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欧洲前所未有的扩张之中，三大革命给予了欧洲不可阻挡的推动力量，即科学革命、工业革命和政治革命。本章中，我们将分析这三大革命，并探索它们是如何使南北美洲和澳大利亚欧化、非洲的瓜分以及对亚洲的支配成为可能的。
一、欧洲的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
在过去的200年中，人类物质文化所发生的变化远远胜过此前5000年中发生的变化。而这些翻天覆地的大变化，都源自于科学和工业革命。这两大革命对人类发展意义重大，使得人们进入了完全不一样的时代。回顾历史，农业革命使人类进入文明，但进入文明之后，农业再未使人类有新的发展。而科学革命则包含了无限进步的可能，它使得人类历史日益加速发展，同时也让我们有广大进步和追求的空间。
科学和工业革命对于世界历史的研究具有根本的重要意义，这一节中，我们将探索这些革命从近代初期的早期阶段一直发展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的过程。
科学革命的根源
科学革命是西方文明的独特产物，虽然科学的根源可以上溯到古代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古典时代的希腊和中世纪的伊斯兰世界，但是只有在西方，科学才成为一般社会的组成部分。也就是说，在西方，哲学家、科学家与匠人实现了联合，互相促进，以此而促成了科学在西方的空前繁荣。
所有人类社会中的匠人们都通过观察和实验，逐步发展着某方面的技术，如狩猎、捕鱼、务农以及对石头、金属、植物、纤维和兽皮等方面的加工。但这些进步的程度显然都受到了限制。其原因在于，匠人们仅仅是对制作罐子、建造房屋或者制造小船这些事情本身感兴趣，而不会为这些事情所依据的化学原理或机械原理而操心。也就是说，匠人们所关心的只有技术上实际的知识，而不是科学上的根本原因。
而哲学家们则和匠人正好相反，他们对于日常生活中的问题既不了解，也没有能力去处理，他们认为自己是超脱世俗的，于是便把时间用来探索永恒的真理。
虽然哲学家和匠人在某些时代里曾一起工作，使得复杂的历法、导航设备和古代的日常仪式得以产生，但实际上，直到近代以前，这些思想家和劳动者依旧是按照相分离的方向进行发展的。而西方最伟大的成就便是使得这两者串联起来，让实际的技术和潜在的原理相结合，从而奠定了科学的基础，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这一划时代的发展之所以出现在西方，原因之一是西方在文艺复兴时期取得大量的人文主义学术成就。学者们在学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同时，还可以学习欧几里得和阿基米德，后者曾促进了物理学和数学的研究。医院里的学生们则研究了希波克拉底和加仑的全部着作，博物学家们则研究了亚里士多德、迪奥斯克里特斯和泰奥弗拉斯托斯的着作。促成这一切更为重要的是，在文艺复兴期间，匠人并不像古典时期或中世纪时期那样受到鄙视，人们尊重纺纱、织布、制陶术、玻璃制造、特别是日益重要的采矿和冶金等方面的技术。经营这些行业的人们并不像中世纪时候那样与统治集团相差悬殊，地位的提高也使得匠人与学者之间的鸿沟逐渐缩小。两者相互协作，最终融合在一起，产生了爆炸性的效果。
工匠与学者的联合同时也是劳动和各学者或科学家的思想的联合。在古代，曾存在一种反对创造性的学习与体力劳动相结合的强烈偏见，甚至在奴隶制几乎消失以后，也仍然存留于中世纪的欧洲，这曾一度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要知道，威廉·哈维（1578-1657年）之所以能够作出关于心脏和血液运动的重大发现，正是因为他无视这种对劳动的蔑视，在数十年间，展开着各种艰苦的实验。他切开从大动物到小昆虫的种种生物的动脉和静脉，耐心地观察和记录着血液的流动和心脏的运动。还用放大镜来观察马蜂、大黄蜂和苍蝇。这一切在那个时代是十分不合理的，当时杰出的神学家理查德·胡可说，理性而非实验，才是“人类获得关于合理与不合理的事物的知识”的手段。所以，要以实验来得到这些“真理”，是需要极大勇气的。
地理大发现和海外开发也促进了科学的发展。新的动植物、新的恒星甚至新的人和新的社会相继被人们所发现，这一切向传统的观念和假想提出了挑战。
同时，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也推动了科学革命的发展。商业和工业的成长促进了技术上的进步，技术上的进步反过来推动了科学的发展，同时又受到科学发展的刺激。例如远洋贸易引起了对造船和航海技术的巨大需求，而这种需求使得一批有才华的工匠制造了罗盘、地图和仪器等。甚至葡萄牙、西班牙、荷兰和法国都相继开办了航海学校。而天文学也由于具有明显的实用价值而得到人们的研究。而这一切的发展又大大推动了远洋事业的发展。同样地，采矿工业的需求引起了动力传送和抽机方面的进步，而冶金业是推动化学取得显着进步的主要原因等。
这些成就给了科学家或称为哲学家以信心，他们坚信自己是新时代的先驱。1662年，英国国王查理二世颁发特许状，成立了“伦敦皇家自然知识促进学会”，学会成员显然已经意识到在技师与科学家之间进行合作的好处，于是他们开始鼓励并协调全国各专业的成果，搜集可能促进科学知识的各种资料。开始的时候，科学并不是经济生活的组成部分，甚至在18世纪和19世纪初工业革命早期阶段的时候也是如此。但是到了19世纪末，形势发生了变化，科学不再处于从属地位，它开始改造旧工业，甚至创造了全新的工业。
对宇宙和自然的探索
近代科学最主要的进步发生在与地理学和航海术密切相关的天文学领域。15世纪，哥白尼（1473-1543年）离开自己的祖国波兰前往博洛尼亚上大学，经过6年的学习之后，他回到了波兰，但仍然继续分析研究他在意大利时候便从事的天文学。他采纳了某些古代哲学家认为太阳而非地球才是宇宙中心的观念，然后论证这种观念，为天体运动提供了一种比传统的托勒密体系更简单的解释。
1543年，哥白尼去世那一年，他的《天体运行论》全书出版，虽然他是有名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但他的假说依然受到了蔑视。按照《圣经》来说，约书亚已使太阳静立在空中不动，他的学说就是左道邪说。况且，如果地球在旋转，那么它的运动就不会产生强大的风，而向上抛的物体也不会垂直下落。
此后继承了哥白尼学说的是一个富有的佛罗伦萨人——伽利略（1564-1642年）。伽利略起初是个物理学家，他所关心的是找到地面上的运动规律，以解决军事工程和土木工程方面的问题。后来，他成为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忠实信徒，他利用在荷兰作为制造眼镜的副产品而被发明的望远镜来观测天空。
伽利略对天空中星体的发现使他更加确信哥白尼理论的正确性，而他的发现对于哲学和神学而言，都是一次粉碎性的、令人吃惊的打击。伽利略被宗教法庭判罪，并被迫假装认错。但是，他的发现对于富有思想的人们的影响是不可抵挡的，诗人们一再把他比作哥伦布或其他发现者。
在科学早期阶段最杰出的人物是牛顿（1642-1727年），在数学上，牛顿创立了微积分学，制定了二项式定理，发展了关于方程式的大部分理论，引进了字母标志。在数学物理学方面，他推导出可借以预测月亮在各星体中的未来方位的数表，为航海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他还创立了流体动力学，其中包括波动传播理论，还对流体静力学作了许多改进。在光学上，他在了解光束、光的折射及色彩现象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而在物理学领域，牛顿以伽利略的研究为基础，将其成果发展到了辉煌的顶点，发现了宇宙本身的定律。
牛顿在其着作《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1687年）中用大量数据论证了这一定律——“宇宙中物质的每个粒子都对其他每个粒子有引力；引力与两个粒子之间距离的平方成反比，与它们的质量乘积成正比。”牛顿所发现的定律可适用于整个宇宙，也可适用于最微小的事物。
到18世纪初叶，人们主要开始关心制定构成启蒙运动的社会理论、政治理论和经济理论，没有作出任何可与17世纪相媲美的科学发现。但由于应用以实验为基础进行研究的新方法，某些科学领域依然获得了显着成果。
例如，1746年，莱顿大学的两名教授发明了储存和急速释放电能用的所谓的莱顿瓶。本杰明·富兰克林用风筝实验证明了莱顿瓶发电产生的火花与天空中的闪电有相似之处，从而在1753年研制出避雷针。他还进一步发展起最早的全面电学理论。
18世纪初，人们对自然界即当时所称的博物学也有极大兴趣。汉斯·斯隆爵士（1660-1753年）的收藏品为不列颠博物馆作出了重大贡献；而约翰·雷和瑞典教授卡尔·冯·林奈（1707-1778年）相继为植物学作出了重要贡献。
大约此时，地理学方面也取得了巨大进展，1672年，法国政府派遣让·里奇到圭亚那做“于航海有用的天文观测”。1698年，英国海军部委派威廉·丹皮尔去“新荷兰”即澳大利亚探险。1768年，詹姆斯·库克奉命到南太平洋的塔西提岛观察金星凌日的情况。
化学革命
在整个18世纪和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中，科学以从属的身份为工业服务，例如，当布匹的产量超过天然的植物染料的有效供应时，科学便被要求提供人造代用品。同样，当从家庭酿酒到大规模酿酒的转变遭遇灾难性的失败时，科学便被要求去找出原因和解决办法。而正是这一系列的要求，大大推动了科学的发展。
在19世纪前半个世纪中，取得进步最多的一门科学是化学。早在1755年，爱丁堡的约瑟夫·布莱克就通过加热石灰石而成功地分离出二氧化碳。1781年，亨利·卡文迪什证明水是由两份氢和一份氧组成。之后，约瑟夫·普利斯特里（1733-1804年）又分离出氧，证明正是氧元素在燃烧和呼吸中被消耗。他还进一步证明了，绿色植物在阳光下从它们吸收的二氧化碳中分离出氧。
从气体研究工作中引出完备结论的是化学家安托万·洛朗·拉瓦锡（1743-1794年），他最后在法国革命期间牺牲在断头台上。拉瓦锡发现了质量守恒定律，并在自己于1789年出版的教科书《化学大纲》中提供了至今仍然被使用的全新的术语。拉瓦锡将化学安置在了坚固的科学基础上，让他的后继者们知道自己正在做什么，正在朝哪里进发。
在拉瓦锡的后继者中，最杰出的是约翰·道尔顿（1766-1844年）和瑞典化学家乔恩斯·雅各布·贝采利乌斯（1779-1848年）。道尔顿正式提出了有关物质的原子论，而贝采利乌斯通过把电流应用于化合物，将它们电解，分离出了许多新元素。贝采利乌斯还将近代符号系统引入了化学，从而极大地促进了化学工作。
19世纪，化学有了一个重大进步，那就是出现了有机化学。
1828年，弗里德里希·维勒取得了第一个成功，通过普通的化学方法从无机化合物中获得了尿素。而他的朋友贾斯特斯·冯·李比希（1803-1873年）证明了植物从土壤中摄取的养料是由氮、磷酸盐和盐组成的，为大规模的肥料工业的发展扫清了道路。
英国化学家威廉·亨利·珀金（1838-1907年）在1856年寻找奎宁的代用品时，偶然发现了第一种人造苯胺染料——品红。当时他的发现在英国并未受到重视，然而，德国工业界一些较为关心科学的企业家们则非常有兴趣，进而资助了这项研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人已拥有了世界上最先进的化学工业，并实际垄断了合成染料的生产。
法国杰出的化学家路易·巴斯德（1822-1895年）在里尔大学工作期间，帮助当地酒厂老板解决从甜菜中提取乙醇的麻烦时，意外发现了能够使肉体物质和植物性物质不腐败的方法，这一点成为后来大规模罐头食品制造工业的基础。
1865年，法国蒸蒸日上的丝绸工业由于蚕的一种神秘疾病而正遭受着毁灭的威胁，巴斯德接受了调查这项疾病的艰巨任务。起初，他并不知道蚕是什么东西，也不知道这条丑陋的毛虫以后会变成蛾子。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究之后，他发现这种疾病是由寄生在蚕体内的一种微生物所引起的，很快他便找到了治疗的方法，挽救了丝绸工业。此后，巴斯德又为家畜的炭疽病、狂犬病等制备了血清。此外，他的“疾病病菌说”的普及，使得人们开始采取卫生防御措施，使得控制由来已久的伤寒、白喉、霍乱、鼠疫和疟疾等成为可能。这些医学上的进步使得人口得以迅速增长。
生物学革命
正如牛顿发现支配宇宙的定律而统治了17世纪的科学那样，查尔斯·达尔文（1809-1882年）发现支配人类本身进化的规律而统治了19世纪的科学。
在达尔文以前，进化的思想已经被提出并应用于科学的各领域了，甚至这种思想在社会科学中也是突出的。从19世纪40年代起，卡尔·马克思就写到，所有社会制度都处于不断地变化过程中。自人类产生以来，社会制度就在不停地进化——原始的部落让位于古代的奴隶制、奴隶制让位封建农奴制、农奴制让位于现代资本主义制度，所以他满怀信心地预言，资本主义制度将让位于未来的社会主义制度。当时，影响最大的是赫伯特·斯宾塞（1820-1903年）提出的包括一切的进化学说。他在1857年发表的《进步：其规律及原因》一书中写道：“无论是在社会的发展中还是在政治、制造业、商业、语言、文学、科学及艺术的发展中，这种由简单经过连续的变异而进入复杂的同样的进化始终保持着。”
达尔文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之下创立了其划时代理论的。
达尔文在剑桥上大学的时候，把更多的时间花费在了收集和研究动物及昆虫方面，一位教授推荐他到政府即将开始环球科学考察的“比格尔号”船上当不拿薪水的博物学家。这次远航从1830年持续到1836年，在这期间，达尔文对从个别物种身上观察到的许多变异现象印象深刻。
考察回来后，达尔文在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一本书中得到了一些启示，1839年，他开始拟草稿，然而3年之后，它仍仅仅是一份35页的提纲。而到1844年，它已扩展成230页的论文。到1858年的时候，他收到了另一位博物学家艾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1823-1913年）的来信。这是一份手稿，是华莱士在摩鹿加群岛的特尔纳特岛上患疟疾卧床休息时候看到了马尔萨斯着作，灵感涌现而写出来的。这份手稿简直就像是达尔文作品的概要。
1858年7月1日，达尔文在伦敦向学会宣读了自己的论文和华莱士的论文。他在1859年出版的主要着作《物种起源：借助于自然选择即生存斗争中的适者生存》中，更加详细地阐述了自己的思想。
尽管达尔文的学说已被现在的科学家们所接受，但在他生前，他的学说并没有被普遍接受。尽管有许多杰出的科学家们成为达尔文主义的热烈拥护者，但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教士中间，却一直存在着强烈的反对。达尔文于1871年发表的另一着作《人类的由来》中，由于说人类起源于猴子，损害了人类的尊严、道德和宗教，令他受到了不公正的谴责。曾任英国首相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宣称，如果要在猿和天使之间作选择，他将选择站在天使这一边。
但尽管如此，达尔文的学说还是对西方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对适者生存和生存斗争的强调，极妙地与时代倾向相适应。
工业革命的根源
工业革命所描述的，是一个18世纪之前就已经开始并由于各种实际的目的而一直持续到现在的“革命”。然而，把18世纪的那一段时期定义为“工业革命”，则是由于在18世纪80年代，生产力有了“一个进入自驱动发展阶段的起飞”。也就是说，在当时，由于产生了一个机械化工厂体系，于是让生产力有了一个惊人的进步。
工业革命为什么偏偏发生于18世纪的后期，而不是其他的任何时间？其答案很大程度上可以在海外扩张之后欧洲惊人的经济发展中找到，这一显着的发展通常被称为商业革命。
商业革命的首要特点在于世界贸易的商品发生了变化。16世纪以前最重要的商品是由东方运送到西方的香料和反向运送的金银。之后，新的海外产品成为欧洲的主要消费品，包括新的饮料（可可、茶和咖啡）、新的染料（靛蓝、胭脂红和巴西苏水）、新的香料（多香果和香子兰）和新的食物（珍珠鸡、吐绶鸡以及供应量已大大增长的纽芬兰的鳕鱼）。商业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是贸易量的显着增长，殖民地贸易占了其中非常大的部分。
商业革命在多方面都推动了工业革命，它为欧洲的工业、尤其是制造纺织品、火器、金属器具、船舶以及包括制材、绳索、帆、锚、滑轮和航海仪器在内的船舶附件的工业提供了很大的市场。为了满足这些新市场的需求，工业必须改革自身的组织以及技术。同时商业革命也是工业革命的坚强后盾，世界各地的利润源源不断地涌入欧洲，为工业革命所需要的建造工厂和制造机器方面提供了雄厚的资本。
技术进步和制度变革解释了工业革命在18世纪晚期发生的原因。那么，为什么工业革命首先会在英国发生呢？
意大利曾在经济上占据了主要地位，但是随着地理大发现和主要的商船航线从地中海转移到大西洋，意大利已经失去了经济上的主导地位。而16世纪时占据优势的西班牙也由于以上原因，败给了西北部国家。17世纪享有黄金时代的荷兰，则由于缺乏机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等而不具备条件。中欧和东欧各国则没有受到商业变革的影响。
于是，只剩下法国和英国有可能成为领导者。
英国的一个有利条件是，它早已在采煤工业和炼铁工业中占据了领先地位。到1789年法国革命时，英国大约每年产煤量已达到1000万吨，而法国则仅能生产70万吨。并且英国还率先发展起了高炉，大大提高了铁的产量。1780年英国的铁产量还仅仅是法国的1/3，而到1840年的时候，它的产量已经变为法国的3倍多。
另一个优势便是英国拥有更多可以用来作为工业革命资金的流动资本。源源不断流入英国的商业利润比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而且英国宫廷和军费的支出也比法国低，因而英国政府征税少，财政状况也比较好。而大量集中在英国的企业家人才也为工业革命提供了所需要的人才。
再有就是英国在劳动力方面占据了优势。由于行会瓦解得比较早，以及对传统的条块农田的圈占，英国获得了充裕的流动劳动力。在1714年至1820年期间，英国有600万英亩以上的土地被圈占，贫穷的农民失去了自己的部分甚至是全部的土地，被迫当租地人或做散工的人，不得不去城里找工作。虽然圈占土地的过程令人感到不快，但就工业革命而言，它却提供了两个重要的条件——为工厂提供了劳动力以及为城市提供了粮食。
工业革命的历程
只有强而有力的需求才会刺激人们用自己的智慧去创造各种发明。在工业革命之前，许多新发明的基础原理其实已经为人们所知，但却由于缺乏需求的刺激而未被人们应用于工业。例如蒸汽动力便是如此。蒸汽动力早在希腊化时代的埃及就已经广为人知，然而那时却仅仅被用于开关庙宇的大门罢了。直到在英国，有了从矿井里抽水以及转动新机械机轮的需求，才引发了一系列的发明和改进，最终研制出了可以用作大规模生产的蒸汽机。
从棉纺织工业的发展便能清晰地看出这种“需求引起发明”的模式。棉纺织工业之所以最先实现机械化，是因为1700年法律通过一个禁止进口棉布或棉织品的法律，这为本土工业创造了一个独特的机会。有头脑的生意人利用这一机会，设了很多奖项来奖励能够增加棉纺织品产量的发明，到1830年为止，一系列的发明使得纺织业完全机械化了。
其中较为杰出的发明有约翰·凯于1733年发明的能提高纺织速度的“飞梭”；理查德·阿克赖特于1769年发明的水力纺纱车；詹姆斯·哈格里夫斯于1770年发明的珍妮纺纱机，这种机器使一人能够同时纺8根纱线，最后发展到多达100多根。到了1779年，塞缪尔·克朗普顿又发明了走锭纺纱机，走锭纺纱机也称为“缪尔”（骡子）纺纱机，兼具“珍妮纺纱机”和“水力纺纱机”的优点。这些新纺纱机生产的纱线很快就超出了织布工的处理能力，为了矫正这种不平衡的状态，一位名叫埃德蒙·卡特赖特的牧师在1785年取得了一种最初由马驱动，1789年以后由蒸汽驱动的动力织机的专利权。这一新发明在经过20年的改进之后，到了19世纪20年代，已经基本取代了织布工人。
