御抗拒病态恐惧
库恩认为，通常的科学家和革命学家之间的区别只是在于成熟度不同而已，就好像区分少年男子与成熟男子一样，仅此而已。男性关于未来应该成为怎样的人的想法更适合“通常的”科学家形象，更接近强迫症性格、实际的技术专家，而不是伟大的创造者。如果我们能更进一步地理解少年对成熟的误解和真正成熟之间的差异，我们就能更好地解释为什么会有对创造性的深深畏惧和抗拒病态恐惧的防御。这又会使我们明白，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内部都会有针对我们自身自我实现和我们自己最高命运的永恒斗争。女性更容易把不成熟理解为一种癔病形态，但这和科学家的造型关系不大。
男孩在进入青春期前后，往往会有一种心理矛盾，他们既留恋童年时代又渴望成熟。童年期和生长期两者各有乐趣又各有不利条件，但生物学和社会都不容他自由选择。他作为一种生物事实上是在生长着，而社会一般总是要求他遵循文化传统。
也正是甚于此种原因，他不得不强迫自己脱离对父母的爱，而这类情况在我们的社会中广泛存在。这是一种拖他倒退的力量，他与它作战。他力图达到既独立又自由的境地，不再依赖女人。他要与男人为伍，成为他父亲的一个独立自主的合作伙伴而不是尽责的孝顺的儿子。他认为男人是坚强的、无畏的，不受困难和痛苦的干扰，能摆脱情感的束缚，有权威的、火性子的，发怒时令人生畏，是能震撼世界的人物、实干家、创造者，是世界的真正主人。所有这些他都力图做到。他淹没自己的畏惧和胆怯，自然是以他的抗拒病态恐惧的防御手段做得过分了，不能拒绝任何挑战或挑逗。他爱招惹女孩，吓唬她们，使她们心惊肉跳，不论小女孩还是大女孩都不放过了，并以此为乐。他禁戒温柔、爱的冲动、同情、怜悯，力图成为坚强的或至少显得坚强。他向成人宣战，向当局、向权威、向所有长者开战，因为最根本的坚强品质就表现在不畏惧长辈上。他努力想把将统治自己一生的长辈甩到永远看不到的地方，甚至从自己的心灵中驱逐出去，尽管他仍然感到有一种依赖他们的思慕之情。
当然，这些长者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真正的统治者，并认为他是一个非常需要照顾的孩子。
如果我们平时留心对周围事实的观察，那么就会发现这些概念的存在并在我们面前展现。例如，我们可以在牧童骑士的形象中发现这些概念，在顽固的浪荡子或帮伙头子，在“无畏的福斯迪克”型的密探，在联邦调查局的调查员，或许在许多“运动员”那里也能发现它们。
在这里，我们来具体讨论一个例子，看看典型西部电影牧童骑士形象中的演出和幻想因素，牧童骑士荣光之梦的最突出特征全都显示在影片中。他即无畏、又坚强，“自行其是”。他杀人不眨眼，而且是以一种神奇的、满足愿望的方式干的：他从不会失误，而且没有血迹、痛苦困境。除他的马以外，他不爱任何人，至少他不表现出他的爱，除非是在最轻描淡写的、暗示的、与英国人相反的方式中表现。他更少有对女人的浪漫或温柔的爱，在他的眼里，女人不是娼妓就是“良家妇女”。他在一切方面都可以想像为远离同性恋脂粉气的另一极，而在脂粉气的王国中，他融入了一切艺术、一切文化、一切才智、教育和文明。所有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女子气，包括洁净、任何一种情感、面部表情、秩序或宗教，或许愤怒除外。古怪的牧童没有孩子，也没有母亲、父亲、姐妹，但可能有兄弟。
这里值得注意的一点是：虽然有大量凶杀，但很少有流血、残废或剧痛。这里往往有一种统治的等级，或良好的秩序，而作为主人公的英雄总是在等级的顶端俯瞰一切。
只有在年龄上和在人格上发展都成熟的人，才能称为是一个真正成熟的人。简短地说，是不会被他的“弱点”、他的情感、他的冲动、或他的认知吓住的。因此，他是不会被一般少年称之为“女子气”的特征吓住的，他宁愿称这个“女子气”为人性。他似乎能接受人性，因此他无须在他自身内部反对人性，无须压制他自身的各个部分，正像一位斗牛士所说的那样：“先生，我所做的一切都是为表现男子汉的风格。”这是对于人自身本性的这种接受而不是迎合某一外部的理想，是成熟的男子所特有的品质。因此，他也完全没有必要再去努力证明什么，这也是经验开放态度特有的品质。
矛盾心理解决以后的状态也是如此，即能全心地爱，不带有恨或怕的色彩，没有控制的必要。为了更深入我们的论题，我还要说这也是完全献身于一种感情，不仅指爱的感情，而且也有愤怒和迷恋之情，或完全沉醉于一个科学问题。
感情成熟的特征与所能发现的有创造力的人物的特征有很密切的关系。例如，理查德·克莱格曾证明，在托伦斯开列的有创造力的人物的人格特征和我以前曾经开列过的自我实现的人物的特证有几乎全面的重叠。实际上，这是两个几乎相同的概念。
在这里，只需要举一个例子，便能够说明值得我们忧虑的和担心的一般科学家表现出的不成熟的特征问题。现在，让我们审查一种对控制和排斥过分强调的态度，这是我在讨论少年的不成熟时做过说明的。这些少年对于所有一切他们担心像是软弱或女子气的品质不采取压抑和排斥的态度。
过度防御、过度强迫或“不成熟的”科学家也是如此，如同他对自己的冲动、感情等基本动力与不信赖相应，在他对控制的强调中，这样的科学家往往倾向于排斥，设立障碍并紧闭大门，倾向于猜疑。他也很容易对他人的缺乏控制产生厌恶感，冲动、热情、异想和不可测。他很容易变成冰冷的、节制的和严厉的。在科学中他宁愿要坚强和冷静，直到使这些概念成为同义词。显然，这样的想法是切题的，应该受到远比过去更为细致深入的考察。在功能上适用于一方的规则对于另一方却不适用，知识“最后”阶段的标准绝不能用来衡量知识开始阶段。
衡量知识最后阶段的标准
可以这样说，所有的创始者所关注的都是复杂多变而非简易的，是神秘和未知而非已知的，向他提出挑战的是他还不知情的什么。在他已知答案的谜中，他还能感到有趣吗？一个已知的谜不是谜。正是不知才使他入迷并跃跃欲试，神秘的东西要求他解答。它具有“要求的品格”，它在向你招手，吸引你，诱惑你。
科学开拓者的感情是最早进入某一未知荒原、未知河流、生疏峡谷的探索者的感情。他并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处，他没有地图，没有先行者，没有向导，没有老练的助手，几乎没有一点暗示或定向点。他所采取的每一步骤都是一个假设，不知是对还是错。
不过，指责侦察兵几乎极少用“错误”一词。一条已探明的盲径不再是一条未探明的盲径。没有任何一个人需要再对它进行探索。假如要在一条河流的左右两条支流之间进行抉择，并曾试探过左边的一条却发现它是一条死水，但他并不认为他的选择是一个过失或错误，他肯定不会有任何内疚或悔恨的情感。如果有谁责备他没有证据就做出抉择或不能肯定就前进，他一定会大为吃惊。他这时或许会指出，按照这样的原则和这样的规则，任何荒原都无法探查。这样的原则在再探索时是有用的，但在初探时是无用的。
总之，适用于定居者的规则是不能同时用来约束探险者和侦察员的，因为两者的任务不同。在功能上适用于一方的规则对于另一方却不适用。知识“最后”阶段的标准绝不能用来衡量知识开始阶段。在传统科学家看来，“认识”的最初含义是“认识外部物理世界”。它指的是，观察某一非你、非人、非人格的事物，某一独立于你以外、独立于观察者以外的事物。
新型科学家对事物的旁观认识
在传统科学家看来，“认识”的最初含义是“认识外部物理世界”。它指的是，观察某一非你、非人、非人格的事物，某一独立于你以外、独立于观察者以外的事物。对于这一事物，你是一个陌生人、一个旁观者、众多观众中的一员。你这个观察者确实是远离它的，不了解，无同感，无认同，没有任何默契知识的倾向。
默契的能力你可能已经具有。你用显微镜或望远镜观察，就如同经由一个钥匙孔，从远处、从外面窥探，而不是一个处于室内的人有权利接受他人的窥探。可以说，这样的一位科学观察者不是一位有亲身经历的观察者。他的科学可以类比为一种旁观的游戏，而他就是那位旁观者。他没有必要缠身于他正在观察的事物中，这里没有什么忠诚问题，也没有任何冒险。他能成为冷静的，超脱的，无动于衷的，无欲的，完全置身于他所观察的事物之外。他坐在高台之上，俯视竞技场中正在进行的活动，他自己不在场中。从根本上看，他并不关心谁输谁赢。
如果他所观察的事物完全和他自身无牵连，那么他可以而且应该成为中性的。为了使他的观察结果真实可靠，他最好是不下任何赌注，不赞助什么也不反对什么，不对可能得出的结果预先抱有任何希望或愿望，如希望是这样而不是那样。假如他寻求的是真实的报告，最有效的方式将是不趋向任何已定方向，和自身无牵连。当然，我们都知道，这样的中立和无牵连在理论上几乎毫无实现的可能。不过，趋向这种理想的运动是可能的，这和离开这种理想是不同的。
如果我把这种知识称为我—他知识以示和我将说明的我—你知识相区分，那将有助于那些曾经读过马丁·布伯著作的人的理解。假如我们不涉及任何关于人的性质的东西，只鉴别要理解的那些事物和对象，有时我们完全可以达到我—他知识的。
当然，无论对于人还是事物而言，异己知识都不是最佳的选择。较敏感的观察者能吸收更多的外界事物并融入自身，即他们能经过认同和移情作用和越来越宽广众多的生物和非生物界交往。事实上，这可能是高度成熟的人格的鲜明标志。从某种角度讲，这种认同作用会使相应程度的经验知识成为可能，也就是变成或成为被认识的对象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外部旁观的水平。
由于这样的认同可以挂在广义的“爱”的名下，它从内部增强认识的能力可以被认定是为了研究的目的利用爱来促进认识的特例。我们或许可以提出一个概括的假说：对于对象的爱似乎有可能增进有关此对象的经验知识，而爱的缺乏会削弱对此对象的经验知识，尽管它很有可能增进对同一对象的旁观认识。
实际上，常识所倾向的一个更显然的可能证明，大概是研究者A真正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或白鼠，或地衣），研究者B却更有兴趣研究燥狂抑郁症者（或猴子，或蘑菇）。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期待，研究者A会自由地选择或更宁愿研究精神分裂症；更好而且更持久地研究它，更有耐心，更永恒，更能忍受繁琐杂务的搅扰；有无数的预感，直觉，梦和启示；对分裂症可能有更重大的发现；而精神分裂症患者会觉得和他相处安全并说他“了解”他们。
在所有这些方面上他肯定会比研究者B做得更好。但请注意，这一优越性在原理上远更有利于获得经验知识，而不是获得有关某物的认识或旁观认识，尽管研究者A或许也能在后一方面做得好一些。
无论处在何种条件下，只要涉及的是关于异己东西的旁观认识，我们都可以有信心地期待任何有资格的科学家或研究副手以一种正规和惯例的方式，如客观统计法积累有关任何事物的认识。实际上，这正是我们社会中许多“计划”、补助金、工作队和各种组织大量出现的事实，也是许多科学家可以被雇去做一件又一件没有任何关联的无激情的工作的原因所在，正如一个有经验的推销员由于能推销任何货物而自豪一样，不论这些货物他自己是否喜爱。
这也是说明笛卡尔哲学关于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的分割的方式。例如，当代的存在主义者就谈到过这一点。我们或许也可以这样认为：这完全是认识者和他的认识对象的“距离扩大”，甚至疏远。
从以上所说的一切应该能得到一项清楚的认识，即我所设想的是认识者和认识对象之间或感知者和知觉对象之间的另一类关系。我—你认识，通过经验得到的认识，来自内部的认识，爱的认识，存在认知，溶合认识，认同认识，所有这些都已经提到过或将被提到。
不仅其他的认识形态确实存在，而且它们也确实是更好、更有效、更能产生可靠而有效的认识。假如我们是在试着获取关于某一特定人或甚至关于一般人的认识，假如我们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人，这是我们要采取的最佳方式。因此，科学有两个方向、任务，而不只是一个。它一方面向抽象运动，即向统一、节省、经济、简单、结合、合法则、“可把握”运动。它同时也向综合运动，体验着每一事物，说明这些经验，接受一切存在的事物。
理解现实世界的方式
在这里，我们已把科学家说成是想认识现实的一切，而不只是认识他能为公众共同认可的部分。在科学家能够认识的现实世界中，把主体经验包括在内，至少孕育出两个后果：一是在经验知识的直接性和我称之为“旁观知识”的间接性之间形成的明显区分。另一是认为科学作业有两个方向、两极、两个目标的看法；一是趋向全然的简单化和浓缩，另一是趋向全面的综合与包容。
据我看来，科学的第一法则就是接受一种责任——承认和说明现实的一切，一切存在物，每一件这样的事物。但进行一切的前提是，科学必须成为综合的和包容一切的——它必须把它甚至不能理解和解释的事物，那些尚无理论说明、不能测量、预见、控制或整理的事物，全都纳入它的管辖范围；它必须接受甚至矛盾、不合逻辑，接受神秘的事物，接受模糊的、两可的、古代的事物，接受无意识，接受存在的一切其他难以传达的方面；在它的最佳状态时，它是完全开放而不排除任何事物的；它不需要任何“入门条件”。
何况，它还包括知识的最初阶段及知识所有的水平阶段。知识也有一个胚胎期，它不能把自己仅仅禁闭在它的终极和成熟形态中，可靠性低的知识也是知识的一部分。在这一论点上，我的主要目的是把主体的经验也包括在这一包容一切的存在领域中，然后探寻这一包容的某些激进的后果。
当然，不可靠性、难转移性、难测量性等也可能成为这样知识的弊端。很明显，科学的推进倾向于更公开、更“客观”。在这一趋向中有我们全都在寻求的共同享有的确定性，通常这也是技术进步最有可能出现的方向所在。
只要我能发现某种在主观和客观上都适合的东西，例如，快乐或焦虑的某种外部指标，也适用的石蕊试纸试验，我就会成为一个非常快乐的人。但快乐和焦虑，即使在没有这样的试验条件下也存在，对这种存在的否认，我认为太荒唐了，因而不准备劳神去讨论它。无论是谁告诉我，说我的感情或欲望不存在，实际上也就是在暗示我；我不存在。
假如科学整合完成，假如经验论据一旦被承认为知识的一部分，那么，它也将是综合科学的一部分。我们就面临着许多真正的问题、困难和疑问。一方面，不论是在哲学上还是科学上，我们都必须从经验开始。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个体的某些主观体验才是最确定无疑的，是在一切论据中最没有疑问的。假如我是一个精神分裂者，这就更真确无疑。于是，我的主观体验可能变成唯一可靠的现实，就像精神分裂者并不满足他们的现状，而要拼命努力接近外部现实并依附于它，我们也都力求认识并生活在心灵外的“现实”世界，这似乎是与生俱来的。
我们需要在“认识”的各层次的意义上认识它。心灵内的世界很大部分太容易波动，太容易变动，它不是停放在那里的。太经常的情况是我们不知道它将如何，那是难以预期的。显然，它会受到“外界”发生事件的影响。
无论是自然世界，还是人的社会世界，它们都呼吁我们超越自我，从个人的内心世界中走出去。从一开始，我们就依恋母亲，就像她依恋我们一样，这里同样也有一个外在于我的那种现实开始形成。以这样的方式，我们开始在我们和他人共享的主观体验和那些特别属于我们自己的体验之间做出区分。正是这一世界和我们最终称之为外部现实的共同享有的经验相互关联着，后者是你我都能指向的事物世界，即能在你和我的身上同时引起类似经验的世界。在各种意义上，这一外部世界都是独立于我们的愿望、畏惧以及我们对它的注意等等之外的。
从整体来看，科学或知识是所有这些共有经验的一种汇编、一种净化以及一种结构和组织。这是一种使我们能够把握这些经验的方式，以统一和简化的办法使经验容易理解。这种一元化的倾向，这种趋向简约的压力，这种渴望——从大量小公式构成一个单一的包容广泛的总公式的渴望，曾被认为与科学、知识是一致的。
一般来说，科学的长远目标，它的终点或者称为它的理想和规定性本质，仍然是它的广泛适用的“定律”，精致而“简单”的数学公式，纯化而抽象的概念和模型，终极和不能再简约的元素和变量。因此，对于这些人这些终极的抽象已经变成最真实的现实。现实躲在表面现象的背后，只能由强论而不是观察弄清。蓝图比房屋更真实，地图比地域更真实。我只能将这看成是科学发展方向的一个分支，一个它期望做到的限度。
另一个方向是综合、全面，对一切具体经验的接受，原原本本，对每一事物的完满丰富的美学欣赏而无须抽象。我愿同样对待两种还原倾向——既避免还原到具体又避免还原到抽象科学，应该坚决反对任何限制它的范围的东西，或任何武断地缩减它自身追求知识的方法或角度。
行为主义虽是做过了有价值的贡献，但我相信，时间对仍将表现力图强加的限制有不幸的影响，使我们自己局限于研讨外部可观察的行为。把内在意义、学科、内在经验的大千世界排除在研讨范围之外，在我看来，这种做法似乎是闭上眼睛拒不观察广大的领域，而只要我们看一看人类世界，就不能否认这些领域的存在。
相反，我正在谈论的新潮流将试图面对心理学王国中的一切现实的东西。它不主张约束和抑制，而是打开全部人类经验的广阔范围，使之承受科学的研究。
我认为有必要再强调一点，任何抽象都会丧失某些具体的、经验的东西。我同样还要着重地提醒你，如果我们要避免发疯，如果我们还想在世界上生活，抽象就是不可或缺的。这一两难困境的解决，我曾为我自己研究过而且它对我很起作用，在于弄清什么时候我该抽象化，什么时候我该具体化，在于两者都能做到，都能从中得到享受，在于弄清两者的长处和短处。在怀特海德那里，我们既能“寻求简约又不信任它”。
