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于公元57年驾崩后，其第四子刘庄继位，是为汉明帝。刘庄（公元28—公元75），初名阳，后改名庄，12岁封东海公，不久进爵为东海王，16岁立为皇太子，30岁继位，第二年改年号为永平。明帝即位后，勤于政事，在位期间，“遵奉建武之教，有加而无改”，表明他将继续奉行光武健在时为巩固东汉统治而推行的各项政策。
首先是继续加强皇权。明帝继承光武抑制外戚、大臣（包括功臣）权势的政策，对其中依仗权势、作威作福者严加惩处。护羌校尉窦林系大司空窦融亲属，既是功臣子弟又是外戚之家，永平二年（公元59）以欺君罔上、贪赃枉法罪下狱论死。明帝以窦融管教子弟不严，“数下诏切责融，融惶恐乞骸骨，诏令就第养疴”，亦被罢官。此后，明帝弟楚王刘英、广陵王刘荆、司徒虞延、司徒邢穆等都以有罪自杀；河东尹薛昭、司隶校尉王康、驸马都尉韩光等也都先后坐事论死。可见明帝对外戚、大臣以至宗室诸王控御极严，一旦犯法即从严治罪，决不因其官职高、地位亲近而加以宽贷。其次，继续奉行与民休息政策。明帝统治时代，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明帝还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明帝乃令著名水利专家王景（生卒年不详，字仲通，乐浪人，少学易，好天文术数，深沈多技艺，曾用墕流法修浚仪渠）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黄河两岸被淹数十县的土地又成了良田。因有以上各项政治经济措施，东汉政局更加稳定，社会经济文化也得以发展，故史称永平之世。
明帝在文化上继续崇尚儒术、谶纬神学。明帝少习儒业，从名儒桓荣习经学，“十岁通《春秋》”，“治《尚书》，备师法，兼通九经，略举大义，博观群书，以助求学，无所不照”。即位后仍好学不倦，极力推崇儒术，提倡尊孔读经，曾多次召集太子、诸王、文武大臣及知名儒生共同讨论儒家经义，有时还亲临参加，亲自在辟雍主讲。对谶纬神学他尤为重视，亲自主持谶书纬书编写工作，以谶纬解释经义。明帝继承了汉武以来外儒内法的传统，在政治上注意吏治，执法严明，循名责实，信赏必罚，故史称“帝尤任文法”，又称其“追踪宣帝”，“善刑理，法令分明”。他还笃信佛学，曾遣使往天竺求佛经像，立白马寺于洛阳城郊。
永平十八年（公元75）8月，明帝病逝于洛阳东宫前殿，在位18年，终年48岁。明帝第五子刘炟（公元58—公元88）继承皇位，是为汉章帝，全名是肃宗孝章皇帝，永平三年（公元60）立为皇太子时年仅4岁，19岁即位，第二年建年号为建初（公元76—公元84），后来又改元元和（公元84—公元87）、章和（公元87—公元88），在位13年。期间励精图治，继续奉行光武帝、明帝之世所推行的发展社会生产、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以执政仁厚宽容著称。章帝还是位书法家，草书非常有名，被称为“章草”。
其一，重视农业生产，提出“王者八政，以食为本”，并亲耕农田以示鼓励。奖励垦荒，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苦农民，并减轻田租徭役，贷与或给与粮种、田器，或为雇人耕种。多次下诏免除百姓田租。建初元年“诏以上林池籞赋与贫人”；元和元年“令郡国募人无田欲徙它界就肥饶者，恣听之。到在所赐给公田，为雇耕，赁种饷，贳与田器，勿收租五岁，除算（算赋）三年”；元和三年诏“今肥田尚多，未有垦辟，其悉以赋与贫民，给与粮种，务尽地力，勿令游手，所过县邑听半入今年田租，以劝农夫之劳”。
其二，平徭薄赋，减轻刑罚，招抚流民。史称章帝即位后，“平徭简赋”，多次下令减免田租徭役。登基之初即下诏“勿收兖、豫、徐三州田租刍稿，以其见谷赈给贫人”；元和二年下诏“人有产子者复，勿算三岁。令诸怀孕者，赐胎养谷人三斛，复其夫勿算一岁，著以为令”；建初八年下诏“减徭费以利饥民”。同时还下诏减轻刑罚：“决狱断刑，多依矜恕，条诸重文可以从轻者四十一。”“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息事宁人，……间敕二千石各尚宽明。”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议，除刑罚残酷条文50余条。此外，又下诏招抚流民归还本乡从事生产。建初元年正月，“诏三州郡国：方春东作，人方受禀，往来烦剧，或妨耕农，其各实核，尤贫者计所贷并与之。流人欲归本者，郡县其实禀令足还到，过止官亭，无雇舍宿，长吏亲躬，无使贫弱遗脱，小吏豪右得容奸妄，诏书既下，勿得稽留。”
其三，注意整顿吏治，饬令地方官吏勉劝农桑。章帝继续奉行前朝注意整顿吏治的政策，诏令“有司慎选举，进柔良，退贪冒”，奖励廉吏，严惩贪官；并饬令地方“二千石勉劝农桑，弘致劳来”，“顺时令，理冤狱”。并明确指出“谷食连少，良由吏教未至”，以“勉劝农桑”、增加农业生产作为地方官吏的首要任务。
其他措施还有：禁盐铁私煮私铸；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改革历法，始用李梵等所作《四分历》。
经过上述各项具体措施，东汉社会生产不断上升。正如《后汉书》所说：“自中兴以后，逮于永元，虽颇有弛张，而俱存不扰，是以齐民岁增，辟土世广。”由此政局也持续出现良好局面，大汉朝廷稳定，国家兴盛，社会安宁，达到顶峰阶段。章帝又两度派班超出使西域，使之重新称藩于汉。在历史上，章帝时代与明帝时代共称“明章盛世”。
在文化上，章帝遵循光武、明帝时代崇尚儒术的政策。史称章帝“少宽容，好儒术”，即位以后，重用儒臣，提倡儒术。为使儒学与谶纬进一步结合起来，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召集诸儒于洛阳白虎观讨论五经异同，建初八年（公元83）选高才生受学《左氏春秋》、《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对不同意见，章帝亲自裁决。这样的考详同异，连月始罢。最后由班固总结，写成《白虎通议》（亦称《白虎通德论》）一书。该书是经学与谶纬学的混合物，中心内容是宣扬三纲六纪，成为今文经学派主要典籍。董仲舒早已提出三纲六纪的伦理观念，《白虎通议》则将其进一步理论化，当作永恒不变的道德规范和最高的政治准则。它明确提出“三纲”是“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它以唯心的天命论为理论基础，并用某些自然现象与封建社会秩序比附，说明“三纲六纪”的“合理”。它神化皇帝，说皇帝享有天下，是“受之于天，不受之于人”，天命所定，神圣不可侵犯。又说皇帝和臣民的关系就像太阳和月亮，臣民要对君主竭尽忠诚，这是天意，进一步从理论上把以皇帝为总头目的封建政权神圣化。白虎观会议肯定了“三纲六纪”，并将“君为臣纲”列为三纲之首，使封建纲常伦理系统化、绝对化，同时还把当时流行的谶纬迷信与儒家经典糅合为一，使儒家思想进一步神学化，对后世历代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由于章帝过分抬高儒教，致使一些官员求虚丢实，开始腐败。且章帝晚年过于放纵外戚、宠幸宦官，一改光武和明帝严格禁止外戚和宦官参预朝政的政策，宠爱皇后窦氏，重用窦后之兄窦宪；又优待宦官，使这两股腐朽势力从此登上东汉王朝的政治舞台，引起宫廷内部斗争，导致和帝时期外戚专权、宦官擅权，开明政治从此结束，由光明走向黑暗，由盛世走向衰退，直接性导致东汉的最终覆亡。
汉和帝刘肇（公元79—公元106），章帝次子，公元89—公元105年在位，执政17年，享年27岁。和帝在位时期，科技、文化有很大发展，蔡伦发明造纸术，班固、班昭写成《汉书》。和帝还罢盐铁之禁，炼铜和铜器制作、丝织业等都有了发展。另外，和帝初年窦宪灭亡匈奴，扩张疆土数千余里，在世界历史上也是一件大事。和帝还曾遣甘英使大秦（古罗马）。明帝、章帝、和帝三代合称“明和之治”。从东汉前期到中期，物质富足，商业发达，首都洛阳是全国物流和商业中心，甚至是世界上最大、最美的城市之一；南方扬州、荆州、益州的手工业和商业也都很兴旺，城市人口大量增加。
和帝即位时只有10岁，由母后窦太后执政，从此汉朝由稳转乱，进入外戚、宦官相继掌权时期。窦太后排斥异己，让弟弟窦宪掌权，窦家人一犯法，窦太后就再三庇护。窦氏的专横跋扈引起和帝不满。永元四年（公元92），和帝联合宦官郑众将窦氏一网打尽，但又由此进入宦官专权时期。顾此失彼，难以两全。元兴元年（公元106），和帝郁郁而终。
(第二节）军事外交的强盛
东汉统治时期，与西汉相似，西北地区仍是朝廷非常重视的军事地区。这一地区稳定与否，关系着整个东汉的统治安危，以及能否与西方地区和国家保持交流。为维持西北地界的局势，汉廷一方面派出以窦固、窦宪为代表的军队，用武力征伐匈奴势力；另一方面派出以班超为代表的使者，与西域各国进行和平和战争交流。
