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恩格斯曾经这样评述过文艺复兴时代：“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是一个需要巨人而且产生了巨人——在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方面，在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方面的巨人的时代。鲁迅是“五四的巨人，他具有的“思维能力、热情和性格，“多才多艺和学识渊博，与欧洲文艺复兴的巨人们有极大的相似性。当我们通过他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辛勤耕耘以及在西方文学、哲学领域的忘我劳作，我们就已经意识到他的多才多艺和广博的学识这一鲜明的特点；尤其是他的创作，他的众多的译作，更体现出了作为巨人的品格，巨人的融贯人类各种文化知识体系的能力及其思维方式。他是大海，包纳百川的大海；他是深谷，容汇一切知识的深谷。他之所以成为现代文化巨人，就在于他具有吸收、消化古今中外知识的巨大能力，并在此基础上创造新的知识，开辟文化的新道路。除了中西文化这一宏深博大的知识系统作为他巨人的底蕴外，自然科学的丰富知识，自然科学的理性之光的照耀，无疑是他超乎寻常之辈的重要因素。强大的理性力量，求真探索的思想，批判创新的意识，解剖分析各种问题的逻辑力量，切实而不虚妄的工作和人生态度，与他接受自然科学的熏陶和训练，有着难以分割的因缘。值得强调的是，在他一生致力于的改造国民性的事业中，科学精神始终是他追求的理想人性之光，他要求以科学医治民族思想中的昏乱病，他希望人们都能掌握科学思想、科学精神这一有效武器。科学，在鲁迅的心目中，不仅是方法，更是人性精神的构成；不仅是处理自然界的技艺和手段，改造自然、征服自然的工具，更是一种思维、一种人生必须拥有的价值观念和准则。

    鲁迅一生都没有放弃对自然科学的学习，始终保持着较大的热情。从少年时对植物的偏爱，到南京上学时的努力；从“科学救国思想的确立，到晚年的对科学书籍的关注，皆表现出他与自然科学的不解之缘。在他的作品中，可时时感受到科学智慧的闪烁，感到贯注在作品中的强烈的科学精神；尤其是他在整理古籍、翻译作品时体现出的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密的方法，更能显示出他的科学素养，反映出他运用自然科学方法的娴熟自如与游刃有余。因此，当我们要全面认识鲁迅，当我们要较完整地去了解他的读书生活，自然科学方面的学习活动，就不能忽视。好吧，我们就随鲁迅一道，去看看他是如何接受自然科学的阳光的沐浴，从而显现出他的伟大性并非出自某种偶然。

    奠定科学知识的基础

    从鲁迅开始启蒙读书，到他离开家乡到南京求学，他接触的是正宗的传统文化教育，子曰诗云，经史子集是主要的内容。文史的根基打下了，但知识是相当单一的，近代自然科学的知识完全没有涉及。这固然是传统教育制度的内在规定所致，也暴露出中国科学技术落后和不重视自然科学教育的弱点及片面性。对今天的学生来讲，不知道数理化的基本常识，是不正常的，尤其是对一个已近十七岁、读了十多年书的学生来说，更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在那个时代的中国，大多数地方的情况就是如此，鲁迅自然也不例外。

    南京，是他追求新知识的第一站，是他接受自然科学知识和受到科学训练的开端。鲁迅回忆道：“终于到N去进了K学堂了，在这学堂里，我才知道世上还有所谓格致，算学，地理，历史，绘图和体操。生理学并不教，但我们却看到些木板的《全体新论》和《化学卫生论》之类了。鲁迅所进的矿路学堂，大抵相当于今日的中等专业技术学校，而且是属工科性质的。鲁迅在家乡所学与该校的主要课程是不相干的，没有现代技术的知识基础。可能那时的此类学校的学生和鲁迅差不多，所以学生进校后，补习中学的自然科学基础知识，就成为重要内容。周作人对此讲得相当明确：“功课是以开矿为主，造铁路为辅，期限三年毕业，前半期差不多是补习中学功课，算学，代数，几何，三角，物理，化学，应有尽有，鲁迅也照例学过了。此时所学自然科学不会有多大的深度，主要是基础性的知识，但毕竟是一门全新知识，为他日后向深度发展提供了必要的基础，也为他知识面的扩大，思维严密性的训练，提供了有益的帮助。

