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西方经济力量飞速发展，推动技术水平进步，从而发动了海外扩张。西方探险家、商人、传教士和移民的海外扩张结束了中世纪，标志着世界历史从欧亚大陆地区性阶段向全球性阶段的转变。
一、中世纪文明形成欧亚大陆一致性
欧亚大陆一致性的形成多在于政治因素的影响：中世纪初期历史上首次出现了庞大的帝国。它们跨越了数个地区，包括整个欧亚大陆的大部分陆地，比起古典时期的帝国来说更为强大。古典时期的帝国之间彼此并无直接联系，有些甚至不知道对方的存在。
而在中世纪时期最早形成的伊斯兰帝国，在8世纪中叶时，已进一步扩张到了中亚、东南亚甚至非洲腹地。13世纪时，蒙古帝国则更胜一筹，版图东起朝鲜、中国，涵盖了整个中亚、俄国和中东的大部分地区，成为欧亚大陆空前绝后的庞大帝国。
商业纽带
伊斯兰帝国和蒙古帝国的相继出现使得由于罗马帝国和汉帝国两大帝国的崩溃而削弱的贸易再度兴盛起来。穆斯林通过征服统一了整个中东地区，占据了横贯欧亚大陆的商路枢纽。许多的穆斯林商人定居在了印度和锡兰各港口，利用水路将马匹、白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等从西方运送到东方，交换丝绸、宝石、柚木和各种香料等。
通常来说，穆斯林商人们9月、10月份离开波斯湾，赶往印度和马来亚，再乘着中国海域南方季风航行到达广州，夏季过后再乘东北季风返回马六甲海峡，穿过孟加拉湾，回到波斯湾，来回航程大约要耗时一年半。
671年首批穆斯林到达了广州，相当多的一部分人从此定居在此地。得到了中国地方当局的自治许可以后，他们便选举出了各自的首领来负责其居住区域的秩序问题，有些穆斯林的后裔还在中国的行政机构中任职。而到公元758年的时候，穆斯林在广州的人数已经太多，引起了当局的关注，于是中国人便关闭了对外通商的港口。到792年的时候，港口才重新开放，直到878年，有穆斯林商人被中国的叛军所杀。从此以后，穆斯林商人和中国商人的通商迁移到了马来亚的卡拉巴尔。
到北宋时期（960-1127年），中国港口再次对外开放。在宋朝时期，中国人的航海业飞速发展，12世纪末，中国占据了海上优势。在蒙古人征服中国建立元朝（1279-1368年）之后，中国的航海业继续发展，中国的经济在世界经济中也占据了主导地位。
与此同时，蒙古帝国的兴起使得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产生了一个横跨欧亚大陆的政权，其领土包括从波罗的海到太平洋，从西伯利亚到波斯湾的大部分地区。这一政权的兴起使陆上贸易发生了一场大变革。
1264年，忽必烈从蒙古草原上的哈拉和林迁都北京，向欧洲商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两个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马可·波罗成为最早来到中国的西方人，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首次到达了香料发源地印度河东印度群岛。
香料一直以来都通过两条线路运往欧洲，一条被阿拉伯人和威尼斯人控制，另一条则是被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和热那亚人控制。后来，由于蒙古帝国的崩溃，以及伊儿汗国的合赞汗改信伊斯兰教，禁止欧洲人继续使用陆上运输路线来运输香料，导致对外贸易再次遭受重创。而阿拉伯和威尼斯的商人完全控制了运输香料的商路。但是有的欧洲人并不愿意继续支付昂贵的费用，便决意开始寻找另一条能够避开穆斯林帝国的新航道，最后达·伽马开辟了一条环绕非洲的划时代的航线。
直到明朝（1368-1644年）时期，中国航海业达到了顶峰。1405年到1433年期间，明朝宦官郑和率领船队七次下西洋，其规模以及所取得的成就都是史无前例的。首次远航有28000人参加，乘坐62艘远航船，一直航行到了爪哇、锡兰以及卡利卡特，归途中还完胜了一支苏门答腊的海盗船队。后来的航行，最远到达了非洲东海岸、波斯湾和红海海口。印度洋上30多个港口都有中国人登陆的痕迹，他们劝导或强迫每一处地方统治者承认明朝皇帝的宗主权。而这个时候的葡萄牙人只是刚开始沿着非洲海岸摸索前进。
1433年，明朝皇帝却突然下诏终止了远航，其原因至今仍无定论。据推测，远航的发起可能是为了弥补蒙古帝国崩溃所造成的对外贸易损失，也可能是为了提高帝国威望，也有传说是为搜捕据说已遁世隐居当和尚的建文帝。至于远航的终止，也许是因为耗资过巨，或者与宫廷宦官与儒家官僚之间的争斗有关。总之，中国人开始从海上撤离，而日本倭寇开始趁机骚扰中国沿海，阿拉伯人则恢复了其在印度洋上的优势。但善于经商的阿拉伯人却没有能够团结起来建立一支强大的海军，以至于当1498年葡萄牙人进入印度洋时，轻易建立起了由他们所主导的西方海上霸权。
技术纽带
伊斯兰帝国和蒙古帝国的出现，除了促进欧亚大陆间的贸易交往以外还加速了技术的传播，例如三角帆船。此前在地中海，埃及人、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使用的是一种横帆帆船，因为它在气候恶劣时候易于驾驶，而阿拉伯人却是使用三角形纵帆帆船。三角形纵帆帆船操纵起来更为灵活，并且能逆风而行，还能在狭窄的水域中抢风转变航向，之后不久，它便在地中海东部各地区取代了横帆帆船。到11世纪的时候，它已成为最为正式的运输工具。后来，它又传到了大西洋。15世纪的时候，葡萄牙和西班牙船舶设计师根据横帆帆船和三角帆船，制造出了三桅船，这一发明使得哥伦布和达·伽马的远洋航行成为可能。
另外，中国人最早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之后这些发明由中国传入了中东，又传入了欧洲。1423年，欧洲人首次使用雕版印刷；1456年，欧洲人用活字印刷成第一本书《古登堡圣经》。
在唐朝（618-907年），中国已开始用火药制造鞭炮，1120年，中国人发明了一种使用火药的武器——突火枪，这几乎是金属管枪的前身。金属管枪大约出现在1280年，但却没有人知道它最先是由谁发明的。
大约公元前240年，中国的一本书中最早明确地提到了磁石指南针，但这以后的几个世纪中，在中国仅被用于风水先生的相地活动。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学会了这种仪器并传入欧洲，1125年，指南针开始被用于航海。
除了这三项大发明以外，中国人还传了很多新的东西给欧亚大陆各邻邦。105年，中国人发明了造纸，751年，被抓到撒马尔罕的中国战俘将造纸术传给了阿拉伯人，继而传入了叙利亚、埃及和摩洛哥。1150年，造纸术传入西班牙，之后又传入了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
此外，船尾舵、马蹬和胸戴挽具等中国的发明也传遍了欧亚大陆，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最后，中国人还栽培了许多水果和植物，基本都经由阿拉伯人传遍了欧亚大陆，包括菊花、山茶花、杜鹃花、茶香玫瑰、翠菊、柠檬、橘子等，而橘子至今在荷兰和德国仍被称为“中国苹果”。
宗教纽带
中世纪时期，基督教和佛教继续流传，但此时最为着名的宗教运动还要数伊斯兰教的出现。这一新宗教在公元632年，其创始人穆罕默德去世后突然从阿拉伯半岛广泛向外传播，对欧亚大陆和非洲广大地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632年到750年，伊斯兰教传遍了中东地区，再向西传到比利牛斯山脉，向东传到了中亚地区。从1000年到1500年，伊斯兰教进一步传入印度及东南亚和非洲。伊斯兰教版图的急剧扩张让基督教世界的统治者感到惊恐，此时的他们实际上已经被孤立在了亚洲大陆的西端。
而13世纪蒙古人的崛起虽然打击了西方人，但同时也给予了信封伊斯兰教的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最具毁灭性的打击，因此基督教一直希望能使蒙古异教徒皈依基督教。于是，教皇派出了两个传教使团，试图劝说可汗皈依基督教，参加教皇对伊斯兰世界的十字军东征。但在朝中很有势力的巫师使得传教团的任务以失败告终。但这一次教皇的使团并非全无收获，他们首次成功地收集到了关于蒙古的社会风俗和军事方面的信息，同时也了解到中国这片神秘和富庶并且不信奉伊斯兰教的领土。
如前所述，在忽必烈迁都北京之后，迎来了两位威尼斯商人——尼古拉·波罗和马可·波罗，忽必烈对他们表示了欢迎，并让他们转交了对教皇的回复，希望教皇能够派100名传教士来向他的人民传教，并和其他的宗教代表进行辩论。
忽必烈的行为很有可能是为了网罗人才来稳定其官僚机构，而并非被基督教的教义所打动。毕竟他刚刚征服中国，不敢冒险重用太多的中国人，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和统治，忽必烈雇佣了大批的外国人，同时也很注意保持各部分人之间的势力均衡。
二、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入侵
公元1000至1500年，突厥人和蒙古人合力改变了游牧民族和文明民族之间的关系，他们不再是文明地区外围地带的放牧者，而是成为了欧亚大陆的主人和统一者。突厥人和蒙古人几乎占据了除遥远边缘地区日本及东南亚、南印度和西欧以外的整个欧亚大陆。
游牧民族令人震惊的扩张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000-1200年）是突厥人的兴起，他们从阿拔斯王朝的雇佣军到统治这个王朝，将其疆土扩张到了小亚细亚和印度北都。第二阶段，即13世纪，蒙古人吞并了中亚、东亚和俄罗斯，继而侵占了穆斯林控制下的中东地区，从而终止了穆斯林突厥人的扩张。第三阶段（1300-1500年），这个阶段蒙古帝国崩溃，为突厥人的复兴和伊斯兰教进入欧洲和印度扫清了道路。
