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沉重的古老中国闭关自守之门，在帝国主义的洋枪洋炮的轰击下，终于被迫打开了；鸦片战争的刀光火色，映照出了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王朝的软弱无能和腐朽糜烂。列强的侵略，将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深重的灾难降临到中国近代人民的头上。

    物极必反，这是辩证法的结论。当我们这个一直陶醉在天朝上国美梦的国家，突然被弹丸之地名不见经传的洋夷小国粗暴践踏时，梦从此就开始破碎；当我们自诩为地大物博、文明天下第一的民族，竟然没有能力抵御万里之外的“洋鬼子的侵略之际，往日的自尊与自信，在武力的威逼下，就变成了割地求和、赔钱乞安的屈辱。然而，中华民族并非是没有力量重新崛起的民族，中国人也并非都是自甘奴役的“贱民，是任人宰割的羔羊。就在这“长夜难明赤县天的时刻，先进的中国人终于醒来了。他们开始睁开眼睛看世界，开始研究列强为什么能在世界上横行无忌的内在原因，开始比较中国和列强的差距，开始寻找国家、民族内部衰微落后的病根。一些人终于发现，被泱泱大国一直视为化外之人的野蛮民族之所以能雄视天下，决非偶然，乃是他们有一套适宜自身发展的政治、社会、文化、思想制度，有先进的科学技术。基于此，一些人飘洋过海，前往欧西，浮槎东洋，希望从西方的制度、思想文化中学得先进的东西，企图从西方发达的近代科技中，学来富国强兵的手段。西方思想从此进入了中国，近代史上热闹异常的中西文化的冲撞就这样开始了。

    鲁迅，青年时代的鲁迅，就是在这样的社会思潮的冲击下，开始了自己向西方近代学习的航程。从此，他驾着学习之舟，努力徜徉在西方知识、思想的海洋；像海绵一样，吮吸着有别于中国知识、思想体系的异域先进文化。他希望似古希腊的普罗米修斯那样，从天国里窃得火来，煮自己的肉，以进步的思想武装自己，实现救国救民救自己的宏伟理想；他当然希望用先进的思想文化之火，来煮我们民族之肉，使民族从炼狱中获得新生，脱胎换骨，使我们在地球村中，站稳脚跟，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他离开绍兴家乡之日起，也就是他学习西学的开端。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他读西方的哲学，学习西方文学名著；他接收科学的熏陶，使科学成为自己锐利的思想武器；他翻译西方名著，向国人介绍异域的文化和思想；他最终通过俄国这一中介，尤其是经过苏俄文学和理论的学习环节，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学说。他通过这一切最终找到了科学而先进的真理之剑。

    如果说，中国传统文化，使他获得了广博深厚的文化修养，为他的文学创作，解剖中国社会、分析国民性格，提供了无穷无尽的资料；那么，西方近代学艺、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则为他的思想的升华插上了双翅，为他提供了深刻的批判的武器，而西方文学，也使他找到了新的文学理想和新的艺术形式。所以，让我们随着鲁迅的足迹，去探寻他学习西方的历程吧。

    学西学的开端

    祖父遭受囹圄之灾，为鲁迅的家庭带来了巨大的不幸，家庭迅速从小康走向困顿。当祖父事件的阴影仍然笼罩着家庭每个成员的心灵时，鲁迅的父亲在心力交瘁和不堪重负的经济压力之下，感到绝望，最终酿成严重的肺病。这时的鲁迅，过早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为营救祖父筹款，替父亲治病找钱。然而世态炎凉，人情淡薄，使鲁迅在这一时期，领受了人世种种虚伪和无情；亲戚的冷眼与嘲笑，当铺老板侮蔑的神态，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严重刺激。更不幸的是，父亲终于倒下了，永远闭上了眼睛。可是，同房的长辈们，在这时候，不是同情，而是往往采用逼迫的手段，要鲁迅在一些家族中对涉及到自己家的事情上表态，欺侮他年少，企图利用鲁迅不太谙知家族事的弱点，侵夺鲁迅家的利益。鲁迅不能决定，须请示狱中的祖父，但话一出口，受到的是恶意的讥讽。鲁迅在回忆这段生活时说：“有谁从小康人家坠入困顿的么，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

    他感到痛心，感到愤怒，他开始对家乡感到厌恶，而家无可挽回的破落，使他认识到必须到新的地方去，寻找别样的路。

    到底走什么样的路呢？在那个时候，鲁迅家乡的没落的书香门第的子弟常常走的是当幕僚、师爷和经商之路，这些都不是鲁迅所喜欢的，甚至是他瞧不起的。剩下的现实路只有两条，一是和多数读书人一样，走科举之路，鲁迅那时也有在这条道上试试命运的想法，可是，家里已没有支持他走这条路的经济能力了。另一条路是学洋务，走当兵的路。这在当时保守的人们的心目中，并不是光彩的事，“好男不当兵，就是一种普遍的意识。这时的鲁迅，也没有太多的选择了，学洋务，当兵对他来说，是惟一的路了。

    就这样，“我要到N进K学堂去了。仿佛是想走异路，逃异地，去寻求别样的人们。我的母亲没有办法，办了八元的川资，说是由我的自便；然而伊哭了，这正是情理中的事，因为那时读书应试是正路，所谓学洋务，社会上便以为是一种走投无路的人，只得将灵魂卖给鬼子，要加倍的奚落而且排斥的，而况伊又看不见自己的儿子了。然而我也顾不得这些事，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N指南京，“K学堂指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路学堂。鲁迅进这个学堂是因为：一，当时像此类军事学校“不收膳费，而且每月还给津贴；鲁迅“之所以进去也并不是因为志愿当海陆军人，实在只为的可以免费读书罢了；二，“这里还有另一个，而且可以算是主要的缘因，乃是因为在南京的水师学堂里有一个本家叔祖，在那里当‘管轮堂监督，换句话说便是‘轮机科舍监。这位叔祖叫周椒生，鲁迅叫他庆爷爷，举人出身，他先后弄去几个周家子弟到该学堂读书，鲁迅是第三个到该校求学的周家子弟。

    一八九八年五月初，鲁迅通过考试，跨进了江南水师学堂。入学考试并不难，只考作文，题目是“武有七德论。这对鲁迅这位有深厚国学基础的人来说，录取是肯定的了。这是一所由洋务派兴办的衙门式学堂，用明白的话，就是训练水兵的。学校条件不太好，平房而且低矮陈旧，房周杂草丛生，惟一可显示这学堂标志的是二十多丈高的桅杆和很高的烟囱。

    鲁迅在学校试习三个月后，被编入最末的一级的三班，而且是管轮班。由于分班的不尽己意，加上学校生活的种种奇怪情状，使鲁迅对这学校下了“乌烟瘴气的判断。鲁迅在这所学校里，强烈的感受是：一、功课简单，生活乏味，充满了陈腐之气。“一星期中，几乎四整天是英文：＇Itisacat＇；＇Isitarat？＇（‘这是一只猫，这是一只老鼠吗？’——引者注）一整天是读汉文：‘君子曰，颖考叔可谓纯孝也已矣，爱其母，施及庄公。一整天是做汉文：《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论》，《颖考叔论》，《云从龙风从虎论》，《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论》。除了初级的英语外，其余与旧的书塾没有多大差别。更令人气愤的是，一些老先生抽鸦片也不说了，关键是他们对新知识一窍不通，对新名词、新概念总是望文生义。如一位教汉文的先生认为地球有两个，一个叫东半球，一个叫西半球，一个自动，一个被动，使学生哭笑不得；有的老师对“社会的解释，更是荒唐，认为“社会就是古代的结社讲学。知识学不着，活动该有吧，事实上是没有的。原先有一个游泳池，因淹死了两个学生，就被填平了，“不但填平，上面还造了一所小小的关帝庙。可以想见，这所为近代海军培养学生的学校，思想又是多么陈旧和迷信。惟一能给学生带来一点乐趣的是每星期爬一次桅杆的训练，这也不是与所学专业有什么关系，而是在爬杆时，可“近看狮子山，远眺莫愁湖，在自然景色中获得一点情趣，冲淡一下沉闷单调的生活。二是学校衙门气息太浓。在这所洋务学堂里，没有任何近代现代的气息。开除学生是常事，大堂上有军令，校长可以将学生杀头。学校当局放任高班学生欺负低班生，等级观念在学生中非常浓厚。低年级生走路不能越过高年级生，而那些高班生往往“将肘弯撑开，像一只螃蟹，故意挡住低班生。对这些享有特权的高班生，低班生有气不敢出，只好忍气吞声。这一切与鲁迅入学校前希望寻找的“别样的人们，相去太远，于是他准备离开这里了。

    在这样的环境里，想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是不可能了。在失望之余，这年十二月间他请假回乡一次，与弟弟周作人一起，参加了县试，这是鲁迅一生中头一次也是惟一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初试成绩不错，但他没有等到府试和次年的院试，就回到了南京，接着就转学到了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的矿路学堂学开矿去了。鲁迅在水师学堂时间虽然不到一年，但这里毕竟是他接触西学的起点，至少是初次接触了英语，为他的英语打下了初步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讲，也还是有一定影响的，他真正比较多的接触西方文化，那是进矿路学堂的事了。在矿路学堂，他不仅学到了近代科学的基础知识，为他展开了一个新的知识天地，更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社会的急剧变化，变法的浪潮，使他开始接受西方思想，使他的思想在这里寻到了变化和升华的起点；知识结构从这时开始发生变化，单一的传统文史哲的知识基础又融汇了西方近代以来的哲学、政治、文学等内容。

    鲁迅进的矿路学堂，与江南水师学堂一样，都是两江总督张之洞开办的。戊戌政变时，慈禧下令封闭洋学堂，可矿路学堂的开办，恰得到了这位“老佛爷的特别恩准。所以，这个学堂只空前绝后地招了一次生，共收了二十四名学生。鲁迅从江南水师出来，并非一般的转学，而是通过考试被录取的。

    鲁迅进矿路学堂时，戊戌政变已遭失败，“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已亡命日本，变法时的一切都被顽固派颠倒。但是，这些倒行逆施，不仅没有扑灭变革的火焰，反而更加推进了改革的蓬勃发展，维新派活动并未停止，而兴中会又迅速崛起。此时宣传新思想的报纸仍在发行，反映新知识和新思想的书籍相继问世。鲁迅进的矿路学堂，具有明显的维新进步倾向。鲁迅在回忆中说道：“第二年的总办是一个新党，他坐在马车上的时候大抵看着《时务报》，考汉文也自己出题目，和教员出的很不同。有一次是《华盛顿论》，汉文教员反而惴惴地来问我们道：‘华盛顿是什么东西呀？……因此，学校还设有读报处，鲁迅在那里，不仅读了大量登在改良运动维新变法之喉舌——《时务报》上的文章，深深为梁启超“笔锋常带感情的文字所打动；而且还通过留日学生创办的《译学汇编》，读了不少其它国家的政治法律著作。就是在这一时期，鲁迅大量阅读了翻译过来的西方名著，如孟德斯鸠斯宾塞的著作，而卢梭的《民约论》，更使他感到异常新鲜。

    那时候，严复翻译的名著一本接一本地面世，鲁迅也就一本一本地读，像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孟德斯鸠的《法意》，还有《穆勒名学部甲》等，他都读过。另外，林纾翻译的外国文学名著此时也正风行。鲁迅在矿路学堂时，林纾以“冷红生的笔名，翻译了一批西方名作，如轰动一时的小仲马的《茶花女遗事》，就特别吸引了鲁迅。据周作人讲，鲁迅当时还读过林译的《包探案》（按：即福尔摩斯的故事）和哈葛得的《长生术》等小说。这些书籍，开阔了鲁迅的眼界，活跃了他的思想。但给他印象最深、也极大影响了他后来思想的是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请看他是如何描绘初次接触《天演论》的心情的：看新书的风气便流行起来，我也知道了中国有一部书叫《天演论》。星期日跑到城南去买了来，……翻开一看，是写得很好的字，开首便道：“赫胥黎独处一室之中，在英伦之南，背山而面野，槛外诸境，历历如在机下。乃悬想二千年前，当罗马大将恺彻未到时，此间有何景物？计惟有天造草昧……哦！原来世界上竟还有一个赫胥黎坐在书房里那么想，而且想得那么新鲜？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底，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

