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

    哲学在希腊文里的意思是“爱慕智慧”，中国人则说“知人则哲”（《书·皋陶谟》）。哲学是一切科学的母亲和源头，因为它是关于世界观，关于万事万物本质的学说。哲学的聪明是大聪明，即老子所说的“大智若愚”，“大巧若拙”，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而我们平时所说的聪明，它是存在于世俗生活、商业手段、人际场合、争名夺利之中，其实都只是小聪明而已，一时的热闹。古今中外的哲学体系，被大体分为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两大块。我们早在中学课本中就已知道，简单地说，前者认为精神（既意识）是万物本原，精神第一性，精神决定物质、产生物质，“形而上者谓之道”（《易·系辞上》，下同）；后者认为物质是万物本原，物质第一性，物质决定精神、产生精神，“形而下者谓之器”。这是教科书上的观点，听起来很枯燥、抽象，也很玄妙、高深。而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前者相信鬼神的存在，凡人之外有神仙，凡间之上有天界，人之生前死后有鬼魂，有前生来世，有命运主宰；后者却不相信。

    在中国，唯心主义哲学与唯物主义哲学流派，都走过了一段漫长而曲折的道路，互相之间的论战与斗争，相克而相融，可谓刀光剑影、针锋相对，既尖锐又共进。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学者，有战国时的荀况、东汉的王充、南朝的范缜、明清之交的王夫之和清朝的戴震等。其中，王充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承前启后、发扬广大的里程碑式人物。

    王充（公元27—约公元96），东汉哲学家，中国古代著名的唯物主义者和无神论者。字仲任，会稽上虞（今属浙江）人。诞生于刘秀建立东汉的第三年，出身“孤门细族”，因孝顺著称，幼年好读书，后游历洛阳。曾在太学就读，拜著名史学家班彪为师，但时间很短。因家贫，无钱买书，只好在洛阳书肆为人家卖书并抽空阅览，饱读诗书，又不死记章句，遂博通百家之言，基本上还是属于自学成才。记忆力好，且擅长辩论。后归南方乡里，任县椽功曹、州从事，转治中等小吏。多次和上级不合而争论。晚年离官家居，开过私塾，终生潦倒，但“居贫苦而志不倦”。闭门思考，谢绝一切往来，著书立说，今存《论衡》85篇（另有《养性书》16篇，已佚），20余万字，以30余年之力写成。此著针砭时弊，许多观点鞭辟入理，石破天惊，在当时被视为“异端邪说”，不能公开阅读。直到东汉末年以后才广泛传播开来，产生巨大影响。

    对西汉以来成为儒家正宗的谶纬神学，以及董仲舒的所谓“天人感应”说，王充展开了猛烈的批判，公开标榜“虽违儒家之说，合黄老之义”（《论衡·自然篇》，下同），在当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社会，这是很需要勇气的，简直有些大逆不道。我想，他也是因为有一肚子的气，觉得自己久居人下、怀才不遇，而整个上层社会又是小人得志、谬论流传，需要发泄，属于“不平则鸣”（韩愈之见）；又系民间自由人士，没有组织和领导，无人干涉，才敢“大放厥词”吧。

    王充认为“元气”才是宇宙的根本，天地是元气的产物，人和禽兽也是由元气演化而来，“天地，含气之自然也”（《谈天篇》）。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质，没有预定的目的，“天道无为，故春不为生，而夏不为长，秋不为成，冬不为藏”（《命禄篇》），“天地合气，万物自生，犹夫妇合气，子自生矣”（《自然篇》）。这些观点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思想。

    对当时的符瑞、灾异、风水、卜筮、祭祀、祈禳、谴告、求雨、拜龙等迷信行为，王充进行了辛辣的抨击，说“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明雩篇》）；强调有生必有死，“死者，生之效；生者，死之验也”（《道虚篇》）；人死后也不能成为鬼，“人之所以生者，精气也，死而精气灭。能为精气者，血脉也，人死血脉竭。竭而精气灭，灭而形体朽，朽而成灰土，何用为鬼？”（《论死篇》）指出鬼是人的一种幻觉，“人病则忧惧”，“忧惧则存想，存想则目虚见”（《订鬼篇》）。

    王充反对“圣人生而知之”的说法，认为知识得自眼见、耳闻、口问，还要“必开心意”。也就是，既要通过感官，又要通过思维。所谓“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并提出“引事物以验其言行”（《实知篇》），以实际存在的事物验证言行。他可能是世上最早提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人了！他还批判了当时“好珍古而不贵今”的学风和“知五经而不知当世”的腐儒。另著《问孔》、《刺孟》两篇，指出孔孟言论“上下多相违”、“前后多相伐”，后世不应盲从，“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

    但是，王充也有自相矛盾、认识不够的地方，一些论断陷入宿命论，如认为人的富贵贫贱由“命”决定，非人力所能变动；命表现于人的“骨相”，“富贵之人生而有表见于面”；王朝兴亡由“期”、“数”、“时”、“历数”等超世间的力量来决定，和政教的得失无关。刚刚还在大谈“人不能以行感天，天亦不随行而应人”的唯物主义者、无神论者，此时却有这么一番论调，让人实在诧异，就像前后不是一个人说的一样。

    (第二节）佛道并举，宗教鼎盛

    宗教是一种意识形态和精神信仰。两汉（尤其东汉）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宗教全面鼎盛时期。除了源自西方，产生年代较晚，传入中国更晚的基督教、伊斯兰教以外，其他的一些重大宗教项目，佛教已传入中国并开始兴盛；土生土长的道教刚刚诞生便来势汹涌；儒教本来是一门学术，反映的是孔孟的伦理思想，却因为汉代皇帝们的推崇，将其上升为国家的统一思想，也几乎与宗教无异。佛（又称释。释者，僧也）、道、儒并举，各领风骚，相生相克，大放异彩，呈现出一种热闹景象。而这三者在中国旧称“三教”，它们深入到了广大人民的思想生活各个领域，对中国后世的哲学、文学、艺术和民间风俗、礼仪制度、日常生活等都有极大影响。

    佛教。无论是从信教的人数之众多而言，还是从历史的渊源之悠久来说，佛教都无疑是世界的第一大宗教。而且，佛教也是最有东方特色、最有中国特色的宗教。它产生于公元前六至前五世纪的古印度迦毗罗卫国释迦部落（今属尼泊尔），由该国净饭王太子乔达摩·悉达多（公元前563—公元前483，即释迦牟尼，也就是佛教神话中的西天佛祖如来）所创立。它反对婆罗门的种姓制度，主张“众生平等”、“有生皆苦”、“因果轮回”，以涅槃（超脱生死）为理想境界。西汉时，西域的某些城邦小国已信奉佛教。根据《三国志·魏志》卷三十裴松之注，佛教是在西汉哀帝元寿元年（公元前2）传入中国内地的，被视为神仙方术的一种。当时，西域大月氏派遣使臣伊存到达长安，博士弟子秦景宪从伊存学浮屠（佛的音译）经。（柏杨甚至认为，早在公元前二世纪，张骞出使西域返国时，佛教就已被带了过来。）但最流行的说法，还是以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公元67）有佛经介绍到中国来，作为中国正式有佛教的开始。传入中国大部分地区的，主要是大乘佛教；传入云南傣族地区的，主要是小乘佛教；而传到西藏的，主要是喇嘛教。此后，佛教教义逐渐同中国传统的伦理、宗教观念甚至一些民间迷信相结合，也就带有了浓郁的中国特色。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同玄学关系密切，广泛流传全国。隋唐时期，产生天台、唯识、华言、禅宗、迷宗等新的宗派，自成体系。但主要内容不变。这真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外来的和尚好念经”啊！