“偶像破坏者”——马哈茂德
突厥人并非指的是一个种族，而是因为都说突厥语系的某种语言而被联结在一起。他们的体貌特征更接近高加索人种，而不是蒙古人种。到6世纪中叶时候，他们已经统治了从蒙古草原到奥克苏斯河（即阿姆河）的广大平原地区。8世纪开始，由于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并在怛罗斯打败了中国人（751年），突厥人日益受到伊斯兰教的影响。
阿拔斯王朝期间，突厥异教徒屈服在高级文明的诱惑之下，皈依了伊斯兰教。突厥人逐渐加入了哈里发王朝的军事机构，作为机动灵活的骑兵射手，他们很快便凭借着过人的军事素质在军队中日益取代了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的位置。
随着哈里发王朝的日益衰落，突厥雇佣军开始反客为主。他们在巴格达废立君主，并且相继监护了哈里发们。约在970年，突厥人的一支——塞尔柱人顺利进入穆斯林地区，独揽了政权。1055年，哈里发正式宣布塞尔柱酋长托格鲁尔·贝伊为“苏丹”，正式承认了这一政权。此刻，哈里发尽管在名义上仍是帝国的首领，但帝国实际上的统治者已经是突厥人苏丹了。在好战的突厥人的领导之下，帝国的疆土进一步扩张到了两大地区。
1071年的时候，塞尔柱人在曼齐刻尔特战役中大获全胜，并俘虏了拜占庭皇帝罗曼努斯四世。这是中东历史上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从此小亚细亚大部分的地区相继在11至13世纪之间，从希腊和基督教地区变成了突厥和穆斯林地区，一直持续到现在。拜占庭也因此而变得内部空虚，开始走向了衰亡。
在塞尔柱人进入小亚细亚的时候，其他突厥人也向着印度扩张进军。其中一个叫马哈茂德（997-1030年）的人最为着名，他以阿富汗的伽兹尼为基地，几乎每年都在向印度进攻，最终吞并了旁遮普。马哈茂德热衷于捣毁印度的神庙，砸毁印度教的偶像，因而也被人们称为“偶像破坏者”。在狂热的伊斯兰教一神论鼓动下，马哈茂德带领其追随者们到印度不仅仅只是为了掠夺财富，更是为了改变异教徒的信仰，或者直接消灭他们。同时在斗争的，不仅仅是信仰问题，也是一个社会问题：一个社会认为所有人都是兄弟，另一个社会则是以种姓制度为基础。结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印度半岛分裂成信仰印度教的印度和信仰伊斯兰教的巴基斯坦。
来自阿富汗的其他突厥人也跟随着马哈茂德的脚步而来，向南挺进到古吉拉特，向东进入了恒河流域。1192年，他们占领了德里，并将其作为印度突厥苏丹的王国首都。这一次的入侵对印度的佛教寺院造成了巨大破坏，突厥人屠杀了大批的僧侣，以致佛教从此再没能在其发源地上得以恢复。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
在突厥人成为伊斯兰世界的统治者时，一个并不引人注目的首领正在遥远的蒙古开始了他的征服生涯，在他的带领下，最终建立了一个历史上最大的帝国。
成吉思汗，原名铁木真，生于1167年，是一个部落首领的儿子。在他12岁的时候，父亲便中毒身亡，以致他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铁木真精通政治，将忠诚、狡猾、无情的背叛以及自身的勇猛等特点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扭转了地位低下的逆境，并转而将所有对手消灭之后，统一了所有讲蒙古语的部落。1206年，在蒙古各部落酋长会议之上，他被推举为全蒙古大汗，并被尊称为成吉思汗，意为“世界的统治者”。
据说他曾说过：“人类最大的幸福来源于胜利：征服你的敌人，追逐他们，夺取他们的财产，使他们的爱人流泪，骑他们的马，拥抱他们的妻子和女儿。”可见，成吉思汗和他之前的草原征服者们并无多少不同，依然是个野蛮的抢掠者，并且蒙古人也不具备强大的人力资源，所有男女老少加在一起也不过100万人，最多只能够提供125000名的军人，那么，他又是凭借什么能够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的统治者”呢？
首先，成吉思汗十分注意充分开发各游牧武士的内在优势，让他们的日常生活与作战演习训练相结合。武士们身穿皮毛衣服，另外备有新马作为补充，能够在极少休息与进餐的情况下连续行军几天几夜，“闪电战”便是由他们引入13世纪的世界的。蒙古人最喜欢用的战术是假装溃逃，继而再将敌人一举歼灭。除此之外常用的战略还有：将树枝拴在马尾巴上，扬起灰尘，或者让假人骑在多余的马上，让人误以为是大部队在行军。
其次，蒙古人最基本的武器是比英国人的长弓更具杀伤力的大型混合弓，还有其他的装备包括钢盔、轻便兽皮盔甲、马刀，有时还会有带挂钩的长矛和钉头锤。蒙古马也是身经百战，蒙古人仅在空旷的牧区放牧，马匹在漫长的严冬也无避寒之所，甚至没有干草或谷物作为补充饲料，而这些使得蒙古马虽然体格不高大，却十分能吃苦，并且有很强的适应力。成吉思汗还为军队引进了许多新的技术和装备。
最后，蒙古人还是从事间谍活动和心理战的能手。他们会在战前尽量收集地方所有的情报，并派间谍在敌后方散布关于蒙古势力强大，无坚不摧的谣言，使敌人感到恐慌继而畏战。在战斗中，他们还采用残酷的战术：迫使战俘站在队伍前列向自己人进攻；而攻城时候若是稍遇抵抗，便展开屠城。
13世纪初期欧亚大陆的情况也为蒙古人的崛起提供了便利的条件：中国已经分裂成为三个王朝，分别是统治北方的金朝、控制南方的宋朝和西北党项人建立的西夏王朝，没有一个像汉朝或唐朝那样强大的政权可以来制服蒙古人。甚至当时周边的花剌子模和阿拔斯王朝也处于衰落时期。
1205年到1209年间，成吉思汗首先征服了西夏，1211年又占领了长城以北，进而于1213年突破长城防线进入黄河平原。1215年，他已劫掠并占领了北京。1216年辽东沦陷，1218年朝鲜失守，次年喀拉汗国灭亡。并且在1219年到1221年，成吉思汗成功占领了花剌子模。与此同时，成吉思汗因为西夏起来反对他的统治而返回蒙古，指挥了对西夏王朝的征服，并且获得了胜利，这是他生前最后一次战功。不久以后，他于1227年去世。
蒙古帝国
成吉思汗死后王位空缺了两年，最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继位成为大汗，窝阔台在位期间（1229-1241年）继续对中国和欧洲进行征战。1234年，蒙古人歼灭了北方金朝的残兵，随即进攻南宋。历经45年，南宋最终灭亡。与此同时，成吉思汗的孙子拔都率兵15万进攻欧洲西部。1237年秋，他越过伏尔加河中游进攻俄罗斯中部各公国，相继占领城镇，包括现在重要的城市莫斯科。1238年3月，拔都逼近波罗的海沿岸城市诺夫哥罗德，由于担心春雪将骑兵困在泥泞之中，他突然撤兵南下。
1240年夏，蒙古人再次进攻俄罗斯南部，12月占领了俄罗斯古都基辅，对当地的统治极其残暴。第二年，蒙古人继续西侵，进入了波兰和匈牙利，在西里西亚的利格尼兹打败德意志军3万人；然后穿过冰封的多瑙河占领萨格勒布，最后到达亚得里亚海岸。至此，蒙古军队控制了从亚得里亚海到日本海之间的欧亚大陆广大地区。1242年春，窝阔台大汗去世，于是拔都穿过巴尔干地区撤回伏尔加河下游，建立了金帐汗国。
窝阔台的继承者决定完成对中国南部的征服，并推翻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1277年，蒙古军队占领了中国南方大港广州，新大汗忽必烈将帝国首都从蒙古草原上的哈拉和林迁到了北京。之后他又发动了新的战争：从陆路侵略印度支那和缅甸，经水路进攻爪哇和日本。
与此同时，其他的蒙古军队也在中东横行践踏。1258年，蒙古军队占领了阿拔斯王朝的首都巴格达。虽然蒙古人势不可挡，但让人意外的是，埃及马木留克军队却于1260年在巴勒斯坦大败了蒙古人，这标志着蒙古帝国在中东开始由军事胜利走向衰败，就如同其在日本和爪哇的类似失利标志着它在远东的衰败一样。由于不能够扩张，蒙古帝国便开始迅速瓦解。
蒙古帝国衰落的首要原因在于人口的劣势上，他们的人数实在太少，并且都不太开化，正如普希金所说的，蒙古人是“不懂亚里士多德和代数的阿拉伯人”。阿拉伯人拥有自己的语言和宗教信仰，这一语言和信仰成为帝国统一的强大纽带。而蒙古人则不具备这种优势，并且还采用了比他们更先进的属国的语言、宗教信仰和文化，从而丧失了自己的特点。这就是其建立帝国之后不久就崩溃的根本原因。忽必烈迁都北京，他在中国人设计的宫殿中进行统治，举行复杂的儒教仪式，建立新的孔庙。这些都反映出了这一被同化的过程。
蒙古帝国的毁灭不仅在于文化上受到同化，同时也和王朝内部的争斗脱离不了干系。最初，忽必烈曾与弟弟阿里不哥经历了4年的争夺，才如愿取得了皇位。后来，他控制着突厥斯坦的堂弟海都也与他争位，引发了长达40年的内战，最后以双方相持不下而告终。
在忽必烈成为中国皇帝的同时，旭烈兀也成了波斯的统治者。他定都大布里士，建立了所谓的伊儿汗国（意为“附属汗”，即指波斯的蒙古统治者从属于蒙古大汗）。1295年，旭烈兀的继承者将伊斯兰教定为了国教。同样，高加索山另一边的金帐汗国也接受了当地东正教文化和正统的伊斯兰教教义的影响。不久之后，只有蒙古草原上的那些蒙古人仍然保持着纯蒙古血统，他们接受佛教的影响，并从此湮没无闻。
穆斯林突厥人的复兴
在征战过程中，由于蒙古人的人数太少，于是大批的突厥人被召入伍。随着蒙古帝国的分裂，这些穆斯林突厥人立刻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如同在蒙古入侵之前他们在哈里发王朝所做的一样。为了控制欧亚大陆中部平原，一批批军事冒险家脱颖而出，其中最着名的是帖木儿，欧洲人称他为塔米兰。1369年，他占领了撒马尔罕，由此向各处出击，首先消灭了波斯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伊儿汗国，然后打败了俄罗斯的金帐汗国和小亚细亚的奥斯曼土耳其人，甚至还侵入印度洗劫了德里。他决心将首都撒马尔罕建成世界上最好的城市。帖木儿帝国鼎盛时期的疆土从地中海一直延伸到中国边境。1405年他去世之前正准备入侵中国，然而在他去世以后，他所建立的帝国崩溃得比蒙古帝国还要快许多。
