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政治管理的出色

    经历了王莽改制以及东汉王朝初建后，长时期中原鼎沸，暴乱蜂起；加以蝗灾迭见，内战频仍，全国人口减少、物资匮乏、经济凋敝，汉光武帝刘秀面临的是“百姓虚耗，十有二存”的残破局面。为此，他顺应民心，实行宽松的统治，于民休养生息，发展社会生产。他所面临的国家处境和社会背景，他施政的那些基本纲领和具体内容，以及最终所起到的作用和出现的局面，同西汉之初那几位皇帝，从高祖刘邦到文景之治到汉武初年，几乎一个路数。在许多年之后，历史又仿佛几经循环，回到了大汉初年。

    释放并禁止残害官私奴婢，释放刑徒。自西汉后期以来，农民中沦为奴婢、刑徒者日益增多，是西汉末年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化的一个重要问题。王莽末年，不少奴婢、刑徒参加起义；同时，在一些割据势力的军队中也有不少奴婢、刑徒。光武在重建刘汉封建政权中，为瓦解敌军，壮大自己力量，也为安定社会秩序，缓和阶级矛盾，曾连续6次下诏释放奴婢，并规定凡虐待炙灼杀伤奴婢者皆处罪。诏令免奴婢为庶人范围，主要有王莽代汉期间吏民被非法没收为奴的，或因贫困嫁妻卖子被卖为奴婢的；王莽末年因饥荒或战乱被卖为奴婢的；在战乱中被掠为人下妻的。另外，还规定不许任意杀伤奴婢及废除“奴婢射伤人弃市律”，未释放的官私奴婢必须有基本的人身保障，说明奴婢身份地位较之过去有所提高。而且，在省减刑罚的诏令中，又多次宣布释放刑徒，即“见徒免为庶民”，用于边郡屯田。

    整顿吏治，提倡节俭。鉴于西汉后期吏治败坏、官僚奢侈腐化的积弊，光武即位后注意整顿吏治，躬行节俭，奖励廉洁，选拔贤能为地方官吏；并对地方官严格要求，赏罚从严。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官场风气为之一新。故《后汉书·循吏传》有“内外匪懈，百姓宽息”之誉。

    薄赋敛，省刑法，偃武修文，不尚边功，与民更始。东汉初年，光武针对战乱后生产凋敝、人口锐减的情况，注意实行与民休养生息政策。首先是薄赋敛，建武六年（公元30）下诏恢复西汉前期三十税一之赋制。其次是省刑法。第三是偃武修文，不尚边功。光武“知天下疲耗，思乐息肩，自陇蜀平后，未尝复言军旅”。建武二十一年（公元45），西域鄯善、东师等16国“皆遣子入侍奉献，愿请都护。帝以中国初定，未遑外事，乃还其侍子，厚加赏赐”。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功臣朗陵侯臧宫、扬虚侯马武上书，请乘匈奴分裂、北匈奴衰弱之际发兵击灭之，立“万世刻石之功”。光武下诏说：“今国无善政，灾变不息，人不自保，而复欲远事边外乎！不如息民。”光武时期还大力兴修水利，开渠治河，合理灌溉，以减少灾情，稳定水土，改善耕地，帮助农业生产。发展到其后“明和之治”年间，成就更加显著。此外，南阳太守杜诗（？—公元38，字君公，河南汲县人）总结劳动人民的生产经验，发明“水排”，利用水力推拉风箱，鼓风冶铁，制造农器，生产力大为提高。

    抑制豪强势力，实行度田政策。西汉后期，豪族地主势力有很大发展。农民大起义和东汉建立之初，“豪右往往屯聚”，他们“起坞堡，缮甲兵，为在所害”，称霸一方。刘秀本人就是南阳豪族，他靠着其地主武装，才得以扩大势力，抢得皇帝宝座。南阳郡和河北诸郡响应刘秀的人，多是拥有宗族、宾客、子弟的豪族地主。那时，也有许多拥有武装的豪族地主称为兵长、渠帅，雄张乡里，抗拒政令。这种人既不放弃自己割据乡土的武装归附刘秀，又无力建号自守，与东汉统治集团公开抗衡。刘秀在建立统一封建政权过程中，除了用武力削平一批外，还尽量采取安抚手段对待他们，“营保降者，遣其渠帅诣京师，散其小民，令就农桑，坏其营壁，无使复聚。要在平定安集。”但这些豪族地主中许多人的欲望难以满足，“兵长渠帅，各生狐疑，党辈连结，岁月不解。”他们横行郡县，同官府相抗衡，甚至犯罪“虽已伏法，而私结怨仇，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地方豪族势力，并未因东汉统一局面已形成而收敛其嚣张气焰。通过大规模土地兼并，他们实力雄厚，拥者甚众，既威胁皇权，也影响百姓生活。