新的棉纺机器产生了对新动力的需求，詹姆斯·瓦特对大约1702年由托马斯·纽科门制成的蒸汽机作了多项改进，到1800年的时候，已经有500台左右的瓦特蒸汽机被付诸使用了。其中38%用于抽水，其余的则被用于纺织厂、炼铁炉、面粉厂以及其他工业。
新的棉纺机器和蒸汽机使得对铁、钢和煤的需求大幅增长。而这一点通过采矿和冶金技术方面的变革得到了满足。亚伯拉罕·达比在熔化铁矿石中用焦硫代替了煤；亨利·科特发明了去除熔融生铁中杂质的“搅炼”法。这一切产生的结果是，到1800年时，英国生产的煤和铁的产量远远超过了其他地区。铁在产量和价格上都足以用于一般的建设，人类不仅进入了蒸汽时代，也进入了钢铁时代。
而纺织工业、采矿工业和冶金工业的发展又要求改进运输工具。至1830年之际，英国已经拥有了2500英里长的运河。1750年以后，一批筑路工程师发明了修筑硬化路面的技术，使其能够全年承受交通。因而，乘坐四轮大马车的行进速度也从每小时4英里提高到了6英里、8英里甚至10英里。
1830年，采矿工程师乔治·史蒂芬孙的机车“火箭号”以平均14英里的时速行驶了31英里，将一列火车由利物浦牵拉到曼彻斯特。之后在短短数年间，便战胜了公路和运河，支配了长途运输。到1838年的时候，英国已经拥有了500英里铁路，1850年增至6600英里，而到1870年的时候则达到了15500英里。
1807年，富尔顿还将蒸汽机用于水上运输，他的“克莱蒙脱号”汽船在哈德逊河下水。1833年“皇家威廉号”汽船从新斯科舍航行到了英国。5年之后，“天狼星号”和“大西方号”又分别朝相反方向越过了大西洋，其航行时间仅为当时速度最快的帆船的一半左右。
工业革命在通讯联络方面也引发了一场革命，在18世纪中叶，人们发明了电报，1866年，铺设了一道横越大西洋的电缆，从而建立起了东半球与美洲之间的即时通讯联络。
工业革命并未随着一系列取得的成果而结束，而是一直持续到了今天，并仍然在继续中。可以看到，在工业革命发展之初，科学对其并未产生什么影响，但科学却逐渐成为所有工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正如19世纪的德国将科学应用于工业方面进而领先世界一样，美国也在大生产技术的发展方面居于领先。大生产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方法是制造标准的，可以互换的零件，然后以少量的手工劳动将其装配完整。第二种方法则是借助于先进的机械设备来处理大量原料。
工业革命对欧洲及世界的影响
19世纪中工业革命逐渐从英国传播到欧洲大陆，比利时是第一个开始工业化的国家，到1870年的时候，大多数的比利时人都已经是城市居民了，他们依靠工业或者贸易来讨生活。继比利时之后成为工业化国家的是法国、德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俄国。与此同时，非欧洲国家也正在进行工业化，开始是美国，之后是英国自治领和日本。英国丧失了最初的“世界工厂”的地位。
工业革命对欧洲产生的另一个影响便是使人口增长速度进一步提高。19世纪已经有数百万的欧洲人移居海外了，但是1914年欧洲大陆的人口数却膨胀到了1750年的3倍以上。此前，大部分的人口都死于传染病，随着19世纪马铃薯种植的增加，人们营养水平得以提高，抵抗力也自然增强，死亡率便随之而下降。即使遇到农作物歉收的状况，新的运输工具也能够及时进行粮食的补给，饥荒已经成为过去。
此外，新的医学科学，例如接种疫苗、对传染病人进行隔离等措施也使得西北欧的死亡率进一步下降。欧洲的人口增长率迅猛提高，改变了世界的人口对比。
工业革命还引起了世界各地的城市化浪潮。城市的规模一般取决于其周围地区所能生产的粮食数量，因此人口稠密的大城市一般都分布在大河地区以及冲积平原，比如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和黄河流域等。而工业革命的发展，使得粮食能够从世界各地获得，医学技术也取得重大进步，从而使得大量涌入城市的人口得以存活下来。到1914年的时候，英国、比利时、德国和美国等许多西方国家里的居民，大多数已经生活在城市里了。
工业革命还通过在世界范围内有效地利用人力和自然资源，史无前例地提高了生产率。大不列颠首先受到影响，到19世纪后半期，其不断增长的生产率影响了整个世界。
但随着财富的增长，对于人们又有怎样的影响呢？近年来，权威学者们在工业革命期间的财富分配问题上有许多不同的看法。一部分人认为，所有阶级都在不同程度上获益；另一个部分人则坚持认为，少数人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而多数人却在遭受着无情的剥削，导致生活水平不断下降。
确实，起初在工业化早期的时候，存在着大量的剥削和社会分裂。圈地使得佃农被逐出家园，一无所有。而织布工和其他手工业者则因为竞争不过机器而被淘汰。这些人一无所有，为了生存只得涌入城市寻找工作，成为完全的雇佣劳动者，依靠自己的劳力来赚钱。找到工作后的人们，发现工作时间漫长而内容单调，得到的工资也少得可怜。毕竟做的都是单调且不需要过多技能的活儿，雇主们自然会尽可能降低成本。
但我们也要明确，首先，一些学者仅仅只是调查了采矿和纺织这一类的行业，这些行业的情况是最为糟糕的。也就是说，并不意味着这样的情况是普遍存在于整个英国的。况且，对于19世纪初工人们的处境，我们必须从当时的情况而非现在的标准来看。
实际上，英国人口在工业革命早期剧增，这意味着人们的生活并非比以前更加苦难，多数工人的实际收入完全可能比他们的祖辈更高。虽然我们不能肯定工业革命在18世纪后期到19世纪初期，对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影响，但是在19世纪后半叶可以完全确信，工人们的生活水平大大地提高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1850年至1913年间，英国和法国工人的实际工资几乎增长了1倍。
各阶层人士的收入同时增长，使得消费社会第一次在历史上出现成为可能。在此前，人类社会中大众的收入将近四分之三都用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必需品，因此他们根本没有能力去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之外的“奢侈品”。18世纪的英国是打破这个常规的第一个国家。收入的增加使得大众的购买力增强，故而可以进行除生活必需之外的消费。而在20世纪的时候，大众消费主义已经成为全球社会的特点。
工业革命不仅导致了新消费主义，同时也赋予了女性新的角色。工业革命迫使女性走出家庭，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收入也超过了从前在家里做散活的时候。但即使如此，由于各种因素，职场对女性的歧视始终无法避免。
19世纪末，中产阶级女性的地位发生了变化，婴儿出生率降低，而妻子们也能够卸下长期怀孕的包袱，但工作量却并没有减少，因为社会对她们的要求更高了，结果引发了要求无论在家庭内外都应男女平等的女权主义运动。
由于工业革命所带来的人口增长，导致在19世纪时候，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人口迁移，人们通过铁路和汽船大批地漂洋过海。一般而言，英国移民前往英帝国的自治领和美国；意大利人前往美国和拉丁美洲；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前往拉丁美洲；德国人前往美国，其中小部分又前往阿根廷和巴西。人口的迁移导致了海外领地种族上的欧化，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其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欧化。
1870年之后出现的建立帝国的巨大浪潮被称为“新帝国主义”，这些新帝国在经济、政治和思想及心理的促使下，导致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土地攫取。在1871年至1900年的30年间，英帝国的土地增加了425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了6600万。法国土地增加350万平方英里、人口增加2600万。俄国在亚洲增加了5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650万人口。德国则增加了100万平方英里土地和1300万人口。甚至小小的比利时也设法获得了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850万居民。
显然，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它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而除了工业革命以外，伴随而来的，还有西方的一系列政治学说——自由主义、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这一系列学说构成了欧洲的政治革命，这与工业革命一样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欧洲的政治革命
19世纪的欧洲对世界的支配除了建立在科学革命和工业革命的基础上以外，还有必不可少的政治革命。政治革命使得人们不再认为政治高于民众，也不再认为人民处于政府之下。民众开始觉醒，将参与政治视为自己所具有的权利。
界限分明的社会集团
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一样，首先以17世纪的英国革命为开端，随后的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标志着其进一步的发展。接着在19世纪，它影响了整个欧洲，最终在20世纪席卷全球。经济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决定了政治革命，因为它产生了一个有新利益以及有使其利益合理化的新意识形态的新阶级。
在中世纪初期，西欧存在三个界限分明的社会团体，它们分别是：组成军事贵族阶层的贵族、构成教会和知识显贵集团的教士和以自己的劳动供养以上两个阶级的农民。而商业的发展使得一个新的阶级——城市资产阶级出现了。随着这一阶级的日益壮大，为了自身的利益，它与民族君主政权便结成了一个互惠的联盟：国王从资产阶级处获得财政上的支援，而资产阶级则从王国建立起的法律和秩序中获益。而后，对于王室和宗教信仰等的限制，使得资产阶级感到了厌烦，于是为了摆脱这一切，他们便联合起来反对国王。这场革命的成功意味着古典自由主义的成功。
而随着18世纪后期工业革命的到来，拥挤城市中居住的工人阶级日益感到自己的利益与雇主之间的利益并不相同，他们只有联合起来一起行动，才能让现状得到改善。于是，城市工人，即无产阶级开始挑战资产阶级。领导工人的知识分子发展起了一种新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它不仅提倡政治改革，同时还要求进行社会变革和经济变革。而社会主义在19世纪后期成为欧洲的一种主要力量，在20世纪发展成为世界的主要力量。
除了自由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外，赋予欧洲政治革命动力的还有民族主义——一种影响到各个阶级并能动员起广大人民群众的意识形态。从英国革命开始，尤其是法国革命时期，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开始效忠于新的民族事业。民族教会、民族王朝、民族军队和民族教育制度等相继兴起。新的民族主义在19世纪传播到了整个欧洲大陆，到20世纪的时候，它又成为促使全世界殖民地民族觉醒的推动力量。
自由主义、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构成了欧洲政治革命的主要部分，它们成为一种凝聚力和推动力，激励着欧洲各民族越来越多的阶层。政治革命连同科学革命和经济革命一起对欧洲统治世界发挥了关键的作用。
英国革命与启蒙运动
17世纪的英国革命是欧洲政治革命的第一阶段。这场大变动是源于英国国会和斯图亚特王朝之间的冲突。之后，这场冲突演变成为一场公开的内战，以国会的胜利而告终。
斯图亚特王朝之前的都铎王朝尤其受到中产阶级和士绅们的欢迎，它将敌对的贵族家族置于中央的控制之下，通过建立国教英格兰圣公会而切断了基督教与罗马的联系，并且将原本属于天主教会的大片土地和其他财产进行了重新的分配，还建立了海军，施行了深得民心的反天主教外交政策。
但这种情形并未一直持续下去，斯图亚特王朝的第一代国王詹姆斯一世（1603-1625年在位）和他的儿子查理一世（1625-1649年在位）企图把英国国教的教义和仪式强加给所有人，从而引起了部分民众的不满和敌视。他们还企图通过出售对外贸易、国内贸易和许多制造业的专卖权来敛财，最终引起了资产阶级的反抗。
苏格兰人最先举行了起义，查理被迫召开了国会，然而这次在1640年召开的“长期国会”不但对查理提出的金钱需求置之不理，还提出了许多的要求，然而这一次双方都无法达成共识，于是1642年，保皇的“骑士党”和清教徒的“圆颅党”爆发了战争。一直到1688年的“光荣革命”为止，英国才从半个世纪的骚乱中平静下来。
1642年至1645年，这段时间可以看做是英国革命的第一阶段，也就是内战阶段。奥利弗·克伦威尔组织的着名的新模范军将保皇党人击溃。
1645年至1649年则是英国革命的第二阶段，获得胜利的清教徒产生了分裂，分为温和派和激进派，有趣的是，类似的情形在之后1792年的法国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革命中有所重演。最后以克伦威尔领导的温和派胜利而告终。1649年查理被处死之际，克伦威尔当上了共和政体的英格兰共和国的元首。
1649年至1660年是英国革命第三个阶段，这段时间里，克伦威尔和清教徒追随者们虔诚地统治着英国，各种封建权利受到压制，宗教问题也得到了很好的解决。而在1658年克伦威尔死后，继任元首的是他的儿子查理。查理是个无能之辈，加之国民对在清教徒统治下的清苦生活感到了厌倦，于是斯图亚特王朝得以复辟。
1660年至1688年便是英国革命第四个阶段，史称王政复辟时期。复辟以后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理二世（1660-1685年在位）和詹姆斯二世（1685-1688年在位）已经无力取消共和国的种种改革，但他们仍旧试图恢复个人统治，再加上他们鼓励天主教，这一系列行为使得父子俩越来越不得人心。最后，随着1688年到来的光荣革命，詹姆斯二世被推翻。
光荣革命标志着英国革命的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阶段的到来。詹姆斯一世的女婿奥兰治的威廉成为新的统治者。他于1689年接受了《权利法案》。这一法案规定：国王必须实行法治；除非经国会同意，不得提高税收或保持军队；若是没有法律手续，不可逮捕和拘留臣民。
然而实际上，这一法案直到19世纪后期普选制得到确立之后，才真正得以实现，它确立了国会的最高权力，并结束了历经半个世纪的英国革命。
事实上，在17世纪的英国进行着两种革命。一种是小贵族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他们所感兴趣的是赢得社会地位所必需的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另一种是中下阶级和佃农的社会革命。他们要求的是完全的宗教平等和政治平等，要求穷人能够得到富足的食品。但这场17世纪的社会革命最终还是失败了，之后18世纪法国的社会革命也如同这场社会革命一般失败了。在那时，社会革命的领导者都缺乏胜利所必需的优势和组织的成熟度。直到19世纪后期，社会革命的时期才来临，那时工业革命已经培养出了大批有阶级觉悟的无产阶级，发展起了一种与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截然不同且反对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
随着17世纪英国发生的大震荡，出现了所谓的启蒙运动，欧洲的政治革命进入了它的第二个阶段。这一运动的领袖们认为，过去是一个迷信和无知的时代，直到他们的时代，人类才终于见到了阳光，他们生活在一个启蒙时代，故而称为“启蒙运动”。而启蒙时代的一个基本特点便是有了“进步”观念，人们也开始普遍地认为，人类的情况会稳步改善，每一代都会比前一代境况好。
如何才能保持不断地进步呢？答案简单而令人信服：通过利用人类理性的力量。因此，对理性的信任和倡导，是启蒙运动的又一个基本特点。实际上，最为关键的两个概念就是进步和理性。这些概念是由一批表达能力很强的哲人所倡导的，他们不是任何特定领域的学识渊博或系统的正式的哲学家，他们多半是文人或者普及工作者。这些人反对现存的社会秩序，通过写小说、剧本、随笔和历史作品来普及他们的思想，说明变革的必要性。
这些哲人信奉万有引力定律，他们相信不仅存在着控制物质世界的法则，也存在着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于是他们将理性应用于所有的领域，用理性去检验一切事物，包括所有的人、所有的制度以及所有的传统。更重要的是，他们还发展起了一系列关于革命的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来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其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他们在经济、宗教和政治等三个领域中提出的一些建议。
在经济领域中，他们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即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在国家建立的早期阶段，重商主义被认为是必需的，但是到了18世纪，它似乎已经成为多余，甚至是有害的。因此，在重重限制中的商人们热情地接受了自由放任的口号。
在宗教方面，他们主要的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专制。更准确地说，哲人们拒绝接受传统的信仰，他们要寻找一种与理智判断相一致的自然宗教。结果，有些人成为彻底的无神论者，否认上帝的存在，痛斥宗教是教士和政治家的工具。而另外一些人成为不可知论者，对于上帝是否存在，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多数人是自然神论者，赞同上帝存在且创造了世界，但坚决认为，在创世之后，上帝让世界按照某些自然法则运作而不加以干涉。所有这些新的信条都反映了理性主义者对“天启”或“超自然”的怀疑有了前所未有的增长，基督教传统首次出现了明确的破裂。
而在政治方面，哲人们的关键用语是——“社会契约”。这并非是一个新的理论，早在1690年，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洛克在其发表的《政府论》一书中就系统地阐述过这一理论。
启蒙运动的口号颠覆了传统的制度和习俗，不仅仅是对法国的现状，也是对整个欧洲甚至海外地区的挑战。哲人们把自己看作一个没有国界之分的人，以全球的视野来进行思考和行动。他们最大的成就是说服欧洲许多君主接受了他们的某些学说，虽然君主们仍然认为“天赋神权”，但是却改变了最初的统治目的。
在那些接受了启蒙运动学说的开明专制君主中，最闻名的是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1740-1786年在位）、俄罗斯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和哈布斯堡帝国的约瑟夫二世（1765-1790年在位）。但尽管这些统治者们拥有极大的权利，他们所取得的成功却是非常有限的，因为他们的继承者常常会破坏他们的成果，而教士和贵族们也都毫不妥协地进行破坏和阻止这些改革。