    赫胥黎是达尔文的朋友和信徒，严复所译的《天演论》，是赫氏的一篇论文，题名《进化与伦理》。赫氏以一个科学家的胆识，为了探索真理，敢于向至高无上的上帝挑战，向统治了西方人的所谓人是上帝创造的神学发难，他从比较解剖学、胚胎学、古生物学出发，生动地论证了人与猿猴同祖同宗的观点，指出了世界万物都在进化、在发展、在变革这样的客观规律。严复翻译此文，意在自强保种，希望国人顺应天演规律维新变法，使国家和民族由弱变强，反之则会亡国灭种。正处热血沸腾青春激荡时期的鲁迅，自然会为这种新颖大胆的思想所激动，也使他在早已感到不满的黑暗现实中，看到了光明和前途。从此，他完全不理叔祖周椒生的“开导，坚持读《天演论》，读一切可以找到的新思想的书。除了西方名著外，他也读当时流行的如《中西纪事》、《日本新政考》、《科学丛书》等，他还读过谭嗣同的《仁学》，等等。

    他一面在课外阅读各种新思潮的书籍，一面刻苦学习自己的专业。张协和回忆道：鲁迅在学堂时，年虽最幼，但已表现出他过人的聪慧和高贵的品质了。矿路学堂顾名思义，应该是学有关矿物的学问了，的确在校三年中也学了这方面的课程，……但当时读的都是纸上谈兵，并且在讲堂上抄讲义，每天仅上、下午各上两堂课（每课约一小时余），讲解是很少的，只是抄书而已。而鲁迅在下课后从不复习课业，终日阅读小说（笔记小说、《西厢记》等），过目不忘，对《红楼梦》几能背诵。由于他的聪慧过人，所以在考试时，总是他第一个交卷出场，而考的成绩又是名列前茅。当时学堂规定每星期作文一次，凡获得第一名者赏三等银牌一个；每月考一次，名列第一名者，亦赏三等银牌一个。四个三等银牌换一个二等银牌，四个二等银牌换一个三等金牌。同学中独有鲁迅换得金牌，这可见鲁迅获得银牌之多和成绩之优良了。一九二年一月，鲁迅结束了矿路学堂的学习生活，三年的读书，换来了一张“第一等的毕业文凭。虽然在这里，他初涉了自然科学，接触了新的思想，但真的本领又学到多少呢？一张毕业纸又能说明什么？当时的鲁迅就是这样认识的：“毕业，自然大家都盼望的，但一到毕业，却又有些爽然若失。爬了几次桅，不消说不配做半个水兵；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爬上天空二十丈和钻下地面二十丈，结果还是一无所能，学问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两处茫茫皆不见了。所余的还只有一条路：到外国去。于是，趁选拔留学生的机会，他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官费赴日留学。在他的面前，展开了一条更为宽广的路，更多的西方名作在等待着他去阅读、去消化。

    留学在扶桑

    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鲁迅和陆师学堂另几位同学一道，在学堂总办的带领下，登上了停泊在南京长江码头的日本客轮，开始了赴日留学的旅途，四月四日到达横滨。从此后，鲁迅开始了他的新的读书生涯。

    日本，自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崛起。一八九四年，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贯被大清王朝视为“弹丸之国的日本，成为清政府留学日本时摄（1903）的某种清醒剂。在屈辱中，似乎明白了些什么。于是，就有了派留学生到日本学习的热潮。鲁迅到日本留学时，日本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之邦。鲁迅后来说过：“不知道为了觉得与其拜着孔夫子而死，倒不如保存自己们之为得计呢？还是为了什么，总而言之，这回是拼命尊孔的政府和官僚先就动摇起来，用官帑大翻起洋鬼子的书籍来了。尤其是义和团失败后，“政府就又以为外国的政治法律和学问技术颇有可取之处了。我的渴望到日本去留学，也就在那时候。到日本后，鲁迅并没直接进入专业学校，而是被安排进了弘文学院，这是一所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设立的学习日语和基础课的预备学校。鲁迅在一些文章中曾回忆他初到日本时的一些学习情况：“入学的地方，是嘉纳先生所设立的东京的弘文学院；在这里，三泽力太郎先生教我水是养气和氢气所合成，山内繁雄先生教我贝壳里的什么地方其名为‘外套。显然，除了学习日语，这所学院还教一些自然科学的基本知识。但此时的鲁迅，刚好二十过一点，正是精力旺盛的时期，求知欲望本来就很强烈，尤其是当时日本是中国改良派和新的革命派的集中地，向往革命的热情也相当高涨。所以鲁迅说：“凡留学生一到日本，急于寻求的大抵是新知识。除学习日文，准备进专门的学校之外，就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除了参加当时留学生的活动和一些革命活动外，此时的鲁迅，是真正一心扑在读书上，他像蜜蜂一样，在书丛中飞翔；又如海绵，拼命汲收各种知识。

    在这里，他打下了深厚的日文基础，并还学习了英文，为日后翻译作品，利用外语作为人生斗争的武器打下了扎实的基础。鲁迅在南京水师堂学过一段时间英语，在矿路学堂学过德语，但也只是打下了一点基础。在弘文及日后的几年中，他始终坚持学习外语，为他打开西方知识宝库之门，装备了有用的钥匙。据沈瓞民回忆：“当时鲁迅在弘文学习日语，是比较紧张的……有很多时间，鲁迅已涉猎欧美和日本的书籍，边学习日语，边翻译。信中所说：‘《英文典》至今尚无人来取。由此可证他当时还习英语的。他那时虽外文根底有限，但兴趣极高。弘文学院结束后，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又学了两年德文，以后还学过俄文。

    对他的外语学习，周作人曾有过总结：“矿路学堂因为是用中文教授的，所以功课中独缺外国语这一门。这一个缺陷是他后来在日本，自己来补足的。他当初进了仙台的医学专门学校，那里学的是德文，第二学年末了退学后，他在东京继续自修，后来便用这当惟一的工具。译出了果戈理的《死魂灵》等许多世界名著。日本语他也学得很好，可是他不多利用，所译日本现代作品，只有在《现代日本小说集》中夏目漱石等几个人的小说而已。他也曾学过俄文，1906年春夏之交，同了陶望潮许季弗等一共六个人，去找亡命东京的马利亚孔特夫人教读，每人学费六元，这对每月收入三十三元的官费留学生未免觉得压手，所以几个月后就停止了。那时所用教本系托教师从海参崴去买来，每册五十戈比，书名可以叫做《看图识字》吧，是很简单的一种本子。事隔五十年，不意至今保存，上有鲁迅亲笔注上的小字，现存放在‘故居，大家还可以看到。

    弘文时期及后来从仙台医学专门学校退学后，是他广泛阅读西方文学名著、大量阅读被压迫民族文学作品的时期，深厚的外国文学修养，使他为成为伟大的文学家开阔了视野，积累了丰富的思想和艺术资料，为开创新的中国现代文学作了扎实的准备。在这时，他边读外语，边读外国文学作品。他读海涅，读拜伦的诗，看希腊、罗马神话，阅读尼采的传记，读《世界文学史》，等等；他钟情俄国现实主义文学，尤其是他利用各种方法，去找寻那些求自由争解放的弱小国家的文学作品：匈牙利的、芬兰的、波兰的、捷克的、南斯拉夫的、保加利亚的；自然他也读日本文学，他特别喜欢日本夏目漱石的《我是猫》这部长篇小说；他对那些具有反抗性格的作家的作品也十分热爱，像易卜生、雪莱等人；至于俄罗斯文坛上的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契诃夫、果戈理、莱蒙托夫、普希金等，也是他始终关注的对象，对他后来的思想和创作都发生过不同程度的影响，而俄国象征主义作家安特莱夫和被现代派视为开山祖的陀斯妥也夫斯基，更是他钦佩的，对后来影响甚大。

    在日本留学期间，他究竟读了多少书，是很难作出推断的，但从他在几年之后写的《摩罗诗力说》中，所提到的作家来看，他读文学书非常多，下过真工夫，阅读的范围也很广。

    哲学书，也是他阅读的兴趣所在。在南京时，他读过严复译的《天演论》，了解了进化论的哲学意义，但他对进化论本身的认识还是比较肤浅的。到日本后，学习了日文，他读了日本人丘浅治郎的《进化论讲话》，比较清楚地理解了进化论的科学意义和哲学意义。从鲁迅所著的《文化偏至论》来看，他对欧洲哲学史上的重要人物的著作都有所接触。在这篇文章中，他介绍了尼采，至少读过尼采的传记及其所著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并涉猎了以尼采、叔本华为代表的唯意志论哲学、斯蒂纳为代表的唯我论哲学；他分析介绍了黑格尔一派哲学，称他们为“神思一派。此外，该文还涉及到了存在主义哲学的先驱克尔凯郭尔以及欧洲哲学史、思想史上著名人物苏格拉底、沙弗斯伯利和卢梭、席勒的学说。在《破恶声论》中，他还对宗教哲学作了分析和介绍，既有基督教的，也有佛教的。可以想见，对这些哲学家及学说的作品，不作较认真的阅读与了解，就不可能有自己的认识和见解。

    据许寿裳回忆：“鲁迅在弘文时，课余喜欢看哲学文学的书。他对我常常谈到三个相关联的问题：一、怎样才是理想的人性？二、中国国民性中最缺乏的是什么？三、它的病根何在？这可见当时他的思想已经超出于常人了。后来，他又谈到志愿学医，要从科学入手，达到解决这三个问题的境界。从人性角度思考问题，与他从西方哲学和文学，尤其是从文艺复兴以来的西方哲学、文学的书籍中，吸取思想的养料关系十分密切。鲁迅从早年开始一直到生命的晚年，批判民族的劣根性，探讨中国的理想人性，其思想的来源主要源自西方，特别是十九世纪欧洲的哲学与文学。他前期思想中的新必定胜于旧、幼一定强于长、年轻的一定超过老的等思想，以及激烈主张破旧立新的变革意识，都是进化论思想的直接反映。重个人，重精神，轻物质，提倡反抗偶像，鼓吹争天拒俗的精神，与尼采等人的唯意志哲学、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以来的个性解放思潮，有着天然的联系。他倡导的“意力与主观哲学，崇奉的“迕万众不慑之强者的人格精神，与尼采的“超人具有精神的相通性；至于他批判的“庸众，批判的麻木愚昧的国民，跟尼采笔下的“末人形象也有相当程度的相似性。他之所以对中国传统种种痼疾痛下针砭，与“重新估定一切价值的思想，与十九世纪在欧洲兴起的“反抗为本的思想，发生着紧密而清晰的关系。他从这些人的书中，获得了批判的勇气和武器，似乎他找到了剖析中国社会和文化的解剖刀。在他看来，这些哲学家，文学家的理想，就代表了中国的出路和发展方向。虽然从今天看来，他的观点和思想不失偏激与片面，但我们可以看到他寻求知识的历程，可以了解他在那时读书的情形。不读书，不去寻求新的知识，鲁迅也就不会有超出同时代人的眼界和思想的深刻性，也没有他思想的独异和创造性。从鲁迅一生来看，东京几年的留学，是他打下西方哲学和文学深厚基础的时期。此外，在自然科学的知识和训练方面，在科学精神的培养方面，这时期无疑也是至关重要的。

    从学医到从文

    一九〇四年四月，鲁迅在弘文学院毕业。面临着读什么学校的选择，鲁迅经过了认真严肃的考虑。本来，鲁迅他们被送往日本，按两江总督的打算，是在语言学校毕业后，升入东京帝国大学工科所属的采矿冶金科。但当时东京帝大负有盛名，日本和中国留学生都希望进入该校，竞争自然激烈，而日本当局又暗中阻挠中国留学生进入该校，防止抢占日本学生的位置。对此情况很了解的弘文学院的教师江口先生，因他平素对中国学生相当关心，于是劝鲁迅和他的同学改入医校，并向他们介绍了日本医学当时在世界上几乎与最发达的德国差不多的事实，加之医学院校较多，名额也多，竞争也就不太激烈。江口先生的话，触动了鲁迅的思想。这大概是鲁迅选择学医的重要理由。实际上理由不止这一端。鲁迅在后来有过说明：“我还记得先前的医生的议论和方药，和现在所知道的比较起来，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同时又很起了对于被骗的病人和他的家族的同情；而且从译出的历史上，又知道了日本维新是大半发端于西方医学的事实。因为这些幼稚的知识，后来便使我的学籍列在日本一个乡间的医学专门学校里了。我的梦很美满，预备卒业回来，救治像我父亲似的被误的病人的疾苦，战争时候便去当军医，一面又促进了国人对于维新的信仰。那么他为什么选择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而没有选东京或较近的医学院校呢？这也不是无端的。当时的留学生中，勤奋努力立志学成救国救民的有之，可也有一些人只知玩乐，只图吃喝。鲁迅对此极看不惯，后来在文章中有过回忆：“东京也无非是这样。上野的樱花烂熳的时节，望去确也像绯红的轻云，但花下也缺不了成群结队的‘清国留学生的速成班，头顶上盘了大辫子，顶得学生制帽的顶上高高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这是白天的情形。一到傍晚，整个中国留学生会馆里，看书的人就更少了，“有一间的地板常不免要咚咚地响得震天，兼以满房烟尘斗乱；问问精通时事的人，答道，‘那是在学跳舞。更有甚者，有的人并不想好好念书，只是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他在后来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了这事：“现在的留学生是多多，多多了，但我总疑心他们大部分是在外国租了房子，关起门来炖牛肉吃的，而且在东京实在也看见过。那时我想：炖牛肉吃，在中国就可以，何必路远迢迢，跑到外国来呢？虽然外国讲究畜牧，或者肉里面的寄生虫可以少些，但炖烂了，即使多也就没有关系。所以，诚如周作人指出的：“本来在千叶和金泽地方，也都设立有医学专门学校，但是他却特地去挑选了远在日本东北的仙台医专，这也是有理由的。因为他在东京看厌了那些‘富士山们，不愿意和他们为伍，只有仙台医专因为比千叶金泽路远天冷，还没有留学生入学，这是他看中了那里的惟一理由。就这样，鲁迅怀着医学救人救国的理想，抱着远离留着长辫又不学无术的“富士山的心理，于一九〇四年九月间，来到了仙台医专，开始了他的又一轮学习生活。