首先是武力征讨。但此种政策并非一开始就是这样。东汉初年，因长期内战，无暇对外，王朝对匈奴的南掠和袭扰被迫实行防御战略。建武六年，汉光武帝刘秀曾遣使匈奴，赠送金帛，以通旧好，但仍未能制止对方南掠。统一全国后，东汉为避免边境冲突，罢省定襄郡（治今山西右玉南），徙民于西河（治今山西离石）；徙雁门（治今山西朔县东南）、代（治今山西阳高）、上谷（治今河北怀来东南）等郡吏民6万余口于居庸、常山以东。这样，匈奴左部就得以转居塞内。建武二十年，匈奴一度进至上党、扶风、天水等郡，成为东汉王朝严重的威胁。
随即，匈奴人遇到连年旱蝗灾，赤地数千里，人畜死耗很大。其东面的乌桓乘机进击，迫使它北徙。接着，匈奴贵族中又发生争夺统治权的内讧。建武二十四年，匈奴日逐王比被南边八部拥立为南单于，他袭用祖父呼韩邪单于的称号，率部众到五原塞，请求内附，得到东汉允许。此后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入居云中，不久又转驻西河郡的美稷，分屯部众于边境各郡，助汉戍守。东汉王朝常以财物、粮食、布帛、牛羊等赠之，供给费每年达一亿钱以上。南匈奴同东汉和平相处，边境安宁，原来内徙的边郡居民也多陆续回归本地。和帝初年，南匈奴领有3．4千户，23万多口，包括军队5万人。南匈奴人逐步转向定居和农耕生活，并逐渐向东向南迁徙。北匈奴离汉边较远，他们控制着西域，常侵扰河西和北方郡县，掳掠南匈奴人和汉人。东汉王朝为避免这种侵扰，答应与北匈奴“合市”，一些南匈奴贵族因此对东汉发生怀疑。他们同北匈奴贵族暗中联络，准备共同反对汉廷。东汉为隔绝南北匈奴的交通，设置度辽将军，统度辽营，屯兵于五原曼柏（今内蒙古达拉特旗东南）。章帝时，北匈奴贵族驱牛马到武威与汉人“合市”，得到郡县的隆重款待和东汉王朝的馈赠。继而，北匈奴受到北面丁零、东面鲜卑、东南面南匈奴的夹攻，又受到西域许多国家反击，势力薄弱，部众离散，大批向东汉投降。
明帝时，为保障河西四郡安全，东汉王朝开始对匈奴实施战略反击。永平十五年（公元72）12月，明帝命耿秉为驸马，屯凉州酒泉郡，积极部署对北匈奴的进攻。翌年2月，汉军分四路，分别出平城塞（今山西大同东北）、高阙塞（今内蒙古狼山中部计兰山口）、居延塞（今内蒙古额济纳旗东）、酒泉塞（今属甘肃，郡治禄福）。前三路均无功而还，但窦固军由酒泉出塞至天山（今新疆境内），击败北匈奴呼衍王，斩首千余级，追至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留吏士屯伊吾卢城（今新疆哈密西北四堡）；并以班超为假司马出使西域，招降诸国。十七年11月，窦固与耿秉1．4万骑出玉门关（今甘肃敦煌西北小方盘城）进军西域，在蒲类海击败白山部后，转军进击依附北匈奴之车师（一作姑师，都交河城，今新疆吐鲁番西北），车师王降。东汉置西域都护及戊己校尉、宜禾都尉屯田，逐渐恢复了对西域的控制。
为彻底解决北患，东汉政府又继续对北匈奴出兵，经过稽洛山之战和金微山之战两役，其势力被彻底摧垮。首先是稽洛山之战。和帝永元元年（公元89），东汉政府派窦宪（？—公元92，字伯度，扶风平陵即今陕西咸阳西北人，东汉开国功臣窦融曾孙，章帝窦皇后、和帝窦太后胞兄，征讨匈奴立有赫赫战功，但因外戚专政、骄纵擅权，一度任大司马、大将军，后为和帝诛族，而他于永元四年被迫自杀）、耿秉等率骑士8000人，会同南匈奴骑兵及羌、胡兵3万人，分3路深入漠北进攻北匈奴。三路大军会师涿邪山后，窦宪又命阎盤、耿夔、耿谭等领精骑万余进击稽洛山（今蒙古国西南），向北单于发动猛攻，大破其军。北单于逃走，窦宪挥军追击，直至私渠比鞮海（今蒙古国乌布苏泊），斩杀名王以下1．3万人，获牲畜百万余头，北匈奴81部共20万人投降。窦宪、耿秉一直北进到燕然山（今蒙古国杭爱山），出塞3000余里，登山刻石作铭勒功而还。这一仗，北单于元气大伤，其衰落已成无可避免之势。一年后，南单于上书请求再击北匈奴。于是，中郎将耿谭遣部将监护南匈奴左右部骑兵8000人，出鸡鹿塞，抵涿邪山，留下辎重，兵分两路袭击北单于，两路军队乘夜围攻之。北单于大惊，急率精兵千余人迎战。激战中，北单于负伤落马，仅领轻骑数十人逃走，所部8000人被歼，数千人被俘。北匈奴势力更加衰弱。次年，窦宪决定彻底消灭北匈奴，遂派右校尉耿夔、司马任尚、赵博等率兵出居延塞，远袭金微山（今新疆阿尔泰山），大破北单于军，斩阏氏、名王以下5000余人。北单于领数骑逃脱，西入康居。此次汉军出塞5000余里，是行程最远的一次。此次战役后，北匈奴一部无奈向西远徙，远离中华大版图，甚至据说遁到了欧洲大陆，是今天匈牙利等国人民的一支重要祖先；而余部溃散，混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东面的鲜卑人逐渐西移，占据了北匈奴的故地。
与武力相同时，窦固为抵抗匈奴，想采用汉武帝之法，派人联络西域各国以共同对付匈奴。他赏识班超（公元32—公元102，字仲升，扶风安陵即今陕西咸阳东北人，著名史学家班彪次子、班固弟、班昭兄。父卒，家贫，为官府钞书以养母。初任兰台令史，后投笔从戎，公元73年从窦固出击匈奴，任假司马，旋奉命率吏士36人赴西域，立下丰功伟绩，成为一代名将。他在西域活动半辈子，机智勇敢，坚毅不拔，使西域各国各地摆脱了匈奴的奴役，“丝绸之路”亦得以恢复畅通）的才干，派班超担任使者去西域。下面这个大家都熟悉的故事，就是班超初到西域的遭遇。他的勇敢与机智，赢得了西域各国的赞赏，也赢得了他们对汉王朝的支持。
最初，班超带着36名随从人员先到了鄯善（今新疆若羌）。鄯善原归附匈奴，因匈奴逼他们纳税进贡，勒索财物，鄯善王很不满意。但是这几十年来，汉朝顾不到西域，他只好勉强听从匈奴命令。这次见汉家天子派使者来，他就挺殷勤地招待了他们，有结交友好之意。可几天后，班超发现鄯善王对待他们的态度忽然冷淡起来，起了疑心，同随从人员说：“你们看得出来吗？鄯善王对咱们跟前几天很不一样，我猜想一定是匈奴的使者到了这儿。”话虽这样说，毕竟只是一种猜想。刚巧鄯善王的仆人送酒食来，班超装做早就知道的样子问道：“匈奴的使者已经来了几天？住在什么地方？”鄯善王和匈奴使者打交道，本来是瞒着班超的。那个仆人给班超一吓，以为他已知晓此事，只好老实地回答说：“来了3天了，他们住的地方离这儿30里地。”班超当即把那个仆人扣留起来，立刻召集36名随从，对他们说：“大家跟我一起来到西域，无非是想立功报国。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鄯善王的态度就变了。要是他把我们都抓起来送给匈奴人，我们的尸骨也不能回乡了。你们看怎么办？”大家都说：“现在情况危急，死活全凭你啦！”班超说：“大丈夫不进老虎巢，怎能掏得到小老虎（即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典故）？现在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趁着黑夜赶去匈奴的帐篷周围，一面放火一面进攻。他们不知道咱们究竟有多少人马，一定着慌。只要杀了匈奴的使者，事情就好办了。”大家都说：“好，就这样拼一拼吧！”到了半夜，班超便领着这36个壮士去偷袭匈奴帐篷。那天晚上，正赶着刮大风，北风呼啸，甚是寒冷。班超吩咐其中10人拿着鼓躲在匈奴帐篷后面，20人埋伏在帐篷前面，自己则跟其余6人顺风放火。火一燃烧起来，10人同时擂鼓呐喊，其余20人便大喊大叫地杀进帐篷。匈奴人从梦里惊醒，以为被大军包围，到处乱窜。班超打头冲进帐篷，其余人也跟着他冲杀进去，杀了匈奴使者及其随从，并把其所有帐篷都烧了。当班超他们回到自己营房里时，天刚发白。班超请鄯善王过来。鄯善王一看到匈奴使者已被班超杀了，于是再无其他办法，倒也铁定了心思，就对他表示愿意服从汉朝命令。于是，鄯善的问题很好地解决了。
不久，班超又西至于阗（今新疆和田），迫使于阗王杀匈奴使者，归服汉朝。次年入疏勒（今新疆喀什噶尔），废黜亲附匈奴的疏勒王。永平十八年，匈奴胁迫车师叛汉，又指使焉耆（今属新疆）攻击东汉西域都护，班超率部坚守。章帝曾召他回国，而他仍一直留驻西北，镇守边陲。班超在西域的日子并不是一帆风顺，其间充满了风险，跌宕曲折，危机重重。他在西域经营长达30余年，先后经过降伏莎车之战（公元78—公元87年）、逼退月氏之战（公元90—公元91年）、平定焉耆之战（公元94年）。通过这一系列战争，以及他的不懈努力，西域50余国全部归附东汉。不久他担任西域都护，驻守龟兹，永元九年还曾遣甘英出使大秦。和帝为表彰其功勋，封他为定远侯。永元十四年，和帝批准班超回朝，任射声校尉。同年死于洛阳，终年71岁。
(第三节）军事外交的强盛（2）：东西两大帝国“第一次亲密接触”
作为东西方的两大文明古国且经济文化大国——中华帝国（东汉）与罗马帝国，有着各自辉煌灿烂的历史和文明。罗马在汉代被称为“大秦”，意即泰西（极西）之国，又称“海西国”。那么，这两个大国是何时开始进行接触的呢？其中经历着曲折的道路。
