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起源，要从一个传说讲起；虽然这故事的真实性仍有待考证。只是大秦王朝本来就是一个给我们留下了无数谜团的朝代，于是有关其传说也就不足为怪。秦人的老祖宗原为西方（即今以陕西、甘肃为主的西北地区）的一个古老部落，当居住在我们辽阔的中国土地上的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社会的时候，在一些水草茂盛的区域，散布着一个个原始氏族部落，秦，就是其中之一，秦的祖先是黄帝之孙颛顼的一个支系，以燕子为图腾，作为他们部落的标志。据说颛顼孙女女修织布时，吞了一枚玄鸟卵，不久就生下了儿子大业。这个传说反映了当时秦人还处于“只知其母，不知其父”的母系氏族社会。大业之子大费担任的是驯兽员的角色，辅佐舜帝调驯鸟兽，鸟兽竟然都十分听话。舜赐姓大费嬴氏，从此秦的祖先有了一直延续下去的姓氏，而秦的后继者们也使其一度成了中华大地上最有影响力的姓氏。
公元前21世纪，黄河中游地区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奴隶制政权——夏王朝，秦人便在它的控制之下。夏代末年，大费的后代费昌脱离夏桀，投奔商族，并参加了商首领汤发动的推翻夏朝的战争。商朝建立后，费昌为汤驾车，其后代世世为商做事，社会地位比较高。殷商末期，秦的后裔蜚廉誓死捍卫殷纣王。当他知道自己无力改变战局时，便在霍华山为纣王设坛祭拜，之后以死表示其对旧主的绝对忠诚。周武王为其忠心所感动，赐其石棺。伯夷、叔齐不食周粟，而蜚廉以死尽忠，这些人实在是可敬却又可悲！蜚廉对于殷纣王的尽忠，虽然得到了周统治者的钦佩，但无疑连累了他的儿孙们。无论如何，周天子对这样一个家族是充满防范之心的。
周武王死后，以武庚为首的商朝残余势力发动了叛乱，包括嬴姓氏族在内的一大批氏族部落均参加了这次叛乱，西周统洽者用极残酷的方法惩罚参与叛乱的人们。秦人的祖先就是在这时从黄河中下游被赶向西方荒凉的黄土高原，在周的西部边陲守边，整个氏族都沦为奴隶，受西周奴隶主的驱使和奴役。因此，当西周势力逐渐强盛，一步步向东发展时，秦人部落被摒弃于西周统治中心之外，默默无闻地徘徊于茫茫的黄土高原。
好在这个部落有一项祖传的技能，那就是精通马术，传说周穆王曾经到西方巡游，同西王母相会于瑶池，最远曾到达中亚和欧洲，为他驾车的就是秦的造父。由于造父技术精湛，赶的车一日千里，很讨穆王的欢喜，被封于赵城（今山西洪洞县北）。周孝王时，为了对外战争的需要，对养马业十分重视。他听说秦人首领非子特别善于养马，就把非子召来，让他在汧水和渭水会合处（今陕西宝鸡一带）的平原上主管养马之类的事宜。由于非子对马调教有方，马群繁殖很快，周孝王对非子十分赏识，便被赐姓为嬴，有人说是恢复嬴姓（又称秦嬴），封为附庸，与以秦邑。地盘虽非很大，却毕竟有了一片可安身之所，也算是其后来几百年辉煌创业的“第一桶金”。秦的主要任务，就是抵御西戎入侵。而此后，秦的命运就开始与西戎纠葛在了一起。秦后期的壮大，实在是应该感激这个一直与其征战的“老朋友”。
到周宣王时，西戎实力逐甚为强大。宣王颇受威胁，便以秦部落酋长秦仲为大夫，以讨伐西戎。然不久，秦仲在前线被西戎所杀，从此秦与西戎之间便不仅仅是争夺土地的战争，秦仲的后代更要复仇。他的长孙世父就立下了铮铮誓言：“不杀戎王绝不回秦邑！”此后，秦庄公及昆弟5人，奉周王命，率兵7千，大破西戎，被称为“西垂大夫”。
至西周末，秦襄公始在本土建立奴隶制国家。当时，昏君周幽王宠爱妃子褒姒，即典故“烽火戏诸侯”之男女主角。周幽王试图将原太子宜臼废去，而引起太子外公的不满，申侯与西戎遂联合进攻周室。可此后西戎又背信弃义，竟伺机侵占周室领土。秦襄公继续抵御西戎，将其驱逐，使周室免此一劫。
但周平王（即上文提到的太子宜臼，公元前781？—公元前720）始终惧怕西戎再度来袭，于是迁都洛邑（即今河南洛阳），东周（都城与统治中心在今河南、陕西交界一带）历史开始了。秦襄公因护送周平王东迁有功，被平王从“大夫”提拔为“诸侯”，并宣布把岐山以西的大片土地赏赐给秦。从此，秦正式成了一个诸侯国，可以同别的诸侯国平起平坐了。要知道，岐山本来就是周天子开创伟业的发祥地；而西北一带又是西、东周朝数百年来的统治活动中心。可见，周朝是多么重视秦国，秦国得到的地盘又是多么重要。“近水楼台先得月”啊！这就为后来秦国在春秋、战国时候各诸侯国里一直是实力最强盛的几家之一，并最终崛起于天下，结束数百年的分裂局面，统一中国，建立大秦帝国，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有着重要的作用。
秦襄公更是将其所有精力都投入到与西戎的战争中。因为他知道，这将是秦嬴家族事业辉煌的开始。周平王的话时时回荡在他耳边：“秦如果能击退西戎，那么就可以占有其土地作为自己领地。”这对于曾系亡国之臣的后裔而言，无疑是最大的诱惑。秦襄公一心要将岐、丰这片土地纳入自己控制，壮大秦嬴家族。而他最终亦死于征战西戎的军营中，可谓竭尽所能，死得其所。
春秋时期，秦德公迁都于雍（今陕西凤翔），秦国真正进入关中，离周天子的都城越来越近。至此，秦方有今陕西省域，故今习惯简称陕西为秦。同时，这也离将来秦国的统治中心、秦朝的统治中心越来越近。真可谓一次英明、睿智的战略转移！
(第二节）从来都是后来者居上
秦穆公（？—公元前621）时，秦国势强盛，成为诸侯大国，“春秋五霸”之一。秦穆公，名任好，秦成公之子，在位长达39年。他重用百里奚、蹇叔等贤臣，励精图治，国家的物质经济力量越来越强大。又用余谋伐西戎，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军事实力也咄咄逼人，为西方诸侯伯。
秦穆公初年，晋献公灭虞、虢。晋掠取了虞君及大夫百里奚，并将后者作为伯姬嫁给秦穆公的陪嫁媵人。穆公正值壮大秦国之际，求贤若渴，听说百里奚是位不世出的人才，欲重用他。然百里奚在来秦的途中逃到了楚国，秦穆公打算用重金将他赎回。可大臣公孙枝认为，这样将使得楚王得知百里奚的高才，反倒不会将其送回秦国。于是，穆公用五张羊皮换回了日后秦国的名相，百里奚也因此得到了“五羊大夫”这样一个称谓。大概这五张羊皮称得上是历史上最昂贵的羊皮了。百里奚对秦日后的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其个人高尚的品德也赢得了秦国百姓的爱戴。而且，他还推荐了另一个对秦国的发展也非常重要的人物——其好友蹇叔。蹇叔是一个颇具前瞻性思想的人才，在百里奚欲投靠齐君时就阻止了他，使其免于齐难；后来周朝王子颓想要百里奚去养牛，蹇叔又加以阻止，再次让挚友免于一死。对于虞君，蹇叔亦早有劝告，只是百里奚这一次没有听劝，后来才遭遇了一系列劫难。却也正是这一次偏执，才使得他于70岁时终于遇到伯乐，这一步恐怕是蹇叔当初没有预知到的。正所谓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秦穆公时期，从各个方面为日后的称霸做好了充分准备。在与各国的关系中，穆公以长远的战略眼光，运用灵活的外交政策，一步步储蓄实力，等待最后的爆发。晋国大臣里克发生政变，穆公支持王子夷吾，这种援助的背后是以丰厚的利益为前提的，毕竟人家出兵护送你回去，让你当王，自然要对自己有好处。夷吾也知趣，答应事成后割让河西八城作为答谢。只是夷吾当上君主后，却不愿履行当初落魄时的诺言。这样的背信弃义，自然引起秦国上下愤慨。大臣们纷纷要攻晋，秦穆公却选择按兵不动，一方面时机未到，另一方面对穆公决策有重要影响的人就是他的妻子伯姬，而伯姬正是夷吾的异母妹妹。不久后晋秦交战，穆公欲重惩夷吾，又是伯姬以死相逼，才使夷吾得以返回晋国。实际上，先前伯姬与夷吾兄妹之间本有私怨，但在危亡关头还是展示了一心爱国、大仁大义的光辉女性形象，这或许亦是秦穆公一直敬重其妻的原因吧。
