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大秦政治管理的出色

    “诗仙”李白在其诗中写道：“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挥剑决浮云，诸侯尽西来。”“小杜”杜牧则在《阿房宫赋》的开头写道：“六王毕，四海一。”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终于兼并、消灭了诸侯六国，实现尘埃落定、河清海晏，建立了中国古代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朝，结束了历史上的青铜时代，结束了260年的战国时代，结束了500余年的春秋战国的分裂动乱岁月，又一次实现了赤县神州、中华大地、炎黄子孙（这时还不能称大汉天下）的“铁板一块”，而且是中国有史以来版图空前广大、政治空前强盛的国度，是一个真正的泱泱大国，“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也是从现在才真正开始了。一个伟大的、强大的、巨大的东方帝国，终于在世界上屹立起来了！

    当时，在印度是孔雀王朝的阿育王时期，在欧洲是罗马共和国时期，还有希腊、波斯、迦太基、亚历山大等帝国。而空前广袤的秦朝，比前四世纪的亚历山大帝国还大（当然要远远超过罗马、波斯等国家），而且后者还只是昙花一现，秦王朝建立的中华帝国却一直矗立不倒。帝国面积大约为300万平方公里，相当于今之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版图的三分之一，而且是其华北、华中、华东、华南、西南的肥沃、湿润、温煦、平坦、富庶、繁华、自然与交通条件最好的部分，它包括了当时中国人已知和未知的全部世界，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基础，除西部、西南部和东北部边疆地区尚未开发外，其大致轮廓基本沿用至今。

    年轻的小老头秦始皇嬴政（当时39岁），中国历史上最勤劳、有为的君主之一，一个空前伟大事业的总工程师，不分昼夜、费尽心智地在研究如何管理好庞大帝国。他让征服六国和建立秦朝同时进行，让军事的蓬勃破坏与政治、经济、文化的兴盛建设同时进行，使前三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成为大黄金时代高峰。他于今陕西境内的咸阳建立秦朝，第一次实现大中国的“大一统”（包括政治、经济、国土、交通、文化、法令、社会制度等），把战国七雄的疆域合为一体并大力拓展，“横扫六合，并吞八荒”，使得王朝幅员辽阔，东到大海（包括今之渤海、黄海、东海、南海全齐了），西到陇西（甘肃、宁夏、青海一带），北到河套、阴山、辽东一带（辽宁、河北、山西、内蒙古、陕西交界处），南至岭南（两广和云南地区），从东到西、由北至南都纵横交错着千山万水、城邑村落，气象复杂、风物不一，河山壮丽、路途漫漫，并陆续划分和建立了41个郡（下节再详细解说）。按照李斯在《谏逐客书》中的描述，“昆山之玉、随和之宝、明月之珠、夜光之璧、犀象之器、太阿之剑、纤离之马、翠凤之旗、灵鼍之鼓、宛珠之簪、傅玑之珥、阿缟之衣、江南金锡、西蜀丹青”……天下各地的无数名贵特产都集中到关中和咸阳来了。这能不是泱泱大国、茫茫人海，财富汇聚、繁华似锦吗？

    客观公正地说，秦始皇是对中国历史作出过巨大贡献、产生过巨大影响的皇帝。秦的统一，顺应当时历史发展潮流，结束了长期诸侯割据称雄状况，有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人民的生活安定，符合当时各地各族人民共同愿望。崛起的秦王朝，起到了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功过相比，秦始皇功大于过。

    嬴政大帝的生命多姿多彩，充分显示了他强烈的独立人格和独自思考。他面对的是包罗万象的庞大帝国，充满着陌生的百姓。在3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国土上，住着2000余万各种民众。无论后世人高兴或气愤、赞美或诅咒，他的每项制度和措施，几乎桩桩都影响将来中国历史至少两千年。这是不得不要承认的。

    (第二节）大秦政治管理的出色

    嬴政老兄统一天下，建立秦朝后，马上加强中央集权，在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在地方实行郡县制度，作为皇帝的自己独揽全国政治、经济、军事大权。按照柏杨老头的看法（见其《中国人史纲》）：“这是一个划时代的突破和最骇人听闻的政治结构，没有封国封爵，没有公侯伯子男。”当时无人敢这般推想：连皇帝的子嗣们也会同平民一样，既没有奴隶群也没有土地。尤其那些崇古、顽固的儒家学者，面对着这么大的巨变，大惑不解，而且不久就大起恐慌，这简直是在砸他们的饭碗——不，还在要他们的脑袋了。因为紧接着，大规模的“焚书坑儒”运动就来了。

    首先是对皇帝的定位。嬴政把自己置于至高无上的神圣地位，将远古时代圣君的典范和代表——三皇五帝的名头都集中到他一个人身上，因为他觉得他的功绩比以往圣贤大多了，连三皇五帝也不在话下，（看他当时的口气，何等得意和自负：“寡人以眇眇之身，兴兵讨伐暴乱，依赖宗庙神灵的庇佑，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安定。今若不更改名号，无以称成功和传之后世。”）故宣称今后的君主都称“皇帝”，而他就是“始皇帝”也就是第一个皇帝，从此秦始皇的名字就正式确定。他秦始皇是一世，而他的儿子就是二世，他的孙子就是三世……子子孙孙这样一直世袭下去，千秋万代，永永远远是他秦朝的统治，秦朝的天下。同时，他还追封其父秦庄襄王为太上皇，并下令废止谥法。

    秦始皇还将皇帝的权力神圣化，称自己是“天子”，即皇帝是上天、天帝的儿子，是玉皇大帝安排他们（他们当然也是神仙了）来人间统治大家，治理天下。这恐怕比西方的“君权神授”说不知早了多少个千百年！他还首倡避讳礼法，确定了一个字“朕”作为自己称呼，只能他一个人用，另外谁也不能说（而在战国时则谁都可以称“朕”，与“我”无异）；而臣下、百姓、后宫妃嫔们则都要叫他“陛下”，不能叫“秦始皇”——当然更不能直呼“嬴政”了。又因为他名“正”，就改正月为“端月”。他还规定皇帝的命称“制”，令称“诏”；规定只有皇帝的大印才能称“玺”，用珍贵的玉石雕刻（秦始皇自己的玉玺上刻的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8个大篆字）。对天子及文武百官的车马服饰，秦始皇也按照严格的封建等级作了繁文缛节的规定。他还确定了一套与皇帝地位相适应的复杂的祭典及封禅大典。秦制以铜虎符发兵，虎符剖半，右半由皇帝掌握，左半在领兵者之手，左右合符才能调动军队，这是保证兵权在皇帝手中的重要制度。秦始皇为替自己新建的王朝寻找理论根据，还采用战国邹衍的阴阳五行家学说（也叫“始终五德”），认为秦德水，应讲求严厉苛法统治，所以秦的礼服旌旗等都用黑色……这些都为后世的皇帝们所沿用或借鉴。

    秦始皇把天下的几乎所有大权都牢牢控制在自己一个人手里，实行专制独裁，事无大小都要亲自决断（当然，他因此政务也非常繁忙，绝对是日理万机）。中央的三公九卿、地方的郡县长官等，一切重要官职都由他任免，一概不得世袭，大家都唯他是从；沿袭商鞅变法，废除世卿世禄制，实行“以功授官”。三公九卿、郡县制，在中国千百年来都几乎少有变化，历代王朝都基本上沿袭了这种行政组织体系。中央朝廷的三公九卿包括近现代社会首相级官员3位——宰相或丞相（皇帝助手，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行使全局行政权，文官之首，相当于今天的总理）、太尉（形使军事统领权，武官之首，相当于今天的军委主席、部队总司令）、御史大夫（行使官僚监察权，皇帝秘书，类似于副丞相，相当于今天的中央纪检委书记、全国人大委员长之类）；部长级官员9位——奉常（相当于今天的祭祀及教育部长，以后王朝改称太常、太常卿）、廷尉（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长、最高人民法院院长，以后王朝改称廷尉卿或大理卿）、宗正（相当于后来的皇族事务部长，以后王朝改称大宗正院或宗人府）、卫尉（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长、皇宫警卫长，以后王朝改称执金吾或卫尉卿）、太仆（相当于今天的交通部长，以后王朝改称太仆卿）、少府（相当于今天的财政经济部长，以后王朝改称少府卿）、典客（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长，主管少数民族，以后王朝改称大鸿卢、鸿卢卿）、治粟内史（相当于今天的农业粮食部长，以后王朝改称大农令、大司农、司农卿）、郎中令（相当于后来的宫廷事务部长，以后王朝改称光禄勋、光禄卿、大内总管）。前221年秦朝初立时，丞相是王绾，御史大夫是冯劫，而始皇帝最宠幸的李斯当时还只是廷尉。

    政治（行政）、军事、监察（特务），互不统摄，三权分立，就保证了权力的制衡，避免了各种矛盾。所有官员都是在为皇帝做私事，也同时是在为国家做公事，基本上家国不分。这是秦政府的组织精神与体系核心。

    秦朝的郡县制度，系采纳李斯建议，完全遵照商鞅当年在秦国变法的那一套做法，即废除过去的藩王与诸侯分封制，把整个帝国划为41个郡（最初只有36郡，后来经过边地征服、领土拓展，又增加了几个），直属中央政府，由皇帝亲自统辖和任免；郡下再设县，县下又分乡，一乡辖十亭，各郡县也采取类似中央的三权分立做法。郡县制度是秦始皇最洋洋得意、也确实要大大先进于昔日周朝的做法，层层统权、层层分权，有利于巩固统一，后来也被历朝历代沿用两千余年而大体不变，奠定了一种封建行政区划的权威性规范。

