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般人的心目中，鲁迅似乎只是一位彻底的反封建的斗士，是中国传统文化最彻底的批判者。这种认识并没有错。确实，鲁迅以思想家的犀利目力，洞穿了笼罩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的种种面纱，将其本质揭示无遗；他用冷峻深刻的理性为武器，把中国传统文化的种种特性，一一剥离开来，展现给中国人；尤其是他以“吃人来概括几千年的中国历史，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实在是惊世骇俗之论。如果读者不能以正确的态度和方法去阅读鲁迅的作品，往往会从字里行间，发现一种深刻的绝望：在烂熟的表层艳若桃花的文化体系里，其内部似乎真的溃如乳酪，已经没有多少生机了。于是，人们就会对鲁迅产生出一种莫大的误解：偏激、片面。但如果真正了解了鲁迅，如果真正了解了鲁迅的思想和人格精神，就会发现，鲁迅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否定，对中国传统文化不利于中国人走向现代化特质的批判，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价值，仍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其实，这还仅仅是一个方面。在我们肯定鲁迅作为批判型思想家、文学家的同时，在承认鲁迅是一位反封建反传统战士的前提下，还应该认识到，鲁迅也是一位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最大继承者，是中国几千年历史形成的民族精神在现代的缩影。自强不息、坚韧不拔的硬骨头精神，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格风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严以律己宽以待人的博大胸怀，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无私无畏品质，立足现实、关注现实、脚踏实地的理性态度，特别是贯穿一生的既富有深厚情感又具深刻理性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思想，等等，都是中华民族优秀精神的体现，是民族脊梁的具体化，是传统优秀文化的结晶。这一切，在鲁迅身上，表现得十分鲜明，非常突出，是构成鲁迅这位“现代圣人的极其重要的内容。
勿庸置疑，对于中国文化传统，无论是批判，还是继承；是彻底否定，还是发扬光大，都必须建立在对它的深刻的了解与认识的基础之上。舍此，批判只能是非理性的盲目，否定不过是无根据的妄断；而继承当然也就只是出于一种本能，或者是来自传统形成的惯性力的推动。
对鲁迅而言，他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深刻了解，一方面来自他本人生命的体验，即从同时代的中国人身上去体认几千年来生生不息的文化传统，去理解文化传统通过积淀呈现在活着的人身上的种种因子；另一方面，就是从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中，通过文化积累的重要载体——图书，去感受它的无穷内涵，从而发现自己文化传统中的精华，自然也会认识到其间的糟粕。因此，当我们打开《鲁迅全集》时，几乎在所有的著述中，都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种种文化典籍对作者的影响。从内容到形式，从思想到语言文字，都能感受到鲁迅深厚的民族文化的底蕴。所以，当我们去探寻鲁迅读书生活的轨迹时，首先就该随先生一道进入中国传统文化幽深书山之中。
书的启蒙
公元一八八一年九月二十五日，一个婴儿在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的新台门诞生了，他，就是后来成为中国现代文化思想史上的巨匠，享誉中外的伟大的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鲁迅。鲁迅本姓周，“鲁迅是他后来在三十八岁时发表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所用的笔名。这个笔名，意义有三：一是寄寓了对善良仁慈的母亲鲁瑞的深切之爱；二是在中国古代周鲁是同姓之国；三是“取愚鲁而迅速之意，即常人所讲的笨鸟先飞。这当然是自谦，但更是鲁迅严格的自勉。周家祖上原住湖南，搬到绍兴已很久，鲁迅出生时，已是第十四代了。鲁迅出生后，取名樟寿。这是他的祖父介孚公周福清取定的。当时周福清正在京城做官，当得了孙子的喜讯传到时，适值一位姓张的官员来访，可能是为讨个吉利，于是便给刚出生的孙子取乳名为阿张，学名樟寿，字豫山。后来鲁迅上学时，同学们取笑他，叫他作“雨伞，他听了很不高兴，要求祖父改名，介孚公便易“山为“才，是为豫才。后来到南京求学时，一位在南京水师学堂任管轮班舍监的本家叔祖，认为子弟进学堂“当兵，不宜用家谱上的本名，又为鲁迅取名周树人，取义于“百年树人。
在旧时代，男孩的最好出路似乎就是读书，走学而优则仕的科举之路。鲁迅的祖父当然也希望子孙都能在科举道上扬名显亲，因此，他极想把他的子孙培养成像他一样的翰林，于是在居住地的台门口，悬挂“祖孙父子兄弟叔侄翰林的匾额，勉励子孙上进。鲁迅的父亲周伯宜曾经考取会稽县生员（即秀才），后来又应过几次乡试，都名落孙山，后因其父科场案发，受到牵连，被剥夺了应试资格。但是，他仍然对鲁迅抱着希望，期待着鲁迅用心读书，以完成自己未竟之业。正是在这样的期望中，鲁迅开始了读书生活。
六岁左右，鲁迅便从叔祖周玉田先生诵《鉴略》。这是旧时学塾所用的一种初级历史读物，乃清代王仕云著，四言韵语，上起盘古，下至明代弘光。和一般发蒙学生不同，鲁迅幼时没从《百家姓》、《千字文》开始读起，是与他祖父的思想分不开的。据周建人讲：“他有他的一套思想，和当时的人很不一致。比如对于教育，他主张先读《鉴略》，他以为首先应有一些历史基础的知识（虽然那书并不好懂）。他不赞成一般通行的先读《百家姓》或《千字文》。他以为只要稍微多识一些字，即可看《西游记》。接下去读《诗经》等等。在从玉田先生读书期间，鲁迅和旧时代的所有读书的孩子一样，只是囫囵吞枣地接受教师规定的书本内容，不论懂与不懂，读熟就好。这种教育方式自有其合理有用的一面，但总的而言，过于死板，不能充分启发学生灵智，调动学生的学习主动性，也谈不上激发学生的兴趣。显然，这不是有利于学生个性培养的方式。鲁迅后来回忆时就对这一时期的学习情形发表过看法：“就是这样的书，我现在只记得前四句，别的都忘却了；那时所强记的二三十行，自然也一齐忘却在里面了。记得那时听人说，读《鉴略》比读《千字文》，《百家姓》有用得多，因为可以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知道从古到今的大概，那当然是很好的。然而我一字也不懂。‘粤自盘古就是‘粤自盘古，读下去，记住它，‘粤自盘古呵！‘生于太荒呵！
但无论小孩子多么不愿意，读书，总是家长望子成龙的寄望，也是规范孩子的有效途径，因而在绍兴方言中，将孩子入塾读书形象地比喻为“牛穿鼻，意思是小孩只要一进书房，就像牛鼻子被穿上了缰绳，从此便服服帖帖，收敛童年的野性。从后来的鲁迅看，这种方式并没有收到预期效果。不过，在周玉田处，倒是为幼时的鲁迅打开了一方展读另一类书的天地。玉田先生是位胖胖的和蔼的老人，喜欢种花木，也许是为了排遣寂寞，也许是出于喜爱孩子之故，他常和孩子们来往，有时就称鲁迅为“小友。由于关系融洽，使得少时的鲁迅有机会接触到他的藏书。鲁迅后来无限深情地追忆了这一段书缘：
在我们聚族而居的宅子里，只有他书多，而且特别。制艺和试帖诗，自然也是有的；但我却只在他的书斋里，看见过陆玑的《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还有许多名目很生的书籍。我那时最爱看的是《花镜》，上面有许多图。他说给我听，曾经有一部绘图的《山海经》，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可惜现在不知道放在哪里了。
就这样，鲁迅度过了既枯燥又不无美好之处的少儿时光。到十二岁时，鲁迅转入另一个叔祖周子京的书塾。周子京是一个在仕途上受过挫折的腐儒，鲁迅在小说《白光》中就描绘过这类人物。据周作人回忆，此人本不应为人师的：这人有点儿神经病，又是文理不通，本来不能当先生，只因同住在一个院子里，相距不到十步路，所以便去请教他。这期间不知道有多久，只是他教了出来许多笑话，终于只好中止了。这事相隔很久，因为可笑，所以至今清楚的记得。第一次是给鲁迅“对课，出三字课题云“父攘羊，大约鲁迅对的不合适，先生为代对云“叔偷桃。这里羊桃二字都是平声，已经不合课的规格，而且还把东方朔依照俗音写成“东方叔，又是一个别字。鲁迅拿回来给父亲看，伯宜公大为发笑，但也就搁下了。第二次给讲书，乃是孟子里引“公刘的诗句，到“乃裹粮，他把第三字读作“猴字，第二字读为“咕，说道：公刘那时那么的穷困，他连胡狲袋里的果子也“咕的挤出来拿了去了！伯宜公听了也仍然微笑，但从第二天起便不再叫小孩到那边去上学了。
周子京由于屡试不第，神经受到严重刺激，变得近乎呆狂。在夜里往往做掘藏得宝的美梦，白天讲课则胡言乱语，信口开河。除了周作人所提到的那两次真实的笑话外，还有一次，竟把“蟋蟀释为“虱子，确实滑稽荒唐。正因如此，鲁迅终于向这位老师挥手告别了。
背书的故事
死读书读死书，死记硬背，是中国几千年传下来的读书方式，尤其是在发蒙时期，更是学生必须而惟一的基本功夫。老师、家长检验孩子的学习好坏，就看是否背得流畅，记得牢固。这固然是有价值的教育方法，但对孩子思维的活跃、想象力的丰富、理解力的增长，总的来讲是不利的。然而孩子毕竟是孩子，童心往往是锁闭不住的，活泼好动、追求新奇、向往愉快的游戏和玩乐的天性总会尽力显露出来，而去寻找本应属于儿童的天地。
鲁迅也是这样。他和其他孩子一样，常插上幻想的翅膀翱翔：他想飞升入云，去探寻月亮跟着人走的秘密，他想懂得星星为什么会嵌在天空；他希望潜入蚁穴，去了解蚂蚁的生活，窥探地底的奥秘；他也希望在荒野里撒野，也渴求热闹非凡的情景。所以，他喜欢“赛会“社戏之类的活动，因为这些活动不仅可以获得人生的某种初步感受，更重要的是可以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和追求，得到心灵的愉悦。
所以，在鲁迅的记忆中，一件印象很深的事，就是去看五猖会前父亲突然要他背书的事。
五猖会是迎神赛会之一种，因五猖庙而得名。五猖庙位于绍兴东关。东关是绍兴旧属的一个大集镇，在绍兴城东约六十里，今属上虞县。据说，所谓五猖，就是五通神，即旧时南方乡村中供奉的妖邪之神。在唐朝末，此处就已有香火，庙号五通，据说是兄弟五人，俗又称五圣。但在鲁迅看来，五猖就是五通神的说法并无确据。但无论是什么性质的神，老百姓为了祈福免灾，都会顶礼膜拜的。五猖会也就是用仪仗鼓乐和杂戏之类的表演，迎神出庙，周游街巷，以酬神祈福的活动。这自然属于迷信。不过在孩子们的心目中，倒是十分有趣的。鲁迅就认为“这是我儿时所罕逢的一件盛事。因为那会是全县中最盛的会。
这一年的五猖会到了。鲁迅怀着兴奋的心情准备出发，就在这时，与兴奋之情极不谐调的事情发生了：因为东关离城远，大清早大家就起来。昨夜预定好的三道明瓦窗的大船，已经泊在河埠头，船椅，饭菜，茶炊，点心盒子，都在陆续搬下去了。我笑着跳着，催他们要搬得快。忽然，工人的脸色很谨肃了，我知道有些蹊跷，四面一看，父亲就站在我背后。
“去拿你的书来。他慢慢地说。
这所谓“书，是指我开蒙时所读的《鉴略》，因为我再没有第二本了。我们那里上学的岁数是多拣单数的，所以这使我记住我其时是七岁。
我忐忑着，拿了书来了。他使我同坐在堂中央的桌子前，教我一句一句地读下去。我担着心，一句一句地读下去。
两句一行，大约读了二三十行罢，他说：“给我读熟悉。背不出，就不准去看会。他说完，便站起来，走进房里去了。
我似乎从头上浇了一盆冷水。但是有什么法子呢？自然是读着，读着，强记着，——而且要背出来。
……
应用的物件已经搬完，家中由忙乱转为静肃了。朝阳照着西墙，天气很晴朗。母亲，工人，长妈妈即阿长，都无法营救，只默默地静候着我读熟，而且背出来。在百静中，我似乎头里要伸出许多铁钳，将什么“生于太荒之流夹住；也听到自己急急诵读的声音发着抖，仿佛深秋的蟋蟀，在夜中鸣叫似的。
他们都等候着，太阳也升得更高了。
我忽然似乎已经很有把握，便即站了起来，拿书走进父亲的书房，一气背将下去，梦似的就背完了。
“不错。去罢。父亲点着头，说。
大家同时活动起来，脸上都露出笑容，向河埠走去。工人将我高高地抱起，仿佛在祝贺我的成功一般，快步走在最前头。
我却并没有他们那么高兴。开船以后，水路中的风景，盒子里的点心，以及到了东关的五猖会的热闹，对于我似乎都没有什么大意思。
直到现在，别的完全忘却，不留一点痕迹了，只有背诵《鉴略》这一段，却还分明如昨日事。
我至今一想起，还诧异我的父亲何以要在那时候叫我来背书。
引文似乎过长，但任何概述能够有原文如此准确生动地描绘出一个儿童此时此刻的心情么？
此事在鲁迅的心灵与思想中，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但并非如有的研究者所认为的那样，伯宜公的行为是对儿童的摧残。是的，鲁迅父亲在那个时候是严格的，在今天看来，也许有点不通情理近乎严酷。其实，鲁迅的父亲在当时还是相当开明的，用周建人的话说，“已经要算比较的‘民主了。那么，伯宜公为什么要在那时命鲁迅背书呢？考其根由是，在他心目中，读书乃是孩子的第一要务，游玩自然也是不可少的，但如果连该读的书都没有读好，却去游玩，则是不合适的；孩子本性贪玩，如果不加约束，就会肆无忌惮，毫无节制，以至玩物丧志，而且也不利于孩子养成认真严谨的学习习性。我想对伯宜公的行为应作如是观。至于鲁迅在中年时的回忆，不过是对当时难以理解的情形的一种再现，也真实地写照了当时作为孩子的心态，也就大可不必就这件事上纲上线，把当时的一切教育方式与封建教育制度联系起来。即使是今天，孩子的玩也应有所节制，读书时，当然是以圆满完成了功课后再去玩为好。因此，在鲁迅那个时代的人们看来，允许孩子去玩、去看戏，只要不耽误功课，这不仅是开明的，也是合理的，比起那些把孩子关在屋子里一味死读书的做法，显然是聪明之举。
在三味书屋的日子里
告别了周子京的书塾，鲁迅由家里转入三味书屋读书，时间是一八九二年的二月。第二年秋天，因祖父科场案，鲁迅随母到离家二十多里的皇甫庄外婆家“避难，学业一度中断，直到一八九四年春末，鲁迅才又回到绍兴，继续在三味书屋读书，一直到一八九八年去南京求学前半年左右才离开。
三味书屋是全绍兴城中学规最严厉的书塾，原名“三余书屋。“三味，典出宋朝李淑所撰《邯郸书目》的序文。他认为“诗书，味之太羹，史为折俎，子为醯醢，是为书三味。这就是把经书、史书、子书比喻为三种不可缺少的食物，强调书的重要性。
三味书屋离鲁迅的故居新台门不远，其间隔河相望，鲁迅说：“出门向东，不上半里，走过一道石桥，便是我先生的家了。书屋的匾下，挂有《梅鹿古松图轴》，上面画着一只很肥大的梅花鹿伏在古树下。这里确也有不同别的书屋之处，即没有孔子牌位，鲁迅入学，拜了拜“三味书屋的匾和那只梅花鹿，算是拜了孔子的。这可以看出书屋主人不拘形式的独异性格。