美国革命
开明专制君主实践启蒙运动的种种学说，其成果收效甚微，直到1789年法国大革命爆发，启蒙运动才深刻地影响到欧洲的大众。但在1789年以前，在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就已经爆发了一场革命，这场革命成为一个将新学说付诸行动的典范。
英国在七年战争中获得胜利，并在1763年与法国签订了《巴黎和约》，获得了北起北冰洋、西至密西西比河的法国殖民地。由于英国的胜利，法国进攻的危险已经消除，十三个殖民地的独立精神则不断增强。但当英国政府获得巨大的殖民地之后，便决定强化其对帝国的统治。正是在这样的一个矛盾中，美国革命应运而生。
在面对这场矛盾之际，并非大部分人都赞成诉诸暴力，人们分裂成了两个敌对的阵营。保守主义者仅仅希望能够恢复1763年之前的松散关系，但激进主义者则要求改变与英帝国之间的关系，使殖民地从此以后能够自由独立。最后，由于无能的英国官员屡屡犯案，激进主义者得以大行其道。
1763年，英国发布了公告，禁止向阿巴拉契亚山脉以西移民，这使得一部分希望成为移居者和投机商人的人以为自己将因为少数毛皮商的利益而被永远排除在外。接着，英国政府施行了一系列的财政措施，公布了“糖税法”、“驻兵法”、“印花税法”和“汤森税法”，将英国国内一部分繁重的赋税转嫁到了北美殖民地。对于这样的做法，殖民地居民表示一致反对，他们召开了全美会议，共同组织抵制英货，直到英国政府取消了这些措施为止。然而英国政府并未停止他们对殖民地的压迫，之后采取的另一系列措施引发了一场导致革命的新风暴。
东印度公司对茶叶的垄断、波士顿倾茶事件、旨在惩罚波士顿港口破坏行为的“强制法令”等，一系列人们耳熟能详的戏剧性事件相继发生。与此同时，1774年，英国国会还通过了《魁北克法案》，为被征服的法裔加拿大人制定了一个政府制度，并且划定了魁北克的边界，包括俄亥俄河以北的全部领土，即今天的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伊利诺伊州、印第安纳州和俄亥俄州。《魁北克法案》里有很多积极的方面，但美利坚殖民者谴责其是一道阻挡他们向西扩张的不可容忍法令。
1774年9月，费城召开了第一届大陆会议，又一次组织抵制英货。第二年，英国军队从波士顿前往康科德去夺取非法军火库时，战斗开始了，在列星克顿草坪打响了“声闻全世界的枪声”。1775年6月，第二届大陆会议召开，一场真正的战争开始了。
随着战斗的蔓延，独立情绪也不断高涨，1776年1月时，潘恩出版了一本富有鼓动性的小册子——《常识》，在殖民地被广为传阅，这大大推动了1776年7月4日大会作出接受《独立宣言》的决定。
在战争的前两年中，法国并未直接参与，只是把军火源源不断地输送到了殖民地，在1777年萨托拉加战役中，美国人所用的武器90%都来自于法国。到1778年的时候，法国与革命者成为同盟，正式向英国宣战。荷兰和西班牙加入了法国阵营，而欧洲其他列强则组成了中立联盟，以保护自己的贸易不受到英国海军的攻击。1781年，英国在约克敦投降，1783年在巴黎签订了合约，正式承认美利坚合众国的独立。
美国革命的意义不在于它创造了一个独立的国家，而是在于它创造了一个新的，与以往不同类型的国家。《独立宣言》宣布：“我们认为这些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故而，美国在革命期间和革命之后，都实践了这一宣言。公民被赋予了更大的权利，许多州政府通过了禁止输入奴隶的法律，国家教会被废除，宗教信仰自由也成为国家法律。美国十三个州都接受了以《独立宣言》为基础的宪法，保证了公民的天赋权利。
在当时，美国革命具有深远的影响。欧洲人普遍认为：这个独立的共和国在美洲的建立，意味着启蒙运动的思想是切实可行的，一个民族有可能建立一个国家，创造出一种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可行政体，而美国则成为一个自由和机会的象征。
法国革命
法国革命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比美国革命更为凸显，它引起了更多的经济变化和社会变化，影响了世界的更大一部分地区。它不仅仅标志着资产阶级的胜利，而且也标志着民众的充分觉醒。
这一巨变之所以发生在法国，根本原因在于法国作为启蒙运动的故乡。直到拿破仑上台之后，法国才开始由一个开明的专制君主所统治，而在此之前，法国是一个极其低效且不公正的，陷入了停顿的国家。正是这样的停顿和政治机构的摇摇欲坠，使得野心勃勃的资产阶级能够成功夺得政权。
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旧政权是贵族政权，所有的法国人在法律上都属于某一等级。第一等级由教士组成，第二等级由贵族组成，而第三等级包括了所有其他的人。前两个等级只占总人口的2%，但是却占有全国大约35%的土地，并享有大部分的权益，还几乎被免除了全部的赋税。也就是说，所有的赋税都落到了第三等级的人民身上，这个等级占全国人口80%却仅仅拥有土地的30%。微薄的薪水和沉重的赋税让农民和工匠们心怀不满，对资产阶级而言虽然赋税不是什么压力，但社会等级使得他们无法获得和自己财富相应的社会地位，也造成了他们心中的不满。
实际上，早在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之前，1787年贵族的革命就开始了。贵族开始革命是因为他们希望恢复其在16、17世纪被王室夺走的政治权力，然而，当教士和贵族们迫使国王让步，允诺在1789年召开三级会议之际，他们却没有能够重新获得政治上的地位，而是掀起了一个巨大的革命浪潮。而这一浪潮最终扫除了法国和欧洲大部分地区已经确立的制度和统治阶级。
1789年5月5日，在凡尔赛召开的三级会议通过迫使国王路易把三级会议改成国民议会，使得平民们赢得了他们的第一次胜利。这一次胜利使得国王于6月23日下令将三个等级合并。然而国王的让步并不代表他内心的转变，当国王准备用武力来镇压平民之际，民众发动了大革命。
拯救法国革命的民众主要由店主和作坊老板等小资产阶级组成，而他们不识字的职员也随着他们的领导传播消息，参加示威游行。7月14日，他们攻破并拆毁了巴黎的巴士底狱，虽然这一事件本身并没有多少实际作用，但巴士底狱在民众的心中就是压迫的象征，这一象征的摧毁标志着民众登上了历史的舞台。
民众的革命不仅仅发生在巴黎，同时也在农村爆发了。在巴士底狱被攻破的振奋下，农民们也纷纷拿起了武器，拆除篱笆，夺取土地，烧毁庄园主的住宅。面临这样的革命形势，国民议会中的贵族和教士只能屈服于现实，与平民们一起投票废除了封建制度。在国民议会所规定的众多措施中，较为突出的是没收教会土地、改革司法制度和行政制度，以及通过了《人权宣言》。
国王路易不愿意接受彻底的改革，10月初，以妇女为主体的饥民袭击了巴黎的面包铺，然后向凡尔赛王宫进军。在民众压力下，国王路易同意将宫廷迁到巴黎，他们在实质上成了囚犯。
王室虽然丧失了权利，但是许多教士和贵族却仍然未死心。其中一些人逃到了国外，试图借助国外的力量来进行一场反对法国革命政权的战争。与此同时，国民议会中的激进派也赞成战争，旨在由此而建立一个共和国，并将革命学说传播到整个欧洲。
1792年4月，战争爆发了，奥地利和普鲁士站在反对法国一边。最初，由于装备差距，法国人被击溃，但无数的志愿者在爱国主义浪潮的驱使下团结一致涌到了法国的旗帜下，巴黎的民众们也加入了反对路易和奥地利籍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的行动中。最终，在民众压力下，国民议会于8月10日暂停了国王的职权，号召人们参加国民公会的选举。
1793年英国、荷兰和西班牙都加入了反对法国的联盟，革命者们进行了着名的全国动员，号召人民起来保卫祖国，并最终于1795年，粉碎了敌人的联盟。
1793年6月，在法国居于支配地位的统治机关是公安委员会，这个委员会以高涨的革命热情和激昂的爱国精神鼓舞人们参加爱国行动，并通过残酷的恐怖统治来镇压反抗。这种恐怖统治渐渐失去了控制，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叛国罪或仅仅因为爱国精神不够而受到指控，被送上了断头台。
对于资产阶级来说，同样扰乱人心的是不断增长的社会激进主义，他们要求建立一个更加平均的国家。这样的情况超出了资产阶级的计划，于是法国资产阶级和英国资产阶级一样开始努力阻挡这场革命。在英国，这些人被击败，克伦威尔进行统治。而在法国，这些人先是被一个5人督政府控制，之后又于1799年受到拿破仑·波拿巴的控制。
拿破仑利用自己在意大利取得的辉煌成就赢得了声望，从而推翻了督政府。他先于1799年至1804年作为第一执政，之后又在1804年至1814年间作为皇帝统治了法国。就国内政策而论，拿破仑以其高效的独裁统治受到了普遍的欢迎。然而，这种爱戴却被拿破仑自己不断进行的战争给毁灭了。作为一个军事天才，拿破仑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于1810年达到了他事业的巅峰。
然而从1812年入侵俄国的时候开始，拿破仑的事业一落千丈，并最终走向了末路。
民族主义的胜利
三个伟大的革命让人们了解了世界的真相，国王不再是地球上的神，这种政治觉醒意味着一场更为深远的政治革命即将开始，它标志着积极的、有组织的群众开始投身于政治。
民族主义是近代欧洲史上的一种现象，在中世纪时期，所有的西方基督徒都属于天主教会，受过教育的人都使用拉丁语，在那些世纪里，民众没有关于效忠国家的意识，大多数人首先认为自己是一名基督教徒，其次才是某一地区的居民，他们并不在意自己是法兰西人或英吉利人。
然而各种方言的兴起和这些方言在文学表达中的运用，以及若干国家开始脱离天主教会，还有西欧的一些王朝建立并巩固了英国、法国、西班牙、葡萄牙和丹麦等独立的大国，都为民族主义的兴起打下了基础。而直到18世纪西欧的资产阶级开始获得全部权利的时候，民族主义才呈现出了近代的形式。
此时国家的概念不再是国王、国王的领土和国王的臣民了，确切地说，国家这个时候已经是由公民所组成的，“这些公民居住于共同地区，在其共同的政府里拥有发言权，并知道其共同传统和其共同利益所在。”
法国革命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发展，为了使革命成功，革命领袖们动员全国，组成了国民军队。同时，它还要求所有的法国公民都说法语，以此来代替许多地区的方言，并且还建立了学校，灌输对祖国的热爱。法国革命也促进了报纸、小册子和期刊的出版，这些读物浅显易懂，给全国人民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法国革命还创立了国旗、国歌和国家节日之类的仪式，这一切使得民族主义压倒了宗教和地区，获得了人民的忠诚。
在工业革命促进下，民族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成为19世纪欧洲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此后又成为20世纪世界历史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但是在19世纪时，民族主义脱离了当初人道的、宽容的信条，到19世纪后半期的时候，它已经变得越来越沙文主义和军国主义。
1815年以后，欧洲在各地爆发了一系列的民族反抗运动。1821年希腊人从土耳其人统治下赢得了独立；1830年，比利时人摆脱了荷兰的统治；在经历了1820年、1830年和1848年三次失败的起义之后，意大利人也终于在1859年至1871年间建立了一个独立统一的国家；德国人也在普鲁士的领导下于1866年击溃了奥地利，1870年至1871年击败了法国，建立起了德意志帝国。
1871年，民族主义在西欧取得了胜利。到1878年时，塞尔维亚人、罗马尼亚人和黑山人先后赢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人也赢得了独立。更重要的是，1914年6月哈布斯堡王室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被塞尔维亚的爱国者加夫里洛·普林西普暗杀。这一重大事件引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而此后，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民族主义在整个欧洲都获得了胜利。
自由主义的出现
所谓自由主义，指的是把个人从阶级、社团或政府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自由主义的兴起和资产阶级的崛起有密切的关系，但在中欧和东欧，由于资产阶级很软弱，自由主义则是被一些开明的贵族阶级所提出的。
自由主义的学说首次被明确提出并得到贯彻，是在英国革命时期。当时这些学说主要内容是，反对王室任意干涉宗教信仰自由、人身安全和财产安全。更确切地说，这些学说要求议会控制政府、政党独立存在、承认反对党的必要性和权利。但由于公民权受到财产条件的限制，其实绝大多数的中下层阶级和劳动者是无投票权的，因此，17世纪英国的自由主义所增进的只是资产阶级的利益。
在美国革命期间，自由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解释和应用。1791年所采用的联邦宪法以分权原则为基础，让行政权、立法权和司法权相互牵制，制止暴政。而《人权法案》则保证了宗教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集会自由。美国宪法通过限制公民权、规定对总统和参议员的间接选举和对不同时期的各部门的选举，小心翼翼地保护了资产阶级的利益。这些安排的目的无非就是要保证激进的民众运动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引起危险的变革。
在自由主义的信条方面，法国革命显得比美国革命更为进步。《人权宣言》在18世纪响亮地宣布了公民的个人自由权。但是，法国的自由主义依然是一种资产阶级运动。《人权宣言》同样强调了财产权“神圣不可侵犯”。而着名的拿破仑《法典》则明确规定，禁止组织工会和罢工。
可见，无论是英国革命、美国革命还是法国革命，其中出现的自由主义都采取立宪议会政体的制度形式，关心平等的公民权利，却并不关心平等的政治和社会权利。然而19世纪以后，自由主义也在性质上起了明显的变化。当群众受到越来越多的教育，并且有了进一步觉醒的时候，自由主义不可能继续只关心资产阶级的利益。
到19世纪末的时候，成年男子的选举权已经在西欧大部分国家得以确立，备受推崇的自由放任主义也得到了逐步的修正。由于公民的自由权和选举权不能够使劳动者避免受到由失业、疾病、伤残和老年所引发的贫困和不安全，因此，他们利用选举权和公会组织要求实行社会改革。就在这样的压力之下，新的民主自由主义发展了起来，它承认国家需要对全体公民的福利负责。于是在德国的带领之下，西欧各国纷纷采纳了种种社会改革方案，包括养老金、最低工资法、疾病、事故和失业保险，以及有关工作时间和工作条件的法规等。
尽管作出了许多调整，从19世纪末开始，自由主义还是连连失利，其主要原因在于它未能得到新兴的工人阶级的支持。一般来说，工人们大都转向了各种社会主义，不仅欧洲如此，甚至连从前的殖民地也是如此。
社会主义的诞生
社会主义思想与18世纪和19世纪初兴起的古典自由主义相反的，自由主义强调的是个人和个人权利，而社会主义强调的则是社会和社会的集体福利。自由主义认为社会是自然法则的产物，否认通过立法人为地增进人类幸福的可能性，但社会主义则认为，人类可以通过理性的思考和行动来决定自己的社会制度和社会关系。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强调了有计划的社会变革。
在19世纪初期，出现了一派新的社会改革者，我们称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从他们的理论和方案中，我们看到这些空想社会主义者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们所设计的模范社会的原则和明确的活动方式上，却从未认真考虑过如何让这些模范社会来取代现存的社会。空想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圣西门曾试图争取到教皇和路易十八的支持；而傅立叶曾每天中午坐在自己房中，等待着人们对他在报上的呼吁作出响应，白白等候了12年。可见，空想社会主义者并非革命者，他们在脑海中形成了自己一系列的社会变革的想法，却从未想过如何付诸实践。
“现代社会主义之父”马克思（1818-1883年）在每个方面都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者。马克思是唯物主义者，他用自己一生大部分的时间来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并根据自己的研究得出结论，坚信阶级斗争是社会变革的唯一手段。他相信，工人如果不能够以自己劳动所得的工资去购买他们劳动所生产的产品，最终会使得工厂倒闭，工人失业，从而致使购买力进一步下降，最终导致全面萧条。马克思还认为，这种全面的萧条将会日益繁重，直到最后，失业的无产阶级被迫起来革命。这样一来，资本主义也将被社会主义所取代，而新的社会主义由于生产资料公有制，不再存在剥削，没有私人雇主和利润，自然也就不再会有购买力的不足所引起的萧条。
马克思不仅仅是一个理论家和作家，同时也是一个组织者，他在1864年建立国际工人协会即通常所称的第一国际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但这一团体却于1873年分裂了，主要原因是，其中成员除了有社会主义者以外，还存在一些缺乏纪律性的各种浪漫主义者，以及民族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等。
1889年，社会党国际即第二国际在巴黎成立，到1914年时，它已经有27个国家的社会党参与，总共拥有了1200万名工人成员。第二国际比第一国际要温和得多，它更像是一个修正主义组织而非革命组织。
第二国际之所以有所改变，是由于组成第二国际的主要政党们正在背弃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有这样的转变，其中一个因素是，西欧各国的选举权正在逐渐扩大，这意味着工人可以利用选票而非子弹来达成自己的目的。另一个因素则是，1850年以后，欧洲的生活水平稳步上升，这使得工人们更乐于接受资本主义。
当然，并非所有的社会主义者都背弃了马克思主义，依然有人继续忠于马克思的学说，于是大部分社会党都分裂成了“正统”派和“修正主义”派。而相比之下，显然修正主义更能与时俱进，因而他们通常占据主导地位。
然而当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第二国际也为它的修正主义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们中的大部分成员首先是民族主义者，其次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响应了各自国家政府的主张，使得数百万工人战死沙场。第二国际被扯得粉碎，虽然战后得到了复兴，却再也无法获得从前的力量和声望。
社会主义却没有随着第二国际的分裂而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国社会主义者即布尔什维克成功夺取了政权，建立起了有史以来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府。布尔什维克还组织了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向第二国际即社会党国际进行挑战。
三、逐渐强大的俄国