    针对这种情况，光武帝在建武十五年（公元39）采取一个新措施。他下诏令各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和户口年纪（“州郡检核垦田顷亩及户口年纪，又考察二千石长吏阿枉不平者”），名为度田，实际目的除为了掌握确实的名籍和田数，以增加赋税收入外，更重要的是企图通过户口年纪的检核以控制和解散豪族武装。但是，州郡官吏畏惧豪族，不敢对他们推行度田，反而借度田之名蹂躏农民。史称：“刺史太守多为诈巧，不务实核，苟以度田为名，聚人田中，并度庐屋里落，聚人遮道啼呼。”刘秀为严厉推行度田命令，拿在皇亲贵戚集中的河南郡界度田不实的河南尹张伋等人开刀，处死十多个州郡大吏。接着，郡国大姓和“兵长”便利用农民反抗官府情绪，发动叛乱。“处处并起，攻劫在所，杀害长吏。郡县追讨，到则解散，去复屯结。青、徐、幽、冀四州尤甚。”刘秀采取镇压与安抚并用手段，把捕到的作乱首领人物迁往他郡，切断这些人同原所在郡县的联系。经过度田事件后，郡国大姓的抗衡平静下来，豪族武装转为隐蔽状态，但问题并未根本解决，只好不了了之，度田以失败告终。度田在形式上也成为东汉朝廷的定制，然仅由郡县官吏岁时“案比”（案户比民），实际上无法真正实行。度田事件表明，东汉刚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国大姓势力即十分强大，东汉皇朝只能与之妥协。

    上述各项政策措施都不同程度地有实行，为解放生产力，恢复发展社会生产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使得耕地、人口都有大幅度增加，人民生活逐步稳定下来，加上其后的“明和之治”，从而奠定了东汉前期80年间国家强盛的物质基础、稳定的政治局面。外柔内刚，以及图谶等迷信手段，使刘秀完成了他33年的“光武中兴”大业。

    (第二节）政治管理的出色

    国家即已建立，就要巩固和稳定自己的统治。东汉统治者汲取了西汉政治的经验教训，在统治政策和策略上有所改变，“出于西汉而胜于西汉”，扬长避短，从而形成了其初期政治制度的新特点，这些变化不但与秦、西汉时期政治制度有着明显的差异，而且对东汉乃至后世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中央，首先采取的措施是削弱三公权力。第一步是“三公去大”。秦和西汉初期的丞相制，至西汉成帝时演变为三公制。王莽即位后，议以汉无司徒官，故定三公之号曰大司马、大司徒、大司空。光武帝即位，因而不改，说明东汉政权建立初期仍因循新莽的三公之号。至建武二十七年（公元51）五月诏曰：“昔契作司徒，禹作司公，皆无大名，其令二府去大。”“又改大司马为太尉”。因此，东汉的三公便是司徒、司空和太尉。从名号上去“大”，表面上是复古，实际上是防止三公的声望超过皇帝所能容忍的限度。西汉霍光和王莽以大司马兼大将军专权，刘秀记忆犹新。其次从实权上削弱三公权力。名义上司徒“掌人民事”，司空“掌水土事”，“太尉掌四方兵事功课”，实际上三公没有实权。三公之下有九卿，分掌庶政；而军国大事、典要机密、刑政诛赏之权已转归尚书。仲长统说：“光武皇帝愠数世之失权，忿疆臣之窃命，矫枉过直，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自此以来，三公之职，备员而已。”陈忠亦云：“汉典旧事，相相所请，靡有不听。今之三公虽当其名，而无其实，选举诛赏，一由尚书。尚书见任重于三公，陵迟以来，其渐久矣。”可见，三公的实权在东汉时已逐渐转归尚书。