书屋的主人姓寿，名怀鉴，字镜吾，曾考取会稽县的秀才，因不满黑暗的现实，加上对官场舞弊的憎恶，不愿继续参加乡试，决心继承父业，在三味书屋坐馆授徒。鲁迅到他门下读书时，他才四十多岁，也许是生活风霜侵凌的缘故，在鲁迅眼中，“他是一个高而瘦的老人，须发都花白了，还戴着大眼镜。但由于这位先生以认真严格而又和蔼可亲、方正质朴而又博学勤勉著称，故鲁迅“对他很恭敬，因为我早听到，他是本城中极方正，质朴，博学的人。鲁迅的母亲后来曾对俞芳谈到周家择师标准时，说是“有两个条件：第一，学问好，为人正直；第二，不打孩子，因为打骂中长大的孩子，好的不多。仔细想来，鲁迅的父亲为什么三次为儿子改换老师，最后把鲁迅送到三味书屋，确实是经过认真筛选的结果，也是为了使自己的儿子成为品格高尚学识渊博的人的一种选择。寿先生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对腐败的官场极为不满，虽无力去改变这种现实，但他恪守着乱世不做官的家教，以至他的儿子悄悄应试中了举人，他便与之大闹了一场。他生活清苦，奉行“君子固穷的原则，父子三人合穿一件夏布长衫，出门轮番着用。他为人厚道，既不喜欢吹牛拍马，又不怕得罪人，敢于直言，有着严格的做人准则。他勤学，一有空就读书，读书是他生活的主要内容。据说他一生不用外国货，认为这是外国人骗中国人钱财的手段，虽有些过于迂执，但在那个时代，保持守正不阿的民族气节，确实难能可贵。
最令人敬佩的是他对学生的严格要求和严格管理。
一是他收徒极为慎重，每年一般招八个人，最多十个左右。每当收新生时，须得经过他认为可靠的熟人介绍，然后亲自到学生家里去考察，认为“品格方正，才同意收下。报名日期是在“正月十八，错过此日，不再收生。显然，他招生不是为了钱，不是糊弄学生和家长。
二是他“督教甚严。无论是谁，一进书屋必须用功，教学生从不苟且偷懒；他要求学生听课不要三心二意，书要放正，不许在别人背书时高声喧哗，不许学生在墙上乱涂乱画，更不许迟到早退；如发现有学生缺课，总要亲自上门询问，弄清原因。
他对学生严，但不摆架子，严峻而和善慈祥。他虽有竹制戒尺，也有罚跪的规定，不过很少用，遇到十分淘气的，便用戒尺轻轻打几下，以示薄惩；学生们有时趁他看书入迷时，就悄悄溜到后边的花园去玩。一旦发现了，他便大声叫道：“人都到哪去了！学生回来后，也不过是瞪上几眼，以表责备。因此，在学生眼里，他严而不厉，严而可亲。鲁迅就是在这样一位老师的指导下，在三味书屋度过了既紧张而又有情趣的几年时光。
作为旧时私塾的教师，自然会喜欢规规矩矩刻苦读书的学生。儿时的鲁迅，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喜动不爱静，在人眼里，开始时确实是有些所谓的“调皮淘气。他常常趁先生不注意，溜到书屋后边的园子里，时而爬上花坛折腊梅，时而在地上或桂花树上寻蝉蜕，而最喜欢的项目就是捉了苍蝇喂蚂蚁，有时瞅准先生陶醉在书中了，就干脆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及至年龄稍大一点，则常在脸上抹涂五彩，到庙会上去装扮“义勇鬼卒等角色和参加其它敬神禳鬼的活动，以至于回到学堂时，偶因脸上尚有未洗净的油彩，而站在门口不敢进书屋。后来他终于开始收心，了解并懂得了刻苦用功的重要性。
很快，鲁迅的聪明好学，思维敏捷，强烈的求知欲就显现出来了。在书屋里，先生的教法是：“早上学生先背诵昨日所读的书和‘带书，先生乃给上新书，用白话先讲一遍，朗读示范，随叫学生自己去读，中午写字一大张，放午学；下午仍旧让学生自读至能背诵，傍晚对课。鲁迅在进三味书屋前，已经把《四书》读完，进三味书屋后接着读《易经》、《诗经》、《书经》、《礼记》、《左传》，“这样，所谓五经就已经完了，加上四书去，世俗即称为九经。但鲁迅并没满足于这些应读的经书，“难得在‘寿家读书，有博学的先生指教，便决心多读几部‘经书。我明了的记得的有一部《尔雅》，这是中国最古的文字训诂书，……此外似有周礼，仪礼，因为说丧礼一部分免读，……不过尔雅既然是部字书，讲也实在无从讲起，所以先生不加讲解，只教依本文念去，读本记得叫作《尔雅直音》，是在本文大字右旁注上读音，没有小注的。书房上新书，照例用‘行计算，拙笨的人一天读三四行，还不能上口，聪明的量力增加，自几十行以至百行，只要读得过来，别无限制。因此鲁迅在三味书屋这几年里，于九经之外至少是多读了三部经书，——‘公羊读了没有，我不能确说。
除了读书，鲁迅在三味书屋里，还接受了比较严格的对课训练。对课，说得明白点，就是作对子，这是写作旧体诗的基础知识课。老师说三言，学生就应该对三言；老师说五言、七言，学生须相应地对上五言、七言。对对子，不仅要求词性相一致，即名词对名词，动词对动词，形容词对形容词，而且要求平仄相对，平声对仄声，仄声对平声，都有着一定的格式和规律。要想将对子对好，就须狠下功夫。既要阅读广泛，还要对词义有深入的理解。鲁迅后来回忆道：“我就只读书，正午习字，晚上对课。先生最初这几天对我很严厉，后来却好起来了，不过给我读的书渐渐加多，对课也渐渐地加上字去，从三言到五言，终于到七言。
下面就讲两个鲁迅对课的故事。
一次，对课之前，有位同学偷看到了课题，他不肯动脑筋去细想，便要鲁迅为他代对，鲁迅即随口答对“四眼狗。对课的时间到了，寿先生正式宣布当天的课题是“独角兽，那个同学便抢先站起来对了“四眼狗。鲁迅听了大吃一惊，他本来是随口说说，不过是想和同学开个玩笑，没想到那位同学真的用“四眼狗去对“独角兽。他想阻止已来不及了。寿先生一听，从镜框外瞪着眼，大声将那位同学斥责一番：“‘独角兽指麒麟，‘四眼狗是什么？胡闹！老师接着叫到鲁迅，鲁迅站起身对道：“比目鱼。对“比目鱼是比较贴切的，比起“四眼狗以及其他同学的“两头蛇、“三脚蟾、“八脚虫、“九头鸟来，自然算是佳对。这是他熟读《尔雅》的成绩。《尔雅·释地篇》中有“东方有比目鱼焉，不比不行，其名谓之鲽。寿先生听了鲁迅的回答后，想了想，便称赞道：“对得好。‘独不是数字，但是有单的意思，‘比也不是数字，却带有‘双的意思。可惜第二字都是仄声，总算难为你了。
还有一次，老师出了“陷兽于阱中的五字课题，鲁迅又很快联想到《尚书·武成篇》中的“归马于华山之阳，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的句子，对了“放牛归林野，又得到了先生的嘉许。这段经历对鲁迅的影响是相当深远的，在回忆这段少年生活时，他说：“我在私塾里读书时，对过对，这积习至今没有洗干净，题目上有时就玩些什么《偶成》，《漫与》，《作文秘诀》，《捣鬼心传》，这回却闹到书名上来了。这是不足为训的。从表面看，鲁迅似乎对“对课的积习有所微词，诚如唐所指出的那样：“其实他是有意用形式旧、含义泛的题目，隐藏尖锐激烈的内容，借此麻痹敌人，掩护作战，这是他斗争中常用的手段和方法。
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时，也接受过“八股文的训练。本来，寿镜吾并不喜欢八股的陈词滥调，但考虑到学生应试的需要，他还得教，不过他选用的教本又与众不同。周作人说道：“经书早已读了，应当‘开笔学八股文，准备去应考了，这也由先生担任，却不要增加学费，因为‘寿家规矩是束修两元包教一切的。先生自己常在高吟律赋，并不哼八股，可是做是能做的，用的教本却也有点特别，乃是当时新刊行的《曲园课孙草》，系俞曲园做给他的孙子俞陛云去看的，浅显清新，比较的没有滥调恶套。‘对课本来是做试帖诗的准备工作，鲁迅早已对讲了五字课，即是试帖的一整句了，改过来作五言六韵，不是什么难事了。
三味书屋的主人寿先生，对学生的读书抓得很紧，对“习字这门基础课同样也不放松。寿先生自己喜欢书法，因而对书法课，他十分重视，对学生要求十分严格。在老师的指导下，鲁迅对书法课也学得认真。据周芾棠在《鲁迅先生·三味书屋》一文里介绍：“三味书屋习写大字的时候，鲁迅总是一笔一划、一个字一个字认认真真写下去。……六个字一行，当中写上‘x月x日周樟寿字。他从不敷衍了事，因此字写得最好，最工整，在同学中他是吃红鸡蛋（指红圈圈）最多的一个。
名师的指点，严格的训练，使鲁迅不仅在知识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在为人处事、学习态度等方面，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定准则和良好习惯。他从不做损害别人的事，从不干恶作剧之类的事，更不贪小便宜。如“有些学生乘别人不在的时候，把蟑螂放到别人的书桌里去，让蟑螂把别人的书籍玩具咬坏。鲁迅从来不参加搞这些坏事情。据周梅卿先生说：有一次，书房里有一个同学在分送信纸，信纸上面印有花草，十分雅致好看。据这个分送信纸的同学说，是某某人送给他的。很多同学都收下了，独有鲁迅不肯要。后来才发现这些信纸是偷来的。寿先生知道后，就勒令分到信纸的同学把信纸全部交回，还给以打手心的惩罚。只有不贪便宜的鲁迅得到了先生的公开表扬，说他品格高尚。
严肃认真、自尊自重，有非常强的自我约束力，是鲁迅在三味书屋期间，养成的学习态度和品德。作为孩子，爱玩应当说是自然的，但鲁迅总是在正当的功课做完之后，且是在不影响其他同学学习的情况下进行。他读书就读书，写字就写字，专心致志，目不旁顾，十分注重自己的行为。班上有的同学喜欢搞小动作，挤眉弄眼，哗众取宠，对别人的学习产生干扰。鲁迅就在自己的书桌上写下了“君子自重四个楷书大字，既是对自我的勉励与约束，也是对那些喜欢干扰别人学习之人的暗示，希望他们不要影响别人。根据寿镜吾先生的儿子寿洙邻先生的回忆，鲁迅最初进三味书屋时，座位离通向后园的门很近，爱玩的学生往往假托小便，在园子里去闲耍，只有被先生发现了，大声呼叫后，才回到课堂。鲁迅因离园门近，溜出去玩本非常方便，可他却不愿意，便向老师说，那里有风，请求换位置，于是寿先生就把他移到另一边。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真正体现了“君子自重的志向和品格，也显现出了他对学习认真严肃的态度。
进入传统美术世界
鲁迅从小对美术就发生了兴趣，他最先接触的是木刻或石印的民间年画，浓墨重彩，质朴有趣。大约六岁时：“我的床前就帖着两张花纸，一是‘八戒招赘，满纸长嘴大耳，我以为不甚雅观；别的一张‘老鼠成亲却可爱，自新郎新妇以至傧相，宾客，执事，没有一个不是尖腮细腿，像煞读书人的。正是这些流传在江浙一带的民间年画，唤起了鲁迅对艺术的兴趣，从而将他带入了中国传统美术书籍的世界。
最早接触的书是插图本《山海经》。在从玉田老人读书时，这位老人绘声绘色地描绘了书中的插图：“画着人面的兽，九头的蛇，三脚的鸟，生着翅膀的人，没有头而以两乳当作眼睛的怪物。生动的介绍，激起了鲁迅的好奇心，也促使他想法一睹书中的图画。后来，保姆长妈妈终于给他找来了他日夜渴盼的书。这本书的图画，激发了鲁迅丰富的想象，对培养他个人的美术情趣有极大的作用。“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据鲁迅写的回忆文章和书信，以及其他人的回忆，鲁迅在离家去外地求学以前，还搜集到了《海仙画谱》、《古今名人画谱》、《天下名山图咏》、《梅岭百鸟画谱》、《阜长画谱》、《椒石画谱》、《芥子园画传》、《海上名人画稿》、《晚笑堂画传》等画册。
影写画谱，是鲁迅学习中国古代美术的一种独特方式。“鲁迅先生小时又喜欢描画，画的多是人物，从各种书上映画出来，后来订成本子。用的纸多是荆川纸，光，薄，透明。……笔老是北狼毫或‘金不换，都是狼（黄鼠狼）毛做的小形的水笔。这得感谢鲁迅的母亲。她是一位相当开明而慈祥的母亲，从不阻止孩子自由学习的志趣爱好。每当夜幕低垂，在母亲的房里，鲁迅就从自己的书箱里拿出书和画册，看会儿小说，看会儿画，然后就开始影写画谱。他影写过马镜江的《诗中画》两卷，“他描写诗词中的景物，是山水画而带点小人物，描起来要难得多了。但是鲁迅却耐心的全部写完，照样订成两册，那时看过的印象觉得与原本所差无几，只是墨描与印刷的不同罢了；他也写过王冶梅的《三十六赏心乐事》和附刻在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后面的王磐的《野菜谱》。最值得一说的是他影写《荡寇志》和《西游记》中的绣像。影写《荡寇志》的事发生在鲁迅祖父科场案发之后。据周作人讲，祖父介孚公的事“给与家庭的灾祸实在不小，介孚公一人虽然幸得保全，家却是破了。因为这是一个‘钦案，哄动了一时，衙门方面的骚扰由于知县俞凤冈的持重，不算厉害，但是人情势利，亲戚本家的嘴脸都显现出来了。大人们怕小孩子在这纷乱的环境不合适，乃打发往外婆家去避难。尽管这一时期，鲁迅由于有人称他是“讨饭的而受到心灵的刺激，“但是在文化修养上并不是没有好处，因为这也正在那时候他才与祖国的伟大文化遗产的一大部分——板画和小说，真正发生了接触。明显的表现便是影写《荡寇志》的全部绣像。《荡寇志》是清代俞万春所作的一部七十回的长篇小说，主要写的是荡平梁山，将水泊人物一一诛灭的故事。从当时的年龄讲，鲁迅要真正理解书的内容，把握思想倾向显然是不容易的。他的兴趣在于书中的插图。此前，在家时，从家里的藏书中，他看过四本“百美新咏，因其画像中的女人几乎百人一面，十分单调，难有较大的欣赏价值；另有一部弹词《白蛇传》，上面的绣像看去也没多大情趣，加上法海和尚早已成为人们憎恨的对象，故绣像中凡有法海的图像，都被看者用指甲掐过眼睛，因而图画十分破烂。鲁迅在其大舅家见到的《荡寇志》“是道光年代的木刻原版，书本较大，画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与鲁迅以前所见的那些绣像相比，自然更能吸引鲁迅。于是，鲁迅买了纸来，“一张张的描写，像赞的字也都照样写下来，“这个模写本不记得花了多少时光，总数约有一百页吧，一天画一页恐怕是不大够的。我们可以说，鲁迅在皇甫庄的这个时期，他的精神都用在这件工作上。
鲁迅在童年时，读书带有很大程度的被动性，直到在三味书屋期间，读了《西游记》后，他才对书发生了真正的兴趣，读起书来便十分认真了。《西游记》里有许多绣像，鲁迅十分喜欢，他便用“荆川纸蒙在绣像上，将其一一描摹下来，订成厚厚一大本。这些影写图像的经历，在鲁迅的记忆中是那样深刻，以至在很久以后回忆起时，还充满了向往之情。他说：“先生读书入神的时候，于我们是很相宜的。有几个便用纸糊的盔甲套在指甲上做戏。我是画画儿，用一种叫做‘荆川纸的，蒙在小说的绣像上一个个描下来，像习字时候的影写一样。读的书多起来，画的画也多起来；书没有读成，画的成绩却不少了，最成片段的是《荡寇志》和《西游记》的绣像，都有一大本。后来，因为要钱用，卖给一个有钱的同窗了。
鲁迅不仅广泛涉猎了美术专册和书籍中的插图，而且对当时绍兴城里的印书画的工坊也有兴趣：“鲁迅在三味书屋读书的时期，经常到绍兴城里的木刻作坊、印纸坊去看木刻印书画和雕版工艺，给他的印象是很深的，直到晚年在与木刻青年通信时，还曾提起过这些事。记得他童年时看到雕工所用的雕刀的形状，提出来供木刻青年自制木刻刀时作参考。除了搜集插图书和画谱，鲁迅在青年时就开始搜集拓片，当时主要是搜集在浙江出土很多的六朝古砖拓片，后来编成了一部砖文拓片集——《俟堂专文杂集》，这部书在鲁迅先生生前一直没有机会付梓，直到一九六〇年才影印出版。
经历就是财富。鲁迅少时接触中国传统美术的经历，对鲁迅而言，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其一是培养了鲁迅对美术的爱好。鲁迅一生对美术怀有由衷的喜爱。他不仅喜欢中国古代美术，而且后来又爱上了西方版画；他不仅一生都在搜求中西美术书籍，而且后来尤其是在晚年，致力于提倡中国现代木刻运动，热心培养美术青年，为中国现代木刻的振兴与发展做出了令后世景仰的伟大贡献。二是掌握了美术的基本技能，培养了对艺术的审美鉴赏力，为自己的美术实践奠定了基础；同时，为他在理论上把握美术的特质提供了感性材料，也为他倡导美育提供了认识根据。在他少时所搜藏的画册中，有些是讲国画技法的书，如《芥子园画传》就是一部很全面的画谱；再如《海仙画谱》是日本人小田海仙编的一部中国人物画法，此书又称《十八描法》，内容只有十八图，但是“用了各种衣褶的描法如柳叶描枣核描等，画出了“状如罗汉的若干模型来。影写画谱，长年积累，也使鲁迅掌握了一些绘画技巧，因此他不仅有十分高明的鉴赏力，而且能够自己作画，他的著作中的插图封面有些就出自鲁迅自己之手，如在广州编《朝花夕拾》写后记时，插图就是自己画的，《呐喊》第二版的封面，也是鲁迅自行设计的。在对美术的特质及其功用的理解上，鲁迅有相当精辟的见解。这些见解，决非无本之木，来自虚无的玄思，而显然与他少时接受美术熏陶有重要渊源。一九一三年二月，鲁迅写了《拟播美术意见书》一文，他以简明扼要的语言阐明了美术创作从生活到创作的规律，指出了美术的特质及其在人生中的作用。他说：盖凡有人类，能具二性：一曰受，一曰作。受者譬如曙日出海，瑶草作华，若非白痴，莫不领会感动；既有领会感动，则一二才士，能使再现，以成新品，是谓之作。故作者出于思，倘其无思，即无美术。然所见天物，非必圆满，华或槁谢，林或荒秽，再现之际，当加改造，俾其得宜，是曰美化，倘其无是，亦非美术。故美术者，有三要素：一曰天物，二曰思理，三曰美化。缘美术必有此三要素，故与他物之界域极严。