    除了基础课，在学堂里，还学了矿物学、地质学、熔炼学等课程，尤其是在地质学方面，用功甚勤。周作人说：“另外还有一门学问，使他特别有益的，乃是所谓地学。这其实是现今的地质学，因为与矿学有关，所以有这一项功课，用的教科书是英国赖耶尔的《地质学纲要》的一部译本，名为《地学浅说》。原书出版很早，在地质学中已是旧书了，但原是一种名著，说的很得要领，这使他得着些关于古生物学的知识，于帮助他了解进化论很有关系。周作人还讲道：“大概是《地学浅说》刻本不容易得的缘故吧，鲁迅发挥了他旧日影写画谱的本领，非常精密的照样写了一部。鲁迅之所以在后来能够接受唯物主义，早期在南京所接触到的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为他提供了认识论的科学基础，再加上进化论的影响，便开始形成了对世界的唯物认识的初步思想。在南京读书时，那时上课，学生主要是抄讲义。解放初期，绍兴鲁迅纪念馆从绍兴乡下杨村张梓生家里，找到了鲁迅一九一九年搬家北上时寄存的两箱书，在中间，有鲁迅在南京求学时的四本数学手抄本。它们是：几何、开方、八线、开方提要。封面上具有“周树人的姓名。这几种抄本，字迹非常工整，没有任何含糊不清和潦草处，所画几何图形，清楚整洁，没有划破或墨迹污涂的现象。这种训练，是认真的训练，是严谨的训练。鲁迅一生治学、创作乃至为人处事严谨认真，绝不马虎草率，显然与学习自然科学时所养成的习惯是分不开的。

    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七日，鲁迅结束了在南京矿路学堂的学业，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毕业证书。在毕业文凭上，记载了他毕业时的学习成绩，生动地显示了他三年勤奋读书的结果：计开学生周树人，现年十九岁，身中面白无须，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人，今考得一等第三名。矿学捌分陆厘，地质学捌分柒厘，化学捌分柒厘，熔炼学捌分陆厘格致学捌分柒厘，测算学捌分柒厘，绘图学捌分伍厘。曾祖父以，祖父福清，父用吉。右照给壹等学生周树人收执。

    这张文凭现存北京鲁迅博物馆。文凭本身，对鲁迅后来的事业并没有直接的影响，但所学的内容，是有影响的。自然科学的启蒙为他想走科学救国之路、为他直接从事科学的介绍，都是不可缺少的环节。

    日本留学，是鲁迅进一步学习自然科学知识、吸收科学思想、掌握科学方法的时期，也是他希望科学救国，以科学知识和科学精神来破除迷信、改良思想的真正开始。如果说，南京时期的学习，一是最基本的，二是带有被动性，他还没有真正意识到科学自身的意义和价值；那么，日本留学时，就已经带有更深入和主动性的特点了。弘文学院时，他就开始广泛学习、搜集资料，学习科学史，了解科学的发展，尤其是他开始研究中国的地质和矿产，希望从此使国人警醒，重视对资源的开采与利用。一九〇三年，他写了《中国地质略论》，以后又和他的同学顾琅合编《中国矿产志》，这里重点介绍一下《中国地质略论》。这是一篇论文，最初发表在一九〇三年十月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浙江潮》月刊，署名索子。全文共分六节。

    第一节是“绪言，着重强调了地质学的意义，分析了我国地质学在当时的状况，以唤起国民之重视。他认为，一个国家，如“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形图，非文明国。无一幅自制之精密地质图（并地文土性等图），非文明国。不宁惟是；必殆将化为僵石，供后人摩挲叹息，谥曰绝种Extract Species之祥也。接着他以热情的笔触，赞美了中国的广漠与美丽，并指出了科学的落后，导致了迷信泛滥，国家因此而衰弱的事实，故提醒人们必须重视发展地质学。他说：吾广漠美丽最可爱之中国兮！而实世界之天府，文明之鼻祖也。凡诸科学，发达已昔，况测地造图之末技哉。而胡为图绘地形者，分图虽多，集之则界线不合；河流俯视，山岳则恒作旁形。乖谬昏蒙，茫不思起，更何论夫地质，更何论夫地质之图。呜呼，此一细事，而令吾惧，令吾悲，……况吾中国，亦为孤儿，人得而挞楚鱼肉之；而此孤儿，复昏昧乏识，不知其家之田宅货藏，凡得几许。……呜呼，现象如是，虽弱水四环，锁户孤立，犹将汰于天行，以日退化，为猿鸟蜃藻，以至非生物。况当强种鳞鳞，蔓我四周，伸手如箕，垂涎成雨，造图列说，奔走相议，非左操刃右握算，吾不知将何以生活也。而何图风水相宅之说，犹深刻人心，力杜富源，自就阿鼻。不知宅相大佳，公等亦死；风水不破，公等亦亡，谥曰至愚，孰云不洽。……凡是因迷信以弱国，利身家而害群者；虽曰历代民贼所经营养成者矣，而亦惟地质学不发达故。