虽然俄国是欧洲的一部分，俄罗斯人也是欧洲的一个民族，然而由于俄国位于欧洲的边缘，由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一大块缓冲地带构成，这一特殊的位置使得俄罗斯人的历史经历完全不同于其他欧洲人，他们所发展起来的文化也相应地有所不同。
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通常是被动地接受关系，在20世纪以前，欧洲对于俄罗斯的影响比俄罗斯对欧洲的影响要大得多，这种影响也一直是俄罗斯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
1856年以前的俄罗斯和欧洲
第一个俄罗斯国家是在公元9世纪以基辅公国为中心发展起来的，这个早期的俄罗斯国家与欧洲其他地区通过贸易保持着许多的联系。11世纪时，雅罗斯拉夫大公还同欧洲各大王朝建立了姻亲关系：他的妹妹嫁给了波兰的卡西米尔一世，他的儿子娶了拜占庭的一位公主，而他的两个女儿分别嫁给了法兰西的亨利一世和挪威的哈拉尔三世。
然后，在之后的数世纪中，两件决定性的事情使得俄罗斯陷入了孤立状态。首先是公元990年前后，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接受基督教的拜占庭东正教，拒绝了罗马天主教。虽然在当时这两个宗教间的差别还不是很大，但经过之后数十年的发展，最终两个教会于1054年分道扬镳。而俄罗斯也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天主教与东正教之间的长期斗争之中。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陷落之后，俄罗斯成为东正教唯一独立的堡垒。这些事件使得俄罗斯人自鸣得意，最终自我孤立起来，甚至蔑视欧洲其他地区正发生的伟大变革。
另一件决定性的事件是1237年蒙古人的入侵，虽然蒙古人只要俄罗斯臣民承认可汗的宗主权，每年纳贡，便不干涉他们的事务。但是，蒙古人的统治却割断了俄罗斯与欧洲其他地区的联系。这种隔绝发生时，西方正在经历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海外扩张和商业革命的巨大变革。因此，处于孤立中的俄罗斯基本没有受到这些意义深远的运动的影响。反而是蒙古人给俄罗斯社会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为后来的俄罗斯沙皇建立半东方的专制统治铺平了道路。
当俄罗斯人于15世纪摆脱了蒙古人的时候，俄国文明和西欧文明已经显露出了巨大的差异。在东正教的影响下，俄国文明是一种和谐一致的文明，但是却缺少像西方那样生气勃勃、扩张商业、工业和科学的文明。一些有远见的俄罗斯领袖很快便看出他们经济的落后对于国家安全的威胁，因此，16世纪的俄罗斯人同以后的土耳其人、日本人和中国人一样，开始借鉴西方的东西，尤其是军事方面的技术。
沙皇彼得大帝（1682-1725年在位）大大加快了这一西方化的进程，他颁布了3000多条法令，以西方的方式改革了行政机关和军队，建立起了供养军队的工业，引入了成千上万的各类型的专家，还派出了一群群年轻的俄罗斯人到国外学习，并建立了许多的学校。彼得还打破了先例，去西欧旅行，直接学习外国的制度和惯例。他甚至像一个普通的劳动者那样，在英国和荷兰的造船厂做过工，以此来了解在他看来对国家最有用的东西。
在彼得大帝打败瑞典后，在波罗的海沿海建立了新都圣彼得堡——新俄罗斯的象征。通过这一切的手段，彼得终于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他所说的打开一扇“面向西方的窗户”的目标。然而这一切都是在国内很多人的激烈反对下完成的。
之后，彼得大帝未完成的工作由才华横溢的叶卡捷琳娜大帝（1762-1796年在位）继续下去。叶卡捷琳娜认为自己和宫廷是俄罗斯欧化的媒介，她比彼得更富有知识，积极地赞助了文学、艺术、戏剧和报刊。在她统治期间，俄罗斯的高等贵族们已经开始欧化，无论是在他们的言语、服装、住宅还是社交方面都纷纷模仿起凡尔赛宫廷。然而，欧化的上层阶级与被束缚在庄园里的农奴之间的鸿沟正越来越宽。
这一严重的社会差异在俄罗斯赢得对拿破仑大军的巨大胜利之后越来越明显。1815年至1818年间一支俄罗斯占领军驻扎在法国，4年自由的西方社会生活给他们留下了极深的印象。当他们于1818年回到俄罗斯的时候，他们发现沙皇的独裁简直让人无法忍受。正是这样的情绪引发了十二月党人的起义。
1825年12月，即亚历山大一世死后，十二月党人的起义爆发了，然而，由于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起义很快便失败了。究其原因，俄国缺乏商业、工业和在西方政治发展中起决定性作用的资产阶级。因此，在没有任何思想基础和经济基础的情况之下，起义以失败而告终。
俄罗斯的思想家们分成了西欧派和斯拉夫派。西欧派心中的英雄是彼得大帝，他们极力主张统治者要像彼得大帝一样，带领俄国赶上西方的进程。而斯拉夫派则认为，每个国家都体现和表达了特殊的民族精神，不应强制迫使一个国家去模仿另一个国家。他们认为，彼得是俄罗斯文明和民族团结的主要敌人，他们完全不认同西方社会，更不愿意接受它。
1856-1905年的俄罗斯和欧洲
斯拉夫派和西欧派之间的争端随着迅速发展和扩张的西方社会给俄国社会带来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而得到解决。这种压力通过俄国和一些西方强国，最主要是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克里米亚战争（1853-1856年）得到说明。战争在俄国的土地克里米亚半岛上发生，然而俄国却失败了，最终不得不接受了耻辱的巴黎条约。这一条约要求俄罗斯削减黑海海军，并拆除黑海沿岸的防御工事，还被迫交出多瑙河沿岸的某些具有战略意义的地区。
这场失败对于俄国的民族主义者和斯拉夫派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打击。斯拉夫派一个成员曾宣称：“西方将了解到它所夸耀的自由和自由主义制度在危险时候没有什么用处，赞美这种制度的俄国人将被迫承认强有力的、指导一切的专制制度是保持民族伟大的唯一手段。”然而事实是，俄国战败了。纵使俄罗斯的士兵在1855年和在1812年时一样勇敢作战，但对拿破仑大军的胜利并未重演。这时的形势对俄罗斯士兵极度不利，他们使用的步枪射程只有西方军队的三分之一，他们只能用帆船来对付英国和法国的汽船，他们甚至没有名副其实的医疗服务和食品供给。正如西欧派所察觉到的：“欧洲一直在进步的道路上稳步前进，而我们却一直停滞不前。”
旧制度的第一个变革就是解放农奴。事实上，在战争之前，1825年至1855年尼古拉一世统治的30年间，农奴已经爆发过500多次骚动了。随着战争的失败，尼古拉的继任者亚历山大二世将解放农奴当做代替革命的唯一办法，于是他在1861年3月1日颁布了废除农奴制的法令，解放了所有农奴，而农奴耕种的土地也重新进行了分配。这在俄罗斯历史上是一个重大的转折，其意义甚至超过了美国在1863年发表的《解放黑人奴隶宣言》。
在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数十年间，受西欧变革的影响，俄国开始向工业化国家转变，从而进一步削弱了俄国的旧制度。从1865年到1890年，俄国工厂的工人数目由38万人上升到了162万人，进而在1898年上升到了300万人。到1913年，俄国生产的铁已经和法国生产的一样多，煤产量也为法国煤产量的四分之三。
不断地发展引起了俄罗斯社会中的某些分裂和冲突，其中之一就是农民群众不断增加的骚动以及他们不断增长的政治觉悟。他们没有因为废除农奴制的条款而感到满足，他们认为，依然有很大的一部分土地在贵族的手中。在之后的数十年里，农民人数增长，对土地的渴望也相应地增长，他们越来越不能满足于现状。除此之外，沉重的赋税也是让农民忍无可忍的一项重要原因。他们不仅要为自己1861年得到的土地缴纳费用，还要承担各种地方税。而因为很高的保护关税，使得农民们购买制成品的费用也相应上升。种种因素使得农民内心的不满越来越强烈。
1898年，俄国秘密建立了社会革命党，其政纲主要是要把国家和贵族的土地分配给农民。他们在两个方面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者：第一，他们认为农民而非城市无产阶级，才是俄国革命的主要力量。第二，他们提倡实行个人恐怖主义活动而非群众的组织和活动。于是在社会革命党内部，存在一个成功暗杀了许多着名受害者的秘密战斗组织。
同欧洲其他地方一样，俄国工业化早期对工人的残酷剥削使得俄国工人和西欧的工人一样，受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影响，从而产生了骚乱。1898年，社会民主党成立，并随即分裂成为修正主义派和正统派，即我们所称的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
20世纪初，除了农民和工人之外，俄罗斯的中产阶级也对沙皇的政权日益不满，这批人组建了立宪民主党，通常根据其缩写被称为“卡德茨”。立宪党成立于1905年，其纲领是：实行君主立宪制，设立一个类似于英国下议院的议会机构与它维持平衡。然而，中产阶级由于人数较少，一直未曾拥有大批的追随者。
20世纪初，西方对俄国的影响就是如此。西方的侵入逐渐破坏着一个独特、和谐的社会，由此而产生的种种压力和冲突最终成就了1905年和1917年的伟大革命。
1905年以前的俄罗斯和亚洲
16-18世纪，俄罗斯凭借着自己经济和技术的优势，已经能够控制西伯利亚的部落民族并向东扩张至太平洋，但是在东南部，他们却被强大的中国阻挡了前进的脚步，并不得不接受了把他们限制在阿穆尔河以北地区的《尼布楚条约》。
18、19世纪期间，俄罗斯人凭借从西方得到的先进技术，重新向着东南和南面推进，在阿穆尔河流域战胜了中国，在中亚把自己的统治强加给了古老的穆斯林汗国。俄罗斯人继续扩展他们的疆土，直至被在阿拉斯加的美国人、在印度和波斯的英国人以及在满洲的日本人所阻挡为止。
彼得大帝统治期间，俄罗斯人向阿拉斯加推进，派遣有丹麦血统的海军军官维图斯·白令船长率领一支探险队分别于1728年和1740年对美洲大陆进行了两次探险。白令探险最大的发现就是亚洲和北美洲在太平洋北部水域相连。
受到利益的驱使，俄罗斯商人紧跟在探险者后面，以便获得有利可图的海獭皮。商人们沿着阿拉斯加海岸建立据点，控制并剥削阿留申群岛的居民。1761年，愤怒的乌姆纳克岛居民袭击并杀死了许多俄罗斯商人，少数幸存者被迫逃离。阿留申群岛暂时获得了5年的独立，但这里的居民们再次回到了从前仅能果腹的渔猎生活。1766年，俄罗斯商人的雇佣军再次返回阿留申群岛，他们杀戮了3000多人，摧毁了他们的村庄。于是在俄罗斯统治者的逼迫下，阿留申群岛居民再次开始猎杀海獭，这种破坏直至阿留申群岛居民和海獭都被杀戮殆尽。
1799年，各私营贸易公司联合组成了俄美公司，俄国在阿拉斯加的杰出的领导人亚历山大·巴拉诺夫积极独断地指挥着远征队沿美洲海岸建立提供补给的定居点，以便能把粮食从西伯利亚运过世界上风暴和雾最多的一个海洋。1811年11月，俄罗斯人在圣弗朗西斯科以北的俄罗斯河旁建立了罗斯堡，1819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在美洲海岸建立了19块殖民地。
俄罗斯的扩张引发了西班牙和美国的不满，而皮毛贸易的衰落也使得俄美公司濒临破产。最后，俄罗斯人决定放弃他们在美洲所占有的土地，毕竟阿拉斯加太过遥远，他们担心自己无法保护它不受美国的侵害。于是，在1867年，俄罗斯人将它以700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了美国，相当于每英亩的土地价格还不到2美分。
俄罗斯人在北美洲的活动使得他们重新对阿穆尔河流域有了兴趣，他们需要在太平洋有一个出口作为向美洲殖民地供应物资的基地。他们已经拥有了鄂霍茨克港，但这港口每年一直冰冻到6月，并且总被大雾所笼罩，这是完全不能够支持俄罗斯人运作的。
俄罗斯人对阿穆尔河的野心由于中英之间1839年至1842年的鸦片战争而进一步膨胀。作为战争的胜利者，英国吞并了香港，并在长江流域有了极大的势力。于是，俄罗斯人下了决心要在阿穆尔河流域定居。短短10年，在尼古拉·穆拉维约夫伯爵的领导下，加之中国的软弱，俄罗斯人便实现了他们在这一地区的所有目标。
穆拉维约夫伯爵在1847年被任命为东西伯利亚总督，虽然他拥有了总督的广泛权利，但仍然越权派遣远征队将俄罗斯的旗帜插到了外国的土地上，并鼓励俄罗斯殖民者定居阿穆尔河流域。实际上，中国政府完全不知道这些事情，直到1851年5月，俄罗斯政府才将发生的所有事情通知了中国。
5年后，即1856年，战争再一次在中国和英国之间爆发，作为失败者的中国不得不向西方商人开放更多的港口以及作出其他的让步。穆拉维约夫抓住这一机会，提议中俄两国联合共同防守阿穆尔河流域，结果中俄订立了《瑷珲条约》（1858年），俄罗斯除了获得阿穆尔河北岸至乌苏里江的土地以外，还拥有和中国一起对直到海边的乌苏里江两岸土地的共同管辖权。
1860年，北京被英法联军占领，俄罗斯驻北京公使尼古拉·伊格纳蒂夫伯爵作为调解人，使得联军在不太苛刻的条件下撤离北京，为此，中国政府心甘情愿签订了《北京条约》，把乌苏里江直到海边的阿穆尔河两岸土地以及从阿穆尔河河口到朝鲜边界的整个沿海地区都划给了俄罗斯。俄罗斯在远东的扩张开始停止，直到20世纪初，这种扩张又重新开始，从而加速了与日本的一场灾难性战争。
俄罗斯人对中亚地区的推进是直到19世纪第二个25年才开始的。在1827年至1854年间，俄罗斯人征服了哈萨克草原，首次进入中亚。中亚穆斯林文明的几个中心相继陷入俄罗斯人手中——塔什干于1865年陷落，布哈拉于1868年陷落，希瓦于1873年陷落，格奥克-杰彼于1881年陷落，梅尔夫于1884年陷落。
俄罗斯的统治大大改变了中亚。从积极方面来说，一方面俄罗斯人废除了奴隶制和奴隶贸易，还铺筑了铁路，其中包括着名的奥伦堡-塔什干铁路线。由于廉价的运输和俄国纺织工业的需求，棉花的栽培也有了惊人的增长。从1884年到1899年，棉花的种植面积从300俄亩猛增到了90000俄亩。俄罗斯人还引进了土地改革，减少农民的税收和必须履行的义务劳动。
但另一方面，俄罗斯人对哈萨克人放牧地的征用使得牲畜的数目减少，并出现了普遍的饥荒。俄罗斯人对土着的教育也没有做出什么贡献，以至于在布尔什维克革命以前，众多的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土库曼人、乌兹别克人和塔吉克人并没有因为俄罗斯人的到来有什么变化。
19世纪90年代俄罗斯的兴趣从中亚转移到了远东。1895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再次战败，英美两国拒绝出面调解，于是中国接受了《马关条约》（1895年4月7日），将中国台湾、澎湖列岛及辽东半岛割让给了日本。此时，俄罗斯与德国和法国共同出面进行干预，迫使日本归还了辽东半岛给中国。这一举动使得第二年中国人心甘情愿地与俄罗斯签订了一个秘密条约，规定在日本侵略的情况下中国与俄罗斯相互援助，并将建造穿过满洲直抵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东铁路的特许权授予一家中俄合资银行。这家银行实际上是由俄罗斯政府所拥有并管理的。到1904年日俄战争爆发的时候，它已铺设了总长1596英里的铁路。
1898年，俄罗斯跟中国进行了关于对辽东半岛25年租借的谈判，两年后，俄罗斯人又利用义和团运动期间的混乱占领了整个满洲地区。俄罗斯人对中国的稳步蚕食引起了日本人的惊恐，为了阻止俄罗斯人，日本于1902年1月30日与英国缔结了军事联盟。
1903年7月，日本人向俄罗斯人提议：俄罗斯应承认日本在朝鲜的“优先利益”，作为回报，日本将承认俄罗斯“在满洲铁路方面的特殊利益”。对于这一提议，俄罗斯人的意见也有所分歧，最后，反对派的冒险家、军国主义者和政治家占据了优势。1904年2月5日，日本人停止了谈判，三天后未经正式宣战便袭击了驻扎在中国旅顺港的俄罗斯舰队。
随后的战役中，俄罗斯总是败给日本，尤其是1905年5月27日与日本在对马海峡的战败，使得俄罗斯伤亡惨重。于是在1905年9月5日，日俄双方签订了《朴次茅斯和约》，根据和约，俄罗斯承认日本在朝鲜的“最高政治利益、军事利益和经济利益”，放弃在满洲的所有优惠或独家特许权，并将萨哈林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把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转让给日本。直到40年之后，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遭到惨败，俄罗斯才得以恢复当时失去的领土。
第一次俄国大革命
当日俄战争在远东打响之际，革命正在战线后方的俄国内部迅速传播开来。农民、城市工人和中产阶级对于俄罗斯政府长期的不满，由于战争的爆发而更加严重。
1905年1月22日，是一个重大的星期日。数千人组成的队伍平静地朝圣彼得堡的冬宫行进着，这是一支以教士乔治·加邦神父为首的宗教队伍，他们以独特的示威方式来请愿，沙皇的叔父竟莫名其妙地命令皇家禁卫军对这群手无寸铁的人开了枪。这次毫无缘故的大屠杀在全国激起了强烈的反应。这个“流血星期日”不可挽回地打碎了许多俄国人对沙皇仁慈的“小父亲”的印象，整个帝国的公民开始反对沙皇政权，致使俄国大革命在1905年爆发了。
1905年1月至10月间是革命浪潮兴起的阶段，即俄国大革命的第一个阶段。所有的阶级和势力都联合起来反对独裁政府，各个被统治的民族都要求自治，农民夺取土地，工人组织地方议会即苏维埃进行革命活动，学生走出教室，水兵发生兵变。全世界目睹了这一民族举行大罢工的非凡景象。面对这一切，沙皇只得屈服，随即颁布了着名的《十月宣言》（10月30日）。这一宣言允诺给予人民言论、出版和集会自由，并准许俄罗斯有一部宪法和一个民选的国民议会即杜马。
1905年10月至1906年1月，革命进入第二个阶段，虽然起义继续处于高潮，但革命者们却不再团结。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温和派接受了《十月宣言》，而社会民主党人和社会革命党人为主的激进派则要求由制宪议会而不是沙皇的大臣来制定宪法。为达目的，激进派试图组织更多的罢工和骚动。然而由于1905年9月5日与日本的议和，使得军队能够回国恢复秩序。加上从巴黎和伦敦获得的4亿美元的贷款，摇摇欲坠的沙皇政府得以加强。12月22日至1月1日莫斯科工人举行的危及政权的起义被扑灭了，而此时，温和派也正转向政府一边。1906年初时，革命浪潮的高峰已经过去了。
1906年1月至7月21日是革命的第三个阶段，沙皇政权得到了巩固。政府军队追捕激进派成员以及反抗的农民，甚至烧毁整个村庄。5月6日，政府颁布了《基本法》，规定沙皇为专制君主，而民选的杜马可以与上议院一起分享立法权，但其预算则受到严密的限制。5月10日，杜马开会拒绝接受《基本法》，强烈抨击政府，此后在7月21日，沙皇解散了杜马。杜马试图号召国民以拒绝纳税来反抗沙皇，但却收效甚微。事实上，革命的浪潮已经退却，而第一次俄国大革命已经结束。
虽然革命失败了，但俄罗斯此时已经有了第一个立宪政体。1907年2月，第二届杜马经选举产生，虽然依旧权力很小，但他们更勇于向政府挑战。于是政府大幅减少选举权，使得1907年和1912年选出的第三届和第四届的杜马都保守而屈从。但专制的沙皇独裁已经随着《十月宣言》的颁布而终止，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后，杜马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直至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到来而被扫除为止。
四、灿烂的中东文明
西方对于中东的影响完全不同于对俄罗斯的影响。19世纪时候，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包括了中东的大部分地区，但它仍然是一个各民族、各宗教和各种相互冲突的集团组成的集合体。
奥斯曼帝国是一个以宗教而非民族为基础而组成的神权国家，只要各个社区承认苏丹的权利，向帝国纳税，就能够拥有自己的教会、语言、学校和地方政府。因此，西方的思想和压力对这个松散的帝国组织不同地区产生了不同的影响。故而，我们将从它的三个主要地区来进行考虑，即基督教人口占优势的巴尔干半岛、土耳其穆斯林占统治地位的小亚细亚和阿拉伯穆斯林居住的小亚细亚以南各行省。