继帖木儿之后，穆斯林突厥人在印度和拜占庭的扩张发生了显着变化。13世纪，在蒙古人胁迫下，德里的突厥人苏丹仅控制着印度北部。14世纪，随着这一胁迫的解除，印度突厥人开始向南扩张，沿半岛抵达吉斯德纳河，占领了三分之二的印度半岛领土。然而帖木儿的侵略使得印度北部和中部形成了许多小国，这些小国都由突厥人统治，但没有任何一个能够有足够的力量恢复苏丹的统治。与此同时，伊斯兰教势力的扩张导致印度教教徒的反抗，结果印度教教徒建立了印度教大国维查耶那加尔，其领土包括吉斯德纳河以南的整个印度地区。16世纪，另一个穆斯林突厥人王朝莫卧儿帝国从外部强行统一印度半岛，这里被分裂成了一盘散沙。
这些来自中亚的入侵者，最初是乘塞尔柱帝国衰微之际进入的。1299年，土耳其人的首领奥斯曼宣布脱离塞尔柱君主的统治而独立，并将这个国家从一个地位低下的小国发展成为了一个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伟大的奥斯曼帝国。
1340年，奥斯曼土耳其人完成了对拜占庭的征服，并渡过了达达尼尔海峡，首次插足欧洲，于1354年在加利波利建起了一个要塞。在1362年他们占领了阿德里安堡和1384年夺取索菲亚之后，奥斯曼土耳其人包围了君士坦丁堡。然而，1402年，帖木儿却打败敌人并且俘虏了他们的苏丹。在此后的几十年，奥斯曼土耳其人被迫转移。
然而帖木儿也只是昙花一现，1405年，帖木儿的去世使得奥斯曼土耳其人获得自由并且能够继续对外侵略。1453年奥斯曼土耳其人终于攻陷君士坦丁堡，结束了长达1000年的拜占庭帝国历史。15世纪末，除了几座沿海堡垒由威尼斯控制以外，奥斯曼土耳其人已经统治了多瑙河以南的整个巴尔干半岛。
突厥人和蒙古人入侵的意义
在公元1000年至1500年期间，突厥人和蒙古人的入侵活动使得欧亚大陆上出现了新的势力平衡，而在这之中，伊斯兰教是最主要的，具有决定性的力量。在15世纪后期，伊斯兰教在西方开始海外扩张之前就已经在陆地上开始朝四面八方扩张。奥斯曼土耳其人正在渡过多瑙河进入中欧；而除了东部边缘地区之外，中亚其他地区已经完全皈依了伊斯兰教；莫卧儿人则正要开始对整个印度半岛的征服。除此之外，伊斯兰教从两大中心稳步传入了非洲内地：从北非沿岸穿过撒哈拉沙漠传入西非，从东非沿岸的阿拉伯殖民地传入内地各国。
阿拉伯商人和印度商人还将伊斯兰教带入了东南亚。这里和非洲等一些文明程度较低的地区一样，由于伊斯兰教仪式简单且适应力强，故而让本地人皈依伊斯兰教是比较容易的。所有要成为穆斯林的人只要反复念诵着：“我证明，除安拉外，别无神灵，穆罕默德是安拉的使者。”而新增加的仪式通常会尊重和遵照当地的习俗和传统。因此，伊斯兰教的信仰传播靠的不是剑，而是商人的融入和潜移默化等方式来传播。到15世纪末的时候，伊斯兰教已经向东传播到了菲律宾的棉兰老岛。
在五个世纪中，伊斯兰教传遍了欧亚大陆，领土几乎增加了两倍。7世纪和8世纪，伊斯兰教在扩张初期已经将地中海变成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湖；而到晚期的扩张阶段，整个印度洋都成为了伊斯兰世界的内湖。这意味着，当时从亚洲运往欧洲的所有货物，实际上是通过穆斯林所控制的水路和陆路运输的。在1240年后的几十年里，蒙古帝国虽然使得欧亚大陆之间的安全旅行和贸易成为可能，但这几十年只是伊斯兰教扩张中的一个小插曲，在这一段时期，穆斯林突厥人控制着中亚和中东，在中国和西方之间筑起了一道屏障。到1500年的时候，伊斯兰教的扩张已经成为了一股世界性的力量，深刻地影响着世界事务的进程。
突厥人和蒙古人的侵略还促进了欧亚大陆间的相互影响。在技术领域里，由于蒙古统治下的和平时期，一大批的中国发明开始广泛传播，包括火药、丝绸、机械、印刷术和高铁炉等。在伊儿汗国统治下的波斯，由于所处的地理位置特殊，被东西方同时影响的情况也随处可见。据了解，中国炮兵在蒙古军队服役之际曾去过波斯；有中国人曾在波斯传播过天文学原理；在伊儿汗国的朝廷里，也曾有过中国医生；中国的艺术家曾对波斯的微型绘画产生了不可磨灭的影响。而欧洲的影响则主要是表现在贸易和外交领域之中。意大利商人们聚居在首都大布里士，生意十分兴隆，伊儿汗国还从他们中间征募过一些使者和翻译出使欧洲。其中就有着名的马可·波罗，他护送一位蒙古公主从中国来到了波斯与大汗完婚，之后又继续向着威尼斯航行。
这种互相影响所提供的机会，充分被欧洲形成的新文明所利用。尽管伊斯兰教兴起于阿拉伯半岛，但它却非常善于接受已经形成的伟大文明，这引起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和希腊唯理论哲学及科学之间必然、内在的紧张关系。哈里发马蒙（813-833年在位）早年曾经大力支持希腊古典名着的翻译，信奉唯理论者的学说认为《古兰经》是人创造的，并不是永恒的。但他的继承者们则相反，他们支持保守的神学家，指责所有科学和哲学的揣测。
中世纪早期，蛮族入侵之后，这种经院哲学在西方也十分盛行。罗马教皇统治文化生活之际，神学被公认为是各门科学之首。而在伊斯兰教世界，随着十字军、柏柏尔人、贝都因人、塞尔柱人和蒙古人等蛮族的一系列入侵，人们在面临巨大灾难之际，为了寻求安慰，只得求助于宗教信仰。
伊斯兰教着名的神学家加扎利（1058-1111年）在《哲学的矛盾》一书中攻击了所有的世俗学派。他争辩说，神的启示是真理的最终源泉，理智应用于摧毁信任本身。伟大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之父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的着作也反映出了正统经院哲学的影响之广大。
而正是由于经院哲学的阻碍，伊斯兰世界中的智力与创新的发展停滞了。在欧洲思想极度活跃的时期，伊斯兰教却满足于死记硬背的教科书。公元800至1200年间，伊斯兰世界远远超过西方，但是到16世纪的时候，这种差距已经消失了。此后，西方迅速发展，将伊斯兰世界远远丢在了后面。
西方和欧亚大陆之间的其他文明也大都如此，其原因在于，只有西方完成了向近代思潮的重大转变。印度和拜占庭在伊斯兰教的征服之下陷入停滞不前的状态。而中国人则由于强烈的民族优越感而固步自封。而俄罗斯在1480年推翻蒙古统治后，长久的创伤却依然存在，蒙古人的思想和习俗已经为莫斯科大公国和东正教的专制主义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这一整体保守的格局之中，西方却是一个例外，只有西方出现了以新技术为基础的现代文明，这一文明传遍了全球。如前所述，蛮族的入侵造成了毁灭性的冲击，同时也是西方独特性的原因所在：它埋葬了古典文明，使得新的观念和制度得以生长。而伊斯兰教世界的文明、儒家文明与先进的西方文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三、传统的拜占庭文明
拜占庭是欧亚大陆上从古典时代一直毫不间断发展到近代的少数几个传统文明之一。但是传统的中国文明得以持续到1912年，拜占庭则于1204年就已崩溃，之后又于1261年得以部分恢复，苟延残喘到1453年最终灭亡。其原因在于拜占庭地理位置最易遭受攻击，持续遭遇着一系列的侵略，所以其文明最先遭到了灭绝的命运。
拜占庭的出现
在帝国统治的持久和范围方面，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的首都能够与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辉煌相媲美。
君士坦丁堡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公元前7世纪，当时它是希腊城邦迈加拉的移民所建立的一座殖民城市，希腊文名为拜占蒂翁，拉丁名字是拜占庭。它所处位置非常重要，但在以后的1000年中它只是一座二流的商业城市。其原因便是蛮族色雷斯人的存在，切断了它同内地的联系。后来，图拉真皇帝及其继承者们的征服使内地处于罗马帝国的控制下，结束了它的不利状况。因此当拜占庭改名为君士坦丁堡的时候，它的陆疆及水域都已经达到了非常稳定的地步，甚至在导致西罗马灭亡的蛮族进攻面前也岿然不动。
君士坦丁堡扮演拜占庭帝国首都这一角色长达1000年，1453年落入奥斯曼土耳其人手中后，又成为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首都，奥斯曼的疆域也随着帝国军队的征服而不断扩张，最后包括了从摩洛哥到波斯，从威尼斯到印度洋的广大地区。在土耳其共和国取代了奥斯曼帝国之后，基马尔·阿塔图尔克将首都从博斯普鲁斯海峡沿岸迁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上的安全地带，即安卡拉城。
君士坦丁堡地处欧亚两洲之间的重要位置，南临马尔马拉海，北濒博斯普鲁斯海湾，从而形成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港口，即所谓的金角湾。由于它的南北两面都有一条狭长并且能航行的海峡，这座城市被两扇海上大门保护起来，还可以阻隔无论是从爱琴海还是从黑海来的敌船。为了加强这些天然的防御，拜占庭皇帝又修筑了两堵高大的城墙，同巴尔干山脉连在一起，保卫了君士坦丁堡的陆上通道。完美防御使得这座城市即使一直遭到围攻，却仍然能够保存下来。