    这41个郡是：内史郡（首都咸阳）、上郡（今陕西延安——以下均为今之地名）、汉中郡（陕西南郑）、北地郡（甘肃庆阳）、陇西郡（甘肃临洮）、河东郡（山西安邑）、上党郡（山西长治）、太原郡（山西太原）、雁门郡（山西右玉）、九原郡（内蒙古包头南）、云中郡（内蒙古托克托）、渔阳郡（北京密云）、辽东郡（辽宁辽阳）、辽西郡（河北平泉）、右北平郡（河北卢龙）、代郡（河北蔚县）、上谷郡（河北怀来）、巨鹿郡（河北平乡）、邯郸郡（河北邯郸）、三川郡（河南洛阳）、颖川郡（河南禹县）、南阳郡（河南南阳）、东郡（河南濮阳）、齐郡（山东临淄）、薛郡（山东滕县）、琅邪郡（山东诸城）、蜀郡（四川成都）、巴郡（重庆）、南郡（湖北江陵）、长沙郡（湖南长沙）、黔中郡（湖南沅陵）、鞍郡（安徽宿县）、九江郡（安徽寿县）、砀郡（安徽砀山）、泗水郡（江苏沛县）、会稽郡（江苏吴县）、鄣郡（浙江长兴）、闽中郡（福建福州）、南海郡（广东广州）、桂林（广西桂林）、象郡（越南河内）。

    (第三节）大秦政治管理的出色

    经过春秋战国数百年长期分裂、政治独立，秦朝下辖的原各封地和各王国，恰如罗马帝国崩裂后的整个欧洲那样，每个地方都成了一个经济和文化的社会单元，差别迥异，各不相同。韩国和燕国的升斗各不一样，齐国和楚国的字大不相同，赵国和魏国的里程也差别很远。这就很不利于中央管理，也不利于各国交流。为更好地实现天下“一盘棋”，秦朝采取了“车同轨，书同文字”。帝国的领导人，上自皇上嬴政，下至包括李斯在内的高级官员，都精力充沛，干劲十足，且具有活泼的想象力和无穷的创造力。他们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所做的工作几乎比此后两千多年大多数帝王所做的总和还要多！

    由于各国都采用自己的制度，五花八门，各有千秋。就拿交通来说，各地车辆的规格便不一样，因此车道也有宽有窄。如今国家统一，车辆行走在不同的道上就很不方便。窄车走在宽道上倒是绰绰有余，却也有些浪费；宽车走窄道就更没办法了。秦王朝于是规定，所有车辆上两个轮子之间距离一律是6尺，使车轮轨道相同，这样全国的车辆就能互通往来了。这便是“车同轨”。

    接着就是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

    战国时期，各国之间度量衡制度差异很大。商鞅变法时曾搞过一些统一措施，但只限于秦国。如度制方面，东周（包括秦国）的一尺为23厘米，楚国的一尺却为27厘米。量制更混乱；秦国以升、斗、桶（斛）为计量单位，十进位制；魏国以斗、升、分、益为计量单位；齐国则以升、豆、区、釜、钟为单位，升、豆、区、釜为五进位制，钟为十进位制。衡制方面，周朝以寽等为单位，赵国以镒、釿为单位，楚国以铢、两、斤为单位。不仅计量单位、进位不同，就是同一计量单位的量具，各国的实际大小、轻重也大不一样。秦王朝下令，把原来秦国在商鞅变法时规定的度量衡制颁布全国执行；并把统一度量衡的诏书铭刻在官府制作的度量衡标准件上，让天下百姓“皆明壹之”。秦统一后的度制规定为寸、尺、丈、引；十寸为一尺，十尺为一丈，十丈为一引。经实测，秦朝一尺折合今23．1厘米。量制为合、升、斗、桶（斛）；十合为一升，十升为一斗，十斗为一桶（斛）。经实测，一商鞅方升折合今201毫升。衡制规定铢、两、斤、钧、石；24铢为一两，16两为一斤，30斤为一钧，4钧为一石。经实测，秦朝一石折合今37．5公斤。秦始皇统一度量衡的主要目的，是在于便利征收赋税，发放官吏俸禄，防止官吏因舞弊而侵蚀地主阶级国家利益。但是，这在客观上对促进商业、手工业发展和全国经济的交流起到了积极作用。

    战国时期，各国货币的形状、大小、轻重也各不相同。燕、齐两国使用刀形货币，韩、赵、魏三国流通铲形镈币（又叫布币），楚国使用郢爰和形若海贝的蚁鼻钱，而秦国、东周、西周则使用圜钱。形状不一，大小各异，轻重不同，使货币混乱，换算复杂。作为货币流通的黄金，各国的计算单位也不一致，有的用斤（16两）计算，有的以镒（20两）为单位。据《汉书·食货志》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除原来六国的各种货币，规定货币分为两等，以黄金为上币，以镒为单位；圆形方孔铜钱为下币，以半两为单位，也叫“半两钱”。币制的统一，克服了过去使用、换算的困难，便利了商品交换，促进了经济发展。尤其是秦代确立的圆形方孔铜钱形制，在中国封建社会沿用了两千多年，基本上没有太大变化，直到清朝灭亡才废除。

    战国时期，由于长期分裂割据，各诸侯国各自为政，文字上也各搞一套，使文字的发展演变出现很大的分歧，形成“言语异声，文字异行”（《说文解字·叙》）的局面。字体奇形怪状，有的任意更改笔画，且异体字繁多，弄得文字体形紊乱不堪，乃至无法认识。同一字各国有不同写法，甚至一国之内也同字不同形。前221年，秦王朝进行“书同文”改革，把笔画繁复的大篆及六国地方性异体字一律废除，令李斯等以原秦国流行的文字为基础，整理出了一套“小篆”，也叫“秦篆”，作为法定标准文字。为推行该统一的小篆书体，秦始皇让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均用小篆书写，作为标准文字范本。经过整理的小篆，文字形体统一，偏旁固定，不能任意取代或移动位置，每字的笔画数和书写笔顺也基本固定。所以，统一后的小篆比起大篆与六国文字要简便、易认、易写。经过整理的秦小篆，留传至今的有秦始皇巡行各地时李斯手书的刻石，如《泰山刻石》残存9字、《琅琊刻石》残存86字。

    除了小篆通行外，秦朝广大人民群众还创造了一种更简便的“隶书”。它是由民间长期流传的书写得比较草率的草篆发展而来。一个名叫程邈的狱吏，将其加以搜集整理并呈报给始皇帝，受到奖励，从此隶书也开始被广泛采用。其字体笔画直线方折，结构平整，书写方便。后来，除了一些庄重、重要的诏书尚须用正规小篆书写外，一般公文就用隶书来写了，如湖北出土的《睡虎地秦墓竹简》就是用的隶书。

    自从小篆和隶书成为全国通行字体后，它对我国的文化教育、政治军事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以后我国历史上虽有过几次分裂，文字发展亦有演变，但文字却一直是相对统一的。尤其是隶书的出现，把原来在很大程度上仍带有象形性的秦篆进一步符号化、系统化，成为汉字发展史上一大发展。实际上，隶书就是此后历朝出现的各种字体，以及今天还在广泛、普遍使用的各种字体的基础，是我国文字由古体转变为今体的里程碑。到了汉代，隶书就完全代替了篆书，进一步发展成了后世与今天的楷书、行书、草书，以及魏碑、宋体、仿宋体等。

    为建立统一的法令制度，秦始皇“明法度，定律令”（《史记·李斯列传》），对原有秦律进行修订，并参照六国律，在全国颁行统一的法律令。修订后的秦律现已散佚，无法了解它的全貌，但从现存有关的文献，以及出土的部分秦律，仍可大致知道其“繁”与“酷”的两大特点。如1975年在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1000余支秦简中，抄录的法律条文还只是秦律一小部分，便律名多达29种，涉及面相当广。律文内容明确，规定具体，有的近乎琐细。此外，秦律还以“酷”著称。秦律的核心是刑法，承袭商周时期五刑（即墨、劓、剕、宫、大辟）并加以发展。五刑可归纳为死刑和肉刑两大类。秦朝的刑法，除了这两大类，还有罚作、迁刑和赎刑，共5类。每类根据不同论罪方法，又可分为若干不同刑种。秦朝刑种繁多、刑法严酷，是统治者压迫人民、镇压敌对分子的暴力工具。秦律经过汉朝的损益，成为唐以前历代法律蓝本。它们对于维护皇帝神圣权威，保护地主阶级利益，巩固封建政权，都起到了巨大作用。

    (第四节）大秦政治管理的出色

    “孟姜女哭长城”与“牛郎织女”、“梁山伯与祝英台”、“白蛇传”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四大民间故事。笔者记得小时候在老家，平时爱唱的一首民歌中就有这么一句。孟姜女自然是秦始皇治下的一介普通平民少妇（不过在一些乡闾传说中描述她有多么美丽，而始皇后来见了她甚至大起色心，而她又很贞烈，拒绝污辱，最后赴死云云），史书上并不知她原籍何地。可前些天我却发现，在湖南澧县城南的嘉山之巅竟有一座孟姜女贞烈祠，并说她就出生在此处附近；而且管辖澧县的常德市区内还有一条孟姜女大道。嘻嘻，孟姜女也要成为咱的湖南老乡了，为“惟楚有材”、“人才辈出”的三湘大地再添一位女性豪杰。但这无非是根据一些捕风捉影、道听途说的地方传言，而将其大加炒作，为本埠增加几个历史名人，既面子光荣（可是像秦桧、严嵩、汪精卫之类坏分子，大家又惟恐他是自己老乡，且干脆讳莫如深了。但也可以“翻案”）又谋求商机吧。

    据说当初秦始皇征集的建筑长城的数十万民夫中，就有孟姜女的丈夫范喜良。而且他俩还是新婚夫妻，两人非常恩爱。范喜良却被心狠的秦朝衙役兵士抓壮丁，野蛮地掳掠而去，赶往很远的长城脚下干苦活去了。一段时间过后，孟姜女思念丈夫、担心丈夫冷否饿否累否病否，于是不远万里前往寻找，并为其送寒衣送小吃（莫非还有干红辣椒？）。但待她跋山涉水、经风顶雨、饥渴交加、辛辛苦苦赶到工地上时，她的范郎却早已因工伤离开了人世，而且连尸首也给埋在了长城底下。真是晴天霹雳，孟姜女不免悲从中来，猛然一声大哭，嚎啕欲绝，令天地变色、神鬼共泣。突然“轰”的一下，长达八百里的巨墙在这让人肝肠寸断的哀痛哭喊中齐刷刷坍塌，那巨响完全是惊天动地，那壮观神奇的一幕简直是举世无双。于是，范喜良的遗体便露出来了。孟姜女又是一阵悲天抢地的痛哭。安葬好丈夫以后，烈女孟姜也不想再活了，于是纵身一跳，消失在幽蓝的海水中……（今山海关附近也有一座孟姜女庙。）