夷吾死后，公子重耳继位。历史似乎再次重演，又是秦穆公派兵将这位晋文公送回晋国，并在日后出兵帮助晋国围郑。然秦晋之间并未因此而长久维系和平。晋文公死后不久，秦军攻打郑国未遂，返还途中遭到晋的袭击，全军覆没。而此次领兵的，竟是百里奚之子孟明视、蹇叔之子西乞术以及白乙丙。在出兵袭郑之前，百里奚和蹇叔极力劝阻，认为两个年轻人眼高手低，言过其实，不能重用。然秦穆公固执己见，不改初衷。于是在出发当日，百里奚和蹇叔十分痛苦，并偷偷对儿子说，你们一定会在“殽”这个地方失败。这两位智慧老人再次显示了他们超乎常人的预见性。
而这次秦军惨败的战争，被称为著名的“殽之战”。三位大将的最终命运，竟然得益于秦穆公之女怀嬴，她是晋文公重耳之妻，她说服当政的晋襄公释放了三员大将。穆公此时早已对自己当初没有听从百里奚和蹇叔的劝告而后悔不迭，于是亲自迎接三员大将回国。之后，秦国一直希望报殽战之仇。穆公亲率军队伐晋，渡河之后将船全部烧毁，以示必胜信心。晋军不敢应战。秦穆公来到殽地，亲自埋葬在战争中死去的将士，为其发丧，大哭三日，并当众为其昔日的决定悔恨。如此明君自然赢得了全部臣民的效忠。
虽然如此，秦晋交战之中，秦国始终未能得到更多的利益。谁叫晋国在文公治理下已变得同样强大了呢？于是，秦国将其战略方向转向西边。在西部战场，秦穆公发挥其勇武的战斗精神，并且自然也带有对东进屡屡受挫的怨气，终于取得大规模的胜利，成了西戎霸主，总算是对自己的些许慰藉吧。
秦国的辉煌未能继续下去，穆公之后，秦无奈地走向没落。接下来的继任君主，只是在尽己所能以维持昔日势力。这样的局面到秦献公时才有所转变。在与晋的石门之战中，秦再次展现强大战斗力，大获全胜，史书上称此次战役中秦斩首6万晋兵。不久献公卒，其子孝公即位，这位年轻有为的国王自此开始了他的富国强兵之路。
战国时期，秦孝公（公元前381—公元前338，名渠梁，秦穆公十五世孙）任用法家商鞅实行变法革新，为封建经济和政治制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后秦国更加富强，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而且是“七雄”之首。相关内容下节再详细解说。
从秦孝公到嬴政的100多年中，秦国的国力不断提高。在军事策略方面，他们改变了劳师远征而经常失利的战术，采用范睢“远交近攻”策略，逐渐蚕食并巩固其占领地区，实行有效占领。在军事制度方面，他们实行按郡县征兵，完善了军队组织，士卒勇猛，车骑雄盛，提高了军队战斗力，远非其他六国可比。
周郝王五十九年（公元前256），秦国灭了东周，经昭襄王嬴则、孝文王嬴柱、庄襄王嬴子楚三代，史家以秦王纪年。到秦王政二十五年（公元前222），史家仍以秦王纪年。
秦灭周后，又攻占了韩国黄河以东和以南地区，领土包括今陕西大部、山西中南部、河南西部、湖北西部、湖南西北部和四川东北部的广大地区。史书上记载，当时秦在地理位置上进可攻，退可守，“西有巴蜀、汉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东有崤函之固”；且军事力量远胜其他六国，“战车千乘，奋击百万”。这种优越的战略优势，为其统一六国打下了良好基础。相反，山东六国统治集团此时却内部相互倾轧，争权夺利，政局很不稳定，也非常有利于秦的统一和崛起之路。
公元前246年，秦庄襄王之子、13岁的嬴政（公元前259—公元前210）继位。嬴政于公元前238年（21岁）亲政。自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他先后灭掉韩、赵、燕、魏、楚、齐六国，统一全国，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大国。秦朝结束了奴隶制社会，进入了封建制社会。嬴政也就成了大名鼎鼎的秦始皇。秦始皇在位11年（不含秦王时期的25年）。
只可惜，虽然秦国是个长寿的国家，可秦朝却是个短命的王朝（只在历史上突然崛起、辉煌了15个春秋）。公元前210年秦始皇驾崩，天下顿时混乱，经二世胡亥、子婴，江山才延续了短短4年，不久便亡国了（公元前206年）。
(第三节）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魔术”
历来的改革家，似乎都没有什么好结果：秦国的商鞅、秦朝的李斯、汉朝的晁错、唐朝的王叔文、北宋的范仲淹和王安石、明朝的张居正、清朝的谭嗣同……不是被屠戮，就是被罢黜，或是被抄家，或是被贬谪。且一时间无人理解，遭人耻笑，孤独冷清。尤其是最早的改革家商鞅，死得最惨，受车裂极刑，五马分尸。近代谭嗣同在维新变法失败时，宁可被逮捕、杀头也不愿逃掉，这真是“湖南蛮子”的犟脾气了！且听他说：“自古来还未曾有因变法而牺牲的，那就从我开始吧！”真是太天真、幼稚了！古今因变法而牺牲的，真是太多太多了！因为变法就要改变以往固定的东西和模式，就要得罪那些有权的顽固分子，就要侵犯达官贵人们的既得利益，就要受到他们的阻挠和报复。这能不会有激烈的冲突、血腥的杀戮，能不是风云变色、江河呜咽？而这“第一个吃螃蟹者”、“众矢之的”，能有好果子吃？
但是，改革家们为实现远大理想，不畏牺牲，蔑视权贵，义无返顾，敢作敢为，在茫茫宇宙空间、漫漫历史长河中，留下了他们艰难而伟大的足迹。一个人连死都不怕了，还有啥可怕的？“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拒之？”他们的设想与措施，符合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有利于国家、民族的强大进步和巩固统治者的地位，顺应历史发展的潮流，在历史进程中起着非常积极与重要的作用，所以历史最终是会记得他们的，人民最终是会感谢他们的。东方先哲说：“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西方先哲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鲁迅先生道：“我以我血荐轩辕。”文天祥也表示：“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谭嗣同则说：“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从古到今，这些“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他们就是中华民族的脊梁！