永元九年（公元97），汉和帝和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使大秦，抵条支，临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谓（甘）英曰：‘海水广大，往来者逢善风，三月乃得度。若遇迟风，亦有二岁者。故入海人皆赍三岁粮。海中善使人思土恋慕，数有死亡者。’英闻之，乃止。”这段史料说的就是东汉朝廷与罗马帝国尝试的第一次接触。由于安息海商的婉言阻拦，至条支的西海（今西亚波斯湾）而回，没有达到寻求通往埃及亚历山大里亚海路的目的，东汉与罗马直接的联系没有成功。但中国使者的到来，引起了红海彼岸其他国家的关注，诸如莫恰（今也门木哈）和阿杜利（今埃塞俄比亚马萨瓦港附近），率先表达了与中国缔结盟约的愿望。公元100年，他们派使者来到东汉首都洛阳，向汉和帝进献礼物。汉和帝也展示了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和东方大朝的风采，厚待两国使者，赐给两国国王代表最高荣誉的紫绶金印，表示了邦交上的极大诚意。
回溯西汉张骞，再看东汉自班超恢复通西域后，他们开通的“丝绸之路”成了东西方经济和文化交流的要道。这条路东起洛阳、长安，经河西走廊，至安西分为两路：北路经天山北路、准噶尔盆地，西抵大宛；南路经天山南路，至蒲昌海（今罗布泊），又分经塔克拉玛干沙漠以北、以南两道，至喀什会合，逾葱岭至大宛。南北两路在今浩罕附近相会，再西行至今撒马尔罕、今马里（中国古称木鹿），再西行至波斯古都埃克巴塔纳（今哈马丹），至安息都城泰西封（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最后到达地中海东岸的安条克（今土耳其境内安塔基亚）。这条道路历经雪山、高原、沙漠、戈壁、盐碱滩等天然险障，它的开通无疑是世界古代史上的一大伟业。两汉时期的中国人，克服了葱岭皑皑白雪和巍巍雄峰的天险、塔克拉玛干沙漠千里无人区的“死亡地带”，曾使木鹿以东的道路都在自己影响之下。这是对人类历史的一大贡献。
在莫恰和阿杜利与中国缔结盟约的激励下，罗马在半个世纪之后，罗马也正式派使者出访东汉王朝。公元166年（东汉恒帝时期），罗马安东尼朝皇帝马可·奥理略（公元161—公元180年在位）派遣使者，自埃及出发，经由印度洋、太平洋，到达汉朝统治辖下的日南郡登陆，然后北赴洛阳，开创了中国、罗马两大帝国直接通使的纪录。
罗马使者东来的航路，遵循着以南印度洋为枢纽的“海上丝绸之路”。条条大路通罗马；换一句话说，也是条条大路通长安（洛阳）啊！从此，罗马货物通过海路直运南中国的便越来越多。据公元240年左右（三国魏齐王时期）写成的《魏略》，罗马世界的物产，即亚历山大（今埃及）东方贸易的货单，可归成金属制品、珍禽异兽、珠宝、织物、玻璃、香药6大类，共83项，这些货物正是罗马世界向中国的输出品。罗马不仅成批输出货物进中国，也大量进口中国货，主要是衣料、皮货和铁器。
(第四节）外戚、宦官“阴魂不散”
看过上文的知道，外戚宦官政治是西汉王朝的两大隐患，并最终葬送了刘氏政权。时光进入东汉，外戚专权、宦官干政仍然是大汉朝廷的两大政治危机，真是“阴魂不散”，紧紧相随，纠缠不去。刘秀建立东汉，宣称是西汉的中兴，但他没有能力采取行动以防止外戚宦官政治复活，反而走来走去，仍然走到了这座独木桥上，甚至有变本加厉之势，更为甚嚣尘上。外戚宦官之争是东汉政坛的一大特色，也是造成其迅速由盛转衰、最终覆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东汉朝廷的执政人物，除了表面上的最高统治者皇帝，除了地方的豪强地主，也就是外戚宦官和士大夫。前者是古老力量，后两者是新兴力量。这三种人物互相斗争，构成了东汉王朝的全部宫廷政治史。
根据柏杨的分析，皇帝能力强的时候，外戚宦官是一种助力；皇帝能力弱的时候，他们就自然成了政权的接班人。东汉前期，亦即光武帝、明帝、章帝时，皇帝本人能控制国家的政治权力，外戚与宦官便无用武之地，被压抑得难以出头，似乎销声匿迹了一般。但一进入东汉中期，章帝死后，和帝刘肇继位（公元88－公元105年在位），此后到殇帝刘隆（公元106年）、安帝刘祜（公元107—公元125年）、顺帝刘保（公元126—公元144年）、冲帝刘炳（公元145年）、质帝刘缵（公元146年）、桓帝刘志（公元147—公元167年）、灵帝刘弘（公元168—公元189年）、少帝刘辩（公元189年）、献帝（公元189—公元220年），一直都是外戚、宦官轮流把持着国家最高权力，交替专政，相互倾轧，使朝政陷入极端的黑暗和混乱之中。外戚与宦官是专制主义皇权的左右手，是寄生在皇权肌体上的一对毒瘤。
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最根本的还是权力争夺。东汉中后期外戚、宦官政治之所以这么严重，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此时太子多年幼即位（整个东汉，除了开国天子光武帝刘秀和他的儿子明帝刘庄是成年人践祚外，其他皇帝，屁股坐上宝座时，最大的也只不过弱冠18岁，最小的是还抱在怀里喂奶的襁褓，如和帝是10岁、殇帝是3个月、安帝是13岁；而且除了献帝外，其他没有一个活到40岁，殇、少、冲、质四帝甚至还没有机会庆祝自己的10岁生日），年轻的太后临朝，在儒家学派意识形态和多妻的宫廷制度下，她不便接触男性大臣，就不得不重用她娘家的父兄来协助处理政事，这就为外戚窃取大权创造了机会，同时这新寡太后才是外戚集团里的“大姐大”；外戚自恃亲贵，骄横擅权，无视幼主，朝中大臣均仰承其鼻息行事；及至皇帝成年懂事，不甘外戚胁持，为把大权夺回到自己手中，就结纳在身边的心腹宦官，发动政变，除掉外戚；皇帝亲政后，自然重用夺权有功的宦官，于是又演变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可是前一皇帝死后，宦官身份卑贱不能辅政，立了新皇帝（因为皇帝幼小是外戚政治的唯一基础，所以外戚自己也尽量排斥年纪较长的继承人），接着又有新外戚上台。这种围绕皇权争夺而出现的外戚、宦官起伏交替专政，就成了东汉政坛的主要特征。外戚宦官挟持幼帝，独裁专横，大肆搜刮，徇私枉法，党同伐异，导致统治日趋腐朽，政府“仓帑为虚”。
在东汉，外戚一般都是功臣宿将、名门大族，他们是豪强地主上层的代表。东汉的外戚，主要有“马、窦、邓、梁”四大家族。明帝的马皇后，是大功臣马援的女儿；章帝的窦皇后（和帝时为太后），是大功臣窦融的曾孙女，桓帝的窦皇后（灵帝时为太后），也是该窦氏的后裔；和帝的邓皇后（殇帝、安帝时为太后），是功臣邓禹的孙女；顺帝的梁皇后，是功臣梁统的后代。这四大家族，集功臣与外戚于一身，势力非常强大。除了马皇后一门能自我谦抑以外，其余几家都是专横跋扈，显赫一时；周而复始，反复循环。顺、冲、质、桓四帝时，外戚梁冀专政近20年，财富积累达30亿，堪称当时世界首富。质帝刘缵有一次在朝堂之上，当着梁冀的面，对文武百官说：“真是个跋扈将军！”就因为这句话，堂堂皇帝竟被独裁者梁冀所残忍毒杀，可他不过是一个八九岁的孩子而已。此外，少帝时的何太后一家（其兄何进专权，与袁绍杀宦官蹇硕，后又为宦官张让、段硅所杀）、献帝时的伏皇后一家（其父伏完曾密谋反曹操，为后者所杀），也曾有过短时的重大举动。而长期的世家大族执政，还形成了具有垄断性的门阀政治和特权阶层。
这个长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从和帝到桓帝初是第一个阶段，外戚占优势；此后是第二个阶段，宦官先占优势，但最后却彻底失败。在第一阶段，外戚宦官有四次显著的大斗争：第一次是公元92年宦官郑众协助和帝同外戚窦宪（窦太后之兄，打败匈奴的那位）的斗争；这是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窦宪被杀，宦官胜利，郑众因功封侯，他们在政治上的弄权也就从此刻开始，这也标志着中国历史上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宦官时代；第二次是安帝和宦官同外戚邓氏的斗争，李闰、江京逼邓太后之兄自杀；第三次是顺帝和宦官孙程、王康等杀外戚阎显（阎太后之兄）；第四次是公元159年桓帝和宦官单超等同外戚梁冀（顺帝妻梁皇后的兄弟、冲帝的舅父）的斗争，梁冀终于被诛。