巴尔干半岛的基督教徒
巴尔干各民族在土耳其的统治下生活了四个多世纪，人们通常认为，这几个世纪是暴政肆虐的世纪，被压迫的基督教徒们一直等待着反抗的机会。但巴尔干的各民族在人数上比起少数的土耳其人来说占据了绝对优势，若他们渴望反抗，那么他们必然能给土耳其人带来极大的麻烦。而实际上，在早期土耳其人对于巴尔干半岛的统治并没有遇到太多麻烦。
实际上，土耳其征服者比起此前统治过巴尔干各国的君主相比，是更加仁慈且有能力的。土耳其的行政管理严格而公正，也没有过重的赋税，非穆斯林在一定程度上甚至享有空前的信仰自由。但是，在18、19世纪期间，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土耳其的实力日渐衰弱，伴随着出现了普遍的敲诈和勒索，使得巴尔干基督教徒拿起了武器进行自卫。
巴尔干各民族多半是基督徒，因此比起穆斯林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来说更容易受到西方的影响。随着18、19世纪期间商业、工业和中产阶级的发展，西欧对进口粮食的需求不断增长，从而促进了巴尔干半岛的农业发展，而贸易的扩大也相应促进了手工业产品的需求。经济的复兴使得巴尔干半岛产生的，由商人、工匠、船主和海员组成的中产阶级，对西方的思想和制度存有特别的好感。商人和海员时常旅居外国，西方的开明与国内的悲惨相对比之下，这些人得出了一个结论：自己以及巴尔干同胞们的前途取决于他们是否能够尽早摆脱土耳其的统治。
匈牙利南部的塞尔维亚商人、俄国南部的保加利亚商人以及广泛地分布在欧洲各主要城市的希腊商人，他们用本国的语言来出版书籍和报纸，在自己的家乡和村庄创办学校和图书馆，并且为本民族的年轻人提供去外国受教育的资金，这一切都促进了同胞们在心智上的觉醒。更多的人能够接受再教育，受到了西欧启蒙运动的影响。
西方对巴尔干半岛的影响，在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代变得更直接。当时一个希腊革命者说：“总的来说，法国革命唤醒了所有人的理智。……近东的所有基督徒都向上帝祈祷说，法国应该进行反对土耳其人的战争，他们相信他们将得到自由……然而当拿破仑没有行动时，他们便开始采取解放自己的措施。”
巴尔干各族民众中，希腊人最先觉醒，因为他们与西方的交往更加频繁，拜占庭的光荣传统也促进了其民族自尊心。继而是塞尔维亚人，他们除了匈牙利南部新拓展地的积极影响外，还享有高度的地方自治。由于没有希腊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有利条件，巴尔干其他民族复兴的速度都比较缓慢。
经过1821年至1829年持久的独立战争后，希腊人从土耳其人那里赢得了完全的独立。塞尔维亚人举行起义的时间更早，但直到1815年，塞尔维亚人也只是在奥斯曼帝国内部获得一个自治地位。直到1878年，塞尔维亚公国才获得了完全的独立，成了塞尔维亚王国。之后是罗马尼亚人，1859年赢得自治，到1878年获得独立。保加利亚人则更晚一些，到1878年获得自治，1908年才获得独立。1912年，这三个民族结成联军，将土耳其人完全逐出了巴尔干半岛。1913年，土耳其人交出了他们在巴尔干半岛上的所有剩余领土。
西方通过提供革命的民族主义思想，通过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通过帮助巴尔干革命者从事反对土耳其统治的斗争，决定性地促进了巴尔干半岛各民族的复兴。
土耳其人
西方对于土耳其人的影响比对巴尔干基督徒的影响小得多，也晚得多。由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漫长的冲突和对抗，土耳其人的伊斯兰教信仰成了土耳其人与西方之间难以逾越的一道障碍。
而就土耳其人方面来说，由于宗教信仰的缘故，使得他们还存在一种于自身非常不利的优越感。之前的好几个世纪里，在面对西方基督教势力时，土耳其人一直处于胜利地位。虽然17世纪末和18世纪时，他们曾败给了奥地利人和俄国人，但是直到19世纪末以前，他们仍统治着拥有数百万基督教臣民的巴尔干半岛大部分地区。因此，一般土耳其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地位，都存在着对其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的优越感。
此外，土耳其人从未发展起自己的中产阶级，他们对商业不感兴趣，甚至可以说不尊重商业。因此，奥斯曼帝国的资产阶级基本上都是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和犹太人。因而，就算土耳其人中间出现难得的改革提倡者，也难以获得任何追随者。
19世纪时期，奥斯曼帝国被西方以直接或间接的许多方式渗透、影响和控制，其中最早、也最有效的就是军事途径。土耳其人发现要自保就必须采用欧洲先进的军事技术，于是在19世纪后半期，西方为了阻止俄罗斯对中东的扩张，便积极地鼓励土耳其人使自己的军事力量现代化。而为了支持一支现代化的军队，除了必须教授的军事科目以外，还有语言、数学和科学。此外，医科学校、医院、技术工厂、制造重武器的铸工厂、海军兵工厂和造船厂也相应地建立。而被派到国外学习的许多年轻人中，一部分人除了吸收到西方的军事技术外，还不可避免地吸收了西方的思想意识。因此，军队在组织和观点上都成为最西方化的机构，1908年，也正是一个军队集团推翻了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在宗教领域，西方对土耳其也有所影响。传教士在整个帝国传道并建立学校，到1875年，仅仅美国传教士就开办了240所学校，拥有8000名学生。这些学生大多是亚美尼亚人，但在整个帝国的外国学院中，也有相当数目的土耳其学生。
西方对奥斯曼帝国的经济渗透也十分重要。由法国外交官和创办人斐迪南·德·雷赛布成立的一个欧洲财团，在经过10年的开凿之后，1869年，苏伊士运河终于通航。这条运河使得奥斯曼帝国再一次位于欧洲和亚洲之间的主要商道上。而此时，奥斯曼政府对欧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借贷，债务总数于1875年已达2亿英镑。他们每年大约需要交纳1200万英镑的年金、利息和偿债基金。而除了财政之外，外国势力同时还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统、铁路系统、灌溉工程、采矿企业和市政事业。
西方对土耳其的压力和控制造成了难以估计的影响，从而逐渐地瓦解了坚如磐石的伊斯兰教结构。而真正最终瓦解这一结构的，是那些在西方学习过的青年军官。1908年7月，他们向苏丹发出了最后通牒，迫使苏丹接受了宪法。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的几年中，土耳其人曾试图让他们的帝国走上现代化道路，却未能取得成功。1914年，土耳其人决定加入同盟国，这一决定也预示了奥斯曼帝国的灭亡。
阿拉伯人
阿拉伯各民族和巴尔干基督徒一样，被奥斯曼帝国统治了4个世纪。然而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统治是一种沉重的枷锁。对于阿拉伯人而言，土耳其人与其说是外国人，不如说是同道的穆斯林，况且，在奥斯曼帝国初期，其行政管理是有效并能够接受的。
西方对于近代阿拉伯世界的影响，可以说从1798年拿破仑率领侵略军在埃及登陆的那一刻就开始了。虽然拿破仑最终没有实现他的目标，然而这次远征却对埃及产生了持久的影响，因为这不仅是一个军事事件，也是西方对阿拉伯世界中心地区的一次文化入侵。拿破仑除了将能够解释象形文字的科学家以及制定把地中海和红海连接起来的计划的工程师带入埃及以外，还给埃及带来了第一台印刷机。
在拿破仑出征埃及的短暂时间里，他粉碎了埃及原有的统治阶级的权利，这一切都为天才的阿尔巴尼亚冒险家穆罕默德·阿里当政铺平了道路。穆罕默德·阿里是第一个意识到西方技术的意义，并进行了有效利用的中东统治者。他兴修了近代的灌溉系统，引进了棉花的栽培，使其迅速成为国家的最大资源，并重新开辟了亚历山大港，鼓励对外贸易，派遣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开办了各种学校，还建立了一所翻译学校，在1835年至1848年间将大约2000本欧洲着作翻译成了阿拉伯语。他还聘请了国外的专家帮助他在中东建立了第一支新式的陆海军，甚至还在开罗和亚历山大兴建了大量的工厂，虽然最终这些企业由于国内外的各种因素而失败了。
穆罕默德的这些成就使得埃及迅速转变为一个可怕的强国，他侵占了阿拉伯半岛、苏丹、克里特岛和包括今天的巴勒斯坦、黎巴嫩及叙利亚在内的整个黎凡特海岸地区。由于外国的干涉，最终才使得埃及军队没有开进君士坦丁堡去结束拥有500年历史的奥斯曼王朝，同样也是由于外国的干涉，使得穆罕默德没有能够实现他考虑已久的计划：在小亚细亚以南的奥斯曼地区创立一个阿拉伯帝国。
最终，为外力所迫，穆罕默德不得不交出了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属地，但在埃及，他仍然是世袭的、自主的统治者。
波斯人
当阿拉伯世界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邻近的波斯也在西方的影响之下有了重要的发展。大约在19世纪后期，波斯开始明显地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最初是试图借用西方的军事技术，继而又需要更大的中央集权和新的官僚机构，而传统的穆斯林宗教学校无法提供能够足够的毕业生，来充当新官僚机构的官员或新军队的军官，因此，大批的学生被派遣到了国外，而西方式的新学校也相继在波斯建立。进而，一批知识分子出现了，他们对西方的新事物很敏感，希望能把西方的制度引进自己的祖国。
19世纪后期，西方不断加强的经济入侵和剥削，令这些知识分子在城市里唤起了相当一部分群众的支持。早在1828年的时候，波斯国王为了增加能够肆意挥霍的资金，就将许多垄断特许权授予了外国人，这一切都引发了波斯人民的强烈反感。1896年，波斯卡扎尔王朝的纳绥尔丁国王遭到暗杀，但这一暗杀并没能改变波斯的形势。
1905年的时候，俄国在中国的满洲遭到失败以及国内产生巨大的革命浪潮的消息相继传来，由于在俄国有相当数量的留学生以及波斯工人，这些消息对波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10年，据估计，每年有不少于20万的农业季节工人转入俄国做劳工，而这些劳工不可避免地受到了俄国工人阶级革命运动的影响。
罢工和骚乱的浪潮开始席卷波斯，直到1906年7月，波斯国王同意免去首相的职务并召开一次国民议会即波斯议会为止。1906年10月，在德黑兰召开了第一届波斯会议，并制定了一个自由主义的宪法。然而新的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国王却决定废止这一宪法，但此时，已觉醒的大众并不愿意屈服，他们采取西方的政治策略和口号，不顾一切地反抗着西方的侵略。
改革者们进行过勇敢的战斗，但面对着强大的维持现状的势力，这一切都是无用的。沙皇时代的俄国坚定地支持波斯国王反对波斯议会，而届时的英国，在和俄国于1907年缔结协议时，也注定了波斯的改革者们已经毫无机会了。1908年6月，由俄国人训练和指挥的波斯主要军队按照波斯国王的命令，解散了波斯议会，击溃了它在德黑兰的支持者。但是，就在第二年，巴赫蒂亚里部落人民向德黑兰进军，占领了首都，废黜了波斯国王。此时，波斯议会向美国财政顾问W·摩根·舒斯特发出邀请，希望他前来帮助补救经济创伤。尽管舒斯特组织并部署了一系列广泛的改革，但在俄国人的压力之下，1911年11月，波斯议会被迫解除了舒斯特的职务。第2个月，波斯议会被解散，此后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波斯几乎完全处在俄国的支配之下。
五、被西方化的东方古国——印度
在英国人到来之前，印度已经先后被雅利安人、希腊人、西徐亚人、土耳其人和莫卧儿人入侵。这些入侵者们都给这块广阔的次大陆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并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印度的发展。而英国人的到来则使得这一传统社会发生了由上而下的分裂和改变。
印度的传统社会
在前工业时代，和包括欧洲在内的世界大部分地区一样，组成传统印度社会的基本单位是村庄。而在村庄内部，重要的不是个人，而是联合家庭和种姓。而这种对家庭、种姓和村庄的忠诚却阻碍了民族精神的形成，使得在社会稳定的同时，也成为民族衰弱的根源。
按照古老的风俗，土地被认为是君主所拥有的财产，君主自然有权利获得全部产品中的一部分或相当于这部分价值的等价物。这便构成了田赋，也是国家收入的主要来源。田赋的交纳通常由各村庄集体负责，产品份额也因时期而不同，从六分之一至三分之一甚至是一半不等。在某些地区，由于根据家庭劳动力而定期分配土地，维持了一种大致上的平等。除此之外，农民只要交纳一份赋税，就能够拥有使用土地的世袭权。
由于运输工具和交通工具都是原始的，各村庄往往在经济和社会上都变得自给自足。每个村庄都拥有自己的陶工、木匠、铁匠、书记员、村镇牧人、祭司和教师，以及占星家。这些人为村庄提供服务，从而获得谷物或得到免税土地来作为报酬。而种姓制度也为这些传统的、世袭的职业和职责分工打上了义务性的标记。
村庄的政治结构则由一个经过每年选举产生的五人以上的地方自治会所构成，在今天被称作乡村自治委员会。这个委员会通常由种姓首领和村里的长者所组成，他们定期开会，执行地方审判、收集赋税、维修村里的灌溉系统和道路等设施、供养工匠和其他专门职业者、招待穿过村庄的旅行者并给他们提供向导等。除了交纳田赋和满足对义务劳动的不定期需求之外，村庄和外界几乎没有交往。除了少数的必需品，如盐和铁之外，每个村庄基本上都不需要依赖印度的其他地区。因此，印度原有的城市是非工业的，相反，它们是宗教中心，如贝拿勒斯、布里和阿拉哈巴德；或政治中心，如浦那、坦焦尔和德里；或商业中心，如位于从印度中部到孟加拉商路上的米尔扎布尔。
印度作家往往将这一传统社会浪漫化，描绘出一幅田园诗境的乡村生活。确实，这一集体组织给农民们提供了一种心理和经济上的安全感，每个人都认识到自己在村庄中的责任、权力和地位，但随着中央政府的衰弱，使得村民们开始受到贪婪的税吏和强盗团伙冷酷无情的敲诈勒索。曾在1629年和1640年留居印度的葡萄牙传教士塞巴斯蒂昂·曼里克神父注意到，孟加拉的田赋不仅被再三增加，甚至预先4至6个月就被征收了。他说，这种情况出现的原因在于官员时常被调换，总是任职很短就被免职或调离。
然而即便是经历了如此艰难的时期，印度村庄也几乎没有任何方面的改变。当一个地区被蹂躏的时候，他们便逃到远处友好的村庄，然而当风暴过后，他们便再次回来，重复此前的生活，顽强地保持着传统的制度和生活方式。
英国的征服与统治
印度的村庄一直保持不变自给自足地发展着，直到英国人的到来。在葡萄牙的亚布奎于16世纪初占领了果阿之后的250年里，欧洲各国在印度的地位实质上几乎一直是相同的，250年里，他们仅仅能够坚守沿海的少数根据地。然而在之后的短短数十年间，形势突然转变了，整个印度次大陆陷入了英国的统治之中。
导致这样一个结局有多种原因。首先，莫卧儿力量和权威的衰落使得穆斯林军阀和地方总督相继在各地区宣告独立，建立了个人王朝。同时，信奉印度教的人通过组织一个强有力的“马拉塔”联盟来坚持自己的权利。马拉塔赢得了对整个德干高原的控制之后，于1740年前后开始入侵印度北部，打算取代莫卧儿王朝。18世纪时，官员们试图把自己的职位转变为世袭的诸侯权位，因而勾结了印度国内外的各种势力，致使印度处于一种无政府的状态。印度就此陷入了一定程度的分裂，使得英国人能够通过挑拨印度王公之间的矛盾，直至他们成为整个半岛的主人。
而另一个严重削弱印度的因素则是商人阶级的兴起。商人阶级的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来说与西方公司的经济利益有着密切的关系。16世纪时候，印度的主要贸易仅限于香料和纺织品，因此贸易对于印度经济的影响是有限的。但到了17世纪时，除了硝石之外，各种作物如靛蓝、芥子籽和大麻等的出口使得贸易对经济的影响大大增强。当时在孟加拉出现了富裕的土着商人，他们控制了当地的经济，并越来越不安于莫卧儿的腐败统治。有一个叫做贾嘎特·塞斯的商人，收买了孟加拉的将军，使得他们在普拉西战役中故意不与英国人作战，以致英国人在这场重大战役中仅仅损失了65人。正如一个印度历史学家所说的，普拉西是“一笔交易，而不是一场战斗”。
1764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击败了莫卧儿军队，被授予“底瓦尼”，即在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等地方征税的权利。在孟加拉的立足点为英国人提供了进一步扩张所需的基地和资源，就这样，19世纪中叶，英国人成为整个印度的主人。
东印度公司最初在它所管辖的印度地区进行了残酷的剥削，这些暴行引起了国内公众的议论，因此国会在1773年和1784年通过了法令：东印度公司继续在印度从事贸易和管理，它的军队也继续在印度作战，但它所有的行动都被置于英国政府和议会的监督下。这一切直到1857年印度起义才结束。
1848年至1856年期间，总督达尔豪西勋爵撵走了许多王公，使得留下的王公也感到了不安和猜疑。而其他集团也对英国人感到不满：英国人引进了铁路和电报、开办了西式学校、某些传教士进行了侵略性活动、法律认可了寡妇再嫁并废除了杀婴和寡妇殉葬等习俗，这些使得印度居民中的保守分子感到极大不安。在英国军队服役的印度士兵也由于长期在遥远地区作战却得不到额外津贴而不满。这场起义的导火索是英国采用涂有牛脂和猪油的子弹，这让印度教徒和穆斯林十分反感。然而，虽然这场起义在某些分散的地区呈现出民众起义的规模，但从性质上来说，它并非一场民族运动或独立战争，它主要是一些心怀不满的王公和地主因为自己的利益受到英国人的损害而利用的一次军事暴动。
1857年5月10日，起义爆发时，英国人感到十分意外被迫采取守势。但起义主要限于北方而没有扩大到全国。大约4个月后，英国人在大多数重要的城邦支持下反攻，1858年7月，起义被镇压。双方在这个过程中都犯下了暴行：印度人屠杀大批俘虏，而英国人烧毁村庄并不分青红皂白地杀死居民。
镇压起义一个月之后，国会结束了东印度公司的统治，并以君主统治取代了“印度法令”。此后，一个巨大的统治集团接手了印度，其基础在印度，而顶端的印度国务大臣则在伦敦。
在英国统治期间，在经济上，印度通过新建的铁路网将商品运送到海港，原料的出口使得印度成为世界上一个重要的原料产地，在整个19世纪，印度都处于出超地位。然而，在英国的阻挠之下，印度没有能够将剩余资本用于发展现代工业，因此直到今天，印度也仍然是发展中国家。与此同时，得益于西方的医疗科学、卫生措施以及饥荒救济安排等，从1872年至1921年，印度的人口从25500万增加到了30500万。
在思想文化方面，1823年，英国任命了一个公共教育委员会，此后数十年间，英国在印度建立起了一种国家教育制度，包括大学、师范学院、中学以及为群众开办的地方小学。1885年至1900年间，大学和学院的学生人数从11000人增至23000人，中学的人数从429000人增至633000人。印刷机的采用也大大促进了印度的文化生活，梵文着作也成为公共财产，报纸不仅以英语，同时也以近代的各种印度语言来出版。
虽然这些变化开始时只影响到了少数印度教的上层阶级，但这已经足以在印度社会产生一个连锁反应。此后，这批受到西方教育影响的人发动了民族主义运动，最终促使了印度的独立。
印度民族主义的觉醒
在穆斯林统治的前700年，印度教一直受到轻视和压迫，直到英国人到来并推翻莫卧儿王朝，印度教700年来首次处于和伊斯兰教平等的地位。于是，当英国人开办学校的时候，印度教徒与穆斯林的态度大不相同，他们热切地涌入学校进行学习。自然，他们也从中得到了益处：得以在新的官僚机构中担任职务；受西方文化影响而经历了心智的复兴。