如果接受经验论据作为科学论据这一事实，就会引出一些问题。当然，许多问题也会消失，除非我们能接受两个世界：一方面，我们应接受传统科学的世界，使多重经验统一起来组织起来，它向简单、经济、俭省、紧凑和一致运动；另一方面，我们也接受主观体验的世界，肯定这些经验也存在，肯定它们也是现实的一部分，也值得我们关注，甚至也有某种理解和组织它们的可能。而且科学的第一法则不否认任何现实，即接受一切存在物，把存在的一切作为真实的，哪怕我们不能理解它、解释它或传达它。
因此，科学有两个方向、任务，而不只是一个。它一方面向抽象运动，即向统一、节省、经济、简单、结合、合法则、“可把握”运动。它同时也向综合运动，体验着每一事物，说明这些经验，接受一切存在的事物。因此我们可以谈论两类现实，许多人已这样说过，如诺斯罗普。
研究诺氏种种的著述，我们得到两组说法描述这类知识或现实。一种是假定概念：事物的合理成分，理论的连续系统，理论上、科学上的认识，理论上推论的事实。与此对照的是审视或直觉概念：事物的美感成分，美学的连续系统，说不出的、纯粹的、事实上给定的、瞬间的感觉材料，依据经验的认识、印象上的认识、直接的理解、经验上的直接、纯事实、纯经验、纯观察、感官享受的性质。
经验的世界存在着并包容着一切经验，那是经验的、现象的世界或审美体验的世界。另一个世界是物理学家的世界，数学家和化学家的世界，抽象、“定律”和公式的世界，假设体系的世界，非直接经验但有赖于经验世界的世界，由经验世界推论出来的世界，它是理解经验世界、弄清它的意义、观察其中隐藏的矛盾，整理并构建它的一种努力或尝试。
物理学家的抽象世界是否比现象学家的经验世界更“真实”？为什么我们需要这样想？难道有什么东西能很容易受到这一矛盾陈述的保护？此时此地的存在和我们确实体验到的东西肯定要比公式、符号、标记、蓝图、文字、名称、图式、模型、方程等等更接近真实。在一定意义上讲，现在存在的东西要比它的本原、假想组成成分或原因、前项更真实；它比任何它能被还原到的东西在经验上更真实。至少我们必须放弃把真实定义为仅仅是科学的抽象。的确，任何抽象过程都是如此，在定义上抽象就是切入经验原样，取其一部分而弃掉其余。相反，最充分地研究一种经验则是什么也不丢弃，而是吸取它的一切。
如何超越科学世界的混乱
其实，只要我们了解到，“体系的属性”或理论的、抽象的思维结构中所固有的属性只能应用于科学思维的简化方向，那么，大多数科学世界的混乱都能被超越。这些属性并不适用于广泛综合的经验世界，在那里唯一科学的要求是接受存在的东西，不论经验是否有意义，是否神秘。在经验的领域内，根本不涉及不合逻辑或矛盾的问题，它也不要求经验有结构、有组织、能被测量、有重量或以任何方式和其他经验相联系。这里的理想一极是对经验原样的单纯而充分集中的体验。任何其他过程或活动只能损伤经验的丰满、真实，因而干扰对这种真理的领会。
数学体系或逻辑体系是理论体系或抽象体系的理想模型，如欧几里德几何学，而更符合我们意图的例子是洛巴柴夫斯基几何学或其他非欧几里德几何学，因为它们更不依赖于现实，不依赖非体系决定因素，这里不说真理、现实或真确性。我们可以说一个理论是“好”的，因为它有内在的一致，能涵盖一切、自圆其说，是俭约的、经济的、浓缩的和“精致的”。它越是抽象，理论水平也越高。这一理论的每一可变或可分的方面都有一个名称，而且这是一个特定的名称，别的一切都不能有这样的名称；并且，它是可以定义的。我们能确切地说它是什么以及它不是什么，它的完善是由最充分的抽象概括构成的，以一个单一的数学公式把每一事物都包容在体系中。每一陈述或公式或方程都有一个单一的含意而不能有别的，不像形象化的比喻或绘画，也只有这一意义才是它表达给观察者的。
好的理论显然是一种广泛的概括，即，它是对巨大数量的分离事例甚至无限多的事例进行分类、组织、构建、简化的一种方式。它所指的不是任何一种经验、任何一件事或物，而是事物或经验的范畴或类型。
我们完全可以把构建理论体系本身当成是一种游戏，因为这只不过是为了锻炼智力而已，和现实没有任何关系。你也可以制造一种理论，它涵盖某类对象或事件或某一想像的世界，从完全武断的定义出发，进行完全武断的运算，然后作为一种游戏从中得出演绎的结论。正是在这一类体系中，我们许多“科学的”词汇和概念随之而生。“定义”，特别是“确切或严格的定义”，是抽象世界的产物，即它是体系的属性，它完全和经验的原样无关。对于红或对于痛的经验是它自身的定义，即它自身被感受到的性质或原样。它就是它原来的样子，它自身。任何归类的过程最终就是如此，它总是涉及某种超越经验原样的东西。
的确，任何抽象过程都是如此，在定义上抽象就是切入经验原样，取其一部分而弃掉其余。相反，最充分地研究一种经验则是什么也不丢弃，而是吸取它的一切。
“定律”和“秩序”两个概念也可以说是体系的属性，“预测”和“控制”也是如此。任何“还原”都是在一种理论体系内发生的过程。因为某种原因，认识中的承受态度在教科书中讨论的并不多，还没有作为一种科学的技术看待，也尚未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在许多知识领域是非常需要的。
了解事物本性的途径
由于正式的实验科学的本性，它因而容易成为主动安排的、干预的、入侵的，甚至因多事而制造混乱。但它却被认为是冷静的、中立的、非干预的，并不改变它所研究的对象的性质。当然，我们知道事实往往并非如此。首先，传统科学带有它对原子论的无意识癖好，总是设想要弄清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进行肢解。这一点现在开始有改变，但它仍然是一个强有力的偏见。更具体地说，有控制的实验技术，即正是那种主动的操纵、设计、安排和预先安排。
当然，我并不是说这样做必然有害或根本不需要。我仅仅试图表明，进行干预的科学和科学本身意义有所不同；其他策略也可能达到同样的目的。科学家有其他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也有其他途径可以达到了解知识的目的。我这里想说明的是一种道家了解事物本性的途径。但我必须再一次强调，这不是作为一种排他的方法提出，或作为一种万灵丹或作为和主动科学竞争的对手。科学家有两种可以为他所利用的方法，他认为哪一种适合就用哪一种，要比只沿用一种方法的科学家更有发展。
很显然，道家的承受性被看成一种技术是牵强的，因为它主要是强调不插手，不开口，能忍耐，延缓行动和被动承受。它主张一种非干预的仔细观察，因此，它只是一种对待自然的态度而不是通常意义上的技术，也许它应该称为一种反技术。当我向我的科学界朋友们说明这种态度以后，他们往往总是嗤之以鼻：“哦，是的，那是简单的描述科学。”但我通常很难肯定他们是否已经理解了我的意思。
道家那种真正的承受性是一种很难达到的成就。要能够真正地、完全地、被动地、忘却自己地倾听，且不加预想、分类、改善、辩驳、评价、赞成或不赞成，不对正在诉说的一切抗辩，不预先酿酿反驳，不让听到的某些说法引起漫不经心的联想，致使后继的诉说一点也没有听清，这样的倾听是难能可贵的。与成年人相比，孩子更能以一种专心和无我的方式观看和倾听。库尔特·沃尔夫在他的文章中曾称这种态度为“屈从”，要打消任何人认为屈从是一件容易事的想法，这还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想要一个人接受道家的“屈从”，就像是医生让即将手术的病人放松心情一样。他愿意放松，但不知道如何才能放松。安详、沉着、宁静、歇息、平和、松弛——也许这样的字眼能较好地表达我的意思，虽然它们也不完全恰当。无论如何，它们确实表明，畏惧、紧张、恼怒和不耐烦是承受和“屈从”的敌人，一个人必须能够尊重他正在审查或学习的东西。一个人必须能够信任他自己，甚至赞成他作为他自己的样子，并在注视他作为他自己的时候感到很有收获甚至很高兴，即，看着他展现他的内在本性，不受观察者的本性的干扰和改变，不被侵犯。
我们这个世界的很大部分可以说都是胆怯的（这里所说的胆怯可以比为一个动物或一个孩子那样的胆怯），因此，只有忘却自己的观察者才会让人看到秘密。
观察者和他所研究的大自然两者之间的和谐，是东方的作家对观察者所提出的要求。这里的着重点有些不同，因为它的含意在于，观察者自身是他所观察的大自然的一部分。他适应，他顺从，他很自在，他是场景的一部分而不是屏幕画面的旁观者。从某种意义上而言，他像是在母亲怀抱中研究他的母亲。当然，破坏、改变、操纵和控制是骄横而不合时宜的。对于一位科学家来说，支配自然并不是他和自然相处的唯一可能的关系。
西方往往在生活的某些领域中也能接受一种承受的、非干预的态度，因此，我们至少能理解这里所说的是什么意思，能理解仅仅观察和承受地专注是怎么一回事。例如，观看艺术品和倾听音乐。在这些领域中，我们不侵犯、不干预。我们仅仅由于能承受，能顺从，能溶化于音乐而得到享受，我们对它“让步”，任它自由自在。我们也能吸收阳光的温暖或在浴盆中吸收水的温暖而不做任何干扰的事。当然，有些人是听话的病人，能精确地遵循医生和护士的嘱咐。在性关系中，在分娩时，在抚养子女时，在伴舞时，是能够顺从的。我们多数人在取暖时，在美丽的河流或森林前，都能从被动的承受中感到幸福。因此，支配人的态度并不能让你适应陌生的社会环境，也不能让你与一个接受治疗的患者建立良好的友谊。
因为某种原因，认识中的承受态度在教科书中讨论的并不多，还没有作为一种科学的技术看待，也尚未受到高度重视。这是很奇怪的，因为这样一种态度在许多知识领域是非常需要。我特别想到的是文化人类学家，临床心理学家，习性学家，生态学家。概括来说，承受策略在一切领域里都是有效用的。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
科学中的问题中心与手段中心
几十年以来，人们越来越多地注意到“常规”科学的缺陷和罪过。但是除了林德的卓越的的分析外，人们几乎一直忽视对于导致这些过失的根源的讨论。这一章试图指明，传统科学特别是心理学的许多缺的根源在于以方法中心或者技术中心的态度来定义科学。
所谓手段中心，指的是一种对待科学的倾向，认为科学的本质在于它的仪器、技术、程序、设备以及方法，而并非它的疑难、问题、功能或者目的。简而言之，手段中心将科学家、工程师、内科医生、牙科医生、试验室技师、吹玻璃工人、尿液分析家、机器看管人等等混淆了。在思考的最高层次上，手段中心往往呈现为一种特殊的形态，即将科学与科学方法混为一谈。如果着重强调精微、醇化、技术和设备的不同避免，通常会产生这样一种后果：课题和一般创造性的意义、生命力以及重要性遭到降低。
几乎每一个攻读心理学博士学位的学生都懂得这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实际上，无论一个实验多么无足轻重，但只要在方法上令人满意，它就很少受到批评。而一个勇于向理论基础挑战的、有突破意义的问题，由于可能会遭到“失败”，常常尚未开始被检验就被批评所扼杀。的确，科学文献中的批评似乎通常只是对于方法、技术、逻辑性等的批评。至少在我熟悉的文献中，我想不起曾看过哪一篇论文批评另一篇论文无关紧要、过分琐碎或者意义不大。
所以说，传统上对学术论文的主题要求得并不高，只要得体即可。总之，传统科学论文无需再是对人类知识的新贡献，只要求博士研究生了解其研究领域内的技术手段以及已经归纳好的资料，对于好的研究计划的重要性通常并不予以强调。结果，显然是完全没有创造力的人也可能会成为“科学家”。
从较低层次来看，即在高中和大学学院理科教学中，也能看到类似的结果。学校鼓励学生将科学与确定的设备操纵方法以及菜谱中的机械程度联系起来。简而言之，遵循他们的指导，重复他人的发现。人们无法区别科学家、技术员或者科学书籍读者。
当然，需要指出的是，这些论点并没有贬低方法论的重要性的意图，只是想进一步强调：甚至在科学中，手段也很可能与目的混淆。实际上，只有科学的目标或者目的使方法论显示出重要性和合理性。有作为的科学家必须关心自己的方法，但前提必须是它们能够帮助他达到自己合理的目的——解决重要的问题。如果哪位科学家一旦忽略这一点，他就成了弗洛伊德所说的那种整天擦亮眼镜但却不用眼镜看东西的人。
手段中心的一个危险后果是：通常被推至科学的统帅地位的人是技师、“设备操纵者”，但绝不是“提问者”和解决问题的人。我不想制造一个极端的、不真实的分界线，只是要指出只知道怎样做的人和除此之外还知道为什么而做的人之间的区别。前者总是有一大批，他们必然是科学界的牧师，礼仪、程序或者仪式方面的权威。这种人在过去不过就是制造点麻烦，不过，现在科学已成为国家和国际上的策略问题，因此，他们也就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有作用的危险因素。这种倾向显然是危险的，因为外行人理解操作者比他们理解创造者和理论家要容易得多。
手段中心的另一个强烈倾向是不分青红皂白地过高看重数量关系，并且将它视作目的本身。这是因为以手段为中心的科学过于强调表达的方式，而忽略表达的内容。于是，形式的优美和精确便与内容的中肯和丰富对立起来。
持手段中心论观点的科学家的特点是，使问题适合于自己的技术，而不是使技术服务于问题的解决。他们通常这样发问：用我现在掌握的技术和设备可以进攻哪些课题呢？而不是这样向自己提问：我可以为之奉献精力的最关键、最紧迫的问题是什么？如果不是如此，又如何解释下面的现象呢：大多数科学家将毕生精力投注在一个狭小的区域内，这个区域的疆界不是由关于世界的一个根本问题来划定的，而是由一件设备或者一种技术的局限性来划定的。也就是说，这类科学家倾向于做那些他们知道如何做的事，而不是做那些他们应该做的事。
在心理学中，很少有人会体会到“动物心理学家”或者“统计心理学家”这些概念的幽默。它指的是那些只要能够分别使用自己的动物资料或者统计资料就不在乎它们是否能解决任何问题的人。这最终会使我们想起那个有名的醉汉，他不在丢失钱包的地方找钱包，而是在路灯下寻找钱包，理由是：“那儿光线好。”或者，像另外一个医生那样，他使自己的病人大为愤怒，因为他只知道一种治病的方法，用唯一的药方对付所有的疾病。
手段中心论最有害的作法就是将科学分成等级。在这个等级中，物理学被认为比生物更“科学”，生物学又比心理学更“科学”，心理学则又比社会学更“科学”。这样的等级完全依据技术的完美、成功和精确度设想出来的。以问题为中心的科学是不会提出这样的等级的，因为根据它的观点，在某种本质上，绝不会有人认为失业问题、种族偏见问题、爱的问题，不如星体问题、钠的问题或者肾功能的问题重要。
手段中心的弊端就是过于机械地划分科学的各个领域，并且在它们之间筑起铜墙铁壁，使它们分属的疆域彼此分离。当有人问J.洛布他究竟是神经病学家、人学家、物理学家、心理学家还是哲学家时，他只回答说：“我不属于任何独立领域，我只是解决问题。”假如科学界有更多像洛布这样的人就好了。但是，我们迫切需要的这些特性却遭到这样一种哲学的明确抵制和干扰：要使科学家成为技师或者专家，而不是成为富有冒险精神的真理追求者，即成为懂得什么的人，而不是思考什么的人。
如果科学家将自己看作是提出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人，而不是专业技术员，那么就会有一股洪流涌向最新的科学尖端，涌向那些我们本应了解最多然而实际上却了解最少的心理学和社会学问题。为什么很少有人探索这些领域呢？从事心理学问题研究的科学家与从事物理学和化学研究的科学家的人数相差悬殊，这种现象到底是怎样产生的？让1000个头脑敏捷的人专注于生产更先进的炸弹（就算包括更好的青霉素），或是让他们去研究和解决民族、心理治疗或者剥削的问题，两者哪个于人类更有利呢？
总之，手段中心论是科学家与其他寻求真理的人之间以及他们理解问题和寻求真理各种不同方法之间的一道鸿沟。如果我们为科学所下的定义是寻求真理，顿悟和理解，关心重要问题，那么就很难将科学家与诗人、艺术家以及哲学家区分开，因为他们关心的可能是同样的问题。但是，最后还应做一个语义学上的区别，而它必须主要以预防错误的方法和技术的不同为根据。然而，假如科学家与诗人、哲学家之间的界线不像“常规”这样不可逾越，这显然有利于科学。手段中心论仅仅将它们归于不同领域，问题中心论将它们考虑为互相帮助的协作者。
许多非常敏锐成绩卓越的科学家的个人经历表明，后一种情况较前一种更接近真实，而且很多大科学家本身又是艺术家和哲学家，他们从哲学家那里获得的营养绝不低于从自己的科学同行那获得的营养。手段中心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一种科学的正统，而且会由此产生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极少可以公式化分类或者归入系统。
手段中心与科学上的正统
手段中心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出现一种科学的正统，而且会由此产生一种异端。科学上的问题和疑难几乎极少可以公式化分类或者归入系统。过去的问题成了现在的答案，而将来的问题尚未出现。而且，有可能用公式表达过去的方法与技术并将它们分类。于是，这些公式就被称作“科学方法的原则”，它们被奉为经典并罩上传统、忠实和历史的光环，并且通常具有束缚的作用，而不仅仅具有启发和帮助的作用。在缺乏创造力、墨守成规和谨小慎微的人手中，这些“原则”实际上就是要求我们只按照先人解决他们的问题的方法来解决我们今天面临的问题。
这种态度对于心理和社会科学特别危险。要做到绝对科学必须遵循如下命令：请采用自然科学和生物科学的技术。在许多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中间就出现了模仿旧技术的倾向，而不是去发明或创造新技术以满足客观现实的需要。于是，他们的发展程度、研究的问题、他们掌握的资料却与自然科学存在着本质的区别，因此新的技术是必不可少的。在科学中，传统是个危险的“恩赐”，而忠诚则是绝对危险的冒险。应当把科学家摆放在未知、朦胧之中，使其面对难以应付的未知的事的这样一个正确的位置。注意问题的科学家每当需要时，就主动处于这样的位置。注重手段的态度将使他偏离这个位置。