    削弱了三公权力，就要加强尚书台。西汉武帝时尚书仅职掌文书，随着君权发展，权力逐渐扩大，至东汉光武帝时已提升为尚书台，正式成为总理国家政务的中枢。国家的大权完全集中于宫廷，即集中于尚书台。“光武亲总吏职，天下事皆上尚书，（尚书）与人主参决，乃下三府。”自此后迄于东汉末，尚书的威权与日俱增。《通典》说：“后汉，（尚书）则为优重，出纳王命，敷奏万机，盖政令之所由宣，选举之所由定，罪赏之所由正。斯文昌天府，众务渊薮，内外所折衷，远近所禀仲。”又说：“后汉，众务悉归尚书，三公但受成事而已。”因此，东汉时的尚书虽仍“文属少府”，名义上为九卿之一少府的下属机构，但实际上已从中央政府的组织中分离出来，一变而为直接隶属皇帝的尚书台。尚书台已成为实际上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随着尚书权力的加强，尚书台的建置也随之扩大，尚书的秩禄也提高了。尚书台的长官叫尚书令。应劭《汉官仪》：“尚书令，主赞奏，总典纲纪，无所不统。秩千石。故公为之。朝会不（下）陛奏事，增秩二千石。天于所服五时农赐尚书令。”尚书令之下，另设尚书仆射一人，六曹尚书各一人，秩皆为六百石，分掌各项政务；其下还有丞、郎、令史等官，所有一切政令都由尚书台直接禀陈皇帝，由皇帝裁决。但是到东汉后期，有权势的大臣多加“录尚书事”职衔，从而权柄再度下移，尚书台又蜕变为权臣专政的工具。

    此外，为加强统治，朝廷还对开国功臣赐优厚的爵禄，但禁止他们干政。汉光武帝一登基不久，便以优待功臣贵戚为名，赐以爵位田宅、高官厚禄，而摘除其军政大权。

    刘秀在秦和西汉的基础上，还完善、加强了监察制度，以此实行对行政系统的有效监督。当时的监察机构主要有三：御史台、司隶校尉和州刺史。

    西汉成帝以前，御史大夫的性质大不相同。据史籍载“司空，公一人。掌水上事。凡营城起邑、浚沟洫、修坟坊之事”，这时的司空已成了专管水土之官，而御史大夫原作为全国最高监察长官的职权已移交御史中丞。御史中丞在西汉时为御史大夫的属官，东汉时已独立。建武元年（公元25），宣秉“拜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后汉书·百官志》本注云御史中丞右御史大夫转为司空后，“因别留中，为御史台率”，说明已成为中朝官，为皇帝直接控制。谢灵运《晋书》：“汉官，尚书为中台，御史为宪台，谒者为外台，是为三台。自汉罢御史大夫而宪台犹置，以承为台主，中丞是也。”御史中丞之下有治书侍御史二人，掌对法律条文的解释；侍御史15人，掌察举官吏非法，接受公卿群吏奏事。《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云：“其二人者更直。执法省中者，皆纠察百官，督州郡。”说明御史台及其属吏已成为凌驾于整个官僚机器之上的监察机构。

    西汉武帝时曾置司隶校尉，成帝时废除。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恢复了该建置。建武二年，宣秉由御史中丞“迁司隶校尉。务举大纲，简略苛细，百僚敬之”。说明司隶校尉地位很高。由于其与尚书令、御史中丞同为“三独坐”，因此亦为皇帝心腹。《后汉书·百官志》：“司隶控尉一人，比二千石。本注曰：孝武帝初置，持节，掌察举百官以下，及京师近郡犯法者。”同书注引蔡质《汉仪》云：“（司隶校尉）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尊卑。”应劭《汉官仪》：“司隶校尉部河南、河内、右扶风、左冯翊、京兆、河东、弘农七郡于河南洛阳，故谓东京为司隶。”可见司隶枝尉内察京师百官，外部州郡，并领一州，权力很大，封侯、外戚、三公以下，不论尊卑，无所不纠。刘秀鉴于西汉后期贵戚、权臣得势，威胁皇权的教训，重用司隶校尉，以抑制贵戚、权臣，提高皇权。