桓帝以后，宦官在政治上占优势。桓、灵帝时期，政治也更加腐败，甚至公开卖官鬻爵。桓帝既然得到单超、唐衡、徐璜、左棺、具爱这5个宦官的大力帮助，消灭了大独裁者梁冀，收回了皇帝的权力（在这个过程中，君臣之间的关系实际上已发展到类似于黑社会里的弟兄），当然要感激他们5人，于是同日封侯（此5人为一等侯爵，参与行动的另8个宦官则为二等侯爵），宦官仗着与陛下的“咬臂之盟”，在政治上的权力大大增长。这一时期的外戚、宦官斗争，又增加了太学生、士大夫等知识分子反对宦官的新内容。他们反对宦官，主要是反对后者大肆弄权，因而造成政治上的黑暗，要求改革现状，改善朝政；如和帝时的郅寿、乐恢，安帝时的杜根、杨震，顺帝时的张纲、朱穆、皇甫规，桓帝时的李膺，灵帝时的陈蕃等。他们得到了朝臣和外戚的热烈支持。因此，官僚、外戚、太学生（士大夫）又组成了反宦官的联合战线，出现了品评时局、不满权阉的清议派。官僚豪强和太学生反宦官的斗争日趋激烈；宦官也对他们发动反击，诬蔑他们是想推翻朝廷、图谋不轨的党人，把他们逮捕、打杀、下狱，或禁锢终身永不作官，历史上称作“党锢之祸”（下文我们再详细讲解）。尽管宦官在这一时期很得势，但他们毕竟只是皇帝的奴才，“近水楼台先得月”，有皇权才有他们的权，皇权一衰落，他们的权也就完了。东汉末年黄巾起义被镇压，刘氏政权得到苟延残喘；但是中央皇权已被削弱，地方世家豪族势力更加强大。宦官想狐假虎威，借皇权欺压世家豪族这招也就不灵了。
公元189年，中原豪强、禁卫军官袁绍（他也算一介文士；与曹操一样，按照黄仁宇的说法，他们都是“以学阀而变为军阀”，“文士自卫成了武将”，正是这类人最终改变了刘汉的江山）发兵洛阳，不分青红皂白，大肆屠戮，将宫中宦官2000多人全部诛杀，血染高墙，尸堆大殿，便彻底结束了东汉后期数十年宦官擅权的局面。
(第五节）士大夫阶层首度崛起
中国历史上传统的知识分子，有着数千年积累而形成的许多鲜明特征和优良美德，他们有知识，有思想，有操守，有情感，了解天下，关心百姓，高瞻远瞩，忧国忧民，所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位卑未感忘忧国”，“我以我血荐轩辕”，“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自身”，虽既无权无势、家境清贫，遭世俗鄙视；又文弱无力、手无寸铁，为豪强轻蔑，但就是敢挺身而出，慷慨激昂，疾恶如仇，爱憎分明，铮铮傲骨，凛然正气，不怕权贵，视死如归，抨击一切假恶丑，人间正道是沧桑，“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我自横刀向天笑，去留肝胆两昆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杀了我一个，还有后来人”，“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些斩钉截铁、可歌可泣的话句，在泱泱中华大地上已响彻云霄数千载，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民族的优秀分子、读书人的楷模和典范、真正的“国家脊梁”（鲁迅语）前赴后继，英勇斗争，自强不息，去“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埋头苦干”、“拼命硬干”。而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主要就是指士大夫阶层，这个群体的形成有一个漫长的过程，它的第一次大规模出现，也就是崛起，正是在大汉王朝，尤其是东汉的中后期。
士大夫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产物，某一方面类似于古代印度的刹底帝利，某一方面又类似于欧洲中古世纪的僧侣教士。在中国，其历史悠久，商周时期是低级贵族阶层，一般受过六艺教育，能文能武，“士”是武官，“大夫”是文官；春秋时多为卿大夫家臣，战时充当低级军官，有的有“食田”，有的以俸禄为生，也有的参加农业生产；春秋战国之际极为活跃，一般都凭借其六艺知识，或从事政治活动，或聚徒讲学，此后逐渐发展为士大夫，也就是知识分子，《荀子·强国》：“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晋书·夏侯传·抵疑》：“仆也承门户之业，受遇庭之训，是以得接冠带之末，充乎士大夫之列。”在儒家学派定于一尊（汉武帝）之后的漫长岁月中，他们当然专指儒家学派的知识分子；有时也笼统称为“读书人”，当然读的还是儒书，五经之类。在当时环境，他们以作官为唯一职业；所以更精确地说，士大夫即担任政府官员的知识分子，包括现职官员、退休官员，和正在苦读儒书，将来有可能担任官员的人物（如太学生）。
公元前二世纪（汉武帝时期），西汉王朝为增加政府的新血统，仿效战国时代“招贤”的办法，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人士，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群遂逐渐形成一个新兴的士大夫阶层。公元一世纪（汉光武帝），东汉王朝再仿效西汉王朝，命高级官员和地方政府推荐“茂才”、“孝廉”人士，于是政府中非贵族血统的官员，即士大夫的人数更形增加，而终于凝聚成一种力量。在这种情况下，“推荐”成为知识分子达到作官目的的唯一手段。而推荐的标准，除了儒书学识外，还在于道德行为。在强烈的竞争下，必须有突破性的声誉，才能引起有推荐权者的注意。至于如何才能有声誉，那便需要出奇制胜。所以，每个知识分子都兢兢业业，追求突破记录的至善。这便使一二世纪即东汉的社会风气有很大特殊之处，为后世所罕见。柏杨在《中国人史纲》中将其归纳为五类：长时期为父母服丧；辞让财产和辞让官爵；尚侠尚义；廉洁；对恩主绝对效忠。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但大家都竞争着或真或假地去做，还往往做得有声有色。后来又逐渐出现了门第、血统、家族观念，如杨震家四代出了3个宰相，袁绍家四代出了5个宰相；这种做法强固地维持士大夫阶层于不坠，直到20世纪初还在中国历史上发生着普遍影响。
公元二世纪中叶以后，也就是东汉中后期，汉廷政治虽然腐败，但设立在首都洛阳的国立大学（太学）学生（太学生）却反而增加，老一代的士大夫需要它训练下一代的士大夫接班人，所以积极支持太学的扩充。50年代（质帝到桓帝）时，太学生已多达3万人。这些准士大夫——未来的官员们，跟政府中已成为士大夫的现任官员们交往密切。除了谈论儒家学派的五经外，不可避免地还会谈论到现实政治。好像新闻记者或政治评论家，他们对人物的赞扬或抨击形成了一种有影响力的舆论。跟外戚、宦官相比，士大夫有他们所没有的高一层次的情操和抱负。外戚靠女人取得权力，宦官靠谄媚取得权力，而士大夫自称靠道德学问取得权力，所以他们在本质上就对外戚、宦官轻视鄙夷，再加上后二者也确实做出了太多的罪恶，专横擅权，大肆搜刮，相互倾轧，搞得朝廷黑暗混乱，乌烟瘴气，行将腐朽，政权危机，民不聊生，士大夫遂注定要跟他们发生冲突了。这就是“党锢之祸”产生的根源和背景。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气节的士大夫必退归野外，这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规律。早在顺帝时，士大夫就曾毁裂冠带，避祸深山；到桓帝时，政治更加黑暗，许多知识分子逃入乡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隐居讲学，苦身修节。表面看起来与世无争，其实反映的是他们对现实的失望和不满。当京城委人来征请他们入朝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颂德时，他们宁死也不肯与权阉为伍，不但不应征，并进而指斥时政。《后汉书·党锢列传》称桓、灵帝之间，“主荒政谬，国命委于阉寺，士子羞与为伍，故匹夫抗愤，处士横议，遂乃激扬名声，互相题拂，品敷公卿，裁量执政，鲠直之风，于斯行矣。”与避居乡野或深山的耆年渊德者相对应的，是居于太学的年轻气盛的青年学生。他们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对宦官当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贾彪等为首的一批学生领袖，一方面在太学中进行反宦官政治的组织和宣传，另一方面又吸收社会上有识有才者入太学以扩充自己阵容。因此，太学成了当时又一政治活动中心，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斗争前沿。