西罗马帝国的罗慕路斯·奥古斯图卢斯皇帝于476年被废黜之后，东罗马帝国的皇帝并未灰心。查士丁尼一心恢复罗马帝国，因此他从蛮族那里夺取了北非、意大利及西班牙部分地区，但是这个政权的存在十分短暂。多瑙河边境，阿瓦尔人同斯拉夫人向南涌入巴尔干地区；而东部，波斯人占领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并在君士坦丁堡对面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安营扎寨。
在希拉克略皇帝（610-641年在位）领导下，拜占庭对敌人进行了反击。627年希拉克略大败波斯人，并使他们归还了所有占领的拜占庭土地。但与此同时，斯拉夫人却已经占领了巴尔干半岛北部大部分地区，并在此定居，之后，斯拉夫人渐渐从侵略者变成了移民。
几个世纪之后，这些散居在巴尔干半岛的人以不同的方式发展成为了四大种族，即：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岬角地区的斯洛文尼亚人；居住在德拉瓦河和亚得里亚海之间地区的克罗地亚人；居住在亚得里亚海和多瑙河之间的巴尔干半岛中部地区的塞尔维亚人；以及居住在黑海沿岸其他地区，不久便自称为保加利亚征服者的斯拉夫人。
7世纪后期，拜占庭帝国遭到阿拉伯人海上袭击和保加利亚人陆上进攻的双重威胁。从669年起，君士坦丁堡数次遭到阿拉伯人的围攻。与此同时，拜占庭还受到来自北方的保加利亚人的威胁。
原为叙利亚军事长官的利奥趁着阿拉伯人围攻君士坦丁堡之际夺取了拜占庭政权，并粉碎了阿拉伯人的围攻，将其赶出小亚细亚。在利奥三世（717-744年在位）统治末期，帝国边境比较稳固，但其疆土却已比从前小了许多。
拜占庭疆界退守到托罗斯山脉，这一收缩反而加强了拜占庭。托罗斯山脉是希腊人小亚细亚和日渐形成的伊斯兰教核心地区之间的分界线，这一分界线由于穆斯林内部的骚动而得到加强。750年阿拔斯王朝的建立结束了这种骚动。伊斯兰教帝国迁都后的扩张重点也转向东方。因此在11世纪好战的突厥人出现以前，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尚且能够和平相处。
8世纪，经过收缩的拜占庭帝国比起此前查士丁尼时期那个寿命短暂的帝国来说，其民族结构更加单一，东西方各省剩下的文化核心部分基本上是希腊成分占绝对主导。这样，从6世纪东罗马帝国到8世纪拜占庭帝国的转变也就完成了。这是一个文化上与东方的伊斯兰教帝国和西方的新欧洲都截然不同的国家。
拜占庭的黄金时代
拜占庭帝国在9世纪初至11世纪初期间处于极盛。当时帝国的行政区划分完全以省为基础，希拉克略皇帝为了应对外来危险而将行政军事化。帝国将各省的土地作为服兵役的报酬分给农民耕种，农民们负担了巨额的捐税，以此来充实国库。
自由农民村社是拜占庭经济的一大基础，村社同大地主的庄园一起支撑着帝国经济的发展。自欧亚大陆各地运经君士坦丁堡的大量货物同样也很重要，这些货物包括黑海地区的奴隶和盐，印度的调味品、香料和宝石，埃及的纸莎草和粮食，中国的丝绸和瓷器以及西方的银、铁器、亚麻布、棉花和毛织品。
政治、经济以及军事实力的增长使拜占庭的皇帝们能够再次发动征服战争，这些战争使他们重新收复了克里特岛和塞浦路斯岛，从而阻止了阿拉伯海军对爱琴海域的侵袭。帝国的疆土也扩大到叙利亚北部、亚美尼亚和格鲁吉亚。1014年巴西尔二世在巴尔干半岛北部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从此被称为“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
这是一个在文化上稳定而统一的时期，拜占庭人仍称自己为罗马人，但帝国通用的书面和口头的交流语却是希腊语。被征服的克里特岛上的穆斯林，以及巴尔干北部的斯拉夫人都皈依了东正教，促进了宗教的同一性。865年，保加利亚大公鲍里斯为报答拜占庭对他发动征服的承认而接受了东正教，随后几年，拜占庭传教士为保加利亚人提供了字母表，并将《圣经》翻译成了保加利亚语，筹备了斯拉夫人的礼拜仪式。大约与此同时，塞尔维亚人也皈依了东正教。
拜占庭皇帝和东正教主教之间密切的相互支持，使得帝国的统治更加稳固。拜占庭皇帝不仅自称为“奥特克拉特”，即君主，而且还自称是“艾沙波斯特罗”，相当于传道者。东正教教会必须依附于拜占庭朝廷，更是举国公认传承已久的准则，10世纪选举君士坦丁堡大主教的仪式书明确规定了这种从属关系。
拜占庭与西方和伊斯兰世界在这几个世纪中逐步形成了一种适度的和平共处关系，使得拜占庭能够稳定地发展。这些特点和明朝时期的中国有着相似的地方。
拜占庭的灭亡
1025年，“屠杀保加利亚人的刽子手”巴西尔二世去世时，拜占庭帝国的显赫地位正是如日中天。而此时，阿拉伯的伊斯兰教世界则已经分裂，对帝国不再构成威胁。但是就在巴西尔去世后的短短半个世纪里，拜占庭帝国便陷入了困境，随后不到两个世纪，即1204年，其首都便落入了西方蛮族的手中。
导致拜占庭实力急剧倒退的一个原因是巴西尔二世的继承者软弱无能，无法掌控军队。各省的军事将领反抗之声不断增长，军事将领与各省大地主联合起来，破坏了帝国的军事体制。同时，严重的经济失调也大大削弱了帝国。私人和寺院占据大量地产使帝国财政收入减少，软弱的巴西尔继承者减免大地主的大部分捐税之后，朝廷更加入不敷出。
西方的诺曼人冒险者最初是拜占庭的雇佣军，但随着拜占庭内部的衰弱，他们转而进攻帝国，占领了自查士丁尼征服时期以来一直属于拜占庭的意大利南部领地。同样的，东方的塞尔柱突厥人也反客为主，于1055年占领了巴格达，建立了塞尔柱帝国。这些突厥人复兴了伊斯兰教世界，重新统一了印度和地中海之间的广大地区，并陈兵托罗斯山脉。
这便是1071年拜占庭帝国发生两大灾难时候的背景，这两大灾难的发生标志着帝国长达数世纪的衰落就此开始了。一个灾难发生在意大利南部的巴里，诺曼人占领了拜占庭唯一残存的据点。另一个灾难发生在小亚细亚的曼齐刻尔特，塞尔柱人在一次重大战役中击败了拜占庭皇帝，使得小亚细亚成为了突厥人的根据地，这对拜占庭而言是更为决定性的打击。这一战役之后，敌对双方的皇帝为了争夺拜占庭皇位而各自雇佣了突厥军队相互争斗，使得突厥人得以随意进入小亚细亚，小亚细亚逐渐从东正教拜占庭势力的基地成为了突厥民族的中心地。
拜占庭皇帝亚历克塞·康尼努斯（1081-1118年在位）给予威尼斯人极大的商业特权，以此来换取他们的支持，共同反对诺曼人。他甚至还向天主教国家求援，反对穆斯林塞尔柱人。然而他并没有得到他想要的外国雇佣军，而是得到了大批涣散的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这些十字军是由诺曼人所领导的，而亚历克塞有充分的理由不信任这些诺曼人。东、西两个基督教社会的接触导致了彼此间的公然敌对和怀疑，他们彼此都不喜欢对方。
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了第四次十字军东征，这次东征被形象地称为“商人的东侵”。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由解放耶路撒冷这一最初的目的改为进攻君士坦丁堡。1204年春，法兰克、威尼斯、佛拉芒和日耳曼联军攻陷君士坦丁堡，使其遭受了冷酷无情的屠杀和掠夺。
拉丁人在拜占庭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自己的封建国家：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了一个拉丁帝国，在塞萨洛尼基建立了一个拉丁王国，在希腊建立了几个拉丁国家。威尼斯商人则占领了君士坦丁堡四分之一的领土，兼并了许多位于通往地中海东部道路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岛屿和港口。然而，当地的希腊东正教居民对这些新的国家充满敌意，而拉丁人所面临的，不仅是巴尔干半岛内地的塞尔维亚和保加利亚王国，而且面临着三个相继建立的希腊国家：一个是位于伊庇鲁斯的贫穷的阿尔塔，一个是位于黑海南岸的孤立的特雷比藏德，还有一个是位于小亚细亚西部的，唯一有能力组织希腊人抵抗外来统治的尼西亚。
凭借着外交手腕和军事势力，尼西亚统治者逐步削弱了拉丁帝国的力量，使其最后只剩下君士坦丁堡这一城市。1261年，拉丁皇帝未进行任何抵抗便逃离了君士坦丁堡，尼西亚皇帝米海尔·巴列奥略在公众的欢呼中庄严地进入了皇宫。
然而这个没落的帝国前景并不比此前的拉丁帝国更有希望。在亚洲，它面对着难以对付的突厥人；在欧洲，它被残留在希腊的各拉丁小国和北部的塞尔维亚人、保加利亚人所包围。除去外部的危机以外，帝国内部的经济也已经破产。因此到14世纪中叶时期，皇帝们被迫将自己的货币贬值，并被迫将王冠珠宝典当给威尼斯银行家，不断增长的捐税使得穷人们举行起义，社会冲突使得城市四分五裂。
1342年至1349年，被称为“狂热派”的革命派领袖们统治了塞萨洛尼基，他们减轻穷人的捐税，废除穷人的债务，没收寺院的土地分给穷人。他们采取了公共民主制，其政治纲领似乎受到意大利共和制城邦的影响。然而拜占庭帝国仍然不能忍受蓬勃发展的变革运动，在塞尔维亚人和突厥人的援助下，皇帝镇压了“狂热派”。
为了得到西方人的援助以抵御日益逼近的土耳其人，拜占庭皇帝曾先后三次许诺让东正教归顺罗马教皇，从而导致内部民众的激烈反对。
1453年，当土耳其人兵临城下之际，君士坦丁堡人口已经减少到50000至70000人，所有能参加守城的力量总共不过9000人。而由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率领的奥斯曼军队则至少有80000人。最终在5月29日，君士坦丁堡被攻克，胜利者屠掠三日，终结了拜占庭帝国1000年的历史。
拜占庭的遗产——第三罗马帝国
尽管拜占庭的历史已经走向终结，但拜占庭的制度和文化却没有就此毁灭，而是仍在一部分斯拉夫人中继续生存。