    西汉武帝始置刺史，汉成帝绥和元年（公元前8）曾改刺史为州牧，哀帝建平二年（公元前5）复改州牧为刺史，王莽时又复为州牧。东汉初仍沿用州牧旧称，至建武十八年（公元42）复为刺史。东汉时，刺史的职权有所扩大。依原定六条，刺史所察主要是二千石官吏，西汉末下及墨绶令长。至东汉，刺史的督察之权又渐次下伸，已扩展至黄绶。凡是州内所有朝廷命官部在刺史督察之列。为削弱三公权力，原属丞相、御史二府的地方选举劾奏之权亦转归刺史。《后汉书·朱浮传》：“旧制：州牧奏二千石长吏不任位者，事皆先下三公，三公遣掾史案验，然后黜退。（光武）帝时用明察，不复委任三府，而权归刺举之吏。”说明刺史权力扩大，与刘秀越过三府直接控制地方职官系统有关。刺史职权的扩大，在刘秀统治时期是皇权加强的表现。到东汉中后期，刺史又逐渐获得地方行政权和领兵权，成为与皇权相对抗的地方割据势力。这是刘秀所始料不及的，这只是后话。这种影响还蔓延到隋唐两宋。

    东汉在地方还裁并了400多个县（建武六年下诏令司隶州牧各实所部，省减吏员，县国不足置长吏可合并者，上大司徒、大司空二府），裁撤郡都尉之职，废除西汉时期的内郡地方兵，取消郡内每年征兵训练时的都试，地方防务改由招募而来的职业军队担任，组织军队屯垦，从而精简官吏，压缩机构，削弱军力，有利于稳定统治，提高效率，并减轻百姓负担。但到东汉后期，州牧刺史逐渐权重，兼有军政财大权，地方兵力又逐渐兴起。

    (第三节）政治管理的出色

    “光武中兴，爱好经术，未及下车，而先访儒雅。”可以说是《后汉书》对汉光武帝刘秀的一个客观评价。经术即儒家经学。光武帝自幼爱好经学，当然知道它对于巩固自己统治的重要性。但是，西汉末以来的今古文经之争，他当然也是知晓的。如何求得经学思想上的统一，不仅是士人儒生，也是封建统治者所面临的重大问题。为此，光武帝即位以后，便勤勤恳恳致力于它的解决。

    早在繁忙的战争岁月，光武帝每天就“犹以余暇讲诵经书，自河图洛书谶记之文，无不毕览”。天下统一后，他每日上朝，“数引公卿，郎、将讲论理，夜分乃寐”。建武十七年（公元41）他还亲临太学，会集诸博士，“论难于前”，即展开经学辩论，议郎桓荣为“诸儒莫及”，光武帝当场对他大加赏赐。真是一个好学、博识的天子！

    光武帝对待今古文经之争的态度是：“采求阙文，补缀漏逸”，“博存众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关于今古文经之争，是从西汉末刘歆校书后开始的。此前，整个西汉为今文经所垄断。王莽篡权后，为“托古改制”的现实需要，推崇古文经，占主导地位。但他对今文经仍兼收并容，因为二者都能为其复古活动服务。不过，复古的需要并不是古文经本身的问题，而在于王莽对经文的恣意曲解。古文经刚问世不久，鲜为人知，更使得他可随心所欲地加以玩弄。而光武帝对经学涉猎很广，“博观异家，各有所采”。立国之初，他即下令设今文经博士14人。与西汉比较，《易》增京氏，《书》仍欧阳、大小夏侯，《诗》仍齐、鲁、韩，《礼》有大小戴，《春秋》则废谷粱而立公羊严颜二氏。但是，他想“扶进微学”，又“情存博闻”，故“异端竞进”，一度在朝廷立古文经博士。建武三年（公元27），尚书令韩歆上书，要求为费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公元28）正月，光武帝亲自在云台召集群臣会议讨论此事。古文经学家陈元和今文经学家范升进行了激烈辩论。结果，光武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其中陈元为第一名。考虑到陈元在争论中首当其冲，为避免过分刺激今文经学家，光武帝决定不用陈元，而用第二名李封为博士。尽管如此，由于今文经学势力很大，决定一公布，“议论诺哗，自公卿以下，数廷争之”。正好李封病死，光武帝重违众议，“因不复朴”，对治今文经的多数朝廷权贵作了妥协。但实际上，他对治古文经的人仍多所任用。杜林尤爱古文《尚书》，官至太司空，他所推荐的范逡、赵秉、牛邯等“皆被擢用”。郑兴是古文经大家刘歆的得意门徒，光武帝拜他为太中大夫，对其建议“多所采纳”。寇恂也爱好古文经，在汝南太守任内聘请治《左氏春秋》者“亲受学焉”。大概光武帝感到今文《五经》章句烦多，中元元年（公元56）下诏书“议欲减省”，这说明他也看到今文经有弊病。