    在仙台的学习是紧张的，但鲁迅也是自信的。进仙台医专不久，他给好友蒋抑卮写信，讲述了当时的情况：“校中功课大忙，日不得息。以七时始，午后二时始竣。树人晏起，正与为仇，所授有物理，化学，解剖，组织，独乙（引者按——日语：德意志。此处指德语。）种种学，皆奔逸至迅，莫暇应接。组织、解剖二科，名词皆兼用腊丁（按：现通译拉丁，此处指拉丁语。），独乙，日必暗记，脑力顿疲。幸教师语言尚能领会，自问苟侥幸卒业，或不至为杀人之医。解剖人体已略视之。树人自信性颇酷忍，然目睹之后，胸中亦殊作恶，形状历久犹灼然陈于目前。……校中功课，只求记忆，不须思索，修习未久，脑力顿锢。四年而后，恐如木偶人矣。在信中，还谈到了在与日本学生的接触中，增强了自信，他说：“近数日间，深入彼学生社会间，略一相度，敢决言其思想行为决不居我震旦青年上，惟社交活泼，则彼辈为长。以乐观的思之，黄帝之灵或当不馁欤。这是鲁迅的自信，也是中国人的自信，从而使他坚信，中国人并不比其他人种差，一定会创造出新的伟业。

    更使鲁迅感到欣慰的，他碰到了一位好老师：藤野先生。

    这是一位对学生要求严格而又和蔼可亲的老师。在教鲁迅他们骨科学时，他每星期都要检查鲁迅的听课笔记，增补鲁迅漏记的内容，改正解剖图的错误，甚至语法错误也一一加以纠正。有一次，鲁迅上血管学时，将一条血管的位置画得与实际偏移了一点，被藤野先生发现了，把鲁迅叫去了，向鲁迅和蔼的说道：你看，你将这条血管移了一点位置了。——自然，这样一移，的确比较的好看些，然而解剖图不是美术，实物是那么样的，我们没法改换它。现在我给你改好了，以后你要全照着黑板上那样的画。但是此时的鲁迅虽然口里答应，内心仍不服气：“图还是我画的不错；至于实在的情形，我心里自然记得的。

    藤野先生严谨的治学态度，诲人不倦、循循善诱的育人品德，对鲁迅后来的治学、创作和人格的形成，是有影响的。当鲁迅从医专退学时，藤野先生送了一张照片给鲁迅，后面题着“惜别两字。这张照片后来长期挂在鲁迅在北京的工作室的墙上，书桌的对面。“每当夜间疲倦，正想偷懒时，仰面在灯光中瞥见他黑瘦的面貌，似乎正要说出抑扬顿挫的话来，便使我忽又良心发现，而且增加勇气了，于是点上一枝烟，再继续写些为‘正人君子之流所深恶痛疾的文字。所以鲁迅说，“在我所认为我师的之中，他是最使我感激，给我鼓励的一个。有时我常常想，他的对于我的热心的希望，不倦的教诲，小而言之，是为中国，就是希望中国有新的医学；大而言之，是为学术，就是希望新的医学传到中国去。他的性格，在我的眼里和心里是伟大的，虽然他的姓名并不为许多人所知道。直到晚年，鲁迅还深深怀念着这位老师。一九三五年，增田涉和佐藤春夫为日本岩波文库翻译《鲁迅选集》，问鲁迅希望选入哪些文章，鲁迅说，一切随便，但希望把《藤野先生》选进去。

    在仙台学校的第一年，鲁迅的学习是刻苦勤奋的，终于获得了升级的资格。根据鲁迅当时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博士保留的一九〇五年春季鲁迅升级考试的成绩单，知道鲁迅各科成绩如下：

    解剖：五十九点三分；

    生理：六十三点三分；

    组织：七十二点七分；

    伦理：八十三分；

    德文：六十分；

    物理：六十分；

    化学：六十分。

    平均成绩六十五五分，在一百四十二人中列第六十八名。这个成绩从现在来看，也仅仅是及格线刚过而已，但对升级考试十分严格且又有许多人落第不能升级的条件下，当属不易；对一个在日本留学的中国学生而言，更是难得。正如鲁迅自己所说：“同学一百余人之中，我在中间，不过是没有落第。万万没有想到，这一成绩却引起了一场风波。一些心胸狭窄、自以为是高等人种的日本学生，见到一个“支那人竟然比很多日本学生考得好，便无中生有地诬蔑，说鲁迅取得这样的成绩，是藤野先生给他泄了题。于是有人来借故检查鲁迅的笔记，看上面是否有藤野先生的特别记号；有的写匿名信，用《新约》上的“你改悔罢！来攻击鲁迅。后来经过折腾，那些有意找岔的学生终于没有捞到任何材料，只好不了了之，流言渐渐消失。然而这件事却大大伤害了作为中国留学生的鲁迅的自尊心，他感到作为一个弱国人的屈辱与悲哀：“中国是弱国，所以中国人当然是低能儿，分数在六十分以上，便不是自己的能力了：也无怪他们疑惑。这件事对鲁迅的触动太深太深，他认识到只有国家的强大才有中国人的自尊，他不久就离开医专，要去从事更有影响的活动，显然与此次所受的刺激是紧紧相关的。

    更直接促使他放弃医学而走上文学道路的是一次看幻灯片时发生的事。在第二学年里，学习细菌学。当时讲授细菌学是用电影和幻灯来显示细菌形态。老师讲完后往往有一段多余的时间，教师就放一些风景影片或时事影片给学生看。其时日本俄国已在中国土地上进行过一场战争，所以有关战事的记录片、幻灯片也就很多，内容主要是反映日本的胜利。每当出现日本人战胜俄国人的情景时，日本学生就拍手喝采，高呼“万岁。一次，幻灯片上出现了许多的中国人，“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万岁！日本学生照例鼓掌欢呼起来。这一声特别刺耳的欢呼声使鲁迅的心灵受到了巨大的创痛，他开始思索，思想上发生了变化，终于意识到：“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如果说，“成绩风波与“幻灯事件是鲁迅弃医从文的直接原因，那么，从他到日本后一直思索的中国国民性问题，尤其是他通过阅读西方哲学、文学作品所逐渐形成的思想，才是他真正的思想基础。他从西方的作品中，看到了个人觉醒的意义，认识到了反抗的价值，对一个弱不禁风的国家来说，反抗尤为重要。麻木与愚昧，思想的痼疾，只能使弱国更弱。这就需要启蒙，需要呐喊，需要在觉醒基础上的反抗，个人如此，民族与国家亦然。确实，从某种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在思想上获得解放，身体再好，也并不能摆脱国家的屈辱地位，所以鲁迅认为医治中国人中的“呆子，坏呆子的病，靠医学是于事无补的，只能以思想之药治思想之顽症。在弘文学院学日语时，他就开始思索这些问题；在仙台时，他一面学医，一面利用课余，仍然阅读文学和哲学的书，特别是文学的书看得多。他读了世界文学史上的一些重要作品，那些叫喊复仇和反抗性强的作品引起他强烈共鸣。他已经意识到，文学有着巨大的感人的力量；丰富的文学史知识，使他知道了过去在各个民族的历史上文学在激发人们的爱国感情和反抗精神方面有着巨大作用的事实。正是书，使他思想发生了变化，走上了新的道路。

    与“摩罗”诗人的共鸣

    一九〇七年，鲁迅写了《摩罗诗力说》一文，发表在一九〇八年二月和三月《河南》月刊第二号、第三号。这是一篇了解鲁迅早期思想的文章，也是我们追踪鲁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重要材料。可以这样讲，这篇文章是鲁迅阅读西方文学作品的思想的总结，也是反映他阅读的兴趣与范围的自述。

    “摩罗，通作魔罗，梵文m湤ra音译，是佛教传说中的魔鬼。鲁迅这篇文章，周作人曾对题目有过解释。他说：“鲁迅的文章中间顶重要的是那一篇《摩罗诗力说》，这题目用白话来说，便是‘恶魔派诗人的精神，因为恶魔的文字不古，所以换用未经梁武帝改写的‘摩罗。英文原是‘撒但派，乃是英国正宗诗人骂拜伦、雪莱等人的话，这里把它扩大了，主要的目的还是介绍别国的革命文人，凡是反抗权威，争取自由的文学便都包括在‘摩罗诗力的里边了。

    《摩罗诗力说》是鲁迅第一篇文学论文，也是中国最早有系统地介绍欧洲文学的论文之一，同时，他借介绍之机，表达了自己的文学观点，因而，人们普遍认为，这篇文章不仅表现了鲁迅早年的哲学倾向及人格追求，而且也是我国现代浪漫主义文学的宣言。他的目的是“别求新声于异邦，企望通过“新声在中国的振响，来改变积弱不振的国民状态，培养精神界的战士，为国家焕然一新而奋战。基于此，他认为，在欧洲文学史上“力足以振人，且语之较有深趣者，实莫如摩罗诗派。于是，“举一切诗人中，凡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而为世所不甚愉悦者悉入之，为传其言行思维，流别影响，始宗主裴伦，终以摩迦（匈牙利）文士。他介绍的诗人，都是具有反抗精神的浪漫主义作家，由此可知鲁迅的目的是什么了。下面就鲁迅对这些诗人的理解作一介绍，这样，既可了解鲁迅的接受倾向，又让人们对鲁迅的外国文学知识的丰富性有更具体的认识。

    拜伦是鲁迅在文中介绍的第一位诗人。拜伦，全名乔治·戈登·拜伦，生于1788年，辞世于1824年，是欧洲浪漫主义文学的天才代表。他站在时代的前列，以诗歌为号角，鼓励欧洲各国人民起来反对奴役、反对暴君与寡头政治，为争取自由人权和民族解放而战。他的诗篇，震撼了欧洲。歌德称他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天才，普希金却视他为“思想界的君王。鲁迅在文章中，重点介绍了他的作品及其思想。其中所涉及到的拜伦作品有：《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东方叙事诗》中的《异教徒》、《阿拜多斯的新娘》、《海盗》、《莱拉》、《曼弗列特》、《该隐》、《唐璜》等。他认为拜伦的作品，“超脱古范，直抒所信，其文章无不函刚健抗拒破坏挑战之声。他通过大量作品的分析，对拜伦作了相当准确的思想、人格精神的概括：“索诗人一生之内，则所遇常抗，所向必动，贵力而尚强，尊己而好战，其战复不如野兽，为独立自由人道也，……故其平生，如狂涛如厉风，举一切伪饰陋习，悉与荡涤，瞻顾前后，素所不知；精神郁勃，莫可制抑，力战而毙，亦必自救其精神；不克厥敌，战则不止。而复率真行诚，无所讳掩，谓世之毁誉褒贬是非善恶，皆缘习俗而非诚，因悉措而不理也。