外戚宦官的腐朽黑暗统治，使东汉王朝面临崩溃的边缘。在此深重的社会危机面前，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开始对刘汉政权的前途感到忧虑。他们反对外戚宦官专权，要求改革政治，修补樊篱，维系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局。这就引发了官僚、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顺帝之前，反对外戚宦官的斗争一般只是个别或少数人的行动，尚未形成一股势力。早在和帝初年，窦宪兄弟专权，骄纵不法，激起了司徒袁安、司空任隗等人的反对，他们采取措施打击窦氏的党羽爪牙。和帝死后，司空周章因反对邓太后废嫡立庶，反对外戚宦官专权，企图发动政变，事泄后自杀。安帝末年，宦官与外戚阎显、耿宝勾结，虚耗国库，竭民资财；太尉杨震等人反复上书，抗议外戚宦官浊乱朝政，结果杨被罢官，愤而自杀。阳嘉二年（公元133）李固对策，要求“权去外戚，政归国家”，禁绝宦官子弟“为吏察孝廉”。汉安元年（公元142），东汉政府派杜乔等8人分行州县，监察刺史二千石臧否。侍御史张纲埋其车轮于洛阳都亭，公开宣言：“豺狼当道，安问狐狸？”并劾奏梁冀兄弟专权纳贿，结党营私。他的行动震动了整个洛阳京师。
桓、灵以后，朝政完全为外戚宦官势力所把持，连皇帝的废立都操纵在他们手里，政治更加败坏，人民的苦难也越发深重。此外，外戚宦官专权也堵塞了太学生和郡国生徒们的政治出路。外戚的党羽、宦官的爪牙，控制了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权机构，选举不实的情况更加严重，这就不能不引起社会舆论的抨击。时谚云：“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抱朴子·外篇》卷一五《审举》）面对这种黑暗的现实，有更多官僚和地主知识分子联合起来，出现了品评时局、不满权阉的清议派，投入反对外戚宦官腐朽势力的斗争，但遭到报复和镇压，造成了东汉历史上两次臭名昭著的“党锢之祸”。
第一次党锢出现在桓帝时期。东汉自和帝登基后，迭出少年（包括幼儿）皇帝，他们不懂国家政务，因此造成了外戚和宦官轮番窃掌国柄的斗争局面，且这种斗争有一种愈演愈烈的趋势。桓帝在位时，前期是梁冀专制，后期则五侯横暴。官僚和太学生与外戚宦官的斗争，从一开始就非常激烈。公元144年顺帝死后，围绕立帝问题进行了多次较量，最后梁冀杀了反对派首领李固、杜乔，拥立桓帝。梁冀失败后，桓帝又被宦官所挟制，这就进一步引起了一部分官僚、太学生的愤怒。李固、杜乔等人的斗争得到社会上的普遍同情，一时李杜声名满天下。桓帝后期，宦官集团独霸政权，涌现出了一大批以清高自守、敢于抨击宦官势力的反对派人物。在反对宦官集团的斗争中，李膺成为著名领袖。李膺出身于衣冠望族，任河南尹时因打击宦党而被下狱，不久复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弟为野王令，贪残无道，畏罪躲在张让家中，李膺派人去张让家搜出处死。许多宦官害怕李膺，不敢出宫。李膺敢于打击当权的宦官，名声越来越大，他与太尉陈蕃、南阳太守王畅都受到士大夫的敬重，以他们为首的反宦官斗争引起了权阉集团的嫉恨。延熹九年（公元166），宦官派人诬告李膺与太学生朋比为奸，桓帝遂诏令全国逮捕“党人”，收执李膺、陈实等200余人；第二年把党人赦归田里，禁锢终身，不得做官。
第二次党锢出现在灵帝时期。建宁元年（公元168），外戚与宦官的斗争又不可阻遏地爆发了。灵帝刘弘即位后，因年纪尚小，由窦太后执政，论功策勋，封其父窦武为闻喜侯，拜大将军辅政；兄弟窦机为渭阳侯，拜侍中；窦绍为鄠侯，迁步兵校尉；窦靖为西乡侯，拜侍中，掌管羽林左骑。窦氏一家权倾朝廷内外，十分显贵。窦武嫉恶宦官专宠，遂与陈蕃合作，起用被禁锢的“党人”，打算消灭宦官势力。但因事机泄漏，此年九月初七，以曹节、王甫为首的宦官发动宫廷政变，胁迫太后，夺取玉玺，派人去逮捕窦武等人。窦武自杀，陈蕃等遇害。随后，窦家宗亲、宾客以及姻亲，抓到的都被杀掉，又将窦太后迁入南宫，将窦武家属徙于日南。自公卿以下，凡是陈蕃、窦武举荐的，以及他们的门生、旧属，一律免官，永不录用。宦官集团取得胜利。此后，整个灵帝一朝都在奸阉势力垄断之中。建宁二年（169），宦官侯览使人诬告张俭结党谋反，曹节又乘机奏捕党人，李膺、杜密、虞放、范滂等百余人皆死狱中；其他因仇怨陷害相牵连，以至于死、徒、废、禁者六七百人。人民群众同情和支持被宦官集团迫害的所谓党人，某些党人逃亡时，许多人“破家相容”，说明反对宦官专权在客观上符合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愿望。熹平元年（公元172）窦太后母亲病故，忧思成病，也于六月初十在南宫云台去世。有人在洛阳朱雀阙上书写反对宦官专权的文字，宦官集团再次四处搜捕党人及太学诸生千余人。公元176年又下诏规定，凡是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及五服以内的亲属，都一律免官禁锢。这次党锢持续续了十几年，被残酷镇压的人不计其数。
东汉的“党锢之祸”，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义而对朝野反对自己的士人及年轻学生的全面打击。它既透露出东汉的宦官专权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也反映了士人学生虽前途受到宦官威胁，但不畏强暴，捍卫正义的大无畏精神。党锢后不久的黄巾大起义，给了封建统治者以沉重打击，使灵帝意识到，如不解决党锢问题，党人与起义军一旦结合，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中平元年（公元184）下诏宣布大赦党人，流放者准许返回故里，党锢一案方得告结。
(第六节）“满城尽戴黄巾”
一般而言，中国的历史发展，有这么一个共同规律：每个朝代到了后期，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最后导致政权更替。东汉也不例外。到了汉灵帝刘宏时，由于皇帝昏庸无道，听信宦官，又有外戚专横、豪强聚敛，骄奢淫逸，国库钱财日益减少。为解决财政危机，以皇帝为首的腐朽政府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居然置社稷于不顾，在西园设立一个铺子，公开卖官鬻爵，只要你有钱，都可以到这里买官，还明码标价，免得混乱；如郡太守定价2000万，县令定价400万，真是有钱能使鬼推磨。拆东墙补西墙，满足了一时之需，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反而更为严重的情况向这个已然没落的王朝袭来。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用钱买官的人，开始变本加厉地搜刮百姓；加上连年自然灾害，劳苦大众生活在水深火热当中，社会上流民遍地，被迫纷纷起来反抗，阶级矛盾迅速激化。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各地起义暴动事件接连发生。
在全国各地爆发的暴乱中，黄巾大起义规模最大，对朝廷打击最重，影响最为深远。当时，没有被边境战争直接波及的中原地区黄河两岸，因军需孔亟，在苛捐杂税、沉重徭役和官员贪暴、地主剥削、土地兼并等重重压迫之下，引起大规模逃亡和民变，逃亡和民变又引起因劳力缺乏而产生的水灾旱灾蝗灾，水旱蝗灾又引起农村破产，到处发生人吃人的可怕饥谨，“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形成一系列连锁的恶性循环。而政府中宦官正跟士大夫斗争得如火如荼，哪会有人关心那些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农民？为了生存，千百万农民们逐渐集结在一个标帜“黄巾”之下，希望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黄巾军最早的领导人是巨鹿（今河北平乡）张氏三兄弟，老大叫张角（？—公元184），老二是张宝，老三为张梁。张角精通医术，平时和百姓接触较多，尤其是对穷人从不收出诊费，所以有广大的群众基础。他认真分析当时的国内形势，知道农民深受地主豪强的压迫剥削，渴望过上一个太平的日子，便在这种形势下创立“太平道教”并自称“大贤良师”（但同时他又称弥勒佛转世，成为佛道二教的混血儿），宣传他的想法，还招收了一些弟子，并让他们到各地宣传，利用符水治病传教，联合更多农民，培养更多教徒，不断扩充自己势力。大约花了10年时间，张角将遍布青、徐、幽、冀、燕、荆、扬、兖、豫等全国8大州的数十万信教群众秘密组织起来，分成36方，小方六七千人，大方约一万人，每方都有自己的首领（称为“渠师”）。“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他们约定在甲子年（公元184）三月初五，全国各地同时起义，并打上“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苍天”指的是当时腐朽的东汉王朝，“黄天”当然是指太平道。各地公共场所，城墙上，城门上，到处出现“甲子”的字样，人心振奋，公元184年成了天下穷苦百姓的殷切盼望。