    光武帝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欲使诸儒共正经义”，这一政策对后代产生颇大影响。汉章帝时曾在白虎观大会诸儒，讨论《五经》同异，连月乃罢。章帝尤喜爱古文经，下诏让高才生受《古文尚书》、《毛诗》、《谷梁》、《左氏春秋》等，“虽不立学官，然皆擢高第为讲郎，给事近署”。这显然有利于提高古文经地位。还有一件事值得提出，即光武帝对经籍图书的搜集。据载他迁都洛阳时，经籍秘书装载二千多辆车，“自此以后，参倍于前”。仅从保护和收集文化典籍来说，其作用亦不应埋没。鉴于六经荒废，他还下令“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巷，为海内所集。这也有利于经籍的整理和传播。

    光武帝上述种种做法，是想在思想文化领域树起一面大旗，为自己的统治服务。他提倡经学的效果非常显著。范晔曾说：“迹衰敝之所由致，而能历年所，斯岂非学之效乎？故先师垂典文，褒励学者之功，笃矣切矣！”总之，它起到了“励人心而寿国脉”的作用。

    光武帝还继承了西汉时期独尊儒术的传统。东汉建立后，在洛阳城门外兴建太学，传授经学，饱学之士接踵而至。设五经博士，恢复西汉时期的十四博士之学。他亲历亲为，巡视太学，赏赐儒生。在他倡导下，不仅中央立太学，建武年间许多郡、县也都兴办学校，“兴庠序之教”，而民间创办的私学也如雨后春笋般兴起。无论是官学还是私学，无论是博士还是经生，都为儒学的传播、教化的开展进行了人才准备。光武巡幸鲁地时，曾遣大司空祭祀孔子，后来又封孔子后裔孔志为褒成侯，用以表示尊孔崇儒。刘秀还大选儒生为官吏；他在建国初便注意“退功臣而进文吏”，就是选一些文化人进城，即文首所说那句话。他广泛搜求儒生担任国家重要官职；如《易》学者刘昆、《尚书》学者欧阳歙、《春秋》学者丁恭、《诗》《论语》学者包咸都先后被任命为都尉、大司徒、侍中等重要官职。这充分显示了他老人家重视教育、重视人才的治国战略。

    光武帝还徵用“志士”，宣扬名节，强化忠君思想。新莽时期，囿于封建正统观念，“士之蕴藉义愤甚矣。是时裂冠毁冕，相携持而击之者，盖不司胜数。”人心思汉，亦是王莽失败、刘秀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刘秀见人心可用，特别是忠于一家一姓的观念和行为，系皇权的坚实基础，于是在建立东汉政权后，大力表彰气节，激励风尚，以强化自己的统治。对众多弃官逃仕，不仕王莽、公孙述的士人慰藉有加，收为己用。如通儒卓茂西汉末为密令，及王莽居摄，称病自危，杜门自绝，不仕新朝。建武之初，对这个已年过七十，“无它庸能”，但颇有影响的“段段小宰”，光武帝首先下诏访求，授予太傅之职。建武四年（公元29）卓茂死，“车驾素服亲临送葬。”刘秀这样做的目的，无非是为耸动视听，收揽人心。又如宣秉，于哀、平之际，“见王氏据权专政，侵削宗室，有逆乱萌，遂隐遁深山，州郡连召，常称疾不仕。王莽为宰衡，辟命不应。及莽篡位，又遣使者徵之，秉固称疾病。”建武元年（公元25），刘秀即授宣秉以御史中丞重任，次年又迁司隶枝尉。对其他不仕王莽的士人，刘秀亦优先授以高职，表扬他们忠于汉室、不仕二姓的“高风亮节”，企图养成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为巩固东汉封建统治服务。如申屠刚，建武七年（公元31）拜侍御史，后迁尚书令；郭贺建武中为尚书令，高翊建武十一年（公元35）拜大司农；郭丹建武十三年（公元37）为并州牧，迁左冯翊。由此，“群方成遂，志士怀仁，斯固所谓举逸民而天下归心。”搜罗了一大批效忠刘汉王朝的知识分子，扩大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的阶级基础。而对心存异心的士人，刘秀则伺机予以讽劝，如《后汉书·冯勤传》：先是三公多见罪退，帝贤勤，欲令以善自终，乃因讌见从容戒之日：“朱浮上不忠于君，下陵轹同列，竟以中伤至夸，死生吉凶未可知，岂不惜哉！人臣放逐受诛，虽复追加赏赐赙祭，不足以偿不訾之身。忠臣孝子，览照前世，以为镜诫。能尽忠子国，事君无二，则爵赏光乎当世，功名列于不朽，可不勉哉！”这一席话名为劝勉，实则威吓，令臣下惕怵不安。