    雪莱，是与拜伦齐名同属英国的十九世纪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虽然他英年早逝，只活了短短的三十个春秋，但他的灵魂同他不朽的诗篇一起，永存世界；这位“天才预言家，以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展望的巨大热情，在后世人的心目中，点起了熊熊的革命之火。鲁迅在文中，介绍了雪莱的生平、性格和思想；重点评介了《阿拉斯特》、《伊斯兰起义》、《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钦契》等作品；他特别推崇雪莱吟咏大自然的诗篇，赞其“心弦之动，自与天籁合调，发为抒情之什，品悉至神，莫可方物，非狭斯丕尔（引者注：指莎士比亚）暨斯宾塞所作，不有足与相伦比者。鲁迅对雪莱追求理想、酷爱自由、呼吁正义、向往真理、宣传博爱的精神深深敬佩，他尤其赞赏雪莱求索猛进的卓然品性。他说：“况修黎（注：这是雪莱当时的译名）者，神思之人，求索而无止期，猛进而不退转，浅人之所观察，殊莫可得其渊深。若能真识其人，将见品性之卓，出于云间，热诚勃然，无可沮遏，自趁其神思而奔神思之乡，此其为乡，则爰有美之本体。因此，鲁迅把雪莱短暂的三十年称为“悉奇迹也，而亦即无韵之诗。在十九世纪初期俄罗斯文学中，他着重介绍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虽然果戈里也是此时期的重要作家，但鲁迅认为“鄂戈理以描绘社会人生之黑暗著名，“与二人（指普希金和莱蒙托夫）异趣，不属于此焉，故没作评介。

    鲁迅主要介绍了普希金的《高加索的俘虏》、《茨冈》、《欧根·奥涅金》、《给俄罗斯之谗谤者》、《波罗金诺纪念日》等作品，对普希金与拜伦的关系，普希金思想的演变，作品中人物及作者的倾向，作了较客观的分析，肯定了普希金开创俄国十九世纪浪漫主义文学的功绩，对普希金受到的责难作了分辩，同时也对他“终服帝力，入于平和的软弱性给予了适当的批评。可谓知人论世，显现出作者对对象了解的深刻和对其作品的十分熟悉。

    莱蒙托夫是著名的俄罗斯诗人。他反对农奴制度，同情人民的反抗斗争的思想，深深打动了鲁迅。在文中，鲁迅以极大的热情，介绍了《恶魔》、《童僧》，对作品中的主人公争天斗地、不为世俗毁誉所动，超然独绝和向往自由的品格和思想，在客观介绍中，倾注了敬佩之情。对《当代英雄》这部小说也给予了简单评述。鲁迅认为，莱蒙托夫对人生社会虽始终抱有“消极之观念，但他又一直在和黑暗的现实“奋战力拒，不稍退转。尤其是他对莱蒙托夫爱国而不盲目歌颂沙皇的武力，热爱乡村以自由的追求来抵抗专制的精神由衷敬服，因而他对莱氏的长篇叙事诗《伊斯马伊尔·拜》表现出了相当大的兴趣。

    波兰位于欧洲中部，从十八世纪后期开始，先后三次被普鲁士、奥地利、俄国瓜分，因此，在十九世纪波兰文学中，反抗外力统治，争取民族独立便成为最强烈而鲜明的主题，体现出了浪漫主义的积极革命的倾向。鲁迅对波兰诗人密茨凯维支、斯洛伐茨基这两位诗人特别敬重。在《摩》文里，他介绍了他们的生平及思想，说明了他们与拜伦精神上的联系，着重介绍分析了他们的主要作品。密茨凯维支的《先人祭》、《克里米亚十四行诗》、《康拉德·华伦洛德》、《格拉席娜》、《塔杜施先生》、《彼得大帝的纪念碑》，斯洛伐茨基的《瘟疫病人的父亲》、《精神之王》以及他的代表作大型诗剧《柯尔迪安》等，都作了中肯的叙述和分析，并对他们的诗作倾向及作用给予高度评价：“顾其为诗，莫不追怀绝泽，念祖国之忧患。波兰人动于其诗，因有千八百三十年之举；余忆所及，而六十三年大变，亦因之起矣。即在今兹，精神未忘，难亦未已也。他在文中，准确地指出了斯洛伐茨基“性情思想如裴（拜）伦，“所作诗歌，多惨苦之音的美学特征；在若干年后，他还在提及密茨凯维支的诗“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的思想、内容倾向。由此可见，他对这些诗人的了解是多么深入，而这些诗人对他的影响又是多么深远！

    对匈牙利的裴多菲，鲁迅亦是心仪神往。匈牙利于公元一〇〇〇年建立王国，十六世纪中叶起被土耳其人占领，十八世纪初相继隶属神圣罗马帝国和奥地利帝国。裴多菲生活的时代就是罗马、奥地利帝国统治时期。由于裴多菲的作品，深刻揭示了被压迫人民的痛苦，对社会的丑恶给予辛辣尖锐的讽刺，具有激励人民为自由而战、为自由独立而献身的力量，因此与鲁迅的思想共鸣是情理之中的。

    鲁迅介绍了裴多菲的《民族之歌》、《给国王们》、《勇敢的约翰》等诗作，还涉及并概述了小说《绞吏之绳》。鲁迅还在文中特别引用了裴多菲一段话：“裴彖飞（多菲）尝自言曰，吾琴一音，吾笔一下，不为利役也。居吾心者，爰有天神，使吾歌且吟。天神非他，即自由耳。这段话据《鲁迅全集》第一卷第113页注（164），见于裴多菲一八四八年九月十九日的日记，译文如下：“也许在世界上，有许多更加美丽、庄严的七弦琴和鹅毛笔，但比我那洁白的鹅毛笔更好的，却绝不会有。我的七弦琴任何一个声音，我的鹅毛笔任何一个笔触，从来没有把它用来图利。我所写的，都是我的心灵的主宰要我写的，而心灵的主宰——就是自由之神！

    鲁迅笔下的诗人们，既是本民族的英雄，也是鲁迅心目中的英雄。他们“无不刚健不挠，抱诚守真；不取媚于群，以随顺旧俗，发为雄声，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他们的声音，是民族先觉者的声音，是革命的声音，是出于真诚的心声，是反抗者强者的声音。在鲁迅看来，这些精神界的战士，对于遭受侵略又背负着沉重的旧负担的中国来说，又是多么重要！“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有作至诚之声，致吾人于善美刚健者乎？有作温煦之声，援吾人出于荒寒者乎？寻新声于异邦，沉浸在“摩罗派诗人的作品中，从中获取新的声音，寻找“至诚“温煦之音，就是鲁迅从文的真正用心，就是他希望以文艺来激动国民心灵、来唤醒麻木之国人魂灵、让国人起来为自由独立而战的现实目标。许多年后，鲁迅在忆及年轻时对拜伦的印象时，他说：“就自己而论，也还记得怎样读了他的诗而心神俱旺；尤其是看见他那花布裹头，去助希腊独立时候的肖像。“其实，那时Byron（拜伦）之所以比较的为中国人所知，还有别一原因，就是他的助希腊独立。时当清的末年，在一部分中国青年的心中，革命思潮正盛，凡有叫喊复仇和反抗的，便容易惹起感应。

    那时我所记得的人，还有波兰的复仇诗人AdamMickieWicz（密茨凯维支）；匈牙利的爱国诗人PetfiSndor（裴多菲·山陀尔）；飞猎滨（菲律宾）的文人而为西班牙政府所杀的厘沙路（黎萨），——他的祖父还是中国人，中国也曾译过他的绝命诗。后来他又谈到过密茨凯维支，说他“是波兰在异族压迫之下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那时满清宰华，汉民受制，中国境遇，颇类波兰，读其诗歌，即易于心心相印。他后来也曾说到裴多菲：“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自然的事。这些自述，将他崇奉“摩罗派诗人、喜欢他们的作品的原因说得再清楚不过了。

    鲁迅喜欢的外国作家，读过的作品绝不止于“摩文所提，举凡一切具有叛逆性、追求自由解放，揭露黑暗现实的作品，他都尽量设法找来阅读，无论是浪漫主义，还是现实主义。请看周作人的回忆：“退学后住在东京的这几年，表面上差不多全是闲住，正式学校也并不进，只在‘独逸语学协会附设的学校里挂了一个名，高兴的时候去听几回课，平常就只逛旧书店，买德文书来自己阅读，可是这三年里却充分获得了外国文学的知识，作好将来做文艺运动的准备了。他学的外国语是德文，但对于德国文学没有什么兴趣，歌德、席勒等大师的著作他一册都没有，所有的只是海涅的一部小本集子，原因是海涅要争自由，对于权威表示反抗。……鲁迅的文学主张是为人生的艺术，虽然这也就是世界文学的趋向，但十九世纪下半叶欧洲盛行自然主义，过分强调人性，与人民和国家反而脱了节，只有俄国的现实主义的文学里，具有革命与爱国的精神，为鲁迅所最佩服。他便竭力收罗俄国文学的德文译本，又进一步去找别的求自由的国家的作品，……在许多年后，《小说月报》出弱小民族特号的时候，找不到关于斯拉夫的几个民族的资料，有几篇谈保加利亚和芬兰文学的文章，便是鲁迅从这书上抄译下来的。鲁迅在东京的后期只是短短的三年，在终日闲走闲谈中间，实在却做了不少工作，我们如拿去和国学时期相比，真可以说是意外的神速。由此可知，鲁迅的兴趣当然不只是浪漫主义一派的具有革命意义的作家作品，对现实主义同样投以热情。拿俄国文学而言，果戈里、屠格涅夫、安特莱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契诃夫、列夫·托尔斯泰，都是他喜欢的作家；另外，像挪威的易卜生的作品，也是他关注的对象。其实，欧洲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鲁迅看了的还很多，这从他后来在文章中时时提及，可资证明。

    学习西方文学的经历，在鲁迅的思想、创作、人格发展的进程中，具有深远的影响，只要对鲁迅上述方面给予较完整的了解，便可发现它们间的关系。

    进入“神思宗之至新者”的天地

    日本留学的生活，确实为青年鲁迅打开了一个新的知识和思想的天地。他深深地为“摩罗诗人的著作所吸引，又被鼓吹破坏、反抗庸俗、提倡个性解放、重视主观意志的哲学思想所震动。简言之，那就是他醉心的与“摩罗派文学家思想相近、或有某些相通的哲学家的著作，即哲学界的“摩罗派。

    所谓“神思宗之至新者，便指的是这一派哲学家。所谓“神思宗，指的是十九世纪初叶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哲学流派；而“神思宗之至新者是指思想上源于黑格尔一派哲学，但又有更大胆发展的盛行于十九世纪末叶到二十世纪初的，以尼采、叔本华、斯蒂纳等人为代表的主观意力至上的唯意志、唯我论哲学派别。鲁迅在日本期间，所读的也主要是这些哲学家的著作。能使他心神俱往，似乎可以纠正人类精神和社会之弊端，能够使中国精神为之刷新的，也正是这些哲学家的思想。在鲁迅心目中，他们的思想才是符合历史和中国国情的思想，也是最有效的批判的武器。

    一九〇七年，鲁迅写下了《文化偏至论》一文，发表于一九〇八年《河南》月刊第七号。在文中，鲁迅介绍了“神思新宗哲学家的思想，分析了这些思想在文明史上产生的背景及其价值，并针对当时中国“强兵富国，鼓吹“立宪国会而不注重精神、个性张扬的现实，提出了自己的独特看法。这虽然是一篇哲学论文，但对于了解青年鲁迅的思想，掌握他学习西方的逻辑出发点，认识他读书情况以及他如何从书本中吸收自己认同的思想，都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要窥测他在日本期间所读哲学书的情况，已是最难能可贵的第一手资料。

    在当时，鲁迅最倾心的是尼采的哲学，所以文中他重点也放在了尼采身上。

    尼采（1844—1900），德国哲学家，其哲学的核心是唯意志论和超人哲学。他认为个人的权力意志是创造一切、决定一切的根本动力，“超人是人进化的顶点，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者。这种思想比黑格尔英雄创造历史并体现“绝对观念的思想走得更远。尼采的主要活动时间是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他不断著书立说，然而，他异常寂寞。学说没人理解，著作几乎无人问津，默默无闻，极受冷遇。这种状况使他绝望，他只好寄希望于未来的人：“我是为现在还不存在的一种人写作，为世界的主人写作。在绝望之中，终于抑郁造成神智失常直至死去。到了九十年代，尼采渐为世人所重视，到两个世纪之交，尼采学说风靡全球，就在这时，他的著作，飞过大洋，来到了明治维新之后的日本，在这里广泛传播，鲁迅接触尼采著作，醉心于他的惊世骇俗的、大胆新鲜的哲学就是在这一时期。