    据东汉末年牟融所作《理惑论》，公元一世纪60年代的一天，东汉王朝的第二任皇帝刘庄（也就是汉明帝）梦见了一个金人，全身黄光闪闪。一些有学问的大臣就告诉他，金人是西域（今新疆、中亚细亚一带）的一个被称为“佛”的神祇，他们都是金身。刘庄随即派遣官员蔡愔去西域大月氏求佛。那时还没有人知道，西域的佛是由天竺（今印度）传入的。蔡愔于是在公元65年出发，两年后由西域返回时，随同他一起来到中国还有两位外国籍的高僧：摄摩腾、竺法兰，以及白马驮着的许多佛教经典。刘庄非常高兴，便特地在洛阳西郊建造了一座白马寺，招待这两位高僧并安置经卷。而白马寺就成了中国土地上第一座佛教寺庙，至今仍佛学鼎盛，香火缭绕，游客络绎，天下闻名。不过另有一个事实是，白马到中国的公元67年之前，佛教已经在中国一些地方流传，刘庄的弟弟——亲王刘英，就以笃信佛教，供养着一批沙门僧，“学为浮屠，斋戒祭祀”，举国皆知，汉明帝还表彰了他。汉桓帝在位时，他在宫中建立了黄老浮屠祠（当时黄老道与佛教不分，作为统治阶级骄奢淫逸生活的一种精神补充）。桓、灵时代，西域安息名僧安世高、月氏僧人支娄迦谶等都先后到了洛阳，翻译佛经多种，汉人严浮调从安世高学经并参与翻译，佛教的影响越来越大。东汉后期，政治黑暗，民不聊生，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佛教成为一种精神慰籍，在劳动人民中逐渐传开。

    道教。它跟道家其实并不相同，就像“狗”和“热狗”的不同一样（柏杨语）。道教是历史上最早盛行的纯中国的宗教，没有人知道它确切的诞生之日。它渊源于古代的神仙之说、巫术和战国秦汉之际的方术，本是战国时代一般没落旧贵族企图逃避现实的幻想而创造，其名最早见于《老子想尔注》。但道教跟道家学派还是有着密切联系的，它以神化了的老子所提出的“道”为基本信仰和教义，其崇拜的最高天神是元始天尊（即太上老君）。老庄哲学的玄虚无为，很容易把人引入一种飘渺幻境。道家学派中有一部分人士转变为“阴阳家”，介乎学派与宗教之间。这种以炼丹炼金，求长生不死药的高级巫师，被称为“方士”，深受历代帝王的欢迎。以后方士中又有一部分转变为念咒画符的人物，道教遂在不知不觉中形成。

    一般认为，道教定型于东汉顺帝（公元125—公元144年在位）年间，以张道陵创立五斗米道为标志。公元二世纪30年代，张道陵作为方士中的大亨人物，集神秘之大成，在四川鹤鸣山（一作秸鸣山）修炼。他用符咒为人治病祈祷，称“太平道”。追随他的门徒，都要献纳五斗米，所以也称“五斗米道”。同样也是在顺帝时，琅琊人宫崇向朝廷献《太平清领书》（即《太平经》）170卷，这是我国最早的道教经典。张道陵死后，他的儿子张衡（不是发明地动仪、写《二京赋》的那个张衡）继承。张衡死后，他的儿子张鲁继承。张鲁时已到公元二世纪末叶，各地混战，东汉政府因他拥有强大的群众力量，还委派他当汉中（今陕西南郑）郡长（太守）。但要到300年以后的五世纪时，名道士寇谦之出世，才最终确定“道教”的名称，并确定尊奉李耳（即老子）为教主、《道德经》为经典、张道陵为先知。东晋末，五斗米道改称“天师道”。南北朝时，道教分成“南天师道”和“北天师道”两支。金元以后，分正一、全真二派。

    汉顺帝时，道人于吉（宫崇之师）以《太平清领书》在今江苏、山东一带传教，信徒众多，其中不少是贫苦农民。他们也称“太平道”。汉灵帝熹平年间（公元172—公元178），巨鹿（今河北境内）人张角做了太平道的首领，他自称大贤良师，手执带杖，巡回各地传教，装神弄鬼，让病人叩头思过，饮水以治病。他和他的弟弟张宝、张梁在群众中宣传黄老道（太平道），医治疾病，招收门徒，四方民众扶老携幼前来投奔，信从的人非常多。张角于是还派遣他的8名弟子四出传道，辗转发展信徒，十多年里竟达数十万，遍布青、徐、幽、冀、荆、扬、兖、豫等诸州，声势浩荡，乃至惊动了官府。这时，作为一种宗教形式的道教，便成了农民起义的旗帜，而且也足见其作用力之大。不久后，张角兄弟发动了著名的黄巾大起义。详细情形请参阅上章《黄巾军》一节。

    儒教。即以儒家学说教人，亦称“孔教”。儒家尊孔子为“圣人”，尊孟子为“亚圣”，其学说其实非常庞杂而博大，良莠不齐。笼统地说，如果说老庄道家（不是道教）宣扬“出世”，强调“无为”；孔孟儒家则宣扬“入世”，强调“自强”。但是，儒家的保守、复古，以及后世越来越禁锢的礼教约束、理学清规，实在让人难以忍受。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完全不同的是，两汉时期，历代刘姓皇帝都崇尚儒家学说，从西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到东汉光武帝“爱好经术，提倡儒学，奖励名节”（当然，日理万机的天子们，这样做其实并不是真的要学习知识、探究学问，只是将其改造成为适合且襄助自己执政的工具和手段，还要摆出一个好的姿态来），所以，儒教在大汉王朝简直成了国教，居于至高无上的特殊地位。而且自此以后，在两千余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除极短时期外，在诸学派中，儒家一直占统治地位，成为封建文化的正宗，直到五四运动中“打倒孔家店”。详细情形请参阅第六章《汉武大帝》、第九章《光武中兴》中的相关部分。

    (第三节）《汉书》是一大家子的伟业

    《汉书》

    说到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文化科学家族，东汉的班氏、三国的曹氏、北宋的苏氏，无疑是最杰出的。东汉班氏，父子、兄妹4人，竟出了3个大史学家（其中一个同时还是大文学家）、1个大军事外交家，实在是了不起，比后世盛行科举制度、高考制度后，一些家族纯粹通过读死书出了多少多少状元榜眼探花、总督尚书翰林、进士举人秀才、博士硕士留洋生……要更有意义多了！

    班家的老大，自然是父亲班彪，史学家；长子班固，史学家、文学家，班氏里才学和成就的第一人；次子班超，军事外交家，一代名将，“投笔从戎”的楷模，同样功勋赫赫（第十章中有关于他的介绍，此处从略）；女儿班昭，史学家，中国古代少有的大才女之一。中国历史上仅次于司马迁《史记》的另一部史学巨著《汉书》，就是班氏一大家子共同奠定的伟业。（此外，班彪的姑母，也就是班昭的姑奶奶，西汉成帝时的班婕妤，她也是个才女，善作赋，还是历史上著名的贤妃。）

    班氏家族，扶风安陵（今陕西咸阳东北）人。班彪（公元3—公元54），字叔皮。20余岁时，避难于天水，依附隗嚣。后至河西为宝融从事，为其策划归汉。光武初，举茂才，拜徐州令。后因病免官。擅长著述，博采遗事异闻，作西汉史后传65篇，以补《史记》太初以后之阙。不久逝世，书未就，语焉不详，其子班固、女班昭先后续成，即今《汉书》。《后汉书》中有其传。

    班固（公元32—公元92），字孟坚。16岁入洛阳太学，博览群书，九流百家之言，无不穷究。班彪死后，他归回故里，拟继承父业，搜集史料，整理补充，从东汉明帝永平元年（公元58）起，续写父书。永平五年被人告发私改国史，下京兆狱。其弟班超诣阙上书，力为辩白，方得释出。后召为兰台令史，与陈忠等写成《世祖本纪》。再迁为郎官，典校秘书。受命编撰《汉书》，前后达20余年，可谓呕心沥血，穷尽半生，后世将他与司马迁并称为“班马”。汉章帝时任玄武司马。建初四年（公元79），曾根据儒生博士在白虎观辩论五经异同的结论，受诏整理成《白虎通议》。汉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随大将军窦宪出击匈奴，为中护军。大破匈奴后，作《燕然山铭》以纪功。后因窦宪擅权，为和帝联合宦官所杀，他亦受牵连，被洛阳令捕，下狱并死于狱中。时《汉书》尚有8篇“表”及《天文志》未完成。班固还善于作赋，是汉赋代表作家之一。其《两都赋》、《终南山赋》等，“造构文辞，终以讽劝”，铺张扬厉，描摹夸饰，文采丰瞻，架构宏大，在文学史上影响甚大。其著作后人辑有《班兰台集》。