秦国的商鞅变法就是如此。
为增强国力，统一天下，战国时期，“七雄”相继展开了各自富国强兵的变法活动。楚国令吴起变法，魏国任李悝变法，赵国有武灵王改革，但成效最大的还是秦国商鞍变法。此前，在“七雄”当中，秦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均略逊于中原各国。而从商鞅变法后，秦国的农业产量大为增加，军事力量也强大了。不久，秦国进攻魏国，从河西打到河东，最后攻下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渐渐地，秦国的综合实力不断膨胀，最后成了“七雄”中的“大哥大”，并在英明君主嬴政手里消灭六国，统一中华。这也是因为商鞅变法使秦国迅速崛起，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就是说，商鞅变法实乃秦国强盛之源、秦朝崛起之本。
商鞅（约公元前390—公元前338），战国时期思想家、政治家，法家学派代表人物。原姓公孙，名鞅，亦称卫鞅，卫国（今河南北部一带）人，战国另一位著名改革家吴起的同乡。因受封于商地15邑，尊为商君，故称商鞅。初为魏相公叔痤家臣，不被国君重用；后入秦向刚即位的秦孝公宣传法家主张（公元前361年），被起为左庶长，力排众议，委以重任，在秦两次实行变法：第一次是在公元前359年（一说公元前356年）；第二次是在公元前350年，把秦国驱赶上了富强文明之路。公元前350年商鞅还做了一件大事，那就是在他建议下，秦国都城从栎阳（今陕西临潼）迁到咸阳（今陕西西安）。只用了19年时间，秦国继魏国之后崛起为超级强国之一，但它比魏国实力还雄厚百倍。公元前340年商鞅率领秦军击魏，充分利用自己曾经在魏国的人际关系，设计扣留魏公子卬，趁魏军群龙无首一举将其击溃（魏因此不得已放弃原来的属地，将都城从安邑迁到大梁）。但由于新法侵犯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尤其是旧贵族，公元前338年秦孝公死后不久，商鞅即遭到当权派反扑，逃亡未果、抵抗不成，为秦惠文王车裂，全家被诛，不得善终。现存《商君书》，实有24篇，为战国时法家所辑录，基本上反映了他的思想。
历来变法都是困难的，一般人还是喜欢安于现状。商鞅在变法之初，为使其法令能为民众遵守，先把一根3丈长的木头立在当时秦国都城栎阳南门，下令说：“谁把它拿到北门，赏黄金十两。”这不是很容易嘛！真能得到这么多钱？当大家惊疑不定，以为有诈时，商鞅又将赏金提高到了50两。一个好奇的青年姑妄把木头扛了过去，果真得到了如数的赏金，成了中国历史上早期的“投机暴发户”。这件事立即传播开来，一下子轰动了整个秦国，从此大家都知道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这是商鞅的第一步，他先要大家信任并尊重政府，政府在得到人民的信任和尊重后才能有所作为，他日变法就顺利了。此即历史上著名的“南门立木”典故。
商鞅变法的主要内容有：将百姓编为什伍，五家为保，十保相连，将一定区域的人们纳入到统一的体系管理，并实行连坐制度；提倡分家，一家有两个男人（即儿子长大了）就必须分出；“开阡陌封疆”，废止井田制，承认土地私有而创立按丁男征赋办法；重农抑商，奖励农战，凡从事耕织缴纳粮食布帛多者可免其徭役，甚至可改变原来的身份，而对于经营工商业而导致贫穷的人，要将其全家收为官奴；有军功者还可受爵位，从而抑制了旧贵族的势力；实行郡县制，建立以地区为单位的基层行政机构，把全国划分为31个县，由秦王直接委任官吏。此外还强迫群众接受基本礼仪习惯、统一度量衡、要求所有国民均须有正当职业、优厚移民、不准私人决斗、无功不能受禄等。
商鞅还“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氏》），提出“反古者不可非，而循礼者不足多”（《史记·商君列传》），“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商君书·更法》）；主张对轻罪也处以重刑，法令严明，“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止，重者不来，是谓以刑去刑”（《韩非子·内储说上》）。故惠文王在尚为太子时，也因犯法而遭到了惩罚（商鞅当然不好治太子的罪，便惩治了他的老师）。难怪他得罪了惠文王，后者一即位便干掉了他，但他的变法措施却并未废除。他的很多主张与措施，在秦始皇建立秦朝后，乃至在中国后来的许多朝代还在运用和发扬。
柏杨在他的大著《中国人史纲》中说：商鞅变法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魔术”、“唯一的一次辉煌变法”。它不仅是单纯的改革法令规章，也不只改变上层建筑，而是彻底的改变，包括军事、政治、政府组织、社会结构和风俗习惯等，甚至道德价值标准和人生观念都要改变。柏杨认为：“‘变法’是人类智慧所能做的最惊心动魄的‘魔术’，它能把一个侏儒变成一个巨人，把一个没落的民族变成一个蓬勃奋发的民族，把一个弱小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国家。”后来的法家都推崇商鞅的法治。只有韩非子认为他“无术以知奸”，行法而不用“术”，遂使秦国的富强为人臣所把持。
(第四节）超级说客在行动
在春秋战国礼崩乐坏、诸侯争霸的动荡年代里，出现了一种叫做“士”的阶层。这个阶层的崛起对当时的社会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专事于征战攻伐的纵横家自不必说，游说挑拨是他们的拿手好戏。就连在当时被称为最无能的儒家士人，也出色地导演过政治风云。比如孔子的得意门生子贡，就曾以他那如簧之舌，挑起了一场五个国家的混战。