    对某一思想的接受取决于接受主体的选择，而这种选择也不是随心所欲兴之所至的无目的的盲目冲动，而是植根于接受者自身思想的需要，或者说，是接受主体所处的民族、社会和国家的需要。当然，这种认定是接受者的主观认定，也许符合社会和民族、国家的实际，也许不相符合。鲁迅接受尼采等人的思想，从“神思新宗哲学家的著作中获取振衰起弊的思想，在一定意义上讲，是他对资本主义在十九世纪发展带来的某种片面极端性认识的结果，也是他对当时中国社会现实认识的产物。不管这种认识是否准确，甚或偏颇，但都是具有一定意义的。

    在鲁迅看来，十九世纪的西方，有两大弊端，一是夸大多数人的作用，而否定了个人尤其是极富创造性的天才个人的价值；二是物质文明的偏至，形成了个人内心主观精神的衰退，意志屈从了物欲。于是，他从“非物质、重个人出发，以“掊物质而张灵明的逻辑立场，重点吸收了尼采等人的强调个人价值、重视主观精神强大的思想，以不同流俗、反抗破坏现实的勇气，以“改革为胎、反抗为本的目的，向现实发出挑战，发出了以立人为本的呼吁和呐喊。

    从文明史的发展过程的记载，鲁迅对十九世纪欧洲的精神与物质文明的成就有着清楚而深刻的认识：而物反于穷，民意遂动，革命于是见于英、继起于美，复次则大起于法朗西，扫荡门第，平一尊卑，政治之权，主以百姓，平等自由之念，社会民主之思，弥漫于人心。流风至今，则凡社会政治经济上一切权利，义必悉公诸人，而风俗习惯道德宗教趣味好尚言语及其他为作，俱欲去上下贤不肖之闲，以大归乎无差别。同是者是，独是者非，以多数临天下而暴独特者，实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更举其他，则物质文明之进步是已。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有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学理为用，实益遂生，故至十九世纪，而物质文明之盛，直傲睨前此二千余年之业绩。数其著者，乃有棉铁石炭之属，产生倍旧，应用多方，施之战斗制造交通，无不功越于往日；为汽为电，咸听指挥，世界之情状顿更，人民之事业益利。久食其赐，信乃弥坚，渐而奉为圭臬，视若一切存在之本根，且将以之范围精神界所有事，现实生活，胶不可移，惟此是尊，惟此是尚，此又十九世纪大潮之一派，且曼衍入今而未有既者也。鲁迅的认识是有一定意义的。他看到了民主自由平等思想的社会价值，但又认识到了在这样的社会中“凡个人者，即社会之一分子，夷隆实陷，是为指归，使天下人人归于一致，社会之内，荡无高卑。此其为理想诚美矣，顾于个人特殊之性，视之蔑如，既不加之别分，且欲致之灭绝。……人群之内，明哲非多，伧俗横行，浩不可御，风潮剥蚀，全体以沦于凡庸的极端倾向，即对少数握有真理或有创造性者的可能扼杀。他看到了西方工业革命后物质文明的巨大成就及其对人类带来的实利；可物欲横流过度，即鲁迅所说的如下状况“崇奉逾度，倾向偏趋，……诸凡事物，无不质化，灵明日夜亏蚀，旨趣流于平庸，人惟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而主观之内面精神，乃舍置不之一省。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黯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这确实使精神文明遭到冲击，也带来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当鲁迅发现了尼采等人的与现实有巨大反差的新的思想时，尤其是尼采等人张个性扬灵明的人格理想冲击着他时，他所希望所渴求的“精神界战士终于出现了，他似乎找到了救世的良药、改变现状的灵丹——说明白些，尼采等人企图拯救西方人的思想，匡纠流俗、拯拔西方人之灵魂的种种学说，对中国当时的现实，同样适用。

    鲁迅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向西方学习的热潮中，一些人“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但他们中有很多人是“近不知中国之情，远复不察欧美之实，以所拾尘芥，罗列人前，谓钩爪锯牙，为国家首事，又引文明之语，用以自文。于是，他们提倡在物质层面的改革，于是办洋务，兴商业，鼓吹西方立宪国会之说。从今天和当时的观点来看，也不能说有什么大错，问题在于他们没有认识到西方文明发展与思想、精神解放的关系，没有认识到人性解放的巨大意义；况且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后，内部的民主受到破坏，个性在机械化时代也受到了抑制，金钱物质崇拜成为社会价值的中心，而这些并没有受到维新派的重视。所以，鲁迅认为他们是“不根本之图，是“抱枝拾叶，只有发扬人的个性、使精神内部生活丰富而强大才是根本，一句话，即首在“立人。他说：“然欧美之强，莫不以是炫天下者，则根柢在人，……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假不如是，槁丧且不俟夫一世。夫中国在昔，本尚物质而疾天才矣，先王之泽，日以殄绝，逮蒙外力，乃退然不可自存。而才小慧之徒，则又号召张皇，重杀之以物质而囿之以多数，个人之性，剥夺无余。往者为本体自发之偏枯，今则获以交通传来之新疫，二患交伐，而中国之沉沦遂以益速矣。了解了这一点，鲁迅为什么钟情尼采诸人的学说，就不释而自明了。

    鲁迅指出，个人一语，在中国不仅缺少历史的基础，即在当时的有识之士那里，也往往与“民贼同义，与“害人利己相等。而欧洲的十九世纪末却不然，“试案尔时人性，莫不绝异其前，入于自识，趣于我执，刚愎主己，于庸俗无所顾忌。按照这一思路，他肯定了自法国大革命以来个性受到尊重的事实，也批判了“以众凌寡的民主政治的弊端，而极力推崇尼采诸人的思想。

    他一开始就介绍了德国哲学家斯蒂纳的哲学观点，“谓真之进步，在于己之足下。人必发挥自性，而脱观念世界之自持。惟此自性，即造物主。惟有此我，本属自由；……自由之得以力，而力即在乎个人，亦即资财，亦即权利。……意盖谓凡一个人，其思想行为，必以己为中枢，亦以己为终极：即立我性为绝对之自由者也。接着就是叔本华的思想，“则自既以兀傲刚愎有名，言行奇觚，为世稀有；又见夫盲瞽鄙倍之众，充塞两间，乃视之与至劣之动物并等，愈益主我扬己而尊天才也。顺之而来的是丹麦哲学家克尔凯郭尔的主张：“至丹麦哲人契开迦尔则愤发疾呼，谓惟发挥个性，为至高之道德，而顾瞻他事，胥无益焉。再接着介绍了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思想：“其后有显理伊勃生（现通译亨利克·易卜生）见于文界，瑰才卓识，以契开迦尔之诠释者称。其所著书，往往反社会民主之倾向，精力旁注，则无间习惯信仰道德，苟有拘于虚而偏至者，无不加以抵排。更睹近世人生，每托平等之名，实乃愈趋于恶浊，庸凡凉薄，日益以深，顽愚之道行，伪诈之势逞，而气宇品性，卓尔不群之士，乃反穷于草莽，辱于泥涂，个性之尊严，人类之价值，将咸归于无有，则常为慷慨激昂而不能自己也。如其《民敌》（今译《国民公敌》）一书，谓有人宝守真理，不阿世媚俗，而不见容于人群，狡狯之徒，乃巍然独为众愚领袖，借多陵寡，植党自私，于是战斗以兴，而其书亦止：社会之象，宛然具于是焉。最后，他讲到了尼采：“若夫尼（尼采），斯个人主义至雄桀者矣，希望所寄，惟在大士天才；而以愚民为本位，则恶之不殊蛇蝎。意盖谓治任多数，社会元气，一旦可隳，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他引用了尼采笔下的人物查拉图斯特拉的“吾行太远，孑然失其侣，返而观夫今之世，文明之邦国矣，斑斓之社会矣。特其为社会也，无确固之崇信；众庶之于知识也，无作始之性质。邦国如是，奚能淹留？吾见放于父母之邦矣！聊可望者，独苗裔耳。一段话，来加强对“超人的理解。

    在“超人哲学的影响下，鲁迅提出了自己的思想：“故是非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果不诚；政事不可公于众，公之则治不郅。惟超人出，世乃太平。苟不能然，则在英哲。……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则多数之说，缪不中经，个性之尊，所当张大。

    尼采等人的学说，不仅是纠正扼杀天才和英哲的出路所在，是抵制庸众的有力武器，而且也是医治拜物教的良药，是以主观精神去克制“客观之物质世界是趋的法宝，这就是鲁迅的理解。他说：“崇奉主观，张皇意力，匡纠流俗，厉如电霆，使天下群伦，为闻声而摇荡。即其他评骘之士，以至学者文家，虽意主和平，不与世迕，而见此唯物极端，且杀精神意力，即唯意志论。生活，则亦悲观愤叹，知主观之意力主义之兴，功有伟于洪水之于方舟者焉。那么，什么是主观主义与意力？鲁迅作了概括：“一谓惟以主观为准则，用律诸物；一谓视主观之心灵界，当较客观之物质界为尤尊，即“于客观之习惯，无所盲从，或不置重，而以自有之主观世界为至高之标准而已。以是之故，则思虑动作，咸离外物，独往来于自心之天地，“如尼伊勃生诸人，皆据其所信，力抗时俗，示主观倾向之极致；而契开迦尔则谓真理准则，独在主观，惟主观性，即为真理，……而一任主观之善恶为判断焉。所以鲁迅指出，“顾至十九世纪垂终，则理想为之一变。明哲之士，反省于内面者深，因以知古人所设具足调协之人，决不能得之今世；惟有意力轶众，所当希求，能于情意一端，处现实之世，而有勇猛奋斗之才，虽屡踣屡僵，终得现其理想：其为人格，如是焉耳。故勖宾霍尔（叔本华）所张主，则以内省诸己，豁然贯通，因曰意力为世界之本体也；尼之所希冀，则意力绝世，几近神明之超人也；伊勃生之所描写，则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迕万众不慑之强者也。

    显然，鲁迅的思想，从现在看来，是有片面性、有缺陷的，过分夸大精神意志的作用，对民主的弊端的评判也有失公允和客观，在处理个人与民众的关系方面，也有偏颇处，受尼采诸人的影响是明明白白的，不过他和尼采诸人又有所不同。

    就他的“任个人而言，鲁迅的个人是站在时代前列的“精神界战士，是从奴性中站起来的解放了的战士，是引导大众走向解放的先驱，是反抗强暴和压迫的同情弱小民族的英雄，而并非“超人的以强凌弱和完全无视民众视民众为“群愚的，高高在上主宰一切的神明和救世主。更重要的，鲁迅是从民族的独立解放来立论的，是以适应当时中国的“改革为胎、反抗为本的社会需要来接受尼采等人的思想的，出发点并非个人，而是民族国家与社会。这就表明鲁迅对尼采等人的学说有取有舍。直到今天，当我们来评判鲁迅的这些思想时，意义仍存，对现实也有启发；同时，我们看到，鲁迅读书并非死读书，读死书，而是与社会现实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是有针对性有目的地去吸收并加以阐释。这就是鲁迅之所以比当时许多人深刻的关键所在，也是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思想巨人的关键所在。当我们在追寻他与尼采等人学说的渊源时，我们必须要认识这一点。也许，更大更有意义的启示并不在鲁迅思想本身，而在于去认识一个人该如何读书求知、为什么而读书求知。

    文学翻译的历程

    近代以来，国门洞开，西方文化，日益东渐，翻译介绍西方各种著作，在晚清达到高潮。当时在翻译界名重一时的当推严复和林纾。鲁迅正是在这些翻译的作品中，初涉西方学说，开始接受西方文学的熏陶，且感受到了外国学说和文学作品对人的冲击和影响，也许正是这些影响，为他致力于文学作品的翻译介绍，提供了情感、思想的准备。

    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是在日本开始的。他后来讲到了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动机：“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