    班昭，生平不详，字惠班，一名姬，班固班超之妹。曾嫁曹世叔，早寡，故又称“曹大家（姑）”。因班固所著《汉书》还有部分内容未成即卒，后和帝命她（另有马续配合）就东观藏书阁续成之。因满腹才学，屡受召入宫，为皇后及诸贵人当教师。另著有《女诫》，一卷，分卑弱、夫妇、敬慎、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7篇，宣扬男尊女卑、三从四德的封建伦理。

    《汉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断代史，是“二十四史”中的第二部。因是班氏父子、兄妹所作，古又称其“班史”。此书上起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下迄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包括整个西汉一代。全书共有“帝纪”12篇、“表”8篇、“志”10篇、“列传”70篇，共100篇，后人辑为120卷。它继承《史记》的优良传统和写作特色，叙事结构严密，词简意赅，语言流畅，形象鲜明，对后世史学和文学都有很大影响。但其中也有不少篇章强调五德始终、天人感应、阴阳灾异等说法，属于认识上的不足之处。本书多用古字，向称难读。汉以后注者数十家，通行者为唐颜师古注本。

    按照当代史家黄仁宇的看法，班固的《汉书》与司马迁的《史记》相比，受了更多的正统儒家思想的束缚，以及“为尊者讳”、为帝王粉饰的成分，“文以载道”之路过于明显，也便少了许多真实性和生动活泼的价值。晋人傅玄亦认为，《汉书》“论国体则饰主阙而折忠臣，叙世教则贵取容而贱直书”。比较起来，《史记》更加富有情感，生动犀利；《汉书》则更加整饬规范，雍容典雅。司马迁更是个文人，而班固更是个学者。

    比如《史记》中把《项羽本纪》列在《高祖本纪》之前，描述“西楚霸王”是一个虽暴躁但又浑憨可爱的角色，并对他的英雄末路表示怜惜；与之相较，刘邦反像是一个伪君子（其实就是）。他形容吕后残忍虐待戚夫人，以致她的亲生儿子孝惠帝指斥她“此非人所为”。《汉书》中有关刘邦的一段，倒还是大致采取司马迁的材料；但是《高后纪》中便隐恶扬善，对戚夫人之事一字不提，只在书末《外戚传》中一笔带过。此外，《史记》中除了《刺客外传》，还有《滑稽列传》、《日者列传》、《龟策列传》等，涉及三教九流、整个社会；《汉书》中却不过只有一篇《东方朔》而已，很少有关于这些“非正派”、“下流人”的篇幅。司马迁还借《货殖列传》表达个人的私利观，认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便可，天经地义。但这却受到了班固的指责。不过话说回来，班固对有些人物的评价，纠正了太史公的一些偏颇之处，更加公允。

    (第四节）文学体裁“全面开花”

    东汉文坛，要是不算上末年的“三曹”，则虽不像西汉那样有几大泰斗级的人物：司马迁（中国史传散文第一大家）、司马相如（两汉辞赋第一大家）、贾谊（公元前200—公元前168，河南洛阳人，两汉政论文第一大家，博学能文，主张改革，屡遭谗毁，曾任长沙太傅，代表作有《过秦论》、《治安策》、《论积贮疏》等；他也是西汉辞赋大家，前文曾提及）、晁错（著名政治家、政论家，代表作有《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等），但诸体皆擅，群星闪耀，全面发展，为后世文学开创了很好的局面。

    辞赋。在第八章《汉赋》一节中，我们已有所了解，此处从略。东汉的辞赋大家，主要有班固及其《两都赋》、《终南山赋》，张衡及其《二京赋》、《归田赋》等。

    散文。东汉散文明显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大都明白晓畅、不傍经典；代表作有刘歆的《让太常博士书》、扬雄的《自叙书传》、桓谭的《新论》、王充的《论衡》等。后期多发愤之作，指切时弊，既富于激情，颇有气势，且骈散相间，注意文采；代表作有王符的《潜夫论》、崔寔的《政论》、仲长统的《昌言》等。此外，史传散文以班固的《汉书》为代表，上一节已有详细讲解。

    文论。大哲学家王充也是杰出的文论家。他在文艺理论上的几点主张是：1，重视文章的社会教化作用，要求文人负起“劝善惩恶”、“匡济薄俗”的任务，不能只为“调墨弄笔”、“美丽之观”。2，强调文章形式要服从内容，与内容相统一。3，主张征实，尖锐批判“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4，主张用通俗晓畅的语言为文。5，重视文章创新，反对模仿、因袭。

    乐府。在第八章《汉乐府》一节中，我们已从音乐的角度讲解过。乐府本是古代掌管音乐的官署机构，秦代已有，而两汉为盛。六朝时，人们把合乐的歌辞、袭用乐府旧题或模仿乐府体裁写成的诗歌统称为“乐府”，于是演变成一种诗体名称。宋人郭茂倩所编的《乐府诗集》，是现存乐府诗最完备的著作，辑录了陶唐至五代的乐府诗100卷，主要从音乐角度分12类。汉代乐府诗主要有郊庙歌辞、相和歌辞、杂曲歌辞和鼓吹曲辞等。汉乐府民歌真切传达了民众的心声，反映了广阔的社会现实。艺术上以叙事为主，善于剪裁和安排情节；善于通过人物的语言和行动来刻划其性格特征；善于运用比兴、拟人、夸张、铺陈和烘托手法；语言朴素自然，生动活泼；句式上打破《诗经》的四言，以杂言为主，并渐趋五言。代表作有《陌上桑》（属相和歌辞），通过叙述罗敷拒绝使君调戏的故事，歌颂了她坚贞的品质和不慕权贵、敢于反抗的精神，鞭挞了上层人物的荒淫，表达了劳动人民维护爱情与家庭生活的凛然正气。《孔雀东南飞》（属杂曲歌辞）最早见于《玉台新咏》（题为《古诗为焦仲卿妻作》），是我国古代最长的叙事诗，作于东汉末年，通过焦仲卿、刘兰芝的婚姻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对青年男女的残酷迫害，歌颂了男女主人公对爱情的忠贞和为反封建礼教宁死不屈的斗争精神。此外还有《上邪》、《东门行》、《长歌行》、《十五从军征》、《江南》等。

    诗歌。班固的《咏史》是最早出现的文人五言诗，系有意模仿乐府民歌之作，质木无文。东汉中后期，创作者大增，至《古诗十九首》产生而达到成熟。《古诗十九首》被称为“五言之冠冕”、“五言之《诗经》”，最早载于萧统所编《文选》，因作者佚名，时代莫辨，风格相近，且非一人一时之作，泛称为“古诗”。创作时代为东汉末年桓帝、灵帝年间，作者是中下层文人，思想内容呈现出复杂的时代特点，是饱含着生命意识觉醒之初对人生易逝的感伤；艺术上浑然天成，长于抒情，浅近平淡，语短情长，言近旨远，耐人寻味。名作有《西北有高楼》、《青青河畔草》、《生年不满百》等。

    “建安文学”。东汉末年，三国时期，北方文坛曾异常兴盛。它从黄巾起义到魏明帝景初末年，大约50年。建安（东汉献帝年号）文学是社会由分裂、动荡趋向统一、稳定的产物。在东汉末群雄并峙、逐鹿中原的争夺兼并中，曹操完成了统一北方的大业，并吸引大批文士，形成了以曹氏父子为核心的邺下文人集团。“世积乱离，风衰俗怨”的时代特征，建安文人开阔博大的胸襟、追求远大的抱负、积极通脱的心态，直抒胸臆、质朴刚健的抒情风格，形成了建安诗歌所特有的慷慨悲壮的风貌，为中国诗歌开创了一个新局面，并确立了特有的“建安风骨”美学风范。其代表人物有“三曹”、“七子”和蔡琰等。