西方的影响使印度教徒分成了三种学派，第一种便是全心全意接受西方反传统的教育，认为西方的一切都是优越且可取的。第二种则完全拒绝西方的文化，他们认为，没有任何一个真正的印度人应该向这样邪恶而反传统的东西妥协。而第三种则是居于盲目崇拜和彻底拒绝之间，他们接受西方的新事物，但同时也试图从内部来改革印度教，试图在去除印度教糟粕的同时能够保持它的基本真理。这一学派的杰出领袖是“近代印度之父”拉姆·莫汉·罗伊。
拉姆·莫汉·罗伊于1772年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婆罗门家庭，由于目睹了自己的姐姐在丈夫葬礼上殉葬的凄惨场面而和父母断绝了关系。他十分好学，掌握了波斯语、阿拉伯语和梵语之后又学习了英语，后进入政府部门任职。罗伊被西方的思想和宗教所吸引，为了阅读《圣经》原文而学习了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并接受了基督教的人道主义的启示。罗伊还向梵社即他所创立的一个新的印度教改良派重新解释了印度教。梵社并非通常所说的，是一个被基督教冲淡了的印度教组织，而是将欧洲启蒙运动的学说与《奥义书》的哲学观点的结合。
罗伊不仅仅是印度教复兴最早的领袖，同时也是印度政治觉醒即民族主义运动的最早领袖。以往，印度一直存在着文化统一和地区忠诚，但却不存在爱国主义情感。而在英国的统治下，民族主义却得以发展，这存在着几方面的原因，其中一个原因就在于英国人的“优越感”。
英国人坚信自己将会永远统治印度，这样的种族主义尤其在印度起义之后更加凸显。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无论条件如何，印度人都不可能升迁到某些更高的等级；在社会生活中，一些旅馆和俱乐部以及公园都拒绝印度人进入。在这样的境况之下，渐渐发展起一种对立的文化和民族意识。
英国人强加给印度半岛的前所未有的统一也是促进了民族主义的原因之一。整个印度首次处于同一种统治之下，铁路、电报和邮政设施也首次给印度锻造了一种物质化的统一，英语作为受教育者的共同语言，又造就了一种语言的统一。
此外，英国的教育制度把西方的文学和政治思想整个引入了印度，这也促进了印度的民族主义。印度的领袖们开始利用西方的政治原则和政治技术来对付英国人。
早期的民族主义者是英国的崇拜者，倡导与英国合作。但是在1890年之后，“印度革命之父”巴尔·甘加德哈·提拉克（1856-1920年）领导的极端派兴起了，他试图将民族主义事业改造成为一个人民群众的运动，因此他对印度教的许多习俗持支持态度，甚至还组织了一个母牛保护会。但同时，他也为工人的法定最低工资、组织工会的自由、平民军队的创立、普选权及无差别义务教育而努力。他用诸如“教育、鼓动、组织”、“好战，不要行乞”以及“自由是我与生俱来的权利，我要得到它”等口号迅速赢得了全国的追随者。
19世纪90年代，饥荒和瘟疫肆虐，民众的不满情绪持续增长，加之1905年俄国革命和同一年日本对德国的胜利激发了印度人的战斗精神，这一切都促进了提拉克的改革运动。虽然印度民族主义运动的范围很广，但其实它基本上仅限于知识分子之间。它几乎只是一场知识分子参与的中产阶级运动，比起他们在乡村的广大同胞的痛苦和不满以及期望而言，这些人更熟识约翰·斯图尔特·穆勒、赫伯特·斯宾塞和查尔斯·达尔文。因而，这一运动中，民族主义领袖和未受过教育的农民之间一直存在无法逾越的鸿沟，直至战后莫汉达斯·甘地的出现才改变了这一情况。
由于印度在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被英国彻底征服，与俄国或中东不同，它无法选择接受或拒绝欧洲文明中对他们有用或无用的部分，因此它比任何亚洲主要地区都更大程度地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六、中国和日本国门的开放
作为欧亚大陆上距离欧洲最远的部分，远东是最后受到欧洲扩张影响的地区。中国和日本在俄国、近东和印度之后才受到影响，除了地理上的孤立以外，其中更为主要的原因或许在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都推行闭关锁国的政策。
到19世纪中叶的时候，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中国和日本相继被迫打开国门，接受了西方的一切事物。面对这一切，日本采纳和利用了西方列强的原则，并用于自己的势力扩张。而中国虽没能以西方的方式重组自己，但也由于强大的凝聚力而不可能被彻底征服。因此，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甚至此后的数十年之中，中国都一直处于动荡之中。
中国的开放
4000多年中，中国人在欧亚大陆的东方发展起了一个独特的社会，这一社会与亚洲其他地区一样，以农业为基础，由地主和官僚来统治。处于这一自给自足且自满自足的环境，使得中国人认为世界上其他社会都是低下的。
1514年，葡萄牙人出现在东南海岸附近的海面，中国人开始了同西方的首次直接交往。继而是荷兰人和英国人，他们同样经由海路到达了中国。俄罗斯人则由陆路到达阿穆尔河流域，出现在了北面。然而此时的中国人对外部世界没有任何兴趣，同时也避免与这些外来者亲近，甚至拒绝在平等的基础上与他们建立外交关系，只是将贸易限制在了少数的几个港口。
正是由于中国人这样的闭关自守，三次灾难性的战争摧毁了他们的骄傲自满。
第一次是与英国在1839-1842年进行的战争；第二次是与英、法两国在1856-1858年进行的战争；第三次是与日本发生在1895年的战争。正是在这些战争的失败中，统治中国的清政府耻辱地打开了国门，也使得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传统文明。
当时的英国在印度拥有强大的基地，并控制着各大海洋，为了除去中国设在经商道路上的无数障碍，英国人挑起争端，率先打开了中国的大门。17世纪的时候，欧洲水手们吸食鸦片的恶习传入了中国，这改变了一直以来中英间的贸易差额，使得英国人解决了经济问题。北京政府曾在1729年和1799年颁布法令禁止鸦片的进口。但这项有利可图的贸易，英国人怎么可能轻易放弃？一些中国官员在接受英国商人的贿赂后，便对走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中国政府试图强行禁止鸦片交易时，第一次的中英鸦片战争便爆发了。当时清政府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查封了2万余箱价值600万美元的鸦片，并在虎门当众销毁。正是这一举动引起的纠纷，导致了中国战船和英国战舰的冲突。1839年11月，战争正式爆发了。
军事实力的巨大悬殊使得英国人仅以一支分舰队和数千人便能够随意占领一个又一个的港口，尽管中国人英勇作战，却依然无法阻止英国舰队。当时，欧洲的军舰和大炮都得到了巨大的发展，而中国的军事技术却仍然停留在几百年前的水平。最后，北京政府在1842年宣布投降，接受了《南京条约》。
根据《南京条约》规定，中国将香港岛割让给了英国，并开放了广州、福州、宁波、厦门和上海等五个对外通商口岸。英国领事可以居留于这些港口，而英国商人也能够在此租借土地，用于居住和经商。此外，中国还同意实行一种按照价值的5%固定下来的统一关税，失去了关税自主权。第二年，还缔结了一个补充条约，承认英国人在刑事案件方面的治外法权，还保证英国人享有中国在将来准予其他国家享受的任何附加特权。
然而这份作出巨大让步的条约并未结束中国人和欧洲人之间的摩擦和矛盾，欧洲人对中国有了更大的渴望和垂涎，而中国则对条约中的过多特权感到不满，以至于1856年，战争再次爆发。
此次战争起因是中国官员关押了一艘悬挂英国国旗的中国船只上的中国水手，北京政府拒绝释放这些水手，于是英国人借口炮击广东。而法国人则以法国牧师马赖被杀为借口，也加入了这场战争。英法联军势不可挡，最终，中国人被迫在1858年与1860年间签订了更多的不平等条约。
而中国遭受的第三次灾难性的失败是最为耻辱的。1894年8月，中日双方因为朝鲜问题而产生冲突，正式宣战。这一次，中国军队再次被击溃了，1895年4月，中国政府不得不接受了《马关条约》。这一次的战争给了中国的傲慢和自满以毁灭性的打击。这个曾经强大的帝国在拥有现代化武器的邻国面前显得不堪一击。
19世纪后半叶，在一系列的屈辱和灾难之中，中国进行了痛苦的自我审视，并开始重新评价和组织自己，进行了一场缓慢而不情愿的改革和革命。
“百日维新”与“共和革命”
1895年中国战败之后，年轻的光绪皇帝意识到这个昔日辉煌的大国已经摇摇欲坠。此时，国内的一部分知识分子——维新派，找到了能够发表自己言论的机会。光绪皇帝对他们的奏章印象十分深刻。从1860年以来，中国发展的政策一直由慈禧太后来决定，但光绪皇帝此时也妄图倚靠这一改革来摆脱慈禧太后的控制。
1898年夏，光绪皇帝颁发了一系列的彻底改革法令，这段短暂的日子被称为“百日维新”。这些法令使得中国社会的许多方面得到了基本的改革，取消了许多闲散的职位，将地方政府集中在北京的领导之下，建立了许多的新学校来传播欧洲的学风，鼓励西方式的生产方式，按照西方的方式组建了一支新式的军队。然而这些措施却始终只是纸上谈兵，内心极不赞成损害他们利益法令的保守官僚组织并不能根本贯彻这一法令，况且他们也未能争取到中国真正掌权者——慈禧太后的支持。于是，维新派决意密谋除掉慈禧太后以及她身边的顽固分子。然而却被慈禧先行一步，在军队的支持下，她发动政变，废黜了皇帝，并宣布由自己摄政。继而她又废除了所有的新法令，并处决了六位维新派的领导人。
“百日维新”的失败使得保守派获得了所有的权利，他们鼓动着社会对外国人的不满情绪，并联合地方统治者支持鼓动排外的秘密团体，组织地方民兵来反对外国的侵略。这些团体中最为出名的便是义和团，即人们通称的义和拳。
在官方的默许之下，义和团开始袭击外国人，到1900年时，许多华北地区的中国基督教徒和外国人被义和团所杀害。当欧洲海军在天津登陆时，义和团正式向所有外国人宣战，并包围了北京的外国公使馆。然而，仅仅几个月，八国联军便解除了公使馆人员的危险，并迫使清政府逃离北京。战败的中国再次被迫接受了丧权辱国的条约，包括进一步给予国外的商业特许权，以及巨额的战争赔款。
“百日维新”和义和团运动的失败清楚地表明了，自上而下的改良在中国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办法是从下面开始革命。于是在1911年，这一革命爆发了，它最终以共和政体取代了满清王朝的统治。
发动这一场革命的革命派领导人孙中山（1866-1925年），与之前着名的维新派领导人不同，他并非传统文人，事实上，他受到的中国教育甚至并不比受到的西方教育多。孙中山出生在广东三角洲，13岁时到檀香山的哥哥那里住了五年，在一所英国教会的寄宿学校念完了中学。之后他进入了香港女王书院，毕业后又在香港西医书院学习，到1892年获得了医学学位。他完全能够凭借自己受到的良好而科学的教育获得财富和地位，然而他却一直为穷人的福利而牵肠挂肚。他曾如此宣称：“我是一个苦力的儿子。我出身贫穷，现在仍是个穷人，我始终同情那些为生计而挣扎的民众。”
百日维新在1898年的惨败使得他确信，只有革命才能够拯救中国，因此，他开始了一个革命者的生涯。首先他去了日本，此后去了美国，之后又去了伦敦。孙中山主要争取到了海外华人们的支持，而国内的广大民众，除了少数的学生和商人以外，依然无知和冷漠。当时在中国已经爆发过几次小规模的起义，但并未撼动清政府的统治，直到武昌起义的爆发。
1911年10月9日正午，革命党人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装配炸弹，不慎爆炸，孙武受伤。俄国巡捕闻声赶至，把炸药、旗帜、符号、文告、印信全部抄走，起义计划暴露。清吏瑞澄下令紧闭城门，大肆搜捕。然而清军内部和宪兵本身已被革命党人所渗透，10月10日晚，各营党人决定立即动手。虽然缺乏配合，但革命运动却意外地席卷了全国。此时身在美国的孙中山立刻回国，于1911年12月30日被临时的革命议会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孙中山建立了一个新的政党，即国民党。国民党在1913年4月的国会选举中获得了大多数的席位。然而虽然孙中山名义上是领导人，但这个党派的实际权力并不在他手中，而是掌握在官僚和军阀的手中。他们对人民实行了残酷的剥削，使得中国于1926年以前陷入了中国历史上最为糟糕的时期之一。
从这一系列的悲惨结果，我们可以看到，幅员辽阔的中国多年来始终未受到与西方交往的影响，而构成官僚阶层的知识分子一心专于儒家经典着作，却忽视了工业与军事的发展。在宗教信仰方面，除了佛教，中国几乎没有借用过国外的东西。因此，尽管在19世纪后半叶，中国确实发生了变化，但这种变化的速度却远远落后于其他对西方作出反应的国家。而那些受到西方教育影响的年轻人则试图在中国建立一种和外国人完全一样的制度，但这些制度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却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它们很快便在中国的政治现实面前土崩瓦解了。
闭关自守的日本
此前说过，日本所独有的特殊地理位置使得它能够自由选择是否接纳国外文化的影响，故而在过去曾以“和魂汉才”为口号，适应了经过重重挑选的部分中国文化。而诸岛紧凑的地理位置虽促进了日本的民族团结，但也使得它容易遭到外国的压迫。因此，当西方文明发生爆炸式影响之际，日本又以“和魂洋才”为口号，向西方借用了它所盼望的东西。同时，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社会的最高层并非文人，而是军人，这就使得日本在遭到西方入侵之际，能够比中国更快地作出反应。
尽管如此，但日本在19世纪中叶以前却和中国一样，处于一个与世隔绝的状态。虽然在16世纪的时候，日本人曾欢迎过葡萄牙人，还有相当一部分日本人皈依了基督教。然而，当德川幕府发觉，西方的宗教和贸易构成了一股足以威胁他们权利的力量时，他们便开始逐渐拒绝了同西方世界的联系。到17世纪中叶时，只剩下少数的荷兰商人被限制在九州岛上经商，并受到了严厉而具有屈辱性的控制。
在德川幕府统治下的长期和平中，人口得到了快速的增长，从1600年的1800万猛增到了1725年的2600万。人口的增长加大了商品的需求量，鼓励商人和富农们将剩余的资本投入了新的生产方式，即家庭包工制。到德川幕府统治末期，某些地方的工业已经发展到了足以创办工厂的水平。
产品的增加导致了商品的广泛交换，从而促进了货币经济的发展。17世纪，日本建造了一座金币制造厂。在贵族与商人的交易之中，商人通过垄断操纵了价格，从贵族手中攫取了大量财富，而贵族由于沉浸于奢华生活而最终欠下了商人一屁股债。此后，商人开始通过各种手段获得贵族头衔，他们不仅支配了经济，同时还影响了18世纪和19世纪早期的文学和艺术。
长期的和平使得武士的需求量降低，他们中有许多人流入了城市，但由于国民经济的增长始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速度，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找到工作。
这些变化使得日本人认识到这个社会需要改造的现状，因此，当西方的影响伴随着美国的海军准将佩里迫使日本打开贸易大门而至时，日本人十分乐意在西方的影响下开始改造他们的社会。
1853年7月8日，海军准将马修·佩里在江户港抛锚，向日本转交了菲尔莫尔总统的一封信，信中要求经商特权、开放港口和保护失事船上的美国人。1854年2月，当马修·佩里再次来到日本之际，两条道路摆在了日本人面前，要么交战，要么签约。3月31日，日本人被迫让步，签订了《神奈川条约》。
按照这一条约，能干的汤森·哈里斯作为第一任领事被派往了日本，他凭借其非凡的机智和耐性赢得了日本人的信任，并于1856年签订了《通商条约》，规定日本再开放四个通商口岸；双方互派外交代表；美国人享有民事治外法权和刑事治外法权；禁止鸦片贸易；给予外国人宗教信仰自由等。之后日本又同荷兰、俄国、英国和法国签订了类似的条约。
这一系列的条约在西方并未引起重大关注，然而对于日本来说却具有非凡的意义。几乎长达3个世纪的闭关自守终于结束了，日本虽遭受了西方的入侵，但对于这场入侵的反应却与中国完全不同。
日本的现代化和扩张
西方入侵对日本造成了最主要的影响便是产生了促使德川幕府倒台的危机。由于一系列条约的签订，使得德川幕府遭到了国内外的双重压力：外国列强迫使其履行条约；而国内排外的日本人民则对幕府产生了不满。
1858年至1865年间，反德川幕府的氏族，尤其是萨摩、长州、服前和土佐四藩即通常所称的萨长集团利用人民的这一情绪，以“尊王攘夷”为口号向欧洲人及其雇佣者发动了进攻。这一进攻引发了外国列强的报复，他们于1863年轰炸了鹿儿岛上的萨摩港，1864年轰炸了长州沿岸的防御工事。这一切震撼了氏族首领们，他们开始企图得到西方的武器装备。
老天皇的去世和德川幕府倒台，为“明治维新”扫清了道路。德川氏族的势力被萨长诸氏族所取代，从此他们便以新的明治天皇的名义控制了全国。这些青年武士们为日本提供了卓越的领导，使得日本能够成功地走向现代化。
事实上，即使在闭关自守的几个世纪中，幕府和诸氏族依然在不遗余力地去了解欧洲发展的情况，他们都提倡军事工业，并维护学习外国语言和外国课本的学校。实际上，当时日本总的知识水平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自然科学方面，物理学已经从化学中独立出来；医学方面，学生们在外科学、儿科学、产科学和内科学等专门领域里得到培养。在长崎海军学校里，学习航海和射击课程之前，军人们必须先在数学、天文学和物理学方面打牢基础。也就是说，日本人对西方文化有着一定的鉴别能力，因此更能产生积极的反应。
在宗教领域，日本的新领导人赞成神道教成为国教，因为神道教认为国民性与天皇是一致的，从而促进了民族统一，也激励了爱国主义精神。
在教育领域，日本实施初等义务教育，为国家培养有文化的公民。并邀请了大批的国外教育专家前来创办学校，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出国学习，之后回国在新学校任教。但为了确保国民思想的一致性，国家对整个教育体系实行了严密的监督。
军事领域方面，日本人创造了以欧洲最新模式为基础的现代化军队。领导人还通过发放津贴、购买原料或成立政府公司等手段来促使能够提供军需品工业的建立。而一旦企业建成之后，政府通常会将它们出售给享有特权的各种私人行业。而这些财阀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掌握了国民经济发展的命脉。
法律制度方面，日本人实行了各种政治改革，建立了内阁和枢密院，并在1889年正式颁布了宪法。但宪法的颁布实质上只是提供了一个议会制的形式，政府部门仍然有权利随时制止宪法中所规定的条款。因为在宪法的第一条就已经明确规定：“日本帝国将由永不间断的一代代天皇统治和管辖。”而第三条又规定：“天皇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这一切的改革使得日本人迫切要求废除各项不平等的条约。经过长期的外交努力，1894年，日本说服英国和美国在五年之内结束其治外法权领事裁判权。同年，日本人对中国夺得了惊人的胜利，从此，日本不再是一个处于劣势的国家，在英美之后，其他列强也很快放弃了他们的对日特权。1899年，日本已经获得了对本土的所有外国人的法定裁判权，成为亚洲第一个摆脱西方控制的国家。
在完成了自身的现代化进程之后，日本开始了向亚洲大陆的扩张。远东当时是国际争夺的热点，好战而实际的日本领导人得出了明确的结论：每个民族必须为自己去掠夺，软弱和胆小者将一无所获。
于是日本首先对朝鲜发动了扩张，并成功地战胜中国。然而在战胜中国之后，日本人面临的对手是强劲的俄国。俄国不仅连同法国和德国一起迫使日本归还辽东半岛给中国，同时还侵占了朝鲜和满洲。随后，日本与英国缔结盟约，并赢得了对俄国人的胜利。这一胜利使得日本获得了库页岛南部和俄国对辽东半岛的租借权，而日本在朝鲜的特殊利益也得到了承认。这场战争毫无疑问确立了日本的强国地位，改变了远东地区的力量对比。这场战争向各殖民地民族的人们表明，西方的统治并非不可违逆的，白人也并非是不可战胜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日俄战争是近代历史上的一块里程碑，是亚洲民族觉醒的序幕。
七、欧洲影响下的非洲大陆