这是讲美术从生活到创作的构思过程，下面讲的则是美术的认识、美育等功用。他指出：凡有美术，皆足以征表一时及一族之思惟，故亦即国魂之现象；若精神递变，美术辄从之转移。此诸品物，长留人世，故虽武功文教，与时间同其灰灭，而赖有美术为之保存，俾在方来，有所考见。
美术之目的，虽与道德不尽符，然其力足以渊邃人之性情，崇高人之好尚，亦可辅道德以为治。物质文明，日益曼衍，人情因亦日趣于肤浅；今以此优美而崇大之，则高洁之情独存，邪秽之念不作，不待惩劝而国安。
鲁迅对美术的认识是深刻的。美术的反映生活、表现民族思维和精神的特点，通过美术去把握时代精神的变迁，都得到了明确的阐述；美术与道德情操的关系，美术对陶冶人之性情的作用，美术在精神人格培养及惩恶扬善，荡污秽树高洁的精神方面，也有着重要的意义和助益，其效应也是独树一帜的。这里，可以明显看到鲁迅把美术与改良国民性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也清楚地表明鲁迅追求艺术为人生的理论取向。三是通过美术作品把握中国文化的特点，了解中国历史和思想的指向，是鲁迅浸润在传统美术作品中的重要收获，也是他获取认识中国文化的重要途径。如他对《山海经》中的“刑天（又作形天）舞干戚的认识。在《坟·春末闲谈》一文中，他说道：“《山海经》上就记载着一种名叫‘刑天的怪物。他没有了能想的头，却还活着，‘以乳为目，以脐为口，——这一点想得很周到，否则他怎么看，怎么吃呢，——实在是很值得奉为师法的。假使我们的国民都能这样，阔人又何等安全快乐？但他又‘执干戚而舞，则似乎还是死也不肯安分，和我那专为阔人图便利而设的理想的好国民又不同。陶潜先生又有诗道：‘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连这位貌似旷达的老隐士也这么说，可见无头也会仍有猛志，阔人的天下一时总怕难得太平的了。这段话有丰富的意义。鲁迅从他少时所看到的图像中悟出了深刻的内容：历代统治者包括鲁迅所说的“阔人，都希望民众没有思想，没有头脑；然而民众及被统治者又不会绝对顺从，总会有不平有反抗，就像刑天一样，没有头了，还是要拿着盾牌操着大斧为自己的生存反抗斗争。这也是中国文化的两种特性的象征。压抑人的思想和终会起来反抗，是中国封建时代统治文化和民众思想的特性。统治者利用各种手段培养驯良的臣民，从整体上也做到了；可驯良的百姓在忍无可忍之际，臣民们在走投无路之时，也会奋起一击，铤而走险，显示出为生存抗争的猛志来，并非驯服到死的。鲁迅在回忆他看《二十四孝图》之后，从朴素的心灵出发，认识到了孝在中国历史和文化中的实际情形。他说：“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的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的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那时的鲁迅，少不更事，谈不上有后来那样的思想穿透力，但他从直觉上意识到做那样的“孝子，实在很难，对有的孝子的行为他朦胧地觉得不合情理，表示不解以至反感。然而，正是童时留下的这些印象和刺激，使他长大后去进一步思考，终于认识到了古代“孝子中的荒唐和虚伪的一面；正是这种儿时的经验，为他后来从本质上把握中国道德伦理的实质，认识中国人的意识和价值取向，打下了感性认识基础。四是为鲁迅后来搜集中国美术作品、编印中国美术作品作了艺术和思想的准备。鲁迅一生都没放弃对中国美术作品的搜集，收藏了大量中国美术作品。为了使一些珍贵的作品得以流传，他和别人一起，印行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一方面是为了传播和继承优秀的美术遗产，一方面自然是让人们通过作品去了解民族的精神及其文化面貌，再则就是在继承传统精华和吸收“外国的良规的基础上，“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另辟一境界，创造出现代的美术作品。这正是鲁迅的伟大之处。不过，伟大不是从天而降的，乃是他从童年时开始的艺术经验积累的结晶。在这个意义上讲，童年时开始的与中国传统美术书籍的接触与对话，确实是鲁迅博大精深思想的一个重要基础，是他认识中国文化的一个窗口，也是他培养伟大人格的一块沃土。
正统之外
自中国先秦圣贤成为至尊之后，他们的书以及由他们编定的书便成了“经书；科举制度诞生后，经书也就成了通向仕途走入官府大门的通行证。于是，皓首穷经，亟亟于科举之路，就成为一切望子成龙的家长们的希望所在，成为一切读书人耀祖光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惟一道路；自然，经书就成为启蒙和学识的必读教本。鲁迅出生时，虽然新学已开始传播，但正统仍占主导，似更变本加厉。所以，少时的鲁迅，也和其他孩子一样，在经书丛中不断出入，从而获得了必要的经学基础和中国文化的基本知识的训练。一九三五年四月，在一篇用日文写成的文章中，他回忆了那时的读经情形：“我出世的时候是清朝的末年，孔夫子已经有了‘大成至圣文宣王这一个阔得可怕的头衔，不消说，正是圣道支配了全国的时代。政府对于读书的人们，使读一定的书，即四书和五经；使遵守一定的注释；使写一定的文章，即所谓‘八股文；并且使发一定的议论。在社会和家长的要求下，鲁迅读完了《四书》、《五经》，且还读了其他圣贤的经典。值得庆幸的是，鲁迅的祖父虽一生热心功名，但其思想尤其是对读书的态度是较为开明的。他认为，经书自然是要读的，这是出仕的根基；不过，经书之外也应涉猎。于是从七八岁开始，鲁迅就在祖父的指点下，读了《西游记》、《水浒传》等小说；后来在舅父家避难时，认识了一位“友舅舅，这位姓秦的“友舅舅从世俗的观点看，有些不务正业，但人很风趣，且性喜小说，几乎拥有那时所有的说部书。鲁迅除了和友舅舅有时闲谈外，多数时是借小说读。周作人讲：“总之他在那里读了许多小说，这便于增加知识之外，也打下了后日《中国小说史》的基础。鲁迅家中的两箱藏书，多数是经史及举业用的正经书，不过也有一些小说，如《聊斋志异》、《夜谈随录》、《三国演义》、《绿野仙踪》、《天雨花》、《义妖传》等。这些书，鲁迅都曾一一读过。
鲁迅的祖父对诗词亦十分看重。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的一张鲁迅祖父给鲁迅弟兄几个安排的读诗顺序，是十分有意义的，对了解鲁迅的读书生活很有价值：初学先诵白居易诗，取其明白易晓，味淡而永。再诵陆游诗，志高词壮，且多越事。再诵苏诗，笔力雄健，辞足达意。再诵李白诗，思致清逸，如杜之艰深，韩之奇崛，不能学亦不必学也。
在祖父的安排指点的影响下，鲁迅读了《诗经》、《楚辞》，比较集中地读了陶渊明、李白、李贺、李商隐、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这些诗人，其中一些人对鲁迅产生了较大影响，只要认真研究鲁迅的文学成就及人格结构，就不难发现鲁迅与他们之间的某种联系，特别是屈原、陶渊明、李贺、陆游等人给予他的影响是明显的。
真正使鲁迅一生都感兴趣且对他的思想发生重大影响的是正统以外的野史和子部杂家的笔记。周作人指出：“鲁迅对于古来文化有一个特别的看法，凡是‘正宗或‘正统的东西，他都不看重，却是另外去找出有价值的作品来看。“他读‘正经书——准备考八股出题目用的四书五经读得很快，可是因为有反感，不曾发生什么影响；“他对于唐朝的‘韩文公韩愈和宋朝的‘宋文公宋熹这两个大人物，丝毫不感受影响；“他爱《楚辞》里的屈原诸作，其次是嵇康和陶渊明，六朝人的文章，唐朝传奇文，唐宋八大家不值得一看，‘桐城派’更不必提了；“正史方面有一部明刊十八史，虽读过但并没下死功夫，主要是“以备查考。这就是鲁迅读书的志趣，也是他深厚的国学基础的重要的获取之源。所以，他“寻求知识，他自己买书借书，差不多专从正宗学者们所排斥为‘杂览的部门下手，方法很特别，功效也是特别的。正是从正统文人不屑一顾的“左道旁门中，鲁迅获得了思想的深度与广度，正是从正统经史子等书与野史笔记的综合与对比中，他认识到了历史的真相，抓住了文化的精髓，看出了别人所看不到的事物的本质。鲁迅之所以比同时代人来得深刻，思想的穿透力强，与他读书的选择显然关系甚大。周作人讲：“他不看孔孟而看佛老，可是并不去附和道家者流，而佩服非圣无法的嵇康，也不相信禅宗，却岔开去涉猎《弘明集》，结果觉得有道理的还是范缜的《神灭论》，这从王充脱出，自然也更说得好，差不多在中国‘文化遗产中已经找着了唯物论的祖宗了。他不看正史而看野史，从《谈荟》知道列代武人之吃人肉，从《窃愤录》知道金人之凶暴，从《鸡肋编》知道往临安行在去的山东义民以人脯为干粮，从《明季稗史汇编》知道张献忠和清兵的残杀，……明朝永乐皇帝朱棣的无道，正史上也不能讳言，但鲁迅更从《皇朝典故》的另一本《立斋闲录》中看到别的记录，引起极大义愤。就是这些正统外的书，为鲁迅提供了思想成熟的土壤，也为他形成“礼教吃人的思想提供了历史材料。他后来自述了在三味书屋期间读“杂览书的情形：“那时我还是满洲治下的一个拖着辫子的十四五岁的少年，但已经看过张献忠怎样屠杀蜀人的《蜀碧》，痛恨这‘流贼的凶残。后来又偶然在破书堆里发见了一本不全的《立斋闲录》，还是明抄本，我就在那书上看见了永乐的上谕，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就一些亲友的回忆看，鲁迅除了上面提到的外，还看过《明史记事本末》、《安龙逸史》、《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池北偶谈》、《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金石存》、《徐霞客游记》等。至于成人后，在从事工作、教书、写作之余，看过的就难以计数了，这从一部《鲁迅全集》里所涉及到的中国古代史实、文人轶事、文坛掌故等内容的丰富和广博，就可认识鲁迅在这方面的功夫非常人所能及。
师从太炎先生
鲁迅在走出家乡到外地后，乃至又走出国门之前，就已打下了深厚的国学基础，对经学、史学、文学书籍的广泛阅读，为后来的发展，为成为伟大的文学家、思想家、革命家，积聚了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
后来他到了日本，阅读兴趣逐渐转向西学，然而，由于与当时在日本的章太炎先生的结识，有机会成为先生的门徒，这就是师从太炎先生学“小学，即传统的文字、训诂、音韵之学。
章太炎，原名炳麟，字枚叔（一作梅叔），浙江余杭人，生于1869年，逝世于1936年，是辛亥革命时期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也是著名的学者、国学大师。
鲁迅最早知道章太炎的名字，是在赴日留学前的一九〇一年末。那时的太炎先生是一位“以文章排满的骁将，其所作《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书》，因其宣传革命思想，充满民族主义激情，影响极大；尤其是他在《苏报》上发表的慷慨激昂极富鼓动性的政论文字，对青年鲁迅产生了很大的吸引力。一九〇三年六月，太炎先生在他主办的《苏报》上发表了著名文章《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痛斥改良派的倒退行为，将矛头直指清朝皇帝；接着又给青年革命家邹容写的被他称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的《革命军》作序。这两篇文章在社会上引起了重大反响。具有革命倾向的群众争相购买，拍手称快，政府当局和顽固派则感惶恐不安恼羞成怒。于是，当局以“污蔑朝廷“谋为不轨的罪名，勾结英国方面，将太炎先生抓进上海租界的西牢。邹容为分担责任，大义凛然于当晚自动投案被下狱中，不久就因“不堪其虐，含恨病死。太炎先生也被判刑三年，罚做苦工。这就是当时轰动中外的“苏报一案。鲁迅时在东京，闻讯后深为震动，后陆续读到太炎先生在狱中的诗文，更加景仰先生之为人和百折不挠之精神。一九三六年十月九日，即离鲁迅逝世前十天，他写下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一文，在文中，他饱含缅怀之情，抒写了对先生的敬佩爱戴之情：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书书》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的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
一九〇六年，太炎先生在上海刑满出狱，又来到了东京。他加入同盟会，主持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这时，以孙中山、章太炎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同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围绕着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场论战吸引了关心中国前途命运的留学生，也深深地影响了鲁迅。章太炎富有战斗性的文章，《民报》上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初步介绍，都使鲁迅受到感染。那个时候的鲁迅，爱看《民报》，还专门将《民报》收集装订成册，以备随时翻阅。通过《民报》，鲁迅对章先生更加敬佩，于是就有了到太炎先生处听课治“小学的经历，时间在一〇八年的七月。