    于是，鲁迅认为，“斩绝妄念，文明乃兴，即从地质学入手，破除种种迷信；从地质学入手，了解中国的地下宝藏，加以利用，“以缮吾生。这些思想，已经鲜明地表现出鲁迅利用科学技术，振兴实业，使国富强的思想，也表明了他要用科学思想来解放人的精神的倾向。第二节是“外人之地质调查者。他介绍了西方人在十九世纪在中国所进行的地质调查，文中着重讲了德国人李希霍芬于一八六八年至一八七二年在我国搜集地质、矿产资料的目的。李希霍芬发现了中国是世界上煤的第一储藏大国，而山西尤为丰富，因此他在报告书中表明了他赤裸裸的侵略意图。鲁迅一方面指出了他的实质，一方面也感叹着中国的遭遇。他说，李希霍芬“历时三年，其旅行线强于二万里，作报告书三册，于是世界第一石炭（指煤）国之名，乃大噪于世界。其意曰：支那大陆均蓄石炭，而山西尤盛；然矿业盛衰，首关输运，惟扼胶州，则足制山西之矿业，故分割支那，以先得胶州为第一着。呜呼，今竟何如？毋曰一文弱之地质家，而眼光足迹间，实涵有无量刚劲善战之军队。盖自利氏游历以来，胶州早非我有矣。今也森林民族（按：指日耳曼人，他们在公元一世纪前，居住在北欧森林地带，以游牧打猎为生，故称为森林民族），复往来山西间，是皆利忒何芬（李特霍芬）之化身，而中国大陆沦陷之天使也，吾同胞其奈何。接着他介绍了匈牙利式奚尼等人在我国的探察以及俄国人奥勃鲁契夫和日本人的考察。第三节“地质之分布和第四节“地质上之发育，根据地质学的分类，介绍了我国地质构成及其矿产的分布及其成因。第五节为“世界第一石炭国，对煤在“国家经济消长中的地位作了阐述，强调煤是“足以决盛衰生死之大问题，“能分握一方霸权，操一国之生死，意在告诫国人应引起极度重视。他在此节，综合日本人的调查资料，展示了煤在我国的分布情况及藏量情况，对开采权被列强掠夺十分痛心和愤慨。第六节是“结论。面对列强的掠夺，我们中国该怎么办，是“结论的中心。他提出的办法是：“救之奈何？曰小儿见群儿之将夺其食也，则攫而自吞之，师是可耳。夫中国虽以弱著，吾侪固犹是中国之主人，结合大群而起兴业，群儿虽狡，孰敢沮者，则要索之机绝。……况工业繁兴，机械为用，文明之影，日印于脑，尘尘相续，遂孕良果，吾知豪侠之士，必有以思，奋袂而起者矣。也就是说，中国应当以自信之主人姿态，去掌握应有的权利，大兴实业，既拯救国家，使国日富，又断绝了列强掠夺之念，且能以工业文明的思想来武装国人，收一举数得之功。站在今天来看，鲁迅的想法不免带有几分稚气和天真，但他宣传科学，希望以科学救国的目的是应肯定的，尤其是他表现出的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更值后人敬仰，请听他在文中掷地有声的话语：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者也。

    这篇文章是他在南京学习自然科学和到日本大量翻阅科技史，搜集有关资料的一次小结，文章充满了激情，但更富于科学的理性。立论和分析都是严密的，表述是准确的，对专业学科知识的掌握是丰富的，一句话，自然科学的素养得到了显现。