阻碍新技术发展的拌脚石
阻碍新技术的发展是科学正统观念的主要危险所在。假如科学方法的原则已经公式化，接下来要做的事就是应用它们。进行研究的新方式或新方法必然是可疑的，它们经常受到敌视，比如精神分析，格式塔心理学，罗夏测验。此种敌意的产生，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新的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所需要的关于同时并存、相互关联的逻辑推理和数学尚未发明出来。
一般来说，协作是推动科学发展的永久动力。否则，有局限性的个人怎能作出重要的、甚至伟大的发现？如果协作消失，那么发展往往会突然停滞不前，除非出现某个不需要帮助的天才。正统观点意味着拒绝帮助异端。既然正统和异端领域中都很少有天才，这就意味着，只有正统科学能够持续地、平缓地发展。我们可以想像，异端论点在长期的令人厌烦的忽视和反对中受到阻碍，然后突然冲破障碍（假如它们是正确的），继而变成正统观点。
手段中心论滋养的正统观念还具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危险，即对于科学的范围加以越来越多的限制。正统观念不仅阻挡新技术的发展，往往还阻挡许多问题的提出。根据是，人们满可以认为这样的问题用现有的技术不能解决，比如，关于主观的问题，关于价值以及关于宗教的问题，正是这种愚蠢的根据导致了那种没必要的认输。那种自相矛盾的说法和那个“非科学问题”的概念，仿佛有什么我们既不敢问也不敢解答的问题。
的确，任何读过并且懂得科学历史的人，都不敢说有什么不能解决的问题，他只敢说有尚未解决的问题。依照后一种说法，我们的行动就有了明确的动力，它会推动我们进一步发挥独特的创造力。如果我们的头脑里想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用己经了解的科学方法可以干些什么？”那么，我们就只有作茧自缚，在人类兴趣的广阔领域中畏缩不前。这种思想会走向令人难以置信的危险的极端。举个例子，议会试图建立一个全国研究基金会，在讨论中，竟有许多物理学家建议，所有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不得享受基金会的利益，理由是这些学科不够“科学”。
假如不存在对精微而尖端的高技术的尊重，假如完全忽视科学提问的本质以及来源于人类价值观和动机这个事实，那么，还会有什么理由来提这样的建议呢？作为一个心理学家，我应该怎样解释我的物理学家朋友们的这种嘲弄呢？我应该考验他们的技术吗？但它对于我的问题毫无用处，也不能使心理难题得到解决。或许这些问题不应该得到解决？要不，科学家应该完全退出这个领域，把它还给神学家？或者是真的存在某种出于个人的嘲笑吧。那么，它是否暗示心理学家愚蠢而物理学家聪明？这种本身并不可能的说法的依据是什么？是印象吗？那么，我必须谈谈我的印象，哪个科学团体中都有蠢人，谁也不比谁多，不比谁少。然而，哪种印象更有根据呢？
我认为只能说他们暗暗将技术置于首要位置——也许只给技术以这样的地位，否则，我实在找不到其他可能的解释。
以手段中心为根基的正统观念鼓励科学家保持“安全、明智、稳妥”的风格，而不是“大胆勇敢”。它使科学家的事业仿佛是在平坦的土地上一寸一寸真诚地向前移动，而不是在未知领域中开辟新径。它使人对于未知事物持保守而不是进取的态度。它往往使科学家成为定居者，而不是开拓创新者。
应当把科学家摆放在未知、朦胧之中，使其面对难以应付的未知的事的这样一个正确的位置。注意问题的科学家每当需要时，就主动处于这样的位置。注重手段的态度将使他偏离这个位置。
过分强调手段和技术促使科学家认为：他们经自己的实际状况多了一些客观，少了一些主观，他们不关心价值。
手段在道德上是中立的，疑难和问题则未必如此，因为它们迟早会招致关于价值的难以调解的争论。回避价值问题的一个方法就是不强调科学的目标，而强调科学的技术。的确，科学手段中心倾向的一个主要依据似乎可能就是竭力追求尽可能的纯客观性。
但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特别提起注意的是，我们已经确认科学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也不可能完全独立于人类的价值。而且，科学是否应努力作到绝对客观（而不是人类可能达到的客观），甚至也很值得讨论。在此，所有错误证明了忽视人性的缺点的各种危险。神经病患者不仅为其徒劳的努力付出了具大的主观上的代价；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的思想能力同时渐渐变得越来越差。
由于这种想像中的对于价值的独立，价值的标准变得越来越模糊了。假如手段中心论哲学非常彻底（实际上它们很少如此），假如它们完全始终如一（实际上它们不敢这样，因为它们害怕得出明显愚蠢的结果），那么就不会有办法去作重要试验与不重要的试验，有的只可能是在技术上成功和失败的试验。如果只使用手段标准，那么最无价值的研究就会受到与最富有成效的研究同样的重视。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这样极端，这只是因为使用了不同于手段中心的尺度与标准。虽然这种错误很少以明显的方式出现，但是它的确经常以不太明显的方式存在。这一点可以在科学历史中得到证明，不值得做的事情决对不值得把它做好。
如果科学是一整套规则和程序，那么它与国际象棋、炼丹术、牙科医生的行业以及防护学没有任何差异。我觉得，科学和每一科学的活动似乎都能够而且常常被一个被歪曲的、弄得狭窄的、无幽默感的、反性化的、反感情化的、去圣化和反净化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工具利用。
科学的去圣化和再圣化
尽管科学会给人类带来种种益处，但仍有些人会反对它，甚至于达到仇恨的程度，如非科学家、诗人、宗教家、艺术大师和普通人，对于他们眼里的科学，他们有一种畏惧甚至仇恨的看法。他们往往觉得科学是对每一件他们认为神奇和神圣的事物的一种威胁，对每一种美的、崇高的、有价值的和激起敬畏感的事物的一种威胁。他们有时把科学看作是一种污染剂，一个掠夺者，一种削弱的力量，而他们的思想却使生活变得苍白、暗淡和机械化，夺去了生活的色彩和欢乐，把一种伪造的确定性强加于生活。
看一看一般高中学生的思想，这就是你能看到的画面。女孩子想到和一位科学家结婚正在发抖打颤，似乎他是某种可敬的怪物。甚至当我们解决一般人头脑中的某些误解时，如他混淆了科学家和技术专家，他未能在“革命科学家”和“常规科学家”之间做出区分，或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所分辨，甚至这时仍然不能消除某些有理由的抱怨。据我所知，这一把去圣化作为一种防御需要的问题，科学家自己还没有讨论过。
我觉得，科学和每一科学的活动似乎都能够而且常常被一个被歪曲的、弄得狭窄的、无幽默感的、反性化的、反感情化的、去圣化和反净化的世界观作为一种工具利用。这一去圣化能够被利用作为一种防御手段，反对被感情特别是谦卑、尊敬、神秘、惊奇和敬畏的感情所淹没。
下面就让我用亲身经历过的事情来说明我的意思。那时我正在读医学院，并不自觉地认识到有这样的问题，但回顾时似乎很清楚的是，我们的教授们几乎都有意力求“硬化”我们，教我们以一种“冷静的”、非感情的方式对待死亡、痛苦和疾病。
我所见的第一次手术可以说是一个力图去圣化的典型例子，即在神圣的事物面前去掉敬畏、隐秘、惧怕和退缩的意识，在惊人的景色面前去掉谦卑的意识。一位妇女的胸部要用一柄电刀局部截除，电刀是烧穿截除部位的。当炙燃肉块的芳香气味溢满室内时，做手术的医师对他的切除方式做出毫不动心的“冷静的”和随便的解释，全不注意患者在痛苦中冲出屋子。然而医师却把那块肉从空间抛出，噗通一声掉落在对面地板上，它已经由一个神圣的东西变成了一块被丢弃的肥肉。自然，没有眼泪、祈祷、仪式或任何礼节，像在大多数文字前的社会中肯定会有的那样，有这一切都是以一种纯技术的方式处理的——无感情的，平静的，甚至略带傲慢的色彩。
然而，我第一次被领到手术室，第一次听到让我解剖死者时，那气氛也与这没有任何区别。于是，我不得不自己询问死者的姓名。弄清他是一个伐木者，在一场争斗中被杀害。我不得不像任何别人一样学会如何处置他，不是作为一个死人，而是作为一具“尸体”，没有任何礼仪地处置他。对于几只狗也同样如此，那是在我们完成表演和实验以后不得不在生理课堂中杀死的。
医学新生们自己也力求使他们的深沉情感变得可以排遣和可以控制，抑制着他们的畏惧、他们的同情、他们的温情，在赤裸裸的生命和死亡面前的敬畏，在他们完全和惊恐的病人打成一片时的同情的眼泪。由于他们是青年，他们是以年轻人的方式这样做的。例如，坐在一具死尸上并吃着一片三明治照一张像；偶而在餐桌旁从公文皮包中拉出一只人手；拿人身幽隐处作为医学话题的笑料等等。
这种对抗恐怖的顽强、随便、不动感情和掩盖着它们的对立面显然被认为是必需的，因为温情可能干扰医师的客观性和无畏态度。我自己常常怀疑这一去圣化和反净化是否真正必需。至少有可能的是，较多牧师般和较少工程师般的态度也许更有助于改善医学训练，或至少不致于把“较温柔的”候选者逐出医门，可能这种“顽强”训练对于外科是必需的，那是可以商榷的。但对于一位心理医师呢？一位“人际认识者”难道不需要关心和爱吗？显然那是一种反心理学的训练？在此，我们还必须进一步讨论一个隐含的设想，情感不一定是真理和客观的敌人，有时它是，有时它不是。
另外，还有一些人把去圣化作为他们的防卸手段。我们都熟识那样的人，他们不能忍受亲密、诚实、无防御，他们对亲密的友谊深感不安，他们不能爱或被爱。避开这种打扰人的亲密或美是一种常见的解决办法，或保持“距离”，甚至离开一臂远。或者最后可以抽去它的主要内容，剥去它打扰人的特性，弄成不自然的。例如，纯洁可以说成是愚蠢，诚实可以称为容易受骗，坦率变成缺乏常识，慷慨被贴上无主见的标签。前者使人不快，后者不致如此而且容易对付。请记住，实际上没有什么办法可以“对付”伟大的美或耀眼的真理或完善或任何终极的存在价值，我们能做的一切不过是沉思，感到欢乐，“有趣”，激发爱慕之心等等。
随着对“反向的价值”对真、善、美、完善、秩序的深入研究，我大都发现这些最高的价值往往能使人更意识到他自身内和这些价值对立的每一事物。许多年轻人觉得和一个不太漂亮的女孩相处更自在，美丽的姑娘容易弄得他自惭形秽、腼腆、笨拙、自卑，似乎他是站在某一皇族或神的面前。去圣化能成为一种防御手段抵制对摇摇欲坠而急需保卫的自尊的不断冲击。
在临床医师看来同样明显和同样熟悉的是，某些男子没有能力和一个姣好或美丽的女子性交，除非他们首先使她受到屈辱或至少弄得她不再是一位女神。男子在性行为中会把他的角色等同于肮脏的插入动作或支配动作，但他很难对一位女神或圣母或女祭司——很难对一位神圣的、可敬畏的教母做出这样的行动。因此，他必须把她从高高在上的座位上拖下来，拖入肮脏的人的世界，使他自己成为主子，或许以一种无故施虐的方式提醒自己，她也要拉屎、撒尿、出汗等等，或她是可以用钱买来的等等。于是，他不再需要尊重她；他解脱了敬畏感，解脱了温柔、崇拜、亵渎或自卑感，不再像一个吓坏了的小男孩那样觉得自己笨拙、不般配了。
动力心理学家研究较少，但或许也很常见的一种现象是女方对男方的象征性阉割。当然，这至少在我们的社会中是人所共知的广泛发生的现象，但它常常被赋于或者是纯粹社会学的或者是纯粹弗洛伊德学说的解释。也很有可能是为了去圣化和反净化而“阉割”男方，就像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之妻，以凶悍泼辣著称，她对苏格拉底的撒泼也可能是为了防御她对苏格拉底的极度敬畏感会把她自己淹没。
从这样的观点看，我们常常认为是一种“解释”的东西与其说是一种理解的努力或理解的交流或充实理解的努力，不如说是一种抑制敬畏、赞叹和惊奇的努力。看到雨后彩虹，十分激动的孩子可能会听到大人以一种略带轻蔑和揭穿真相的口吻说：“哦，那不过是水珠把白光分成了彩色，就像棱镜的分光作用那样。”
这能贬低经验的价值，类似以胜人一筹的态度嘲笑孩子和他的幼稚。它能具有扼杀经验的作用，使经验较少可能再次到来或表露出来或受到认真对待；它能使生活失去敬畏感和惊奇感。
我发现这也适用于高峰体验。高峰体验很容易而且常常被“解释掉”而不是真正被解释明白。我的一个朋友，在手术后的宽慰和沉思中忽然闪现一个经典式的重大启示，深刻而震撼人心。他的意外发现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过后我想到这种体验可能为我打开极佳的研究前景。我问外科医师是否其他病人手术后也有这样的洞察。他漫不经心地说：“哦！是的！Denlerol（一种止痛的商标）你知道。”
自然，这样的“解释”对于经验本身的内容说明不了什么，和引爆器说明不了爆炸的效应一样。而这些毫无意义的解释本身必须得到理解和解释。
简化的努力和“不过如此”的态度也需要解释。例如，“一个人实际不过是24元药品的价值”；“吻是两个胃肠道上端的并列”；“一个人等于他所吃的东西”；“爱是对于你的心上人和其他姑娘之间差别的夸张”。我有意选录这些少年男孩的例子，因为我相信这是去圣化作为一种防御手段的最高利用。这些男孩力图成为强硬的或“冷静的”或“长大成人”，就不得不向他们的敬畏、谦卑、爱、温柔，以及同情和他们的奇迹感宣战。他们这样做，把“高的”拉下来，拉到“低的”地方，拉到他们觉得是他们自己所在的地方来。这些“观念论”的年轻人不停地奔忙，向他们的崇敬冲动作战，力图贬低神圣的东西，亵渎每一件事物，像“正常”成年人的所为。
一般原子论的分解技术等等也可能用于同样的目的。你想说一朵美丽的花或一只漂亮的昆虫或一首精彩的诗等等的面前避免吃惊，避免自惭或产生无知感，办法很简单，只要把它劈开，并再次感受到自己有本事。归类、分类、划分范畴、制定规程一般也是如此。这些也是使可敬畏的事物世俗化、便于处理和日常化的方式。任何能回避整体性的抽象形态都可能服务于同一目的。
因此，我们必须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否科学或知识的根本性质在于它必须去圣化？或在现实的领域中是否有可能把神秘的、引起敬畏的、存在幽默的、震撼情感的、美丽的、神圣的事物也包括在内？假如可以承认它们的存在，我们怎样才能取得对它们的认识？
在外行人眼里，使生活去圣化是科学家的必然责任。这种看法通常是错误的，他们对于最优秀的科学家研究工作的态度有误解。这种态度的“统一”面——同时领悟神圣的和世俗的生活——太容易被忽略，因为大多数科学家都羞于表现出这一点。
客观实际的情况又是如何的呢？事实上，真正优秀的科学家往往确实以热爱、献身和克己的态度研究他的工作，似乎他正在进入一个神圣的殿堂。他的确达到对自我的超越——完全的忘我精神；他的态度确实可以称为一种“宗教式”的——具有绝对真诚和全面真理的品德，而他的激动或高峰体验，在他所研究的伟大神秘现象面前时时由于敬畏、自卑和自觉渺小而战战兢兢——所有这些也可以称为神圣的。这不经常发生，但它确实发生而且有时是在外行人难以鉴别的情况下发生。
从某些科学家那里诱出这种隐秘态度是很容易的，只要你设想它们存在并严肃对待。假如科学能丢掉这一非必要的“对温情的禁忌”，科学将较少被误解并将在它自己的领域内发现较少需要去圣化和仅仅进行亵渎活动。
我们也能从自我实现的、高度发展的人那里学到许多东西。他们的眼光长远；他们的思维逻辑广阔；他们能以一种更广泛包容和整合的方式看问题；他们告诉我们，在谨慎和勇敢、行动和沉思、活力和思辩、坚强和温情、认真和奥林匹斯式的幽默等等之间并没有真正的对立。这些都是人的特性，它们在科学中都有用。
在这些人身上没有必要否认超越性体验的真实或把这样的体验看作是“非科学的”或反理智的。也就是说，这样的人觉得不需要否认他们更深层的情感。的确，我的印象是，如果有什么可说的话，那就是他们更倾向于享受这种体验的乐趣。科学可以成为非宗教人士的宗教，非诗人的诗作，不会作画者的艺术，严肃人的幽默，受压抑而畏缩的人的求爱。科学不仅始于惊奇，它也终于惊奇。
好心情的科学家
批评传统科学和科学家的另一个原因是，他们过于相信他们的抽象，过于肯定这些抽象的价值。在这样的主观条件下，他们很容易失去他们的幽默感、他们的怀疑态度、他们的谦虚，并且不能恰当地意识到自己缺乏更深刻的知识，不能扼制自己的狂妄自大。很显然，这一批评特别适合心理科学和社会科学。
确实如此，自然科学家能夸耀他们的显著成就和他们对物体和无生命自然的控制。但心理学家有什么可以骄傲的呢？他们真正懂得多少有益于人的事情的道理呢？传统科学在一切人的和社会的领域中一直是一种失败。当然，我们确实有许多关于人和社会的有益知识，但我仍坚持认为，很多这样的知识来自“异端”，也就是来自于人本主义科学而不是机械主义科学。我在此不谈来自原子弹的所谓“成功”问题，原子弹现已掌握在心理上和社会上原始的个人和社会的手中。科学的右臂已生长到巨人水平，而左臂却在它的生长中落后这么远，这难道不危险吗？