这年春天，在樱花含苞欲放的日子里，鲁迅和许寿裳以及其他三个同学，租了东京本乡区西片町十番地一所房子，因系五人合租，他们便给它命名为“伍舍。“伍舍坐落在东京有名的学者住宅区，日本著名文学家夏目漱石曾在这里居住过。这所住处环境非常好，有广阔的庭院，花木繁茂，清静整洁。因与东京帝国大学和民报社址较近，留学生和一些革命党人常来造访，其中就包括了章先生的女婿龚未生。经龚的介绍，鲁迅便正式结识了名望大学问高的太炎先生。最初，太炎先生邀请鲁迅和周作人代为他翻译《吠檀多哲学论》、《印度宗教史略》等书，并请他们去听一位名叫密史逻的印度学者拟开的佛教哲学课。当时的鲁迅，对佛教没有兴趣，也就没去听讲。不久《民报》被日本政府查封，太炎先生即在神田大成中学为中国留学生开办国学讲习会。许寿裳回忆道：“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授课地点就在《民报》社章先生的寓所里。“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在一间陋室之内。师生环绕一张矮矮的小桌，席地而坐。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赫氏《尔雅义疏》等，神解聪察，精力过人，逐字讲释，滔滔不绝，或则阐明语原，或则推见本字，或则旁证以各处方言。自八时至正午，历四小时毫无休息，真所谓‘诲人不倦。“我们同班听讲的，是宋蓬仙（名宗莱），龚未生，钱玄同（夏），朱先（希祖），周豫才（树人，即鲁迅），周起孟（作人），钱钧夫（家治），和我共八人。前四人是由大成再来听讲的。听讲时，以先笔记为最勤；谈天时以玄同说话为最多，而且在席上爬来爬去，所以鲁迅给玄同的绰号曰‘爬来爬去。许寿裳对鲁迅这一时期的学习专门有一段回忆文字：“鲁迅听讲，极少发言，只有一次，因为章先生问及文学的定义如何，鲁迅答道：‘文学和学说不同，学说所以启人思，文学所以增人感。先生听了说：这样分法虽较胜于前人，然仍有不当。郭璞的《江赋》，木华的《海赋》，何尝能动人哀乐呢。鲁迅默然不服，退而和我说：先生诠释文学，范围过于宽泛，把有句读的和无句读的悉数归入文学。其实，文字与文学固当有分别的，《江赋》、《海赋》之类，辞虽奥博，而其文学价值就很难说。这可见鲁迅治学‘爱吾师尤爱真理的态度！
鲁迅的学习非常认真，他听课时，“自始至终，一丝不苟，认真笔记，全部记录。为了加深理解，对内容增强记忆，每次听完先生的讲解后，总是从同学龚未生处借来笔记清本，详细核对内容，“有一卷至今还存留，可以知道对于他的影响。据有人考证，鲁迅不仅师从太炎先生学习“小学，而且“鲁迅在听太炎先生讲《说文》之后接着又听太炎先生讲《庄子》与《楚辞》；“不仅在民报社从太炎先生学，还在大成学校听过太炎先生的课。
虽然鲁迅师从太炎先生学习还不到一年，但在以后的岁月里，他总是怀着无比尊敬的情感，无论在什么地方或什么场合，无论是口头上或文字上，每提及先生，总是严肃尊敬而又亲切地称为“章师、“章先生，而更多的时候是称“太炎先生。这可以《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两篇文章为证。在章先生逝世后的一篇纪念性文字里，鲁迅说道：一九〇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斗争，和“xx的xxx斗争，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xxx斗争，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
从文字来看，鲁迅从师章太炎治“小学的学习读书经历，似乎对鲁迅并没产生多大影响，这是需要加以分析的。鲁迅自留学开始接触太炎先生的文字以来，受章的影响可以说是相当大的，从思想到人格，都打上了先生影响的烙印。当然，这主要是章先生当时的思想以及所显示出来的革命激情与顽强斗志，在精神上，与鲁迅所思所追求的具有相通之处。鲁迅在纪念章先生时所写下的文字，也主要着眼于革命家思想家的章先生，而非学问家的章先生。这篇文字显然是想概括章先生一生的革命业绩，并以此来驳斥当时的文侩对先生的奚落；同时也是为了唤起人们去注意被人遗忘也为章先生自己觉得“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的斗争性强的文字。鲁迅在这里，对章先生后来“身衣学术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收敛革命锋芒的形象，当然是有微词的，而其用心也并非不看重学问，轻视学问家的先生。因为，在三十年代的中国，斗争、革命，进行广泛的社会文明批评，为建立新的社会，刷新民族精神，为国家的生存和前途奋斗，才是头等的大事。我想，鲁迅之所以没有涉及先生的学问，尤其是专门指出从师学《说文》的事似乎没有影响，目的恐怕正在于此。
事实上，章先生讲解文字音训，对鲁迅是有影响的，对鲁迅后来的文学活动以及关于文字改革方面的经历，都深深地发生了作用。
一九一三年二月至五月间，教育部召开以“审定字音、核定音素和制定字母为议题的读音统一会，鲁迅自始至终参加了会议。会上各种方案争执不休。以鲁迅为代表的一派，坚持采用太炎先生早年所拟的一套标音符号，经过反复讨论，最后获得通过。如果没有文字音韵训诂学的知识，鲁迅就无法去说服别人，通过太炎先生的方案。鲁迅自己后来说过：“又喜欢做怪句子和写古字，这是受了当时《民报》的影响，“以后又受了章太炎先生的影响，古了起来。这是有事实可证的。他早年所写的文言文章，以及他在编写生理学讲义时，把“脑写作“，“胸作“匈，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用“字表示精子，显然就是用古语的典型例字。正是有了这种专门学科的知识，他才能够在反复古的斗争中，游刃有余，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将复古者、倡古文言的反白话者置于尴尬的境地。下面用周作人的话来结束这一节吧。他说，鲁迅听太炎先生讲《说文》的经历，“这对于鲁迅却有很大的影响。鲁迅对于国学本来是有根柢的，他爱楚辞和温李的诗，六朝的文，现在加上文字学的知识，从根本上认识了汉文，使他眼界大开，其用处与发现了外国文学相似，至于促进爱重祖国文化的力量，那又是别一种作用了，“在他丰富深厚的国学知识的上头，最后加上这一层去，使他彻底了解整个的文学艺术遗产的伟大。
抄读古书
完全可以这样说，在现代作家中，恐怕还没有哪位像鲁迅那样，抄录了那么多的古书；也没有人可与鲁迅那种如痴如狂沉浸在抄读古书中的劲头相比。
抄读古书的经历是从小时候开始的。养成这种习惯大体基于以下原因：一是想读想拥有的书，没有能力购买，因为很多书都编入了大部的类书和丛书，想买也买不起；二是有的书，即使有钱买也买不到，只好从别人处借来看，对有兴趣的就抄下来；三是后来家庭因祖父下狱，父亲病重，经济困顿，恐怕也没有能力买书了，只好抄；四是收一举两得之功，既读了想读的书，又练了书法。
在前面讲过，鲁迅从小就有影写画谱的习惯，那自然是出于对美术的喜欢和童年的好奇。对于书，少时的鲁迅自从进入这个世界以后，也格外钟情，书把他带入了知识的新天地，满足了少年旺盛的求知欲。因此，他尽力设法买书，而更多的是借书来读，正是在这一过程中，他养成了抄书而又读书的习惯。周作人回忆了鲁迅抄书的事。他说：不记得是什么时候，总之是父亲病中这一段吧，鲁迅从本家那里，可能是叔祖玉田，也可能是玉田的儿子伯，借来了一部书，发生了很大的影响。这是一部木版小本的“唐代丛书，在丛书中是最不可靠的一种，据后来鲁迅给人的书简中说：“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也。但引据固然不能凭信，在当时借看实在原是“拿来玩玩的意思，所以无甚妨碍。倒是引起读书的兴味来，这一个用处还是一样的。那里边所收的书，看过大抵忘了，但是有一两种特别感兴趣，就不免想要抄它下来，正与影写画谱是同一用意。我那时年幼没有什么知识，只抄了一卷侯宁极的《药谱》，都是药的别名，原见于陶谷的《清异录》中。鲁迅则选抄了陆羽的《茶经》，计有三卷，又陆龟蒙的《五木经》和《耒耜经》各一篇，这便大有意义，也就是后来大抄《说郛》的原因了。
鲁迅的另一个弟弟周建人在回忆中，也多次提到鲁迅抄书的事：还有一件课外工作，即书房以外的活动，是抄书。他也很喜欢看讲草木虫鱼等的书。如《南方草木状》、《花镜》、《兰蕙同心录》等等，也占据了他的红色皮箱里一部分位置。后来又得了一部《广群芳谱》。抄的也就是这一类，如《释草小记》、《释虫小记》等等，许多这类文字都抄下来，起初的都用荆川纸，画了格子衬在里面来抄。后来刻了有直行的木版，定印了许多张，纸用竹纸，直行的条子用黑色，以后抄书就用这种纸头了。抄时只须衬上横格子，他自己抄不及，我曾经替他抄过几种，但名称现在都忘记了。
抄书的这段经历，对鲁迅的一生都是有影响的。唐对此有过总结，他说：“从这时起，他养成了抄书的习惯，以后不管什么书，买不到便动手抄。这段经历，不仅增加了他在木刻图画、生物形态方面的知识，还大大地锻炼了以后在科学研究和文艺创作领域内感受、观察、综合、分析的能力，使他既敏捷锐利，又耐心细致。这是中肯之论。抄书不仅丰富了鲁迅的知识，使他对中国文化的了解更为深入，而且确实培养了他做事认真踏实的优良品质，这与他后来提倡认真踏实的品质肯定有其内在的联系。
如果说，少年时代的抄书主要是出于对书的兴趣爱好和经济能力有限的话，那么，在教育部任职期间，尤其是在北京任职期间抄书，却是另外一种意味：既是对孤寂而百无聊赖生活的排遣，又是对当时社会政治文化污浊氛围的抗议；当然，也是鲁迅更深入广泛学习，研究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
一九〇九年六月，鲁迅离开了留学七年多的日本，回到了祖国。他先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绍兴中学堂、绍兴师范学校等地任教。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爆发，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一九一二年一月一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在南京成立。当时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对鲁迅的名声早已有所耳闻。经鲁迅留日同窗好友许寿裳的推荐，鲁迅再次来到南京，接受蔡先生的聘请，任教育部部员。鲁迅到南京的时间是一九一二年二月下旬。前不久，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宣布退位；就在溥仪宣布退位的次日，即二月十三日，袁世凯致电南京临时政府，索取大总统的位置，中山先生在各种势力的包围和压力下，不得不履行让出总统职位的诺言，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二月十五日，袁世凯继任临时总统。辛亥革命的成果大权旁落，鲁迅曾经为之呼吁的一场革命，就在闹剧与悲剧的交织中，发生了蜕变，这一切对鲁迅思想产生了相当深刻的影响。鲁迅赴任后，又看到了当时教育部与内务部联合给各省发出的一个通告，上面写着：“……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行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跪拜之礼，改行之鞠躬，祭服改用便服。鲁迅从这个通告上，似乎意识到了所谓革命的结局将是什么样子了，不过是除去了一条辫子和旧的礼服，在形式上有所改变而已。后来他在《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中，用“把古久先生陈年流水簿子，踹了一脚及砸碎“皇帝万岁万万岁的龙牌这两件事，暗示性地指出了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以及给民众带来的并不太大的影响。
鲁迅到教育部后，没有多少具体的事可做，生活清冷、寂寥，从而使他更加深了对新政府的认识。于是他和许寿裳常在一起，“谈及故乡革命的情形，多属滑稽可笑；对前不久发生的袁世凯篡权的闹剧两人感到可笑又可悲，常常相对苦笑。为了打发这清冷的日子，他和许寿裳白天上班办公，一有空就同访图书馆，或同寻满清驻防旗营的废址。就在这时，鲁迅开始从图书馆借书回来抄读。据许寿裳讲：“鲁迅借抄《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词》、《异梦录》、《秦梦记》，就在这时抄写的。
就在这年四月，南京临时政府，再次委屈求全，屈服于袁世凯的压力，同意把新政府迁往北京。鲁迅也随教育部北迁。五月五日到达北京，从此，开始了在北京的生活，直到一九二六年离京南下。在教育部，鲁迅先后担任过佥事、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还兼任过教育部通俗教育研究会小说股主任、小说股审核干事等职务。作为社会教育司的科长，主要工作是主管文化、科学、美术方面的工作。
五月十日是鲁迅到京后的第一次上班。这一天的上班，给鲁迅留下的印象是阴郁而沉重的，他感到生命将在百无聊赖的官场中浪费，心中有说不出的空虚和怅惘，于是，在这一天的日记中写下了这样几句虽短却包含着失望而又无奈的话：“晨九时至下午四时半至教育部视事，枯坐终日，极无聊赖。
打发这无聊的日子，排遣这郁闷的生活，最好的方法是读书。于是他大量买书、借书，并再一次地拿起笔，从古书中去抄录他认为有价值的材料，去寻找生命的寄托。从鲁迅日记中可以看到，从到京以后，一方面阅读古籍的范围大大扩展，诗话、杂著、画谱、杂记、丛书、尺牍、史书、汇刊等无所不读；一方面他开始辑录资料，从浩如烟海的书籍中，去抄录他所需要的材料，为校勘古籍准备了大量丰富的资料。我们按时间的顺序，来看看鲁迅在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间，日记上所记的抄写古书的情况吧。最早见于鲁迅日记中有关抄书的文字是到京那年的八月二日，故我们就从这里开始去寻觅鲁迅抄书的经历。
一九一二年。
八月二日：“录汪文台辑本《谢沈后汉书》一卷毕。
八月十五日：“晚写汪文台辑本《谢承后汉书》八卷毕。阅赵蕤《长短经》，内引虞世南史论，录之。
九月二十二日：“下午自《全唐诗》录出虞暡世暢南诗一卷。
十月十日：“钞补《经典释文》两叶。
十月十二日：“钞补《史略》一叶。
十月十六日：“晚补写《北堂书钞》一叶。
十一月三日：“下午至晚均补写《雅雨堂丛书》。
十一月十二日：“夜补写《雅雨堂丛书》中《大戴礼》目录后语阙叶凡二枚。
十二月二十四日：“补写《北堂书钞》阙叶一叶。
一九一三年。
三月五日：“写谢承《后汉书》始。
三月二十七日：“写谢承《后汉书》毕，共六卷，约十余万字。
三月二十八日：“夜写定谢沈《后汉书》一卷。
三月二十九日：“夜写定虞预《晋书》集本。
三月三十一日：“夜写虞预《晋书》毕，联目录十四纸也。
六月一日：“昨今两夜从《说郛》写出《云谷杂记》一卷。
六月三日：“补写《台州丛书》两叶。
六月四日：“夜补写《台州丛书》阙叶四枚。
六月五日：“夜补写《台州丛书》两叶。
六月六日：“夜写《易林注》。
六月七日：“夜写《易林》。
六月八日：“终日写《易林》。
六月九日：“夜写《易林》残本卷三、卷四一册毕。
六月十日：“夜抄《易林》少许。
六月十一日：“夜录《易林》。
六月十二日：“夜抄《易林》卷第十三毕。
六月十三日：“夜抄《易林》。
六月十四日：“夜抄《易林》。
六月十五日：“下午写《易林》卷第十四毕。
八月十四日：“续写宋残本《易林》起。
八月十七日：“终日在馆写书。
八月二十五日：“夜续抄《易林》毕，补‘卷七之十四卷，合前抄共八卷。
八月二十七日：“补写《台州丛书》中之《石屏集》起。
九月十六日：“夜影写《石屏诗集》卷第一毕，计二十七叶。
十月一日：“夜钞《石屏集》卷第三毕，计二十叶。写书时头眩手战，似神经又病矣，无日不处忧患中，可哀也。
十月九日：“夜钞《石屏集》卷四毕，计二十叶。
十月十一日：“夜写《石屏集》第五卷毕，计十一叶。
十月十五日：“夜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摘出佳字，将于暇日写之。
十月二十日：“续写《石屏集》第六卷。十月二十八日：“夜风。写《石屏集》卷六毕，计四十六叶。发热，似中寒。
十月三十一日：“写《石屏诗集》第七卷毕，计十八页。
服规那丸一。十一月一日：“夜录《石屏集》卷八毕，计六叶。
十一月七日：“夜写《石屏集》卷九毕，计二十五叶。
十一月十五日：“夜写《石屏集》卷十毕，计三十叶。
十一月十六日：“夜钞《石屏集》跋二叶毕，于是全书告成，凡十卷，序目一卷，总计二百七十二页，历时八十日矣。