斯拉夫人起源于今俄国和波兰的多沼泽的边境地带，并向平原扩散。向西迁徙的斯拉夫人形成了今天的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波兰人，他们都称为西斯拉夫人。他们受到西方的影响，信仰天主教，使用拉丁字母；而那些渡过多瑙河，移居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人，就是今天的斯洛文尼亚人、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保加利亚人，前两者接受了西方的文化，而后两者则受到了君士坦丁堡的影响；最后，向东迁徙的是前苏联斯拉夫人的祖先，这些东斯拉夫人就是前苏联北部的大俄罗斯人、南部地区的小俄罗斯人即乌克兰人和西部边境的白俄罗斯人。
早期俄罗斯人在同南面进行贸易之际，还借鉴了其他民族的文化。据11世纪末至12世纪基辅僧侣编纂的编年史记载，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认为，斯拉夫人的原始崇拜不合适，于是便考虑了诸宗教代表所阐述的论点，最后选择了东正教。大约在988年皈依东正教之后，弗拉米尔下令捣毁了所有异教神像。
弗拉基米尔接受东正教，并非仅仅是宗教信仰的改变，它对俄罗斯人的风俗以及以后的历史产生了普遍而深刻的影响，以拜占庭为模式的教会统治集团已经组成，东正教给俄罗斯带来了拜占庭教会的法律，建立了宗教法庭。
其后于1237年，蒙古人如同席卷欧亚大陆大部分地区那样横扫了整个俄罗斯领土。随后进行了两个世纪的蒙古统治。
在蒙古人的统治之下，俄罗斯人渐渐恢复着实力，他们在远离平原的森林深处发展起一个新的民族中心——莫斯科大公国。被认为是俄国第一位民族统治者的伊凡三世（1462-1505年）征服了邻近的几个公国，并利用蒙古人内部出现的分裂，成功地向蒙古人的统治挑战。1472年，伊凡成功抵抗了金帐汗国大汗派出的军队，蒙古对俄罗斯的统治实际上已经结束。
1472年，伊凡和索菲亚的婚姻得到了罗马教皇的赞同。索菲亚是1453年在君士坦丁堡城墙上被杀的拜占庭末代皇帝的侄女，她曾流亡罗马，并皈依了天主教。罗马教皇试图通过这桩婚姻来促成天主教与俄罗斯教会的联合。结果事与愿违，索菲亚和伊凡结婚之后立即恢复了对东正教的信仰，莫斯科宫廷的宗教仪式和信仰日益拜占庭化。
在15世纪末，修士菲洛修斯曾写信给伊凡，他说：
“古罗马教会之所以灭亡，是因为阿波利那里斯的异端说；至于第二罗马教会，即君士坦丁堡教会，则是被以实玛利的后代的斧头砍倒的；而新的第三罗马教会——神圣使徒教会——在您强有力的领导下，照亮整个世界，比太阳还明亮。整个东正教世界都归您统治，您是世界唯一的君主，基督教徒唯一的沙皇……前两个罗马虽已灭亡，第三个却依然耸立，而且绝不会再有第四个。”
伊凡完全接受了这一信条，在索菲亚的怂恿下，他效法前君士坦丁堡皇帝，成为沙皇和专制君主，使俄罗斯完全拜占庭化。拜占庭在作为第三罗马帝国的俄罗斯土地上得以继续生存。
四、传统的儒家文明
隋、唐继承了汉朝之后的文化，使得中国文明继续沿袭传统道路发展。在这之后的1000年，对于中国人而言，是一个伟大的黄金时代。中世纪时期的中国，是世界上最富饶、人口最多，并且在许多文化方面都最为先进的国家。
然而，也正是在这1000年中，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空前稳定，致使中国处于一个相对静止的地位，最终被风云变幻的西方弄得四分五裂。但不可否认的是，整整1000年中，中国文明以其顽强且独特的生命力，始终处于世界领先地位。
从隋朝到大唐帝国
隋朝（589-618年）在经历了长期的混乱之后，和大约早它8个世纪的秦朝一样，重新统一了中国，同时也如同秦朝一般，在整个过程之中沉重地压迫了人民，遭到了众多既得利益集团的反抗。
秦朝统治者最伟大的贡献莫过于统一全中国，修建公路，建筑长城，统一度量衡，扩大并巩固疆土。而隋朝也和秦朝有着惊人的相似，他们重建了部分失修的万里长城，并开挖了大运河的主要河段，这些事情穷极民力财力，但是却恩泽子孙万代。同时，隋朝的统治者也同样不甘沉寂，进行着一系列开疆拓土的战争，这些战争使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包括台湾、印度支那的安南和占婆以及西北部的甘肃在内的地区。但是，征服最北部的三个辽东王国却惨遭失败。
统治者无休止的征战，国家沉重的赋税，使得士兵与农民都开始造反。隋炀帝逃到南方之后，于618年被暗杀。争夺皇位的获胜者建立了唐朝——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时代。
唐朝的统治者并没有放弃帝国的扩张，通过一系列的大战役，唐朝的疆域面积甚至超过了汉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控制了整个塔里木盆地，并越过帕米尔高原，控制了奥克苏斯河流域各国，以及整个阿富汗印度河上游地区。在当时，能够与唐朝匹敌的只有阿拉伯帝国。
在汉朝时候，强大的地方家族成功地与中央政府相抗衡，而佛寺的出现更是加速了国家的分裂。为解决这些问题，隋、唐时期，官僚们提出了“均田制”，即：政府将一些被荒废的土地开垦，分给每个强壮的自由农民。这些自由农民获得了自己的土地，然后向国家缴纳税收。这一举动不仅增加了国家的税收，同时也大大削弱了拥有土地的大家族对于民众的控制权。此外，农民们还接受军事训练，从而加强了帝国政府的军事力量。
为了巩固帝国的统治，发展一批有才能的官僚队伍是政府的迫切需求。此前，隋朝就恢复了汉朝时候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而唐朝则继承并发展了这一制度，影响了中国文人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正式确立。
一个文人要通过科举而走上官僚道路，需要经历一个漫长而艰辛的过程：
首先他要参加地方上的考试，每两、三年举行一次，接着要参加县城的考试，通过之后有资格担任比较小的官职，并可以参加省城的乡试。乡试每三年举行一次。若是通过则能够参加京城的会试，通过会试的人，则有资格担任一些比较高的官职。再之后，最高一级的考试，便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殿试，通过的人能够进入当时中国最高的学术团体——翰林院。
从理论上来说，科举制度为广大的读书人提供了一个平等竞争的机会。但是从实际上来说，十年寒窗苦读，需要强大的财力物力作为支持，这一点从根本上来说，依然有利于那些拥有足够财力物力的人。另外，这一制度虽然培养出了有学识的知识分子，却也扼杀了有创造力的人才，使得中国相对孤立地处在了一个相对静止的空间。
对于外国人来说，唐朝是中国一个非常开放的时期，而这种开放，在宗教信仰上体现得尤为明显。
佛教最早是在汉朝由印度传入中国的，在汉朝之后的动乱时期，儒教日益受到怀疑，而就在这个时候，佛教的影响则迅速增长，在唐朝初期达到了顶峰。因而这一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有时被称为“佛教时期”。
佛教虽然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敛聚了巨额的财富，然而却并未改造中国社会，而是完全地中国化了，同时还十分有助于新儒学的产生。由于宗教信仰的自由，各佛教宗派逐渐形成，当时最着名的是禅宗派，后传入了日本。这一宗派强调默坐专念和自主自立，这些都和国家的观念——宗教应为国家利益服务所相悖。刚开始，政府企图拉拢控制寺院和庙宇，在这种企图遭遇失败之后，政府开始垂涎寺院在数个世纪里所累积起来的巨大的财富和地产，最后采取了彻底的迫害政策，大大削弱了佛教的力量。
在帝国走向衰落的最后一个半世纪中，政府面临着种种问题：财政入不敷出；人口增长大于土地供给；富人再次压迫农民，大肆实行土地兼并。在形势不断恶化这一时期，京城的富人们却依然过着奢侈的生活，再加之连续的干旱和普遍的饥荒，民众怨声载道，叛乱频发。
907年，叛军首领朱温废黜了唐朝的末代皇帝，洗劫了长安城，由此开始了持续半个多世纪的“五代”时期。最后，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将领——赵匡胤重新统一了全国，建立起了一个新的王朝——宋朝。
宋朝的黄金时代
宋朝和唐朝一样，其统治持续了大约三个世纪（960-1279年）。虽然统治时间并不短，但宋朝却难以再现唐朝的辉煌。
相比于唐朝的统治者，宋朝皇帝显得十分软弱无能。首先在对外关系上来说，宋朝皇帝显得十分被动，他们从未发动过大的战役去恢复曾经帝国在欧亚大陆中心地区的疆土，宋朝的第二任皇帝甚至只是想从游牧民族的控制下收复北京和长城之间的领土（幽云十六州），却依然是遭遇失败。而他的继承者最后干脆放弃了这一地区，甚至开始每年向游牧民族“送礼”，实际上相当于是变相的纳贡了。
在疆域的扩张上，宋朝没有任何贡献，它从未收复东北领土，也未收复西北领土，而西北地区正是到达西方的陆上必经通道。
游牧民族对于宋朝的入侵十分容易，而宋朝的“送礼”政策实行了整整一个半世纪。当来自满洲北部的新入侵者击败了东北地区统治的游牧民时，宋朝的皇帝突然大受鼓舞，轻率地决定出兵收复东北领土。可是这场战役非但没有取胜，反而遭遇了重创，导致北部地区遭到大规模的入侵。宋朝防御土崩瓦解，朝廷只得留在长江流域和南方地区。因此，宋朝的前半期，也就是960-1127年，被称为“北宋”，而宋朝的后半期，也就是1127-1279年，被称为“南宋”。
宋朝虽然在政治方面没有获得太多成就，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文化领域以及商业领域却取得了傲人的成就。
从文化领域来说，在这几个世纪中，出现了佛教经文和儒家经典的大百科全书；许多学者撰写了较为全面的各朝历史内容；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的杰作也大批涌现；书卷上的书法艺术同绘画一样受到了高度的评价；精美的瓷器几乎如同玻璃一样透明，薄如蝉翼；印刷术的发明被用来印刷大量佛经；科学技术也取得了非凡的进展。