秦国经过商鞅变法后，实力迅速强盛。面对不断扩张、来势汹汹的秦，其他六国都感到了恐慌。为抵抗秦，有人建议六国采取联合抗秦的策略，这种策略叫做“合纵”（韩非子认为是“合众弱以攻一强”，《淮南子》认为是“南与北合为纵”）；而另一些人则站在秦的一边，拉拢各国与秦合作，打击其他国家，这种策划叫做“连横”（韩非子认为是“事一强以攻众弱”，《淮南子》认为是“西与东合为横”）。这两类人后来甚至组成了一个叫“纵横家”的流派，成了“三教九流”之一。他们以审察时势、游说动人为主。《汉书·艺文志》云：“纵横家者流，盖出于行人之官，……言其当权事制宜，受命而不受辞，此其所长也。”按今天的说法，纵横家也就是说客、使者、公关、政客、交际人之类吧。纵横家的代表人物，就是鬼谷子和他的两个学生苏秦、张仪，而他们两位刚好分别是合纵派和连横派的领军人物。由于秦的力量实在强大，加上张仪的连横之术实在高明；当然还有个重要原因是，他的运气好，碰上了好时机，最后以合纵的彻底瓦解告终，秦更加强盛，而六国更加衰落。老子说：“天之道，损有余以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人类社会中的许多现象，与自然规律刚好相反，或者良性循环，或者恶性循环，两者必居其一，没有中间道路可走。不过话说回来，尽管最终合纵输给了连横，但你也不能因此否定了人家的历史价值。没有合纵就没有连横，它们是相辅相成的。
先说苏秦的合纵。苏秦（？—公元前317），东周洛阳（今河南洛阳东）人，字季子，家境贫苦。曾为燕昭王亲信，后奉命入齐，从事反间活动，使齐疲于战争，以便削弱齐国。入齐后，得齐湣王信任，用为相。后秦惠文王于十九年（公元前339）自称西帝，迫使尊齐湣王为东帝。苏秦劝说齐湣王去帝号，又和赵奉阳君李兑合纵五国攻秦，被赵封为武安君。秦惠文王被迫取消帝号，并归还部分魏、韩地。苏秦旋又助齐湣王攻灭了宋国。
早年苏秦曾向秦国君惠文王推销过其统一中国的策略。那时惠文王刚刚杀了商鞅，正讨厌所有外国人，根本不理睬他。苏秦碰了一鼻子灰，把旅费耗尽，几乎是乞讨着回到家乡的。看到丈夫久别归来的那副落魄样，正在织布的妻子很是鄙夷，连身子都未动一下。苏秦又向正在做饭的嫂子索饭充饥，他嫂子也装做没听见。
苏秦非常惭愧，改变了原来的主张，提出对秦采取合纵对抗政策。他继续下功夫研究君主们的心理和国际局势，疲倦的时候就用铁锥猛刺双腿，搞得鲜血模糊，头脑却清醒了。公元前333年，他再度出山，先去见燕国君姬文公，这回终于获得突破性成就，受到了对方的厚待。姬文公又介绍他去见赵国君赵语，后者十分乐意地接受了他的主张。情形类似，苏秦接连到了韩、魏、齐诸国，最后到了楚国。大家都同意签署这个合纵抗秦的盟约，又一致任命苏秦为其宰相；并推举他任南北合纵对抗盟约组织的总联络人，围堵方略正式建立。
苏秦从楚国返回赵国复命，途经洛阳时，东周天子姬扁对他诚惶诚恐地隆重欢迎，一路上清扫街道，准备官舍。这回苏秦已不是上次归家时的可怜兮兮模样了。他以六国宰相之尊位，华衣高马，随从成群，让本国同胞们既敬又羡。那位曾不给他饭吃的大嫂连头也不敢抬，只是匍匐于路旁。苏秦故意问她：“你何以如此前倨而后恭啊？”嫂嫂老老实实回答他：“只因为你今天地位不同了，高高在上，又很有钱。”真是一语道破了数千年来千千万万势利眼们的共同心声。
可是，此后燕将乐毅率五国兵大举攻齐，苏秦的反间活动暴露了，被齐国车裂而死，合纵派遭到失败。
张仪（？—公元前310），魏（今河南境内）人。秦惠文王九年（公元前329）入秦，次年为相，封武信君。执政时，曾迫使魏惠王献15县于秦；又游说惠文君自称为王，推行连横策略，瓦解齐、楚联盟，并出兵夺取楚汉中地。六国诸侯先后均背纵约而共同事秦。后一度入魏为相，不久即被逐回。秦惠文王更元九年（公元前316）与司马错等率军攻灭蜀、苴、巴三国。
张仪曾因为太穷之故，最初在楚国游说时被认定偷了东西，几乎遭殴打而死。他后来到了秦国，凭借其“三寸不烂之舌”，推销连横和解之策。惠文王正懊悔失去了苏秦，导致在国际上被六国孤立。眼下一旦得到张仪，他如获至宝，马上拜之为相，大加重用。而张仪的谋略正好与苏秦相反，即把参加合纵对抗盟约的各国各个击破，让他们单独与秦和解。
要是站在当时东方各国的立场，只有合纵抗秦是他们的唯一出路。然而，惟有真正的政治家能看到10年后，惟有真正的历史学家能看到30年后。各国有他们各自眼皮底下的切身利益，为着自己的小算盘，他们非但不可能团结一致，还会相互残杀。这就给了张仪以可乘之机，给了连横策略以实施的条件。
在六国当中，要数齐、楚两国最为强大。张仪认为要实行连横，必须先拆散齐楚联盟。他向惠文王献了个计策，假装辞去秦国相位，带着厚礼，以游说者身份投奔楚国。楚怀王对张仪在秦的显赫地位早有耳闻。张仪一到楚国，他就盛情款待了对方。怀王问道：“您不辞辛苦，千里迢迢来到我们这个偏僻落后的国家，有什么指教呀？”张仪接过话茬，开门见山地说：“大王若能听我的意见，首先同齐国断交，不再同它往来，我能把秦国商、於一带六百里膏腴之地献给贵国；并让秦王漂亮的女儿嫁给大王作妾。秦、楚两国之间娶妇嫁女，结为亲戚，永远和好，就像当年秦晋之间一样。这样，北边既削弱了齐国的力量，西边又得到了秦国的好处，楚国岂不是大为有利？”糊涂的楚怀王喜出望外。既有这么多既得利益，又与强盛的秦国结为友好，他哪会想到其中有大阴谋？马上赞成张仪的主张。一群溜须拍马的臣下（如靳尚、子兰、王妃郑袖等）早已得到过张仪的丰厚贿赂，于是也都向楚王祝贺。但也引出了一个洞晓阴谋、极力反对、爱国不屈的人物，他就是大诗人屈原了。
楚国把相印交给张仪，宣布与齐解除盟约，并派使臣随张仪来“接收”商、於之地。张仪使楚的目的达到后，他一返回秦国，便假装从马上掉下来崴伤了脚，一连三个月都不理楚国使臣。后来，齐见楚不讲信义，便与秦联合了。张仪见计划实现了，便把楚国使者打发了回去。楚国使臣再次向张仪索要土地时，张仪却耍赖，根本不承认有这回事。使臣回国一向楚怀王报告，怀王气得直翻白眼，立即发动十万大军攻打秦。秦惠文王也发动十万人来迎战，齐又赶来助秦。楚一败涂地，10万人马只剩下两三万，商、於六百里地没到手不说，还被秦夺走了汉中六百里地。
后来，张仪又放心大胆地去其他六国逐一推行其连横策略，采取的依然是类似的无赖伎俩和行径，却竟能回回奏效。最后，由张仪同门师兄苏秦开创的合纵局面彻底告终。
秦惠文王死后，六国诸侯闻张仪已不为继任的秦武王所信任，皆复合纵以抗秦。张仪只好再度离秦去魏，一年后卒。但不管怎么说，他的连横策略已在各诸侯国间产生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帮助了秦国持续崛起，综合实力更加膨胀。
(第五节）战国的最后一次大役
战国后期发生在秦、赵之间的长平之战，是战国的最后一次大役。战国战国嘛，战争自然非常多。孟子描绘战国时期的战争场面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在此前，那自然是战火不断，战役激烈。而从此后，就只有秦王嬴政发动的消灭六国、统一中国的战争了。而且，既是大役，长平之战的战争规模之大、杀伤程度之烈，纵观整个战国270年当中，也少有比其更惊心动魄的了。另外，长平之战也中国历史上时间最早、规模最大的包围歼灭战。
这是秦、赵之间的最后战略决战。是役，秦军执行正确的战略指导，使用灵活多变的战术，一举歼灭赵军45万人。这次悲惨的宰割，将赵国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从此诸侯国中的一强、秦国的一大劲敌——赵国一蹶不振，濒于衰亡。这也给其他关东诸侯国以极大震慑；并最终为秦国未来的称霸天下、统一六国铺平了道路。