假如我是正确的，科学家的明智和仁慈（甚至是在最真确的意义上的“科学化”）当然便于他们拒绝“方法崇拜”的乐趣，即拒绝变得骄横、霸道和自以为是。能拯救他们的恩典宁可说是这样的一些品性——谦逊，嘲笑自己的能力，和模糊状态共处，经常意识到对于任何一组事实都存在多重理论解释的可能性，对语言、抽象和科学本身的内在限度有明确的认识，承认经验、事实、描述优先于一切理论，惧怕在理论的上方稀薄空气中生活太久而不能返回地面。最后我还要附加一条，对于个人自己科研工作中无意识和前意识决定因素的经验知识是最大的谦卑生产者。
为了与权力主义性格的不能等待和不能暂时搁置判断的倾向做一比较，我们还可以进行一项有启发意义的研究实验。有广泛的临床印象——实验资料仍然是模棱两可的——表明，他们就是不能容忍等待，他们的大部分紧张和焦急来自于等待。因此，他们通常在不成熟的认知下就跳向一个结论——任何结论，而不是停留在被他们视为感情惩罚的状态。
缺陷还不止于此，而且他们一旦委身于一个结论，他们还往往长时间地依赖它，即使面对着矛盾的资料也没勇气去修正。
较明智的、奥林匹斯型的沉思者，较有兴致和好取笑的沉思者都已意识到，科学理论的存活时间比人们所期望的短命得多，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可能会觉得完全“忠于”牛顿定律和忠于霍亨索伦王朝同样可笑。
这一更试验性的态度能牢固地建立在经验的基础上。假如你仍然接近具体客观的世界，便不可能否认事实的多重性——它们的矛盾，它们的模糊性。你会意识到我们关于这一事实世界的知识的相对性，相对于世纪、文化、阶级和阶层，相对于观察者的个人性格。你很容易感到肯定无疑却又很容易弄错。
所有的科学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一种达到某一目的的手段，但这一目的从来没有达到过。一切说明都要推延到我们认识了整体以后，但那时科学自身将被抛在一边。但任何自然物引出的我们的愉快的自发表现都是既完满又彻底的，因为一切自然的东西都被视为和人有关；谁又知道这种无意识的肯定可能多么接近绝对真理？假如我们要了解我们看到的是什么，我们将所见甚少。一个人用他的理解的卷尺能测量的东西太少啦？
当你意识到这些对立力量时，你仍意无反故地进入这个世界，这一过程的本身就是勇气甚至高尚的一个标志。科学家应该深感幸运，并喜爱他们的生活，因为他们发誓终身从事的那种永恒的事业肯定是值得他们为之付出最高努力的。
有一种方式使我们可能成为依据经验的，推进知识的高度评价这一知识，而又对人类知识的贫乏和不可靠抱现实主义的态度，这种方式就是对它超然一些，像上帝那样，抱着怀疑的态度而兴致盈然又有深厚感情，嘲弄、宽容并惊叹不已。正当的笑是对付难解问题的一个好办法，同时也是保存力量坚持研究下去的好办法。对于既要谦逊又要自豪、骄傲和坚强（足以对付重大任务）的存在主义问题，幽默感是极佳的解决途径。以这种方式我们既能意识到我们懂得火箭和抗菌素，同时又意识到我们不懂得战争与和平，偏见或贪婪。
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现存混乱状态的沉思形式，都是一种温和的享受，而且使我们能继续坚持尝试较多一点解开扭结而不致失去信心。你能热爱科学尽管它不完善，正如你能爱你的妻子一样，尽管她不完美。而且，幸运的是，科学和爱侣有时确实能变得十全十美并使我们大吃一惊，虽然美丽只能停留片刻，而且是作为一种令人意外的、受之有愧的奖赏。
这样一种态度对于超越另一些问题是很有助益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有一种隐蔽的观点把科学和完成的知识等同起来。例如，我曾听到心理学家遭受物理学家的嘲笑，物理学家这样嘲弄心理学家：“你们知道多少？你们的知识是高度抽象并数学化的吗？”他们甚至这样问：“你称它为科学吗？”这里暗含的意思是，科学是进行认识活动的，而不是提问的。于是，后方部队的士兵嘲笑前方的战士太脏，而财富继承者嘲笑汗流夹背的赚钱谋生者。
事实上，在科学中有两种评价的层次系统（不是只有一种）：一种是组织得很好的知识层级；另一种是我们选定研究的重要问题层级，正是这些选定要研究重要的、未解决的人的问题的人才真正把人类的命运放在自己的双肩上。
大多数科学的定义，尤其是非科学家所定义的，是根本不正确的。通常，科学被说成是一种功能自律的事业，局外人是无法真正理解的。例如，假如你称它是“不断增长的信息集成”或“实验操作规定的概念系统”，一般人会诧异为什么人们应该献身于这种不能鼓舞人的目的。
对于科学研究的成果或对于作为社会事业的科学的这种说法，或为此目的所进行的有关科学的讨论而不是有关科学家的，往往都把科学家生活中的趣味、激情、兴奋、胜利、失望、感情和意动的成份排除在外，更不用提那些审美的、“宗教的”、或“哲学的”躁动。颇为类似的是阅读象棋规则，它的历史，研究个别比赛等等。但所有这些都不能解答这样的问题：“人们为什么要下象棋？”如果你对他们的感情、动机和满足毫无所知，他们将永远不可理解，像斗牛士不能被非斗牛爱好者所理解一样。
我认为，非科学家通过了解科学家的目标和满足有可能得到对科学家生活的某些感受，而且这些心理上的真正满足在一定程度上是人人所能体验到的。
通过对高峰体验的调查研究，我得知这些体验是非常相似的，远非激发这些体验的外部诱因之间的相似可比。例如，在我发现妇女描述她们最高幸福时刻大体和男子的描述相同以后，我觉得和妇女更接近了，尽管妇女受到激发的情境可能对男子毫无触动。只要牵涉到个别科学家的内在生活，这些高峰体验和诗创作中激发诗人的体验就非常相似等等。
从我自身的经验而言，我想我曾从我自己和别人的研究工作中得到过比从诗歌欣赏中更多的“诗意”体验。我从科学杂志的阅读中也曾得到过比从研究和阅读“圣书”中更多的“宗教”体验。创作某种美丽事物的激动心情来自我的实验、探索和我的理论研究，而不是来自绘画、谱曲或跳舞。科学可以成为一种与你的所爱相结合的方式，与使你着迷的东西以及与你用你的生命表达你为之倾倒的神秘的东西相结合的方式。
接下来，我们继续我们的类比。如果你能求得有关你研究的主题愈益增多的知识，并在50年的学习后上升到一定的高度，那么你可能花费一生的时间，甚至会觉得淹没于它的更深的神秘之中了，不过却以求解这个问题为乐。
很显然，与最初的无知的空白神奇感相较，这时它已是一个丰富多彩的“高级”的神秘和奇迹。这两种过程似乎是同时并平行地进行着，即知道得越多越觉得神秘。至少这是在我们的优秀人物、贤者和最好的科学家身上发生的现象，他们仍然是完整的人而不是偏瘫的专家。这些人也是能够得到诗人理解的科学家，他们反过来也能把诗人看作是一种合作者。正如德瑞尔所说，科学能成为“理智的诗歌”。这一对于优秀科学家内在生活秘密的探索能成为某一全球运动的基础，它将使科学家、艺术家、“宗教”人士、人道主义者和一切其他认真的人团结在一起。
传统的科学家认为，科学研究或详尽的认识是和神秘感对立与矛盾的。但实际情况并不需要如此。研究神秘并不需要亵渎它。实际上这是趋向更高的尊重、更深的理解、在丰富多彩的高水平上的更加神圣化和净化的最佳方式。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最聪明的人，正是那些最大智若愚、最不傲慢和最“兴致勃勃”的人。
如果你想使树木变得更美丽，那么，唯一的办法你必须对树木有更多的知识——弄清树木生长的道理。我总是注视并赞美的树，现在更有一点助益，因为我懂得一点植物学。假如我对它的机能作用的细节知道得更多些，这一知识将能使它变得更加神奇而美丽。
例如，我一生最深刻的审美体验之一是很久以前在一次组织学课堂上得到的。那时我一直在研究肾脏生理学、化学和物理学。我越学越惊叹肾的美，它那令人难以置信的复杂而又简单，在机能上有完美的形态。它的形态是顺应它的机能构成的，两者的相随像雕刻般精细，远远超过格林诺夫的梦想，例如肾的进化。对于我来说，胚胎学家所知的是一个奇迹，它显得是那样的罕见，任何人也难以预先想像。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我在研究、学习和了解以后，观看了显微镜下的一个完美染色的切片并得到一种美的体验。
对于这样的问题，非科学家不会懂得，而科学家呢？又羞于在大庭广众面前谈论它，除非他们变得年长成熟而且不怕羞时才不会如此。在科学的最高水平上，它最终能成为对惊奇、敬畏和神秘的组织编排，系统追求和欣赏享受。
上述这些的高峰体验和存在认知，正是科学家能够得到的最高奖赏。但这些体验同样可以称为宗教体验，诗意体验或哲学体验。科学可以成为非宗教人士的宗教，非诗人的诗作，不会作画者的艺术，严肃人的幽默，受压抑而畏缩的人的求爱。科学不仅始于惊奇，它也终于惊奇。因此，抱有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合物还原为所谓的单一物。这得靠分析来完成，而且得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法再分。
心理学的原始材料
要想准确地说出这种原始资料究竟是什么，确实很难；但却能很容易地说出它不是什么。许多人试图说它“只不过”是某物，但这些简化的尝试却总是归于失败。众所周知，原始的心理学资料不是什么肌肉痉挛、反射作用、基本感觉、神经细胞之类，甚至也不是能观察到的一点外部行为。它是一个大得多的单位，越来越多的心理学家都认为它至少同一个知应性或应对性行为一般大。它必定无疑地要涉及到一个有机体、一个情境、一个目标或目的。从有关非诱导性反应和纯粹表达的论述来看，即使这样，这种说法也显得有点狭隘了。
总之，我们最终得出了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结论：心理学的原始资料正是心理学家们极力要分解成各种成份或基本单位的那种原本所有的复合状态。假如我们非要利用一下原始资料这个概念的话，那么它无疑会是一个颇为独特的概念，因为它指的不是一种单纯形式，而是一种复合形式：是整体而不是局部。
假如我们仔细审察这一悖论，我们很快就会理解，这种对原始资料的寻求本身反映的就是一整套世界观，即一种将世界基于原子论假说之上的科学哲学——强调在这个世界中，复合物都是由单一元素所构成的。因此，抱有这种世界观的科学家的首要任务就是将所谓的复合物还原为所谓的单一物。这得靠分析来完成，而且得进行越来越细微的分解，直至无法再分。这一任务在科学的其他领域完成得不错，至少在一段时期内是这样，但在心理学领域却并非如此。
这一结论揭示了整个还原分析努力在本质上所有的理论性质。但必须明白，这一努力与科学总体的根本性质无关，它只不过是一种原子论、机械论的世界观在科学上的反映或内涵，而且对于这种世界观我们是很有理由加以怀疑的。因此，抨击这种还原分析的努力并不是抨击一般科学，只不过是抨击对待科学所可能采取的多种态度。然而，我们最初面临的原始问题仍然存在。现在，让我们来换一个说法，提出的问题不再是“什么是心理学的（不可再分的）原始资料”，而是要问：“心理学研究的内容是什么？心理学资料的性质是什么？应该如何研究这些资料？”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概念重新定义一下，使它们能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有效、更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
整体分析的方法论
假如我们不将我们研究的个体分解为一个个“简单局部”，我们又何以对它进行研究呢？我们现在已证明，这一问题比一些人所认为的要简单得多。
首先，我们必须搞清楚，我们反对的并不是一般的分析，我们只是反对被称之为还原的那种特殊类型的分析。否认分析、部分等概念的有效性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我们只是需要将这些概念重新定义一下，使它们能让我们的行为更为有效、更富有成果地进行工作。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脸红、颤抖、口吃等，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研究这一行为。一方面，我们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孤立的、分立的现象来研究，在自身范围内可以独立存在并可被独自理解；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把它作为整个有机体的一种表现形式来研究，试图在它与有机体以及有机体的其他表现形式之间、丰富多彩的相互关系上来进行理解。
我们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进一步说明这一区别，即用两种方式来研究胃这样的器官：既可以从人体内取出，再置于解剖台上进行研究；也可以让它处于自我状态来进行研究，即在有生命、有功能的有机体内进行研究。从多方面来考察，这两种不同的方法的取得的结果是截然不同的，而且解剖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点了。通过后一种途径所得到的认知比试管方法的等同物所获得的结果要有效而且有用得多。
当然，现代解剖学并没有抛弃对胃的解剖和孤立研究。这些技术手段仍在使用，但只能是在一个相对广阔的背景下使用。这一背景包括对人体自然状况的认识以及人体并不是单个器官的组合，可供解剖尸体组织同活生生的人体组织也并不一样等等的认知。总之，解剖学家现在所做的一切过去都已做过，但是他们现在的态度不同；他们现在做的事比过去要多——除了传统的技术之外，他们还使用了很多附加的技术手段。
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能以两种不同的态度回到对人格的研究上来。我们既可以设想研究的是一个分离的实体，也可以设想研究的是整体的某一局部。前一种方法可被称为还原分析法；后一种则被称为整体分析法。对人格的整体分析的实际运用中的一个基本特征：首先必须对整个有机体进行初步研究或了解，然后才能进而研究那个整体的部分在整个有机体的组织和动力学中所起的作用。从某种特定的意义上来讲，还有必要把每一局部研究对象都作为一个完整的、不断发展的个体理解，然后才能试图找出关于这一主体的自尊的一切细节。
实际上，这些结果与其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本身的研究，还不如说是对自尊心或安全感在整体人格中的作用的研究。于是，在具体提到有关自尊心的问题之前，就已经对研究对象同我的家庭、我所生活在其中的亚文化群的关系、我应付主要生活难题的一般方式、我对自己前途的希望、我的理想、我的挫折、我的矛盾冲突等进行了探索。这一过程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直到我们觉得自己在使用简单技术手段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了解了研究对象。只有在那时，我们才觉得自己可以理解自尊在各种具体行为片断中的实际心理含意。
为了正确解释某一具体行为，我们用实例来证明这种理解的背景是很有必要的。一般说来，自尊心弱的人比自尊心强的人更易于有对宗教的虔诚。但显而易见，另外也有好多因素来决定宗教虔诚的程度。为了弄清在某一特定个体身上宗教感情是否意味着需要依赖自身外的力量源泉，我们就必须了解对这一个体的宗教培养，即他的宗教感情是肤浅还是深厚，是表面的还是真心的？总之，我们必须了解宗教对他作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
因此，一个人定期去教堂，但对他的评价可能是比一个根本不去教堂的人更少虔诚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去教堂是为了避免被社会所孤立，或他去是为了讨母亲的欢心，或宗教对他来说并不是谦恭而是对他人的支配，或这表明他是上层集团的一员，或如同克莱伦斯·德埃的父亲所说“有益于愚昧的芸芸众生，我必须参加”，或诸如此类。从动力学的意义上来说，他也许毫无虔诚之心，但却仍表现得似乎是虔诚万分。
很明显，我们必须首先了解宗教对他做为一个个体来说意味着什么，然后才能评定它在人格中的作用。单纯行为性质的做礼拜几乎可以有任何一种含意，因而对于我们来说显得非常模糊。
另一个例子也许更引人注目，因为同样的行为在心理上可以有两种完全对立的含意。在这里指的就是政治经济激进主义，如果只涉及它本身，也就是说，只涉及行为，使它分立，和上下文脱离，当我们要想研究激进行为和安全感的关系时，我们会得出最为混乱的结果。一些激进分子走在安全感的极端，另一些激进分子则走在缺乏安全感的极端。
不过，如果我们把这种激进主义放在它的全部背景中进行分析，我们就不难发现一个人成为激进分子的大概原因——他的生活不怎么如意，他抱怨、失望、心灰意冷，他从未获得他人所拥有的东西。对于这类人物的详细分析常常表明，他们对自己的一般同类怀有很深的敌意，有时是有意识的，有时是无意识的。这样形容这种人真是再贴切不过：他们倾向于将自己的困境领悟成一种世界性的危机。