    但光武对儒家今文学派炮制的谶纬迷信推崇备至。早在东汉建立之初，光武就仿照王莽、公孙述等人利用谶书作为其承受天命的依据，指使他过去的同学强华伪造那篇叫做“赤伏符”的谶语，表示他继承了西汉的火德，是“上当天地之心，下为元元所归”的真命天子。东汉统一全国后，光武更是“宣布图谶于天下”，把谶纬迷信尊为“内学”，作为其维护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他晚年经常以图谶决定政事，迷信思想很重，这是其局限性。

    (第四节）第二个黄金岁月

    从公元一世纪前期到公元一、二世纪之交，经过汉光武帝（公元25—公元57年在位）、汉明帝（公元58—公元75年在位）、汉章帝（公元76—公元88年在位）、汉和帝（公元89—公元105年在位）四代80年左右的治理，东汉王朝已持续发展与恢复往日西汉王朝的强盛、庞大，这一时期被后人称为“光武中兴”、“明和之治”，是继西汉前期从“文景之治”到“汉武盛世”到“昭宣中兴”之后中国古代第二个盛世和黄金时代。本节我们来总结一下“光武中兴”的成就，下章再具体讲解“明和之治”。

    从某个意义上说，汉光武帝刘秀一个人兼有了西汉之初几代皇帝的角色、性质与作用。他既是高祖刘邦，打下江山，奠基汉廷，构建了王朝的主要制度和体系；又是文帝、景帝，实现休养生息，大力发展生产，解决了王朝过渡时期的“瓶颈”问题；还是汉武大帝，雄才大略，叱咤风云，文治武功，实现了王朝的高峰崛起和全面繁荣。也就是说，一个封建王朝前半段的三个时期：开创期、承启期、鼎盛期，都集中在了他同一人身上。

    光武帝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封建君主之一；史称他“才兼文武，豁达有大度”。他长于用兵，善于以少胜多，出奇制胜。在昆阳之战中，他知人善任；中兴二十八将大都拔擢自小吏、布衣、行伍之中。他对待臣僚“开心见诚”，不念旧恶，但赏罚严明，虽仇必赏，虽亲必罚，如重用有宿怨的朱鲔等。光武在战争中所以能克敌制胜，还在于他注意讲求策略，具有敏锐的政治眼光。他在统一战争和后来治理天下中，善于采用政治攻势，如宣布释放奴婢、刑徒，减免赋税刑法等，用以瓦解敌军，壮大自己势力。他还注意整饬军纪。他早在担任更始政权的将军时，就注意约束部下遵守军纪，这便有利于取得更多支持。

    著名史学家范文澜评价光武帝道：“这个以南阳豪强为主体的刘秀军，在政治上有优势，在军事上有谋略，再加上禁止虏掠，争取民心，这就决定了它的必然胜利。刘秀既是地主阶级的代表，自然是农民起义军的死敌；但是他也代表着社会的共同要求，完成了国家统一的伟大事业。他在推倒王莽的战争中，在削平割据的战争中，都起了极大的作用，因之，他是对当时历史有重要贡献的历史人物。”

    统一全国后，光武帝仍能兢兢业业，勤于政事，“每旦视朝，日仄乃罢，数引公卿郎将议论经理，夜分乃寐”。他所实行的各项政策措施，既维护了东汉封建统治，也维护了国家统一，与民休息以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范晔在《后汉书》论道：“虽身济大业，竞竞如不及，故能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退功臣而进文吏，戢弓矢而散马牛，虽道未方古，斯亦止戈之武焉。”司马光也在《资治通鉴》中说：“虽以征伐济大业，及天下既定，乃退功臣而进文吏，明慎政体，总揽权纲，量时度力，举无过事，故能恢复前烈，身致太平。”他们对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的政绩，都作了充分肯定。