    曹操（公元155—公元220），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文学家，字孟德，沛国谯（今安徽亳州）人，死后被追尊为魏武帝。其诗歌《蒿里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真实反映了汉末动乱的社会现实和百姓的苦难；《观沧海》写登临碣石眺望大海的所见所感，展现了作者吞吐宇宙的气概和宽广博大的胸怀，豪迈悲凉；此外还有《龟虽寿》、《短歌行》等。其散文代表作《让县自明本志令》、《举贤勿拘品行令》清峻简约，朴素自然，情真意切。

    曹丕（公元187—公元226），文学家，字子桓，曹操次子，后为魏文帝。其诗作以男女爱情和游子思妇之作为主，体裁多样，形式上颇受民歌影响，语言通俗，描写细致。《燕歌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完整的七言诗，对后代歌行体诗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散文名作《与吴质书》含蓄深情、情文并茂。《典论·论文》是我国较早的文艺理论批评文章，提出“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对文学的社会作用予以很高评价，并指出各种文体的特点，提倡“文以气为主”。

    曹植（公元192—公元232），字子建，曹操第三子，遭兄猜忌，郁郁而终。建安文学时期才华最高的大诗人，19岁即作《铜雀台赋》。其诗歌前期多为描写贵族游乐生活和应酬赠答之作，也有一些追求政治理想、向往建功立业之作，还有少数反映汉末战乱、社会残破的篇章；后期主要表现政治上受压抑的遭遇和苦闷心情，在暴露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上有一定意义，代表作有《赠白马王彪》、《杂诗》、《七步诗》等，风格“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钟嵘语），对五言诗从民歌向文人诗的发展很有影响。又工辞赋，《洛神赋》笔触细腻，文辞艳丽，刻画惟妙惟肖。其散文抒情言志文辞剀切，叙事论理简练有序，具有强烈感情色彩，如《求自试表》等。

    “建安七子”。以王粲（公元177—公元217）成就最高，其《七哀诗》、《登楼赋》最能代表建安文学精神。前者写他由长安避乱荆州途中所见饥妇弃子场面，深刻揭示汉末军阀混战造成的惨象及人民深重灾难，使人怵目惊心。后者抒发思乡之情和怀才不遇的愁恨，富有感人力量，是抒情小赋的名篇。徐干的《中论》被曹丕称为“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于后”。此外还有孔融（《杂诗》和散文《荐祢衡表》）、陈琳（诗歌《饮马长城窟》）、阮瑀（章表书记《为曹公作书与孙权》）、应玚（长于文赋）、刘桢（诗歌《赠从弟》）等。

    蔡琰，即蔡文姬，生平不详，东汉末年陈留人，中国古代著名才女。著名书法家蔡邕（下节有详细讲解）之女，博学能文，善音律。初嫁河东卫家，夫亡无子；后为乱兵所掠，又嫁南匈奴左贤王，生二子，居留匈奴12年；为曹操遣使用金璧赎回，改嫁同郡屯田都尉董祀。著有《悲愤诗》、《胡茄十八拍》等。

    (第五节）当书画不再只是文图符号

    我们常说的大艺术，包括文学、音乐、书法（中国特有，可与绘画合为书画）、绘画、雕塑、舞蹈、戏剧、建筑等，过去主要是7大门类（近世还出现了电影、电视，被称为第八艺术）。这些门类的开创和发展，两汉时期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阶段，并作出了卓越的成就。对于文学、音乐、舞蹈、戏剧等，我们前面已有讲解，本节重点讲一讲书法和绘画，也附带讲一讲与绘画相近的雕塑。

    曾经很长一段时间，写字、画图之类，不过是人们当作一种用来记录的文字、图形符号而已。到西、东汉时期，书画已不单纯作为记录符号使用，它们的艺术地位逐渐显露出来了。再加上兴起于西汉、鼎盛于东汉的乐府（音乐和文学）、百戏（杂技、戏曲和舞蹈），大艺术门类便更加的全面、丰富。虽然今日东汉留传下来的书画艺术品数量并不多，但从其中依然能窥得汉文化的绚丽风貌和壮大气象。

    两汉是汉字书法发展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由不断变革而趋于定型的关键时期。西、东汉300余年间，书法由籀篆变隶分，再变章草、真书、行书，变迁剧烈。至东汉末，我国汉字书体已基本齐备。隶书是汉代普遍使用的书体。汉代隶书又称分书或八分，笔法不但日臻纯熟，且书体风格多样，艺术上登峰造极。刘勰《文心雕龙·碑》说：“自后汉以来，碑碣云起。”东汉隶书已进入型体娴熟、流派纷呈的阶段。目前所留下的100余份汉碑中，表现出琳琅满目、辉煌竞秀的风貌。在隶书成熟的同时，又出现了破体的隶变，发展而为章草、行书，真书也已萌芽。书法艺术的不断变化发展，为以后晋代流畅的行草及笔势飞动的狂草开辟了道路。此外，金文、小篆因为实用面越来越小而渐趋衰微，但在两汉玺印、瓦当和嘉量上还使用，并使篆书别开生面。康有为曾说：“秦汉瓦当文，皆廉劲方折，体亦稍扁，学者得其笔意，亦足成家。”

    两汉书法分为两大表现形式：主流系统的汉石刻；次流系统的瓦当玺印文和简帛盟书墨迹。中国书法艺术的繁荣期，是从东汉开始的。东汉时期已出现了专门的书法理论著作，最早的书法理论提出者是东西汉之交的扬雄；第一部书法理论专著是东汉崔瑗的《草书势》。

    两汉书法家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汉隶书家，以蔡邕为代表；一类是草书家，以杜度、崔瑗、张芝为代表。草书的前身是隶草，再到章草（即汉章帝刘炟的草书），最后才成今草，都是在东汉时期完成。草书的诞生，在书法艺术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书法开始成为一种能高度自由地抒发情感，表现书法家个性的艺术。其他著名书法家还有史游，曾以隶书草写作《急就章》；王次仲；擅长隶书，唐人张怀瓘《书断》说他以隶草作楷法；曹喜，东汉章帝时人，史载他工篆书，创悬针垂露法；梁鹄，东汉末年人，善隶书，为曹操所欣赏。

    张芝（？—约公元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今甘肃境内）人。生活于东汉末年，出身官宦家庭。《书断》称他“学崔（瑗）、杜（操）之法，因而变之，以成今草，转精其妙。字之体势，一笔而成，偶有不连，而血脉不断，及其连者，气脉通于隔行”，三国魏书家韦诞举为“草圣”。晋王羲之对汉、魏书迹，惟推张（芝）、钟（繇）两家，认为其余不足观。对王羲之、王献之草书影响颇深。书迹今无墨迹传世，仅北宋《淳化阁帖》中收有其《八月帖》等刻帖。

    蔡邕（公元132—公元192），字伯喈，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少博学，好辞章。东汉末献帝时曾拜左中郎将，故世人也称他“蔡中郎”。后董卓乱国，拜他为侍中；卓遭戮，他亦获罪而死。蔡邑除通经史、善辞赋、精音律、好鼓琴外，还擅书画。其书法长于篆隶，尤以隶书造诣最深，名望最高，被誉为“骨气洞达，爽爽有神力”。汉灵帝熹平四年，其所刻石经立于太学门外，每日络绎有人来临摹。曾创“飞白书”，笔画中丝丝露白，似用枯笔写成，《书断》评论为“妙有绝伦，动合神功”。