然而，还有另外一种激进分子，他们同我们刚刚描述过的那种一样投票、一样行动、一样讲话，但却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个体类别。对他来说，激进主义可以有一个完全不同甚至截然相反的动机或含意。这些人无忧无虑，生活幸福，就其本身来说，真是事事称心如意，但他们却出于一种对同类的深爱，觉得有必要改善不幸之辈的命运，因此，不得不向非正义宣战，哪怕非正义并未直接触及到他的利益。这类人可以在许多方式中选择任何一种来表达这种迫切的愿望：可以通过私人慈善事业，或宗教规劝，或耐心的教导，或激进的政治活动。他们的政治信仰通常不受收入多少、个人灾难之类因素的影响。
总之，激进主义是一种表现形式，可以来源于完全不同的潜在动机，可以来源于完全对立的性格结构类型。在一个人身上，它可以主要是来自于同类的恨，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以是来自对同类的爱。
如果以激进主义本身进行研究，就不大可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一个颇为常用的整体方法（通常并未标明是这种方法）是用于组织人格实验的重复方法。我在对人格症候群的研究中也使用了这种方法。从一个把握到的含糊整体出发，我们将它的结构分解为小类、部分等等。通过这种分析，我们发现先前对于这一整体的看法是很难成立的。于是，这一整体便被认为更为准确，更为有效地重新组织，重新界定，重新描述，并同从前一样经受分析。这一分析再使整体有可能更完善、更准确，就这样一直循环下去。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客观事实有待解释，即这些实体之间为什么是彼此相互联系的。
整体动力学的观点
这里所要阐述的一般观点是整体论的而不是原子论的，是智能型的而不是分类型的，是动力学的而不是静力学的，是目的论的而不是简单机械论的。尽管一般人都认为这些对立的因素是一系列可分的二歧对立，但我对此却不敢苟同。
在我看来，它们结成一种既合为一体又恰成对照的世界观的趋势极强。似乎别的学派也持这种观点，因为以动力学的方式思维着的人们发觉，这样整体地而不是原子论地、有目的地而不是机械地思维，将给研究工作带来很多便利，并且显得更加自然。这种观点我们将称之为整体动力学的观点；它也可以被称为哥尔德斯坦意义上的机体论观点。
同这种阐释相对立的是一种有机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集原子论、分类说、静态论、因果论和简单机械论于一身。原子论思想家们发觉，他们能更自然地进行静力学思维而不是动力学思维，机械思维而不是有目的地思维。我可以果断地称这种观点为广义上的原子论观点。毫不怀疑，我不但可以证明这些片面的观点趋于一致，而且可以证明它们在逻辑上必然走向一致。
在这里，有必要特别谈一下因果概念的问题。在我看来，一般广义上的原子论观点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但它却被心理学论者搞得含糊不清甚至完全被忽略。这个概念在一般原子论观点中处于核心地位，是这一观点自然的甚至是必然的结果。
如果把世界看做是一些在本质上相互独立的实体的集合，那么便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客观事实有待解释，即这些实体之间为什么是彼此相互联系的。解决这一难题的最初尝试导致了简单的台球式的因果论看法。在这种因果关系中，一个分立物体对另一个分立物体产生了某种作用，但所有被牵涉到的实体却都继续保持着它们各自的基本特征。假如我们的宇宙观仍归物理学统治，这种观点很容易被人接受，而且实际上也似乎是绝对的。但是，物理学和化学的进展却使这种观点有必要得到修正。
例如，那种通常更为复杂精密的描述用的都是以多重因果关系为依据的。大家普遍承认，世界内部固有的相互联系过于错综复杂，因而不能像描述台球在台桌上相撞击的方式来描述，但最常见的解决办法只是以多重因果关系为依据。
人们已完全认识到，世界内部持久存在的相互关系太错综复杂，不能以我们所说的台桌上的弹子相撞的同样方式来说明。但是答案中最常见的只是原始看法的一种复杂化，而不是一种根本的改造。代替单因的是多因，但据设想它们的作用是完全相同的——彼此分离而互不依赖的。正如韦特海默所说，基本的过程仍然是将单独的实体相加的“算术和”。我们觉得没有任何必要来改变对这种复杂事件的基本看法，不管现象多么复杂，本质上也没有任何新事物出现。
就这样，因果观念被不断地延伸以适应新的需要，以致于它有时似乎与那些旧有概念只有历史上的关联而并无其他关系。但实际上，它们虽然貌似不同，本质上却仍然相同，因为它们照样是同一种世界观的反映。
特别是一涉及到人格资料，因果理论便会彻底破产，这很容易证明。在任何一种人格症候群中，都有因果关系之外的关系。这就是说，如果我们非得用因果概念，我们就应该这样说：综合症的每一部分都是所有其他部分以及这些其他部分的所有组合体的因和果。此外，我们还得说，每一个部分都是这个部分所属的整体的因和果。如果我们只用因果概念，便只有可能得出这样一个荒谬的结论。即使人们试图采用循环因果和可逆因果这种比较新的概念来满足这一情境的需要，我们仍然无法完整地描述症候群内部的各种关系以及部分同整体的种种关系。
这还不是我们必须论及到的因果理论的唯一缺陷。描述一个完整的症候群时，还有一个难题，如何说明症候群和从“外部”影响着它的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和相互联系。例如，自尊症候群已被证明是作为一个整体发生变化的。如果我们想要纠正张三的口吃，并专门致力于仅此一件事，十有八九我们会发现，我们或者什么都没有纠正得了，或者不光改变了张三的口吃现象，还改变了他的整个自尊心，甚至他的全部个性。外部影响通常趋于改变整个人，而不只是他的某一点或某一部分。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还有其他无法用普通因果理论来描述的特征，特别是有一个现象十分难于描述。最接近于能将它表达出来的说法是：就好像一个有机体（或任何其他症候群）“将原因吞下、消化，排出了后果”。当一个有效的刺激物，比如说一段遭受创伤的经历，作用于人格，这种经验便会产生某种后果。但这些后果几乎从来也不会同最初作为原因的那种经历构成一对一或直线的关系。所发生的事情是：那种经历如果确有效果改变整个人格，但这一人格已同过去不同，而且他自身和应对举止也和过去不同。我们暂且假设这一后果是他的面部痉挛的恶化。这种痉挛10%的恶化是由受创伤的情况造成的吗？
如果我们说确实如此，那么，很明显，我们要想自圆其说就得这样说：作用于有机体的每一个有效的独立刺激物同时导致这一面部痉挛恶化了10%。因为每一个经历都被摄入了有机体，这同食物被消化并通过内循环过程变为有机体本身具有同样的意义。我一小时之前吃的那个三明治是我现在写下的字的原因呢，还是我喝下的咖啡，还是我昨天吃的东西，或者那是我几年前受到的有关写作的教益，还是我一周前读的那本书？
当然，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任何一个重要的表现，如写作一篇自己感兴趣的论文，绝不会由任何特殊事物引起的，而是整个人格的一种表现或创造；而人格反过来又是所有它所经历的事情的结果。心理学家会很自然地认为，刺激物或原因是由人格通过再调整而摄入的，正如他认为刺激是撞击或推动有机体是同样自然的。这里的最后结果将是：这绝不会是因与果的依然分离，而完全是出现一个新的人格（不管新的程度多么小）。
还有另外一种可以证明传统的因果观点为不能适应心理学的方法，那就是证明有机体并不是一个原因，也不是刺激物对其产生某种作用的被动因素，而是能同原因建立起复杂的双边关系，并也可以对原因产生某种作用的主动因素。对读过精神分析学论著的人来说，这只不过是老生常谈，所以有必要提醒一下读者：我们有可能对刺激物视而不见，我们有可能曲解刺激物，而一旦曲解，又有可能将它们重新构造，重新定型；我们既可以选出它们，又可以避免它们；我们可以将它们筛选出，从它们中进行选择；最后，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甚至还可以创造刺激物。
因果概念依赖于某种原子世界的假设，即认为世界是原子论的，其中的各个实体即使相互作用也仍然彼此分立。但是人格却并不能同它的各种表现、效果或作用于它的各种刺激物（原因）分离开。因此，至少就心理学资料来说，因果概念必须被另一概念取而代之。这一概念——整体动力学——涉及到对观点的根本性改组，所以不能简单地叙述，只能按部就班地进行阐释。
在这里，有必要说明一点，比较有头脑的科学家已经用一种按照“功能性”关系所做的解释代替了因果理论。这就是说，甲是乙的一种功能，或者说，如果有甲，则须有乙。通过这种做法，我觉得他们已经放弃了因果理论的核心方面，也就是必然性、作用力等。关联状况的简单线性系数是功能性陈述的例子，但它们却常常被用来同各种因果关系进行对照。如果它现在的意义同它过去一直有的意义恰恰相反，那么它也并不适合保留因果理论的目的。无论如何，我们那时就会面临着必然内在的关系，以及发生变化的方式等等难题。这些难题必须得到解决，而不是被放弃、被否认、被消除。正是在人体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错就错在将“被决定”和“无意识地促动”两者等同起来，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了。
人体心理症状合理解释
正是在人体心理学领域，弗洛伊德过于天真的决定论造成的危害最大。弗洛伊德错就错在将“被决定”和“无意识地促动”两者等同起来，仿佛行为再也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了。例如，将所有的遗忘，所有的失误都看做是由无意识的动机所单独决定的。谁要是探究一下遗忘等是否可能有别的决定因素，就会被他斥为非决定论者。
时至今日，除了无意识的动机之外，大多数精神分析学者好像想像不出再有其他的解释。这种观点在神经病学领域里还可以站得住脚，因为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神经病症状都确实有无意识的动机（当然也有其他决定因素）。
然而，很多相对而言属于人体的反应，根本就没有目的和功能，也没有意识的或无意识的动机，因此，以上的观点在人体心理学领域造成了很多混乱。诸如血压高、便秘，胃溃疡之类的反应，更有可能是一系列复杂的心理和人体过程的副产品或附带现象。没有人会希望（至少没有人会一开始就希望）有溃疡，高度紧张、冠心病发作等等（暂不考虑间接导致的问题）。一个人所希望的——对外界隐瞒消极的倾向，压抑胡作非为的欲望，或者努力达到一种理想中的自我，这一切都只有用身体付出很大的代价才能得到。但这种代价总是出人意料的，肯定是尽量避免的。换句话说，这类症状通常不会像一般神经病症状那样有直接的益处。
邓巴的故事中描述的现象就是一个极好的例子。他们的懒散、粗心草率、游民性格，当然更容易发生骨折，但这些骨折现象却不是他们的目的。这种骨折起不了任何作用，没有任何益处。可以暂且假定，有可能（即使这种可能性不大）将上述的人体症状作为神经病的直接益处制造出来。在这种情况下，最好按照它们的实际情况来加以命名，将它们称为变形表现症状或者更概括地称为神经病症状。如果人体症状是神经病过程中所意料不到的人体代价或附带现象，那它们最好被赋予其他名义的神经病，或者像我们已经建议过的那样，称之为表现性人体症状。一个神经病过程的副产品不应当同该过程本身相混淆。
在结束这个论题之前，可以提一下最明显的表现性症状。这些症状是一种极其普遍的机体状态，即压抑、健康、能动性、冷漠等的外在表现或真实部分。一个人如果受到压抑，那就是整个身心都受到压抑。便秘在这样一个人身上显然并非应对，而是表现（虽然，它在另一位病人身上可以很明显是一个应对性症状，例如在一个拒绝排泄粪便的孩子身上，他以这种行为向讨厌的母亲表示他的敌意）。在冷漠中失去胃口、丧失语言功能，健康状态中的肌肉萎缩，或者感情不稳定的人所表现出来的神经质等都是如此。
桑塔格的一篇论文可以用来证明，对同一种人体心理紊乱可以做出各种互不相同的解释。这是一位妇女的病历报告，这位妇女患有严重的面部痤疮。这种状况的最初出现以及分为3个周期的复发，都同由于性的问题所引起的严重的感情压力和冲突恰好吻合。皮肤病在3个周期的发作，恰好使这位妇女得以避免进行性接触。可能是出于厌恶性生活的心理，才在无意识之中鬼使神差般生出痤疮来；这或许也像桑塔格所认为的那样，是她对自己的过失的自行惩罚。换句话说，它可能是一个有目的性的过程。要想根据内在的证据来确定这一点是不可能的；连桑塔格自己也承认，整个事情也有可能是一系列巧合。然而，它也有可能是带有普遍性的机体失调的一种表现，这种机体失调涉及到冲突、压力、焦虑，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一种表现性症状。
桑塔格的这篇论文有一个不同寻常的方面是，我清楚地认识到了这类病例中的基本矛盾，即痤疮既可以被解释为表现性症状，也可以被解释为应对性症状，有两种可供选择的可能性。大多数研究者所掌握的资料并不比桑塔格多，但他们却允许自己沿着一个单一的方向得出确定的结论，即在一些病例中确信是神经病症状，在另一些病例中则确信绝非这种症状。
我们必须警惕不要把出于偶然的事情强说成是目的性的。我想像不出比下面的病例更好的方法来说明这种必要性，不幸的只是我未能追踪到这一病例的来源。病例所涉及的是一位接受精神分析治疗的病人，他是一位已婚男子，因为暗地里同一位情妇发生着性关系而正在忍受着严重的负罪反应。他还叙述说，每次去会过他的情妇之后都会生出严重的皮疹，不去会她时倒也没有这种反应。
按照人体心理医学界的现状来看，许多医师都会把这当成神经过敏反应，因为那是自我惩罚性的，所以也就是应对性的。然而深入调查之后却发现了一个极其普通的解释：原来患者的情妇的床上生满了臭虫？换句话说，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但是，症候群究竟是不是它的各部分被整体地理解为相加之和，这一说法尚处在怀疑阶段。
症候群概念的界定
假如有一种更行之有效的分析方法，我们又怎样才能使这种对整个有机体的研究更进一步呢？很显然，这一问题的解决必须取决于分析资料的结构性质，而我们必须问的是：人格的组织结构是如何构成的？作为完整地回答这一问题的第一步，必须先分析一下症候群概念。
为了描述自尊和各种相互关联的特征的方便，我借用了症候群这一医学术语。在我讨论的领域中，它被用来指一种多种症状的复合体，这些症状往往同时在一起出现，因而给予一个统一的名称。由于这一层含义，这一术语既有长处也有短处。首先，它通常带有疾病和反常，而不是健康与正常的含义。我们将不把它用在任何此类的特别意义上，宁可把它当作一个一般的概念，这一概念仅仅与某种结构有关，而并不涉及这一结构的“价值”内涵。
其次，在医学上，它常被用在一种纯粹相加的意义上，作为一系列症状，而不是有机、有结构、相互依赖的一组症状。我们自然将在后一种意义上使用这一概念。
最后，在医学上，它是以一种因果关系为背景的。据设想，任何一种多症状的症候群都有一个假定的、单一的原因。
例如，一旦发现了肺结核中的微生物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研究者们便会感到满足并认为他们的工作已经大功告成。这样做，他们忽略了许多我们认为至关重要的问题。
可以举几例这类问题，第一，结核杆菌无所不在，但肺结核却并未因此而更为常见；第二，症候群中的许多症状常常并不出现；第三，这些症状的交替出现；最后在个别人身上这种疾病无法解释，不可预测的倾向或严重等等。总之，我们应该研究与肺结核发病有关的一切因素，而不仅仅研究最明显或最为强大的某一个别因素。
我们对一种人格症候群的初步定义如下：它是显然不同的各种特征（行为、思想、行动的冲动、感觉等）的有结构、有组织的复合体。但在有效而仔细的研究下，这些特征便会发觉它们具有共同的一致性，这种一致可被分别称为相类似的动力意义、表现、“韵味”、功能，或目的。
既然这些特征具有同一的来源、功能或目的，它们便可以互相替换，并且实际上可以被认为是彼此同义的概念（指的都是“同一件事”）。例如：一个孩子的暴怒症和另一个孩子的遗尿症可以是发源于同一情况，如遗弃；也可能是达到同一目的的尝试，如得到母亲的关注或爱。这样，尽管它们在行为上大不相同，在动力学意义上却是一致的，可以从目标的行为区别和动力性类似这些主要方面来界定互换性，也可以从或然性这一方面来对它进行界定。在一个个别例子中，如果症状甲和乙有在症候群症中被发现或不被发现的同样或然性，它们就可以被说成是有互换性的。
在一个症候群中，我们会有一组在行为上似乎并不相同，或者至少具有不同名称的感情或行为，但事实上这些感情或行为却互相交错、纠缠、依赖，可以称它们为动力学意义上的同义词。因此，我们既可以在它们作为部分或特征来研究它们的多样化，也可以在它们作为整体或统一体来研究。在这里，语言是一个很棘手的难题。我们应该如何来称呼这一寓于多样性的统一体呢？有各种可能的不同的说法。
我们可以采用“心理的韵味”这一概念，用这样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一份菜由各种不同的成份所构成，但却有它自己的特色，如一碗汤、一碟肉丁烤菜、一盘炖肉等。在一盘炖肉中，我们用了许许多多原料，调制出了一种独一无二的风味。它的风味弥漫在炖肉的所有原料之中，可以说是同单独的原料无关。或者，如果我们举一个人的容貌为例，我们马上就会发觉，一个人可以有一个奇形怪状的鼻子、一双小眼、一对太大的耳，但却仍十分英俊。说一句时髦的俏皮话，就是“他生就一张丑脸，不过丑脸在他脖子上显得很漂亮”。