    仙台学医，是他比较深入学习的时期，也是他进一步丰富自然科学知识，提高自然科学修养的重要阶段。除了学习有关医学的基础课、专业课外，他还学习了物理、化学等课程，可以肯定，此时所学比之南京所学，自然具有知识和深度方面的质的区分。重要的不仅仅是知识的吸收和丰富，更在于严格的思维和治学态度的训练。

    科学是非常严肃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和马虎。鲁迅在仙台两年，最最重要的收获恐怕就在于养成了严肃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在这一态度的形成中，藤野先生的言传身教，起了关键作用。这是一位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自身治学十分严谨的教师。他上解剖学课时，时间抓得紧，一到点就把解剖室的门关上，迟到者就不能进去了。这门课淘汰率相当高，该校学生留级很多就是因为有两门课难以过关，其中一门就是藤野先生的解剖学。在从藤野先生学神经学、骨学、血管学、解剖学的过程中，鲁迅确实获益匪浅，在他所作的《藤野先生》一文中，已有生动描述。这里用藤野的回忆来反观一下鲁迅，也许更能给以证明。一九三六年，鲁迅去世后，鲁迅在仙台医专的同班同学小林茂雄博士写信给藤野，将鲁迅的情况告诉了他，也讲了鲁迅对他的怀念和尊敬。藤野当时早已离开学校，在家乡开诊所。藤野从小林茂雄处了解到鲁迅的情况后，写了《悲忆周树人君》一文，他在文中说：我从爱知医专到仙台医专，在那里教了不知两年还是三年，就碰到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周树人君。因为他是外国学生，不要经过入学考试。只他一个是外国学生，和三十多个留级的学生，还有一百多名新生在一起听我的课。周君的身材并不怎么高，脸是圆圆的，人很聪明的样子，但血色似乎不太好，他在我讲授的人体解剖学课程中，非常认真地听讲，用毛笔记笔记。由于他的日本话在说和听方面还不能充分理解，所以拼命用功学习。我在下课之后看到周树人君的笔记，把他听错的记错的地方改正补充起来。……使我印象深刻的，是他在埋头读书之中，那种刻苦学习的精神。

    联系到鲁迅的回忆，藤野先生对他笔记中内容、图形、文法错误的细心订正，尤其是他对鲁迅的教诲，从内心征服了鲁迅，使之终生不忘，对鲁迅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在日本时，鲁迅接触到的自然科学书籍是相当多的，所涉学科也并不限于所学，由于这方面的资料较为缺乏，不可能了解到完整的情况了。有幸的是，在绍兴鲁迅纪念馆，保存了一份鲁迅的《拟购德文书目》。这份文献是一九六一年，由周作人通过鲁迅堂叔周冠五捐给绍兴鲁迅纪念馆的。这一“书目，上面列书一百二十八种，自然科学占了六十八种以上。如《地质史》、《化学概要》、《电化学引论》、《神经系统和日常生活中的有害影响》等等。在这批书目中，动植物学方面的书所占比重很大，像《植物生物学》、《动物发展史》等等。这份书目，是鲁迅学习自然科学的一个缩影，从一个侧面，为我们提供了认识鲁迅在自然科学书籍中广泛吸收选择的生动窗口。鲁迅之所以能写出《中国地质略论》，并与人合作编写出《中国矿产志》这些我国最早用近代自然科学理论研究中国地质学的著作，恰恰说明了他自然科学的深厚修养。

    传播科学的劳绩

    中国几千年的历史，造就了一部辉煌的文明史，至今在人类社会，闪烁着灿烂的光辉。然而，打开中国的历史，就会发现一重大遗憾，那就是科技的落后。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也曾涌现出天才的科学家：张衡、蔡伦、祖冲之、郭守敬、徐光启、李时珍……他们的名字可与日月争辉；勤劳勇敢智慧的人民，也曾有过举世闻名至今仍在使人类蒙受惠泽的四大发明；伟大的民族，也曾创造了让世界瞠目的都江堰、万里长城、大运河等令人惊叹的奇迹；尤其是独领风骚的宫廷、寺观和园林建筑艺术，至今仍有着别具韵味的魅力。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多种原因，使我们的民族思维，在直观与经验层次上十分发达，而在理性与分析逻辑层次，就相对逊色；尤其是我们固守的与自然亲和的态度，更是限制了我们的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与能力，也就使我们的科技局限在技艺的范围中，而缺少科学思想的昌明，科学所包含的求真、探索、批判的能力以及开拓创新的思想也遭到抑制。于是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事实：西方人利用我们的发明，开创了一个新的世纪，指南针用于航行，火药制造弹药，印刷术和纸被广泛用于文化的传播；而我们呢，诚如鲁迅所指出的，指南针用于看风水，火药用以做鞭炮。结果，用鲁迅的话说，就是科学不兴，鬼道日炽，迷信泛滥，思想昏乱。科学的昌明就这样被葬送了，科学在中国也就不可能得到普及。