    汉碑是体现时代度与韵的最主要的艺术形式，是研究两汉书法的重要实物。东汉立碑之风兴起。甘肃成县天井山摩崖《汉武都太守汉阳河阳李翕西狭颂》（又名《惠安西表》），系建宁四年（公元171）所刻之隶书，庄严雄伟，结字高古，方圆兼备，用笔朴厚。杨守敬评论说：“方整雄伟，首尾无一缺失，尤可宝重。”碑文末刻有书写者“仇靖”二字，开创后来书家落款之例。《西狭颂》的姊妹篇——陕西略阳县白崖《武都太守李翕析里桥埔阁颂》，系建宁五年所刻之隶书，字形结体多取横势，章法茂密，风格古朴中含沉郁。康有为评曰：“吾尝爱《埔阁颂》，体法茂密，汉末已渺，后世无知之者。惟平原（颜真卿）章法结体，独有遗意。”可见它对后代书坛的影响。此外还有著名的《曹全碑》，现藏于陕西博物馆碑林，系中平二年（公元185）刻，被称为汉碑中的美女，娟秀清丽，舒展超逸，有“回眸一笑百媚生”之态；山东曲阜孔庙的《礼器碑》（又名《韩敕碑》），系永寿二年（公元156）刻，被翁方纲夸为“汉隶第一”，对唐代楷法的形成影响很大；孔庙的《史晨碑》，系灵帝二年（公元169）立，两面刻字，书法工整，波挑神采飞逸，造型丰美多姿，章法疏密匀适，笔法笔意二者俱全；孔庙的《乙瑛碑》，系永兴元年（公元153）刻，翁方纲称其“骨肉匀适，情交流畅”，是汉隶趋于规范成熟时期的代表作之一；山东泰安岱庙的《石门颂》，系建宁元年（公元168）立，间架稳实厚重，笔画端正粗壮，有严峻之态，被后世书家视为“神品”，清代伊秉绶隶书即源于此。

    两汉时期的绘画艺术发展很快，东汉的绘画和雕刻都非常著名。东汉六位著名画家是赵歧、刘褒、张衡、蔡鱼、刘旦和杨鲁。张衡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文学家，还是优秀的画家，史载他善画神兽。蔡鱼则有画作《讲学图》、《小列女图》传世。

    当时，贵族、地主们的宫殿、住宅、庙宇、陵墓的墙壁上，到处都有壁画；一般漆器、陶瓷器、丝帛等工艺品上，也有各种图画。其内容大多是描绘贵族官僚和豪强地主们的豪华生活，有宴会、狩猎、舞乐、角抵等各种场面。20世纪50年代以来，先后在四川、山东、河北、辽宁、河南等地汉墓里发现了很多壁画。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汉景帝子鲁恭王在山东曲阜修建的灵光殿。据王延寿《鲁灵光殿赋》记载，壁画先是太古裸体粗犷奇怪的神话人物，其次是穿戴冠冕的黄尧舜，再次是夏商周三代兴亡。凡历史上著名的忠臣、孝子、烈士、贞女的事迹，国君的贤愚，政事的成败，莫不绘载。主题之外，饰以天文、万物、神怪、异事，是一组色彩鲜明、情态生动的巨幅图画。

    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了一幅彩绘帛画，长295厘米，上宽92厘米，下宽48厘米。帛画内容由三个部分组成：上面左右分别绘扶桑九日和嫦娥奔月两个神话故事（喻为天界），中绘贵妇出行图，下绘宴饮图（喻为阴间）。主题之外，饰以飞龙、异兽、巨磬、特钟等，以石青、朱砂、石绿绘制，线条流畅挺拔，人物情态自若，着色庄重典雅，鸟兽栩栩如生，显示了两汉绘画的卓越水平。

    东汉是画像石艺术的鼎盛时期，现存以山东最多。长清孝堂山石祠和南武阳石阙画像石是东汉前期画像石的代表作，嘉祥武梁祠是后期的代表作。孝堂山祠石刻（阴刻）以线条来勾画形象，清晰圆熟；武梁祠石刻（阳刻）是平面的浮雕，多为历史故事、神仙传说及奇禽异兽，技法高超。这也是我国最早的一批浮雕艺术。山东画像石又尤其集中在济宁。中国秦汉史学会会长周天游曾说：“中国汉碑半济宁，济宁汉画佳天下。”有朋友从山东济宁回来，送我汉画像石原拓精选两幅，一是“二鹭食鱼”，一是“鸾凤呈祥，珠联璧合”。均造型准确、气韵生动，将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反映了当时政治经济的强大，民族的浩然之气。

    此外，东汉墓中还发现大量画像砖，以河南、四川两省出土最多。成都等地的东汉后期画像实心砖，其画像题材广泛，包括官吏出行、狩猎、战争等，表现了社会生活的各种场景，刻画精细，线条流畅；画面一次模印而成，构图完整，有很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意义。代表作有《弋射收获画像砖》等。

    两汉时期的雕塑艺术也很有成就。现存东汉的雕塑，以1969年在甘肃武成雷台一座墓葬中发现的铜马、铜俑最有代表性，包括铜马40匹、铜奴婢28件等。这是我国古代雕塑艺术中一件非常优秀的作品。有一匹天马，凌空飞驰，头微左扬，三足高举，一足踏一飞燕，燕展翅疾飞，显得形姿矫健，阳刚灵动。

    (第六节）“四大发明”我第一

    说到我们中国是历史悠久、文化灿烂的古国，最有代表性的科学成就便是“四大发明”：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与火药。其中，造纸术是排在第一位的，因为它诞生的年代最早，影响也最大。它的发明人（也有学者认为，更正确的说法应是“革新人”）就是东汉的宦官蔡伦。在美国人麦克·哈特制定的“光荣榜”上，蔡伦与穆罕默德、牛顿、基督、释迦牟尼、孔子、保罗、谷腾堡、哥伦布、爱因斯坦被称为人类历史上十大最有影响的人，蔡伦列第七位。他可是咱的正宗老乡——湖南衡阳人啊！

    中国造纸技术起始于西汉，改进推广是在东汉时期。在造纸史上，东汉是承上启下的重要阶段，蔡伦正是这个阶段促进造纸术发展的核心人物，被称为此项技术的革新者、组织者、倡导者、推广者。

    据《后汉书》等史料记载，蔡伦（公元61？—公元121），字敬仲，东汉桂阳人（今属湖南衡阳耒阳）。年少净身入宫，和帝时为中常侍，后加位尚方令。元初元年封为龙亭侯（三百户），数年后又升任长乐太仆（相当于大千秋）。“伦有才学，尽心敦慎，数犯严颜，匡弼得失。每至休沐，辄闭门绝宾，暴体田野。”安帝亲政，以诬陷安帝祖母宋贵人，知难逃其咎，为之耻，乃沐浴整衣冠，饮药自杀。曾总结前人经验，始用树皮、麻头、破布等原料造纸，后世称“蔡侯纸”。

    蔡伦出身于普通农民家庭，从小随父辈种田；但聪明伶俐，很会讨人喜欢。汉章帝时，15岁的他即被选入洛阳宫，读书识字，表现出色。一生在宫里为官达46年。早先担任小黄门、黄门侍郎等职。因在宫廷斗争中立有大功，加之革新造纸术之大贡献，一度官尊九卿（中常侍地位与九卿等同，随从皇帝左右，“豫参帷幄”，参与国家机密大事，秩俸高达二千石），但最终仍是死于宫廷斗争（曾帮助窦太后诬陷章帝妃宋贵人“挟邪媚道”，通令她自杀；和帝在位期间，他自然是飞黄腾达；而继和帝之后即位的安帝（和、安之间还有个殇帝，但在位极短暂即夭亡）系宋贵人亲孙，故他便犯有大罪）。在主管尚方期间，宫内御用器物和宫廷御用手工作坊是其下属部门。他经常亲临现场做技术调查，又极富创新精神，曾“监作秘划及诸器械，莫不精工坚密，为后世法”，对发展当时的金属冶炼及加工、机械制造工艺等方面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但他的最大贡献还是在造纸方面，是造纸技术革新者。

    过去，人们书写使用的只是甲骨、竹木简，或者是在布帛、兽皮、树叶之类上写字，要么笨重不好搬移，要么保存不了太久，而且成本高，很难普及。蔡伦于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公元105），在总结西汉以来制造粗糙麻纸之经验的基础上，并受蚕妇缫丝漂絮的启发，大步改进造纸工艺，在京都洛阳发明和革新了用树皮、麻头（麻屑）、破布（麻布）、破鱼网等作原料，制造了适合书写的优质植物纤维纸，才使纸成为普遍使用的书写材料。其造纸术方面的贡献可概括为三大方面：第一，组织并推广了高级麻纸的生产和精工细作，促进了造纸术的发展；第二，促进皮纸生产在东汉创始并走向兴旺；第三，因受命于邓太后监典内廷所藏经传的校订和抄写工作，而形成了大规模用纸高潮，使纸本书籍成为传播文化的最有力工具。