由于联合起来的农民没有很高的文化和觉悟，组织不严密，中平元年（公元184），在他们起义前一个多月紧张的筹备阶段，内部出现了叛徒唐周，就像是基督教里的犹大，向政府变节告密，事机泄漏。不久后，负责首都洛阳联络工作的马元义被捕并牺牲，遭受车裂极刑，另外还牵连到一千多群众惨遭杀害。面对突发事件，张角兄弟三人仓促间认为应先下手为强，决定提前起义。各方首领接到张角的命令后，也在各地纷纷发动起义。起义军头裹黄巾作为标志，所以称为“黄巾军”，这次起义也就叫做黄巾起义。张氏兄弟三人随后各自封了将军，分别以“天”“地”“人”命名，即张角为天公将军，张宝为地公将军，张梁为人公将军。各地起义军进攻的首选目标，便是当时统治者聚集的郡县。他们烧官府，开粮仓，杀贪官，攻打豪强坞壁，没收官吏、地方豪强的钱财，释放囚犯，给东汉政府来了个措手不及。旬日之间，天下响应，气势浩荡。
全国各地正受起义军进攻和面临着危险的郡县，纷纷把告急文书递到京城洛阳。灵帝慌了，马上召集文武官员商量。整个朝廷一片混乱，不知如何是好，先急急忙忙派重兵防守洛阳京畿之地。灵帝最后封外戚何进为大将军，主要将领还有皇甫嵩、朱儁、董卓、卢植等，兵分几路对各地黄巾军进行镇压。但是，面对这么大规模的全国性的农民起义，单靠灵帝派出的几路人马，根本抵挡不住起义军如狼似虎的进攻，最初官军损失严重。大将军何进无奈之下，不得不建议灵帝下诏书，允许地方各州县招兵募马，以共同对付黄巾军。
黄巾军英勇奋战，张曼成南阳部、波才颖川部和张角兄弟亲自率领的冀州地区主力部曾不断获胜。张角自己曾在广宗（今河北威县东）与北中郎将卢植相持，又击败东中郎将董卓。但由于缺乏作战经验，又没有正规的军事训练、精良的武器装备，最后还是被强大的官方军队打败了。双方先后主要进行了三场重大战役：长社（今河南境内）之战——颖川黄巾军大败朱儁，试图趁胜追击皇甫嵩于长社，当时起义军数万人，城中守城官兵才数千人，但还是久攻不下；黄巾军依草扎营，被皇甫嵩抓住机会，利用黑夜火烧兵营，数万人烧死或战死。广宗之战——在这场战斗中灵帝三易主帅，先卢植再董卓最后皇甫嵩，期间黄巾军总指挥张角不幸病重而死，对义军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群龙无首，军心涣散；皇甫嵩吸取前两位主帅的教训，对敌军主力部队毫不懈怠，抓住时机，突袭对方，张梁在战斗中英勇抵抗最后壮烈牺牲，黄巾军3万人被杀，5万余人赴河溺死，黄巾军家属全部被俘；皇甫嵩还将张角“剖棺戮尸，传首京师”。下曲阳（今河北晋县西）之战——趁着广宗战役的胜利，官军进攻张宝在下曲阳的部队，最后张宝战死，黄巾军战死和被俘的共10万余人。
黄巾军面临着中央和地方两批武装的共同大肆疯狂镇压，最后起义坚持了9个月，主力军基本被消灭，但是各地零星的黄巾军余部仍坚持战斗和抵抗了20余年。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利用宗教形式，有组织、有准备的大规模农民战争，给了腐朽的东汉王朝以沉重打击，破坏和瓦解了封建统治秩序，世界再也无法恢复到过去的状态，东汉名存实亡，自此国家陷入一种无序混乱的状态，濒临彻底覆灭的边缘。
(第七节）群雄逐鹿中原
汉光武帝刘秀当年建立东汉王朝，其政权的基础是豪强地主，他们的势力盘根在整个东汉的政治生涯之中。豪强们依靠自己的特权，世代为官，在中央和地方把持重要职位，权力很少旁落；并且占有大量人口、土地和财富，修建自己广阔而美丽的庄园，作为他们腐朽生活的经济基础。黄巾起义以后，东汉王朝日薄西山。起义军虽没有推翻它的统治，对它的打击却是致命的。当起义如火如荼时，汉灵帝刘宏为对付各地黄巾军，曾采纳权臣何进建议，颁布诏书，允许各地宗室贵族、地主豪强、州郡县长官组建自己的军队，以镇压起义和保护自己。所以他们纷纷打着这个口号，开始迅速扩张势力，拥兵自重，武装力量强大，争夺各自地盘，相互征战，社会生产造到严重破坏，整个国家处在分裂割据的局面当中。学者黄仁宇认为：“汉代的覆亡，则证明一个政治体系，对各人私立观完全否定，只能控制一个简单的社会，一到情态繁复，各人口是心非，就无法和衷共济。”
公元189年，灵帝驾崩，皇太后何氏临朝，她与当时两个未成年的儿子，孤儿寡母，面对国家这种乱糟糟的局面怎么应付得了？于是，朝廷中的士人集团和宦官集团不断明争暗斗，双方的矛盾日趋白热化。士人集团中时任军校尉的袁绍和与何太后的兄长何进联手，杀死了统领八校尉兵的宦官蹇硕；随即宦官张让、段珪等又杀死了何进；袁绍闻讯，遂发兵洛阳，将宫中宦官2000多人全部诛杀，彻底结束了东汉后期数十年宦官擅权的局面。一时间，整个洛阳城中杀气腾腾，充满血腥味，人心惟危，谁都不敢确定自己明天是死是活。这便给一代枭雄董卓（？—公元192，字仲颖，陇西临洮即今甘肃岷县人，本为凉州豪强，在镇压黄巾军中战败去职）以可乘之机，在并州牧任上领兵进入洛阳汉宫，废掉少帝刘辩，改立刘协为帝，史称汉献帝。董卓迁相国，封郿侯，开始在洛阳把持了朝政。
董卓在洛阳城控制了朝廷后，袁绍只好跑到冀州。董卓在洛阳的独揽大权、残暴专横、法令苛酷，激起了东汉朝臣和地方牧守的强烈反对。公元189年，曹操（公元155—公元220，字孟德，小名阿瞒，沛国谯即今安徽亳州人，父嵩为中常侍曹腾养子，在镇压黄巾军中立有战功）欲图刺杀董卓，但没有成功，随后离开洛阳逃到陈留。最后他们便借皇帝的名义诏书天下，各地纷纷响应号召，举兵反董，最后组成一支盟军，推选袁绍为盟主。初平元年（公元190），盟军向西对董卓发起进攻。董卓最后挟持汉献帝迁往长安，自为太师，还纵火焚烧洛阳周围二百里；又筑郿坞，积谷储三十年。由于盟军各方怀着自己的目的，彼此之间缺乏有效的统一领导和信任，纯属一群乌合之众，不久也各自络绎散去。初平三年（公元192），长安城发生兵变，大汉忠臣王允利用自己貌若天仙的义女——貂蝉，在董卓及其义子、虎将吕布之间挑拨，使他们反目成仇。吕布利用董卓上朝期间，和李肃联手诛杀董卓，吕布一戟刺入董卓咽喉，枭取了其首级。事后，吕布马上宣读董卓大逆不道的诏书，以平息董卓士兵的骚乱。吕布还亲自跨马入董卓府将其所有姬妾一律宰杀，除了把貂蝉收归己有。此后又是一段李傕、郭汜之间混战，更加乌烟瘴气。
经过一段时间的洗牌，天下逐步形成了诸强割据的局面，统一的东汉王朝实际上已不复存在，华夏大地再度四分五裂。当时比较有影响力的地方豪强势力，包括兖豫两州的曹操、徐州的吕布、河北的袁绍、扬州的袁术、江东的孙策与孙坚、荆州的刘表、益州的刘璋、幽州的公孙瓒、河内的张扬、南阳的张绣、凉州的马腾等，同期一些重要的战争便在他们之间展开。其中袁绍和袁术为兄弟，其父是袁逢，袁绍是哥哥但庶出，袁术是弟弟但嫡出。在封建时代，庶嫡在家族中的地位大有差别。袁家在当时的地位和名望显赫，“四世三公”，所以兄弟二人各占领了大片土地和人口，实力最为强大。刘璋、刘表为宗室贵族。其他或是地方豪强，或是在镇压黄巾军中兴起的武装力量。如曹操，于公元192年入兖州（今山东境内），迫降青州黄巾军30余万，编成“青州军”。
历史上最有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故事中的天子，就是汉献帝。曹操在建安元年（公元196）将他挟持到自己的割据地许昌（今属河南），在政治上取得了明显优势，并在许下屯田。建安二年，袁术自以为手中有传国玉玺就可称帝，与曹操发生冲突。玉玺为何会落到他的手中？原来，当年洛阳之乱时，江东少将孙坚从一个偷盗了玉玺的太监手中缴获，事后战败，玉玺暂时放在他夫人手中；当袁术得到这个消息后，将其夫人作为人质扣押，从而得到了玉玺。曹操手中据有天子，一国岂容二主？所以曹操便以“奉天子以令不臣”之名，领兵讨伐袁术。刘备在这次讨袁的战争中，领兵于下邳拦截袁术去路。袁术最终走投无路，做了三年半皇帝后悲惨死去。袁术失败后，他手中的传国玉玺就流落到了哥哥袁绍手中。建安三年（公元198），袁绍击败公孙瓒，占领青、幽、冀、并四州之地，成为北方最强大的割据力量。号称“治世之能臣，乱世之英雄”的曹操，最能抓住时机，利用手中掌握天子的优势，不断扩大自己的势力，先是消灭了徐州的吕布，接着利用张扬部队的内讧取得了他的地盘，又逼降了张绣。至此，曹操所占领的地域，东到豫、兖、徐三州，西到关中，基本上控制了黄河以南和淮河以北的广大地区。这些地区在当时的中国，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军事的地位，都是相当重要的。