    鲁迅是深知旧时代中国这种弊端的，他自已也曾亲历过迷信的痛苦。

    到日本后，他做的一件重要工作就是向国人宣传科学、介绍科学的思想，指明科学的意义和价值。他最先是从翻译科学幻想小说开始的。

    当时的日本，科学小说十分流行，这对我国那时的维新派社会改革家们影响很大。梁启超从小说的意义、有关国家各方面革新出发，撰文将小说的地位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且在横滨创办《新小说》时，就率先以章回体小说的形式译载了凡尔纳的《海底旅行》。科学小说体裁之新颖，内容之新奇，给中国留学生以耳目一新之感。鲁迅也为科学小说的魅力所倾倒，他迷上了法国科学小说作家儒勒·凡尔纳的作品。凡尔纳的小说富于幻想，在幻想的天地里，他大胆地预测了科学的未来，而这些预测，后来几乎都变成了现实，因此他的小说，含有科学的真实性，是想象与真实的结合，是科学与艺术的结合。他著有《格兰特船长的儿女》、《海底航行两万》、《神秘岛》、《八十天环游地球》等科幻小说；他的小说是启发儿童科学幻想的教科书，是激励创造性想象力的生动教材。鲁迅开始译的是凡尔纳的《月界旅行》，所据底本是日本井上勤的译本。凡尔纳的这部作品，出版于一八六五年，题为《自地球至月球在九十七小时二十分间》，井上勤的译名是《九十七小时二十分月界旅行》。鲁迅转译时，取名《月界旅行》。他用的是章回体形式，共十四回，文白相杂的语言，甚至还插入了中国古人如陶渊明的诗、《论语》中的格言。鲁迅译毕后，将稿子卖给东京进化出版社，得稿酬三十元，一九〇三年十月出版，署“中国教育普及社译印。两个月后，他又翻译了凡尔纳的另一部科学小说《地底旅行》，发表在《浙江潮》第十期上。这次发表的是该小说的前八章，但鲁迅把它改成了两部分，分成两回发表。第九章及以后，因杂志停刊，故未能继续发表，直到一九〇六年三月，鲁迅又将全文重新加以整理，由南京启新书局出版了单行本。一九〇四年，在仙台医专学习时，他利用课余，翻译了《北极探险记》。此书作者是谁，何国人氏，现不详。鲁迅在一九三四年五月十五日在给杨霁云的信中提到了这部译稿的命运。他说：“我因为向学科学，所以喜欢科学小说，但年青时自作聪明，不肯直译，回想起来真是悔之已晚。那时又译过一部《北极探险记》，叙事用文言，对话用白话，托蒋观云先生绍介于商务印书馆，不料不但不收，编辑者还将我大骂一通，说是译法荒谬。后来寄来寄去，终于没人要，而且稿子也不见了，这一部书，好像至今没有人检去出版过。

    鲁迅翻译科学小说的宗旨是鲜明的，意在维新和新文明的传播，使国人从科学知识与思想的传播中，改蒙昧，醒灵明。他在《月界旅行·辨言》中对此阐释得十分明白：盖胪陈科学，常人厌之，阅不终篇，辄欲睡去，强人所难，势必然矣。惟假小说之能力，被优孟之衣冠，则虽析理谭玄，亦能浸淫脑筋，不生厌倦。彼纤儿俗子，《山海经》，《三国志》诸书，未尝梦见，而亦能津津然识其长股，奇肱之域，道周郎，葛亮之名者，实《镜花缘》及《三国演义》之赐也。故掇取学理，去庄而谐，使读者触目会心，不劳思索，赐必能于不知不觉间，获一斑之智识，破遗传之迷信，改良思想，补助文明，势力之伟，有如此者！我国说部，若言情谈故刺时志怪者，架栋汗牛，而独于科学小说，乃如麟角。智识荒隘，此实一端。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群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是的，在当时言情侦探泛滥于市，推出科学小说，确实是空谷足音。思想意义已如上述，即就小说和翻译两方面，也有其历史的价值。