这里我们同样既可以考虑逐个分离元素的独立部分，也可以考虑虽由部分构成，但却有一种“韵味”的整体，这种味不同于由单个部分所带给整体的任何东西。我们在这里可以得出的症候群定义是：它是由多种多样的特性组成的，但具有一种共同的心理韵味。
我们还能依据心理含意的概念对定义问题做出第二种研究，这是一个在目前的动力精神病理学中极受重视的概念。如果说疾病的不同症状具有同一意义（夜间出汗，体重减轻，呼吸带杂音等都意味着肺结核），那就是说这些含义便是它们都是上述统一的假定原因的不同表现形式。或者，在心理学讨论中，孤立感或受厌恶感的各种症状都意味着不安全感，因为它们都被看作是包含在这一更大范围、更广的概念之内。
也就是说，如果两个症状都是同一整体的部分，它们就意味着同一件事情。这样，一个症候群就会以一种有点循环的方式被界定为多种多样因素的有机组合体，其中的所有因素都有同样一种心理意义。可换性、韵味、含义这些概念尽管有用（例如用于描述一种文化模式），但却有些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具体困难，迫使我们继续探寻一个令人满意的措词。如果在我们的探讨中采用动机、目标、目的或应对目标等功能性概念，其中的一些困难就可能得到解决。不过，仍有一些难题需要用表现或无动机等概念来解决。
从机能心理学的观点考虑，统一的有机体总是面临着某种难题，总是试图以有机体的性质、文化和外界现实所允许的各种方式来解答这些难题。于是，机能心理学家们是依据有机体在一个充满难题的世界中进行解答的角度来看待所有人格组织。
也就是说，人格的组织结构要依据它所面临的问题以及它如何对待这些问题来理解。大部分有机行为肯定是针对某些事情而做某些事情。在讨论人格症候群时，如果某两种特殊的行为对某一个难题有着同样的应答宗旨。也就是说，他们正在就同一件事和同样的某些事，我们就应该将它们说成是同属于一个症候群。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将自尊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于获得、丧失、保持、捍卫自尊的问题所作的有机解答；同样，也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说成是有机体对争取、丧失、保持他人的爱的问题所作的解答。
我们在此并没有最终的简单答案。这一点已被下述事实证明：首先，如果用动力学的方法来分析一个单独行为，通常会发现它不只有一个，而是有几个应对目标。其次，有机体对一个重要的生活难题一般都有一个以上的解答。
我们还可以附加说明一点：除性格表现方面的事实以外，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当作所有症候群的主要特征。
我们不可能讨论一个有机组织在有机世界中的目的。格式塔心理学家们对这一事实进行过大量的论证，在观察到的、已知的、被考虑过的资料中，组织结构无所不在。就我们采用这个词所内涵的意义来说，这些资料当然不可能都说成具有应对目标。
我们对症候群的定义和韦特海默、克勒、考夫卡等提出的关于格式塔所提供的各种定义有某些明显的相似之处。在我们的定义中，艾伦费尔斯的两项标准并行不悖的。
艾伦费尔斯给一个有机精神现象所下的第一个标准是：分别提供给一些人的单个刺激因素，如一支乐曲的单个音符，缺乏一个被赋予刺激因素的有机整体，不如整支乐曲的人所可以体验到的一些东西。换句话说，整体不同于部分相加的和。同样，症候群也不同于其孤立的、被分解的部分相加之和。但是，症候群究竟是不是它的各部分被整体地理解为相加之和，这一说法尚处在怀疑阶段。部分通过分解只能加成一个加法和，然而一个整体的各个部分当然可以被认为是加成了一个有机整体，如果这一说法中的各个术语都得到了明确界定的话。
但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不同。在我们的症候群定义中，作为整体特征的主要品质（含义，韵味，或宗旨）能够在它的任何部分中看到，如果它的部分不是被分解地研究，而是整体地理解，则可以通过它的任何一个部分来观察这一品质本身。当然，这是一个理论性的陈述，可以预料它会遇到实验上的困难。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只有通过理解整体而理解作为整体的一个特殊行为，才能发现这一特殊行为的韵味或宗旨。然而，这一规律有足够的例外能使我们相信，宗旨或韵味不光是整体所固有的，也是部分所固有的。
例如，我们常常可以从一个特定的单个部分来推断、演绎某个整体。比如，我们只需要听一个人笑一次，便几乎可以肯定他觉得有什么事靠不住；再者，我们能从一个妇女对衣服的选择，就可以知道她的一般自尊心的许多特征，大体上当然也得承认，这样一个从部分得来的判断通常不如从一个整体得来的判断概念充分。
艾伦费尔斯的第二个准则是整体内部各种元素可以互换。在这样的情况下，一支乐曲可以使用两种不同的调子演奏，它的单个音符在两种情况下各不相同，这支乐曲也仍然保留着它的同一性。这类似于一个症候群内各种成份的可换性。有同样宗旨的元素是可以互换，或者在动力学意义上彼此都是同义的；在一支乐曲中起着同样作用的不同音符也是如此。
总体上来看，格式塔心理学家大多都同意韦特海默最初的定义，即只有各个部分之间存在着一种可以证明的相互依赖关系，整体才有意义。整体不同于部分之和这一说法尽管非常确切并常常可以证明，但作为一个有效的实验室概念却用途不大，而且常常被一个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认为是过于含糊；因为即使整体的存在已被证实，对它的定义与特质说明还依旧是一个难题。
很明显，我们还不能认为对一个格式塔的肯定性定义的问题还不能彻底解决，除非我们不要求这一定义是可行的、具体的、启发的以及强迫属于不同传统的心理学家们（坚持原子论者，坚持机械世界观者）接受它。有很多原因造成了这一困难，但我只想讨论其中的一个，即对曾经用过的论据的选择。格式塔心理学家主要是研究现象世界的组织结构，研究主要是机体外的物质“场”。
应该指出，他们往往否认这一断言。但是，正是机体本身才有最严密的组织结构和内部的相互联系，像哥尔德斯坦所充分证明的那样。要探求组织结构法则的证明，机体似乎是最理想的研究对象。从这样一种论据选择，可以得到的另一优势在于动机、意图、意向、表现和方向的基本现象，在机体中都能更清楚地显示出来。依据应对意向给症候群下定义立即创造出一种前景，能把那些相互隔离的各种理论统一起来，包括机能论、格式塔心理学、意向论（不是哲学目的论）、心理分析家和阿德勒学派所提倡的心理动力学以及哥尔德斯坦的机体整体论。那就是说，正确定义的症候群概念能够成为统一的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后者我们曾称之为整体动力观，并用它和广义原子观进行比照。格式塔概念也能成为这种世界观的理论基础，只要它能像我们所指出的加以扩充，只要它更着重研究人的机体和它的内在动机。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于有同一的意向，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现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预测。
人格症候群的特点
可互换性
一个症候群的各部分是可以互换的，或在动力学的意义上是相等的，这意思是说，两个在行为上不同的部分或征兆，由于有同一的意向，能够相互替代，能够做同一工作，有相等的出现可能，或可能以相等的概率或信心加以预测。
在一个歇斯底里的患者身上，病症从这个意义上讲显然是可以互换的。在传统的病例中，一条麻痹的腿可以被催眠术或其他暗示疗法所“治愈”；但后来却几乎是不可避免地要被其他症状所代替——或许是一只麻痹的手臂。在弗洛伊德学说的全部著述中，也可以遇到许多对等的症状。例如，对一匹马的恐惧可能意味着或代替着压抑下的对父亲的恐惧。
对一个有安全感的人来说，在表现同一件事，即安全感这一意义上的所有行为表现都是可以互换的。在前面所提到的安全型激进主义的例子中，帮助人类的一般愿望最终既可能导向激进主义，也可能导向慈善或对邻居的仁慈或对乞丐和流浪者的施舍。在一个待测的病例中，如果只知道被测者有安全感，我们就可以肯定无疑地预言，他会有某些仁慈或社会公益心的表现，但却无法确切地预测表现情况或表现方式。这种对等的症状和表现形式可以说是具有互换性的。
循环的决定作用
来自于精神病理学的研究是对这一现象的最好描述。例如霍尼的恶性循环概念，就是循环决定的一个特殊例子。霍尼的概念试图描述症候群内部动力性相互作用的不断波动之流的运动，任何部分都以此来不断地以某种方式影响所有其他的部分，而这一部分反过来又被所有的其他部分所影响，整个行动就这样不停地同时进行。
极度的神经症依赖必会受到预期的阻挠。完全的依赖本来就内含着对软弱无能的承认，而这种必然的挫败则使很可能就是在早就存在的怒火上加油。然而，这种怒气的发泄对象往往正是他们所依赖、所希望通过其帮助而避免灾难的人，因此，这种愤怒的感情马上就会导致内疚、焦灼不安和对报复的恐惧。而且，这些心理状态原来正是造成对完全依赖的因素之一。对这样一位病人的检查将会表明，不管在什么时候，这些因素中的大多数都是共存于不断波动和彼此加强的长河中。
如果遗传学的分析可以证明一个特征较之另一特征在时间上领先，动力学的分析却永远也不会证明这一点。同样的，所有的因素都既是因又是果。
或许可以这样说，一个人可以采取一种傲慢专横、高人一等的态度以求保持自己的安全地位。除非他感到被遗弃、被厌恶（不安全），否则他绝不会采取这种态度。然而，这种态度却恰恰使人们更加厌恶他，但这又反过来增强了他对专横傲慢态度的需要。
在种族歧视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类的循环决定。怀有种族仇恨者会表露出很多让他们讨厌的性格以发泄自己的仇恨，但这些厌恶性种族的性格却恰恰又全都要被部分地归结到这种仇恨和遗弃上。在此注明一点：在这些例子中，我们描述的只是同时动力学。整个症候群的起源或决定的问题，首先是循环决定是如何形成的问题，是一个历史性问题。既使这样一种发生分析证明一个个别因素在链条中一直处于首位，也根本就不能保证这同一种因素在动力分析中会有基本的或首要的重要性。
如果我们想用更熟悉的因果理论来描述这一概念，我们就应该说甲与乙是双向关系——互为原因，互为后果，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它们相互依赖或相互支持，或是相互补充的变量。
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有抗拒变化或保持原状的趋势
不管安全的水平如何，但要想将它提高或降低都是困难的。这一现象有点像被弗洛伊德描述为抗拒的那种东西，但却可以得到更广泛、更普遍的应用。在健康的人中，我们也会发现在不健康人身上发现坚持某种既定生活方式的倾向，倾向于相信人本善的人和相信人本恶的人将会对改变各自的信念表现出同样的抵抗力。在临床上，可以根据实验心理学家试图提高或降低一个人安全感程度来界定这种对变化的抵抗。
在最惊人的外部改变条件下，人格症候群有时也会保持一个相对的恒常量。在流亡者中，有许多经历了最痛苦的折磨但却仍在保持着安全感的例证。对被轰炸地区士气的调查也向我们证明，大多数健康人对外界的恐怖具有惊人的抵抗力。
统计数字表明，经济萧条和战争并没有造成精神变态病例的大量增加。这种资料通常都受到误解，既然它们常常被用来反驳精神病的环境或文化决定理论。这种论点只是表明了对动力心理学的一种误解。被提出来的真正观点是：精神病症是内部冲突和威胁，而不是外部灾难的直接后果。或者至少，外部灾难只有在涉及个人的主要目标和防御系统发生关联时，才会对人格产生动力学的影响。安全感症候群方面的变化通常同环境的变化极不成比例，有时似乎根本就没有发生人格上的变化。
德国有一位极为富有的人，移居美国后被剥夺得一贫如洗。然而根据诊断证明，他具有安全感的人格。仔细的询问表明，他对人的本性的最根本看法并未改变。他仍然认为，如果能给予一个机会，那么人的本性从根本上讲毕竟是健康和善良的；他所经历的各种龌龊可以用各种方式解释为一种外部引起的现象。通过了解熟悉他的人则证明，他在财政失败之前差不多也是完全同一类型的人。
从病人对心理疗法的抵抗中也可以得知这一点，还有许多其他例证。有时，经过一个阶段的分析疗法，可以发觉病人对自己某些信念的错误概念和有害后果有了惊人程度的洞察。但即使这样，他也可能不屈不挠地坚持自己的信念。
结构良好的症候群有在变化之后复原的趋势
如果一个症候群的水平被迫改变，即使这样，人们也只能暂时注意到这种变化。例如，一种遭受创伤的体验，往往只有极为短暂的影响，然后会出现一种自发性的重新调整，继而回归到最初的状态。或者，创伤所引起的症状会被轻而易举地消除。有时，也可以推断症候群的这一倾向是一个更大变化系统中的一个过程，这一变化系统之中也包含着其他症候群趋势。
下面是一个典型的病例。一位性知识贫乏的妇女嫁给了一位性知识同样无知的男人。婚后的第一次性经验使她受到了很大震动。她的整个安全症候群的水平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从一般安全感降到低安全感。调查表明，在症候群的大多数侧面都发生了不少的变化，如在她的外部行为、人生观、梦幻生活、对人的本性的看法等诸方面。当有人以一种非技术性的方法讨论了这一情况，在四五个小时的谈话中，给予她一些简单的指点。于是，她受到鼓励，消除了疑虑。她慢慢地复了原，也许是因为这些交谈吧，变得越来越富有安全感，但她却再也没有达到她从前的安全感水平。
她的不愉快的经验遗留下一些轻微但却是永久的影响，这种影响的后果部分是因为她丈夫的自私。比这一永久的后遗症所更令人惊奇的，无论发生什么事，她婚前的思维模式和内心坚定的信念始终如一。在第一个丈夫精神失常后重新结婚的妇女身上，也可以看到类似的、伴随着缓慢然而却是彻底的恢复感的急剧变化。
对于一位在正常情况下被认为是身心健康的朋友，我们一般会期望他可以从任何震荡中恢复过来，如果给他足够的时间；这也说明这种倾向无所不在。妻子或儿子的死亡，财政上的崩溃，以及诸如此类的其他创伤性经验，可以使人们在一定时间内完全失去平衡，但他们一般都可以差不多完全恢复过来。假如想在一个健康的性格结构中造成永久性的变化，只有长期恶劣的外部环境和人际关系，除此之外，其他的因素都不会产生如此后果。
症候群作为整体发生变化的趋势
复原的倾向也许是最显而易见的。假如一个症候群无论是在哪一部分发生了变化，适当的调查总是表明，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伴随同方向的变化。很普通的是，这种伴随变化在症候群的几乎所有部分都可以见到。这些变化常常被忽略，原因却再也简单不过。没有期待它们，因此也就没有寻找它们。
应该强调的是，这种整体性变化的趋势，同我们所论述的所有其他趋势一样，只不过是一种趋势，但绝不会成为一种终局。有一些病例，其中的个别刺激物有特定的局部效应，但却察觉不到普遍效应。然而，如果我们将明显的表面化精神错乱排除在外，这种病例就极为罕见了。
1935年进行了一次利用外部手段来增强自尊心的试验，实验测试者指示一位妇女：在大约20个特定的、极其平常的情况下以一种主动的方式行事。例如，她得坚持要某一牌子的商品，而以前总是百货店的老板替她拿主意。她遵循了这些指示，3个月之后，又对她进行了一次广泛的人格变化调查。毫无疑问，她的自尊发生了普遍性的变化。例如，她的梦的特征发生了变化；她第一次买了能衬托出体形、显出线条的衣服；她的性行为变得富有主动性，连她的丈夫也注意到了这一变化；她第一次同别人一起去游泳，而从前她却不好意思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在其他许多情况下，她也觉得非常自信。这些变化并不是由暗示所引起的，而是自发的变化。被测者本身根本不会觉察到自发的重要性。行为的变化可以导致人格的变化。
一位原先安全感极差的妇女，婚姻极为成功，几年之后见到她时，她在安全感方面已有了普遍向上发展的趋势。在她结婚之前，我第一次见到她时，她觉得孤独，无人爱也不可爱。她现在的丈夫终于能够使她相信他爱她——对一位缺乏安全感的妇女来讲，这并不容易——于是他们就结了婚。现在不光觉得丈夫爱她，还觉得自己可爱。她过去不能接受友谊，而现在却接受了。她对人类的普遍仇视大部分已经荡然无存。她变得温柔和蔼，心地善良；而这些品质在我首次见到她时，与她并没有丝毫的关联。某些特别的症状——重复出现的恶梦，对晚会和其他聚会的恐惧，长期的轻度焦燥不安，特别害怕黑暗和某些令人不快的力量，以及对残酷行为的幻觉——都减弱了或消失无踪了。
内在一致的趋势
即使一个人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安全感，也可能由于各种原因而一直保持着一些具有安全感特征的特殊行为、信念和感情。在这种背景下，尽管一个极其缺乏安全的人往往会做恶梦——焦燥不安的梦以及其他不愉快的梦，但这一类型的人通常并没有认为恶梦的生活不太愉快。不过，相对说来非常轻微的环境变化，也会使这类人做此类不愉快的梦。在这些不一致的成份上，似乎有一种特殊的压力在不断作用着，以迫使它们用症候群的其他部分趋于一致。