黄巾起义后，天下出现了“土业无主，皆为公田”的局面。接踵而至的军阀混战，使社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大量百姓流离失所，大批农民变成流民，社会上卖妻卖儿的现象层出不穷。东汉政府名存实亡，各个地方势力相互争斗，兵戎战乱，饥荒流行，连割据军阀都严重缺粮，又要对百姓进行烧杀抢掠。分裂和战争，给当时的人民群众带来了沉重的灾难。曹操的著名诗句“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反映的就是东汉末年社会处在长达百年的群雄割据局面里，中原地区一片荒芜、凄凉的景象。诸强割据的最终结果，就是导致三国鼎立，东汉灭亡。
(第八节）三国演义，刘汉落幕
三国鼎立时期（公元208—公元280年）是我国历史上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它既是东汉的末年（220年之前）又是西晋的开端（公元265年之后），国家既是分裂状态又各自在不断争取统一，既是群雄混战又各自在努力发展经济。
东汉末年，随着各地割据势力之间的兼并，很多小的集团被逐渐消灭，幸存者的实力不断增强，终于到了强强对抗的时候。首先，实力正快速上升的曹操（“少壮派”）与黄河下游拥有强大实力的袁绍（“元老极”）之间的一场战役在所难免，他们之间发动了一场彻底改变双方格局的战争，史称“官渡之战”。
在此战正式打响之前，袁绍和曹操在军事上的局部战争经常发生，其中对官渡之战影响较大的战役就是白马之围。建安五年（公元200）袁绍首先对曹操发难，率领10万大军向曹操猛扑过来，并迅速占领黎阳（今河南浚县）；随后为保障主力部队迅速渡过黄河，派大将颜良围白马（今河南渭县），给进攻东郡等地作掩护战。曹操在极其被动的局面下，听取谋士荀攸建议，采取佯装在延津（今河南汲县）渡河去进攻袁的后方，迫使袁绍重新布置兵力，往延津增兵。曹操见机会到来，便迅速派大将张辽和关羽轻兵奔袭白马，攻其不备。颜良为之大惊，仓促应战，自己也被关羽所斩，袁绍方军队大溃败。曹操利用声东击西之计，白马之围迎刃而解，还给袁绍军队以沉重打击，重挫袁军士气。此战之后，曹军士气大增，为即将到来的更大战役做好了充分准备。袁绍在这次战役中虽然失败，但其主力尚存，与曹操相比优势仍然明显。同年7月，袁绍大军挺进阳武，准备攻打曹的中心地许昌。8月，袁军主力逼近官渡，就地扎营，曹操也在对岸扎营，双方对峙长达半年。场面看似平静，其实战局在这一时段已慢慢地发生着变化，长期的量变自然会引起质的转变。
双方的谋士都为之谋划。因袁绍刚愎自用、心胸狭窄、任人为亲，谋士许攸进谏受阻，愤而投降曹操，向曹操透露了袁方军情，最主要的是暴露了袁绍在乌巢（今河南延津东南）的储粮据点。相反，曹操能虚心听取谋士意见。荀彧认为，曹军如果用正常的战争思路，面临的是以弱敌强，此时退兵，必定给对手以可乘之机；反之，袁军自恃人众，轻敌大意，内部不和，相持得越久，内部的分化就会越厉害，必将有变，此时便可出奇制胜。曹操根据许攸情报、荀彧分析，便派兵袭击并烧毁袁绍的军粮车；又亲自带领精锐5000人，奔袭袁军乌巢的储粮地，全歼当地袁军，烧毁全部囤粮。军粮被烧的消息传开后，袁方军心动摇。曹军全线出击，袁方溃不成军。此次战役攻杀袁军约7万人，袁绍父子仅存800余骑兵逃回。
官渡之战是我国历史上少有的以少胜多的大战之一，这场战役以曹操的大获群胜而终。北方的割据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华北逐渐由原来的群雄分割状态开始走向地区性统一，这种局部的统一为整体的统一做好了前期准备，符合广大人民意愿。官渡之战后，袁绍主力被消灭，从此一蹶不振，袁绍自己也忧愤而死。他两个儿子袁谭和袁尚并未忍辱负重，重振旗鼓，而是兄弟之间相互争斗，发生内讧。曹操乘胜追击，利用这个有利时机继续打击袁绍的残留部队，先后攻下邺城，杀死袁谭，驱逐袁尚，自此基本上占据了袁绍以前的势力范围。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曹操派兵从卢龙塞出发，大破北界经常侵扰自己后方的乌桓，收降乌桓和汉人20余万口，于军事上巩固了自己后方，避免了以后南北两线作战，基本上统一黄河流域和北方地区，确定了他在北方的势力，三国中一极逐渐形成。曹操为增强自己实力，经济上，在北方开始恢复生产，实行屯田制，积蓄国力，为进一步统一南方做好后勤工作，同时也得到百姓认可，赢得北方民心；政治上，得到广大中小地主阶级拥护，并“挟天子以令诸侯”，政治地位不断上升并巩固。北方的异己势力逐一被铲除后，曹操开始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南方各地。建安十三年（公元208），曹操亲自带领20万兵力南下，当时号称80万，开始攻打荆州。江夏太守刘表刚死，他的次子刘琮继承荆州地盘。此人面对来势汹汹的曹军，主动投降。荆州地盘主要的抵抗力量，有刘表的长子刘琦和樊城的刘备。这两股微弱的力量怎能挡住曹军强大的攻势？刘备在长坂被曹军击溃后，百般无奈之下，派军师诸葛亮到江东说服孙权联合抗曹。
刘备（公元161—公元223，字玄德）是涿县（今属河北）人，汉景帝之子中山靖王刘胜后裔，汉朝远支宗室，早年过着平凡的日子，与母贩鞋织席为生。桃园三结义后，拥有了两位得力的兄弟——关羽和张飞，在日后的大事中成为左膀右臂。他在镇压黄巾起义时开始崭露头角，与公孙瓒师事卢植，打败袁术。在后来的军阀混战中，他也开始拥有部分武装力量，但势力很小，只能依靠强大的军阀，曹操就是他曾投靠过的主。在曹营时，两人煮酒论英雄，得知曹操将自己视为将来的劲敌，马上离曹而去。官渡之战后他又投靠刘表，先是被派驻新野，后移驻樊城。他在樊城一面招兵买马、训练士卒，一面搜寻人才，为以后成就大事作好准备；其中就有广为流传的三顾茅庐，将隐居隆中（今湖北襄阳西）的诸葛亮请出山，作为自己的主要谋士。诸葛亮（公元181—公元234，字孔明），琅琊阳都（今山东沂南）人，自比管仲、乐毅，时人称为“卧龙”，在《隆中对》中精辟、深远地为刘备提出了联孙抗曹、向益州发展、逐步复兴汉室的方向以及应该采取的战略和策略。
孙权（公元182—公元252，字仲谋，吴郡富春即今浙江富阳人），孙坚次子、孙策弟。孙坚曾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升为长沙太守；在军阀混战中追随袁术，后被刘表部将黄祖所杀。长子孙策代领武装力量，开始向江东方向发展。孙策死后，由弟弟孙权袭领旧部，经过一段时间苦心经营，势力渐强，雄踞东南。刘备与曹军战斗激烈之际，孙权收到在江陵的曹操要“会猎于吴”的挑战书信，连忙召集众文武大臣商议。大臣们主战和主和的双方各执己见，一时难以断决。诸葛亮奉刘备之命，来到江东说服孙权共同抵抗曹操。诸葛亮舌战群儒后，坚定了孙权抗曹的决心。孙刘联军组建后，由“雄姿英发”的周瑜担任联军前敌总指挥。
曹军与孙刘联军在赤壁（今属湖北）隔长江对峙。由于曹军基本上是北方人，不习水战，曹操决定将所有战舰首位相连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给孙刘联军以机会，老将黄盖承受苦肉计，以骗取曹操信任。当万事具备，东风也来了时，黄盖率领载有膏油干柴的数十艘蒙冲斗舰向曹营驶去。当船离曹营不远时，黄盖命令将船点燃，自己率部众乘坐随带的小船，数十艘蒙冲斗舰犹如火龙直冲曹营。曹军首尾相连的船舰当即着火，霎那间“樯橹灰飞烟灭”，曹军大乱，丢盔弃甲，四处逃窜，相互踩踏，人马被烧和溺死者甚众。周瑜又指挥联军水陆并进，乘胜追击。可惜关羽念曹操当年对他的恩情，将慌不择路、狼狈不堪的曹操及其残部从华容道放走。此役史称赤壁之战，也是历史上一场以少胜多的著名战役，它印证了“人心齐，泰山移”的俗话。数量上，曹军确实占有明显优势，可是其中很多都是刚刚收编的荆州降众，心怀犹豫，不肯用命，军心不一；而其主力又多是北方人，不习水战，且长途跋涉，远来疲惫，水土不服，很多士兵发生病变死亡，战斗力大减；曹操本人又麻痹大意，傲慢自负，屡中联军谋士之计；急于求成，连锁战船，这种就短避长的做法给了对方以可乘之机。赤壁之战后，三国鼎立的局面基本形成。
此后，刘备趁周瑜与曹仁江陵战役之际，无暇顾及南部，率先拿下长沙、桂阳、武陵、零陵四郡。公元209年，曹仁撤回北方后，孙权命周瑜为南郡太守，大将程普为江夏太守，分别坐镇江陵和沙羡。事后周瑜又将南郡长江以南的地盘割让给刘备，孙权还将妹妹嫁给刘备，这一年，刘备既得江山又得美人。公元210年，刘备向孙权借用荆州，理由是自己南方四郡太小，容不下人马。周瑜得到消息后，马上发信给孙权，坚决反对此事。英雄所见略同，和曹操一样，周瑜也看出了刘备的枭雄之相，他既有两个神勇无比的兄弟，又有诸葛孔明谋划，野心不小。他希望孙权抓住这次机会，扣留刘备，以绝后患。冥冥之中自有天意，英雄气短，周瑜此时身患重病，不久死去，程普接替其南郡太守一职，鲁肃则接管周瑜之军。而刘备与鲁肃关系不错。与周瑜主张相反，鲁肃力劝孙权将荆州之地借予刘备，孙权也表示同意。这样一来一去，刘备的实力不断增强，孙权却损将少地。双方的实力由赤壁之战初期的大相悬殊，现在却日趋接近。刘备和其祖上刘邦一个德行，都是属于流氓型，借人家的就不还；还让自己最厉害的亲信关云长镇守荆州。因为荆州军事战略地位相当重要，水陆枢纽，东西南北必经之地，不容半点闪失，可最后还是让关羽大意而失。