技术的稳步发展提高了传统工艺的产量，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使作物从一季一熟达到一季两熟，此外，宋朝还兴修水利，据估计，11-12世纪，水稻的产量增加了一倍。经济生产率的显着提高，使得在商业领域，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变革，对整个欧亚大陆都有着重大的意义。
生产率提高使得人口的相应增长成为可能，而人口的增长又反过来进一步推动了生产。如此往复，推动了贸易量的增长。而对外贸易的突飞猛进，比国内贸易更为显着。
其实从汉代起，中国对外贸易已具一定规模，到了唐朝，尤其是宋朝，对外贸易到达了一个巅峰。而推动这一迅速发展的基础，除了经济生产以外，航海技术的改进也十分重要。最后，阿拉伯商人和水手对于贸易的积极性，也加快了贸易的发展。
结果，海港首次成为了中国与外界联系的主要媒介，而宋朝时期的中国人也首次大规模直接从事对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的中间商。宋朝时期的中国正朝着一个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然而，可惜的是，这一潜在的可能却并未成为事实。
元朝蒙古人的统治
南宋时期，虽然它的统治仅限于半个中国，但这半个中国地区却是格外的安宁，繁荣。而与此同时，在中国的北部，则是由一支国号“金”的女真人统治的国家。大约在1215年，金向南宋求救，共同对抗将他们赶出北京的那些难以对付的蒙古人。彼时南宋还不知道蒙古人的强大，派出了擅长围攻战的步兵予以援助。
然而，南宋的援助并没有改变金国的命运，1234年，金灭亡，而南宋皇帝便试图将中国的北部也纳入其统治范围。这一举动惹怒了蒙古人，蒙古人立即入侵了中国南部。战争持续了几十年，直至1279年，宋朝末代皇帝死于一次海战，宋朝终于灭亡。一个新的蒙古王朝——元朝，从此开始了它的统治，直到1368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完全由少数民族所统治。
起初，这些游牧民族企图将新臣民并入传统的蒙古部落社会，但这显然是不可行的，习惯了城市生活的民众，不可能放弃本来的生活方式而进入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于是蒙古人建立了与此前中国统治者所建立的基本相同的行政机构。但蒙古人并不愿意就此丢弃自身的特点，他们有意地雇佣了许多外国人到政府中任职，以此来与多数的汉人相抗衡。而这些外籍官员中最为着名的一个，就是马可·波罗。
忽必烈将首都从哈拉和林迁至了北京，履行传统儒家的帝国仪式，他还试图通过一些对文人学士的优惠政策，例如免除他们的赋税，以此来拉拢人心，但这些文人学士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仍然与少数民族政权不和，这与忽必烈雇佣外国人任职，以及对各国宗教的宽容和庇护脱不了干系。
宋朝是最先使用纸币的，蒙古人统治之后对于纸币的运用予以了进一步的发展。马可·波罗一再对纸币表示惊讶。
1294年，具有雄才伟略的忽必烈驾崩，终年80岁，他的孙子——颇具才干的守成之君铁穆耳继承了皇位。然而铁穆耳在位时间不长，他之后的大汗们都软弱无能，终日沉湎酒色。于内，朝廷内部自相残杀；于外，黄河时常泛滥，天灾连年，不多久，各省份纷纷爆发起义。在混乱的局面之中，一位能干的平民凭借其天赋的才干，在危机时期揭竿而起，结束了乱世，成为“天子”，在1368年，建立了汉族人重新统治的明朝，并且一直延续到了1644年。
明朝的强权统治
从推翻蒙古人的统治到共和国的出现，这期间经历了500多年，明（1368-1644年）、清（1644-1912年）两代对中国几个世纪的统治构成了人类历史上行政管理井然有序、社会生活安宁稳定的一个伟大时期。而之所以出现这样空前持久的稳定局面，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新儒学”占据了绝对统治地位；二是政府高度集权的强权统治。
“新儒学”主要产生于唐朝灭亡之后的混乱时期，在当时，人们显然意识到当代所需要的东西已经超出了死记硬背的儒家经典的范畴，许多学者开始着手彻底地重新认识人类和宇宙的问题。当时从事这项工作的主要人物就是朱熹。
朱熹对中国儒教世界的影响堪比托马斯·阿奎那对西方基督教世界的影响。朱熹将当时中国人的思想融入了新儒学，以其非凡的理解力和说服力阻止了哲学的进一步发展。尤其在明朝时期，对于刚从外族的蒙古人统治下解脱出来的学者们，重新找回过去的传统是最迫切的需要。在这样的气氛之中，朱熹被认定成为了最终的权威。明朝一位叫薛瑄的学者甚至说：“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着作，直须躬行耳。”考亭是指朱熹创立的考亭学派，整句话的意思是说，自朱熹以来，真理已清楚地昭示于世界，人们不再需要什么着作，要做的只是实践。
这一新儒学构成了中国官方的正统观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后期。这样的结果越发加强了社会的僵化，从根本上保持了独特而历史久远的中国文明的延续，但同时，也形成了一种与外界所有的独创性和新观念相反的，显得荒谬而可笑的循规守旧。
新儒学固然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但之所以能使得中国社会保持这样的相对静止，还得归因于朝廷的强权统治。
明朝时期，地方贵族与官僚之间拥有着异常紧密的联系，可以说，在明、清两代，中国是由地方贵族和官僚联合统治的。明朝的官僚和贵族们占有了过多的土地，以至于他们完全垄断了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在此前的朝代中，偶尔有些王朝曾试图强行重新进行土地分配，或其他类似的改革，但明清的统治者们却是尽量避免和贵族霸权发生任何的冲突。
政府给予贵族极大的庇护，却极力控制和压迫商人阶层。中世纪时期，许多主要的技术发明出自中国，却被西方国家充分利用，这与政府打压商人阶层不无关系。在西方，资产阶级从一开始便拥有了相当大的自治权，在利润的刺激之下，商人们极尽所能，火药、指南针、印刷术和远洋船只等技术得到充分的利用，这些发明对于欧洲，甚至之后整个世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然而在中国，这些是不可能发生的。中国的商人通常要加入由行业首脑领导的地方行会，而这些行业首脑需要得到政府的许可，并奉命负责每个行会成员的经营。更重要的是，政府垄断了许多重要商品的生产和消费。这种高度的集权，剥夺了经济发展的自由，同时也使得官僚和贵族拥有了极大的权利，助长了腐化堕落之风。
当时中国统治阶级竭力反对海外扩张。在欧洲人到达之前，中国移民实际上控制了西班牙殖民地马尼拉的经济生活，这里的中国人数目远远超过了西班牙人。1603年，马尼拉的中国人遭到了一次大屠杀，然而对于这一次的大屠杀，政府并未给予任何的庇护，反而谴责所有在海外的中国人都是祖宗的逆子，是不值得皇帝关心的人。1712年，皇帝颁布了一条敕令，禁止中国人在东南亚经商和定居。五年后，另一条敕令颁布，允许定居国外的人返回家乡。1729年，又一条法令颁布，规定了具体的回国日期，逾期则将不许回国。
可就在不久之前的15世纪早期，明朝以其杰出的技术领先于世界航海业。然而，在这个时候，皇帝却下诏，禁止进一步海外远征，并强迫立即执行这一命令。下诏的动机无人知晓，然而，政府高度集权的强权统治，以及对商人强力的打压，使得这一不合情理的诏令顺利实施，将全世界的海洋留给了西方的冒险家。在短短的几个世纪里，伟大的“天朝”黯然失色，而西方“蛮族”却创造着辉煌走向了历史的前台。
儒学影响下的日本
中国的文明源远流长，深刻地影响了周围的国家。在这些国家之中，日本是一个相对比较特别的国家，并且在历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
日本历史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岛国地理位置的影响。可以说，日本离大陆非常近，近到足以从伟大的中国文明之中得到一些益处；但岛国的与世隔绝又可以说，日本离大陆非常远，远到可以随意选择接受或拒绝。而正是由于它所处的特殊的位置，日本这个擅长于借鉴的民族，才能将借鉴而来的东西，更多地发展出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化。
日本人基本上属于从东北亚迁移而来的蒙古种人中的一支，最初居住在北方诸岛的多毛的高加索虾夷人，可能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由南方迁移来的马来人和波利尼西亚人可能也有助于该种族的形成。
早期的日本由许多氏族组成，每个氏族由世袭的祭司族长统治，在近公元1世纪末时邪马台氏族征服了其他氏族，建立了一个松弛的政治和宗教的霸权，天皇便是首领，其氏族之神成为了全民族的神。
6世纪起，中国文明大规模地传入了日本，与此同时，由朝鲜传入日本的佛教成为了文化变革的媒介，各式各样的人渡海而来，带来了新的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游历“天朝”的日本人，也作为热情的皈依者，带来了一系列的新变化，最终导致了日本的大化改新。