自尊心差的人一般比较谦虚和怕羞。这样，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愿穿着游泳衣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或是穿了也觉得不自然；然而却有一位自尊心确实很差的姑娘，不但身着游泳衣出现在浴场上，而且穿着的还是一件只能勉强遮体的轻薄泳衣。后来在几次访谈后发现，她认为自己的身体完美无瑕，对此十分自豪。对一位自尊心差的妇女来说，这种想法同她的行为一样，是极不寻常的。
然而，她的报告也表明，这种对游泳的看法并不是前后一致的：以前她老是觉得不太自然，她总是在身旁放着一件浴衣以遮盖身体，如果有人不太掩饰地盯着她看，她就会匆忙地从浴场中逃走。各种外界的意见使她确信，她的身体确实有吸引力；她从理智上觉得应该对此采取某种行为方式，并极力要实践这种行为方式，但她的性格结构却常常使她为难。
尽管安全感极强的人一般很少有什么畏惧的表现，但他们身上却常常有特殊的恐惧。不过，摆脱这些恐惧是没有什么困难的。简单的重新调整，榜样的力量，告诫他们要意志坚强，付诸于理智的解释，以及诸如此类的表面化的心理治疗措施，就已经足够了。然而，对确实缺乏安全感的人的恐惧来说，这些简单的行为疗法收效就不会那么显著了。我们可以这样说，同人格的其他部分不相协调的恐惧易于消除；同人格的其他部分协调一致的恐惧很难根除。
换句话说，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完完全全的人或一个更不安全的人；一个自尊心强的人趋于发展成一个自尊心更强的人。
症候群的极端趋势
和我们已经说明的保守倾向并列的倾向，至少还有一个来自症候群内部动力学的对立力量，这一力量有助于变化而无利于恒常不变的。这个趋势就是一个人从缺乏安全感发展到极端缺乏安全感，一个人从相当安全感发展到极富安全感。
在一个相当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每一个外部的影响，每一个触及有机体的刺激物，都或多或少地更易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解释，而不是以一种具有安全感的方式解释。例如，咧嘴一笑很可能被当作轻蔑，遗忘很可能被解释为侮辱，冷漠很可能被看作厌恶，温和的感情则成了冷漠。于是，在这种人的世界里，不安全的影响比安全的影响会更多。
我们可以这样说，在他看来，证据的份量是偏向不安全的一边的。因此，他被一点一点地不断拖向越来越极端的畏惧地带。这一因素理所当然地被以下事实所加强：缺乏安全感的人趋于以一种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这促使人们对他厌恶、将他遗弃；而这又使他更加缺乏安全感，使他以一种更为缺乏安全感的方式行事。就这样，他在一种恶性循环中不断发展下去。由于自身内在的动力学，他带来的往往正是他最惧怕的。
最明显的例子是妒忌行为。一位男人是这样来解释他的妒忌的：“我深深地爱着我的妻子，如果她一旦离开我或不再爱我，我会垮掉。很自然，她与我同事的友谊使我心神不宁。”于是，他就采取了许多措施来阻扰这一友谊（全都是愚蠢的措施），结果逐渐失去了妻子和同事的爱，这自然又使他更加头脑冲动、满心醋意。在一位心理学家的帮助下，这一恶性循环才被打破。这位心理学家首先告诫他，即使感到妒忌，也不要有妒忌的行为；然后才开始以各种方式消除不安全感这一更为重要的工作。
在外界压力下症候群发生变化的趋势
专心考虑症候群的内部动力学时，很容易忘记所有的症候群都自然是要对外部情况作出反应的。在此提出这一很明显的事实只是为了全面的理解，同时也是为了提醒大家，有机体的人格症候群并非一个孤立的系统。
症候群的变量
最重要和最明显的是症候群水平这一变量。个体的安全感或高、或中、或低；自尊心也有强、中、弱的不同。我们的意思不一定是说这一变化是一个单一的连续统一体。我们所说的变化只有从多到少、从高到低的含意。
在讨论症候群的品质时，主要是着眼于自尊或支配症候群。在各种似人灵长目动物中，支配的现象处处都可以见到，但它在每一种类中都有不同的表现品质。在具有高度自尊心的人类身上，我们一直可以分辨出至少两种高自尊品质，我们将其中一种命名为力量，将另一种命名为强权。
一个有高度自尊、却缺乏安全感的人，感兴趣的与其说是帮助比较软弱的人还不如说是支配他们，伤害他们。一人有很高自尊心又是安全型的人，他会以爱、合作和友善的方式表现这一自信的力量，两种人都具有高度的自尊，但却由于有机体的其他特征，而以不同的方式来表现各自的自尊。
在缺乏安全感的人身上，有许多方式来使不安全感付诸于表现。例如，如果他的自尊心低，他可能带有隐居和退避的品质；如果他的自尊心高，它或许带有敌对、攻击和招人讨厌的品质。
文化对综合症表现的决定作用
不言而喻，文化和人格之间的关系极为深刻，极为复杂，不可泛泛而论；更多的是为了全面的理解而不着重于其他个别的问题。我们必须指出：大体来说，达到主要生活目的的道路往往是由特定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可以表达和获取自尊的方式，在很大程度上（尽管不是全部）是由文化来决定的；爱情关系也是如此。我们通过文化所首肯的渠道来赢得别人的爱，来表达我们对他们的喜爱之情。事实常常可以改变人格症候群的表现形式。
例如，在我们的社会里，具有高度自尊的男人可以比有高度自尊的女人以更多、更明显的方式来表达这一症候群。同样，儿童只能得到极少的直接表达自尊的机会。
还应该指出，每一个症候群往往有一个文化所首肯的症候群水平，例如，安全感，自尊心，社会态度，主动性等等，都是如此。这一事实在交叉文化的比较中，在历史的比较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例如，一般的达布居民不光是而且还被期待着要比一般的阿拉派会居民更不友好。今天的普通妇女被期待着要比100年前的普通妇女有更高的自尊心。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
人格症候群的组织结构
我们似乎把症候群的各个部分说成是均匀的，就像雾中的微粒一样？熏但事实并非如此。在症候群的组织里，我们发现有不同重要程度的等级以及部分的聚集。这一事实已经在自尊症候群中用最简单的方式得到了证明，即通过关联作用的方法。如果症候群内各个因素是未分化的，它的每一个部分同整体发生关联的程度都应当像所有其他部分一样密切。但事实上并非如此，自尊（作为一个整体来衡量）同各个部分发生的关联并不相同。
例如，通过社会人格表所测定的结果表明整个自尊症候群同烦燥发生关联：r＝0.93；同异教的性观念发生关联：r＝0.85，同许多能意识到的自卑感发生关联：r＝－0.40；同各种情况下的窘迫感发生关联：r＝－0.60；同许多能意识到的恐惧发生关联：r＝－0.29。
对于这些资料的临床审查还表明，有一种各个部分群集成组的倾向，而且这部分似乎在本质上有密切联系的群体的趋势。例如，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照章办事等，似乎可以很自然地划归或属于一类；与另外一组聚集在一起的各种品质，如自信、沉着、无窘迫感、不胆怯和羞怯等，恰成对照。
这种聚集的趋势使我们从一开始就有可能在症候群内部进行分类，但当我们开始着手这项工作时，却会遇到各种困难。首先，我们遇到了所有分类都会碰到的难题——分类应基于什么原则之上。当然，如果我们已经知道全部资料和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事情就会容易很多。
然而，在我们的例子中，我们是在部分无知的情况下进行分类。于是，我们就会发现，无论对材料的内在本质多么敏感，有时也不得不武断地下结论。这种内在的聚集状态使我们有了一条可以着手的线索，给我们指明了大体的方向。但我们只能依靠这种自发的聚集走下去，一旦我们再也观察不到它们，我们就只好依靠我们自己的推测而摸索前进。
另外一个明显的困难是，当我们在研究症候群的资料时，我们注意到，可以将任何一个人格症候群随心所欲地分为10个、100个、1000个、10000个主要的群体，一切都取决于我们想要多高的概括度。我们怀疑，通常的分类尝试只不过是原子论、连续论观点的另外一种反映。不过，运用原子论的工具来处理相互依赖的资料并不能对我们有多大帮助。通常的分类如果不是把各个部分、独立项目的分离，那又是什么呢？
如果我们的资料之间没有本质上的不同和彼此分离，我们又该怎样分类呢？也许我们应该抛弃原子论的分类原则而寻找某种整体论的分类原则，正如我们发现必须抛弃还原分析而接受整体分析一样。我们提供下面的类比，以便指明一个方向，我们很可能必须沿着这一方向来寻找这样的整体分类方法。
放大倍数
这一说法是一个来源于显微镜工作方式的物理学类比。在观察承载着组织结构的玻璃片时，我们将玻璃片拿起，对着光线用肉眼观察，以便将全景尽收眼底。这样，得以了解的是整体特征、总的结构、全构造和所有的相互关系。对整个切片有了整体的印象，我们再审查这一整体的某个局部。我们现在开始研究每一个细节，但却没有对它进行孤立的研究，而是牢记它同整体的关系。然后我们就用一个放大倍数更高的物镜（比如50倍）来进一步对整体内的局部进行更为严密的观察、分析。在仪器容许的范围内，逐步提高放大倍数，便可以更进一步、更为细致地分析整体的各个细节。
当然，我们也可以这样设想，相关的材料并不是按直线式排列的、分离局部进行分类的，这一系列也不可以按任何顺序重新排列；这整体或许像叠放着的盒子一样“被包含在内”。如果我们将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称为盒子，那么14个亚症候群便是其中包含着的14个盒子。在这14个小盒子中，每一个都还包含着另外的盒子——也许一个包含着4个，另一个包含着10个，或者一个包含着6个等等。
用症候群研究的观点来解释这些例子。我们可以将安全感症候群作为典型，并将它作为一个整体进行审查，即在1号放大倍数上进行检验。说得具体一点，这意味着将整个症候群的心理韵味或意义或宗旨作为一个统一体来研究。然后，我们就可以从安全感症候群的14个亚症候群中提取一个，在按我们的说法是2号放大倍数上进行研究。这样一来，这一亚症候群就会被当作一个个别的整体，在它同其他11个亚症候群的相互依赖关系中进行研究；但却总是被理解为整个安全感症候群的局部。
我们可以举一个例子，即屈服于强权这一亚症候群在缺乏安全感者身上的表现。一般缺乏安全感的人需要强权，但这一需要却有许多种表现方式和许多种表示形式，例如过分的野心，过分的敢作敢为，占有欲，对金钱的贪婪，过分的竞争性，易于产生妒忌和仇恨等等；或是上述形式的明显对立面，例如卑躬屈膝，拍马屁，性受虐狂倾向等等。但这些特征本身显然也是很笼统的，可以被进一步分析和分类。对于其中任何一个的研究都必须在3号放大倍数上进行。
我们或许可以选择歧视性的需要或倾向，其中种族歧视便是一个极好的例子。如果我们以正确的方法研究种族歧视，就不能只研究它的本身或把它作为孤立的研究对象。更详细地说，我们是在研究朝向歧视发展的倾向，它是强权的亚症候群，而需要强权又是总的缺乏安全感症候群的亚症候群，这样的研究就精细多了。
我无须指出，细致的分析会把我们带到第四级，第五级等等。例如，我们可以研究这一个别复合体的一个方面，像利用某些特别之处——肤色，鼻子的形状，言谈等——来作为手段支撑自己对安全感的需要。这种利用独特之处的趋势被组织成一个症候群，可以作为一个症候群来研究。讲得更具体一点，在这种情况下，它可以被划到一个亚—亚—亚—亚症候群，它是一叠盒子中的第五层。
总之，这样一种分类方法是基于“包含在内”而不是“分离出来”这一根本概念建立起来的，它向我们提供了我们一直在寻找的线索。它使我们能同时对细节和整体都有充分的了解，但不至于陷入毫无意义的拘泥于细节或含糊其词、毫无用处的概括之中。它既是综合的又是分析的，而且最后，它使我们可以颇有成效地同时研究特性和共性。它拒绝接受二歧式，拒绝亚里士多德式的A类和非A类的划分，但依然能向我们提供了一个在理论上令人满意的分类和分析原则。
症候群密集度的概念
从理论上讲，如果我们寻找一个带有启发性的标准来区分症候群和亚症候群，我们就可以从密集度概念中找到这一标准。什么是自尊症候群中的各个自然群体之间的区别呢？可以看到，因袭旧俗、道德感、拘谨和照章办事等聚集成为一个群体，而这一群体可以同另一个由自信、冷静、泰然自若、胆大妄为等特征所构成的群体区别开来。当然，这些群体或亚症候群是相互关联的，这一整体之间都有关联。而且在每一个群体中，各种因素也相互关联。
也许我们对聚合的理解，对于各种成份自然而然地聚集起来的主观感觉，将被映在各种相互关系之中，而我们一旦测量这些成份就会看到这种相互关系。也许自信和冷静比冷静和不落俗套更为密切地相互关联。从统计学角度来看，也许一个聚合的群体意味着群体内各个成员之间关系的高平均值。可以假定，这一相互关系的平均值高于两个没群体内部成员之间的平均值。如果假设群体内部的相互关系平均值r＝0.7，也许接近于r＝0.6的相互关系平均值。随着我们从亚—亚症候群推进到亚症候群，再推进到症候群，可以预料，相关之间关系的平均值将下降。
这一变化我们可以称为症候群密集度的变化，由于它向我们提供了一个有效的工具来检验临床观察的结果，所以我们也颇有理由强调这一概念。整体心理学家倾向于怀疑关联方法，但我觉得这是因为对这种方法的用法碰巧无一例外都是原子论的，而不是因为它的本质同整体理论有什么冲突。例如，即使各种自我关联受到了一般统计学家的怀疑（仿佛还能指望有机体内会有什么别的东西），它们也不必非受怀疑不可，如果考虑到某些整体性事实。
因此，从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假设来看，可以并且应该互相联系的不是作为行为本身的行为，而是行为的意义。例如，谦虚这一品质完整无缺地见于它同有机体其他部分的关系。
另外，必须认识到，甚至连动力学的变量也未必沿着一条单一的连续统一体发生变化，而是可能在某一点突然剧变为完全不同的东西。在对爱的渴望所引起的后果中，可以发现这种现象的典型例子。如果我们将年幼的孩子排列成从被完全接受到被完全遗弃这样一个系列，我们就会发觉，随着我们逐渐走向标度的低端，孩子们就会越来越热切地渴望爱；但当我们接近于标度的最低端时——从生命的开始就被完全抛弃——我们发现的不是对爱的巨大渴望，而是完全的冷淡和缺乏对感情的欲求。
最后，我们自然必须运用整体论的资料，而不是原子论的资料，换句话说，要运用整体分析的产物，而不是利用还原分析的产物。这样，单个的变量或部分之间可以被互相联系起来，但却不会造成对有机体统一性的破坏。如果我们对要联系起来的各种资料适当地谨慎从事，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统计数字与临床和实验知识结合起来，那么就没有理由怀疑为什么相关技术不应该在整体分析方法中得到高度利用。
有机体内相互联系的程度
在克勒关于物理学格式塔的论著中，他反对过分地概括化的作法，这种概括化甚至不能把一种非常一般的一元论和彻头彻尾的原子论区分开。因此，他强调的不仅是一个格式塔内部的相互关联性，而且还有各种格式塔之间的相互分离这一事实。对他来说，他所研究的大部分格式塔都（相对来讲）是封闭体系。他将自己的分析仅仅进行到在格式塔内部进行分析程度；他不大讨论各个格式塔之间的关系，不管是物理学格式塔还是心理学格式塔。
不过，当我们研究有机结构的资料时，情况就大不相同了。很明显，在有机体内几乎没有封闭系统。在有机体内，每一事物都的确与另外的一件事物有着联系，尽管有时只是以极其微妙、极其遥远的方式发生联系。
此外，作为一个整体的有机体已被证明是同文化有关联的，并在根本上是和文化相互依存的，和他人的直接立场、特定的情境、物理的和地理的因素等等相联系。我们至少可以说克勒该做而没有做的，是将他的概括局限在物理学格式塔和现象世界中的心理学格式塔，因为他的责难当然并不能以接近于这样强大的程度而被应用于有机体内部。
如果我们想要围绕这一问题进行争论的话，也有可能超越这一最低限度的说法。实际上，我们也能提出很好的例子证明整个世界内部在理论上也是相互联系的。如果我们从存在着的无以数计的类型中进行选择，就会发现宇宙的任何一部分同所有其他部分都有着某种关系。
只有在我们着眼于实用时，或是只谈某一领域的问题而不以包括各领域的总体为话题时，我们才可以假设各个系统相对地彼此独立。例如，只从心理学的观点来看，普遍的联系性发生了断裂，因为世界的某些部分与宇宙的其他部分并不是在心理学上相互联系着的，尽管它们可能在化学上、物理学上或生物学上彼此有关。而且，世界的内在联系性也会不无道理地被生物学家或物理学家或化学家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所割断。
在我看来，最好的说法是：存在着相对封闭的系统，但这些封闭系统有一部分是观点的产物。目前是（或者目前看来是）一个封闭系统，一年之后就可能不是，因为一年之后的科学手段有可能被改善得足以证明。的确有这种可能。如果有人回答说，我们应该加以证明的是掌握世界所有部分的实际物质过程，而不是它们之间更带理论性的关系；那么，回答就肯定是这样的：一元论哲学家们虽然谈论过许多其他类型的联系，但却从来不声称有这样一种普遍的物理的相互联系。然而，由于这并非我们阐述中的要点，所以不必做过细讨论。将有机体内部的（理论上的）普遍联系性这一现象指出来也就足够了。定量地看，也就是说从简单的直线联系上讲，在安全水平和自尊水平之间有一种明确的正相关系r＝0.2或0.3。在对正常人进行个别诊断的范围里，这两种症候群明显的是两种几乎各自独立的变量。