曹操回到北方后，再也没有大规模南下进攻孙权和刘备，进一步在北方恢复生产，推广农业技术，改革赋税制度，唯才是举，知人善任，抑制兼并，加强集权，积蓄力量，等待时机。孙权则尽力发展自己在江东的地盘，占领山越地区，多次进兵岭南，公元230年还曾派卫温至夷洲（今台湾），发展经济，推行屯田，兴修水利，不断增强自己实力。刘备依诸葛亮之计，往长江上游的益州地区发展，于天府之国励精图治，赏罚分明，务农殖谷，发展经济，并在其周围扩展地盘，搞好少数民族关系；诸葛亮还创制木牛流马，革新连弩。公元215年前后，刘备与孙权为荆州而开战，曹操趁机出兵攻占汉中，直接威胁着刘备的蜀地。刘备与孙权和解，回兵汉中，击溃曹军，并斩杀曹操大将夏侯渊。公元219年，关羽进攻曹操的樊城，曹操遣使与东吴联盟，孙权大将吕蒙也建议借机袭取江陵。于是孙曹两军夹击，斩关羽于麦城。孙刘联盟被彻底破坏，北方局势得以缓和。
曹操在建安二十五年即延康元年（公元220）正月病逝。同年10月，其子曹丕废汉献帝，自己称帝，即魏文帝，国号魏，定都洛阳。至此东汉彻底结束。随后，公元221年刘备也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即昭烈帝，为与西、东汉有所区别，世称蜀汉。公元229年孙权在武昌（今湖北鄂城）称帝，即吴大帝，随后迁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国号吴。中国正式进入三国鼎立时代。
(第九节）说说这位无奈的汉献帝
汉献帝（公元181—公元234），即刘协，字伯和，汉灵帝刘宏子，汉少帝刘辩弟，原封陈留王，公元189—公元220年在位。其生母是王美人，因倍受灵帝宠爱，被嫉妒心极强的何皇后设计害死。公元189年（灵帝中平六年、少帝光熹元年和昭宁元年、献帝永汉元年和中平元年——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拥有年号最多的一个年份了）灵帝死，大将军何进召董卓将兵入京，尽诛宦官。卓因废幼主，立他为帝，时年才9岁。卓自为相国，揽朝政，并挟持他自洛阳迁往长安。卓死后，曹操入辅政，“挟天子以令诸侯”，迁他至许（今河南许昌），总揽大权，又受制于操，仅守位而已。建安二十五年操卒，子丕自称帝，建魏皇朝，废他为山阳公，汉亡。此后他还苟活了14年。
汉献帝这位无奈的末代之君、傀儡皇帝，先后屡次被权臣挟持，真是可怜得很。他本来是很聪明、很有胆识的，也很想有番作为，可惜大厦将倾，独木难支，时不我予，徒呼奈何。“时势造英雄”，一介普通人，若有时势推动，很可能一时间笑傲风云；相反，一位英雄人物，若没有时势造就，很可能变得普普通通，甚至比普通人还不如。金哀宗完颜守绪、元顺帝妥欢贴睦尔、明思宗朱由检、清朝光绪帝……都有治理国家的大才，从各种能力和手段来说都够得上一个称职的帝王，但他们生不逢时，一即位就处在内外交困、山穷水尽时。整个皇朝由于几代积弱难返，已造成山将崩溃、海快倾泻之势，绝非一人之力所能挽回。因此，这些有能力、魄力、智力的皇帝，便无可奈何地成了亡国之君，以身殉国。英雄末路，有时确实要比普通人更惨。而献帝刘协比他们还惨，天时、地利、人和不占其一，毕生受人挟持，不能自主，偏又能力出众，雄心勃勃。他的一生是典型的倒霉一生，“空有大志却郁勃难舒，空有帝名却被人视如儿戏；没有穷奢极侈，也没有暴戾专横，却一样被人灭国”，不可谓不冤。从他被董卓推上帝位到被曹丕拉下帝位，从头到底都是一幕傀儡的悲剧。在《三国演义》作者罗贯中笔下，刘协就是一个有心振汉而无力回天的悲剧式英雄。《后汉书》对他的评语是：“传称鼎之为器，虽小而重，故神之所宝，不可夺移。至令负而趋者，此亦穷运之归乎！天厌汉德久矣，山阳其何诛焉！”
当初十常侍之乱时，刘协和少帝刘辩逃出宫来，被宦官张让和段圭绑架，在荒山野地里奔波，吃尽了苦头，受尽了侮辱；正仓皇间，迎面遇上董卓率领的10万陇西大军奔腾而来，但见漫山遍野旌旗招展剑戟森森，一派兵强马悍之状。当先一彪型巨汉面目凶狠，正是一代枭雄董卓本人，手持马鞭，高声喝道：“你们是什么人？”刘辩见此情形，吓得双腿颤栗，哆哆嗦嗦，语无伦次。董卓本是野蛮之辈，见状更加得意，再次厉声问道：“怎么不说话！”面对凶焰滔天的董贼，少帝手下的内侍、太监和一众文官没人敢出一口大气，只怕稍有闪失便招来杀身之祸。只有刘协此时挺身而出：“你是来劫驾还是来救驾？”董卓见是一个小孩，不由一愣：“当然是来救驾。”刘协更加高声：“既然是来救驾，为何见了圣上不跪！”并朝刘辩指了指：“这就是当今天子，你还不下跪！”其实董卓早就看出他们来历，只不过故意想在小皇帝面前抖抖威风。但刘协如此一说，再这样耍大牌可就说不过去了，于是忙翻身下马，高呼万岁受惊。当时刘协才9岁，能以稚龄之辈面对这么大的阵势而毫不慌乱，实属胆识过人之奇童。这次大胆的应答，既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亮点，也是使他走向悲惨命运的转折。
董卓见刘辩无能，遂立刘协为帝（除了他聪慧，另一个原因是，他为董太后所养，而董卓自以为与董太后同族），史称汉献帝；而自己则挟天子以令诸侯，专权跋扈一时。刘协只是董卓举给各路诸侯看的一块招牌，一个光杆司令而已。他再怎么聪颖过人，也只能暂时做个傀儡，不要说重整祖业，就连起码的尊严也不能保障。董卓为避反董联盟的锋芒，还烧毁洛阳宫殿，把他这具木偶搬到了长安，并准备取而代之。幸得司徒王允设计除了董贼，他才保住皇位。后来李傕、郭汜发生混战，刘协又成为各路军阀争夺的目标，被他们抢来抢去，且追且杀，受尽流亡逃窜之苦。这一两年里，他就像一叶扁舟，在军阀战乱的海洋里东飘西荡，屡被劫持，完全不能自主。虽然这艘小舟性能优良，但一无足够的汽油作动力，二无顺风顺水的天时襄助，能不倾覆已算万幸。一番周折后，在将军杨奉、国舅董承的救援下，献帝好不容易率百官回到帝都洛阳，找到了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他开始封赏有功的大臣、将军们。10岁出头的他，已非常懂得怎样为自己巩固势力。但洛阳已被乱军烧劫一空，物质非常匮乏。不过献帝并没气馁，而是和百官一道出城采野谷、找野菜，以度过眼前最危难的时期。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此时的刘协本已摆脱军阀追杀，正想在洛阳大展宏图，以舒胸中之气；可命运偏偏和他作对，谁让他饮鸩止渴、引狼入室，又碰上了今世最大的克星——曹操，他不得不再次接受被人挟持的命运；这次走得更远，到了曹贼的老巢——许都。
当然，作为一个有雄心的帝王，汉献帝还是在寻隙努力反击。他的韬光养晦、忍辱负重，并不等于事实真相。可他既没什么政治斗争经验，又是势单力薄的“孤家寡人”，面对强敌，无力的反击只能是导致更加惨败。早在建安五年（公元200）献帝就写了血书衣带诏，准备让董承等旧臣联络刘备、孙权，秘密推翻曹操。但机密泄露，反被曹操杀了一大批忠于他的臣下，连已怀孕的妃子董贵人亦因与此事有牵连而被逼自缢，还遭禁止外戚宗族入宫。又经过了漫长的14年忍耐和酝酿，到建安十九年（公元214）献帝再度反击，他让伏皇后联合父兄伏完、大臣穆顺等人，寻找机会以除掉曹操。可伏、穆等人又怎是曹操对手，三拳两脚便被摆平。曹操率人进宫捉拿伏后，丝毫不顾及献帝脸面，让军士强拉硬拽，拖着伏后和她的两个孩子出宫。伏后泪流满面，披头赤足，问刘协：“真的不能活了吗？”刘协呜咽说：“我也不知道能活几天了。”眼看伏后被人牵走，她那求生的欲望、那撕裂人心的凄惨哭叫，刘协心碎胆裂，但他只能掩面而泣。结果伏后和两个孩子都被斩首。曹操明知献帝是主谋，但并没因此杀他。曹操并不想落下弑君的罪名，只是把他囚禁起来，不得和任何人接触。翌年，曹操又逼献帝立其女为后，明为婚姻喜事，实与在身边埋下一颗炸弹无异。可惜一条真龙，从此彻底困死浅滩。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220）曹操终于死去，其子曹丕可没什么耐心，立刻逼献帝退位禅让，自己坐上宝座，改建康元年为黄初元年，国号魏。本来献帝还曾天真地以为，曹操死后他就可以重新当上皇帝，没想到等来的竟是让他退位的诏书。情势所逼，做了31年傀儡、40岁的他只能违心退位，被勒令搬出宫去，贬到穷地山阳，了其余生。东汉就此灭亡。由于当时盛传刘协被杀，故刘备以此为籍口，以汉室宗亲的身份即皇帝位，建立蜀汉。魏青龙二年（公元234）刘协无声无息地病逝，成了汉室的殉葬者、时代的牺牲品，终年54岁。明帝曹叡以素服为其发丧，以汉天子礼仪葬其于禅陵，算是对他的特大照顾——毕竟，他还是魏太祖曹操的女婿、魏文帝曹丕的妹夫、你魏明帝曹叡的姑父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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