大化改新于645年开始，试图将日本改革成为一个类似与唐朝的中央集权国家，其模式都以唐朝为样本，天皇就如同皇帝。但实际上，当时的天皇还远远不是一个国家中无可争议的首脑，在这个改革的过程中，藤原家族完善了日本的双重政府体制。也就是说，由他们来实际统治国家，为天皇选择皇后，担任行政和军事的高级职务，而天皇并不治理朝政，也不与民众接触，他的职责便是保证他的王朝世世代代有人继承。这种双重政府体制是日本独特的文化，一直被保持到19世纪日本的国门被欧洲人打开为止。
在文化上，日本人同样借鉴了中国的模式。日本人借用了汉字，但发展出了属于自己的书写体系；借鉴了儒家的学说，但根据当时的社会需要更改了它的道德标准和政治学说。在保留本土的神道教的同时，日本人还接纳了佛教，但同样对其进行了修改。虽然京都的建立也以唐都长安为模仿对象，但其中的庙宇、楼阁、神龛和花园等又不失自身的特点。
到12世纪时，日本的这种体制陷入了不可挽救的破坏之中。当权者日渐颓废，贪得无厌，利用一系列对自身优惠的政策来大肆敛财。例如由于存在土地免税制度，于是有势力的地方家族和佛教团体便开始了对土地无止境的掠夺，以致12世纪末，纳税的土地只占了整个耕地面积的百分之十，甚至更少。
国家的实权，渐渐转移到了地方各封建领主集团的手中，各集团之间为了争取更多的土地而争斗。16世纪初，日本的大地主，即“大名”达到了几百个，争夺着统治全日本的霸权。
大名控制时期的日本经济取得了飞速发展，而其发展也大大推动了日本内外贸易的发展。其实早在12世纪的时候，野心勃勃的日本人已经开始渡海到朝鲜和中国，为其贸易和海上掠夺作准备。后来到15世纪后期，这些海盗兼商人们已经活跃于整个东南亚。然而，日本对外扩张的这一趋势却由于西方强国对东南亚和东亚海域的入侵而撤回到了与外界隔绝的境地之中。
17世纪初，德川幕府采取了锁国政策，迫使所有外国传教士离开日本，并禁止国民出国。长达两个多世纪的闭关锁国，使得日本没有向外进行扩张。而为了追求稳定，德川幕府从中国引入了儒家学说和制度，采纳了社会的四阶层划分法——武士管理者、农民、文士和商人。
日本与中国同样为这一稳定付出了代价——社会制度变得陈腐、僵化。
但日本并没有形成像中国这般极其强大，坚如磐石的帝国结构，因此，在面对19世纪西方入侵时，日本还能作出积极的、有创造性的反应。
相对于东方国家从辉煌到没落的传统，西方国家却是在与之完全不同的动荡和革命中迅猛向前，飞速崛起。
五、革命的西方文明
印刷术、火药和指南针，这三大发明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态。然而这三大发明的起源地中国却并未因它们而产生任何变化，相反的是，西方却因为它们而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这一重大差别的根源在于新的西方文明的独特性：它具有多元性，适应力强，摆脱了束缚欧亚大陆其他所有文明的传统枷锁。新文明为西方带来了历史性的转变，同时也让整个世界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
西方文明的背景
我们可以从社会体制、地理、技术和经济四个方面来看西方文明的独特性，从而全面地了解独特的西方文明。
从社会体制上来说，中世纪西方社会的阶层划分为：教士、劳动者和骑士。尽管这三个阶层的划分并不特殊，但是由于罗马帝国崩溃后再未能重新建立起帝国组织，因此三个阶层的社会关系在西方社会中变得十分独特。在这样的情况之下，三个阶层的运作方式将根据它们所体现的三种制度予以考虑，这三种制度分别是：封建制度、采邑制度和教会。
当德意志君主夺取罗马帝国的权利之后，却缺乏资金来支付官僚机构、司法机构和军队的给养，这便是封建制出现的背景。这时唯一的办法便是将地产作为他们从事公共服务的报酬，而接受地产的封臣们却更倾向于将地产当做私人领地来管理。当时的查理曼大帝十分强大，足以迫使他的封臣们效忠于他，然而在其软弱的继承者统治下，权利转移到了封臣们的手中，地产实际上已经变为了私有财产。强大的封建领主再将土地分成更小的封地，分给那些依靠他们的追随者。而封建领主和封臣之间也有着一些契约，规定了彼此的义务。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封建领主既提供封地，又提供保护；而封臣则根据当地习惯每年服一次兵役，通常约为40天。
由于大封建主的采邑所具有的正当合法的权益名义上来自国王，因此，虽然封建主们无意尊重国王的统治，但仍旧会谨慎地选择王位继承人。这样的社会状态在1000年之后随着外来侵略而终止，各王国统治者开始建立强大的君主国，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斗争则构成了西方政治历史的实质。
如同封建制度是随着大规模政治组织的崩溃而出现一样，采邑制度则是随着大规模的经济组织的崩溃而出现的。采邑此时成了依靠农奴经营的自给自足的农庄，农奴不能随便离开，并且要以劳动来养活教会或封建主集团。农奴与奴隶不同，他既有义务，同时也有权利，他受到保护，并且拥有一块土地以维持自己和全家的生活，并且享受着许多节假日。而作为回报，他则必须要耕种属于封建主的田地，并且为封建主做家务以及其他农田里的杂活，还要将自己收入的一部分交给封建主。由于经济上的自给自足，村庄并不需要帝国组织，它们以稳步增长的效率，使得中世纪西方的农业技术超过了希腊-罗马时代的水平，并取得了更大发展，并对生活各方面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而至于教会方面，罗马帝国的灭亡恰恰使得教皇变得更为强大。此外，由于拜占庭皇帝一心防备穆斯林和其他敌人的进攻，为教皇在西方提高自身的地位提供了时机。教皇通过两种方式加强自己的实力：一是与崛起的法兰克人结盟，最终使得800年时教皇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二是派出传教团，改变北欧地区异教徒的宗教信仰。另外，他们还成功地组织了承认教皇权威的新教会。
于是我们可以看到，当时西方新的多元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是：相对独立而非听命于世俗皇帝的教会；取代了帝国朝廷的封建君主和封建主；取代了罗马时期奴隶种植园的采邑；产生于城市，发展顺利的新兴商人阶层。
这样的社会构成顺应了历史的发展，而地理因素也是促使欧洲在中世纪快速发展的原因。
欧洲地处欧亚大陆西端，位置偏远，这使得它在随后的数百年中免遭外族侵略。同样重要的另一个地理因素是，欧洲拥有非常有利的自然资源。北欧大部分地区都是一个大平原，由大西洋吹来的季风横跨整个欧洲的平原进入俄罗斯，使得地中海盆地北部地区气候温和，加之土地的肥沃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理想的条件。这里的河流终年不结冰，水量充足，水路交通便利，锯齿形的海岸线更是进一步加大了这一优势。
丰富的自然资源必须在技术能力达到一定水平时才能充分利用。在这个时期，体力劳动者的地位提高，获得了一定的尊重，从而推动了技术的进步。首先是“三田”轮作制，它改变了过去使用的“双田”制，大大提高了生产率，使得任何时候都只有三分之一的田地休耕，而并非是从前的二分之一。其次是重型轮式犁的发明，使得耕种欧洲中、北部地区那些肥沃却难以耕翻的洼地成为可能。此外，对马的有效利用也促进了农业的发展。最后，水车和风车的普及，使得磨坊和磨坊主很快就遍及了每个采邑，从而大大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
与技术进步相一致的自然是相应的经济发展。900至1300年，西欧经济稳步发展，虽然之后由于粮食歉收、饥荒、黑死病、英法“百年战争”以及德国和意大利的斗争等，出现了14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不过，1400年后经济便开始复苏，从此以后呈现一种普遍上升的趋势。
欧洲经济的发展在各个领域中都很显着，人口的增长以及农业、矿业、渔业和林业产量的提高也相应地促进了商业和城市的发展。14世纪时，商业已从日常生活的边缘性活动发展成为日常生活的核心内容，对整个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城市作为地区贸易和地方行政中心开始慢慢形成。在某些地区，甚至有一批批的城市联合起来组成了联盟，成为当时强而有力的政治及经济实体。城市的发展给欧洲商人带来了地位和权利，这在欧亚大陆上是独一无二的。而正是这样的社会地位和政治关系，使得国家始终如一地支持着商人的利益以及之后的海外冒险事业。
教皇与皇帝
在查理曼死后，总体来说，西欧的政治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9至11世纪，教皇和皇帝总体呈现合作姿态，教皇帮助皇帝反对德意志贵族，而皇帝则支持教皇反对与罗马教皇权威相对立的拜占庭教会势力；1073年教皇格列高里七世任职，罗马教皇的权利开始达到了顶峰，教皇和皇帝为了争夺日耳曼主教的任免权而发生了冲突，最终以格列高里的获胜而告终，这一胜利削弱了帝国的行政权和皇权统治；到13世纪的时候，教皇英诺森三世实际上已经卷入了欧洲各国的事务之中，甚至国王和皇帝都由他任命或废黜，此后的两个多世纪里，罗马教皇被认为是天主教世界里的最高统治者。
到教皇卜尼法斯八世时，他在1302年颁布了《教皇训令》，坚定地阐明了教皇权力至上的学说：“我们要声明，要陈述，要解释，要正式宣告，服从罗马教皇的统治是众生获得救赎所完全必需的前提。”但实际上当时的人们已经不能再对教会心悦诚服，各国君主和议员们更重视各自国家的繁荣。卜尼法斯八世遭到法王腓力四世下属的威胁和虐待，不久便抑郁而亡，罗马教皇的最高权力就这样戏剧性地结束了。1305年法国大主教当选为教皇，被称为克雷芒五世。此后70年间，教皇成了法王的工具，失去了在天主教世界中的至尊地位。