欧洲对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影响远远迟于对欧亚大陆的影响。在向非洲扩张之前，欧洲列强就已经将它们的统治强加给了印度、东印度群岛和北非大部分地区。而由于气候恶劣、疾病流行、地理障碍以及非洲人颇具优势的组织和抵抗，加上非洲缺乏诱人的财富等因素，使得欧洲人并没有向南入侵的迫切愿望。
不过在19世纪最后的20年中，欧洲列强开始入侵非洲，并实际上瓜分了整个非洲大陆，掠夺了它的人力物力资源。到1914年时，除了内地的许多村民仍然过着几乎不受影响的生活以外，非洲的各民族在许多方面都处于欧洲人深重的影响之下。
奴隶贸易的衰落与终结
在几个世纪以来，对于欧洲人来说，非洲最有价值的资源就是奴隶，而这些奴隶甚至不需深入内地，仅在沿海港口便能够获得。奴隶贸易始于1442年，当时的航海家亨利王子的两位船长带回了12个非洲奴隶到里斯本。确实，奴隶制在非洲是一个固定而普遍被人们所接受的制度，战俘，以及债务人或罪犯都可以被当做奴隶。但比起欧洲的奴隶制来说，非洲的奴隶制显然更具有人情味，这些奴隶通常被视为家庭的一份子，并享有明确规定的权利，身份也不一定世袭。但即使如此，奴隶制度仍然是奴隶制度，依然是对人的剥削和征服。
欧洲人进行的奴隶贸易最初便是经济性质的，奴隶贩子和奴隶主完全受利益的驱使而行动。为了获得那些诱人的利润，非洲酋长们甚至围捕自己的同胞，将他们卖给了等候在海岸的欧洲船长，致使整船整船的奴隶被运到美洲的种植园中。而奴隶主则为了利润，甚至倾向于让奴隶劳作至死。
当大规模的非洲奴隶贸易展开时，种族主义加强了这种非人道性。欧洲人开始日渐轻视黑人，认为他们天生便是低劣的野蛮人，注定要为白人而效劳。为了掩饰这种非人道的行为，欧洲人甚至用宗教来为奴隶贸易作为辩护，他们认为，这种奴役使得非洲异教徒在向文明转变的同时还向着真正的信仰而转变。
1510年，当第一船非洲奴隶成功运到新大陆之后，其他的几个国家也加入了这一贸易之中。16世纪时期，葡萄牙控制了奴隶贸易。到17世纪，荷兰在大部分时间控制了这一贸易，而到18世纪则是英国为主导。
奴隶贩子最典型的航线是三角形的，首先是满载货物的船只从本国港口驶向非洲，这些货物用于交换非洲当地人从内地运送到沿海地区的奴隶。然后这批奴隶被安置在条件恶劣的船舱，沿着“中央航路”运过大西洋，直达新大陆，然后在当地进行贩卖。最后，船只便满载着种植园的产品如糖、糖浆、烟草、稻米等返回本国。
在运输过程中，奴隶们的待遇几乎都一样：忍受着拥挤，令人窒息的炎热以及少得可怜的食物。在这样的航行之中，由于旅程的长短、流行病出现的次数以及奴隶受到的待遇不同，奴隶的死亡率从10%至55%不等。但其实，在这之前，从内陆到沿海的行进过程中，奴隶的死亡率甚至还要高过这样的越洋旅程。为了寻找强壮的青年男女，突击队掠夺村庄，拆散家庭。他们迫使俘虏们不分昼夜在酷热和大雨之中赶路，穿过丛林和平原，若是俘虏们落下队伍，便会遭到毒打，若是已经无法行走便会被残忍地杀害。
然而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并未阻止欧洲人继续奴隶贸易，由于利润丰富，不论是贩卖者还是购买者都拥护着奴隶贸易，致使这种买卖持续了长达四个世纪之久。
尽管各方势力都不同程度地支持着奴隶贸易，仍然还是有一小群改革者大力从事着废奴运动。1787年，他们在英国成立废除奴隶贸易协会。另外，工业革命的进步也使得奴隶制走向衰落，不断进步的技术致使需求从廉价劳动力变为广阔的海外市场。
1823年，他们又成立了反对奴隶制度协会，倡导结束奴隶制度。直至1833年，议会终于通过了一项在英国本土彻底废除奴隶制，并向蓄奴者提供2000万英镑赔偿的法令。此后的一段时期，英国动用了四分之一的海军力量在非洲、古巴和巴西沿海进行巡逻，在20年间俘获了1000名奴隶贩子，并释放了他们的奴隶。之后，海地、美国和巴西都分别于1803年、1863年和1888年废除了奴隶制，此后一些国家也相继废除了奴隶制。
当非洲西海岸的奴隶贸易正在被取缔时，阿拉伯人却在中非和东亚继续着这一贸易，只是规模要小得多。尽管英国海军在红海和印度洋上进行巡逻，但对这一贸易的禁止却非常艰难。
探险时代的开启
废奴运动的展开，使得废奴主义者希望进入非洲内陆，更深入地取消奴隶贸易，并试图发展起合法而正规的贸易，以彻底取代奴隶贸易。与此同时，由于地理学的日益发展，欧洲人也对这块从未勘探过的地区充满了渴望，这一切直接促成了冒险者们对这块“黑暗大陆”的探险和开发。19世纪，许多引人注目的探险家来到了非洲。
1788年，以英国着名科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为首的“非洲协会”成立，其宗旨是“促进科学和人类事业，探测神秘地理环境，查明资源，改善这块不幸大陆的条件”。协会的注意力首先放在了神秘的尼日尔河问题上。
1795年，苏格兰医生芝戈·帕克在忍受酷热、疾病、囚禁和饥饿之后成功到达了尼日尔河，但病魔迫使他放弃沿河而下到达河口地的计划，而是返回了海滨。1805年，帕克再次率领一支规模相当大的探险队前往尼日尔河，但他的大多数伙伴们都在到达尼日尔河之前就死在了途中。甚至帕克也死于尼日尔河上。一直到1830年，理查德·兰德尼才到达尼日尔河河口处，并证明了长期以来被欧洲人视为棕榈油和奴隶发源地的棕榈河是由尼日尔河三角洲构成的。19世纪50年代，海因里奇·巴尔特医生进一步对西非进行探险，成功地访问了苏丹西部最重要的城市，并穿过撒哈拉沙漠，于1855年返回英国。这是非洲旅行史上最成功的一次旅行。
尼日尔河上游失败的商业性探险表明，那里缺乏商业机会。于是人们的兴趣进而转向了东非。1856年，两位英国人约翰·斯皮克和理查德·伯赖从非洲东海岸向内地进发。这一次，他们发现了坦噶尼喀湖和维多利亚湖。1860年至1863年，斯皮克进行了第二次探险，这一次，他看到了从维多利亚湖的里彭瀑布倾泻而下的白尼罗河。
戴维·利文斯顿最初是要去中国当传教士的，然而鸦片战争的爆发使他将目标转向了非洲。1849年，利文斯顿渡过了卡拉哈里河，并发现了恩加米湖。1852年，他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首先到达了大西洋，进而横穿非洲大陆，于1856年抵达印度洋，在他返回英国之后发表了一个促使西方世界开始关注非洲的历史性演讲。
在1857年至1863年间，利文斯顿率领着一支探险队成功考察了赞比西河地区；1866年，他消失在非洲的丛林之中，整整五年没有任何消息。之后，《纽约先驱报》的着名记者亨利·M·斯坦利于1871年在坦噶尼喀湖找到了他。尽管此时的利文斯顿已经虚弱不堪，但他却拒绝回国，而是决定继续他的探险，直至1873年5月1日，他以祈祷的姿态死于他的小屋旁。
斯坦利深受利文斯顿的感动，回到了非洲，继续他的事业。他发现，利文斯顿发现的流入尼罗河的卢阿拉巴河其实是刚果河的河源，刚果河向西流入了大西洋。1877年11月26日，斯坦利到达了位于西海岸的博马，非洲四条大河中的最后一条终于被人们从源头探索到了出口。
1879年，斯坦利作为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的代理人再次到达了刚果河畔，而此时，瓜分非洲的时代已经来临。
瓜分非洲
欧洲列强在1870年以前只占有非洲一些无关紧要的地区，例如海港、设防的贸易站以及少数作为从事贸易的附属地。然而随着欧洲奴隶贸易的结束，大多数的沿海据点被废弃。到1870年之后，原本反对获取殖民地的欧洲政治家却由于种种因素改变了态度。
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是帝国主义开始争夺非洲大陆的领军人物。利奥波德起初对东非更有兴趣，但是在斯坦利于1876年至1877年间对刚果盆地进行考察之后，他立即察觉到了这一地区的巨大潜力。而斯坦利由于未能争取到英国政府的支持，便于1878年为利奥波德效劳，以利奥波德代理人的身份回到了刚果盆地，在1879年至1880年间当地酋长们签订了许多条约，将至少9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移交给了利奥波德成立的一个新组织——“国际刚果协会”。这些酋长们根本不知道，这些条约的签订使得他们永远失去了他们部族的土地。
利奥波德的做法促使欧洲的其他领导人也采取了行动。1884年至1885年，柏林召开了一次国际会议，为进一步瓜分非洲的领土而作出了若干规定。会议同意：任何国家兼并土地或建立保护国之前，应该先将其意图通知其他国家；对领土的承认必须取决于有效的占领；各种纠纷要通过仲裁予以解决。会议还承认了利奥波德的“国际刚果协会”。由于此次会议对领土扩张的国际法规达成了协议，在不到20年间，整个非洲大陆就被瓜分了。
利奥波德于1887年买下了刚果所有非比利时人的产业，在刚果实行惨无人道的强制劳动，致使刚果人口在利奥波德统治的1885年至1908年间从2000万下降到了1000万。这些暴行的消息最终逐渐泄露出去，1908年，利奥波德被迫将其刚果领地交由比利时政府管理。政府采取措施禁止了暴行，但却依然持续着变相的强制劳动。
法国人在西非的其他地区显得最为活跃，他们制订了一个庞大的计划，并试图从象牙海岸、达荷美和刚果河北岸向内地推进，建立一个法属的西非帝国。法国人绕过了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西海岸的据点，迂回地进行着争夺内地的扩张，大体上取得了成功。西非的所有地区，除了英国人在尼日利亚和德国人在喀麦隆的有效扩张以外，连同撒哈拉沙漠在内的广大地区都成了法国的领地。
1886年和1890年，英国人和德国人分别签订了两个协定，解决双方在东非领土上的争端。德国人保有了德属东非的广大地区，而英国人则获得英属东非保护地和乌干达保护地。1919年之后，德属东非保护地取名为坦噶尼喀，而英属东非保护地则被称为肯尼亚殖民地。
随后，意大利人也加入了这场对非洲领土的争夺，他们获得了红海沿岸两个贫瘠的殖民地厄立特里亚和索马里兰。1896年，意大利人派遣了一支军队政府埃塞俄比亚王国，进一步对非洲大陆进行探险。然而信奉基督教的埃塞俄比亚人并不像非洲大陆多数地区的原始部落那样好对付。他们的国王曼涅里克拥有一支由法国军官训练的装备了现代化武器的8万人军队，因而他打败了意大利的1万人小部队，并成为1914年之际，除西海岸的利比亚共和国外，非洲大陆唯一独立的国家。
欧洲人之所以能够轻易瓜分非洲，其原因之一在于他们能够利用非洲人来反对非洲人，就如他们在征服美洲时用印第安人对付印第安人一样。而另一个原因则是在于非洲人采取了面对面的前沿战，而非游击战来应对欧洲人的火炮。这从根本上注定了战争的失败。
欧洲的影响
在经济方面来说，工业化使得欧洲的需求不再是奴隶，而是非洲内地发现的原料。
随着1867年在金伯利发现金刚石和1884年在威特沃特斯兰发现黄金，欧洲人对非洲的资源开发迈出了十分重要的一步。随后，在罗得西亚发现的金和铜，在刚果发现的金、铜和金刚石，以及西海岸许多地区盛产的棕榈油、橡胶和象牙等，再加上探险者曾报告说，非洲内地有些高原不仅气候宜人且土地肥沃，这些吸引了欧洲的移民蜂拥至非洲，尤其是南罗得西亚和东非。不久之后，他们便开始在这些地区发展起了农业。
而为了矿产和农产品的运输，欧洲人开始在非洲着手铺设铁路网。在生产的扩大和交通便利的刺激下，贸易的发展达到了促进货币制度的程度。到19世纪末期的时候，英国的银币、奥地利元和美元在这里已经普遍使用。
经济上的发展对土着居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土地被欧洲人所侵占，非洲人无法耕种土地来养活自己，因而不得不在欧洲人的种植园里提供劳动以获得工资。也有些人干脆“定居”在欧洲农场主的土地上，以劳动来换取为自己耕种一小块土地的权利。在一些地区，非洲人必须离开家园到矿山上去干活，若是他们拒绝为欧洲人提供劳动力，那么欧洲人就会采取强迫劳动的方法，通常是通过征收人头税来迫使非洲人必须去工作以取得工资来支付税款。非洲人传统的自给自足方式被打破了，他们不再只是为了养活自己及家庭而工作，而是不可避免地被卷入了货币经济之中。
而从文化方面来说，与商人、投资者和移民一同来到非洲大陆的还有传教士。传教士的到来，其目的就是改变非洲人的生活方式，为了实现这一目的，他们带来了教育、医学和宗教，对非洲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
传教站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是学校，由于大多数殖民政府都将教育事业交给了传教士负责，因此，这些学校对非洲的影响力是十分巨大的。学校为非洲提供了西方的教育和思想，同时也有一些实用性的教学，比如如何建造较好的房屋、如何改进农业技术、如何遵守健康和公共卫生的基本行为规范等。传教士在教导学生欧洲语言的同时还教导学生用非洲语言进行阅读和写作，可以说传教士确立了非洲语言的书面形式，从而为非洲本土文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此后绝大多数的非洲文人都曾在教会学校受过教育。
但也正是由于学校的教导，对非洲人民造成了一种破坏性的影响。传教士们常常教导学生传统的生活方式是错误的，并用西方的思想对其进行影响，更多地鼓励个人主义等。这一切使得这些受过教育的人越来越不愿意听从父辈的教导，同时也与非洲人的村庄生活越来越格格不入。最后，这些受过此类教育的人往往不愿意返回自己的村庄，而是在殖民政府、传教团或私人企业之中工作，进一步地脱离了非洲的传统文化。
传教团带入非洲的还有医学知识和医疗器材，从而挽救了许多非洲人的生命。医学还使得非洲人对传统产生了疑问，他们对于白人能够在非洲人祈求神灵却徒劳无功之后将病人治好感到不可思议。这使得尽管有一大部分的非洲人仍然坚持他们过去的信仰，但是传统的宗教却已经开始出现裂痕。
而在政治方面，非洲人中受过教育的阶层对传统的部族当权者造成了直接的威胁。这些在西方学校吸收了个人自由和政治自由等思想的人，他们敢于向当地酋长以及政府挑战，他们再也无法坦然接受非洲的现状。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欧洲盛行，在非洲却不适用。他们也不明白，为什么他们获得了教育和经验之后，却依然因为自己的皮肤是黑色而被置于从属地位。
正是这样种种力量的结合，使得受过教育的非洲人开始接管本民族的政治领导权。1914年以前，他们虽然并不要求独立，但坚持要求更多地参与政治，从而为此后民族主义运动的成功做好了准备。
八、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
19世纪欧洲对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的影响远远胜过对亚洲和非洲的影响，这种影响甚至可以称为彻底的欧化。
所谓欧化涉及的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政治或文化的统治和渗透，甚至包括了一个民族对另一个民族的生物取代。这样的情况曾在人烟稀少的地方发生过，稀少的土着居民或是被消灭，或是被赶走，而千百万的移民则带着他们的政治制度、经济方式和文化传统蜂拥而至，占据了这片领土。
种族的欧化
1763年就已经存在的狭长的欧洲殖民地，到1914年的时候，已经扩展成为整块整块的大陆，其中甚至包括了早些时候还无人去过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欧洲最早的殖民地建立在南北美洲，这两块大陆为欧洲人提供了丰富的自然资源以及极多的经济机会，正因为如此，欧洲的绝大多数移民都来到了南北美洲。
然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与英国殖民地截然不同。
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位于印第安人人口较为稠密的地区。这些土着为移民者提供了所需要的全部劳动，因此，前往西班牙和葡萄牙殖民地的大多是士兵、牧师、政府官员和少数的工匠。
而洛朗德河以北的地区印第安人比较稀少，没有劳力资源。正因为这样，大西洋沿岸的英国人和圣劳伦斯河岸的法国人只得自己去从事砍伐森林、耕作土地或沿海捕鱼等工作，因而在北美洲需要大量的劳动力。为此，英国属地北美殖民地向所有种族、各种语言、各种信仰的移民开放。直至1835年，中美洲和南美洲仅有移民480万，而北美洲却拥有了移民1380万。
欧洲移民在19世纪后半期不断增加，在1900年至1910年间，欧洲移民数量达到了顶峰，10年间平均每年几乎都有100万人在迁移。人流大量涌入，占据了每一块大陆，尽管此时，北美仍然是接受移民的主要地区，但澳大利亚、南非和南美也被相当多的欧洲人所占据了。
这种庞大的迁移导致几百万土着居民被取代。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美洲大陆的大部分地区是无人居住的，因此从各大洲而来的殖民者才能够自由定居。其实这个说法一直是个谬误。1500年左右的新大陆与旧大陆在人口密度上相差无几，在黑死病和其他欧亚大陆流行的疾病未传播到美洲前，大约有8000万人生活在那里。当哥伦布到达美洲的时候，那里绝不可能是无人居住的地方。
然而当移民者蜂拥而至，也带来了欧亚大陆和非洲所流行的疾病，这些疾病对于脆弱的美洲人而言是十分致命的，就如同14世纪的黑死病对于欧洲人的杀戮一般，美洲土着在疾病肆虐之下迅速减少，1492年大约有500万土着人，而到1809年就只剩下了60万。
就移民的具体来源来说，拉丁美洲的移民主要来自于伊比利亚半岛，在19世纪后期也涌来了大批意大利和德国的移民。1890年以前，北美洲绝大多数移民来自西北欧，而在1890年以后，来自东欧和南欧的移民占据了大约三分之二。至于英国自治领，由于移民源受到限制，主要来自于不列颠群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自治领放宽了移民政策，让更多的人进入了这一辽阔的地区。
迁徙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南北美洲和英国自治领种族上的欧化。整体上来说，欧洲人已经占据了主导，不过在一些地区也有例外，比如中美洲的土着印第安人仍然占据总人口的58%；而南美洲的印第安人占据了总人口的1/3。因奴隶贸易而被运送到美洲的大批黑人也成就了另一个例外，他们的后代占据了北美洲人口总数的10%，中美洲的30%，以及南美洲的21%。
政治上的欧化
伴随种族欧化而来的，必然是政治上的欧化。政治上的欧化有多种形式，它们反映了各个殖民地母国不同的政治背景以及海外领地的不同条件。
其实欧洲殖民地从一开始就有着各种各样的制度，比如西班牙殖民地就和西班牙一样，由马德里朝廷实行专制统治。法国殖民地也受到专制统治，那里的权利集中在总督和地方行政长官的手中，总督主要负责殖民地的防御，而经济事务则交由地方行政长官来控制。而英国殖民地则与西班牙和法国不同，它拥有民选的代议制机构，这种机构的具体性质因殖民地不同而有所差异，比如在弗吉尼亚，移民早在1619年就获准选举地方议会了。虽然不同地区有一定差异，但英国的十三个殖民地都有一个共同点，即民众参与公共事务。但这却导致民选议员和王室官员之间产生了无法调和的矛盾。
政治的欧化带来了新的思想，这些思想促使人们在1776年发起了武装起义的号召，而这一号召最终导致了美利坚合众国的建立。而十三个殖民地也通过武装革命在19世纪早期赢得了独立。此外，在1776年至1837年间，十三个殖民地的革命引起了起义的连锁反应，这些起义在60年中几乎席卷了新大陆的所有殖民地。
西蒙·玻利瓦尔将军是南美北部伟大的革命英雄，他坚持不懈地战斗了15年，创立了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巴拿马、厄瓜多尔和玻利维亚等独立国家。而南美南部杰出的领导人是何塞·德·圣马丁将军，他于1816年解放了阿根廷之后，又参加了智利和秘鲁的解放运动。
墨西哥的革命则是由克里奥尔牧师米格尔·伊达尔戈于1810年所领导，在他死后，副牧师何塞·玛利亚·莫雷洛斯继承了他的遗志。直至1822年9月，墨西哥正式独立。
而巴西的独立相比之下十分顺利，并没有经过流血的战争。1807-1808年间，法国军队占领葡萄牙之后，国王约翰六世逃离了里斯本，在里约热内卢建立了葡萄牙流亡政府。当1821年约翰返回里斯本的时候，他的儿子多姆·佩德罗接手了巴西的公共事务。最后，多姆·佩德罗没有跟随父亲回里斯本，并宣布了巴西的独立，而约翰最终接受了这一宣言，并未派军队来反对他的儿子。