    《资治通鉴》中有两个关于光武帝的生动故事：一是罢兵。说的是光武帝在军旅中呆的时间很长，也很讨厌战争，而且他知道天下百姓早已疲惫贫困，渴望休息。所以自从陇、蜀平定之后，除非有非常危险紧急的情况，他便不再谈论军事。太子刘庄（后来的汉明帝）曾向他请教打仗的事，他也不予答复，说这不是他应该问的。开国功臣邓禹、贾复知道陛下决定放下武器，以礼乐教化治理国家，不希望功臣们身在洛阳而拥有重兵，于是他二人便交出了军权，转而潜心研究儒家经典。二是勤政。说的是光武帝生前，每日早晨主持朝政，午后才散；每每召见公卿、郎将讲经书说义理，直到半夜才睡。太子见他辛勤劳苦不知疲倦，就找机会劝谏道：“陛下有夏禹、尚汤的圣明，却没有黄帝、老聃涵养中性的福分。儿臣盼望你爱惜身体而颐养精神，悠游岁月而自求宁静。”光武帝答道：“我自己乐于做这些事，所以并不为此感到劳累。”光武帝虽以武力建立帝业，可是到了天下安定后，却并不重用有功的武将，而是提拔儒生文官。他清醒谨慎地制定国策，总揽大权，审时度势，尽力而为，举措十分恰当，因此能恢复前代的功业，在有生之年实现了天下太平。

    光武帝在位期间，汲取历史上的大量经验教训，以“柔道”治天下，“务用安静，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采取一系列积极、有效的措施，关注民生需要，实行休养生息，释放奴婢，减轻赋税，兴修水利，恢复、发展社会生产，缓和西汉末年以来的社会危机；有战有和，步步推进，平定暴乱，统一天下；限制诸侯王、外戚、功臣、豪强地主势力的发展，削弱三公，严格监察，精兵简政，裁撤官吏，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王朝统治；爱好经术，提倡儒学，奖励名节，维护思想文化正统。这种种措施，既能加强皇权又能缓和阶级矛盾，使东汉初年出现了社会安定、经济恢复、耕地扩大、人口增长的可喜局面，从而奠定了近一个世纪整个国家繁荣富强的物质、精神和体制基础。

    当然，人非十全十美，事非尽善尽佳。光武帝企图进一步加强专制皇权；但是，封建田庄经济的发展，土地兼并现象的加剧，豪强地主势力的扩张，滋长着分裂危机。度田事件的失败表明，东汉刚建立伊始，各地豪族、郡国大姓势力即十分强大，东汉皇朝只能与之妥协。且东汉立国之初，存在“货轻钱薄”现象，货币制度不够完善，严重影响物资流通。光武晚年经常以图谶决定政事，迷信思想很重，这是其局限性；又贬逐了桓谭、冯衍等直言敢谏之士，有拒谏之失。但大体说来，刘秀先生尚能始终保持谨慎，兢兢业业，勤于政事，这在封建帝王中是难能可贵的。

    (第五节）“强项令”董宣

    董宣，生卒年不详，字少平，陈留圉（今河南杞县南）人。东汉初年名臣，先后任北海相、江夏太守、洛阳令等职。在职时不畏强暴，惩治豪族。他任洛阳令期间，汉光武帝刘秀姐姐湖阳公主的奴仆苍头仗势杀人，被公主包庇，吏不能捕。董宣候其出门，拦住湖阳公主的车，令奴下车而杀之。公主还诉于刘秀，光武帝一时也不好办，令其向公主叩头谢罪。董宣两手据地，拒不低头。刘秀令人强按之，也不能使其俯首。作为执法严格的官员，被刘秀戏称为“强项令”，意思是一个脖子刚强、不肯低头的市长。自此京师豪族贵戚莫不畏之，号为“卧虎”，并歌之曰：“枹鼓不鸣董少平。”《后汉书》中有其传。