    其实，在秦始皇主持下，历时10年修建的万里长城（从西到东延袤12000里），蜿蜒盘旋在北中国的崇山峻岭上，仿佛巨龙腾跃，据说在太空上都能看到，本来是我国历史上一项最伟大的工程，反映了我国古代劳动人民高度的智慧、惊人的毅力、巨大的创造力，及我国古代建筑技术的伟大成就，甚至刚刚被国际上评为“世界新七大奇迹”之首；且在当时正是为防止匈奴不断侵扰而采取的积极防御策略，许多年来起到了很大的军事作用，尽管劳民伤财、人死无数，应该说还是功大于过的。孙中山先生也曾评价：“始皇虽无道，而长城之有功于后世，实上大禹治水等。”像这么一个旷古巨制，却屡屡被后人当成炮弹攻击秦始皇，控诉他的残暴、独裁。这便使他原本已有的“暴君”之名更加广远传播，深入人心。而此人就是始皇时期的这个普通民妇——孟姜女。

    但最近又有学界认为，孟姜女所哭的（不管是否哭倒）“长城”，实际上是山东境内原属于战国时齐、鲁国的一段，而不是秦朝的万里长城，因为在这里孟姜女又成了山东境内的人；秦朝的万里长城是把原来北方边陲燕、赵、秦三国的城墙连接延伸而成，而它与山东简直是风马牛不相及。那么，关于孟姜女的传说，便完全是后人的以讹传讹，或者是有意栽赃我们的嬴政先生了。

    不管怎么说，秦始皇虽然确实有很多缺点、罪过，但是，他连接原燕、赵、秦三国的城墙，形成东起辽东（今朝鲜国境内），西至临洮（今甘肃岷县）的万里长城，成为屹立在秦王朝北方的屏障，是很了不起的壮举。战国时，为防止匈奴、东胡骚扰，秦、魏、赵、燕都已筑有长城。早在秦昭王时，便在陇西、北地、上郡筑了长城。秦始皇则调发大批人力物力，在几国原修长城的基础上，经过修葺、增补、新筑，把北方长城连接在了一起。

    万里长城被称为中华民族古老文明的象征，乃至是全人类伟大工程的代表之一，它在古代中国的北部边疆矗立，巍然如险峰，蜿蜒如巨龙，形象庄严，气势磅礴，构成一道坚固、高大的藩篱，隔绝了境外的猎猎风尘和滚滚狼烟、凛冽寒潮和刀光剑影……修筑长城，在当时的确给人民带来了严重的徭役负担，然而，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有力地遏止了北方匈奴、东胡的骚扰，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它不但对保障内地人民的安定生活和生产起了积极作用，而且其浩大的工程本身就是一项奇迹，经过后世历代尤其是明朝的修葺和重建，至今仍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展示着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明。

    万里长城的修筑，使秦朝的天下成了更加名副其实的“天下”。而另一点使秦朝的“天下”更名副其实的，就是它在水陆交通系统上的构建和完善。

    先说水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消灭六国，统一中原，建立秦朝后，即马上派出多支部队继续向江南塞北挺进，以拓宽疆域，清除边患。为增援进攻南越（今广东、广西境内）的秦军，始皇帝于公元前214年命史禄将军自今湖南零陵至广西桂林开挖了一条运河，长约30公里，沟通了湘江和漓江支流，连接了长江水系和珠江水系，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人工河道工程——灵渠。灵渠为沟通古代南北交通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货物可以直接经水路从黄河支流畔的咸阳、西安运到珠江口的广州。秦始皇正是通过它及时输送了大量粮草兵马，经过了好几年的战争，才最终征服了岭南的那些地区。此后许多年，灵渠一直在历朝历代都起着非常重要的南北水路交通要道的作用。至今它还在发挥着灌溉、分洪、旅游等重要用途。

    除了灵渠运河以外，秦政府又在黄河与淮河的支流颍水之间，开凿了另一条同样重要的人工河道——在后世享有盛名的鸿沟运河，也就是现在的贾鲁河（还曾叫过汴河，今河南境内），它连接黄、淮两大水系，再从淮河转入长江，在航运灌溉上都有高度价值。

    在泾水与洛水之间之间修建的郑国渠，则既是关中漕运的重要航道，又灌溉了农田400万公顷，使关中农业受益达千年之久。也就是说，这项水利工程，既是重要的水路交通，又是有利于发展生产的一个措施。

    还有更重要的是陆路交通。

    战国时代，各诸侯国为封建割据、加强守卫，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及边境地区，设堡垒、筑关塞、修堑隄。如楚国为防韩魏而修方城，魏国为防秦而沿洛水筑魏长城，赵国为防魏齐而沿漳水筑赵长城。在秦朝统一后，它们都失去了意义。加之当初修筑这些城墙时，或依山，或傍水，形成了关卡，严重阻碍了交通。再者，各国内虽都修有大道，但宽窄不一，也给交通带来了不便。秦始皇为加强对全国的统治和全天下的一体化，下令拆除了这些阻碍交通的设施（包括城墙、关塞、堡垒等），并决通了那些以邻国为壑的不合理的隄防（即上文提到的《史记》中所云之“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夷去险阻”），消除了这些封建割据者的屏障和人为的关隘，对加强大帝国内各地区之间的商品流通和经济联系起到了积极作用。

    公元前220年，秦始皇下令修筑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据《汉书·贾山传》记载，秦国驰道干线主要有两条，一条向东直通齐燕，一条向南达到吴楚。“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这两条驰道都筑以很高的路基，并用金椎夯实，十分牢固，而且宽阔平坦，利于快速通行。驰道宽为50步，道旁每隔3丈（10公尺左右）栽青松或翠柏一株，恐怕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林荫大道”了。

    公元前212年，为防御北方匈奴的袭扰，秦始皇又命一代名将蒙恬修了一条由咸阳向北的直道。直道从咸阳北附近的云阳出发，经过今淳化县北达子午岭，循主山脉而行到定远县南，再由此东北而上，进入鄂尔多斯草原，过乌审旗北，经东胜县南，达到今包头市西南的秦代九原郡。直道全长1800华里。这条直道从公元前212年动工，到公元前210年完成，前后用了两年多时间。由于它一半开凿在山岭上，一半修筑在平原草地上，沿途开山凿壁，填塞谷壑，工程艰巨而浩大。

    秦始皇还派将领常頞在今云南、贵州偏远的地区修筑了一条道路，因为它较驰道略窄，约有5尺宽，故称“五尺道”。在通往番禺（今广州）的南越之地，还修建了一条攀越五岭的新道。

    这些驰道、直道、五尺道、新道，构成了以咸阳为中心，向周围呈辐射形状，像蜘蛛网一样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把全国各地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它们简直称得上是当时的“国道”、“高速公路”。五尺道与新道虽然想对而言窄一点，但对加强南方及西南民族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使这些地区的各族人民都处于统一的秦王朝的统治之下，把关中、四川、云贵连为了一片，覆盖全国的陆路交通网络基本形成。同时，前文还提到，在治道的同时，秦始皇还下令“车同轨”“舆宽六尺”，进一步便利了交通往来，加快了武装部队的机动性，促进了各地区的商品交换和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对于消除诸侯割据、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第五节）大秦政治管理的出色

    为加强对百姓和文人的控制，巩固王朝的政权，秦始皇统一天下后，在武方面采取销毁兵器，在文方面实行焚书坑儒。从前者说，为了防止天下人民的反抗，除了秦军所用的兵器以外，嬴政下令收缴世间所有兵器，铸成各重24万斤的12个铜人立于其阿房宫前，以贯彻他“中土将永不见兵革”的决心。按照传说记载，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在甘肃境内的临洮发现有5丈高的大人，足履6尺，都穿夷狄（即当时少数民族）服装，一共12人，所以始皇帝才将收缴的兵器铸成12个铜人。这就是贾谊在《过秦论》中所说的：“隳名城，杀豪杰，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销锋镝，铸以为金人十二，以弱天下之民。”

    焚书坑儒是秦始皇作为千古著名“暴君”的两桩特大“罪行”之一（另一个就是修建万里长城、阿房宫和骊山陵）。秦始皇在全国统一之后，开创封建中央集权制，推行一系列法教政令，引起朝廷内一些人的非议。这种不同政治主张的争论愈演愈烈，终于发展成公开的斗争，并演变成震惊全国的焚书与坑儒事件。事情的起因还是围绕最根本、最重要的东西——王朝的政治体制问题而展开的。

    关于秦朝究竟应实行何种政体，曾经在王朝的统治集团内部分歧非常严重。早在秦朝刚刚建立之时，持不同政治主张的双方还有过数场针锋相对、尖锐激烈的较量。但是这种分歧一直没有消除，因而引发成了公开的斗争。秦始皇三十四年（公元前213），在一次庆祝军事胜利，宴赏文武群臣的酒会上，仆射（博士长，一种官职）周青臣盛赞立郡县、废分封，颂扬始皇帝的威德功勋前无古人。嬴老头被这番马匹拍得飘飘然，得意得很；当然也更加专断跋扈，听不得不同的意见，尤其是“逆龙鳞”的劝谏。这时，博士淳于越却公然站起来，很不识趣地指责周青臣为“面谀”，认为不恢复分封制，就无法使秦的统治长治久安。这个既保守又迂腐的书呆子，大概是喝多了点酒，一时激动，胆子大起来，就什么想法都甩出来了。

    秦始皇最信任的法家代表人物李斯，这时已荣升为百官之首——丞相。他针对淳于越的看法，称述“五帝不相复，三代不相袭”，自古因时代不同，治理方法也随之改变。如今天下已定，法令统一，儒生“不师今而学古”，指责当世，惑乱百姓，很不应该。他们以“私学”诋毁“法教”，指斥朝政法令，“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史记·秦始皇本纪》），甚至造谣诽谤。这种现象如不禁止，必将削弱皇帝的威权，臣下也可能结成反对的派别。李斯议论的核心问题，即“私学相与非法教”，有碍于“定一尊”。于是，李斯主张禁私学，焚《诗》《书》（即儒家经典“四书五经”之类），实行文化专制政策。