而当时的军事背景是：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以来，在惠文王时又重用张仪为相（连横术），在昭王时又重用魏国人（又是一个魏人）范睢为相（远交近攻术），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远交近攻，连横破纵，外交频频得手；富国强兵，奖励耕战，形势如日中天；铁骑驰骋，旌旗麾指，军事捷报频传。100余年中，秦国或重创急攻，或蚕食缓进，接连破三晋、败强楚、弱东齐，形成了对山东六国的战略进攻之势。在其咄咄兵锋之下，韩魏一意奉承，东齐力所不逮，南楚自顾无暇，北燕无足轻重。只有中北部的赵国，自公元前302年武灵王发布“胡服骑射令”进行军事改革后，国力较盛，军备较强，战争胜多输少；且拥有廉颇、赵奢、李牧等一批能征惯战之将，还有蔺相如这等一代贤相，尚能与强秦有一番周旋。这就很明了，若要完成统一六国的殊世大业，秦国须先拔去老赵这颗硬钉子。可老赵也不好惹，怎甘束手就擒？两国决战势所难免，长平之战的发生成了必然。
长平之战的简单经过是：秦昭王四十五年（公元前262），秦军攻取韩属野王（今河南沁阳），将韩属上党（今山西长治）与韩之本土隔断。上党郡守冯亭不愿降秦，献地与赵。他无非是想转移秦军锋芒，促成赵韩携手，联合御秦；但也就把这块烫手的“山芋”抛给了赵，而赵竟亦挡不住诱惑，兴高采烈地接收了（毕竟是两万平方公里广袤、肥沃的疆土啊），却不知道是鼠目寸光，因小失大，加速了己身的灭亡。秦一则因到口的肥肉被夺而不快，二则又恰好找到了攻赵的理由，两国之间的矛盾因此全面激化，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于是迅速派兵攻上党，不久即陷落之。赵孝成王派老将廉颇率军驰援，驻军长平（今山西高平西北），依托有利地形，筑垒坚守，与秦军相持了3年。廉颇深知，双方力量对比太为悬殊，只能防御为主，静待良机。
久攻不下，秦方有些急切。若要取胜，关键要搞掉老将廉颇。秦昭王四十七年，赵孝成王中了秦相范睢的反间计，撤回了老成持重的廉颇，改用缺乏实战经验，只会纸上谈兵、空言兵法的赵括任总司令。赵括盲目驱兵出击，犯的是“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秦一代名将、屡战屡胜的武安君白起被悄悄派任为主帅，他运用计谋，一边诈败后退，以引诱赵括孤军深入，自陷埋伏；一边出奇兵两支，迅疾断掉赵军后路；并巧妙利用长壁，构筑袋形阵地，以主力守卫营垒，抵挡阻遏赵军攻势。公元前260年8月，赵军腹背受敌，筑垒困守46天，水尽粮绝，束手无策，惶恐不安，最后竟互相攻杀，煮食尸首。后分兵强行突围，总司令赵括当场被乱箭射死。群龙无首，赵军40余万将士斗志尽失，纷纷降秦，被白起驱入深谷，全部活活坑杀，可谓惨绝人寰。只释放了年幼的240人回国报信，举国闻噩耗而大哭，声震天地。赵国的青年一代几乎全在此役中丧生，国家彻底没落。
就这样，原本强盛了多年的赵国，却在一瞬之间，完全败在了一次战争、一个庸帅的手里。历史有时候也确实像是玩魔术一样。
(第六节）世上最会做买卖的商人
这是一段超强的对话，吕不韦问他的父亲：“耕田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十倍。”又问：“贩卖珠玉，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百倍。”又问：“立一个国家的君主，可获利几倍呢？”父亲说：“那不可以数计。”
吕不韦是历史上一个充满传奇色彩的人物。他是最有政治头脑的资本家之一，他对始皇帝有父亲之实而无国君之名。而战国时的越国大夫范蠡则刚好相反：先是为了国家大局，把女友西施小姐献给吴王夫差，巧施“美人计”；待目的达到后，便与爱侣双双急流勇退，离开充满风险的政坛，归隐江湖，当起了富甲天下的陶朱公，堪称最有经济头脑的政治家之一。可惜他们的结果各不一样，前者落得个自杀结局，却把儿子推上了一代大帝的宝座，想必可以欣然瞑目；后者则美女、财富俱得，潇洒纵情山水，晚景甚为可观。
吕不韦（？—公元前235），战国末年卫国濮阳（今河南濮阳西南）人。原为阳翟（今河南禹县）富商，在赵都邯郸遇见作为“质子”即政治人质、押在赵国的秦公子异人（后改名子楚），认为奇货可居，决心赌上一把，“玩得就是心跳”，于是出千金为之四处活动。他入秦游说秦太子安国君（子楚父，即后来的孝文王）的宠姬华阳夫人，后子楚得以立为太子。再后，子楚即位（即庄襄王），他任相国，封文信侯，食邑有蓝田（今陕西境内）12个县和河南洛阳10万户。再后，庄襄王死，秦王政年幼即位，他继任相国，号称“仲父”，有些类似于后世的摄政王。执政时，他下令出兵灭东周，又攻取韩、赵、魏三国土地，建立三川、太原、东郡。数年后，秦王政亲理政务，要扫除障碍，他很快被免职，出居封地河南，后又迁往蜀郡，忧惧饮鸩自杀。
据说吕不韦门下有食客三千，家僮万人，他曾命门客“人人著所闻”，汇编成一部《吕氏春秋》，主要选取儒、法、阴阳各家部分学说，加以综合，“假人之长，以补其短”，为秦国统一天下、治理国家提供思想武器。因汇集先秦各派学说，内容丰富广泛，故有杂家之称。本内容还将在后文中再作解说。
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吕不韦实乃秦王政即后来的始皇帝之亲生父亲。这一招棋下得很危险，可是吕不韦成功了。说的是嬴异人曾在赵国当人质时，他父亲嬴柱是秦国太子。嬴柱跟当时的任何贵族一样，姬妾很多，儿子更多，据说有20多个，嬴异人不过是其中之一。他的母亲既不受宠爱，因此他也不受重视，嬴柱这才舍得叫他做人质。他在邯郸那段时间，穷困潦倒，跟一个流亡的难民差不多，大概就像今天北京的许多外地无业民工一样吧。特别是他还缺乏安全感，担心自己随时有一天会被赵王翻脸“撕票”。但是大款吕不韦看上了他，把他当作奇货，投下大量赌注。吕不韦亲自跑去秦都咸阳，凭着谋略、口才与贿赂，说服嬴柱最宠爱、并刚升为太子妃的华阳夫人——因为恰好她没有儿子，而她又需要一个儿子以保障未来的安全，希望并同意将嬴异人过继给她。于是，在华阳夫人要求下，嬴异人排挤了所有兄弟，被立为太子的法定继承人。不仅如此，吕不韦还把自己最宠爱的美妾送给了嬴异人。当时的故事是吕不韦有意让他邂逅了她，并为她的年轻美貌、能歌善舞和无穷魅力所倾倒，而吕不韦也就趁势“慷慨”地成全了他们。不过，嬴异人所不知道的是（也可能知道而自甘认了），这位美妾此时已身怀六甲，她肚子里的胎儿实是吕不韦的种，嬴异人不明不白、不知不觉就戴了“绿帽子”。但这有什么呢？没有吕不韦就不会有他嬴异人的今天，吕不韦可是他的救命恩人、再生父母啊！
一年后（公元前259年），这位美妾如期生下一个儿子，就是后来风云叱咤、大名鼎鼎的嬴政先生了。吕不韦的运势倒还真不错，不久秦国老王嬴稷（昭襄王）去世，嬴柱（孝文王）即位。可惜嬴柱没有福气，当王只三天就一病不起，呜呼哀哉；嬴异人（庄襄王）即位。而嬴异人当王也只有三年，又猝然而逝，嬴政先生也就是吕不韦的这个儿子遂坐上皇位，后来又统一六国，成了秦始皇。吕不韦这场精彩的政治投资，收到了惊人的利润。那么，嬴政以前的历代秦王都没有统一六国，在他手里却完成了此项大业，这是不是说明吕氏的遗传基因、血统根源就比嬴氏好呢？那倒不见得。要是那样，为什么嬴政的后代又只延续了短短的两世皇位呢？而秦国的天下，却坚持了漫长的数十代！这只能说是他嬴政个人的造化了，既有自身的素质因素，又刚好赶上大好时机。