    故事说的是，洛阳令董宣系一铮铮硬汉，他认为皇亲国戚犯了法也应同样办罪。古话说“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可说是这么说，中国漫漫数千年的历史长河，几人能做到？所以又有一句古话说：“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士。”有一次，湖阳公主一个家奴平时气焰嚣张，竟在光天化日之下仗势行凶杀了人，终于慌张起来，只得躲在公主府里不敢出去。湖阳公主安慰他，说只要有自己在，不会有人敢把他怎么样的，叫他不要怕。董宣不能进公主府去搜查，就天天派人在其门口守着，只等那个凶手出来。几天后，湖阳公主坐着车马外出，跟随着她的正是那个杀人凶手。董宣得到消息，就亲自带着衙役赶来，于途中拦住了她的车。湖阳公主认为董宣触犯了自己的尊严，便沉下脸来说：“好大胆的洛阳令，竟敢拦阻我的车马！”董宣可没有被吓倒，要是害怕就不敢这样做了。他拔出宝剑往地下一划，还当面责备湖阳公主不该放纵家奴犯法杀人。他又不管公主阻挠，吩咐衙役把凶手绑起来，当场就把他处决了。

    这一下，差点把湖阳公主气昏过去。打狗还得看主人，这个小小的洛阳令太不识趣了！她马上怒气冲冲赶到宫里，向光武帝哭诉董宣怎样欺负她。很多年前，在刘秀还没造反，没发迹时，他们姐弟俩相依为命，彼此照顾，姐姐帮了他很多，所以感情很深。光武帝听了，十分恼怒，立刻召董宣进宫，吩咐内侍当着湖阳公主的面责打董宣，以替公主消气。董宣说：“你先别打我，让我说完了话，我情愿死。”光武帝瞪着一双龙目，气咻咻地说：“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董宣说：“陛下是一个中兴之君，应该注重法令。现在陛下让公主放纵奴仆杀人，这还能治理好天下吗？要是你觉得这没有什么不妥的，你用不着动手，我自己解决就是了。”说罢，他挺起头就向柱子撞去。光武帝连忙吩咐内侍把他拉住，可董宣早已撞得血流满面了。

    光武帝原本心里就清楚董宣说得没错，也觉得不该责打他。但是，为了顾全自己姐姐的面子，他要董宣只给湖阳公主磕个头赔个礼就算了。可董宣宁愿把自己的头砍下来，怎么也不肯磕这个头，因为他觉得自己没错，就不能屈服强权。内侍把他的脑袋往地下摁，可董宣用两手使劲撑住地，挺着脖子，不让他们把自己的头摁下去。内侍知道光武帝内心也并不想治董宣的罪，可又得给皇帝下个台阶，就大声地说：“回陛下的话，董宣的脖子太硬，摁不下去。”光武帝也只好笑了笑，迅即解颐，下令说：“把这个硬脖子给撵出去！”湖阳公主见光武帝放了董宣，心里很气，对弟弟抱怨说：“陛下从前做平民的时候，还收留过逃亡的和犯死罪的人，官吏都不敢上咱家来搜查。现在做了天子，你怎么反而对付不了小小的洛阳令？”光武帝说：“正因为我做了天子，就不能再像做平民时那么干了。”

    结果，光武帝不但没办董宣的罪，还赏给他30万钱，以奖励他执法严明，不畏权贵。董宣一回到官府，就把这笔钱全分给了他手下的官员，自己什么都不要。以后，董宣继续打击不法的豪门贵族，洛阳的土豪听到他的名声都吓得发抖。一段时间里，京畿作奸犯科现象明显减少。人们都美称董宣是“卧虎”（意思是“躺着的老虎”）。光武帝懂得打天下要靠武力，治理天下还得注意法令。光是发展经济，休养生息还不够十全十美，还必须严格法纪，加强统治。所谓“家有家法，国有国策”，“不以规矩，不成方圆”。不过法令也只能管管老百姓，要拿它去约束皇亲国戚那就难了。所以，汉廷还是需要有一批像董宣这样刚正不阿的官员来治理国家和地方，因而统治者才对董宣并不予以惩罚，反倒还要大加奖赏。

    虽然董宣是东汉初有名的清官廉吏，但由于他执法严厉得近于苛暴，所以范晔的《后汉书》将其事迹列入《酷吏列传》。“强项令”的故事流芳千古，至今仍有口皆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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