    李斯的建议还包括：1，除了《秦记》、医药、卜筮、种树之类的书籍外，其余的史书和民间所藏《诗》、《书》、百家语等，一律限30日内交官府烧毁，逾期不烧即处以黥刑，罚筑城4年的苦役；2，凡议论《诗》、《书》的弃市，以古非今的灭族，官吏知情不举的与犯禁同罪；3，禁止私学，愿意学习法令的，以吏为师。

    秦始皇基本上采纳了李斯的建议，并诏令付诸实习。（可悲又可怜的“博士”淳于越自然首当其冲，大祸临头，被当场杀了头；而且，按照李斯的建议，以古非今的灭族，则他还要连累全家也跟着被满门抄斩。）这样以来，大规模的焚书令使得许多古代典籍都被付之一炬，到处浓烟滚滚，连续烧了一个多月，其中六国史籍的损失最大。秦始皇焚书的目的，为的是定法家于“一尊”。在“定一尊”的口号下，各种学派的言论遭到禁止，百家思想受到禁锢。一句话，杜绝一切异端思想，这就是焚书的实质。这种以焚书为手段的文化专制，是我国古代文化史无前例的大劫难，使长期积累的大量丰富文化遗产遭到了极大破坏。唐朝诗人章碣曾作诗道：“竹帛烟销帝业虚，关河空锁祖龙居。坑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

    秦始皇焚书的结果，引起了许多士人的强烈不满，因而又演化成镇压读书人的坑儒事件。焚书的第二年（公元前212年），为秦始皇求“长生不老仙药”的方士侯生和卢生，惟恐骗术败露反遭杀身之祸，便私下攻击始皇帝（这更是“一不做，二不休”，丧失理智，将错就错，变本加厉，把自己推上速死路的愚蠢做法）。他们指责秦始皇“贪于权势”，独裁朝政；“专任狱吏”，不用博士；“乐以刑杀为威”，骄横自用。而且，这两人还非常侥幸，竟能得以双双赶紧逃走，亡命天涯，来了个“人间蒸发”（不过在秦始皇独裁天下，撒开天罗地网的情况下，他们亡命天涯的日子也一定很不好过，甚至生不如死，因而也一定死得很快。）秦始皇闻讯后，震惊，暴怒，以方士行骗诽谤，耗费巨万；咸阳诸生，“为妖言以乱黔首”（《史记·秦始皇本纪》）作为罪名，连性情宽厚的公子扶苏的好言进谏都听不进去（还把他贬到北方蒙恬守边的军队中去当监军），下令追查诸生罪状，结果将犯禁的460余人，统统活活坑杀于咸阳城外，制造了历史上罕见的血腥大屠杀。这真是“宁可错杀一千，也决不使一人漏网”。唐朝诗人司空图曾写道：“秦求戾儒，厥民斯酷。秦儒既坑，厥祀遂覆。秦坑儒耶？儒坑秦耶？”

    秦始皇的焚书坑儒，从事件的引发及结果看，其主要意图是定思想于“一尊”，实行思想箝制，其方法则采取以暴力的手段对待非暴力的思想文化。本质是维护皇帝独裁，形式是法家打败儒家（包括其他文化学术团体及其学说）。这种文化专制的政策，不仅使古代文化遭受了严重破坏，束缚了学术思想的正常发展，也堵塞了议政的言路。它对我国古代思想文化的历史进步产生了很不良的影响。

    不过也有人提出，对那些夸夸其谈、眼高手低而“百无一用”的迂腐书生们，何况他们还很守旧、顽固，不合时宜、不识时务，所以偶尔打压、训教一下也是可以的。问题是嬴政老头与李斯君臣同心，其措施与镇压过于残忍、彻底，竟然根本不许人家说话，甚至连命都要了人家的。但要是从当时封建王朝实行中央集权、专制独裁的历史背景来看，人家当皇帝的为维护朝廷统治、保持自己威严，手段又怎么能不强硬一点呢？

    (第六节）大秦军事外交的强盛：挥剑决浮云

    秦始皇虽然已经统一了天下，建立了王朝，但他还要对外打击敌人，扩张势力；对内发展生产，迁移人口，以使年轻的帝国更加广阔与强大。

    在对外上，秦始皇对北是讨伐匈奴，筑连长城；对南是平定“百越”，设置诸郡。当时，统一六国战争是结束了，但在帝国南北边境地区的战斗仍在进行。北有匈奴，南有百越，这些少数民族经常骚扰边界，对秦王朝造成了一定的威胁和损失。

    北方和东北是匈奴、东胡的居住地。战国时，赵国的赵武灵王（也就是历史上那个曾发布胡服骑射令的一代明君）曾攻破林胡、楼烦两部落，设置云中郡和九原郡（均在今内蒙古境内），并修筑了赵长城。战国末年，匈奴悄然崛起于蒙古高原的沙漠戈壁之间。匈奴族当时处于原始氏族社会末期家长奴役制阶段，是一个以掠夺为主的游牧民族，父兄过世，子弟可妻后母嫂。在中原华夏族看来，他们“逆天理，乱人伦，暴长虐老，以盗窃为务”（《史记·卫青列传》）。匈奴部落联盟中已产生了第一个首领单于——头曼，经常袭扰掠夺北方土地和人民财产。为了抵制匈奴袭扰，赵国曾派大将李牧率20万大军驻守北方边境，多次大破匈奴。秦始皇灭赵时，赵国调回李牧及所带的边防军与秦作战，匈奴又乘机南下，夺取了九原郡一带。

    匈奴最南的边界，在被称为“河南地”的河套之南，距秦王朝的中华帝国的心脏——首都咸阳只有250公里，迅疾剽悍的匈奴骑兵一天便可以抵达城下，对秦始皇的统治是一大隐患。“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息？”嬴政大帝统一六国后，就派蒙恬（？—公元前210，一代名将，祖先本齐国人，祖父骜、父武均为秦国将领。以打败匈奴、筑连长城著名。相传他还改良过毛笔）驻守北边，阻止匈奴的南下。公元前215年，始皇帝出巡北边，又派蒙恬率30万大军越过黄河寒水浊浪，进攻匈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贾谊《过秦论》），夺回了河套地区及河套北阴山（时称高阙）一带，设置了44个县，重建了九原郡。为了进一步巩固北方边境，秦始皇又下令修筑“直道”，以加强对边境军队的支援；迁内地3万户移民到河北、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地区屯垦实边；并继续修筑长城，加强防御。

    当时人们把北方的匈奴称为“胡”。由于其曾给秦王朝造成过极大威胁，群众中流传“亡秦者胡也”之说，所以秦始皇北击匈奴，修筑长城。又由于秦王朝是在秦二世胡亥时亡的，后来人们即认为这个“胡”就是指胡亥。唐朝诗人胡曾咏《长城》写道：“祖舜宗尧自太平，秦皇何事苦苍生？不知祸起萧墙内，虚筑万里防胡城。”

    北击匈奴，徙移民实边，修筑长城，当时确实给人民带了严重的徭役负担；然而，站在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秦始皇的这一系列积极措施，有力地遏止了北方匈奴、东胡的骚扰，促进了边境的开发和民族的融合，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对保障内地人民的安定生活和生产也起到了重要作用。

    “百越”泛指我国古代分布于今浙江、福建、江西、广东、广西一带与中原华夏民族不同的少数民族。因为其部落众多，民族复杂，故统称百越。百越中最著名的一支是于越，分布于今浙江绍兴一带。在春秋时于越曾建立了历史上有名的越国，战国时为楚国所征服。秦始皇于公元前223年灭楚时，将于越地区已并入大秦的版图。此外还有瓯越，也叫东越，以浙江温州一带为中心，分布于今浙江南部瓯江流域；闽越，以今福建省福州地区为中心；在今广东、广西（包括中南半岛北端）一带则分布着南越和西瓯（又叫“陆梁”，意即陆地上的强梁，极言其之强悍善战）。所以，今天还有发源自绍兴一带的古老的“越剧”；而广东简称“粤”也是“越”的谐音；在中国以南还有个叫“越南”的国家。当时，百越大多数还处在原始氏族社会阶段，从事原始的渔猎活动和原始的农业生产，都有“断发文身”的生活习俗，经济和文化都十分落后。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掉六国以后，就派尉屠雎率50万大军向这些地区发动进攻，展开大规模的征服战争。他们先是征服了东瓯和闽越，建置了闽中郡。秦军在征服百越的战争中，后者都退守到了深山树林中，莽莽苍苍，峰高谷幽，不知去向；而且燠热难当，毒蛇猛兽横行，他们便很难进攻。尤其是南越和西瓯（即今两广境内）两支越族部落，还进行了顽强的抵抗。《淮南子·人间篇》记载说，越人皆躲进树林草丛，不肯做秦军的俘虏，并推举杰骏为首领，率领越人夜间突袭秦营，敌人大败。秦军伏尸数十万，统帅尉屠雎也被杀死。

    为增援进南越的秦军，秦始皇这才打通了五岭（又叫南岭）之一的大庾岭，秦兵用双手在崇山悬崖上开辟出了一条山道，使江南和岭南豁然相通；并命史禄开凿了灵渠，沟通了长江、珠江两大水系，为南北水路交通起到了重要作用。秦军通过南岭山道、灵渠运河输送粮草兵马，再经过了数年血战，方才征服了南越和西瓯（他们尽管勇猛善战，但毕竟敌众我寡，且对方配备有更精良的武器），并在这里设置了桂林、南海、象郡。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又谪发国内商贾、流亡人、赘婿（秦王朝法律认定这些人有罪）和一部分有罪的官吏来到这三郡之地，从事垦荒和防守，和越人杂居。从此，中国东南及华南便都统一到了大秦王朝的版图之中。

    征服百越的大规模战争，损失了大量的人力和物力，也给人民带来了一定的灾难。但是，大秦朝廷把内地人大量迁徙到南方地区，和勇敢勤劳的百越少数民族杂居，并带去了进步的生产工具、生产技术和文化知识，使他们逐渐在经济和文化方面融合起来，这对华南的开发和改变华南地区的落后状态，以及对以后中国历史和社会的发展，都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平定匈奴，征服百越，不但奠定了我国领土的基础，疆域扩展，国土广阔，而且标志着我国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国家的诞生，帝国崛起于东方，尽显天下大国的泱泱气派。