    就在鲁迅发表科学小说《月界旅行》的同月，他的第一篇科学论文发表在《浙江潮》第八期上，时间是一九〇三年的十月。这篇名为《说日》（日，现定名镭）的论文，严格说并非学术性研究文章，而是介绍“镭的发现及其意义的科普作品，一八九六年，法国物理学家柏克勒尔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了铀射线，这是科学实验认识放射线的开端。这一发现，引起了在巴黎理化学院教书的一对年轻夫妇的注意，他们是比埃尔·居里和玛丽·居里。经过两年的研究，到一八九八年十二月，他们向外界正式宣布沥青铀矿中有一种新的元素——镭的存在。但正式确定镭在元素中的独立地位，并初步测定它的原子量，证明镭的放射线比铀强得多，却是在一九〇二年。就在居里夫人测定原子量的第二年，鲁迅在弘文学院读书时，注意到了镭的发现，并根据这一发现的过程，写下了《说日》。在文章中，他追踪了这一发现的意义，详细介绍了从伦琴发现X线开始的科学家们对射线的研究情况，追述了居里夫人献身科学、热爱祖国的崇高品德，详尽地叙说了镭的发现过程和镭的种种特性。更可贵的是，鲁迅以思想家的品格，挖掘了这一发现过程的思想价值。他在文章开始就提出了“此新原质以何因缘，乃得发见的问题。他看到了居里夫人在这一过程中的“伟功，肯定了她个人的伟大贡献，同时也明确指出了镭的发现与前人研究的关系，认为是“X线之赐。因此，他努力说明了科学发展的继承性这一真理，没有前人的发现，后人将会走更多的弯路，就难有大的作为。他说：“自X线之研究，而得线；由线之研究，而生电子说。由是而关于物质之观念，倏—震动，生大变象。最人涅伏（指集中众人智慧），吐故纳新，败果既落，新葩欲吐，虽曰古篱夫人（居里夫人）之伟功，而终当脱冠以谢十九世纪末之X线发见者林达根（伦琴）氏。他在文中还预言“由是而思想界大革命之风潮，得日益磅薄，未可知也！从而显示出他对居里夫人的发现的认识，已超出了科学发现本身。由物质领域的革命性发现上升到思想的领域，这是他最宝贵的思想家的素质的表现，他后来成为思想家，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当他从仙台退学回来后，一方面筹办刊物，翻译文学作品，一方面仍关注科学的发展，写下了两篇重要的介绍科学的论文，一篇名《人之历史》，一篇名《科学史教篇》，主要阐明了他的科学观，且与人的精神的改变联系起来，即不是纯客观的介绍科学知识体系，而是在介绍知识的基础上，加上了他自身的价值评判。