各种症候群之间的关系
在研究工作的领域，我至少可以提供一个经过细心研究的例证给读者。它到底是一个范例还是一个特例，尚有待进一步研究才能确定。
定量地看，也就是说从简单的直线联系上讲，在安全水平和自尊水平之间有一种明确的正相关系r＝0.2或0.3。在对正常人进行个别诊断的范围里，这两种症候群明显的是两种几乎各自独立的变量。在某些群体中，两种症候群可以有特殊的联系。例如，在40年代的犹太人身上，有一种高自尊心和低安全感并存的趋势；而在天主教信女身上，我们常常可以发现低自尊心同高安全感结合在一起；在神经病患者身上，两者的水平都一直偏低。
比这两种症候群的水平之间的联系（或缺乏联系）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全（或自尊心）水平同自尊水平（或安全）性质之间的密切联系。要想证明这种关系极其容易，途径是把两个都是高自尊但在安全量表上处于对立两极的人做一对比，某甲（高自尊心，高安全感）和某乙（高自尊心，低安全感）有以极为不同的方式来表现自尊心的倾向。某甲既有人格的力量又有对同类的爱，将会很自然地以一种关怀、友善或保护的态度来运用自己的力量。某乙尽管有着同样的力量，但却对同类怀有仇恨、轻蔑、恐惧，他将更有可能把自己的力量用于伤害、支配、或是减轻自己的不安全感。他的力量肯定是对于同伴的一种威胁。这样我们就可以说有一种高度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并可以将它同高度自尊心的安全感性质进行对比。
以此类推，我们也可以区分出低自尊心的缺乏安全感特质和安全感特质，即一方面是性受虐狂和拍马屁者，另一方面是温和、甜蜜、或顺从、依赖的人。安全感性质的类似不同的和自尊心水平的不同有着联系。例如，缺乏安全感的人，即有可能安于缄默，不愿抛头露面，也有可能公开寻衅，敌视一切；有安全感的人，由于自尊心水平有从低到高的不同，不是谦卑就是傲慢，不是追随别人就是自做领袖。安全感特质的水平高低完全取决于他们自尊水平的高或低。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份同受性格决定的成份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成为它们心中任何一个完善的指标物。
人格症候群及行为
总体来看，在做出具体的分析之前，我们可以说症候群与公开行为之间的关系大致如下：每一行为都倾向于成为整体人格结构特征的一种表现形式。说得更具体一点，这意味着每一行为都趋于受每一个症候群的决定（除下文还要谈及的其他决定因素之外）。从理论上讲，当张三对一个笑话作出反应时，我们就可以从这单一行为的各种决定因素中分析出他的安全感水平、他的自尊、他的精力、他的智力等情况。这样一种观点同早已过时的品性论明显对立。在那种理论中，典型的例证是一个单独的行为动作被一个单独的特征所决定。
我们的理论性叙述可以在某些活动中找到最好的例证，这些活动被认为是“更为重要”，像艺术创作之类，例如在创作一幅油画或一支协奏曲的过程中。很显然，艺术家将自己的全部精力完全投入到这项活动中，因而它必定成为他整体人格的表现。但这样一个例子，或者可以说，对一个无结构情况的任何创造性反应——就像在罗夏墨迹测验中——都位于连续体的末端。在另一端则是孤立的、具体的动作，那和性格结构很少或没有什么根本的关系。这种动作的例子有：对一类事例的某一瞬间的情境所做出的直接反应（躲避一辆卡车）。对大多数人来说，早已丧失了心理上的纯属习惯的和文化的反应。例如，当一位女士进入室内时男士要站起身来；或者最后，是条件反射行为。
此类行为几乎根本没有向我们提供有关性格的情况，因为在上述情况下，它作为一个决定因素是可以被忽略的。在这两极之间，还有各种层次。例如，有趋于几乎是被仅仅一个或二个症候群所完全决定的行为。一个特别的善意行为比其他任何行为都更密切地与安全感症候群相关联。谦虚的感情是由自尊所决定的，诸如此类。
这些事实可能引起一个问题：既然存在着这么多类型的行为——症候群关系，那么在开始时为什么要说行为一般是由所有的症候群决定？
显而易见，那是出于一种理论的要求，整体理论必须从这样一种陈述出发，而原子论的方法则必须从选择出的孤立、游离的行为出发，这种行为同有机体的所有联系都被割断——比如只是一种感觉或受制约的条件反射等。从“整体是由什么组成的”这一观点出发，这只是一个“集中”的问题。从原子理论来说，最简单的原始资料是通过还原分析所获得的一个行为片断，即一个有机体切断了它和其他部分的一切联系的行为。
也许更为中肯的是这样一种论点，即第一种症候群与行为关系更为重要。孤立的行为往往是处于生活主流边缘的行为。它们之所以孤立，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并不重要，也就是说，同有机体的主要问题，主要解决办法，或是主要目标几乎毫无关系。的确，我的膝节腱受击时小腿就会踢出去；或者我用手指抓橄榄吃；或者我不能吃煮洋葱，因为我习惯上对它厌恶。当我有某一种生活哲学，我爱我的家人，或者我喜欢做某种实验。很显然，后一种事实并不比前一种事实更真实，但后者显得更为重要一点儿。
虽然有机体的内在本质是行为的一种决定因素，但并不能说本质是唯一的决定因素。文化背景也是行为的决定因素，机体是在文化背景中活动的，而文化背景对于决定机体的内在本质已经很起作用。最后，另外一组行为的决定因素可以被统划到“直接情况”一类。行为的目标和宗旨是由机体的本性决定的，通向目标的途径是由文化决定的，而直接情况却决定着现实的可能性和不可能性：哪一种行为是明智的，哪一种不明智；那一个局部的目标可以达到，哪一个不能达到；什么能提供一种手段用来达到目的。
在多方思考以后，就很容易理解，行为为什么并不总是性格结构的有效指标。因为行为如果受外部情况和文化决定的成份同受性格决定的成份同样大，如果它只是三组力量之间的一个妥协构造，它就不大可能成为它们心中任何一个完善的指标物。这同样也是一种理论性的陈述。实际上，通过某些技术手段，例如，通过行为决定因素的情况变得足够模糊，就可以把它抑制掉，正像在各种投射实验中。或者有时，有机体的要求是如此不可抗拒，如在疯狂状态中，以至于外部世界被否认、被藐视，文化被蔑视。部分地排除文化因素的主要方法是精神分析学的谈话关系和感情转移。
在某些其他情况中，文化的强制已被削弱，如在酩酊状态，狂怒状态，或基它无控制行为的状态中。同样，也有许多文化没有能够调节的行为，例如各种由文化所决定的主题的变化，即表现性运动，这些微妙变异是下意识地觉察到的，或者我们也可以研究相对来说不受抑制的人所具有的行为。在文化的强制尚不强大的儿童身上，在几乎可以被忽略的动物身上，或者在其他社会中，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对照来排除文化的影响。这为数不多的几个例子表明，一种高明的、在理论上站住脚的行为研究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有关人格内部组织的情况。我们可以“抑制掉”或消除掉文化和环境的影响，从而在实际运用中，行为有时可以成为性格的有效指标。
在性格和行为冲动之间可以建立起紧密得多的相互关联。的确如此，这种关系紧密得足以把各种行为冲动本身看做是症候群的一部分。这些冲动所受的外界和文化的制约要比外部行为活动少得多。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我们之所以研究行为，是因为把行为当作行为冲动的一个指示标准。它如果是一个有效指标，就值得研究；如果不是，就不值得研究——如果我们研究的最终目的是了解性格的话。让我们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
症候群资料的逻辑表达和数学表达
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数学或逻辑上的符号适合于表达和处理各种症候群资料。这样一个符号体系无论如何也并非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建立数学和逻辑学以适应自己的需要。然而，各种可供运用的各种逻辑和数学体系都是建于我们已批评过的一般原子论世界观之上的，并且是这种世界观的表现形式。
亚里士多德作为其逻辑学的基本原理之一提出的A和非A之间的明显区别，尽管亚里士多德的其他假设已被抛弃或否定。举个例子来说，我们在朗杰的《符号逻辑》一书中看到，这个被她描述为互补类别的概念，被认为是一个不必被证明，但却可以作为常识而被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的基本假设。每一类别都有一个补充物；类别及其补充物相互排斥并将它们之间的整体类别挖掘一空。
对于症候群资料来说，论据的任何部分都不能和整体截然分开，或任何一项单独的资料和症候群的其他部分之间，也不可能有如此鲜明的区分；这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
当我们将A从整体割下，A就不再是A，非A也就不再同过去一样。将A和非A简单地相加，当然也并不会还给我们开始时所有的整体。在一个症候群内部，症候群的每一个部分都同所有的其他部分相互交错。如果我们无视这些交错状况，那么，我们将不可能割开任何一部分，而且心理学家担当不起这种忽略。互相排斥对于处在孤立状态的资料来说是可能的。但如果它们处在关系网路中，而在心理学中必定要有关系网路，这种两分法就是极不可能的了。例如，甚至连想像都无法想像我们能够将自尊行为从所有其他行为上割下，因为道理极为简单：几乎没有只是自尊而不是其他任何行为的行为。
如果我们拒绝接受这种互相排斥的概念，我们所怀疑的就不仅仅是部分地基于这一概念之上的整个逻辑，而且也将怀疑我们所熟悉的大部分数学体系。现有的大部分数学和逻辑所涉及到的世界，个别相互排斥的各种实体的组合，就像是一堆苹果一样。将一个苹果同苹果堆中的其他苹果分开，既不能改变苹果的性质，也不能改变苹果堆的本质特征。但对有机体来说，情况就会截然相反。割下一个器官既改变了整个有机体，同时也改变了被割下的那一部分。
在一个四则的算术运算中，也可以得出另外一个例子。这些运算很显然，采用了原子论数据。将一个苹果同另一个苹果相加是可能的，因为苹果的特性允许这样相加。人格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我们有两个都有高自尊心但缺乏安全感的人，我们又使其中的一位增强了安全感，那么，其中的一位就很可能会乐于同人合作，而另外一位则会有成为暴君的倾向。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和另一个人格中的高自尊并不是有同样的性质。在那个被加上了安全感的人身上，发生了两个变化，而并不仅仅是一个。他不光获得了安全感，自尊心的性质也发生了变化——只不过是因为同高安全感结合起来。这是一个复杂化的例子，然而在设想任何类似人格中的相加过程的情况时，这又是我们能够得到的最好的例子。
很明显，传统的数学和逻辑尽管有着无限的可能性，但事实上只是原子论和机械论世界观的一种工具。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在接受动力论和整体论方面，数学已远远地落后于现代物理学。物理学理论的基本性制裁已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且不是由于改变数学的根本性质所造成的，而是由于扩展了它的应用范围，由于同它耍了花招，由于尽量地使它在根本上的静止状态不发生变化。只有进行各种各样的“似乎”假设才能造成这些变化。
在微积分学中可以找到一个极好的例子。微积分学声称是研究运动和变化的，但只是通过把变化转变为一系列静止状态来完成这项工作。一条曲线下的面积是通过将它分割成一连串的椭圆来测量的。曲线本身则被当作“似乎”是有着极小边的多边形。微积分行之有效，并且是一件极为有用的工具。这一事实证明：它一直是一个正当的运算过程，对此我们不能提出根本性的疑问。但不正当的是，它之所以行之有效，是因为有一连串的假设，一连串的回避或花招，一连串明显地并不同心理学研究一样和客观世界打交道的“似乎”假设。
下面所引用的一段话证明了我们有关数学倾向于静止和原子论观点的论点。据我所知，引文的主旨还没有受到其他数学家的诘难。
难道我们以前不是狂热地宣称我们生活在一个静止的世界中？我们不是曾经屡次借助于芝诺的悖论证明运动是不可能的，飞矢实际上是静止的？很显然，我们该将这一逆反观点归结到何处呢？
此外，如果每一项新的数学发明都必须依赖旧的既定基础，在静态代数和静态几何理论中，那又怎么可能提取出一种能解决涉及动态实体的问题的新型数学呢？
对于第一组问题来说，并不存在着观点的反复。我们仍然坚定地抱着这样一个信念：在这个世界里，运动及变化都是静止状态的特殊情形。假如变化意味着一个从本质上与静止不同的状态，那么就不存在什么变化状态的特殊情形，也没有什么变化的状态。被我们辨认为变化的，只不过是我们曾指出过的，在比较短的时间间隔中所观察到的一系列许许多多不同的静止形象。
由于我们在实际上看不到飞矢在它飞行中的每一个点，于是就本能地相信一个运动物体的运动有连续性；在这样情况下就有一种不可抑制的本能想把运动的概念抽象出来作为不同于静态的事物。但这种抽象是由于各种生理上和心理上的局限所造成的；逻辑分析绝不会证实它的正确。运动是一种位置和时间的相互关联。变化只不过是函数的别称，是同一种相互关系的另一个方面。
至于其余的问题，微积分学作为几何和代数的后代产物，而且它未发生任何基因突变——它的父母所未曾有的任何特征。在数学中，突变是不可能的。不可避免地，微积分便如同乘法表和欧几里德几何一样，具有静态的特性。微积分学只不过是对这个静止世界的另一种解释，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巧妙的解释。
让我们再重复一遍：有两种观察各种因素的方法。例如，脸红可以是独立的脸红（一个还原论的原素），也可以是在某种网络中的脸红（一个整体论的原素）。前者涉及到某种“似乎”假设，似乎它在世界上是完全独立的，同世界的其他部分没有关系。这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在科学的某些领域可能有很大的作用。无论如何，只要记得它只是一种形式上的抽象，这种抽象当然就不会有什么害处。只有当数学家或逻辑学家或科学家在谈论独立的微笑时，忘记了他是在做一件人为的事情时，才会出毛病，因为他不得不承认，在现实世界中没有什么脸红之类的事情让人做出来的，没有什么脸红不是有原因的。
这种人为的抽象习惯或对还原元素的研究一直作用很大并且已经根深蒂固，以至于要是有人否认这些习惯在经验上或现象上的有效性，抽象和分解者往往会感到惊奇。他们渐渐地使自己确信，世界实际上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同时他们发觉，可以很容易地忘记它尽管是有用的，但却仍然是人为的、约定俗成的、假设的，总之，它是一个被强加于一个处于流行状态、有着内部联系的世界之上的人造系统。如果只是为了讨论的方便，这些有关这个世界的特殊假设才有权在现实面前公然露面。如果它们不再有方便可言，或者如果它们变成了累赘，则必须被抛弃。在世界上看到我们放进去的而不是原先就在那儿的东西，是很危险的。
让我们说得直截了当一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原子论数学或逻辑学是一种关于世界的理论，用这种理论对世界进行的任何描述，心理学家都可以因为不符合自己的目的而加以拒绝。很清楚，手段论思想家们有必要着手创立一些同现代科学世界的性质更为协调一致的逻辑和数学体系。
可以将这些话扩展到英语语言本身。这也势必反映我们文化的原子论世界观。不足为怪，在描述症候群资料和症候群时，我们不得不求助于最稀奇古怪的类比、比喻和各种其他的歪曲和拐弯抹角的说法。我们有和这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分立实体的连接；但我们却没有一个连词来表达对两个并不分立、一旦连接起来就组成了一种二元性的实体的连接。对于这个基本的连接词，我能想出来的唯一替代物就是一个笨手笨脚的“有结构的跟”。有的语言同一种整体动力世界观更为和谐。在我看来，胶合语言比英语更适于反映一个整体的世界。
另一点，我们的语言同大多数逻辑学家和数学家一样，将世界组织成各种成份和关系，以及物质和物质发生的事情。对待名词就仿佛是物质一样，对待动词就仿佛它们是物质对物质采取的行动一样。形容词描述物质的类别更准确，副词描述行动的类别更准确。整体动力观点不会这样一分为二。无论如何，单词即使在试图描述症候群资料时，也要被串成一条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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