    经蔡伦革新的先进造纸术，其工艺的主要流程是：随处可得的原料——沤、煮——漂洗——锉切——舂捣——稀释成浆——加入纸药——抄捞成纸——压榨去水——分纸张——烘、晒干燥——整纸成捆。

    蔡伦革新的造纸术，采用了多种植物原料，解决了原料来源不足的问题，还降低了生产成本，使纸的广泛使用成为可能；工艺上也有比较大的进步，并且这些造纸原理和工序在今天仍没有什么根本改变；再说，新原料的开辟和新技术的采用，使造纸从纺织业中独立了出来。麻纸和皮纸是汉代以来1200年间中国纸的两大支柱，中国文化有赖这两大纸种的供应而得以迅速发展。造纸技术的改进，使得人类梦寐以求的廉质优书写材料终于诞生并迅速成长成熟。造纸术很快推广到全国各地，简牍和缣帛逐渐被历史所淘汰。公元3到4世纪，纸已基本取代落后的简帛，而成为我国唯一的书写材料，有力地推进了我国科学文化的传播和发展。

    造纸术也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明做出的一项十分宝贵的贡献，大大促进了世界科学文化的传播和交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进程。魏晋南北朝时期（公元3到6世纪），造纸术获得了进一步发展，且开始向国外传播，最先是传入朝鲜和越南。大约在隋朝末年（公元610年前后），由朝鲜传入日本。唐朝天宝十年（公元751），一些造纸工匠把它带到了阿拉伯。12世纪中叶，阿拉伯商人又把它带到了欧洲。又经过400多年，造纸术传入美洲。19世纪，澳洲也建起了造纸厂。这样，由我国劳动人民发明的造纸术传遍了整个地球。

    我们只需将中西文明历程稍加比较，即可发现这一伟大发明的巨大作用。根据麦克·哈特的看法，在公元二世纪以前，中国文化一直不如西方世界先进，至少是差不多；因为那时中国没有方便的书写材料，西方却有纸莎草纸。但在公元后的1000多年间，中国的成就却超过了西方。根据许多标准来看，七、八世纪时期中国的文化在世界上最为先进（其实不光是唐朝，从东汉、大唐、两宋直到明朝前期，中国一直居世界文化科学的一流地位）。因为蔡伦革新了造纸术，再加上后世继承者的不断改进，有了优质的书写材料，当然还由于其他许多伟大的发明（比如“四大发明”的另三项），中国文化得到了迅速发展，很快就赶上了西方。但是在15世纪以后，西方又超过了中国；因为当时欧洲一个名叫约翰·古腾堡（他被麦克·哈特排在“光荣榜”上第八位）的天才发明了一种可以大规模印刷书的技术，而中国仍在使用刻字印刷术。另外，他们此前已引进中国的造纸术，也促进了一系列的进步。这些说法虽然有些偏颇，却也有一定的道理。

    (第七节）旷古全才张平子

    一个人，假若既是社会科学（我们如今一般说的大文科）大师，同时又是自然科学（我们如今一般说的大理科）巨匠，这样的人实在是太了不起了，堪称天地造化、人中龙凤。就是放眼全人类古往今来，恐怕也是寥若晨星、屈指可数。只在西方文艺复兴时代有个达芬奇，近代俄国有个罗蒙诺索夫；在中国，也只有东汉的张衡和北宋的沈括。张衡不但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文学家（辞赋家、诗人）、政治家、画家、史学家、训诂家，而且是世界历史上伟大的科学家（天文学家、地震学家、发明家、数学家）。已故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文联主席郭沫若曾为张衡墓碑题词道：“如此全面发展之人物，在世界史中亦所罕见。万祀千龄，令人景仰。”

    据《后汉书》等史料记载，张衡（公元78—公元139），字平子，东汉南阳西鄂（今属河南）人。出身于名门望族，年少即“天资睿哲，敏而好学，如川之逝，不舍昼夜”，善属文，通五经、天文、历算、机械制作。早期曾任南阳太守鲍德的主簿。安帝时拜为郎中，再迁太史令、侍中。永和初为河间相，拜尚书，严整法纪，打击豪强，使上下肃然，政绩突出。尝作浑天仪，又作地动仪，为世界最早测候地动的机械装置。与尚书郎周兴提出当时最为科学的《九道法》，可惜最终未为朝廷采纳。著有科学、哲学和文学之作32篇，《灵宪》乃系统阐述其浑天说（包括宇宙的起源、宇宙的无限性、天地的结构、五星的运动、日月的角直径、月食的原由、星官、流星和陨星等），《算罔论》则是数学著作。文学著作今传者有《西京赋》等，收入《文选》。其名言“不患位之不尊，而患德之不崇；不耻禄之不伙，而耻智之不博”，说明他还是个道德高尚之士。

    张衡17岁离开家乡，先后到了长安和洛阳（即西、东二京），在太学里用功读书，并结识了对天文历法亦有研究的青年学者崔瑗。朝廷听说他很有学问和本领，便召他上朝为官。其中太史令一职是要负责观察天文地理的，而这个工作也正好符合他的研究兴趣和特长。

    张衡是东汉中期浑天说的代表人物之一。经过反复的观察和研究，他断定地球是圆的，月球本身并不发光，它的光源是借太阳的照射而反射出来的。他又正确地解释了月食的成因，并认识到了宇宙的无限性和行星运动的快慢与距离地球远近的关系。他认为天好像鸡蛋壳，包在地的外面；地好像鸡蛋黄，在天的中心。这种学说虽然不完全准确，但在近1900年前能得出这样的科学结论，不能不使后来的天文学家感到钦佩。张衡还观测记录了2500颗恒星，并用铜制作了一种测量天文宇宙、演示天球星象运动的仪器，叫做“漏水转浑天仪”，上面刻着日月星辰等天文现象。这大概是世界上第一台用水力推动的“星相仪”、“宇宙仪”了。

    东汉时期，中国正处于公元前后，地震发生频繁，有时候一年要发生一、两次大地震。有些特大地震竟波及好几十个郡，城墙、房屋倾斜倒坍，造成人畜伤亡，损失惨重。张衡记录了历次地震的现象、时间，并经过细心的考察和试验，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发明了一个能预测地震的先进仪器，叫做“候风地动仪”。该仪器是用青铜制造的，形状类似酒尊，如圆筒，直径8尺，倒扣在地，尊上有个隆起的合盖。尊壁四周刻铸了8条龙，龙头分别朝着8个方向。每条龙的嘴里含了一颗小铜球，龙头下面分别蹲着8个铜制的蛤蟆。蛤蟆的嘴大张着，对准龙嘴。因尊内有一根高而细的铜柱（张衡称之为都柱），在接受到地震产生的震波后，就向波源方向倾倒。一旦哪个方向发生了地震，朝着那个方向的龙嘴就会自动张开，把铜球吐进蛤蟆的嘴里，发出响亮的声音，作出地震的警报。公元138年2月的一天，地动仪对准西方的龙嘴突然张开，吐出了铜球。按照张衡的设计原理，这就是说明华夏大地的西部发生了地震。可是，久久西部地区都没有回音。人们对张衡的发明产生了怀疑，甚至曾经嫉妒他的人还风言风语起来。过了多日，有人才骑着马来向朝廷报告，离京城洛阳1000多里的金城、陇西一带确实闹了大地震，还出现了山体崩塌。他们之所以隔了这么多天才赶到宫里，只因路程太远了，而且那边的路也不好走。于是，大家都觉得张衡和他的地动仪实在是太玄妙了，“验之以事，合契若神”，佩服他得很。地动仪在世界科技史上要先进了1700余年！

    关于候风地动仪，在《后汉书·张衡传》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自19世纪以来，即有人力图运用现代科技知识，根据史书记载来复原这项伟大的发明。此后经过几十年努力，到20世纪60年代，王振铎终于科学地解决了它从外形到结构的全部复原问题。

    张衡的神奇而先进的机械发明，另外还有指南车、自动记里鼓车、能飞行数里的木鸟等。在数学上，张衡计算出圆周率的值在3．1466和3．1622之间。早在近1900年前他就能有这样精确的计算，不能不使后人感到惊叹。