    鲁迅最早发表的外国文学译文是登在一九〇三年六月《浙江潮》第五期上的《哀尘》和《斯巴达之魂》。《哀尘》是法国著名文学家雨果《随见录》中的一篇，原名《芳梯的来历》，作品叙述的是雨果曾目睹过的一件下层妇女被污辱被损害的事实。当时在日本的留学生，因受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的影响，对外国小说尤其注重，而当时的《新小说》杂志尤其推重雨果。鲁迅译这篇作品大抵与此风气有关。当然，主要是此作品与鲁迅对弱者的同情，对受苦者的同情，对暴虐者和黑暗的悲惨世界的愤慨的情感思想是相通的。从这篇译文以及同时发表的《斯巴达之魂》，可以看到鲁迅翻译外国文学作品的范围及内容选择，他的心，站在弱者和不幸者一边，站在反抗者一边。以后的翻译基本上是朝此方向前行的。《斯巴达之魂》是一篇充满了热血的慷慨悲歌之作。根据文前小引中的“译者无文，不足模拟其万一推断，这是鲁迅编译而成的，所以，既可算鲁迅的创作，又可视之为译述之作。这篇文章，是借古希腊城邦之一的斯巴达人，为抵抗波斯军队的进攻，勇敢奋战，浴血战场的故事，来激发爱国热情，推崇尚武精神，希望以斯巴达人的精神来医治国人的软弱与麻木。此后鲁迅又翻译了一些有关世界历史、自然科学和科幻小说等作品。当他从仙台退学回到东京后，又开始了翻译的工作。一九〇七年，他一面筹办《新生》杂志，以此来推动文艺运动，一面写文章，阐述他从西方思想、文学库中借来的武器，同时又着手翻译工作。这一年，他翻译了英国哈葛德与安德鲁·兰合著的小说《红星佚史》（原名《世界的欲望》）中的十六节诗，收入周作人译的《红星佚史》一书，于同年十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〇八年，他继续为《河南》月刊翻译匈牙利爱弥耳·赖息的《裴多菲诗论》，后因该刊停办，译文未登完，稿子现已佚。一九〇九年，与周作人合译《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七月续出第二册。述及此，应该谈谈此书的命运。自鲁迅决心从事文艺运动后，就想办刊物，但此事终于未果；因此，《域外小说集》是他从事文艺活动的一个重要硕果。但这颗果实的成熟经历了异常的艰难和令人悲哀的命运。在一九二一年上海群益出版社合订出版《域外小说集》新版时，有署名周作人其实是鲁迅写的一篇新序，在《序》中，讲了此书的译印动机和遭遇。文中说：介绍外国新文学，“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其实，即使是小本经营也要有一定的资金作基础的，对过着穷学生生活的弟兄俩，当然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幸好，遇到了一位慷慨资助的好心人，他就是蒋抑之。一九〇八年，蒋抑之因治耳病到了日本，与鲁迅结识。鲁迅对他谈了译印介绍外国文学的设想，便“大为赞成，愿意借钱印行。结果是借了他一百五十元，印了初集一千册，二集五百册。原来他们的希望是“待到卖回本钱，再印第三第四，以至第Ｘ册的。如此继续下去，积少成多，也可以约略绍介了各国名家的著作了。可是事与愿违，“半年过去了，先在就近的东京寄售处结了帐。计第一册卖去了二十一本，第二册是二十本，以后可再也没有人买了……至于上海……听说也不过卖出了二十册上下，以后再没有人买了。于是第三册只好停版，已成的书，便都堆在上海寄售处堆货的屋子里。过了四五年，这寄售处不幸遭了火灾，我们的书和纸板，都连同化成灰烬；我们过去的梦幻似的无用的劳力，在中国也就完全消灭了。

    《域外小说集》两册共收小说十六篇，其中英、美、法各一人一篇，俄国四人七篇，波兰一人三篇，波思尼亚一人二篇，芬兰一人一篇。鲁迅共译了三篇，一篇是俄国迦尔洵的《四日》，俄国安特莱夫的《谩》和《默》。鲁迅选择译介的小说都是有针对性的。《谩》描写一个男青年真诚地爱他的恋人，恋人也海誓山盟，但他的恋人终于负心而去，终于使他悲愤之极，看到了无“诚的社会中的种种欺骗，最后终于进入疯狂。《默》写了一位牧师由于无视爱、毁灭爱，最后受到无处不在的沉默的报复，最后也坠入疯狂的故事，揭示摧残“爱而导致“默最后走向死寂和灭亡的哲理。这两种无诚无爱的人生，鲁迅认为恰是中国普遍存在的。《四日》写的是一个身负重伤、濒于死亡的士兵的极端惨状。这一篇与他当时已译出但并未收入集子的安特莱夫的小说《红笑》一起，是对野蛮的控诉，是对侵略者“兽性的爱国的批判，鲁迅翻译它们，目的也即在此。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一文中，对留日阶段的文学翻译有过总结：“但也不是自己想创作，注重的倒是在绍介，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所以‘小说作法之类，我一部都没有看过，看短篇小说却不少，小半是自己也爱看，大半则因了搜寻绍介的材料。也看文学史和批评，这是因为想知道作者的为人和思想，以便决定应否绍介给中国。……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家作家的东西就特别多。也曾热心的搜求印度，埃及的作品，但是得不到。记得当时最爱看的作者，是俄国的果戈理和波兰的显克微支。日本的，是夏目漱石和森欧外。

    由于介绍和翻译，鲁迅读了大量外国文学作品。这一阶段的收获不仅在于为国人了解外国文学有所贡献，为他自己的创作也打下了深厚的思想、艺术基础，后来的小说创作充分说明了这些作品对他的影响。他自己也说过，创作《狂人日记》时，“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

    日本留学阶段，是他翻译生涯中的第一站。归国后的最初十年，鲁迅的阅读兴趣移向中国古代典籍，故除了翻译过少数日本人写的几篇有关儿童心理、艺术鉴赏、社会教育的论文外，翻译文学作品基本处于停笔状态。从一九二〇年开始，直到逝世前，是鲁迅翻译的活跃期，也是成果迭出的阶段。这一时期，除了选译作品基本上承袭了在日本时期的标准外，由于形势的需要和思想武装的需要，又译介了不少文艺理论作品，这是和前期翻译明显不同的特点。一九二〇年八月，他翻译了尼采《查拉图斯特拉的序言》，并于九月发表在《新潮》上。一九二二年一月，编定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童话集，该集收鲁迅此前发表过的爱罗先珂童话九篇，当年七月，列为“文学研究会丛书之一，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同年五月，还出版了曾在上年《小说月报》上连载过的俄国作家阿尔志跋绥夫的中篇小说《工人绥惠略夫》；还是在这年五月，鲁迅与两个弟弟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列在《世界丛书》中出版，内收有鲁迅译的俄国安特来夫、阿尔志跋绥夫、契里珂夫，芬兰亚勒·吉阿，保加利亚亚跋佐夫等人的小说九篇；仍是这年七月，商务印书馆还出版了他译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一九二三年六月，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鲁迅译森欧外、芥川龙之介、菊池宽等六人的小说十一篇；七月，所译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由北京新潮社出版。一九二四年九、十月间，译毕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文集《苦闷的象征》，十二月出版，为《未名丛刊》之一。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始译于上年底的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集《出了象牙之塔》由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六年，他译出苏联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节。一九二七年五月，整理荷兰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译稿，此书系与齐宗颐于一九二六年七月开始合译的，次年一月由北京未名社出版。一九二八年二月，译毕日本坂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四月，选译完日本鹤见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此书历经三年，终于完稿，五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一九二九年这一年，他翻译出版了日本片上伸的论文《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俄国开培尔、日本厨川白村等人的文艺论文合集《壁下译丛》，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及论文集《文艺与批评》，与柔石等编译的《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两册。一九三〇年，翻译了日本岩崎·昶的论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苏联文艺政策文件的汇编本《文艺政策》、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苏联作家阿·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十月》、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一九三二年，编定了与文尹（杨之华）合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一天的工作》，次年三月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后又与《竖琴》（鲁迅编译的苏联“同路人作家短篇小说集，良友公司一九三三年一月版）合为一集，题名《苏联作家二十人集》，一九三六年七月由良友出版。一九三五年一月，译苏联班台莱夫小说《表》，七月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二月译完果戈理小说《死魂灵》第一部，十一月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八月，出版了从一九三四年九月开始翻译次年四月译毕的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九月，将据德译本翻译过来的俄罗斯著名作家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编定，交给上海联华书局于次年出版。一九三六年，这是鲁迅逝世的一年。就在二月，鲁迅还在开始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残稿）。

    此外，在他生命的后十多年中，他不仅自己翻译了大量文学作品，还为多人校过外国文学作品的译稿。说来令人难以置信，直到他临去世的前三天，还为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作序，真可谓为了文学的翻译，为了培养新的年轻的翻译者，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其实，在此节中，我们所提及的仅是鲁迅文艺翻译生涯的主要部分，还有不少的散篇译文未加记述，也许还有的译文至今未发现，这都是需要逐步去开展搜集考证的工作。

    翻译，对译者而言，也是一个阅读作品的过程，是吸收、消化别人作品的养料的有效途径。鲁迅一生翻译了众多的外国文学作品，洋洋大观，成就斐然。但我们应该看到，他阅读的范围远比这宽广得多，数量也不知多多少，因为只有在大量阅读的过程中，才会有所比较，才能有更大的选择空间。就像鲁迅整理古籍一样，一部古籍的校勘，决非仅仅限于该书本身，所涉及到的参校书籍数是难以估量的。翻译亦如此。一是本身选择就决定了必须多读才能确定拟译书的价值；一是译一部作品所要参阅的书必然会旁涉不少。这样，当一部书译定之时，译者的思想、艺术修养自然有所收获，而知识性的东西自然也会随之增多。鲁迅具有宽广的视野，敏锐深刻的思想，丰厚的艺术功力，广博的知识，与他一生都未中断翻译工作，是不可分的。

    致力于外国美术的介绍

    我们已经知道，从少年时起，鲁迅就爱上美术了。那时，他主要沉溺在传统美术之中，对外国美术不曾接触。留学时代，主要精力放在了文学方面，美术介绍也未纳入他的主要视野。归国后，在教育部工作时，由于工作关系，他开始思考这一问题，写过《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但引进、介绍外国美术还没提上他的工作日程。“五四时期，作为新文化的闯将，他开始关注中国美术的发展，并表示了自己的希望。从一九一九年一月到三月的两个月时间里，他写了三篇有关美术方面的短论，初步显现出了他对美术发展的意见。起因是从一份星期图画增刊所登作品开始的。这年一月五日，上海《时事新报》星期图画增刊《泼克》（英语Puck的音译，是英国民间传说中喜欢恶作剧的小妖精的名字），发表了六幅讽刺画，意在讽刺主张废除汉字的新派人物，其文字说明中有：“某新学家主张废除汉字；“然习罗马字又苦于格格不入，乃叩诸医生问焉；“医生请以罗马犬之心易其心；“某新学家易心后试读罗马拼音，人聆之则居然罗马犬吠也！鲁迅在一个朋友家见了这些画后，非常反感，觉得所用手法卑劣，人格低下，“我因此很觉这美术家可怜：他——对于个人的人身攻击姑且不论——学了外国话，来骂外国话，然而所用的名目又仍然是外国话。他深感痛心的是，外国的东西一到中国就变了样：“他的画法，倒也模仿西洋；可是我很疑惑，何以思想如此顽固，人格如此卑劣，竟同没有教育的孩子只会在好好的白粉墙上写几个‘某某是我儿子一样。可怜外国事物，一到中国，便如落在黑色染缸里似的，无不失了颜色。美术也是其一：学了体格还未匀称的裸体画，便画猥亵画；学了明暗还未分明的静物画，只能画招牌。皮毛改新，心思仍旧，结果便是如此。至于讽刺画之变为人身攻击的器具，更是无足深怪了。他举了美国讽刺画家勃拉特来（L·D·Bradley1853—1917）所画的有关欧战作品《秋收之月》（《The Harvest Moon》）为例来说明讽刺画的真谛：“上面是一个形如骷髅的月亮，照着荒田；田里一排一排的都是兵的死尸。唉唉，这才算得真的进步的美术家的讽刺画。我希望将来中国也能有一日，出这样一个进步的讽刺画家。于是他开宗明义地宣告：“进步的美术家，——这是我对于中国美术界的要求。美术家固然须有精熟的技工，但尤须有进步的思想与高尚的人格。他的制作，表面上是一张画或一个雕像，其实是他的思想与人格的表现。令我们看了，不但欢喜赏玩，尤能发生感动，造成精神上的影响。因此，他毫不隐讳地表明了自己的观点：“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家，是能引路的先觉，不是‘公民团的首领。我们所要求的美术品，是表现中国民族知能最高点的标本，不是水平线以下的思想的平均分数。

    这是思想革命和新文化运动在美术界的宣言！也是鲁迅主张学习西画进步思想和优秀技巧思想的开端！大约从这时起，就萌发了介绍外国美术的想法，他甚至说过，“我辈即使才力不及，不能创作，也该当学习；即使所崇拜的仍然是新偶像，也总比中国陈旧的好。与其崇拜孔丘关羽，还不如崇拜达尔文易卜生；与其牺牲于瘟将军五道神，还不如牺牲于APollo（指阿波罗，希腊神话中光明、艺术与健康之神）。