再说，成也儿子，败也儿子。吕不韦因嬴政而获得了尊贵的地位和至上的权势，但最终又是嬴政将他免职、驱逐，继而气绝。
(第七节）咸阳不相信眼泪
秦王嬴政（公元前259—公元前210），即后来的秦始皇。秦国的最后一个国君（公元前246—公元前221年在位），秦朝的第一个皇帝（公元前221—公元前210年在位），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封建帝王，毛泽东主席笔下“秦皇汉武”之一，中国古代伟大的政治家、战略家。
嬴政是秦庄襄王之子；但这是名义上的，其实他的真正父亲是原卫国富商、后秦国相国吕不韦老人家。公元前246年庄襄王殁，嬴政即位为秦王，时年仅13岁。8年后，公元前238年嬴政21岁，韬光养晦、忍耐克制了8个春秋的年轻君主终于发飙了，正式实现亲政。老虎发飑，别人才不敢当他是病猫。当然，这个亲政的过程，也是一场极权路上的血腥杀戮。
因为在嬴政亲政前，作为一个才十来岁的少年，还未懂事，无法处理政务，国家大权都掌握在太后、相国吕不韦、史称“大阴人”的假宦官嫪毐之手，三人专权用事，构成了一个“金三角”。而且，这吕不韦本来就是太后的老相好；即使他并非嬴政亲生父亲，却至少也是嬴政母亲的昔日男人、今日姘头。而宦官嫪毐又是太后的面首也就是男宠。他们三人不但把持朝政，势力膨胀，为所欲为；且秽乱后宫，不成体统（据说假宦官嫪毐还与王太后生了两个儿子）。这就叫嬴政不但气愤而且难堪。他一再忍受，内心很不是滋味，日子度日如年。尽管贵为国君，却不免是在夹着尾巴做人。偏偏这又是个不甘人下的主，还是个千百年难得遇上的雄才大略之帝，这种忍气吞声、受尽屈辱的生活岂得长久？
也就是8年嘛！说短也不短，说长也不长，弹指一挥间。公元前238年，21岁的嬴政羽翼丰满了，他要夺权亲政，清除路障，大开杀戒了。英明果断的他，一上得台，首先就不顾母后苦苦求情，诛杀了“长信侯”嫪毐——这种不男不女、不阴不阳的变态怪物。后来，他又把自己母亲也送去了故都。其实，嫪毐还只是个小人物、丑角，不过影响不好而已；最主要的路障还是堂堂相爷、秦王“仲父”、实系摄政王的吕不韦老先生，而嫪毐仅仅是他的一个替身。你可以说嬴政很残忍，卸磨杀驴、过河拆桥；甚至从吕不韦是他亲生父亲的角度来说，他还很无耻，忘恩负义、大逆不道。但是，吕不韦自己做得也太过分了，他只知道嬴政还是个小孩子，或者是他的亲生儿子；却不知道对方是一国之君，而且是一代霸主。他头脑发热，得意猖狂，缺乏城府，不会收敛，忘记了“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伴君如伴虎”等祖训，他平时的言行太嚣张跋扈，他在形使相权上太独断恣肆，显得炙手可热、威风盖主，也难怪嬴政要灭掉他。公元前237年，也就是嬴政亲政翌年，他便拿老吕开刀了。当时宫里发生了一场暴乱，牵连到了老吕。小伙子嬴政觉得他不听摆布，无视自己存在，便很是不满，旧帐新恨一起算，当场就免除了他的相职，又很快把他驱逐出都城（到河南），再驱逐得更远（到四川），还不放心，最后便逼得他饮毒自绝，方才了事。
扫除障碍，亲自掌权后，嬴政开始野心勃勃，大展宏图。他先是任用法家学派的李斯（先为长史、客卿、廷尉，后任丞相），后来还重用过尉缭子，对外发起挑衅和侵略，显然其志很不在小。李斯（？—公元前208），秦朝政治家，法家学派人物，楚上蔡（今河南境内）人。少时为郡小吏，后从荀况学。秦庄襄王三年（公元前247）入秦，初为秦相吕不韦舍人。后游说秦王嬴政以统一六国之策，受到重用，开始长达40年的人生辉煌崛起之路，佐嬴政消灭六国，统一中华，治理秦朝，而他贵为丞相；始皇死后，拥立二世，终为赵高所杀（后文还将详细解说）。李斯才能全面，还工于书法，泰山、琅邪等刻石相传均为他所书；文章也写得很好，是秦朝唯一的一流作家，其《谏逐客书》（又名《上秦王书》）写于公元前237年，铺陈排比，辞采出色，音韵铿锵，气势雄浑，有纵横家说辞遗风，是一篇政论名作，并开散文辞赋化先河。秦朝建立后他写的一些颂歌性刻石文，具有法家辞气，“铺张尽致”，“清峻峭悍”，对后世碑志文颇有影响。著有《仓颉篇》。
嬴政是一个好学青年，非常喜欢读书。在博览群书中，他发现了《孤愤》、《五蠹》，反复诵读，佩服得五体投地，并叹息说：“我能见到这些文章的作者，跟他交游，虽死也无憾。”李斯告诉他，这些文章的作者韩非是韩国的贵族公子，因为患有口吃的毛病，所以不善言辞辩论，他的智慧全在这字里行间了。嬴政听了十分高兴，便知会韩国，邀请韩非来秦做客、访问。
韩非（约公元前280—公元前233），战国末期思想家，法家学说集大成者，和李斯同为荀子学生。他曾多次上书韩国君，劝谏改革，未被采纳。却没想到传至秦国后，得到嬴政的极为赞赏。公元前233年韩非来到咸阳，受到极大的尊敬与欢迎，让他感到一种做人的尊严和自豪，不免为年轻秦王的知遇之恩而激动得热泪盈眶，而产生“士为知己者死”的热情。然天下事往往并不都是向正面发展的，庞涓、孙膑的师兄弟相残、同行是冤家的悲剧故事，在秦国再度上演。眼见韩非为秦王青睐，且较己才高，李斯为自己的职位起了恐慌，决心除掉韩非。他向嬴政提出警告（其实是诬告）：“韩非是韩国贵族，不是普通平民，绝不可能忠于我大秦。与其用他，冒着被背叛、破坏的危险，倒不如早日送他回韩国。但与其送他回国后变法图强，成为大敌，倒不如杀了以绝后患。”
专制帝王大都翻脸无情、喜怒无常。再说，不管他们干了什么丧尽天良的事，总会得到一帮自私、阴鸷、猥琐的走狗们称许。于是，嬴政马上把韩非从贵宾席上拉了下来，打入囹圄，并可以毫无理由，也根本不由分说。但是过了些时日，终究英明的嬴政有了悔意，改变初衷，想把韩非释放。但李斯（参与谗害的还有姚贾）却早已因害怕夜长梦多，在监狱中毒死了韩非。
韩非，这位“集荣耀与悲剧于一个焦点的学人，是法家学派的总汇”（柏杨语）。他的中心思想是，君主应实行中央集权，剪除私门势力，不必希望人民感恩，也不必在乎人民怨恨，只要赏罚分明，奖励耕战，就可使国家富强，使政府成为万能；并主张选拔“法术之士”，“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禁止私学；提倡不断变法、更新，“不期修古，不法常可”，“事异则备变”。韩非死后，崇拜他的学人把他的文章集为《韩非子》一书，是法家学派的代表著作。韩文富有逻辑性、形象性，博辨明晰，也是先秦诸子散文的代表作之一。
韩非虽然被嬴政和李斯集团杀害了，但他们却接受了他的全部思想，建立他们日益扩张中的帝国。不管是眼下的统一六国，还是他日的治理秦朝，基本上用的都是他那一套。
(第八节）风萧萧兮易水寒
刺客，在古代是一种职业，尤其是在春秋战国时代，刺客辈出，其中最著名的四大刺客当属专诸、要离、聂政、荆柯。