    在中国，后世人将张衡与三国马钧同称为“木圣（发明家之祖）”，就像称司马迁是“史圣”、杜甫是“诗圣”、陆羽是“茶圣”一样。为纪念他的功绩，国际上将月球背面的一座环形山命名为“张衡环形山”，将小行星1802命名为“张衡小行星”。今河南南阳张衡墓是全国重点文化保护单位。

    另外，作为东汉杰出的文学家，张衡的《二京赋》曾花了10年的创作功夫，可见其态度之严谨。这篇辞赋不但对西安、洛阳的繁荣景象有细腻传神的描绘，文辞优美，脍炙人口；而且讽刺批评了当时统治集团的奢侈生活，具有较高的思想性。他的《思玄赋》有大段文字描述自己升上了太空，遨游于众星之间，可说是一篇优雅的科学幻想诗。他在河间相任期创作的《四愁诗》，受到文学史家郑振铎的高度评价，称之为“不易得见的杰作”。除上述诸文外，遗留至今的还有《温泉赋》、《归田赋》等20多篇，都是辞、义俱佳的力作。

    上节中还提到，张衡还是东汉六大画家之一。唐人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三云：“张衡作《地形图》，至唐犹存。”此图是否还有地理科学上的意义，现已无可考证，但至少说明他擅画。当时还流传，他曾用脚画了一只神兽。张衡当过太史令，因而对史学也有许多研究。他曾对《史记》、《汉书》提出批评，并上书朝廷请求修订。他还对东汉皇朝的历史档案作过研究，曾上表请求专门从事档案整理工作，以补缀汉皇朝的史书。他还研究文字训诂的学问，著有《周官训诂》一书。据其挚友崔瑗评价，当时广大学者都对它提不出异议来。

    (第八节）“医圣”张仲景与《伤寒杂病论》

    东汉末年，时局动荡，战乱频仍，民不聊生，灾疫肆虐。成千上万的人被病魔吞噬，造成了十室九空的巨大劫难。曹操在《蒿里行》中描述当时惨痛的一幕：“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建安七子”之一王粲则在《七哀诗》中写道：“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于野。路有饥女人，抱子弃草间。顾闻号泣声，挥涕独不还。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曹植也在《说疫气》中写道：“家家有僵尸之痛，户户有号泣之哀。或阖门而殪，或覆族而丧。”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中医知名大夫、优秀郎中，因无奈改变社会根本面貌，便只好本着悲天悯怀的德行，坚持救死扶伤、治病疗人，尽自己力量以挽回人们的生命。几乎是在同时，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两位震古烁今、流芳百世的大医学家：“医圣”张仲景和“神医”华佗。张仲景是一位传奇人物，他凭一部《伤寒杂病论》顽强地穿透历史的漫漫隧道，传播、扬名、济世、救人，而且是“道经千载更光辉”，终成一代医圣。

    根据史书记载，张仲景是东汉末名医，生于东汉桓帝元嘉、永兴年间（约公元150—公元154），死于建安最后几年（约公元215—公元219），本名张机，南阳郡涅阳（今属河南）人，出生于没落的官僚家庭。从小嗜好医学，年轻时学医于同郡张伯祖，尽得其传，“用思精而韵不高”，“其识用精微过其师”；此后又经过多年的刻苦钻研和临床实践，遂成一代大家。汉灵帝时举孝廉，建安中官长沙太守，后告老还乡。时大疫流行，有三分之二的人死于传染病，其中患伤寒者十居其七。乃博采众方，于公元205年前后隐居岭南，开始专心著述《伤寒论》10卷，又著《金匮玉函要略》3卷，达十余年。汉魏以来，中医奉之为经典，与《素问难经》并重。在《伤寒杂病论》序中有这样一段话：“上以疗君亲之疾，下以救贫贱之厄，中以保生长全，以养其身。”表现了作者作为医学大家的仁心厚德，故后人尊称他为“医宗之圣”。另外，著名的中药“六味地黄丸”、我国医学史上最早使用的肛门栓剂通便法、现在急救中广泛使用的人工呼吸等，据说也是张老先生的独创。又据民间流传，如今北方人爱吃的饺子，传说也是张老先生的发明，但那时还是一种治天寒耳烂的药，现在却成了一种主食。（注：其实饺子最先是出现于北宋。）

    张仲景曾长期刻苦学习远古的中医经典《内经》（又叫《黄帝内经》），广泛收集医方，在此基础上写出了传世巨著《伤寒杂病论》。这是中国第一部从理论到实践、确立辨证论治法则的医学专著，是中国医学史上影响最大的著作之一，是后学者研习中医必备的经典著作，广泛受到医学生和临床大夫的重视。它确立的“六经辩证”的治疗原则，是中医临床的基本原则，是中医的灵魂所在。在方剂学方面，该书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创造了很多剂型，记载了大量有效的方剂。张老先生治疗伤寒热病有独特的功效，其用药的要点在于精、简，直中病情，而不像现代中医那样，用西医的思维方式与逻辑来看病。

    何谓“辨证论治”呢？因为使用寒凉药物治疗热性病，是中医的“正治法”；而使用温热的药物治疗，就属于“反治法”。但是，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治疗方法，都是用于治疗热性疾病的，相同的症状，不同的治疗方法，究竟该如何区别和选择？就是要学会辨证。不仅仅是表面的症状，还要通过多方面的诊断（望闻问切四诊）和医生的分析（辨证分析）得出症候特点，才能处方。这就是“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诊断方法。“辨证论治”的出现，对后世中医学发展起到了绝对的主宰作用。

    何谓“六经辨证”呢？那就是在治疗外感病时，将病情由浅入深地分为6个阶段，每个阶段都有一些共同的症状特点，并衍生出很多变化。这一时期的用方和选药就可以局限在某一范围，只要辨证准确，方子的运用就会有很好的疗效。但此“经”绝不同于经络的“经”，它包含的范围要宽泛得多。该书中的113个处方，也都是颇具奇效的经典配方，被后人称作“经方”。运用得当，常能顿起大病沉疴。因此，《伤寒论》也被称为“医方之祖”。

    前些日子，以“学术打假”著称的方舟子，在他新出版的一本著作《科学成就健康》中，对我国传统医学经典进行了批判，提出“科学看待中药的毒副作用”。他说：“张仲景作为一位一千多年前的古人，他的医学知识可以说基本上都是错误的，远远比不上今天任何一名正规医学院校毕业的学生。”而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高学敏则马上反驳道：“古代医学著作是中医学院学生的必修课，精华远远大于糟粕。”不管怎么说，传统中医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瑰宝、国粹，尽管有其缺憾，也需要改良，但想一下子彻底打倒，那不过是痴人说梦罢了。

    (第九节）神医华佗的传说

    一代枭雄曹操在赤壁被孙刘联军大败后，回到许都（今河南许昌），心里郁郁不乐。偏在这个时候，他最钟爱的小儿子仓舒得了重病。家里人到处请医抓药，都不见效。眼看孩子没有救了，曹操伤心地说：“要是华佗在，孩子不会死得那么早。”因为华佗已经被他杀了。

    回忆往事，曹操一直患头风病。一遇到工作紧张即病情发作，痛得受不了。他听说华佗医术高明，就把人家给请了来。华佗给他扎了几针，头痛就止了。曹操不肯放他，想把他留下来做随从医官，好随时给他治病。华佗乐于助人，热心给大众治病，更希望手持金箍铃，奔走于百姓间，所以不愿老是呆在曹操身边，只为一个人管药箱。于是他借口回家探亲，顺便取点药。曹操当时没有怀疑，让他走了。华佗回到家，托人给曹操捎了一封信，说他妻子病得厉害，一时回不了军营。曹操一再催促，华佗还是拖着不去。曹操又命令郡县官吏去催，也碰了软钉子。这一来可惹恼了老曹，便派了个使者到谯县去调查。并告诉使者，如果调查下来，华佗妻子确实有病，就送他40斛小豆，听任对方推迟假期；要是华佗谎言搪塞，就把他抓来。