    这一时期，鲁迅是很激进的，有的观点也不尽妥当正确，但他的思想非常明确，向西方美术学习，向西方的进步的美术学习，而不是学习落后腐朽的东西；学习的目的在于洋为中用，振兴自己民族的进步的美术事业。鲁迅的观点，既显示出了他对外国美术有丰富的知识和高超的鉴赏能力，又为他后来介绍西方美术确定了明确的方向。到了二十年代中后期，他极力主张创新，探讨如何创新，此时他不像早期那样只注重西洋美术，开始重视中国传统优秀艺术遗产与西方美术精华的结合。他在赞扬、评价陶元庆的作品时说道：“以新的形，尤其是新的色来写出他自己的世界，而其中仍有中国向来的魂灵——要字面免得流于玄虚，则就是：民族性。他希望画家既不拘泥于自己的传统，也不要盲目照抄洋人，而是要将二者熔于一炉，来真实地反映现实生活，创造出继承了中外文化遗产又符合现代的新美术。所以，他说陶元庆的画，“并非‘之乎者也，因为用的是新的形和新的色；而又不是＇Yes＇No，因为他究竟是中国人，所以对他的画，“必须用存在于现今想要参与世界上的事业的中国人的心里的尺来量，这才懂得他的艺术。当我们了解了鲁迅这些思想后，就可理解他积极倡导新兴木刻运动，扶持培养进步的美术青年，大力介绍国外具有革命倾向的美术作品的良苦用心和辛勤劳作的价值了。

    一九二七年十月，鲁迅到了上海。从这时开始，是他介绍国外美术的集中阶段，成就之大，难有人望其项背，创下了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的壮举。到上海后，他开始广泛联系美术青年，协助他们创办刊物，诱导他们形成一个有力的进步的战线。他一方面利用他主编或受他支持、影响的刊物发表美术作品，或自费印刷进步美术青年的作品集；一方面他又创办了定期画刊《艺苑朝华》和文学期刊《朝花》，来全方位地介绍国外美术作品。如《艺苑朝华》仅一九二九年就出版了四辑。鲁迅之所以创办这一定期画辑，意在“绍介些国外的艺术作品到中国来，也选印中国先前被人忘却的还能复生的图案之类。有时是重提旧时而今日可以利用的遗产，有时是发掘现在中国时行艺术家的在外国的祖坟，有时是引入世界上的灿烂的新作。很清楚，介绍外国美术作品是他的重要目的之一。《朝花》是一个文学刊物，初为周刊后改为旬刊，在历时一年中，登载了十三个外国画家的二十二幅作品。此外，在《奔流》等刊物上也积极登载外国美术作品。仅一九二九年一年，这些刊物所登外国美术作品数十幅，涉及到英、俄、法、美、德、捷克、瑞典、挪威、意大利和日本等国。更值得一说的，是鲁迅翻译了日本美术史论家坂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为了使广大美术爱好者对国外美术的发展有较系统的了解，以此便于引进和借鉴，提高艺术修养，激发中国美术家的创新潜力，他决心找一部立论公允、图文并茂、明白易懂的美术史著作，翻译出来，介绍给中国美术界。从一九二八年一月开始，到一九二九年二月，他以坚韧的毅力，陆续翻译《近代美术史潮论》，并同时在《北新》上连载。这是鲁迅翻译的惟一一部美术史，在当时是堪称执牛耳的大著作，因此影响非常大。尤其是其中的大量插图，都是十九世纪欧洲美术发展过程中的杰作，对广开美术爱好者的眼界，推动美术运动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从一九二九年到一九三六年，鲁迅通过自己成立出版机构和自费印刷，介绍了大批国外美术作品，兹统计如下：

    《近代木刻选集·一》朝花社编印的美术丛刊《艺苑朝华》的第一期第一辑，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作品共十二幅，选自英国《文人》、《画室》和《当代木刻》几种刊物，作者系英、法、美等国版画家。

    《近代木刻选集·二》内收欧美和日本版画十二幅，列为《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三辑，一九二九年三月出版。作品选自英国《当代木刻》、《画室》和《小动物》等刊物。

    《谷虹儿画选》谷虹儿是日本画家。该选集收作品十二幅，并附有画家自己的诗和散文诗十一首。一九二九年一月出版，列为《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二辑。

    《比亚兹莱画选》内收英国画家比亚兹莱的十二幅作品，列入《艺苑朝华》第一期第四辑，一九二九年四月出版。

    《新俄画选》列入《艺苑朝华》第一期第五辑，内收苏联绘画和木刻十三幅，一九三〇年出版。

    《梅斐尔德木刻士敏土之图》该画集是德国现代木刻家梅斐尔德为苏联作家革拉特珂夫所作的长篇小说《士敏土》（现译《水泥》）所作的插图的汇编本，共十幅。由鲁迅自费影印，用三闲书屋名义出版。

    《引玉集》这是鲁迅编选的苏联木刻画集，一九三四年三月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共收图五十九幅。

    《死魂灵百图》《死魂灵》是俄国著名作家果戈理的代表作。《百图》是俄国画家阿庚作画、培尔那尔特斯基刻版的小说插图的合集。鲁迅于一九三六年以三闲书屋名义翻印发行，卷末附有俄国画家梭诃罗夫为《死魂灵》所作插画十二幅。

    《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珂勒惠支是德国版画家，鲁迅十分喜爱这位女画家的作品。该画册共选作品二十一幅，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发行。

    以上是鲁迅自己主持的出版机构和他自费印行的美术作品集。此外，他编选由其它出版机构印行的有：

    《夏娃日记》这是美国画家莱勒孚为美国著名作家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所绘插图的作品汇集，收图五十余幅，一九三一年由上海湖风书局出版。

    《一个人的受难》是比利时画家麦绥莱勒（今通译麦绥莱尔）的木刻作品集，计二十五幅。一九三三年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母亲木刻十四幅》、《母亲》是俄罗斯著名作家高尔基的长篇小说。此木刻集是苏联画家亚历克舍夫为小说所作插图的汇编，一九三四年出了蓝图晒印本。

    《苏联版画集》、这是一本经鲁迅选择由赵家璧编定的画集。一九三六年七月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

    这仅是从已出版发行的情况而言的，实际上鲁迅已编好或已经计划出版的外国美术作品集还相当多，由于种种原因最后未能面世。下面是一个基本情况。

    《你的姐妹》梅斐尔德所作木刻组画，鲁迅已写好了介绍文字，并将封面设计定。

    《铁流图》版已制好，因“一·二八炮火而毁。

    《诺阿·诺阿》是法国后期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在塔希提岛上的创作札记，有版画插图，广告已登，后未出版。

    《E·蒙克画选集》已编好。

    《拈花集》苏联木刻作品集，已编好。

    《德国木刻画选集》资料工作已完成。此外，他还计划出《法国插画选集》、《英国插画选集》、《俄国插画选集）、《希腊瓶画选集》、《罗丹雕刻选集》、《近代木刻选集》（三、四）两集，甚至还有印行《安娜·卡里尼娜》之插图集的打算。

    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在后期繁重的工作中，鲁迅为了推进进步美术事业的发展，为了提高我国美术的水平，不惜费时费资，以忘我的态度，倾注了大量心血，这是多么伟大的精神！在中国现代美术史上，在中外美术交流史上，他确实以拼命热情的工作，立起了一座巍巍丰碑，供后世永远瞻仰。更值得敬佩的是，他每编选一位作者的图集，总是尽量搜集画家的生平资料，向读者介绍，以便读者从整体上把握作者的思想和艺术风格；他还对作品加以阐释，为欣赏者提供鉴赏的参考，仔细、认真、周到，显示出了高度负责的态度。至于丰富的美术史知识，深厚的艺术修养和精辟而深刻的鉴赏能力，更是不言而喻的。

    鲁迅致力于外国美术作品的介绍，绝非是排斥中国传统美术的举措，而是为了中国美术的发展和创新。他说：“采用外国的良规，加以发挥，使我们的作品更加丰满是一条路；择取中国的遗产，融合新机，使将来的作品别开生面也是一条路。他还指出：“就绘画而论，……是以为倘参酌汉代的石刻画像，明清的书籍插画，并且留心民间所赏玩的所谓‘年画，和欧洲的新法融合起来，许能够创出一种更好的版画。基于此，他在大力介绍出版外国美术作品的同时，也同样编选并出资印行中国传统美术作品，具体的成果就是著名的《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北平笺谱》是鲁迅最先动议，最后由他和郑振铎合作完成的一项工程。从一九三三年二月开始，他们俩在北平与上海之间，通信数十次，就访笺寻笺、研究印工色泽、目次编排、款式设计、纸张选择、装订等进行了广泛的磋商，并各自分头实施。一九三三年该书终于成功问世，共收当时流行在北京各纸坊中的清末民初诸画家的木板水印优秀笺谱三百多种，洋洋六大册，装帧精美，色彩绚丽，使日渐凋零的中国传统木板水印木刻画种渐渐复苏。以后，他们又继续复制明版水印木刻图画《十竹斋笺谱》，该书由二百七十余幅彩色木刻图画组成。遗憾的是，在鲁迅生前只出版了四分之一，后三部直到一九四一年才出版，他未能看到他呕心沥血的全部结晶。这两部笺谱，不仅是鲁迅对文化遗产高度珍惜的证明，也是振兴水印木刻的及时措施。据说，由于《十竹斋笺谱》的复刻，使日薄西山的荣宝斋渐渐走向了事业上的黎明，荣宝斋至今是我国著名的木板水印画店，这与鲁迅他们翻印笺谱的影响所至有相当重要的关系。此外，鲁迅还拟出版《陈老莲博古叶子》，版已试制，广告已发，后未出；在计划中，他还要出《明刻宋人画耕织图》，后也未成。

    事实是最好的说明。当我们匆匆回顾了鲁迅在美术这块沃土上辛勤耕耘的情形时，我们深深认识到，鲁迅胸怀的博大。从三十年代走过来的当代美术家，许多人正是在鲁迅介绍的作品的影响下，在鲁迅的支持关怀和引导下，为现代美术，尤其是为现代革命美术而献身的，中国现代美术，特别是现代木刻艺术的发展是与鲁迅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刘勰曾在《文心雕龙》里评价屈原所创立的楚辞是“衣被词人，非一代也，如果用来形容鲁迅与现代进步的美术事业的关系，也是再恰当不过的了。

    历史将永远记住鲁迅！现代美术史上将会永恒地记上一个伟大的名字：鲁迅！

    “盗火者”的足迹

    在古希腊的神话中，有一位盗取天火为人间带来光明与温暖的天神——普罗米修斯。他敢于违抗宙斯的禁令，盗取天火，送给人类；宙斯的权威受到挑战，于是下令将普罗米修斯牢牢锁在高加索山顶的悬崖峭壁上，每天让一只猛鹫啄食他的肝脏，但他面对酷刑而不悔，表现出了为了人类而勇于牺牲的无畏精神，故马克思将他称为“最高尚的圣者和殉道者。

    在我们的心目中，鲁迅也是这样的圣者和殉道者。从他开始将外国的文学作品翻译给国人，把西方科学介绍给中华时，他实际上就在扮演着“盗火者的角色。事实上，早在一九〇七年写《摩罗诗力说》时，在介绍雪莱时，他就称颂过力抗专制，“窃火贻人的英雄的使者。可以推测，他之所以积极介绍“恶魔诗人，宣扬“意力哲学，翻译弱小民族的反抗呐喊和复仇的作品，是受了这位“盗火者的影响的。尽管他盗给国人的“火，并不一定都是真理之火、革命之火，可他主观上却是视为可以燃起国民之心火为民族而战为自由而争的火种的。当他以一发而不可收的创作激情，写出了震惊世人的小说和一系列文章时，也确实没有辜负他早年“盗火的苦心，在国人中引起了巨大反响，一些沉沉昏睡的国人，终于在鲁迅思想之火的刺激下，慢慢睁开了双眼；麻木愚昧冷漠的心灵在火光的照耀下开始温暖。然而，他当年所盗的火种，从根本上不能在中国形成燎原之势，也不能让旧的中国在烈火中得到新生。也许他认识到了他早年所盗之火的能量有限，也许他发现，他撒下的思想之火并没有真正成为指引国民前进的火炬。于是他陷入痛苦、孤寂、苦闷，甚至绝望……但他没有像一些“前驱和“闯将那样，沉沦下去，颓丧下去，他在痛苦中思索，在绝望中反思，最终他发现了另一种真理之火，——马克思的学说，成了真正意义上的革命文学的盗火者；为革命文学寻找正确的思想武器，便成为他生命后十年的主要目标；而且，通过窃马克思主义之火，他的思想发生了飞跃，逐步抛弃了单纯的进化论，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认识到了个性解放和个人主义的局限，力图使个人与社会大众得到真实的统一；他也意识到了用人道主义分析人的片面性，从而开始用阶级的观点来看待问题。所以，他盗来的马克思主义之火，既照亮了别人，拨去了迷雾；也煮了自己的肉，使思想有了焕然一新的面貌。他自己对此有过说明：人往往以神话中的Prometheus（普罗米修斯）比革命者，以为窃火给人，虽遭天帝之虐待不悔，其博大坚忍正相同。但我从别国里窃得火来，本意却在煮自己的肉的，以为倘能味道较好，庶几在咬嚼者那一面也得到较多的好处，我也不枉费了身躯。