十二月十九日：“续写《嵇中散集》。
十二月三十日：“夜写《嵇康集》毕，计十卷，约四万字左右。
上面是日记中所记一年零五个月间的抄书情况。以后鲁迅又陆续抄写了《后汉补逸》、《云谷杂记》、《沈下贤集》并目录、《异域文谭》、《典录》、《出三藏记集》、《秦汉瓦当文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百专考》、《曲成图谱》、《唐风楼金石跋尾》、《志林》等书。
其实，这仅仅是他抄书的部分记载。据周作人回忆，还应包括更多的书。他说：“归国后他就又开始抄书，在这几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种，只是记得的就有《穆天子传》、《南方草木状》、《岭表录异》、《壮户录》、《桂海虞衡志》、程瑶田的《释虫小记》、郝懿行的《燕子春秋》、《蜂衙小记》与《记海错》，还有从《说郛》抄出的多种。其次是辑书。清代辑录古逸书的很不少，鲁迅所最受影响的还是张介侯的《二酉堂丛书》吧。如《凉州记》，段阴铿的集，都是分邦文献的辑集。他一面翻查古书抄唐以前小说逸文，一面又抄唐以前的越中史地书。这方面的成绩第一是一部《会稽郡故书杂集》，……凡八种，“乙卯二月刊成，木刻一册。……其中所辑录的古小说逸文也已完成，定名《古小说钩沉》。
抄书，是枯燥的，这既是以枯燥来向更加沉闷窒息的社会作无声抗议的手段，也是鲁迅企图以沉醉于书的方式给自己建造一堵高墙，将自己同令人厌恶令人失望的社会隔离，以求得内心的安宁。但仅仅从这样的角度去理解鲁迅抄读古书的意义，就未免消极了。这又何尝不是一种知识的蓄积，一种力量的准备！正是在抄读古书的世界里，他为自己后来的匕首和投枪，准备了思想和文化方面的条件。当他一声呐喊，从沉睡中醒来时，犹如雄狮猛虎，显示出了巨大的精神力量，也显现出作为一个训练有素的学者型的思想家、文学家的全部威力。
沉迷在佛学典籍中
抄书，读书，并没有真正排除鲁迅的孤独与寂寞。在辛亥革命之前，他有过“寄意寒星荃不察的孤寂感，但他在留学期间，并没有陷入深刻的痛苦，而是读书、办刊物、参加各种活动，提倡新文艺，显示了一个热血青年的热情和慷慨激昂。然而，辛亥后的北上，寂寞之苦日渐增长，用他自己的话说：“这寂寞又一天一天的长大起来，如大毒蛇，缠住了我的灵魂了。于是，在抄读、辑录、校勘古籍的同时，他把阅读的目光投向了佛学，希望在佛学中找到心灵的避风港。时间是在一九一四年。
当然，这寂寞的痛苦绝非才子似的顾影自怜，无病呻吟，他之进入佛学殿堂也并非真是去用宗教的教义使自己大彻大悟，进入心灵空明一尘不染的境界，更不是希望寻找天国来代替苦难的社会和人生。是什么促使他走入了佛的天地？是现实，是乌烟瘴气的社会！一九一三年，袁世凯派人刺杀了国民党的重要人物宋教仁；袁世凯颁布《通令尊孔圣文》；李烈钧、黄兴的讨袁起义失败，南京陷落；袁世凯正式戴上了大总统的帽子，接着解散国会，民主的招牌干脆不要；一九一四年，《甲寅》月刊创办，复古势力渐长；袁世凯通令全国“以夏时春秋两丁为祀孔之日，一场复辟帝制尊孔读经的闹剧拉开了帷幕。
此时的鲁迅，尽管身心系于古书，可他并非真的隐士，社会上的种种情状，国家大的变动，时时冲击着他。然而他无可奈何，面对社会上多数人对复古、倒行逆施者的麻木不仁，他感到了绝望和孤独：“我感到未尝经验的无聊，是自此以后的事（引者按：“自此指他在日本与人合办《新生》杂志流产的事）。我当初是不知其所以然的；后来想，凡有一人的主张，得了赞和，是促其前进的，得了反对，是促其奋斗的，独有叫喊于生人中，而生人并无反应，既非赞同，也无反对，如置身毫无边际的荒原，无可措手的了，这是怎样的悲哀呵，我于是以我所感到者为寂寞。是的，只要想想辛亥革命在多数国民中的反应，只要看看先躯者们的呐喊并没有掀起狂涛巨浪，只要看看革命派们只身奋战而多数人却无动于衷的现实，只要读读鲁迅的小说《药》、《风波》，那是一幅幅多么令人哀伤的图画啊！鲁迅将这一切听在耳中，看在眼里，痛在心头，但他却无力回天，于是他说道：“然而我虽然自有无端的悲哀，却也并不愤懑，因为这经验使我反省，看见自己了：就是我决不是一个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英雄。他开始寻找摆脱寂寞的出路，或者是寻找某种方法来麻醉自己：“只是我自己的寂寞是不可不驱除的，因为这于我太痛苦。我于是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使我沉入于国民中，使我回到古代去，后来也亲历或旁观过几样更寂寞悲哀的事，都为我所不愿追怀，甘心使他们和我的脑一同消失在泥土里的，但我的麻醉法却也似乎已经奏了功，再没有青年时候的慷慨激昂的意思了。
“回到古代去，就是回到古书中去，除了抄读古籍，辑录、校勘古籍外，披阅佛经、钻研佛学乃是它的另一重要内容。
翻阅鲁迅日记，就可发现，一九一四年，鲁迅买书的主要兴趣在佛学。在这年三月及以前所买的书籍中，一九一二年有《观无量寿佛经图赞》，一九一三年有别人赠的《劝发菩提心文》，自己买的《释迦谱》，一九一四年一月至三月，仅有《翁松禅书书谱》一册。到了这年的四月中旬，就开始大量购入佛学典籍了。其基本情况条陈如下：
四月十八日：“下午往有正书局买《选佛谱》一部，《三教平心论》、《法句经》、《释迦如来应化事迹》、《阅藏知津》各一部。
四月十九日：“午后往有正书局买《华严经合论》三十册，《决疑论》二册，《维摩诘所说经注》二册，《宝藏论》一册。
五月十五日：“往留黎厂文明书局买《般若灯论》一部三册，《中观释论》一部二册，《法界无差别论疏》一部一册，《十住婆沙论》一部三册。
五月二十三日：“午后赴留黎厂有正书局买《中国名画》第十七集一册，……又《华严三种》一册。
五月三十一日：“往有正书局买《思益梵天所问经》一册，《金刚经六译》一册，《金刚经、心经略疏》一册，《金刚经智者疏、心经靖迈疏》合一册，《八宗纲要》。
六月六日：“往有正书局买《心经金刚经注》等五种六册，《贤首国师别传》一册，《佛教初学课本》一册（引者按：后两种于六月九日寄给了周作人）。
七月四日：“午后赴留黎厂买《四十二章经等三种》一册，《贤愚因缘经》一部四册。
七月十一日：“又往有正书局买《阿含部经典十一种》共五册，……《唐高僧传》十册。
七月二十九日：“又至有正书局买《瑜伽师地论》一部五本，……梁译、唐译《起信论》二册。
七月三十一日：“访许季市还买经钱，并借《高僧传》一部归。
八月七日：“访许季市还《高僧传》，借《弘明集》。
八月八日：“往有正书局买（唐）、宋、明《高僧传》各一部十册，《续原教论》一册。
八月二十三日：“午后往留黎厂有正书局买《老子翼》四册，《阴符道德冲虚南华四经发隐》合一册，又石印《释迦佛坐象》、《华严法会图》各一枚，《观音象》四枚。
九月所购佛经及相关书籍甚多，计有《十二因缘》等四经同本一册，《起信论直解》一册，明南藏本《大方广泥洹经》、《般涅经》、《入阿（达）磨论》各一部，《阿育王经》、《付法藏因缘经》各一部，《长阿含经》一部六本，《般若心经五家注》一本，《龙舒净土文》一本，《善女人传》一本，《金刚经论》一本，《十八空百广百论》合刻一本，《辨正论》一部三本，《集古今佛道论衡》一部两本，《广弘明集》一部十本，《菩提资粮论》一册，《大安般守意经》一部，《中阿含经》一部十二册，《阿毗达磨杂集论》一部三册，《一切经音义》一部四册。
十月购买的佛学书籍，计有《中心经》等十四经同本一册，《五苦章句经》等十经同本一册，《文殊所说善恶宿曜经》一册，《三教源流搜神大全》一部两册，《大萨遮尼乾子受记经》一部二册，《天人感通录》、《释迦成道记注》各一册，《法海观澜》一部二册，《居士传》一部四册。
进入十一月后，买佛学书的记载日渐减少，兴趣开始转向了古代文物的搜集与抄录。但是他并没有放弃对佛经的阅读。
许广平指出：“一九一五——一九一六年，披阅范围仍限于佛经，间杂以造象、画象、拓本、旁及金石文字、瓦当文的研究，墓志、壁画等亦有所浏览。当然，从一九一五年始，鲁迅虽然仍披阅佛经，但从根本上讲，不过是前面集中阅读的余绪。真正全心投入佛学的则是一九一四年。许广平回忆道：“一九一四年的前四个月，多看些诗稿、作家文集、丛书、小学、碑帖等，有时也间或看一些佛书。到下面的八个月就以大部分时间去看佛学。也就是迷住中国几千年从皇帝以至人民的佛教，鲁迅从这里也来钻研一番它的究竟。这时他看的大约为《三教平心论》、《释加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经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等，甚多。这一时期，他不仅阅读大量佛学书籍，有原典，也有解本，而且还校录了《法显传》、《出三藏记集》等书；在这一过程里，他不仅与许寿裳、周作人等相互交流这类书籍，也常进行思想交流，发表自己的见解。许寿裳讲道：“民三以后，鲁迅开始看佛经，用功很猛，别人赶不上。他买了《瑜珈师地论》，见我后来也买了，劝我说道：‘我们两人买经不必重复。我赞成，从此以后就实行，例如他买了《翻译名义集》，我便不买它而买《阅藏知津》，少有再重复的了。他又对我说，‘释伽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但是后来鲁迅说：‘佛教和孔教一样，都已经死亡，永不会复活了。
读佛经，对鲁迅而言，并非仅仅是为了心灵的慰藉和寂寞时的排遣，即使如此，他在阅读的过程中，确也有极大收益；何况他在许多方面是有目的的，是带着问题去读的。
读佛经使他深入了解了佛学，对佛学在中国文化中的作用，对中国人生的影响都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同时，这对鲁迅的生活态度的某些方面，也不无影响。
佛教于公元前六世纪由释迦牟尼在古代印度创立。两汉之际，经中亚细亚进入中国。公元67年（东汉明帝永平十年），在我国出现了最初的印度佛经汉译本，以后，佛教典籍陆续被翻译介绍到了中国，随着佛典介绍翻译的增多，中国学者对佛教义理的理解也逐渐深入，并渐渐与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开始自己撰述佛教著作，加快了佛教中国化的进程，丰富发展了佛教“经、“律、“论、“三藏的内容，到了唐代，佛教与中国本土文化融为一体，产生了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和佛教哲学体系，出现了大批国人撰述的佛教典籍。据有人统计，历史上中国佛教学者撰述的汉文典籍有582部、4172卷（请参阅吕《新编汉文大藏经目录》）。这些外来的本土的佛典，通过历代的传播，加上一些统治王朝的积极提倡佛教，尤其是当佛教被中国化以后，它所产生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在中国社会的主要方面，尤其是在文化思想方面，都刻下了佛教的印记。完全可以说，佛教已成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是塑造民族精神、培养国民性格的重要手段。因此，要透彻把握中国文化的实质，要了解中国的民族性格，就必须从知识、学说体系等层面去认识掌握佛教。从鲁迅在大量阅读佛经之前来看，其知识结构中缺少对佛学了解这一层次。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九一四年开始的进入佛学领域的读书活动，无疑在佛学的基本知识、主要思想体系及其在中国演变发展的过程等方面，补上了扎扎实实的一课。这为他后来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评与剖析，致力于改造国民性的伟大工程，致力于小说创作并以小说来研究民族性，致力于开展广泛深刻的文明、社会批判，作了文化方面的准备，也为思想的深度和广度，开拓了新的空间。就鲁迅个人生活态度来看，也多少受到佛学的影响，当然他是从积极的角度去接受的。他一生都能吃苦，甚至是以苦为乐甚或苦中作乐的生活态度，关心他人舍身取义的博大而仁慈的胸怀，尤其是在极端恶劣的物质精神环境中，坚韧不拔、韧性顽强的人生态度，甘于清贫、不求闻达、默默无闻为他人为社会劳作的精神，简朴甚至有些苛刻的物质需求……其间主要是受传统文化优秀精神的熏陶，但不能说没有佛教精神的浸润。
对鲁迅思想上的影响，是他读佛经的另一收获。读佛经，有的人是出于信仰，有的人是出于寻找精神的停泊处，有的则是从学理方面以科学的态度去认识。如前所述，鲁迅最初的动因就在于后两者，越到后来，则主要是最后这一动机在起作用。所以许寿裳说：“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藉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别人读佛经，容易趋于消极，而他独不然，始终是积极的。他的信仰是在科学，不是在宗教。斯言甚是。佛学和其它宗教学说一样，本质上都属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但在中国古代学者撰述的有关讨论佛学的书中，并非都是唯心主义的，有时却闪烁着唯物主义的光芒。
如南朝的范缜，唐代的傅奕、吕才等人，就表现出了无神论的思想。这些人中，范缜对鲁迅是较有影响的一位。周作人对此有过说明。他说：“他由此引伸又多读佛经，本来并无宗教信仰，只是去当作古书来看，因为中国自后汉起便翻译佛经，到六朝为止译出了不少，所以当作六朝文来读，也是很有兴趣的事情。佛经倒也就是那么一回事，只是作为印度文学的一部分好了，可是在本国‘撰述类中却有一部《弘明集》，是讨论佛教的书，中间有梁朝范缜作的一篇《神灭论》，这给了他很大的益处。中国的唯物思想在古代诸子中间已有萌芽，后汉王充的《论衡》里也有表示，不过未能彻底，到了范缜才毫不客气的提出神灭论来了。大意是说神附于形而存在，形灭则神亦灭，他用刀来作比喻，说刀是形，刀的锐利是神，因刀而有，刀如毁灭则利也自然不存了。当时轰动一时，连信佛的梁武帝也亲自出马，和他辩难，可是终于无法折服他。这便给鲁迅种下了唯物思想的根，后来与科学知识，马列主义相结合，他的思想也就愈益确定了。
作为文学家，读佛经，使鲁迅获得了有益的养料。正如前面引周作人所说，鲁迅读佛经很大程度是从文学着眼的，他耽于欣赏六朝的文学作品，自己也受六朝作家文风、人格影响甚深，故刘半农有“魏晋文章之说。爱屋及乌，对六朝佛经译文也喜欢上了。从实际情况看，佛经中确有许多文学性强的文字。梁启超在《翻译文学与佛典》一文中说道：“试细检藏马鸣所著之佛本行赞，实一首三万余言之长歌，今译本虽不用韵，然吾辈读之，犹觉其与孔雀东南飞等古乐府相仿佛。其大乘庄严论则直是儒林外史式之一部小说，其原料皆采自四阿含，而经彼点缀之后，能令读者肉飞神动。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尽汲其流，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妙之数理，若华严、涅等，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必醉于其词绩，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法不期而华新，其影响乃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周作人在引用了梁启超这段话后，接着说道：“这一段有地方不免稍有夸张，但大体说得还对，现在借用了来作为鲁迅读佛经的说明，倒是极为适合的。