    结果华佗被抓来了，带到许都。曹操认为他故意违抗自己的命令，大逆不道，下令将他处死。谋士荀彧认为这个处置太重了，劝老曹道：“华佗医术高明，他一死，牵涉到许多人的生命，希望丞相从宽发落。”曹操本来也是个爱惜人才的人，自从打败袁绍后，有点骄傲起来。再说，他正在气头上，哪里听得起劝阻。他气呼呼地说：“哼，我不怕天下就没有像他那样的医生。”说完，还是命人把华佗杀了。

    但从此后，曹操发头风病，就再没找到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可他并不肯承认自己做错了事，说：“华佗这小子是有心不肯根治我的病，即使我不杀他，也不见得会治好我的病。”直到小儿子仓舒死了，他才懊丧万分。

    曹操所说的华佗，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医学家，一名旉，字元化，和曹操同乡（沛国谯即今安徽亳州人），约生于东汉末永嘉元年（公元145），卒于建安十三年（公元208），但《后汉书·华佗传》则有“年且百岁，而犹有壮容，时人以为仙”之说，即他应该生得更早点，年纪更大点，只是仍保持着鹤发童颜。华佗自小熟读经书，尤其精通医学，擅长方药、针灸及外科手术，“兼通数经，晓养性之术”。他读过扁鹊的医书，也读过张仲景的《伤寒杂病论》，并称赞后者“此真活人书也”。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到他手里，大都药到病除，人称“神医”。当地官员和朝廷太尉听到华佗的名声，征召他做官，他都推辞不去。曹操杀他头之前，他以自己一卷医书（《青囊经》，后“青囊”遂成中医代名词）授予狱吏，对方却畏而不敢接。华佗愤然举火将医书焚之，自此其精湛医术不得后传，甚是憾事。要不倒可以与《伤寒杂病论》有得一比。

    华佗最神奇并由他独创的医术，一是“麻沸散”，一是“五禽戏”。

    华佗是人类有记载以来第一位利用麻醉技术对病人进行手术治疗的外科医生，早于西方1600余年，后世尊其为“外科鼻祖”，西方学者誉其与“欧洲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媲美。酒服式麻沸散是他配制的一种麻醉剂，用于外科开刀做手术。据日本外科学家华冈青州考证，其组成是曼陀罗花一升，生草乌、全当归、香白芷、川芎各四钱，炒南星一钱。有个病人患肚痛病，痛得很厉害，才过得十多天，胡须眉毛全脱落下来了。华佗一诊断，说：“这是脾脏溃烂了，得赶快开腹治疗。”他于是让病人服了自己制的麻沸散，很快就全身麻木，不再知道疼痛；然后迅速将其腹腔打开，把坏死的脾脏切除，再缝好创口，敷上药膏。过了四五天，创口愈合，一个月就康复了。明代陈嘉谟的《本草蒙筌》推崇他是：“魏有华佗，设立疮科，剔骨疗疾，神效良多。”

    华佗不但会做外科手术，还善于治疗内科，极其准确。一天，有两个官员同时闹头疼发热，来找华佗看病。经华佗问明病情，给一个开了泻药，另一个开了发汗药。有人在旁边看他开药方，问他为什么病情相同，用药却不一样。华佗说：“这种病表面看起来一样，其实不同。前一个病在内部，该服泻药；后一个只是受点外感，所以让他发发汗就好了。”这两人回去各自抓药服了，病果然都好了。

    有关华佗治病的传说在民间还有很多。据说有个太守生病，请了许多医生都没治好。华佗诊断后，认为这种病只有让本人发怒才能治好。他便故意向病人索取很贵的诊费，却拖拖拉拉不认真为其开方抓药；几天后又竟不告而别，并留下一封信骂太守得了病是自作自受。太守果然大怒，立刻派人追捕。太守之子知道华佗用意，暗暗叮嘱家人别去抓他。太守听说抓不到人，更加怒气冲天，一气之下呕出几口黑血。不想这一呕，病反而好了。

    华佗创造的“五禽戏”，是我国第一套体操性质的疗养健身活动。其动作是模仿虎的扑动前肢、鹿的伸转头颈、熊的伏倒站起、猿的脚尖纵跳、鸟的展翅飞翔等，能使全身肌肉和关节都得到舒展。传说华佗在许昌时，天天指导许多瘦弱的人在旷地上作这个体操，并告诉大家：“你们可以经常运动，用以除疾，兼利蹄足，以当导引。体有不快，起作一禽之戏，怡而汗出，因以着粉，身体轻便而欲食。”

    今江苏沛县有华祖庙，庙里的一副对联，总结了华佗的一生：“医者刳腹，实别开岐圣门庭，谁知狱吏庸才，致使遗书归一炬；士贵洁身，岂屑侍奸雄左右，独憾史臣曲笔，反将厌事谤千秋。”

    (第十节）中国数学“圣经”

    《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数学专著，是“算经十书”中最重要的一种。从某种意义上说，它还应该是我国现存的第一部数学巨著。它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数学体系的形成。它在中国数学史上的地位，就像《史记》在中国史学史上的地位、《论语》在中国哲学史上的地位、《离骚》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地位一样，是首屈一指、无与伦比的。有人甚至说，它就是中国数学“圣经”，可与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在西方世界的影响媲美。美国著名数学史学家说：“事实证明，中华民族是富有才华的，中国人是建立早期数学科学的先驱者。”

    《九章算术》系统总结了战国、秦、汉时期的数学成就，是一部集大成之著。它禀承先秦数学发展的源流，进入汉朝后又经许多学者的删补才最后成书，最迟在公元一世纪下半叶，也就是西、东汉之交时已有了现传本，真正是几代人共同劳动的结晶。后世许多人曾为它作过注释，其中最著名的有三国与西晋之交的刘徽（公元263）、唐朝的李淳风（公元656）等人。后世的数学家，大都是从它开始学习和研究数学知识的。唐宋两代，都由国家明令规定它为教科书。1084年由当时的北宋朝廷进行刊刻，这也是世界上最早的印刷本数学书。该书中的一些知识，在隋唐时期就已传入朝鲜、日本，后来还传播至印度和阿拉伯，甚至经过这些地区远至欧洲。可以说，它是中国为人类数学发展做出的又一杰出贡献。

    《九章算术》的内容十分丰富。全书采用问题集的形式，收有246个与生产、生活实践有联系的应用问题，其中每道题均有问（题目）、答（答案）、术（解题的步骤，但没有证明），有的是一题一术，有的是多题一术或一题多术。这些问题依照性质和解法，分别隶属于方田（研究田亩面积计算）、粟米（谷物粮食的按比例折换）、衰分（比例分配问题）、少广（已知面积、体积，求其一边长和径长等）、商功（土石工程、体积计算）、均输（合理摊派赋税）、盈不足（双设法问题）、方程（一次方程组问题）及勾股（利用勾股定理求解的各种问题）等9章，故有此名。注重实际应用，是该书的一个显著特点。该书原作有插图，可惜今传本中插图已散佚。

    《九章算术》在世界上最早系统叙述分数运算，提出分数的通分、约分和加减乘除四则运算的完整法则，比欧洲早1400多年。它在世界数学史上首次阐述负数概念及其加减运算法则，突破了正数的范围，扩展了数系，与现今代数法则完全相同。外国是直到7世纪才认识负数，比我们晚了600年。它的一次方程组解法、开平方、开立方、一般二次方程解法等成就，是世界上最早的多位数和分数开方法则，奠定了中国在高次方程数值解法方面长期领先世界的基础。它采用分离系数的方法表示线性方程组，相当于现在的矩阵。解线性方程组时使用的直除法，与矩阵的初等变换一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完整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在西方，直到17世纪才提出此法则，我们则早了1600年。现在中学讲授的线性方程组的解法，与《九章算术》所介绍的方法大体相同。其“盈不足”的算法，更是一项令人惊奇的创造。它需要给出两次假设，是一项创造，中世纪的欧洲称它为“双设法”，有人认为它是由中国经阿拉伯国家传去的。在“粟米”、“衰分”、“盈不足”等章中，有许多关于比例的问题，在世界上也是比较早的。其整套的比例理论，西方是直到15世纪末以后才形成，比我们晚了1400多年。该书提出的勾股数问题的通解公式，比西方早了30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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