专诸是春秋时期吴国人，家住阳山之野，靠为人屠猪维持生计，当时伍子胥隐居于此，其交好。后来，吴公子光欲刺其兄吴王僚，来见伍子胥，请其荐一勇士，伍子胥荐了专诸。为了刺杀吴王僚，专诸于是隐太湖学治鱼三月。藏鱼肠剑于鱼腹，成功地刺杀了吴王僚。当时吴王僚之子公子庆忌与其手握兵权的母弟掩余、烛庸均被派出征楚国，因此，公子光谋成王位，即吴王阖闾。
要离春秋时期吴国人，因其折辱壮士丘迮，被推为天下勇士。自吴王僚死后，阖闾立国，公子庆忌逃往艾城，招纳死士，接连邻国，欲待时乘隙，伐吴报仇。公子庆忌骨腾肉飞，走逾奔马，手能接飞鸟，步能格猛兽，矫捷如神，万夫莫敌。因此阖闾日夜忧虑。时伍子胥又荐赢弱体细的勇士要离刺杀庆忌。要离献计残身灭家，取得庆忌信任，终于成功刺杀了庆忌。（典故“壮士断臂”即来源于此）专诸和要离成就了一代霸主吴王阖闾（春秋五霸之一）。
聂政战国时期魏国人，原居轵地深井，因得罪乡里，带母及其姐窨避居齐国都城临淄，乃吴起好友。后吴起因私利将其荐给豪富严遂，聂政到达韩国都城平阳后，成功的刺杀了忘恩负义的韩相国侠累。
而最有传奇性和妇孺皆知的当属荆轲刺秦。说到刺秦，大家一定不陌生。中学时语文课本里有选自《史记》的“荆轲刺秦王”精彩故事，其中那“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慷慨悲壮场面，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前些年，陈凯歌导演过影片《荆轲刺秦王》；后来又有张艺谋导演的空前大片《英雄》，都与刺秦有关。刺秦甚至成了一时间众多文艺作品关注的热点。弘扬英雄主义、展现叱咤历史是对的，提倡和平、反对战争也是好的；但是，一味正面宣传霸王思想、君主专政，却有些保守乃至腐朽了。
秦王嬴政在李斯之后，还重用了另一位著名法家人物——魏国的尉缭子。尉缭子同样采取连横术以打击合纵术，他用计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而秦国则趁机攻占了燕国的几座城池。燕国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作政治人质。他见嬴政有兼并列国野心，如今又夺取了祖国的土地，而且平日嬴政待他也很不好，便设法逃回了燕国。他回国后，便开始寻找刺杀秦王的人。后来，他终于物色到了一个很有本领的勇士——祖籍齐国，后迁于卫，游说于赵、燕的荆轲。太子丹把他奉为上宾，把自己的车马给他坐，让他一起享用自己的饭食、衣服。荆轲很清楚，太子丹这是为将来有朝一日能用得上自己，但他毕竟并未主动命令自己做什么。“士为知己者死”，荆轲非常感动，也非常希望能为太子丹去赴汤蹈火。
公元前230年，秦国首先灭了韩国。两年后，秦国大将王翦攻占了赵国都城邯郸，向燕国进军。燕国兵少将弱，危在旦夕，人心惶惶。太子丹非常着急，就跑去荆轲处，与他商量如何刺杀秦王，以彻底解决本国危机。荆轲知道是自己报答的时机到了，于是说：“要刺杀嬴政，就必须先接近他的身边。要接近他，就必须先让他相信我们是去向他求和的。听说嬴政早就想得到燕国督亢的土地（今河北涿州一带），还有流亡在燕国的秦国将军樊于期，因为他正在悬赏抓他。我要是能拿着督亢的地图和樊将军的头颅去进献，嬴政一定非常高兴，会接见我并对我没有防备，这样我就有机会下手了。”
太子丹却犹豫、难过地说：“把督亢的地图带去，那毫无问题。可是，樊将军是因受嬴政的迫害而来投奔我的，我怎能忍心要他的命呢？”荆轲知道太子丹不忍杀樊于期，就私下去找他，并对他说：“我是自己来找你的，不是太子丹的意思。我现在决定去行刺嬴政，但就是怕见不到他的面。现秦王正在悬赏捉拿你，我若能带着你的头颅去送给他，他就一定会接见我。”樊于期听说是为刺杀不共戴天的仇敌嬴政，二话没说，马上拔出腰间的长剑，刎颈自杀。
樊于期既然死了，太子丹也没有办法，为他痛哭了一阵。于是荆轲准备出发去秦都了。临行前，太子丹交给他一把锋利的匕首。这是一把用剧毒药煮炼过的凶器，人只要被它刺出一滴血，就会立刻气绝身亡。太子丹又派了个年仅13岁的勇士秦舞阳做荆轲助手，一同赴秦。这秦舞阳虽说年幼，平时却也是杀人放火，胆大妄为，毫不怕死。
荆轲知道此去一定凶多吉少，不管刺秦能否成功，自己都将有去无回。而他也抱定了必死的信念，在易水（今河北北部）畔把酒临风，与朋友高渐离话别。高渐离击筑（一种古乐器），荆轲则高吟道：“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吟罢登车而去，再不回头。唐朝诗人骆宾王曾作诗感叹：“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鲁迅先生也曾说过，自古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然也！
于是荆轲一行不日就到了秦都咸阳，时为公元前227年。秦王一听燕国派使者送来了督亢的地图与樊于期的头颅，自然十分高兴，就传令在咸阳宫接见荆轲。到了秦国朝堂上，荆轲从秦舞阳手里接过地图，又捧着装了樊于期头颅的木匣上去，献给嬴政。嬴政打开匣子，里面果然是樊于期的头颅，还面目峥嵘，仿如生人，似乎在愤怒地瞪着他，把他吓了一跳。这时出了个小茬子，那就是秦舞阳的跟随，对荆轲刺秦一举而言反倒成了累赘，成了画蛇添足。平时杀人不眨眼的亡命之徒秦舞阳，走进大殿，眼见兵甲威武、虎视眈眈、如临大敌、杀气腾腾的场面，这阵势哪里见过？便不免有些惶恐，面呈慌张，手脚微抖。于是嬴政有些怀疑。尽管荆轲从容自若，不断解释，暂时搪塞了过去；但是精细、机敏的嬴政心里已存一丝警惕，这就为荆轲他们下一步的行动制造了麻烦。
接着，嬴政又让荆轲把地图呈送上去，让他一览全貌。荆轲此时还是很镇定。他把这一长卷的地图慢慢打开，并仔细观察秦王表情变化。到地图全都打开时，荆轲事先卷在地图里的那把匕首（按秦王规定，外人不得携带兵器上殿）就露了出来。这就是著名的“图穷匕首现”典故。
秦王一见，顿时惊呼，满脸苍白，威风尽扫。荆轲连忙抓起匕首，左手拉住嬴政一只袖子，右手里的匕首即向他胸口刺去。嬴政使劲挣脱那只袖子，便往殿外跑去。荆轲拿着匕首，在后面紧紧追赶。嬴政一见跑不掉，就只好绕着朝堂上的大铜柱子转，而荆轲也跟着他边追边转，两个人就在柱子周围转起圈来。嬴政急切间只顾逃跑，不好拔下自己腰间的长宝剑，而荆轲手头的匕首也一时刺不到他身上。秦舞阳此刻已吓得差不多晕了，不知该怎么办，傻子一样呆呆地站在原地。
这样子拖下去，对荆轲是很不利的。毕竟敌众我寡啊！说时迟那时快。这时有个伺候秦王的医官夏无且，急中生智，把手里的药袋向荆轲扔了过去，荆轲只得做了一个避开的闪身。就是利用这宝贵的空隙，秦王腾出了手脚，一个转身，猛地拔出宝剑，凑前一步，对准荆轲左腿就是一剑，当即将其砍倒。荆轲一阵剧疼，马上委顿于地，随即将匕首向秦王掷去，却未能命中。秦王的武功是要远胜荆轲的。荆轲虽被砍翻在地，眼见行刺不成，但仍很英武，视死如归，对着嬴政大骂不止，倚柱狂笑，手指直戳，以示轻蔑。而旁边刚才被突如其来的场景吓得也有些发懵的众侍从武士，此时便如幡然醒来，一拥而上，数刀并击，杀死了荆轲。那位呆立在台阶下的“秦舞阳”，自然同样很快死在了武士们的乱刀之下。