正是出于这样的动机，鲁迅专门出资刊行了《百喻经》。该经编撰者是印度（天竺）佛教大乘法师僧伽斯那，他从《修多罗藏》十二部经中抄出这近百个寓言故事，是为了向新学者宣传大乘教义。此书又名《百喻法句经》。将此经翻译到中国的，是僧伽斯那的弟子求那毗地。译者是一位学识渊博在印度颇负盛名的佛教学者。求那毗地于南朝齐建元初年（公元479—482），来到中国的建康（今江苏南京），齐中兴二年（公元502）病逝于中国。《百喻经》是他在齐武帝永明十年（公元492）翻译成汉文的。这本经书因其故事性强，比喻生动，深受鲁迅喜爱。一九一四年七月，为给母亲祝寿，专门出资委托当时国内规模大校刻精确所刻佛经在亚洲各国都很有影响的南京刻经处，刻印《百喻经》一百册，一九一五年一月印成。刻成后的书，是雕板印刷的毛边纸线装书，全一册。第一批到书三十册，到一月二十一日，鲁迅就送给友人二十九本，后来书到齐后，又陆续赠人。该书印成后半年，鲁迅又以高丽本《百喻经》对校刻本，可见他对此书的偏爱与重视。到了一九二六年，原北京大学学生、当时在孔德学校任教、常与鲁迅来往的王品青，在鲁迅的支持和影响下，又校点了《百喻经》，并除去原故事后的教诫，以单纯的寓言故事的面貌，且以该书原名《痴华》为书名，交北新书局出版。鲁迅在为这本书写的题记中指出了该书的特点及影响：“尝闻天竺寓言之富，如大林深泉，他国艺文，往往蒙其影响。这几句话，恰好点出了鲁迅对此书喜欢的原由，也间接地道出了他读佛经是从“艺文着眼，吸收其文学养分的重要目的。《百喻经》名为百喻，实际上只有九十八喻。鲁迅说：“尝称百喻，而实缺二者，疑举成数，或并以卷首之引，卷末之偈为二事也。
该书既为“百喻，设喻之妙乃是其一大特点，以生动的故事来宣传教义自然比高头典章，板着面孔的说教更能征服人心。如该书的“引就十分有趣，把佛法的玄妙以故事和比喻形式写出，文学性就很强。“引的故事是：佛在王舍城鹊封竹园聚会，与会者有诸大比丘、菩萨及诸八部三万六千人，还有“异学梵志五百人。“异学梵志提出问题，佛一一解答，故事在一问一答中展开。如问“人从何生？答“人从谷而生；问“五谷从何而生？答“从四大火风而生；问“四大火风从何而生？答“从空而生；问“空从何生？答“从无所有生；问“无所有从何而生？答“从自然生。佛的回答，使问者“开心意解，求受五戒，大家“复坐如故。接着就是佛说“汝等善听，今为汝广说众喻。接着他就说出了后面的九十八喻。这种解释人之起源的问题，用层层深入，且以问答方式展开，自然是吸引人的。由此可见，鲁迅重视喜欢的理由之所在了。
在鲁迅的杂文里，他往往用各种文体，自然也包括寓言，采用形象生动的比喻，富有逻辑的思想方法，来阐明一种观点，或批评某一现象，显然可以见到佛教典籍的影响。
佛学进入中国以后，经过历代人士的努力，已经中国化了，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内容，因此，它是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对此，当我们去接受这笔遗产时，鲁迅读佛经的态度，就已给我们的选择作出了提示。
功不可没的古籍整理
如果认为鲁迅自归国以后的如醉如痴的抄读古籍的活动，仅仅是为排解寂寞，消除苦闷，是躲进书斋以避黑暗之社会的话，那就是不全面的认识。他出入经史，广涉诗文，旁及杂览，既为自己积累了深厚广博的中国文化知识，也为后来成为一代文化巨人奠定了必要而深刻的文化底蕴。即使看到这一点，也仍然是不完整的认识。只有加上他通过阅读古书，从而形成了对传统学者所忽视的内容加以整理的热情，并为后世留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才算是比较客观公正的理解。鲁迅在整理古籍方面是功不可没的。介绍这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了解他作为一个学者的辛劳及其超越前人的成就，可以更进一步地认识他读书之多涉猎之广的情形。
鲁迅自日本回国以后，就开始了这一工作。从一九〇九年六月开始，到一九二七年间，鲁迅辑佚、点校过的古籍，有据可查的就有二十多种，涉及的有文学、历史、笔记、地方志、考古等方面。下面就其主要的作一介绍。
《古小说钩沉》。这是一部我国隋唐以前小说的辑本。大约从一九〇九年六月回国开始，到一九一一年底的两年多时间里，鲁迅从浩如烟海的典籍中，将古代散佚的小说材料，悉心搜罗，加以考订，编成了这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小说史料著作。生前未得以印行，一九三八年六月首次印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八卷中。
全书收小说三十六种。它们是：周代青史子著的《青史子》，东晋裴启的《语林》，东晋郭澄之的《郭子》，魏邯郸淳的《笑林》，梁沈约的《俗说》，梁殷芸的《小说》，隋杜宝的《水饰》，魏曹丕的《列异传》，宋袁王寿的《古异传》，东晋戴祚的《甄异传》，齐祖冲之的《述异记》，东晋荀氏著《灵鬼志》，东晋祖台之的《志怪》，作者不详的《神怪录》，东晋孔氏著《志怪》，梁刘之遴的《神录》，宋东阳无疑著《齐谐记》，宋刘义庆《幽明录》，谢氏（据林辰先生推断，谢氏当为晋宋间人。见林辰著《鲁迅述林·古小说钩沉所收各书及其作者考略》，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著《鬼神列传》，晋殖氏的《志怪记》，北齐颜之推的《集灵记》，齐王俭《汉武故事》，宋虞通之的《妒记》，后汉陈实著《异闻记》，作者不详（林辰先生认为作者当为东晋末人）的《玄中记》，晋陆氏的《异林》，东晋曹毗的《志怪》，宋郭季产的《集异记》，晋王浮的《神异记》，作者不详（林辰先生认为作者当是梁、陈间人）的《续异记》，作者不详的《录异传》，许氏等著《杂鬼神志怪》，作者不明（林辰先生认为当是萧梁时人）的《祥异记》，宋刘义庆的《宣验记》，齐王琰的《冥祥记》，隋侯白的《旌异记》。
这本著作虽是辑本，但所录各书，多数并没有为前人完全搜集成卷，大量的佚文散见在各类书中，鲁迅就是从这些书里，认真翻检、悉心考订，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林辰先生对此作过认真研究并给予了高度评价：“当我们接触到《古小说钩沉》这部书时，首先便不免惊异于它的规模之宏大，搜罗之广博。就全书所收种数说，过去从来没有人像他这样大量辑录过小说，……就每一种中所收佚文的数量来看，鲁迅辑本一般也较前人所辑为多。林辰先生举例说明了这一点。经他与其它辑本比较，如《雨林》，《钩沉》本比《玉函山房辑佚书》多了二十八则；《玄中记》，《钩沉》本比马国输的辑本、叶德辉《观古堂所著书》本，多出三则；更加突出的是《幽明录》，清胡《琳琅秘室丛书》根据钱曾“述古堂旧钞本校印过，但此书仅收一百六十一则，而鲁迅所收计二百六十七则，超过胡本达一百零六则；《郭子》一书，鲁本比玉函山房本多九则，《青史子》、《笑林》和《俗说》数种，也各有增加。
在整理佚文的质量上，林辰认为：“一般说来，字句完备，文义优长，大多数条文的内容都比较充实。这是鲁迅辑本的重大成就，也是它超越旧有辑本的主要所在。他往往能从众多的书籍中发现材料，使故事更加完整，内容更臻完美，去伪存真，纠错匡误，在尽可能的条件下避免为后世留下误人之文字。
卓越的成就来源于阅读的广泛，来源于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求实求真的精神，这确实是值得后世之人引为楷模的。
《会稽郡故书杂集》。这是一部鲁迅早期辑录的古代逸书集。最早有辑录此书的念头大约起于鲁迅十八岁之前，他看过一部清代著名学者张澍所辑的，以其故乡甘肃古代文献为书之内容的《二酉堂丛书》，可能在那时就萌发了把自己家乡会稽郡佚散的古代文献加以收录的意愿。此书在一九〇九年至一九一一年间，即鲁迅在绍兴工作的两年间大体辑录完成，一九一二年到北京后，又继续搜集编订，到一九一四年十一月间，完成定稿。该书收了三国、晋、宋、陈、隋间的有关绍兴人物、山川地理等方面的著作八种，有谢承《会稽先贤传》、虞预《会稽典录》、钟离岫《会稽后贤传记》、贺氏《会稽先贤象传赞》、朱育《会稽土地记》、贺循《会稽记》、孔灵符《会稽记》、夏侯曾先《会稽地志》。前四种是记载古代会稽人物事迹的，后四种记载的则是古代会稽的山川地理、名胜传说、风俗物产。鲁迅所录的佚文，大都散见在唐宋类书和其它古籍中，鲁迅不厌其烦，披沙拣金，在大量阅读文献基础上，经过相互校勘补充，使本书在体例、资料、考订等方面，具有完善、丰富、精详的特点，非清代学者所辑同类书可以相比。如其中的虞预的《会稽典录》，曾被张寿镛收入《四明丛书》。张之所以将鲁迅所辑的该书收入丛书，其间就有这样的一段佳话。《四明丛书》以木刻本印行于一九四0年。在丛书的早先计划中，并没有鲁迅所辑的《会稽典录》，而是拟收冯贞群的辑本。但冯贞群后来在浙江图书馆书目中发现了鲁迅辑本，便驰书于张，称此书“体例极善，胜于其自编者实多。张寿镛读了鲁迅辑本后，大为赞赏，后来在该书印行时的序中，认为鲁迅辑本体例精，材料丰富；而冯贞群则在跋语中说鲁迅的辑本“搜集广博，编次精审，远非拙著所能及，表现出了钦佩之至的感情。《会稽郡故书杂集》最初印行于一九一五年二月，署名周作人。鲁迅逝世后，于一九三八年将此书编入《鲁迅全集》第八卷，使之回到了鲁迅的著作中。
下面再讲一下关于《嵇康集》的整理情况。嵇康是三国时代魏国人，生逢魏晋易代之际，历史上著名的“竹林七贤之一，是我国文学史上正始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家。嵇康深受鲁迅喜受，对鲁迅的影响也较大，尤其是他生在乱世，不同流合污，刚正不阿，坚持自己为人准则的人格，对鲁迅的人格精神的形成，有着重要的影响。
鲁迅从一九一三年十月开始，以明代吴宽丛书堂本校《嵇康集》，十月二十日校毕，写了《嵇康集跋》；一九一五年七月，又以明刻善本校《嵇康集》；一九二一年二月至三月，又校该书多遍；一九二二年二月，又校了一遍；一九二四年六月初，即在定稿前又校《嵇康集》。大约在这同时，又作《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这样，历经十多年，多次校勘的《嵇康集》基本写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鲁迅以涵芬楼影印宋本最后再校了一次，这次校后才是定本。鲁迅校此书，采用了黄省曾、汪士贤、程荣、张溥、张燮五家刻本进行比较，并取用了《三国志注》、《晋书》、《世说新语注》、《野客丛书》、胡克家翻宋尤袤本《文选》李善注及所著《考异》、宋本《文选》六臣注、相传唐钞《文选集注》残本，《乐府诗集》、《古诗记》、陈禹谟刻本《北堂书钞》、胡缵宗本《艺文类聚》、锡山安国刻本《初学记》、鲍崇城刻本《太平御览》等所引有关嵇康作品的内容，还参阅了姚莹编的《乾坤正气集》、严可均《全三国文》、孙星衍《续古文苑》等涉及嵇康集有关的文字。可见鲁迅为此翻检阅读书的工作量有多大。同时，他还将历史上载录有嵇康作品的典籍一一加以考订，实则是嵇康作品出处的详细编目。这种功夫也非常人所能及，不得不令我们这些自诩为读书做学问的后生晚辈肃然起敬，并为之汗颜。《嵇康集》于一九三八年编入《鲁迅全集》第九卷出版，至今，该书仍是嵇康研究的重要原始材料，在学界受到广泛推崇和赞誉。
《小说旧闻钞》。这是鲁迅从明清和近代的近百种书籍，像《七修类稿》、《少室山房笔丛》、《香祖笔记》等著作中辑录的小说史料集，初版三十九篇。前三十五篇是关于三十八种旧小说的史料，后四篇是关于小说源流、评刻、禁黜等方面的史料。一九二六年八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三五年七月经作者增补，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后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唐宋传奇记》。收唐、宋两代传奇小说四十五篇，书末为《稗边小缀》，比较详细地介绍了各篇出处、作者考订及编校情况，具有很大的史料价值。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一九二八年二月由北新书局分上、下二册出版，一九三四年五月合为一册，由上海联华书局再版，后收入一九三八年版《鲁迅全集》第十卷。
上述几种，是已经出版的鲁迅整理的古籍。实际上，鲁迅整理出来印行的甚多，现略为介绍，使人们对鲁迅读书之多、整理辑录之勤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根据鲁迅写有序的和日记中的记载以及有关研究资料，大体有以下十二种：
谢承《后汉书》。谢承，三国时吴人。鲁迅从一九一二年八月从清代汪文台所辑《七家后汉书》中录出，于十二月用多种典籍校勘。
谢沈《后汉书》。谢沈，东晋人，大约从一九一二年开始，从汪文台辑本中录出谢沈《后汉书》，一九一三年三月二十八日校毕写定。
虞预《晋书》。虞预，东晋人。鲁迅从一九一二年开始辑录此书，于次年三月校完并写定。
《云谷杂记》。南宋张著，是一部以考史论文为主的笔记，原书已佚。鲁迅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从明抄《说郛》残本辑其遗文，陆续抽暇校订，到次年三月写定。
《志林》。晋代虞喜著。鲁迅辑录一卷，并据《史记索隐》、《史记正义》、《三国志·吴书》注、《太平御览》等十种古籍校录而成。
《广林》。晋代虞喜撰。鲁迅辑录一卷，据《通典》、《后汉书》、《路史余论》校录而成。
《范子计然》。春秋时越人范蠡与计然问答的记载。鲁迅据《史记》、《后汉书》、《艺文类聚》、《大观本草》等二十种古籍校录而成。
《任子》。东汉时句章（浙江慈溪）人任奕著。鲁迅据《意林》、《太平御览》、《北堂书钞》、《初学记》校录而成。
《魏子》。后汉会稽人魏朗撰。鲁迅据《意林》、《太平御览》、《艺文类聚》、《事类赋》注、《文选》李善注、《路史·余论》校录而成。
《文士传》。东晋张隐著。鲁迅从各种类书、古书注和唐林宝《元和姓纂》、宋苏易简《文房四谱》、邵思《姓解》、郭忠恕《汗简》等书中搜集而成，并作了较认真的校勘，但未成定本。
《众家文章记录》。这是鲁迅辑录的晋代与南朝时一些文人写的《文章志》一类的作品共九种，书名系鲁迅所题，大约辑成于一九一〇至一九一一年间。
《岭表录异》。唐刘恂撰。是一部杂录。鲁迅据清刻本校录。
这些整理过的古籍，虽然没有刊行，但从一个方面，可以看到鲁迅对待文化遗产的重视的态度，更可以让人们明白鲁迅的成就的获致决非偶然，那真是长期积累知识的结晶啊。古人说得好，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鲁迅笔底惊涛，惊天地、泣鬼神的力量，难道不是读书的功劳吗？至少读书是主要的思想力量之源。读书，古籍整理（其实这也是一种读书形式），给鲁迅带来的重要学术成果，就是《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两部著作，至今仍是治小说史、文学史者的案头必备。
广博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