    对内，嬴政陛下也懂得大力发展生产。他还是在继承和发扬商鞅变法的那些可取之处，如于统一之初首先即下令“使黔首自实田”（《史记·秦始皇本纪》），即让占有土地的地主及自耕农向国家政府机关呈报实际占有田地的亩数。这等于在全国范围内承认土地私有制，还允许自由买卖，并予以法律保护。同时，采用“重农抑商”（即所谓“强本抑末”）政策，让“百姓当家则力农工”，鼓励从事农业、手工业生产。当然，采取郡县制，废除分封制，统一户籍管理；统一度量衡、货币、文字；修筑万里长城，开通灵渠、鸿沟、郑国渠，铺设驰道、直道、五尺道……这种种措施，都对发展生产起到了促进作用。

    此外，秦始皇还大规模地把天下原各诸侯国的富豪、贵族和强宗（据说多达12万户）迁移集中到了首都咸阳一带。为防止春秋战国时期割据分裂的再现，嬴政大帝将他们都迁到了关中的咸阳、三川、南阳、巴蜀和赵地，使他们脱离乡土，行动被束缚，以便监视。当然，另一方面这也使得首都和朝廷的财富迅速集中和膨胀，使得关中等主要地区更加富饶和繁荣。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第二次出巡到山东时，又迁徙了3万黔首（庶民）到当地琅琊定居。公元前211年，他再次下令把3万户黔首迁徙到北方的北河、榆中郡居住。俗话说：“人挪活，树挪死。”人口的迁移，在客观上是有利于发展生产与国家进步的。

    还有就是下文中还要提到的，秦始皇热中于长生不老术，为派人寻找世外神仙居住之地，方士徐福率众东渡。虽两次访仙均不成，却向日本国土迁移了人口，输送了物质、文化和技术，对日本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说的是公元前219年，秦始皇正巡行到东方齐国故地。当地方士徐福等为阿谀皇上，投其所好，竟上书说：东海中有蓬莱、方丈、瀛洲三座仙山，山上住有仙人。东海有蓬莱仙岛之说，在战国时便已颇为流行。齐国故地濒临沿海，人们常可看到海市蜃楼的幻景。当时在自然科学知识尚不能解释的情况下，大家都误认为那是三山仙境，不足为奇。秦始皇闻言大喜，于是派遣徐福带领童男童女数千人（一说各500人），乘特制大船入海寻觅仙岛，向仙人求取“不死药”。可是，徐福等人入海一去就是多年渺无音讯（直到秦始皇临死前，才又见到他，并令他再次入海寻仙）。这无疑是荒唐之举。清朝诗人朱瑄在《祖龙引》一诗中讽刺道：“徐福楼船竟不还，祖龙旋已葬骊山。琼田尚致长生草，眼见诸侯尽入关！”也就是说，徐老头的仙药还未求到，始皇帝就已命归骊山了。即使从“蓬莱”求到了“长生草”，他也只能看着刘邦、项羽等人打进关中和大秦灭亡的悲剧。

    有人认为，徐福一开始就蓄意一去不返了，他是打算用这些童男童女去开辟海上的新疆土。反正，徐福第二次出发后就再无消息。或说他已在大海中沉没，全体溺死；或说他终于找到了蓬莱仙岛，即现在的日本国，并定居下来，在这里相互结合，生育繁衍，现代日本人身上仍流着他们的血统。也就是说，他们是现代日本人的重要祖先之一。这两种传说都有可能。但今天日本国沿海一带仍建立有徐福庙，以及许多日本人也承认自己就是徐福那些童男童女的后裔，似乎很支持后一种说法。

    (第七节）大秦文化科技的辉煌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骊山北构而西折，直走咸阳。二川溶溶，流入宫墙。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盘盘焉，囷囷焉，蜂房水涡，矗不知其几千万落。长桥卧波，未云何龙？复道行空，不霁何虹？高低冥迷，不知西东。歌台暖响，春光融融；舞殿冷袖，风雨凄凄。一日之内，一宫之间，而气候不齐。”——（唐）杜牧《阿房宫赋》

    嬴政当上真正的皇帝后，便开始其大规模、长时期的兴建首都及皇宫的工程活动。秦始皇为了满足自己的穷奢极欲和安排身后的归宿，征调了数百万民工，大肆修筑宫殿和陵墓。本节我们介绍前者，下节我们讲解后者。

    还在秦国时，其故都雍城、栎阳及咸阳，本来就有不少豪华富丽的宫殿建筑群，如雍都就有封宫、平阳宫、羽阳宫、萯阳宫、棫阳宫、蕲年宫等。其次还有大量的台观馆舍、凌阴冰窖。据《史记·秦本纪》记载，早在春秋秦穆公时，戎人由余看到秦雍都巍峨的宫殿建筑盛况，便慨叹道：“使鬼为之，则劳神矣！使人为之，亦苦民矣！”再经过数百年的发展，雍都更加繁华兴盛，宫室规模有增无减。所以，秦始皇加冕时还到雍都蕲年宫，他的母后离开咸阳后也愿意长期居住雍都。自从秦孝公徙都咸阳，以咸阳作为政治中心以后，咸阳的宫殿建筑发展更快，规模更大。可是，随着统一战争的顺利发展，王朝越来越强盛，秦始皇的享乐欲望也日益上升，对原来的豪华宫殿早已不满足了。

    早在秦与东方六国的战争进程中，秦始皇就开始在咸阳大兴土木工程。每灭掉一国，他就仿照该国的宫殿样式，在咸阳北阪建造一座同样的宫殿。这片宫殿群建筑南临渭水，自雍门以东，到泾水渭水之间的大片区域内，殿屋复道，周阁相属，并将从六国诸侯那里掠夺来的钟鼓、美人充盈宫室。在灭亡六国之后，秦始皇更是竭尽民力，大修宫室，在渭河南岸又修建信宫（又叫咸阳宫）。据《三辅黄图》记载，修建咸阳宫以地面建筑相符于天上星象，因北陵营造宫殿，端门四达，象征天上的紫微垣星宫（座），作为帝居；渭河水横贯咸阳都城（原咸阳宫殿主要是在渭河以北，而咸阳宫、章台宫等却建在渭河之南），象征天上的银河；又在渭河上架起一座沟通南北的大桥，象征银河两岸的牵牛织女星座。这种都城建筑设计思想，正与秦始皇的求仙心思一致。他不仅要做人间主宰，还想做天上君王。

    秦始皇三十五年（公元前212），嬴政大帝认为天下统一后，咸阳汇聚人多，先王所建的宫殿都太小，于是在渭河以南上林苑中营造更大的新朝宫。据《史记·秦始皇本纪》与《三辅黄图》记载，这个宫殿规模相当的庞大，当年秦惠文王营造未成而亡（而且秦始皇最终也没有建完）。嬴政大帝扩大其宫室，使之气象更极宏伟，离宫别馆延展达300余里，大小殿堂700余所，弥山跨谷，辇道相连属，阁道通骊山80余里。内可受10万人，车行酒，骑行炙，千人唱，万人和。而这个巨大宫殿群的前殿，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阿房宫（位于今陕西西安西郊15公里的阿房村）。

    作为前殿的阿房宫，东西宽500步，南北深50丈，上可以坐逾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按今天的标准计算，东西约690米，南北约115米，占地面积8万平方米左右，确实大得很）。四周有阁道，从殿下直抵南山，以南山之巅为门阙。休复道从阿房宫渡过渭水，抵达咸阳，就像天极紫微星宫绝银河抵营室一样。相传阿房宫一天之中，各殿的气候都不尽相同。阿房宫工程之大，简直是空前绝后，在世界建筑史上也堪称无与伦比。正如唐朝诗人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写的那样，何等的宏大而精巧。诗人甚至夸张地说：阿房宫中的嫔妃宫女张开梳妆镜，就像天上的群星闪烁；她们抛弃的胭脂水，可使渭河涨起腻潮；宫中焚烧的椒兰香气，像烟斜舞横……虽是用的文学手法，但其场面之奢华、工程之巨大，让人不难想象。惜乎“楚人一炬，可怜焦土”，后来秦朝灭亡后，西楚霸王项羽军队入关，移恨于物，将阿房宫及所有附属建筑纵火焚烧，化为灰烬。但峥嵘依旧，经过两千余年风吹雨打、刀光剑影，至今阿房宫前殿那高大的殿基荒台犹在。

    除了阿房宫，秦始皇还另外修建了大量的离宫别馆。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关中共计宫殿300座，关外400余座，仅咸阳旁200里内的宫观就达270座。1974年，考古工作者在秦咸阳故地发现了其一号宫殿遗址。仅从这个遗址来看，这组宫殿规模宏伟，分布对称，各殿之间有飞阁复道相连，主体宫殿建造在高台上，周围环绕宫室群。他们还发现了壁画车马图残迹。由此一斑可窥知，秦朝宫殿建筑相当精美，构筑繁华。当年要修建这么多鳞次栉比的巍峨宫殿群，耗费的人力财力物力是无法计算的。

    秦始皇还征集天下美女万余人充实后宫，有的宫女甚至在嬴政大帝在位的36年中竟未见过他一面！清朝诗人马世杰在《秦宫》一诗中写道：“阿房周阁百重环，美女充庭尽日闲。频望翠华终杳渺，亦如天子望三山。”众多的宫廷美女要想见秦始皇一面，就像他自己想见到蓬莱、方丈、瀛洲等海上三座仙山一样望眼欲穿，希望渺茫。秦始皇贪恋酒色，以妇女为玩偶，让姬妾宫女终日为他弹唱歌舞，供其蹂躏。他轮流在各宫玩乐，交合云雨，荒淫无度。宫内从六国掠夺来的珍宝、钟鼓、古器、玩好，更是堆积如山，不计其数。以鼎作锅釜，以玉当颃石，黄金如砖块，珠宝像沙砾，奢侈之状难以形容。

    除了有无数宏伟的宫殿，整个都城咸阳也是气象壮观的。前文说到，秦始皇以都城咸阳为中心，呈辐射状地向全国四面八方铺设宽阔平坦、松柏成行的驰道、直道，由此我们也可以想象到咸阳城内街衢道路的纵横交错、宽大笔直，尽显京畿非常气派。