拉丁美洲的独立战争结束于1825年，但南北美洲的革命却并未结束。1837年，英国的两个殖民地上加拿大和下加拿大爆发了起义，事态陷入了严重的僵局，最终由于大部分人民抱消极态度，起义最终被轻易镇压了。英国政府派遣德拉姆伯爵出任了加拿大各省总督。
德拉姆在加拿大待了五个月，听取各方意见之后回国提交了一份具有历史意义的报告，这份报告除了建议两个加拿大再次合并之外，还提出了允许殖民地实行“责任政府制”这一重大建议。
所谓责任政府制即代议制政体，他准备允许殖民地议会拥有与英国议会同样多的权利，当然还存在某些限制，比如帝国政府将继续控制对外关系、管理贸易、支配公有土地和确立殖民地法规等。然而这一大胆的提议在提出之初却遭到了广泛的抨击。但后来一系列事件对政府造成的压力迫使政治家们实验性地开始推行德拉姆伯爵的新政策。这次尝试性的试验立刻在北美获得了成功，于是，责任政府制被推广到了其他殖民地。
另外一个政治欧化多样性的例子便是美国和英国自治领的政治稳定与拉美无休止的军事政变的对比。美国将其1787年所制定的宪法一直沿用至今，而拉美国家几乎都采用过10部左右的宪法。
可见，欧洲人在海外殖民地发展的各种政治制度和习俗具有明显的差异性，然而在这些差异性之下，由于所有的政治制度都源于欧洲，所以也有某些潜在的共同之处，这一共同起源解释了美国和英国自治领，以及拉丁美洲和魁北克的各种法典所存在的相似之处，同时也解释了各国信奉立宪制度这一点的共同点。
经济及文化上的欧化
和政治领域的欧化一样，经济领域的欧化也是十分普遍的。欧洲在很大程度上来说，为海外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人力、资本、技术和市场，促进了其经济的发展。1820年至1830年期间，占美国出口总量36%的商品被运往了英国，而占美国进口总量43%的商品则是来自于英国的。在19世纪期间，尤其是在铺设铁路方面，欧洲的资本，主要是英国、荷兰和德国的资本，源源不断涌入美国。直至1914年时，各国在美国的总投资额已经超过了72亿美元。相形之下，欧洲在其他相对欠发达的拉丁美洲各国的投资，对其民族经济的控制程度还更深得多。
种族、政治和经济上的欧化必然会导致文化上的欧化。不管是在英联邦内的地区，还是许多已经赢得了独立的地区，欧洲所带来的欧化都是一样的。在拉丁美洲，除了巴西属于葡萄牙殖民地以外，主要的文化形式都来自西班牙。其最明显的标志是，绝大多数人都信奉罗马天主教，并且都以西班牙语作为日常交流语言。这种文化上的欧化同时还表现在了建筑式样的方面，比如，房屋带有庭院，院子或窗户装有铁栏，房屋正面朝向人行道等。城镇的规划也说明了这一点，广场成为了城市规划的中心，而并非是主要的街道。甚至在人们的生活之中，许多的服装也倾向于西班牙式样的，包括男人戴的宽沿毡帽或者草帽、妇女用的薄头纱、头巾或者装饰用的毛巾等。甚至在家庭结构方面，也倾向于典型的西班牙形式，男尊女卑，年轻女性则受到了严密的监督。并且，人们还认为有身份的人从事体力劳动是不体面的事情，这些都深深打上了西班牙文化的烙印。
拉丁美洲的文化虽然基本上是西班牙文化或葡萄牙文化，但此前印第安人留下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尤其是在墨西哥、中美洲和南美洲西北部地区，这些地区的人口中，印第安人依然占据了很大的比重。印第安人对这一地区的影响主要在于烹饪、服装、建筑材料和宗教习俗方面，甚至至今在这些方面都还能看到印第安人留下的影子。此外，数以百万的非洲黑奴被贩卖到拉丁美洲的种植园里从事劳动，这一庞大的人口基数使得当地文化中不可避免地还融入了非洲的成分。这种来自非洲的影响在大量奴隶居住的加勒比海地区表现得较为强烈。这种来自非洲的影响，在拉丁美洲绝大部分地区都能看得到。
相比拉丁美洲，美国的文化更少受到土着印第安人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美国的印第安人人数比较少，相较美国人而言也都比较落后。但这些影响也不是完全可以忽视的。
同样地，虽然美国与加勒比海地区的某些拉美国家相比，受到的非洲文化的影响也比较少，但其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尽管美国文化包含了印第安文化和非洲文化的成分，它依然还是主要起源于欧洲，只是在转移和适应的过程中，这种具有欧洲特性的文化已经悄然发生了剧烈的变化。
九、波利尼西亚
欧洲文化与波利尼西亚的接触开始于18世纪，这种接触彻底改变了波利尼西亚人的生活方式。热衷于传播天主教的西班牙冒险家为了寻找财富而最先到达了波利尼西亚，这之后不久葡萄牙人也到达了这里。而英法两国对波利尼西亚的探险则始于1767年。
此后，传教士成功铲除了波利尼西亚本土的传统与习俗，而大部分的传统生活习惯则被西方生活习惯所取代或与之混合。可以说，西方文化的影响在此地随处可见。
航海与商贸
从美洲大陆往外望去，便是浩瀚的太平洋。在太平洋中南部，大约180°经线以东及南、北纬30°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岛群——波利尼西亚（意为众多的岛屿）。波利尼西亚由1000多个岛屿组成，人口分布稀疏。由于太平洋与欧洲大陆距离十分遥远，所以直到发现了美洲和非洲大陆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波利尼西亚对于欧洲人而言，都仍然是一片未知的领域。
浩瀚的太平洋上拥有着数千个零散的小岛，这些小岛若是不把新圭亚那和新西兰两个大岛计算在内，其面积总和也只相当于英格兰或纽约州而已。也正因为这样，太平洋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能孕育出如同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和中国这样伟大的文明，从而使得它缺少着像其他地区一般能够吸引欧洲人的富饶物产。故而，在长久的一段时间里，欧洲人对它一无所知。
但由于人口迅速增长引致的压力，一些殖民者们扬帆出海，跨越了太平洋，从南亚来到了这里。公元前1100-前1000年，他们还居住在汤加-萨摩亚地区，而到公元300年的时候，他们已经到达了马克萨斯群岛。又经过一两个世纪之后，他们已经航行到了距南美洲海岸2000英里的地方。在航行旅程中，他们发现了复活岛。在复活岛上，他们发掘出了奇特的巨型石制头像，高度从30-50米不等。
到公元800年的时候，他们向南最远到达了他们称之为“新西兰”的地方。在对广大土地占领的同时，殖民者们还带来了无法抑制的文化同化。19世纪伟大的探险家詹姆斯·库克就惊讶地发现，他竟能够用同一种语言与夏威夷和地处遥远南方的新西兰当地人进行贸易。
在18世纪晚期的时候，植物油还不能大规模生产，因而鲸鱼油和海狗油十分贵重。太平洋拥有的海产品吸引了欧洲人，而且他们还在那里发现了石油。
早在18世纪初期时候，彼得大帝派遣维特斯·白令到远东考察亚洲和北美洲的时候，俄国人已经开始在北部太平洋地区的活动了。海獭和海狗皮的价值吸引了俄罗斯人贪婪的目光，1799年，俄美公司成立了，到1818年的时候，该公司已经运出了80000只海獭和1495000条海狗皮。除了占据这一资源，俄美公司还希望能够在这里长期定居，到1820年的时候，大约有了15个俄国人聚居地散布在白令海峡和罗斯堡之间的海岸上。
1867年，迫于形势的压力，俄罗斯将阿拉斯加廉价地售卖给了美国。西欧人很快便占领了太平洋海域，先进的商业和航海资源使得他们可以将注意力集中在那些具有经济价值和战略意义的岛屿上，再实行逐个攻破。例如，英国于1874年占领斐济，法国于1880年占领塔西提岛。继西班牙-美国战争之后，美国于1898年相继占领了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新西兰则占领了萨摩亚，澳大利亚则抢走了德属的新几内亚和部分贝斯麦群岛。
欧洲的影响
由于太平洋岛屿上人口稀少，未能凝聚起足够的力量来抵御另一种古老文明的同化，因此欧洲对波利尼西亚产生的影响要远远超过其他地区。
太平洋上的这些岛屿没有那些常见的热带病，并且作为“太平洋上的天堂岛屿”，这一切都吸引着欧洲的移民。到这里定居，意味着移民可以免受非洲和加勒比海地区的疾病伤害，尤其是疟疾病。
随着欧洲移民的入驻，欧洲的工具和织布机也相继进口，使得当地古老的器具被逐渐抛弃。人们曾利用树皮织布的技术也被逐渐遗忘了，甚至制作大型双人木船的技术也已经失传。由于食用欧洲式的食物，那些曾被人们所羡慕的完美的波利尼亚牙齿也开始逐渐退化。
然而比起这些退化来说，更可怕的是新疾病的出现。随着移民的到来，新的疾病也接踵而至，比如结核症、天花、痢疾，以及各种性病。这些疾病到来之后便一代一代传下去。新的疾病使得波利尼西亚的人口也呈现了下降趋势。当1769年库克船长到达塔西提岛的时候，岛上拥有40000人左右的居民。而到18世纪末，传教士得到的报告显示，由于战争和疾病的影响，岛上的人口数已经锐减到15000人。而到1830年的时候，人口又从9000人减少到了6000人。对于这一切的发生，库克曾说：“我不得不表达自己的真实想法，对于这些贫穷的人们，如果他们从不曾了解先进的生活和艺术给我们带来的舒适，或许情况反倒会好得多……再要回到他们曾经的古老和缺憾中去，重拾那些已为人摒弃、早已被我们所遗弃的发明创造，现在恐怕已经太晚了。因为等到他们现在所拥有的铁具用坏时，那些真正属于他们自己的知识技能已经都忘光了。而现在，石斧已经变得十分稀有，正如8年前铁器的罕见一般，而骨针和石针则已经都看不到了。”
然而除了对居民们感到可惜和悲哀之外，库克还曾说过：“对某些人而言，他们可能是世界上最穷的人，但实际上他们远比欧洲人快乐得多。”对于库克的话，植物学家约瑟夫·班克斯也表示赞同：“我说过，这里生活着一群快乐的人，尽管他们一无所有。”
这样的赞美表达了欧洲人的一种矛盾心理：他们既对自身的文化和先进的技术所带来的物质享受感到自满，但是又羡慕岛上一无所有的居民的“快乐”。于是，一些欧洲人便创造了“高贵的野蛮人”这一概念：快乐生活，贴近自然，远离文明的束缚和压力。
而随着对太平洋岛屿认识的不断深入，欧洲人逐渐意识到了隐藏在太平洋文化之下残酷而可怕的现实，包括诸如战争、杀害新生儿、强制性的各种禁忌、以活人祭祀和奴隶制等社会问题以及各种可能对岛屿造成重创的自然灾害，比如飓风、海啸等。这些使得欧洲人对波利尼西亚产生了矛盾而复杂的感情。
如今，复活岛上波利尼西亚人已经感受到了危机和焦虑，于是他们建立了“文化保护组织”，明确地提出了自己观点：保持自己的生活状态，而不是一切向钱看。
十、全球统一性的巩固
1763年到1914年期间，是欧洲直接或者间接地成为世界主人的时期，在世界历史上具有突出的地位。欧洲的霸权不仅仅体现在政治领域，在经济和文化方面也都非常的突出。1914年之前的十年里也发生过很多对欧洲优势的严重挑战，其中最重大的一次就是日本打败了俄国。另外，当时土耳其和波斯的革命以及各殖民地发生的革命骚动也值得注意。下面我们就来看看欧洲作为世界的主人究竟具有哪些优势，并且观察这些优势究竟受到了什么样的挑战。
欧洲的优势
首先，欧洲在政治方面拥有极大的优势。欧洲在1500年到1763年间从默默无闻中崛起，并且控制了各大洋和西伯利亚以及南北美洲人口较少的地区，但是欧洲人并没有影响到非洲和亚洲。在非洲，仅仅是在沿海地带有一些奴隶贸易站和在大陆南端有一个小小的布尔人居留地。在印度，欧洲人也仅仅是在沿海有那么几个贸易站，他们的影响并没有延伸到广阔的内陆。在东亚，虽然欧洲人想要与当地进行进一步的来往贸易，但是他们还是被严格限制在广州和九州。从15到18世纪，这三个世纪欧洲与亚非的交往根本没有什么成就，就算此时欧洲人突然消失不见，当地人的生活还是会像以前那样持续下去。
直到1914年，形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欧洲的影响已经在广度和深度上大大地增强，南北美洲、西伯利亚和英国的自治领都已经欧洲化了。欧洲人成群结队地向那些地区移民，不同程度地取代了土着民族。虽然到了1914年时，美国和拉丁美洲在政治上已经独立了，英国的自治领也已经实现了自治，可这些已经欧化的地区，不管是在经济还是文化方面都已经与欧洲脱离不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非洲除利比里亚和埃塞俄比亚之外，都已经成了欧洲的殖民地，亚洲大部分地区也都成了欧洲的殖民地。在16819000平方英里的亚洲地区，1914年完全独立的国家只有日本而已，而日本在亚洲也仅仅拥有161000平方英里的殖民地。
除此之外，世界上其余部分则都是由名义上独立，实际上已经半殖民地化的国家组成。这些国家包括伊朗、阿富汗和尼泊尔这样的小国，也包括中国和奥斯曼帝国这样的大国。所有的这些国家都由欧洲的经济和军事势力控制。它们之所以没有完全沦为殖民地，仅仅是因为欧洲列强拿不出合理的瓜分方案。
在1914年，欧洲已经称霸了全球。
其次，欧洲的霸权不仅仅体现在地域的广袤上，还体现在控制的深度上。此时，欧洲已经成为世界的银行家，它为建造横穿大陆的铁路、开凿沟通海洋的运河、开发矿山、建立种植园提供所需的资金。另外，欧洲还成为世界工厂。1870年，欧洲工业产量占全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4.7%，而唯一勉强能与欧洲抗衡的美国只有23.3%。虽然美国到1913年已经发展到了35.8%，但是欧洲工厂的产量仍然占全世界总产量的47.7%。
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影响
在欧洲资本和技术的大量输出之下，全球经济空前的统一：到1914年时，除了在全球陆地上架设了庞大的电报和电话线路网外，还在海底铺设了516000多公里的电缆。到了1914年时，已经有总吨位达到5000万吨的3万多艘船装载着货物往返于世界各地。开凿的几条运河也促进了世界贸易的发展，其中最重要的是苏伊士运河和巴拿马运河。苏伊士运河缩短了欧洲到印度的航程，巴拿马运河减少了纽约到旧金山所需的时间。几条横穿大陆的铁路，这些铁路打开了各大陆经济开发的大门：美国和加拿大分别于1869年和1885年铺设了第一条铁路，横穿西伯利亚的铁路于1905年建成，柏林到巴格达和好望角到开罗的铁路也于1914年基本铺设完工。
各大陆的经济一体化导致了全球生产率的惊人增长。在1860年至1913年间，世界工业总产量至少增加了6倍，在1851年到1913年间世界的贸易额则增加了12倍。欧洲在这一经济腾飞的现象中获得了最多的利益。
欧洲的入侵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一种新的市场经济开始被引进。不久，农民们发现自己正在为国际市场生产，而并非原来的自然经济中只为自己和附近的人生产。这也意味着他们不仅日益受到此时已在新经济中富裕起来的商人和放债人支配，而且也受到变化莫测的经济波动的影响。从自然经济转向市场经济，这对生产力的提高是非常有益的，但是它最初的影响却无疑是具有破坏性并令人痛苦的。
欧洲的入侵还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不过在这个时候在思想上起了变化的是殖民地世界中少数的上层阶级，并不是普通群众。上流社会的人有极少数懂得西方的语言，阅读西方的报纸和书籍，熟悉欧洲的历史和现在的政治状况。他们对接触西方文化最开始的反应是非常热情的，盲目地赞美西方的一切，但是随之而来的是醒悟，开始敌视西方，并且企图保持和扶植传统文化中的某些部分。
由于19世纪末欧洲的政治、经济和文化都处于世界的优势地位，欧洲人自然会认为他们的卓越地位是来自其文明的优越性，从而又反映出他们作为一个种族的优越性。他们深信上帝造人的时候并不是所有人种都一样，上帝把白人造得更聪明，所以白人能指导劳动，能指引那些四肢发达、头脑简单的劣等民族。这样就有了“白人的责任”这一概念，这是一种用理想主义的责任论来掩盖当时帝国主义的一种说教。
而与“白人的责任”这种说法相反，1992年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巴希尔·戴维森出版了一本叫做《黑人的负担》的书。他指责英国人强加给殖民地人民的一些制度和条例不切实际，这些条例并不是白人的责任，只是黑人的负担。
与现代人反省的态度相反，在19世纪，欧洲人几乎被认为是上天注定的统治者。他们在殖民地被尊称为“大人”、“先生”、“老爷”、“恩主”。在这种情况之下，欧洲人开始用短浅的自我中心观点去观察世界。美国也一样。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在1904年致国会的一本咨文中告诫拉丁美洲说：“……长期错误的行为，或者一种导致文明社会的整体联系日益松散的软弱无能的行为，最终可能导致某一文明国家的干涉，在美洲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一样。”同样，1904年美国的一位传教士、着名出版家亨利·W·卢斯也从中国报道说：那里的条件对他们的活动很有利，“我们可以一起为上帝、为中国、为耶鲁大学工作。”但是其中最令人吃惊的还是南非钻石大王、金融家和政治家塞西尔·罗德斯的极度自信和好战心理，他甚至已经想要征服其他星球了。
这些论调看起来似乎有些自信过头了，但是这种自信不是毫无缘由的。这种自信是建立在坚实的技术优势的基础上。西方的技术继续以加速度发展，今天的罗德斯商业上的继承者们甚至更加自信。花旗公司前总裁乔治·穆尔在1987年指出，在未来的25年里，世界将被一小撮最大的金融机构统治，这些金融机构将在太空设立总部以逃脱政府的监管。尽管罗德斯当时苦于其他星球遥不可及，但是他现在的继承者们则认为这些星球并不是那么遥不可及，甚至是可以变成私人发射台的。
1914年时，欧洲的在全球的霸主地位看起来非常牢靠，而且会一直持续下去。但是人们只要清醒回顾一下就可以轻易地发现，殖民地世界中潜伏的反抗意识正在渐渐觉醒。
历史上每当有弱小的社会被强大的社会所威胁的时候，就会产生两种相反的反应：一种是断绝与入侵势力的一切联系，撤回到与世隔绝的境地中，在传统的信念和习惯中寻求安慰；另一种是吸取外国社会的诸多优点，从而有效地发展自身。第一种反应的表现为退却和逃避，第二种反应则体现为调整和适应。
在19世纪期间，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这两种反应。1857年的印度兵变和1900年中国的义和团运动就是第一种反应的典型例子。虽然印度兵变和义和团运动都给予西方侵略者一定的打击，但是却没有构成对欧洲霸权的有力挑战，因为它们实质上只是消极的造反，企图用武力赶走侵略者，恢复以前的美好时光。但是西方的军事力量和经济事业并不是靠武力就可以抗拒的。然而当土着民族开始采纳西方的思想和技术并且运用这些来对抗西方的时候，情形就有了完全不同的变化。
在亚洲第一个采纳并推行西方政策的国家是日本。他们于1894年到1895年打败了衰弱的中国，接着又在1904年到1905年战胜了强大的俄罗斯帝国。一个亚洲的小国战胜了欧洲的强国，这是世界近代史上一个转折点，这件事情给整个殖民地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希望和极大的刺激。与日俄战争同样影响深远的还有俄国的大革命，日俄战争在某种程度上激发了这场革命。沙皇的独裁政府即将垮台的消息如同来自满洲战场上的报道一样，让各地被压迫的民族激动不已。一位身在波斯的英国人察觉到，各殖民地国家中正涌动着一股暗流，他认为东方必定会发生一场变革。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革命对东方造成了极大的影响。并且东方已经开始改革，发展排外运动。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国家反抗西方殖民者的运动即将爆发。
事实证明这位英国人的分析非常正确。在随后的几年里，西部的奥斯曼帝国和东部的中国都爆发了一系列的革命。尽管欧洲的全球霸权好像是不可抗拒和长盛不衰的，但是事实上，它正在全世界范围内接受着各种各样的挑战。在1914年，欧洲的列强有足够的实力来镇压各地的反抗，但是这些反抗仅仅只是民族主义运动的开端而已。民主主义运动将会在全世界内大范围地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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