作为伟大的文学家、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的鲁迅，不仅为中国现代小说的产生与发展，起了开创和推动的巨大作用，也为现代散文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其实，就创作来看，鲁迅所写的旧体诗，也是现代旧体诗作的上乘之作，显示出了深厚的功力。这一切，与他深厚的古典文学修养有着必不可少的联系。这些在前面都已有所涉及。这一节，主要着重谈谈鲁迅的古典文学素养。周作人在《鲁迅读古书》一文中比较概括地讲述了鲁迅与中国古典文学的关系，他说：他小时候读过《古文析义》，当然也读《东莱博议》，但他与八大家无缘，“桐城派更不必说了。《诗经》是硬读的，因此难以发生兴趣，韵文方他所喜爱的有一部《楚辞》，此后是陶渊明，唐朝有李长吉、温飞卿和李义山，大家如唐之李杜，宋之苏黄，却并不着重，只有一部《剑南诗稿》，那大抵还是因为同乡的关系也未可知。对于“正宗的诗文总之都无什么兴味，因此可以说他所走的乃是“旁门，不管这意思好坏如何，总之事实是正确的。文章方面他喜欢一部《古文苑》，其中一篇王褒的《僮约》，他曾经选了来教过学生。他可以说爱六朝文胜于秦汉文，六朝的著作如《洛阳伽蓝记》、《水经注》、《华阳国志》，本来都是史地的书，但是文情俱胜，鲁迅便把它当作文章看待，搜求校刻善本，很是珍重。纯粹的六朝文他有一部两册的《六朝文》，很精简的辑录各体文词，极为便用。他对于唐宋文一向看不起，可是很喜欢那一代的杂著，小时候受《唐代丛书》的影响，后来转《太平广记》，发心辑录唐以前的古小说，成为《钩沉》巨著，又集唐代《传奇文》，书虽先出，实在乃是《钩沉》之续，……这一方面的努力即是研究小说史的准备。周作人主要着眼于鲁迅的爱好兴趣来加以总结的，因而是不全面不完整的。读书应当允许个人的爱好，多读喜读的书，收益会更多更大。不过，读书又不能仅凭兴趣爱好，学生时代是这样，做学问更应如此，否则就会失之片面，不能客观地把握对象，所作结论就会欠公允全面。鲁迅读书就是将兴趣与硬读结合起来的。试问，如果只凭兴趣，那么他写《汉文学史纲要》，其根据何在？因为他的兴趣只集中在某个时代或某些作家身上，只凭个人爱好，能完整地展现中国古代文学的总貌吗？如只凭爱好，不去了解他不喜欢的作家和作品，又如何对这些作家作品给予较准确的评价呢？现在来看一看实际情形吧。
一九七九年，厦门大学中文系编了一本由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名为《鲁迅论中国古典文学》的书。这本书比较全面地整理了鲁迅“关于文学史的一般问题的论述，又分历史阶段将鲁迅在著述中所涉及到的、并以不同方式作出了某种评价的古代作家、作品，列了出来。现在我们将他们抄录下来，以便大家对鲁迅与古典文学的关系有更深入的了解。
一、先秦两汉。《诗经》、老子和孔子、《易经》、《春秋》、《礼记》、孟轲、庄子、韩非、《晏子春秋》、屈原和楚辞、宋玉和司马相如、《鬼谷子》、司马迁和他的《史记》、东方朔、刘向、扬雄、蔡邕、《吴越春秋》。
二、魏晋南北朝。孔融和祢衡、曹丕、曹植、嵇康（附刘伶）、向子期的《思旧赋》、陶渊明、刘义庆和《世说新语》、《鲍明远集》、陆机、刘勰、《昭明文选》、杨之的《洛阳伽蓝记》。
三、隋唐五代。骆宾王、张的《游仙窟》、杜甫、李白和李贺、钱起、李商隐、左偃、罗隐、皮日休和陆龟蒙、张泌的《浣溪纱》、韦庄、欧阳询的《艺文类聚》、李济翁的《资暇集》。
四、宋元。传奇《开河记》、《太平广记》、沈括的《梦溪笔谈》、苏轼、《太平寰宇记》、《太平御览》、影戏《斩关羽》、陆游、俞成的《萤雪丛说》、唐庚的《南征赋》、陈正敏的《斋闲览》、周密的《癸辛杂识》、庄季裕的《鸡肋编》、《玉历钞传》、《西厢记》、《小张屠焚儿救母》、刘时中。
五、明代。罗贯中和《三国志演义》、施耐庵的《水浒传》、杨升庵、吴承恩的《西游记》（附《西游补》）、《说郛》、汤显祖及其剧作、《封神演义》、《金瓶梅》、《醒世恒言》、《今古奇观》、《奇缘记》、《鼓掌绝尘》、公安派和竟陵派、袁宏道和顾宪成、贾凫西、张岱的《陶庵梦忆》、顾元庆的《夷白斋诗话》、陆容的《菽园杂记》、涵虚子的《通鉴博论》、阮大铖和他的《燕子笺》、屈大均的《翁山文外》、《安龙逸史》、明末的小品、明末的野史。
六、清代。归庄的《万古愁曲》、《水浒后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郑板桥的《醒世姻缘》、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说岳全传》、曹雪芹和他的《红楼梦》、金圣叹、《绿野仙踪》、《镜花缘》、李渔的《花月痕》等狭邪小说、《三侠五义》等侠义小说、《东华录》、《畴人传》、《扬州十日记》等。《漫游随录图记》、《蕙杂记》、《湖雅》、《抱经堂书目》、《唐人说荟》、《淞隐漫录》、《淞隐续录》、陈祖范的《掌录》、罗两峰的《鬼趣图》、清代的野史和学术。
七、近代。吴趼人和李伯元、《老残游记》、《梅花梦传奇》、《何典》、《斩木城》、《龙虎斗》、李慈铭、严复、邹容、章太炎、秋瑾、谭嗣同、梁启超和林纾、王国维、南社、苏曼殊。
上面提到的并不完全，大概由于编者主要侧重在鲁迅的评论，对评论少或者是一笔带过的就没有加以整理；另外鲁迅关于古代文学的专著和论文中所涉人物、作品也未归类。因而离窥视鲁迅读古文学书的实际情况、了解他的古典文学修养的全貌，就有相当距离。如魏晋时代的曹操、阮籍，都是鲁迅很喜欢的作家。鲁迅对曹操评价甚高：“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谈到曹操的文学特点及成就时，他指出：“在他的统治之下，第一个特色便是尚刑名。……影响到文章方面，成了清峻的风格。——就是文章要简约严明的意思。此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尚通脱。……通脱即随便之意。此种提倡影响到文坛，便产生多量想甚么便说甚么的文章。……在曹操本身，也是一个改造文章的祖师，可惜他的文章传的很少。他胆子很大，文章从通脱得力不少，做文章时又没有顾忌，想写的便写出来。……曹操做诗，竟说是‘郑康成行酒伏地气绝，他引出离当时不久的事实，这也是别人所不敢用的。再如阮籍。他说：“阮籍作文章和诗都很好，他的诗文虽然也慷慨激昂，但许多意思都是隐而不显的。宋的颜延之已经说不大能懂（引者按：颜延之评阮籍诗时指出：“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蔽，百代之下，难以情猜。），我们现在自然更很难看懂他的诗了。没有对他们作品进行认真阅读和揣摩研究，是不可能做出概括和判断的。事实上鲁迅对汉末魏初文风“清峻通脱，华丽慷慨风格的把握，几乎已成为文学史上的定论了。
又如韩愈。鲁迅确实不怎么喜欢韩愈，但读韩愈文章肯定不少。鲁迅在作品中曾五次提及韩愈，其中有两次引过他的文章。鲁迅在一九三三年九月三日写的《同意和解释一文》，其中用韩愈“民不出米粟麻丝以事其上则诛的话，说明政府权力之大并非出自西方，以此批驳了当时有人主张向西方各国政府效法，集中权力，以使经济复兴的观点，解释了集权乃是“国货，是古已有之的传统。在另一篇《“题未定草（六至九）》的文章中，也引用了韩愈用模拟周文王口气写的《拘幽操——文王里作》的“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的句子，来证明自己的观点。韩愈在文学史上、思想史上当然有他的历史地位，但他自居正统代言人的角色以及由此产生的种种思想，自然会使对正统抱有批判态度的鲁迅反感，因而在鲁迅笔下，对这位韩文公并不那么恭敬。不过，这里我们不作是非的价值评判，只是要说明无论鲁迅的态度如何，但只有读过他们的作品，熟悉他们，才会作出自己的态度选择，这一点应当是无疑的。从这一点出发，我们可以说，凡鲁迅在文中所提到的作家、作品，从总体上讲，他都是熟悉的，对其特征是掌握了的，不能说他对所有提及的作家的作品都全读过，也不敢推论他对涉及的作品都十分认真地研究过，但至少对所涉作家的主要作品是读过且有心得的，对提到的作品至少也翻阅过。从今天来看，不能说鲁迅对古代作家、作品的评判都一概是正确无误，但它都必须是出于对对象的了解则是肯定的。
鲁迅确实是了解他所评价的对象的，深厚的古代文学修养，诸多精辟的见解结论，无不是他研读作家作品、把握主要特征、知人论世，并结合自己的人生经验显现出来的结果。譬如对屈原和陶渊明的评价即是适例。
喜欢屈原，对屈原的思想、作品有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始于鲁迅青年时代；即使在晚年他也不时提及屈原，屈原对鲁迅的影响是深远的，从精神人格到创作，都有迹可寻。
一九〇七年，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在文中对屈原有一段评价文字，全文如下：惟灵均将逝，脑海波起，通于汨罗，返顾高丘，哀其无女，则抽写哀怨，郁为奇文。茫洋在前，顾忌皆去，怼世俗之浑浊，颂己身之修能，怀疑自遂古之初，直至百物之琐末，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然中亦多芳菲凄恻之音，而反抗挑战，则终其篇未能见，感动后世，为力非强。刘彦和所谓才高者菀其鸿裁，中巧者猎其艳辞，吟讽者衔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皆著意外形，不涉内质，孤伟自死，社会依然，四语之中，函深哀焉。故伟美之声，不震吾人之耳鼓者，亦不始于今日。
这确是对屈原的中肯之论。中肯的评价来自对作品的深入理解。早在青年时代，鲁迅就喜欢读屈原的诗，他早年写的《莲蓬人》，《祭书神文》，即可见出学屈原诗的功底。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最喜欢颂读《离骚》。“许多段落，他都能朗朗背诵。他尤其喜欢《离骚》中的“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阆风而马。忽反顾以流涕兮，哀高丘之无女！这几句诗，因为屈原追求理想的意态与鲁迅精神是相通的，大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态度。在北京时期，他在卧室兼书房的“老虎尾巴里挂了一副楹联，乃是集《离骚》句子而成，其联为“望崦嵫而勿迫；恐鹈之先鸣！意在勉励自己努力工作，珍惜时间，夜以继日。鲁迅在出版小说集《彷徨》时，将屈原《离骚》中的“朝发轫于苍梧兮，夕余至乎县圃；欲少留此灵琐兮，日忽忽其将暮。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诗句作为题词，反映他当时救国救民的心境，突显了小说集的总主题。在鲁迅所写的旧体诗中，有多处化用屈原的诗句，来表现自己的思想情感，像“荃不察、“扶桑、“美人不可见、“浩歌、“佳人、“湘灵、“洞庭木落、“渺渺、“春兰秋菊、“玄云、“蛾眉、“众女、“芳草变，都源出屈原作品。
鲁迅对屈原的评价很高，除了前面所讲外，在《汉文学史纲要》中，他说：“逸响伟辞，卓绝一世。……较之于《诗》，则其言甚长，其思甚幻，其文甚丽，其旨甚明，凭心而言，不遵矩度。故后儒之服膺诗教者，或訾而绌之，然其影响于后来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随着时间的推移，鲁迅对屈原思想的认识、对屈原作品的思想倾向的看法有所改变，但从整体上仍是肯定的。在一九三五年六月六日写的《从帮忙到扯淡》一文中，他说：“屈原是‘楚辞的开山老祖，而他的《离骚》，却只是不得帮忙的不平。到得宋玉，就现有作品看起来，他已经毫无不平，是一位纯粹的清客了。……屈原宋玉，在文学史上还是重要的作家。为什么呢？——就因为他究竟有文采。比之《摩罗诗力说》中的评价，似乎低了一些，但对屈原缺少反抗的认识是一致的。从事实上讲，屈原的作品既充满了爱国主义精神，也深深渗透了替君王奔走尽心尽忠的意思，说他有“帮忙倾向是有根据的，如何评价“帮忙，那已是另一范畴的事情了。
陶渊明是我国历史上的著名诗人。他洁身自好不愿与浊世为伍、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人格精神，对后世知识分子有很大的影响；他开创的田园诗，对后来诗歌的发展也起了重要影响作用。鲁迅从读书时就喜欢上了这位诗人。他对陶渊明思想和作品理解的深入，至今仍有启发意义。
陶渊明在人们的心目中，既是“隐逸诗人之宗，又是“田园诗人之祖，这并没有错，只是不全面罢了。鲁迅却能从陶渊明的作品中发现出别的意义来。鲁迅认为陶渊明虽然弃官归隐田园，种地饮酒，写诗作文，但并没有放弃对政治和社会的关注，他的诗里也时有与政治事件相关的内容，不过写得含蓄隐晦而已。鲁迅指出：“陶潜之在晋末，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又是将近易代的时候。但他没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示，于是便得‘田园诗人的名称。但《陶集》里有《述酒》一篇，是说当时政治的。这样看来，可见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不至于招人注意罢了。……由此可知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另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对陶渊明的艺术风格和美学特征，一般人总认为陶诗是“静穆的，“飘逸的，似乎只有这才符合‘田园诗的特质。鲁迅自然看出了陶诗“飘逸“静穆的一面，但并未止于此。因为他读的并非选家所选的纯“飘逸的文字，也不是看的“摘句派录摘的诗文片断，而是看的全集，这就能从整体上全面把握陶诗的并不单纯的美学特质及艺术风格。他说：“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是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的自白，究竟是大胆的。就是诗，除论客所佩服的‘悠然见南山之外，也还有‘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之类的‘金刚怒目式。在证明看他并非整天整夜的飘飘然。所以他说，读者应该——自己放出眼光看过较多的作品，就知道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一个“浑身是‘静穆的。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现在之所以往往被尊为“静穆，是因为他被选文家和摘句家所缩小，凌迟了。
由此可以推断，鲁迅在评价作家时，显然要尽可能读评价对象的全部作品，用这样的功夫去读书、研究，文学修养自然就会日渐丰厚，眼界也就开阔全面了，思想当然会更趋深邃。
在鲁迅笔下，陶潜诗文多次出现，有的是为了说明问题，阐明观点，有的是为了评说陶诗自身以及与他人的作品相比较，还有的是为了用陶诗来表现自己的感情，行文之处，顺手拈来，运用自如，恰如其分。如在《记念刘和珍君》中，用陶潜《挽歌》中的“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的诗句，表达了他对死者的哀悼以及愿死者英灵永存，永远活在人们心中的希望。
不用再举更多的例子了。一部《鲁迅全集》，以及所有的古籍整理、译著，都以不争的事实，昭示着鲁迅古典文学的深厚广博的修养；他出神入化的语言文字，简约而隽永的意义内涵，也充分说明他的来自古代文学的熏陶；至于他的人格结构里，涵融着古代优秀作家的节操风范和精神气质，更是清楚不过的了。
“青年必读书”引出的话题