    规模宏大、气势非凡、壮丽精致的秦朝宫殿及京城，一方面是当权者秦始皇暴虐恣肆、穷奢极欲、挥霍无度的象征，是封建朝廷劳民伤财，役使无数百姓付出大量血汗甚至生命，并负担起沉重徭役赋税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短促但强大的秦朝的物质之繁荣、经济之发达、国力之强盛，体现了秦朝人民的聪明、能干和勤劳。

    (第八节）大秦文化科技的辉煌

    秦始皇虽然迷信神仙与方术之士，一直梦想长生不老，然而他毕竟是肉体凡胎，不可能不死，总得要考虑自己“百年”之后的归宿。因此，按照原秦国礼制，秦始皇从13岁（公元前238年）即位起，就开始在离都城很远的骊山为自己修造陵墓。在他统一全国后，又发刑徒70万人大规模修建。而主持修建秦始皇陵工程的，就是秦朝第一臣——丞相李斯。指派丞相亲自主持修建，可见“万岁”是多么重视他的“百岁工程”。

    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陵地宫“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徙藏满之。令匠作机弩矢，有所穿近者辄射之，以水银为百川江河大海，机相灌铺，上具天文，下具地理。以人鱼膏为烛，度不灭者久之”。在《汉书·楚元王传》、《水经注·渭水》及《陕西通志》中，都有类似记载。用现在的话来解释，就是墓穴地宫挖得极深，穿过三层泉水之下，地宫用铜汁浇铸，并涂以丹漆，才放置棺椁。墓室穹顶绘以天文星宿图象，下边摹拟九州五岳的地理形势，修筑高山河谷、江河湖海，并给其中注入水银（汞），使之川流不息。铸金银为雁凫，琉璃杂室为龟鱼，沙棠沉檀为舟楫；并以明珠镶嵌为日月星辰，刻玉石为松柏，以点缀地下“江山”。此外，地宫内的设施，也如同地上宫殿，文武百官依次排列，宫廷楼阁塞满奇珍异宝；用东海捕到的一种四足鱼炼油制成蜡烛，点燃后长久不灭。可见地宫埋藏非常丰富。

    为防止盗墓，凡墓道入口处，都设有自动发射的防盗机弩；如果有人走近，撞动机关，就会被乱箭射死。秦始皇为把他生前骄奢淫逸的帝王生活搬到地下，故而修筑这样的地下宫殿，工程浩大，挥霍民脂不计其数。更令人可恨的是，后来秦始皇去世，秦二世胡亥在安葬他时，下令凡咸阳宫内没有子嗣的宫女都要殉葬，致使一万余名宫女惨遭活埋。那些经手墓内珍藏、修建机密设施的工匠，为防止他们泄露地宫埋藏的秘密，葬毕后，并不等他们走出就关闭了堂堂墓门，3千多名能工巧匠亦做了秦始皇陪葬的牺牲品。

    秦始皇陵的封土堆也高大惊人。当时不称“陵”而称之为“山”，其高50余丈，环绕一周5里有余。虽然经历了两千多年的风雨剥蚀、人为破坏，至今陵墓土堆仍有72米高。以其为中心，陵园包括陪葬区，总面积竟超过56平方公里！（在陵园周围，陪葬坑多达300多个，包括下文提到的著名的兵马俑。）陵园内修筑有长方形内外两重城垣，内城东西宽585米、南北长1350米，周长3870米；外城东西宽940米、南北长2165米，周长6210米。陵园的内外城四面，均有城门及阙楼。近些年出土的巨型夔纹半园形瓦当（遮朽），直径达61厘米，高48厘米；宫殿顶部使用的鸱尾高达90厘米，图案都颇为精美。这些大量出土的建筑材料，给后人展现出了当年陵园里的宫殿楼榭、亭台丽舍，可谓鳞次栉比、宏伟壮观、金碧辉煌、豪华富丽。

    在陕西骊山秦始皇陵墓东边发现的兵马俑，后来被全球史学界称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目前发现的秦陵兵马俑一号坑呈长方形，东西长230米、南北宽62米，总面积达14000多平方米，是一个步兵和车兵的混合战阵。前面三排面向东的武士俑，每排68个，是一号坑阵的前锋。坑的两边，一排面向南的武士俑是右翼，一排面向北的武士俑是左翼；中间38列面向东的纵队，每4列纵队中间都有战车。从目前出土的情况推测，共有兵马俑6千余件，战车100余乘。二号坑平面为矩形，面积达6千平方米，是一个步兵、弩兵、车兵、骑兵的混合编阵，埋藏战车89乘、陶马356匹、鞍马116匹、车兵俑261件、骑兵俑116件、步兵俑600余件。三号坑的平面呈凹字形，面积为562平方米，坑中有战车一组，及64名执殳武士俑，是军阵的指挥部。三个坑呈品字形排列，形成一个庞大的军事场面。陶马战车都同原物一样大小，高峻威猛。陶兵身高1．7米到1．9米，也颇为魁梧，且五官清晰，栩栩如生。7千兵马，浩浩荡荡，显示出一副气势磅礴，待命征战，雄伟壮观的宏大场景。这是秦始皇为自己塑造的一支守卫陵园的卫戍部队。

    骊山秦始皇陵西侧还出土了两乘铜车马，更是文物中的瑰宝。它们是按照始皇帝御用车队中属车尺寸缩小二分之一并用青铜仿制的，配以大量的金银饰件，且施以彩绘，工艺精湛，既雍容华贵又庄重典雅，豪华无比。

    修秦皇陵封土堆需要大量土方，在陵园北4里处取土。据《水经注·渭水》记载，由于秦始皇造陵在此地大量取土，其地淤深，水积成池，后人称之为“鱼池”。悠悠两千两百余度春秋过去了，物事人非，而其遗址犹在，仍然是一个巨大得惊人的凹坑。

    如此等等，既是秦朝实力极强、民众创造力无穷的结晶，又是当年嬴政大帝残酷压榨奴役百姓的铁证。据《太平御览》引《关中记》载，修建秦皇陵需要大量石料，而骊山附近无此大石，从渭北山上长途运来便十分艰难。当时流传的歌谣唱道：“运石甘泉口，渭水为不流。千人唱，万人钩，金陵余石大如塸。”当年千千万万的修陵人辛劳于漫长的运石路上，在监工军吏的皮鞭下，栉风沐雨，日晒雪刮，嘴里喊着号子，一步步地挪动，把石料运到修陵工地。有些木石等建筑材料，还是来自更远的巴蜀、荆楚等地。规模浩大的陵墓工程，给当时劳动人民带来的痛苦、负担、灾难是无法计算的。

    秦始皇从13岁即位起便开始修陵，到他死后，秦二世胡亥又修了两年仍未完工。而这时陈胜、吴广农民起义已经爆发，起义军打进关中，在万不得已时，秦二世胡亥才赦免了在骊山修陵的刑徒，由章邯率领去抵抗义军。不久秦王朝就灭亡了。秦始皇在位仅36年，而他的陵墓前后竟修了38年之久！

    (第九节）大秦文化科技的辉煌

    嬴氏秦朝虽然在历史长河中只有短短15年时间，却延续和发展着五百年秦国的漫长渊源、雄厚实力和高度文明，在文化与科学的许多方面创造了灿烂的成就。

    杂家巨著《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由秦国相、文信侯吕不韦主持，由他的食客们（包括一批学者、文人）“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于公元前239年完成的一部“兼儒墨、合名法”，综合百家九流之长，畅谈天地人物的杂家巨著。它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组织、有计划、集体编撰的理论书。该书分《八览》（每览8篇，共64篇）、《六论》（每论6篇，共36篇）、《十二纪》（每纪5篇）三个部分，加上《序意》（即序言）一篇，共161篇。该书不但在篇目上组织得很整齐，而且把各派学说也组合得很有体系。其内容庞杂，论述了哲学、政治、社会道德、伦理等问题，而且包含了不少历史和自然科学知识。因此后代把它列入“杂家”著作。这部书虽然兼收各学派思想，内容庞杂，但由于是吕不韦主持编纂的，所以仍反映了吕氏的哲学政治思想。

    《吕氏春秋》对道家和儒家思想采取“糅合吸收”，既宣扬前者的养生学说，主张国君要“无为而治”；又提倡后者的礼乐教化，即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类的理论。它还吸收了孟子“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点，主张重民心，举德政；吸收了墨家“节丧”、“忠廉”等学说，但摒弃其反对战争的“非攻”、反对礼乐教化的“非乐”思想；采用了兵家有关“义兵”及选练军队的学说；吸收了农家重农说及有关农业技术方面的理论成就；而全书又用阴阳五行学说来贯穿整个结构体系，吸收了邹衍的“五德始终论”。该书是战国末期经济、政治趋向统一，从而要求思想统一的产物，是先秦诸子百家思想的一次融合和总结，是对未来中国统一进行的一次理论探索。吕不韦主张用“义兵”来消灭封建割据，进行统一战争，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王国；然后，全国法令一统，用道家的“无为”和儒家的“德政”来进行统治。但这无疑是对秦国自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以来推崇法家的传统政治、军事思想的对抗。

    兵器制造。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遗址的惊世发掘，出土了一批秦国与秦朝的兵器，让今人大致了解了其先进的兵器产品和发达的兵器工业。秦人的兵器制造，在当时的世界是真正一流水平，而且接近大工业生产规模，所以其军队的战斗力也才那么强。秦国众多的兵工厂，能按照统一标准大批量制作高质量的兵器，金字塔式的四级管理制度（相帮、工师、丞、工匠）是其根本保证。当世界上大部分地方仍被荒蛮和蒙昧包围时，秦人就以独特的思维方式和智慧，创造出了那个时代最强大的兵器制造业。

    秦人的剑是加长的，有些达91厘米。所以当荆轲刺杀秦王时，他的长剑一时拔不出来，差点要了他的命。但是，据19世纪英国古兵器学者理查伯顿认为，在短兵器格斗中，刺要比砍更有优势，因为它更逼近对手。比对手的剑长出约30厘米的秦剑，在格斗中显然更容易刺到对方。并且，这种青铜剑的铜锡配比，使其硬度和韧性结合得恰到好处，所以不但锋利而且坚韧，根本不易折断。此外，青铜剑上有三条90厘米长的棱线，将细长的剑身分成8面，制作相当精致。秦戈的圆弧部分也加工得十分规整，箭头上三个流线型表面同样完全对称。