欧洲君主新权力的获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同新兴商人阶层的非正式联盟。为保护商人的利益，新君主废除了五花八门的地方自治权，随着这些障碍的消除和国家法令的实施，民族君主国出现了。15世纪时，民族君主国的范围已经初步涵盖了今天的英国、法国、葡萄牙以及斐迪南和伊莎贝拉联姻后的西班牙。
这些新兴的民族君主国为早期的探险者们提供资助，使得他们能够出征海洋，这些强大的新兴政治实体为海外冒险事业提供了所必需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成就了许多伟大的航海冒险家。
“黑暗时代”的信仰
中世纪西方文化和知识的发展同样具有重大的意义以及革新精神。从罗马陷落一直到大约1000年前后的几个世纪里，因为完全缺乏文化创造力，而成了西方文化史上的“黑暗时代”。
11世纪，为了教育其辖区内的教士，主教们创办了学校，经过一个世纪后，以教会为基础的早期大学逐渐形成。它们是具有合法身份的自治团体，并且与其他教会学校所不同的是，不仅仅只有一个文科，还开设了教会法规、民事法律、医学和神学系。12世纪在博洛尼亚、巴黎和牛津出现了第一批大学，随后一个世纪里，在帕多瓦、那不勒斯和萨拉曼也同样创办了一些大学。14世纪，在中欧的布拉格、克拉科夫和维也纳也同样建立了一些大学。
这些大学原本最初是培养教士的机构，但是，12世纪的时候，当有人将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着作和其他古典名着翻译成为拉丁语时，这些着作使得西方学者首次面临体系完整的自然哲学，引起了一场欧洲思想界的大风暴。他们所面临的问题，是要使这一哲学和传统的基督教的教义相一致。
在寻求亚里士多德和基督教神学相一致方面着名的人物是巴黎大学杰出的修道士托马斯·阿奎那（1226-1274年）。他在主要着作《神学大全》中阐述了他的观点，他认为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必须支持和赞同最高的、基督教信条的真理。他在《反异教大全》中说：“……人们临终时自然想知道第一推动力。上帝就是第一推动力，因此，人类最终是要知道上帝……”可见，中世纪是一个信仰的时代，不存在不可知论者，因为上帝的最后审判日在人民的脑海之中萦绕。
随着“黑暗时代”的过去，文艺复兴首先在意大利开始，进而在16世纪将这股革命新风潮传播到了北欧。文艺复兴的世俗主义和人道主义更加关注现世而非来世，更注重异教的经典而非基督教神学。
对于人类可做到的事情的关注使得文艺复兴更有助于海外扩张的进行，大量印刷读物的涌入，使得人们对政治和宗教事务的热情被煽动起来，从而对改革和随后的宗教以及王朝战争起了极大的作用。
西欧的扩张
4至10世纪之间，欧洲遭到日耳曼人、匈奴人、马扎尔人、维京人和穆斯林的侵略。但是从10到14世纪的时候，欧洲开始了全线进攻，使得局面戏剧性地颠倒过来。各路十字军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西西里和荷兰击败了穆斯林，甚至占领了东正教拜占庭帝国。与此同时，德意志边境地区的封建主正在侵占易北河东岸地区。德意志随后的扩张继续向奥得河东岸伸展，形成了由条顿骑士团指挥的十字军东征。到15世纪末，曾经由斯拉夫和波罗的海各民族占据的广大地区都变成了德意志各阶层的领土。
基督教极其传统的普救说、改变异教徒信仰的热情和十字军的好战精神，是西欧向海外扩张的一个重要因素。早期的探险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是出于宗教的考量。13世纪马可·波罗的旅行让欧洲人知道了印度和中国的存在，并且知道这些国家的人们并不是穆斯林，因而产生了让他们皈依基督教的渴望。可以说，为上帝服务和寻求黄金是促使欧洲人开始海外冒险事业的最强烈的动机。瓦斯科·达·伽马就曾向惊讶的印度人说过，他来到他们的国家是为了寻找基督教徒和香料。
西方技术水平的不断发展，帆船的改进，船尾舵的使用，以及船体结构和船帆索具的进步，更是直接促进了西欧的海外扩张。而航海技术方面，尤其是指南针、星盘和新地图的使用是不可忽视的因素。与此同时，欧洲人在海军装备方面也占据了领先地位。16世纪前20年，弗兰德和德意志冶金学家发展了铸炮技术，这种大炮能射出弹丸，摧毁300码以内的船只，从而使海战发生了变化。从此欧洲人占领并控制了世界4个大洋长达4个世纪，直到1905年日本人在对马海战中大胜俄罗斯海军，才取得东方人划时代的胜利。
伴随着这些一同发展的，还有商业经营方面的技术革新。意大利复式簿记法方便了随时确定财物状况，货币的广泛使用和标准硬币的铸造便利了商业经营，银行的发展、商业证券的出现，以及贷款和收取利息的方式日趋被众人所接受，也都有利于商业经营。在欧洲人开始对外扩张后，合股公司的兴起更是推动了商业的发展。
上述因素的结合使得欧洲人有了独特的催人奋进的活力。我们知道，意大利商人和地中海东部各港口的阿拉伯商人发生贸易往来，从中获得丰厚的利润，这使得这些欧洲人迫切希望能够找到某种方法来到达东方，分享这份财富。
这些欧洲人具有专门的技术、强大的经济实力以及活跃的思想，更重要的是，欧洲没有任何一个国王颁布禁令，禁止海外冒险事业，相反，各国君主还为此展开了狂热的竞争，因此，他们的追求注定是要成功的。对财富的追求，社会环境的驱使，科技发展的推动，一切都表明西方社会已达到了起飞点，一旦起飞，它必定势不可挡地向着全球进行扩张。
西方文明中的女性
在旧石器时代漫长的岁月之中，两性间的关系比此后任何一个时候都更为平等。而随着农业和文明的先后出现，妇女们逐步丧失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在早期文明之中，妇女是“第二性别”，她们的工作局限在家务活上，不像男人，能够自由地在外面做被认为是重要而有创造性的工作。
在中世纪的几千年中，这样的局面一直持续存在，而就在这期间，一种革命性的新文明逐渐在西方出现。在这种新文明中，女性的地位主要由天主教会和封建制度两者共同来决定。理论上说，教会主张两性之间的平等。“因为你们是上帝的孩子，应对基督表示虔诚。”圣保罗写道，“世界上没有犹太人，也没有希腊人；没有约束，也没有自由；没有男人，也没有女人，因为在基督的眼中，你们全都一样。”但实际上，教会在性别问题上的态度却是极度含混不清的。它视女人为夏娃，即亚当的妻子，因此她们是诱惑男人的人，是拯救之路上的巨大障碍。但教会同时也将妇女视作“有福的”圣母玛利亚，是上帝和人类之间的调节者。因此，中世纪的妇女地位摇摆不定，在教会内部，妇女们不能被授予牧师等神职，自然也没有布道的权力。
但在中世纪，教会却为妇女专门设计了一个重要的机构——女修道院。每个来做修女的女人都必须带来一份嫁妆，虽然这并非是明文规定的，但在实践中已经是约定俗成。这从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女修道院的大门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来自贵族家庭以及商人家族中的有钱妇女们开放的。中世纪的妇女大多会在很年轻的时候就结婚，但也有一部分妇女甘愿为宗教献身，或者因为出身或生理方面有瑕疵，或是缺少嫁妆，而找不到丈夫。对于这样的人，女修道院就为她们提供了除婚姻之外的另一条路。
实际上，修道院里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来说比外面的生活优越，修女们通常能够受到更好的教育。如果一个修女有野心和才干，那么她可以升职成为女修道院院长，管理大量的地产以及众多修女。
这些修女之中，有一些在侍奉圣父的过程中获得了极大的满足感，少数的一些人最终还成为了伟大的圣徒，被人们所怀念。而另外一些人则在修道院中找到了在外面世界中所没有的自尊和社会的尊重，而不用再屈服在男人的权威之下。然而也有一些人，她们将自己视为社会的弃儿，认为是因为自身条件不好，没有男人要，故而才被留给了上帝。
对妇女影响最大的第二种制度是封建制度。这样的制度创造了一个男性主导的世界，中世纪的妇女们一生都在男人的监护之下，首先是她的父亲，接着便是她的丈夫。而如果丈夫死了，她便成为了封建地主的被监护人，直到她再嫁为止。而贵族妇女们则要忍受闲极无聊和漫无目的的生活。从本质上来说，这些贵族妇女们唯一的生存价值便是充当政治或经济联盟的工具，以及为她们嫁入的家族生育继承人。
有一点很令人费解的是，中世纪妇女地位的高低“大致与其财富和社会地位成反比”。农村女子绝大多数会结婚，并且在操作农活方面与她们的丈夫不相上下。而少数不结婚的女子通常都是由于出身最贫穷的家庭，她们往往会离开自己的村庄，去城里头做女佣，或给邻近的村子做农活来养活自己。与此类似，城镇中的妇女们也几乎都活跃在各行各业里。
妇女们承担与男性同等的负担和责任，但却不能享受到平等的权利。家庭主妇们总有干不完的活儿，但却被排除在决策机构之外。她们不能担任公证人、教区牧师、领地法庭书记等职务。而在农村里，地主的会议除了未婚或孀居的女地主之外，也都只有男人参加。而在城镇，妇女虽然能够参加行会，拥有财产以及经商，但是却依然没有相应的政治权利。
一句佛罗伦萨谚语中说：“一个好女人和一个坏女人同样需要棍棒的管教。”这表明了两性关系的极大不平等。这样的不平等能够追溯到农业革命之后发生的关键性转变，女性和男性所从事的内外事之间出现了区分，这使得女性由此丧失了平等的地位。而这种区分一旦被接受，继而便成为根深蒂固的东西。这种区分不仅贯穿于古代文明之中，而且也在西欧的新文明之中有所体现。几个世纪的技术、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未能改变人们固有的观念，甚至到了今天，这样的情况也仍然依稀可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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