一九二五年一月间，北京《京报副刊》登出启事，征求“青年必读书和“青年爱读的书各十部的书目，这项活动是由当时主持副刊的孙伏园策划的。当孙伏园接手主持这一副刊时，为了扩大发行，影响读者，于是就想了一些栏目，使之更多样化一些。征求书目的活动也就是这种指导思想的产物，具体动机还含有加强学术界人士和青年之间的联系的意义。孙伏园作为鲁迅在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和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也理所当然邀请自己的老师、声名远播的鲁迅为青年开列必读书目。被邀请的学者名流如胡适等，就开出了中国古代的经典，而鲁迅则出人意料地交了白卷，且写下了引起当时争论并遭到攻击，也易让人曲解的一篇文字。现全文录下：青年必读书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Δ《自嘲》手迹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此文写于二月十日，发表于二月二十一日《京报副刊》。文章一发表，就引起了反响，有攻击者，也有拥护者。如攻击者认为鲁迅的经验是“偏见的经验；有的甚至说鲁迅“糟踏了中国书，“不懂中国书；拥护者则以为“鲁迅先生交白卷，“实比选十部书得的教训多，称赞鲁迅此举是“革命精神。直到三十年代，在有关“《庄子》与《文选》的争论中，还有人旧事重提，对鲁迅的《青年必读书》有所微词。文章一发表，有不同的意见，当是正常的；这篇文章在人们中引起鲁迅有民族虚无主义思想的认识也不足为怪。一是本来不同的人，立场观点，思想意识就有差异、甚至完全相反；二是对问题的认识能力有高低，思想深度和境界也有高下；三是一些人本身就缺乏独立的见解，也不能从更深刻的历史和社会背景上去分析问题，对鲁迅本人也缺乏必要的了解；四是鲁迅的文章，如不仔细思考，确会给人以片面武断偏激的印象。在这个意义上，对反对者攻击者是可以理解的，不值得惊异。
不过，问题尚须说明，是非必须澄清，尤其是在鲁迅为当代很多青年所不甚了解、许多人对待传统文化仍有不少模糊甚至糊涂思想的情况下，对鲁迅的如何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思想，对《青年必读书》本文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作出必要的介绍和分析，是有意义的。
首先，鲁迅在《青年必读书》中对中国书的整体评价是否有道理，这是要讨论的第一个问题。书是人类文明的记录，是人类思想和精神的文字符号显现。对一个民族来说，书就是民族文化、精神发展过程的记载；一个民族的文化、精神的承传，除了人自身代代相传袭外，书在民族文化、精神的形成、发展、承传过程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可以说，没有书、一个民族的文化和精神，要得到发展和有效传递，是难以想象的。因此，鲁迅对中国书所下的判断，深层意义上，是在对中国文化及其民族精神下判断。那么这种判断有无合理内核？回答应当是肯定的。我们知道，尽管中华民族的文化博大精深，本身在发展过程中，也吸收了其它民族文化的特质；但中华民族的文化，主体是汉民族的，而汉民族文化虽然是先秦诸子思想及其发展的综合，然其核心是孔孟开创的儒家文化，其次是老子和庄子创立的道家文化。这已是历史的事实，是任谁都不能否认的客观存在。不错，中华民族在几千年的进程中，正是有儒家为主、道家为辅、儒道互补并兼收其它文化而形成的思想、精神系统和价值观系统，使中华民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且创造了灿烂的文明，至今仍有其强大的生命力。诸如勤劳勇敢，自强不息，坚忍顽强，自尊自立；爱国家，重社会群体，讲人伦，重情感，讲礼仪，重精神……等等特质，都是应当加以继承的，经过批判改造其中的消极因素后，完全应该使它们发扬光大。
问题是，在中华民族文化精神价值系统中，其消极的有碍于社会进步和发展的，有碍于人性健康发展的因素也十分之多，像因循守旧、固步自封、夜郎自大，缺少开拓创新冒险精神，或片面强调精神而轻物质，个体独立意识较弱甚至否定个体，无为思想，不争意识，顺应自然……等等观念，对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是有着相当大的消极影响的。而中国书中，大量记录的、宣扬的正是这些思想，提倡的也正是这些观念。因为封建社会的统治者需要皇权稳固，需要社会稳定，因此必然会以适应统治者需要的价值观念来教化人民，培养符合统治阶级道德伦理及其思想标准的臣民。这样，替帝王立谱、为圣贤立言的书，其所写的内容就可想而知。无论人们接收什么样的理想，积极的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消极的如“无为不争。在封建时代，这在本质上都是消解人的独立意志，培养“忠臣孝子，泯灭个体创造性的。所以，在中国大量的人生训条和人生格言中，除了让人为统治者尽忠效力的一些话语不无活力外，余者多数是按“顺民的要求来拟定的；诸多的礼数、规章、律令，从根本上讲，是对人的约束，不是人的解放；是对人的思想、情感、行为的严重压抑，而不是让这些合理地得以表现。一言以蔽之，即鲁迅所说的，是让人“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试想，在一个过分强调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民族里，尤其是“礼无处不在的国度里，个人又能有多少作为，人生还有多少活动的空间？实际的人生被“礼虚饰掩抑了，剩下的只能是对“礼的顺从，是对“礼所规定的人生内容的实行。反过来看，西方民族由于所处的环境、人文传统有别于我们，在价值取向上，与我们有着鲜明的差异。
自文艺复兴以来，当西方人从神的桎梏下逐步解放出来以后，人的观念得到了根本解放，开拓创造，冒险扩张的意识也日益浓厚。于是，它们在世界上开辟殖民地，掠夺别民族，成为不可一世的殖民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一方面，我们并不赞成把灾难与痛苦强加给弱小民族和国家的强盗行径，我们要大力谴责把强力建立在掠夺侵略别国基础上的非正义道路；另一方面，也应清醒认识到，这些不道德的的野蛮行为，客观上也显示了西方民族的进取、争斗的精神，表现出了它们敢于冒险的思想。所以，当接触西方自文艺复兴以来的图书时，就会强烈意识到灵魂的不安与骚动，感到顽强的斗争抗争思想，领略到积极的为生存发展而奋战的生命跃动。这就是鲁迅所谓的“读外国书……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感慨之所发。经过上面的分析，就可明白鲁迅劝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而读外国书的用意何在，即使他没有说明，可实际上就是要青年学外国精神、思想、文化之长，来补己之短，以振奋自己民族的精神，在充满竞争的世界上，在斗争日益激烈的民族之林中，为自己的民族谋生存之路，选择适于民族生存与发展的新的价值观念。一句话，他希望中国青年面对更广大的人生，尤其是在民族独立与富强这样的面对世界的人生问题面前，作出自己的选择。于是，我们认为，鲁迅的话，即使偏激和片面，也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其中包含了更深的内容，其真实动机和目的是为了国家与民族。
其次，我们要看看鲁迅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一贯态度是什么，看他是不是有民族虚无主义。同样，我们的回答是这样的，鲁迅没有文化虚无主义。
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糟粕部分予以猛烈批判，否定民族思想中不适宜现代中国人生存发展、独立富强的因素，是鲁迅坚持到生命终结的态度。但是，除了在一段时间内，为了启蒙、为了迎击新文化运动的反对者和顽固守旧派的“国粹鼓噪外，他的态度是继承与批判共存的。
早在一九〇七年，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就指出：“中国在今，内密既发，四邻竞集而迫拶，情状自不能无所变迁。夫安弱守雌，笃于旧习，固无以争存于天下。第所以匡救之者，缪而失正，则虽日易故常，哭泣叫号之不已，于忧患又何补矣？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得，得其神明，施之中国，翕合无间。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人生意义，致之深邃，则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这段话十分清楚地表明了鲁迅扬己之长，取人之长，开创新路的思想，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和中国要在世界上争一席之地的正确选择。稍后，他又写了《摩罗诗力说》，在文中，他并没有简单地否定“怀古，也肯定了“怀古的意义，但他明确指出“怀古必须与向前进结合起来，只是作为借鉴，否则就是危险的。他说：“夫国民发展，功虽有在于怀古，然其怀也，思理朗然，如鉴明镜，时时上征，时时反顾，时时进光明之长途，时时念辉煌之旧有，故其新者日新，而其古亦不死。若不知所以然，漫夸耀以自悦，则长夜之始，即在斯时。一个国家和民族，不能将自己辉煌的过去与未来突进结合，不能时时汲收新的营养，“过去终将不保，而光明也难以出现，这已是今天人们的共识。由此可见，鲁迅在九十年前的思想不是十分精辟而深刻吗！
在“五四运动的十年时间中，鲁迅主要致力于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但他明确的基点是建立在只有革新才能保古、只有批判文化的消极性特质才能保证现代中国人的生存发展这样的前提上的。他说：“不能革新的人种，也不能保古的。所以他认为：我们目下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全都踏倒他。到了三十年代，鲁迅对传统文化消极面的批判仍未停止，言辞当然有所缓和，没有“五四前后那么峻急。他说：“中国人要在这世界上生存，那些识得《十三经》的名目的学者，‘灯红会对‘酒绿的文人，并无用处，却全靠大家的切实的智力，是明明白白的。如果联系到现代以来我们民族面临的生存压力，想想当时一些“国粹派的不肯变革的顽固态度，鲁迅的批判是有的放矢的，何况他并没有像全盘西化论者那样，对民族文化采取彻底否定的态度，而是有前提的，是从社会历史具体条件着眼的。所以，我们认为，鲁迅决非文化虚无主义者，诚如他自己所说：“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的一生实践，证明的正是这样的思想。
再次，当我们了解了鲁迅对待民族文化遗产的态度后，就要回到《青年必读书》产生的现实社会情况上来。鲁迅之所以写这篇文章的现实用意，恰恰是对那些复古者之流，反对新的变革的保守派的有力一击，这就是要讨论的第三个问题。
复古主义、死守传统不思变革，在历史上是层出不穷的，似乎已成为民族思维中的定势；拟古仿古恋古迷古复古也几乎变成中国古代人的难以改变的情结。“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这一古老的思想又在一些人身上复活，他们扛起“卫道保存“国粹的旗帜，在冠冕堂皇的“捍卫民族文化的口号下，向新文化运动发起进攻，企图将走上革新之路的中国拉回到过去，让人们拒绝其它民族的先进的东西，仍然躺在老祖宗的怀抱里，做“天朝上国，“精神文明天下第一的美梦。早在新文化运动开始之际，就有“拼我残年以卫道的林纾向新文化运动发难，接着就有“学衡派登场，再就是尊孔读经的呼声鹊起。新文化反封建的成果面临着考验，科学与民主受到“昌明国粹的严重威胁。在新文化战线内部，这时也出现了分化，一些文化革命中的风云人物脱离了战斗，走进了故纸堆，胡适就是典型的代表。早在一九一九年十二月，胡适就提出了“整理国故的口号。一九二二年九月，胡适创办的《努力周报》发行《读书杂志》增刊，再次鼓吹“整理国故，并开列了《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引导青年们“少谈些主义，“多研究问题——即到故纸堆中去作所谓的“学问；“踱进研究室去实践他所推崇的“实验主义的方法。本来，用正确的观点和方法，来整理中国的古籍，研究中国的文化，是完全可以的，但胡适的观点和方法并非代表了真理；尤其是在国难当头之际，让青年人埋头古书，蜗居研究室，对国家民族的生存和社会人生种种问题采取视而不见，充耳不闻的无动于衷的态度，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既助长了顽固派，客观上也是一种倒退。鲁迅自然要加以反对。在《未有天才之前》一文中，鲁迅对胡适就提出了批评，他说：自从新思潮来到中国以后，其实何尝有力，而一群老头子，还有少年，却已丧魂失魄的来讲国故了，他们说，“中国自有许多好东西，都不整理保存，倒去求新，正如放弃祖宗遗产一样不肖。抬出祖宗来说法，那自然是极威严的，然而我总不信在旧马褂未曾洗净叠好之前，便不能做一件新马褂。就现状而言，做事本来还随各人的自便，老先生要整理古籍，当然不妨去埋在南窗下读死书，至于青年，却自有他们的活学问和新艺术，各干各事，也还没有大妨害的，但若拿了这面旗帜来号召，那就是要中国永远与世界隔绝了。倘以为大家非此不可，那更是荒谬绝伦！
除鲁迅外，当时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将，都对此展开了批评。郭沫若就认为“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惟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分，侵犯了他人的良心了。茅盾说得更坚决：“因为做白话文朋友们第一步的退让，遂引起旧势力‘倒底还是文言好！的嚷声；因为做白话文朋友们第二步的退让，遂引起了复古运动；于是乃有目前颇占优势的反动运动！“我也知道‘整理旧的也是新文学运动题内应有之事，但是当白话文尚未在全社会内成为一类信仰的时候，我们必须十分顽固，发誓不看古书，我们要狂妄的说，古书对于我们无用，所以我们无须学习看古书的工具——文言文。显然，鲁迅劝青年少读或不读中国书是为了捍卫新文化运动的成果，是为了让青年睁开眼睛，多看中国之外的世界，去汲取别人的优点，来救自己的民族和国家，养成开放的健全人格；而最关键的，鲁迅针对胡适等人劝青年人脱离人生社会的矛盾和斗争的思想，呼吁青年不读或少读中国古书，是为了到社会实际中去，是“行，即参加社会和人生实践。试想，在一个革命的时代，特别是在“五四时期的中国，离开了行，离开社会斗争，中国的革命能成功吗？国家的独立与民族的解放能够实现吗？历史证明，正是一批先进的中国人，从国外引来了马克思主义及其他先进思想，并在实践中实行，才将革命推向前进，实现了新中国的诞生。鲁迅的伟大也正在这里。如果我们回溯一下鲁迅从小时候进入传统文化的幽深书山，读古书，抄古籍，整理古籍的经历，不是十分清楚地看到鲁迅是如何对待文化遗产的吗？正是古代文化，培养了他，哺育了他，使他具有广博深厚的文化底蕴；又正是古代文化，培养了他这位现代最大的叛逆者，使他能从旧营垒中冲杀出来，反戈一击，成为彻底的反封建主义战士；正是传统文化，使他认识到了其中的优与劣，从而促使他在批判继承的前提下，为新文化的创立，为现代新文学的建设，闯出了新路，开辟了新的空间。所以，我们在结束本章之际，可以这样宣告，鲁迅是中国传统消极文化的最彻底的批判者，又是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最大的继承者，更是新文化的创造者。他，无愧于新文化方向的代表这一称号，无愧于“民族魂这一崇高的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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