    此外还有秦弩，其射程能达到300米，有效杀伤距离在150米之内，是对抗匈奴骑兵的最佳武器。与弓不同，秦弩必须用脚蹬，借助全身力量才能上弦，所以杀伤力更强，抵达更远。弩上用来发射的扳机，设计得非常精巧。秦弩通过一套灵巧的机械传递，让勾牙在放箭瞬间突然下沉，扣动扳机变得异常轻巧。这恰恰是弩对弓的优势之一，拉弓要用很大的力气，时间越长，越难控制瞄准的稳定。

    秦军箭头大都为三棱形，拥有三个锋利的棱角。击中目标的瞬间，棱的锋刃处就会形成切割力，箭头就能穿透铠甲直达人体。带翼箭头有凶狠的倒刺，但翼面易为风所左右，让箭头偏离目标。而这种三棱箭头取消了翼面，射击更加精准。后世专家对其进行仔细分析，发现箭头三个弧面几乎完全相同，是一种接近完美的流线型。其轮廓线跟今日子弹外形几乎一样，都能减低飞行过程中的空气阻力，抵达更快。秦时仅凭经验接近了现代空气动力学规律，这种古老的箭头与今天的子弹一脉相承，是早期飞行器的范本。

    神医扁鹊和他的医术。扁鹊（公元前407—公元前310），本叫秦越人，齐国渤海莫（今河北任丘）人，春秋战国时代著名医学家。扁鹊是中国传统医学的鼻祖，对中医药学的发展有着特殊贡献。他曾学医于长桑君，后周游列国，到各地行医，反对巫术，擅长各科，在赵国邯郸为“带下医”（妇科），至周国洛阳为“耳目痹医”（五官科）和老年病，入秦国咸阳则为“小儿医”（儿科），为民解除痛苦。他医道高明，故赵国人民送了他这个称号。扁鹊传说是黄帝时代的名医。后因医治秦武王病表现出色，被秦国太医令李醯妒忌并派刺客杀害。

    扁鹊在总结前人医疗经验的基础上，创造总结出望（看气色）、闻（听声音）、问（问病情）、切（按脉搏）的诊断疾病的方法，一直为全球中医界沿用至今。而扁鹊尤其擅长望诊和切诊。“起死回生”、“讳疾忌医”、“病入膏肓”等成语也源自他身上，中学时我们还学过关于他的课文《扁鹊见蔡桓公》，集中体现他望诊医术的高明。据记载，扁鹊还精于外科手术，而且应用药物麻醉来进行手术。在《史记》、《战国策》里载有他的传记和病案，并推崇他为脉学的倡导者。据《汉书·艺文志》载，扁鹊有著作《内经》和《外经》，但均已散佚。

    水利事业。以都江堰、灵渠、郑国渠、鸿沟等为代表。秦朝的水利建设事业，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体现了秦朝人民的聪明才智。灵渠、郑国渠、鸿沟等前文已有介绍，这里说一说都江堰。

    都江堰，著名的古代水利工程，我国科技史上的一座丰碑。它位于今四川省都江堰市城西，由战国时期秦国蜀郡太守李冰及其儿子于秦昭襄王五十一年（公元前256）率众修建，是全世界至今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无坝引水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都江堰古时属都安县境而名为都安堰，宋元后它被誉为“独奇千古”的“镇川之宝”。这项工程主要有宝瓶口进水口、鱼嘴分水堤、飞沙堰溢洪道三大部分构成，科学地解决了江水自动分流、自动排沙、控制进水流量等问题，消除了水患，使川西平原成为“水旱从人”、沃野千里的“天府之国”。2200多年来，至今仍发挥着巨大效益。目前其灌溉面积已达40余县，1998年超过1000万亩。

    岷江是长江上游一条较大的支流，发源于四川西北部高山地区。在都江堰建成前，每当春夏山洪暴发时，江水奔腾而下，因河道狭窄，常常引起洪灾，洪水一退又是沙石千里。岷江东岸的玉垒山又阻碍江水东流，造成东旱西涝。李冰父子吸取前人治水经验，率领当地人民，主持修建了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其整体规划是将岷江水流分成两条，其中一条引入成都平原，这样既可分洪减灾，又可引水灌田、变害为利。他们先是邀集许多有治水经验的农民，对地形和水情作了实地勘察，以火烧石，使岩石爆裂，在玉垒山上凿出一个宽20公尺、高40公尺、长80公尺的山口（即宝瓶口），用于引水；接着在离玉垒山不远的岷江上游和江心筑分水堰，用装满卵石的大竹笼放在江心，堆成一个形如鱼嘴的狭长小岛，把汹涌的岷江分隔成外江和内江，外江排洪，内江通过宝瓶口流入成都平原；再在分水堰与离堆之间修建一条长200公尺的溢洪道（即飞沙堰）流入外江，以保证内江无灾害，溢洪道前修有弯道，江水形成环流，江水超过堰顶时洪水中夹带的泥石便流入外江，就不会淤塞内江和宝瓶口水道。为观测和控制内江水量，李冰又雕刻三个石桩人像放于水中，以“枯水不淹足，洪水不过肩”来确定水位；还凿制石马置于江心，以此作为每年最小水量时淘滩的标准。真是设计精巧，技术高超，水平先进。

    工程建筑。以万里长城、阿房宫、咸阳宫、骊山陵、兵马俑等为代表。秦朝的工程建筑事业，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体现了秦朝人民的聪明才智。前文已有介绍，此处从略。

    道路交通。以驰道、直道等为代表。秦朝的道路交通建设，具有很高的科技水平，体现了秦朝人民的聪明才智。前文已有介绍，此处从略。

    (第十节）出巡路上的五个故事

    好大喜功、爱摆排场的秦始皇，是一位骄横狂妄的君主，一生喜好巡游并封禅。在统一后的10余年里，他曾5次远途出巡，大部分时间是在旅行中度过。他沿着自己新修的大道，大张旗鼓、马不停蹄地“亲巡天下，周览远方”，其主要目的是到各地耀武扬威、加强控制、巩固统治，沿途刻石颂功、庆典宣扬，同时也有封禅、游玩、享乐、求仙等目的，有时也有一定的历史发展的积极意义，当然也是大肆挥霍，劳民伤财。每次都是车马威风，仪仗隆重，装备豪华，队伍浩荡。唐朝诗人李贺描述其铺张、气派场面是：“秦王骑虎游八极，剑光照空天自碧。”

    后来的汉高祖刘邦，当时还是小小的泗水亭长，曾碰巧见到秦始皇出巡的车队，一下子被那煊赫的一幕所震惊，竟长叹道：“嗟乎！大丈夫当如此矣！”于是萌生起了想当帝王的野心；无独有偶，第五次即公元前210年，他也曾被后来刘邦的死对头、“西楚霸王”项羽（当时还年幼，是楚国大将项燕之侄）看到，而不禁叫出“彼可取而代之”。

    在这5次大出巡中，老嬴还闹了不少骄横愚蠢又荒唐可笑的事情。

    第一次是在公元前220年（嬴政统一全国、正式称帝的翌年），路线是往西北，沿洮河、渭河、泾河，在陕西、甘肃一带宣扬“皇威”，以便巩固他在这些地区的统治，毕竟这是周天子和他们秦家部落、嬴氏祖宗的根据地、大后方。这还可以通过迁徙不定的戎人、商贾，把秦王朝的影响传到遥远的西方去。

    第二次是在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出函谷关，经河南洛阳到山东，先去泰山封禅，被当地儒生戏弄而不乐，于大雨中在半山腰避于一棵大松树下，故封之为“五大夫”，今天已成了泰山上的一个著名景点（唐朝诗人李涉曾作诗《五松驿》：“云木苍苍数万株，此中言命亦应无。人生不得如松树，却遇秦封五大夫”）；又至之罘渤海滨观海市蜃楼，以为是蓬莱仙岛，于附近修琅琊台并迁3万黔首来此定居，派方士齐人徐福出海上仙岛求取长生药；久等而未果，又向西南行，经江苏彭城（今徐州）派千余人下泗水捞周鼎（象征着天子权力）但毫无所获；再渡淮水、长江，至衡山、南郡（今湖南、湖北一带），因在洞庭湖畔君山（又叫湘山）遭遇狂风，江水翻滚，船行困难，以为是昔日舜帝二妃娥皇、女英在作祟，一时恼怒，竟从附近调来3千刑徒，疯狂伐尽山上树木，并下令火烧君山祠；最后沿汉水从武关入境，回到咸阳。

    第三次是在公元前218年，秦始皇走的是近似于第二次的向东路线，但因为在路经博浪沙（今河南中牟县境内）时，被系原韩国公子，后成为西汉王朝的开国功臣，对秦始皇有切骨之恨的张良派刺客奇侠持大铁椎勇猛攻击，差点击毙（所幸刺客匆忙之下，误中副车，而使秦始皇免于一死），惊慌之下，故才到了之罘，便怏怏而归，只是顺便沿漳水去了趟上郡而已。

    第四次是在公元前215年，秦始皇巡视北方边塞，直行终至碣石（今河北乐亭附近），下令拆除沿途属于原韩、赵、魏、齐边境的城郭，决通川防，夷平道上险阻，并视察了今河北、北京、辽宁、内蒙古交界处的多个边境郡治，了解了匈奴不时骚扰边界所带来的威胁和损害；回到京城后，即派大将蒙恬率30万大军北击匈奴，筑连长城。这次倒是对巩固政权，抵御外侵，发展交通，有着积极的历史意义。