    鲁迅接触、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在“五四时期，因苏联十月革命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开始在中国传播。早期的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如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与鲁迅是同一战壕里的战友；对马克思主义有所闻，有所了解，对鲁迅的接受来说，应是不成问题的。在一九一七年六月三十日的日记中，曾有他收到自东京寄来的《露国现代之思潮及文学》一书的记载，但这时他的思想之中还没有接受马克思主义。一九二〇年，陈望道翻译了《共产党宣言》，曾寄给鲁迅一本。据余延石在《鲁迅和共产党宣言》一文中提到：鲁迅在接到书后当天就翻阅了一遍，并称赞“这个工作做得很好，现在大家都在议论什么‘过激主义来了，但就是没有人切切实实地把这个‘主义真正介绍到国内来，其实这倒是当前最要紧的工作。望道在杭州大闹了一阵之后，这次埋头苦干，把这本书翻译出来，对中国做了一件好事。我看望道这个人就比北京那些吃五四饭的人要强得多，他是真正为大家着想的。鲁迅在此时虽然看过《共产党宣言》，但他并没在思想上去认真研究领会，他可能是把它作为一种一般学说来对待的，还没成为一种信仰；对陈望道的赞扬，着重点是表扬他做了一件切实的工作，因为鲁迅一再主张对任何学说不能只接受一些片言只语或仅赋予它某种主义的称号，应当弄清它的实质，所以，表扬陈望道的工作不等于肯定或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从鲁迅当时写下的文字看，也难发现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同时，对苏俄十月革命，此时也并没有表示过多的热情。

    从一九二四年下半年开始，是鲁迅开始关注苏俄及其文艺的时期。这年十月十一日，鲁迅往东亚公司买书，其中有一本《赤俄见闻记》，这是鲁迅日记中最早购买有关苏俄书的记载。十二月十九日，东亚公司又送来《革命时期的演剧与舞蹈》一书，此书属当时由升曙梦写的《新俄小册子》丛书之一种。一九二五年，鲁迅一共买了五种有关苏俄的书。它们是：《新俄文学之曙光期》、《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俄国文学的理想与现实》、《文学与革命》、《新俄美术大观》。另外，由任国桢译、鲁迅校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也在这年列入《未名丛刊》印行。一九二六年，鲁迅买的这方面的书计有：《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俄小册子》二本、《无产阶级文学的理论与实际》。这些书自然不是为了藏书或装点门面追逐时尚而买，是真正为了学习。据许广平回忆，上面所买的书，鲁迅都读过，这就说明鲁迅是边买边读的。从这些书中，他了解了苏俄的社会与革命文学，积累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知识，为后来深入地阅读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在思想上认同马克思主义打下了基础。

    经历了“五卅运动，目睹了“三·一八惨案，使鲁迅的认识开始深化，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的思想日渐增长，这大约是鲁迅向马克思主义的文献去寻求解答的现实动因；而一九二六年，郭沫若、成仿吾等人开始对革命文学进行思考，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学的口号在他们的文章中时有出现，鲁迅把阅读视野逐步移向苏俄革命文艺，与此风潮也有所关联；此外，日本大正末年到昭和初年间，文坛上风行了一阵无产阶级文学，也是鲁迅接触无产阶级革命文学书籍的催化剂，鲁迅在一九二七年前所购的这方面的书，几乎全是日文版的，由此可见鲁迅与这种风尚的关系。

    一九二七年，中国社会发生了更急剧的变化，国民党右翼登台，背叛中山先生的遗志，在国内大搞“清党，屠杀进步人士和共产党人，国共第一次合作就此破裂。面对残酷的现实，早先进化的思路开始轰毁，原先掌握的思想已不能正确地分析中国的实际，这就需要寻找新的批判的思想武器。一九二七年十月初，鲁迅离开广州到了上海。鲁迅是十月三日午后抵上海的。在十月五日的日记中，有“往内山书店买书四种四本，十元二角的记载。但这里面是否有马克思主义类书籍并未注明。到了十日，又去内山书店，买了《革命艺术大系》。两天后，买《劳农露西亚小说集》一本，在同一天，还记有《黑旗》一本，据日本学者山田敬山的分析，“估计是有关无政府主义的书籍。三十一日，买《革命露西亚的艺术》（尾濑敬止著）和一本《艺术战线》（山田敬山认为，这是由尾濑敬止译的鲁定的著作）。到了十一月，买了由藏原惟人翻译的俄国著名思想家、文艺理论家普列汉诺夫的《艺术与社会生活》，另外还买了《文学评论》、《转换期的文学》、《现代俄国文豪杰作集》等；十二月，买了《俄国文学史》、《最新俄国文学研究》、《无产阶级文化》、《托尔斯泰和马克思》、《拜金艺术》、《俄国革命后的文学》等书。

    一九二八年，是鲁迅更为集中购买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与无产阶级文化书籍的一年，自然也是他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一年。促使他更多阅读有关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级文化与无产阶级革命书籍的直接原因是关于革命文学的论争。大革命失败后，革命遭到了暂时的挫折，中国进入了生与死搏斗的年代。但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血和恐怖所吓倒，他们勇敢地站了起来，向反动派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并逐步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力量和革命的根据地。这时，一大批革命的文化工作者，从不同的方面，陆续来到上海。他们决心在文化战线上，形成一支有力的队伍，向背叛革命的反动派发动进攻，为无产阶级建立舆论阵地，提倡革命文学，建立无产阶级文学队伍，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开始的。他们在中国最黑暗的岁月里，擦干了血迹，举起鲜明的战旗，冲上生与死搏斗的文化前线，功不可没；在白色恐怖万马齐喑的环境中，敢于发出惊雷般的声响，为激励革命者勇敢奋战、为号召革命青年加入无产阶级的队伍、为形成中国无产阶级的文学队伍，做出了巨大贡献。可是由于他们都是血气方刚的青年，热情大于理智，冒失多于稳重，因而认为无产阶级文学队伍里不能容纳“五四以来的老作家，只有他们这些新起的青年革命作家才能担起建立纯粹无产阶级文学的重任。基于此，他们发起了对鲁迅的批判，说鲁迅是从幽暗的酒家的楼头“醉眼陶然地眺望着窗外的人生，是“以趣味为中心的艺术至上主义者，是说几句“人道主义漂亮话的旧作家，一句话，是“时代的落伍者；有的甚至说鲁迅是“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的人物。这些“青年革命家们，就是带着这样的“左倾幼稚病开始提倡无产阶级文学的。他们对马克思主义和无产阶革命缺乏更深的了解，仅仅是从书本上了解了一些大道理，对无产阶级文化产生、发展的根本规律完全茫然无知，对无产阶级文化、文学与过去文化的关系没有作过认真分析，完全是在缺少必要的理论准备的条件下仓促上阵的。从这种情况下看，他们的热情值得肯定，勇气也令人敬佩，开风气之先的意义也不容否定；可他们的教条主义以及不能结合中国实际、照搬别人的作法是不值得肯定的。鲁迅后来曾中肯地批评过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分析就将苏联的东西机械地搬来运用的毛病，也指出了革命文学倡导者们对革命的宣传所导致的一般人对革命误解的问题。鲁迅面对着青年革命文学倡导者的冒冒失失的批判，一面冷静地写了一些文章予以正面反驳其错误的倾向，一面思考探索革命文学的前途；还一面大量买有关的书，深入了解马克思主义。这场论争持续了一年多，但从论争开始的一九二八年初，鲁迅就积极准备着思想的武器。前面已讲过，一九二五年到一九二七年底这几年，鲁迅购买的马克思主义书籍数量并不多，而在一九二八年这一年，此类书籍源源不断地购入，多达六十多种。仅这年的上半年，就有下面这些重要书籍买入：

    一月十五日《布尔什么克之表里》；

    一月十六日《列宁给高尔基的信》；

    二月一日《什么叫阶级意识》；

    二月五日《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

    二月七日《史的唯物论》；

    二月十日《俄国劳动党史》；

    二月十三日《中国革命的诸问题》、《唯物论与辩证法的根本概念》、《辩证法及其方法》、《论新反对派》；二月十九日《辩证法杂书》；

    二月二十一日《唯物史观解说》；

    二月二十三日《文学与革命》；

    二月二十七日《俄国的文艺政策》、《农民文艺十六讲》；三月十四日《阶级斗争理论》、《唯物的历史理论》；三月二十日《经济概念》、《民族社会国家观》、《社会思想史大要》、《史的唯物论略解》、《新俄国文化的研究》；三月二十五日《革命及世界的明日》；

    三月三十日《辩证的唯物论入门》、《阶级斗争小史》、《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的辩证法》；四月十二日《对法西斯主义的斗争》；

    四月十四日《马克思主义与伦理》；

    四月十七日《社会意识学概论》、《艺术的原始》；五月一日《马克思主义的作家论》、《无产阶级文学论》、《社会主义文学丛书》；五月二十四日《社会运动辞典》、《历史过程的展望》；五月三十一日《革命后的俄国文学》；

    六月二十六日《列宁的辩证法》、《一革命家的人生社会观》、《阶级社会的诸问题》、《苏联文艺丛书》；在下半年的购书中，最主要的也是马克思主义及革命文学、无产阶级文化书籍，有《马克思主义与艺术运动》、《马克思主义的根本问题》、《艺术的唯物史观》、《阶级社会的艺术》、《马克思主义艺术论》、《史的唯物论》、《艺术的唯物史观的解释》、《世界文学与无产阶级》、《唯物史观入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等。

    鲁迅此时期大量阅读，力图从理论上搞清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掌握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法，了解无产阶级文化、文学的特点，为自己打下深厚的理论思想基础。由于在论战中，他发现对手们对马克思主义是一知半解的，对无产阶级文学、文化的了解也不甚了然，就决心译几本有关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真正实现将盗来的火既煮自己的肉，又能为别人带来正确的思想武器的目的。他以日文版为底本，翻译了卢那察尔斯基的《艺术论》、《文艺与批评》，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苏联的《文艺政策》等书，且参与了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科学的艺术论丛书》的编辑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盗火者，目的就是要大家共同提高理论和思想水平；如果大家都操着不熟练的思想武器，论争确实没有多大意义。鲁迅在后来忆及这场论争时就说过：“前年创造社和太阳社向我进攻的时候，那力量实在单薄，到后来连我都觉得有点无聊，没有意思反攻了，因为我后来看出了敌军在演‘空城计。……骂来骂去都是同样的几句话。我那时就等待有一个能操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枪法的人来狙击我的，然而他终于没有出现。这就是鲁迅自己学习、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著作的真正用意。据许广平回忆，在一九二七年底，鲁迅开始教许广平学日语。在一九二八年十月至次年四月间，他给许广平选定的第二步的学习课本就是日文本的《马克思读本》，这本书由日本神永文三著，分十个部分介绍了马克思的学说：一、马克思的生涯及事业；二、唯物辩证法；三、唯物史观；四、阶级斗争说；五、马克思主义与国家；六、劳动价值说；七、剩余价值说；八、资本积蓄说；九、利润说；十、资本崩溃说。显然，当他一旦认准了马克思主义，就总是要它去影响别人，使之掌握先进的理论和方法。

    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四日，鲁迅在写《三闲集·序言》时，提到了革命文学论争对他的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是促使他去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理论。他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的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汉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自然，鲁迅接触马克思主义，并非是从这场论战开始的，但这场论战确实促使他加快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步伐，使他在广度和深度两方面，都有了质的变化。如他在翻译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后，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些论著进行科学的评价，对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就是这样。他既批评了普列汉诺夫政治上的动摇，又由衷地钦服赞美他的美学理论，并将其精髓介绍给中国人民和文艺界。再如在后来的写作及分析问题时，他能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去认识事物，使问题更加清楚，又避免了片面性。

    鲁迅的“盗火功勋永在。他和其它“盗火者一道，为宣传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建立中国马克思主义美学体系，奠定了基础。历史以无容置疑的事实证明：鲁迅无愧为普罗米修斯式的马克思主义美学的“盗火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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