直到这时，秦王仍呆立良久，心慌不宁，犹存后怕。待得平静下来后，他的心中又猛生起对燕国和太子丹的暴怒。他立即命令王翦加紧攻打燕国。燕国哪里抵挡得了强大秦军如秋风扫落叶般的围攻，不久便溃败下来。秦军还不肯罢休，非要抓住太子丹不可。燕王喜被逼无奈，只好杀了太子丹，向秦国求和。
刺秦本来是想铲除嬴政，以求得本国安宁，却未料倒是加速了自身灭亡。荆轲的故事，只是秦始皇统一六国战争中的一支小插曲而已。光想依靠一把小小的匕首，是无法阻挡、改变历史发展潮流的。但是，他这种大义凛然、敢于反抗的精神，却是中华民族的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九节）若大旱之望云霓
秦统一六国的战争，既是战国末期最后一场诸侯兼并战争，又是中国历史上第一场封建统一战争。从公元前230年到公元前221年，秦国只用了短短10年的时间，相继灭掉了北方的燕（公元前226年）、赵（公元前228年），中原的韩（公元前230年）、魏（公元前225年），东方的齐（公元前221年）和南方的楚（公元前223年）这6个国家，结束了春秋以来长达500余年的诸侯割据纷争的战乱局面，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
当时，各国之间长期战争，实力消耗，国力削弱。六国面对强秦威胁，虽屡次合纵抗秦，但在秦国连衡策略下先后瓦解而告失败。他们时而“合众弱以抗一强”，时而“恃一强以攻众弱”，无法形成稳固统一的抗秦力量，给秦国各个击破以可乘之机。当时有识之士已看出趋势，如子顺就曾说：今崤山以东六国衰弱不振，韩赵魏三国向秦国割地求安，二周已被秦灭亡，燕齐楚等大国也向秦国屈服，照此看来，不出20年，天下必是秦国的了。
公元前238年，秦王嬴政正式亲政，开始周全布署统一六国之战，“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在李斯、尉缭子等协助下，他制定了统一天下的战略方针。此方针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乘六国混战之机，“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嬴政吸纳尉缭子破六国合纵之策，“毋爱财物，赂其豪臣，以乱其谋”，从其内部分化瓦解敌国。二，继续采取秦国历代远交近攻之法，确定先近后远、先弱后强的具体战争步骤。李斯建议先攻韩赵，“赵举则韩亡，韩亡则荆魏不能独立，荆魏不能独立则是一举而坏韩、蠹魏、拔荆，东以弱齐燕”。此计划可概括为三步：稳住楚魏，笼络燕齐，消灭韩赵，从而各个击破，统一天下。在此军事方针的指引下，一场大规模的战争开始了。
公元前236年，趁赵攻燕，国内空虚之机，秦军兵分两路大举攻赵，正式拉开统一战争的序幕。经数年连续攻赵，赵国实力被极大削弱，但一时尚无力灭亡。
秦于是转攻韩，公元前231年拿下南阳。次年内史滕率军北上，攻占韩都城阳翟（今河南禹州），俘韩王安，韩灭亡，秦在韩地设颍川郡。
公元前229年，秦军再次攻赵，名将王翦由上党（今山西长治）率军出井陉（今河北境内），端和由河内攻赵都邯郸。赵方大将李牧迎战，双方各有输赢，相持达一年，陷入僵局。后赵王中秦之反间计，撤下李牧。临阵易将，赵军士气受挫，失去相持能力。公元前228年，王翦向赵发起总攻，很快攻占邯郸，俘赵王迁，赵灭亡，残部败逃窜。
攻赵同时，秦国又兵临燕境。燕无力抵抗，太子丹企图刺杀嬴政以挽回败局，却很快事情暴露（详见上节）。嬴政故派王翦率兵攻燕，秦军在易水（今河北境内）大败燕军。公元前226年王翦攻陷燕都蓟（今北京），燕王喜与太子丹率残部逃往辽东（今辽宁辽阳），苟延残喘，燕名存实亡。
灭韩赵、重创燕以后，北方大部分地盘为秦拥有，仅地处中原的魏孤立无援。公元前225年秦将王贲出关中，率军东攻魏，迅速包围魏都大梁（今河南开封）。秦军引黄河水灌城，攻陷大梁，魏王假投降，魏灭亡。
早在攻取燕都时，嬴政已把下一个进攻目标转向楚。公元前226年，他问诸将攻楚需多少兵力。老将王翦认为楚地广兵强，须60万大军。李信则说，只用20万。嬴政觉得王翦年老怯战，并未听取其意见，派李信和蒙恬率军20万攻楚。公元前225年秦军南下，楚将项燕率军抵抗。最初秦军顺利，在平舆（今河南汝南）和寝（今河南沈丘）大败楚军，进兵到城父（今河南宝丰）。项燕英勇反击，在城父重挫秦军，李信狼狈败逃回国。公元前224年，嬴政亲自向王翦赔礼，令他率60万大军再次伐楚。双方在陈（今河南淮阳）相遇。开始王翦按兵不动，以逸待劳。楚军频频挑战，秦军不与交锋，项燕无奈率兵东归。王翦趁机挥师追击，在蕲（今安徽宿州）大败楚军，杀项燕。次年秦军乘胜发兵，俘楚王负刍，攻占楚都郢（今湖北荆州），楚灭亡，设郢郡。
此时，只剩下东方的齐和燕赵残余势力。公元前222年，王贲率军歼灭辽东燕军，俘燕王喜，班师途中又在代北（今山西代县）俘赵余部代王嘉，继而由燕乘虚直逼齐。齐王建于西线慌忙集结军队，准备抵抗。公元前221年，秦避开齐军西线主力，从北面直插其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齐王建在秦大兵压境的形势下不战而降，齐灭亡。
秦统一六国之所以取胜，完全在于其战略战术运用得当。嬴政在位期间，国力强盛，有足够人力物力供应军备，战略上处于进攻地位，摧枯拉朽，势如破竹。在战术上，秦采取“由近及远，先弱后强”方针，先灭毗邻弱国韩赵，其次攻占燕魏，解除北方后顾之忧，最后消灭两翼强敌齐楚。在具体战役中，秦运用正确策略，如在攻打韩赵时，根据具体情况而灵活变化，赵有机可乘则先攻赵，韩可攻则灭韩。对齐则采取避实就虚，出奇制胜。灭楚是在检讨首攻失策后，考虑其实力较强，集中优势兵力再次进击。而与秦相反，六国原本势力不如，且在战略上不能联合，各自领兵，岂能阻挡强秦进攻？难免战争中消极防御，被动挨打，最终一个个遭到灭亡。
秦的统一也是大势所趋。著名海外学者黄仁宇在其《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认为，在当时（战国末年）全面竞争的社会背景下，小国根本无法生存，只有实现大一统。嬴政灭六国期间，公元前243年“蝗蔽天下”，公元前235年“天下大旱”，公元前230年和公元前228年均是“大饥”。所以嬴政又称自己的功劳为“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史记·秦始皇本纪》），也就是全国对内不设防，食粮全部流通，这样才能“振救黔首（老百姓）周定四极”。《孟子》也说，“若大旱之望云霓焉”，天下一统实为众望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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