    第五次是在公元前210年，秦始皇还顺道带上了丞相李斯、近侍中车府令赵高（当时也是他的宠臣）和他宠爱的小儿子胡亥，出武关，沿丹水、汉水流域到湖北云梦；经长江到苏州城外的虎丘山，掘当年吴王阖闾墓、凿山求剑而一无所得；再东至会稽祭奠大禹，提倡封建礼教，禁止男女淫乱，第一次把女子贞操列入国家法令；再自镇江附近渡长江，往北到山东琅琊，见徐福已回却未得仙药，因梦见自己与人形海神作战，认为是吉兆，又入海用连弩射死了一条大鲸鱼，故派徐再次东渡求灵丹仙药；返程中，到平原津（今山东平原县境内）时已生重病，却又讳疾忌医；最后，在全国农民大起义爆发的前夕，他死在巡行途中的河北沙丘，载于辒輬车中，散发着臭气运回都城咸阳，安葬于已修筑多年的骊山陵墓中（该具体过程，在下文第三章第一节中还要作详细叙述）。

    (第十一节）天崩地坼，圣耶魔耶

    秦始皇嬴政先生是中国历史上最大是大非的一个君主、一个过去从没有过的人物。没有谁的功有他这么大，也没有谁的过有他这么重。单就这点而言，他也够“中华第一帝”的名号了。难怪明朝思想家李贽就曾说过：“始皇出世，李斯相之。天崩地坼，掀翻一个世界。是圣是魔，未可轻议。”（《史纲评要·后秦记》）在这一节中，我们就来集中谈一谈他的那些过错与不是吧。题目中所列的这几点，都有交叉、相互的关系。

    暴政。秦始皇还在年轻时，为亲政弄权，贬生父、驱母后、杀宦官……就体现了他的既果断又冷酷。非常了解他的尉缭子评价他说：“假如秦王得志于天下，天下人皆要成为其奴隶。”即位后，他严刑苛法，任意惩治百姓；骄横独裁，加强专制集权。销毁兵器，强本弱末；焚书坑儒，杀人如麻；发动战争，消灭劲敌。不讲仁恩和义，急刑峻法，把整个天下变成了一座大监狱，以至于“赭衣塞路，囹圄成市”（《汉书·刑法志》）。发刑徒动辄数十万，可见“罪犯”之众。刑罚残酷，种类繁多，包括腰斩、枭首、弃市、车裂、肢解、活埋等死刑，刖、黥、劓、腐、笞等肉刑，城旦、鬼薪、舂等刑罚，以及连坐、灭族、藉门等极刑，并非都是针对罪人，多系用来镇压人民。故晋朝傅玄道：“秦始皇之无道，岂不甚哉！视杀人如狗彘。狗彘仁而用之，杀犹有节，始皇之杀人，触情而已，其不以道如是。”（《傅子·问刑篇》）坑杀儒生，毁灭文化。对焚书坑儒，历来看法不一，汉朝的王充、桑弘羊表示支持；但不管怎样，推行愚民政策，大肆血腥屠杀，实在是有些残忍而又反动。秦始皇三十六年（前211），天上有一颗陨石降落在东郡，马上就有黔首在陨石上刻下“始皇帝死而地分”7个字，咒骂秦始皇死和秦王朝灭亡。秦始皇闻知，立即派御史去追查作案者，当捉不到刻字者时，他竟然下令把陨石降落地附近的百姓全都处死，并烧毁这块陨石。另据东汉卫宏《诏令古文官书序》里记载，秦始皇在骊山温谷挖坑种瓜，瓜熟后令700余名儒生下谷去观看。当儒生各抒己见、争执不休时，秦始皇便下令趁机填土，将其全部活埋。

    奢靡。穷奢极欲，挥霍无度，好大喜功，爱摆排场，“见万民碌碌，犹群羊聚猪，皆可竿而驱之”（桓谭《新论·求辅篇》）。为追求满足个人欲望，对人民横征暴敛、敲骨吸髓地榨取和奴役，在这方面秦始皇是历代封建帝王中罪恶最严重者之一。兴建阿房宫、咸阳宫，修筑骊山陵、兵马俑，开凿灵渠、鸿沟、郑国渠，铺设驰道、直道、五尺道，筑连万里长城，无数次出巡、封禅，讨伐匈奴、平定百越，制造长生不老药和派人寻找海上仙山……得消耗多少人力财力物力？得用去多少时光精力智力？还有他自己成天在宫殿里的花天酒地、荒淫无度。前文提到杜牧在《阿房宫赋》中所写，王子皇孙、妃嫔媵嫱们日常生活的奢华浮靡，场面宏大；嬴政大帝与从各地征集来的众多美女日夜欢歌、纵情声色，在吃喝笑闹中交合云雨，更是极端奢靡。花费钱财无数，使用物品成山，全都是天下穷苦百姓辛劳的血汗！

    好战。惯于穷兵黩武，连年大举用兵，大概是秦始皇天生的本性和嗜好。从还是秦王时，他就立志消灭六国，统一天下，于是连年征战，采取远交近攻、各个击破，分崩离析、内外夹击，终于达到目的，却不知道这是用多少人的生命换来的！建立秦朝后，他继续北伐匈奴，打击敌人；南戌百越，扩大疆域，又是多年的杀戮抢夺。所以班固在《后汉书·武五子赞》中说：“秦始皇即位三十七年，内平六国、外攘四夷，死人如乱麻，暴骨长城之下，头颅相属于道，不一日而无兵。”对匈奴的战争，前后动用了30万兵力，延续10年之久；对百越的战争，总共用了50万兵力，前后延续七八年，后来又再补给兵源。在这些旷日持久的战役中，广大人民不仅要负担兵役，还要承担转输的力役，甚至妇女也属征调之列。其结果“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汉书·晁错传》），造成人民的重大牺牲，死伤不计其数。

    长生术。前文中已有多处提及，一是派徐福出海寻找神仙与“灵丹”，一是几个方士的私下攻击与逃跑惹得他发动“坑儒”，既愚蠢可笑又非常暴虐。秦始皇同一切剥削阶级的代表人物一样，一旦登上帝位，就想长生不死，永享人间的荣华富贵，过骄侈淫逸的生活，长久统治和掠夺人民。所以，他在统一六国之后，就一直在异想天开地寻找长生不老之术。战国末年及秦始皇执政时期，神仙方术迷信盛行，一些方士也投其所好，想方设法来欺骗他，以牟取自己的利益。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行到东方齐国故地，派当地方士徐福率童男童女数千人，乘特制大船入海寻觅蓬莱仙岛，向仙人求取“不死药”。可是，徐福等人入海一去就是多年渺无音讯（直到秦始皇临死前，才又见到他，并令他再次入海寻仙，但这次徐福他们就再也没有回来了）。为此，公元前215年，嬴老头又派燕国的方士卢生去寻找羡门、高誓两位传说中的神仙，接着又让韩终、侯公、石生去寻仙人觅不死药。这当然同样是没有结果的，不过这一帮人一时倒能弄得因迷信长生而利令智昏、糊涂透顶的秦始皇毫不怀疑。他们求仙、求药而不得，回来即向大帝敬献伪造的鬼神图书，并奏“亡秦者胡也”的谶语，故大帝于此年命蒙恬率大军打击匈奴。又过了两三年，卢生对秦始皇说，他们之所以求不到灵芝、奇药和神仙，是因为物类中有忌害。作为人主的皇帝要微行以避恶鬼，避恶鬼真人方至。人臣若知道人主的居处，则有害于神仙。所以陛下所居的宫室不能给人知道，才能求到不死药。秦始皇竟然信以为真，并表示：“吾羡慕真人，以后自称‘真人’，不再称‘朕’。”这也是后来道士统称“真人”的由来。于是始皇帝下令在咸阳270座宫殿之间均修甬道以连通，而他自己便于这众多宫殿里行居不定，显得虚无缥缈。要是有人道破了他的行踪，就立即被处以死刑。一次秦始皇到梁山宫，看到丞相出来，随行车马众多，便很不高兴。丞相听人告诉后，就减少了车骑。秦始皇认为这是宫中侍从人员泄露了他的话，大怒，但审问无果，遂把当时在他身旁的人全部杀了。秦始皇的暴戾残忍，使这些方士儒生们也深感惶恐。卢生与另一方士侯生商议谋划后，决定逃走，还不断指责皇帝的不是。秦始皇听说后，大发雷霆，大开杀戒，制造了历史上著名的“坑儒事件”（详见本书相关章节）。这位曾经在统一天下时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一代英明君主，追求长生不老时却显得昏庸至极，最开始一味相信那些神仙方士的胡说八道，一发觉上当受骗，又滥施淫威，肆意杀人。

    重赋役。秦始皇的暴政、奢靡、好战、大出巡、长生术，一个直接的结果就是在经济和人力上对人民的压榨和利用更为残酷，横征暴敛、役使民力，导致百姓赋税沉重、徭役繁多，朝野众口一词。秦末起义农民发出了“天下苦秦久矣”的呼声，正是老百姓不堪忍受繁重徭戍奴役的突出表现。就连堂堂丞相李斯等人，也认为徭戍过重是农民反秦的主要原因之一。交不起赋税的就要服役；不能服役的就要交赋税。秦始皇大兴土木，修骊山陵园发刑徒70余万人，北筑长城用40余万人，南戍五岭又用50余万人，还有修阿房宫等工程及徭役，估计征发的徭役总人数不下300万。秦王朝统一后，全国人口大约为2000万左右，而征发徭役人数已占了总人口的15%以上，而且大都是青壮年劳动力。沉重的徭役，还有戍防的兵役已使民力枯竭，于是又采用“谪发”的办法，连有罪的官吏、逃亡的罪犯、赘婿、商人也被派上了“用场”。据说当时力役30倍于古、租赋20倍于古，形成“男子力耕不足粮饟，女子纺绩不足衣服”（《汉书·主父偃传》）的悲惨局面。人民不胜其苦，再加上秦的赋敛无度、刑罚严酷，老百姓“力罢（疲）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亡（无）罪而死刑者无所告诉”，“赭衣（罪人）半道”（《汉书·贾山传》）。人民群众纷纷破产，生计难以维持，饥寒交迫，饿殍遍地，“贺岁而吊生”。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秦统治集团对于生产力的严重破坏，促进了社会矛盾的迅速激化，人民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暴力革命迫在眉睫。前文说过张良派人刺杀秦始皇未遂，说过东郡陨石上写的“始皇帝死而地分”字样；最后便是“戍卒叫，函谷举”，大泽乡起义终于爆发，秦朝才坚持了短短15年就迅速灭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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