    《人之历史》发表于一九〇七年十二月日本东京《河南》月刊第一号上。这是一篇介绍生物进化论的文章，自从在矿路学堂读到《天演论》后，生物进化论就在鲁迅的心灵中扎根了，他感到进化论对于变革图存的祖国具有重大意义，他希望国人更多地了解、认识这一生物学的真理。基于此，他在此文中，介绍了德国生物学家、达尔文主义的坚定的捍卫者和宣传者恩斯特·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及其一元论的生物重演律学说，在这一前提下，他还根据科学史上进化学说的产生过程，介绍了达尔文生物进化学说及其发展的历史。作为著名的生物学家，海克尔主要著作有《宇宙之秘》、《人类发展史》、《人类种族的起源和系统论》（鲁迅在文中译为《人类发生学》）等。鲁迅留学时，已有译本在日本流行。海克尔的主要贡献，在于建立了种系发生学，创立生物进化的系谱树，提出生物发生律，发展了达尔文的进化论。鲁迅在文中，着重介绍了海克尔的种系发生学。这一学说，是海克尔总结了古生物学、比较解剖学和胚胎学等学科的成果发展起来的，主要研究细胞发育的历史，现存生物的构造、形态、生理、分布等情况和古代生物的化石，分析生物界各类种系之间的相互关系及其进化状态。这一新的学说，证明了人类个体胚胎的发育过程反映了物种的发展过程，个体发育过程就是种系发展过程的精简和缩短的重演；因此，人类个体胚胎发育的各个阶段，再现了生物进化的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也就是再现了人类发展的历史过程。鲁迅在介绍这一学说时，主要在于说明人类是一个从“无生物到“有生物的不断演变进化的过程，人是从无生命的无机物逐步进化、最后从猿猴类演变来的，而不是上帝和任何神创造的。在本文中，鲁迅为了说明科学学说的继承性，还依据进化说形成的整个历史进程，介绍了从古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到达尔文创立进化学说之间的科学家们的种种贡献。他介绍了瑞典生物学家，动植物系统分类的创造者林奈的学说，还涉及到了法国生物学家兰麻克·居维叶、德国大诗人歌德等人在这一过程中的作用及其学说之特点。

    鲁迅的目的除了介绍科学学说外，还有一鲜明的用意是他要以海克尔学说中的革命的战斗意义，向中国的“抱残守阙之辈，耳新声而疾走的状况挑战，希望科学的强大力量，人类进化的内在规律，能战胜陈腐的、顽固的阻碍祖国新生的保守力量。

    《科学史教篇》作于一九〇七年，发表在一九〇八年六月出版的《河南》月刊第五号上，在文中，鲁迅说明了在中国社会改革的条件下，物质性的科学技术与精神性的社会思想理论、文学艺术等等，何者更为重要，何者才是拯救民族的当务之急。他论述了西方科学思想的演变，指出了科学的发展和人类生产事业的相互关系，说明了科学在改造自然、推动社会进步和丰富人类生活等方面的作用。他指出：观于今之世，不瞿然者几何人哉？自然之力，即听命于人间，发纵指挥，如使其马，束以器械而用之；交通贸迁，利于前时，虽高山大川，无足沮核（阻隔之意）；饥疠之害减；教育之功全；较以百祀前之社会，改革盖无烈于是也。孰先驱是，孰偕行是？察其外状，虽不易于犁然，而实则多缘科学之进步。盖科学者，以其知识，历探自然见象之深微，久而得效，改革遂及于社会，……而洪流所向，则尚浩荡而未有止也。……实益骈生，人间生活之幸福，悉以增进。

    这是讲的科学对人类的影响。他经过对从古希腊到十九世纪科学思想的演变及其对社会影响的分析，指出科学的本质在于对人的作用。他说：“故科学者，神圣之光，照世界者也，可以遏末流而生感动。时泰，则为人性之光；时危，则由其灵感，生整理者如加尔诺（通译卡尔诺，法国数学家、政治家），生强者强于拿坡仑之战将云。

    在充分肯定科学作用的前提下，他又提出了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科学是人类社会前进的推动力，那么，产生科学技术的推动力又是什么呢？这是当时倡导科学救国的改革派人士很少思考的问题。通过对科学史的研究，鲁迅发现了科学的发展往往依靠一种“超科学的力量，即来自于时代、社会赋予科学家的精神力量，包括道德、理想、爱国等精神，这是一种“圣觉，是“真理发现者之根本。他说：“科学者，必常恬淡，常逊让，有理想，有圣觉，一切无有，而能贻业绩于后世者，未之有闻。他指出：“盖科学发现，常受超科学之力，易语以释之，亦可曰非科学的理想之感动，古今知名之士，概如是矣。这种思想，显然夸大了精神的作用；把理想作为科学发现之母有其合理性和真实性，然而也不免有精神第一性的思想。不过，其目的在于让国人认识到献身科学必须以理想为指导，必须建立在高尚的道德情操之上，否则，科学就会受到歪曲。从这个意义上讲，鲁迅的思想有明显的合理内核。从重视精神出发，他在文章中还提出了另一值得人们注意的问题，即“当防社会入于偏，也就是说，要防止科学技术的片面发展，而忽视人类精神的其它方面。他说：“日趋而之一极，精神渐失，则破灭亦随之。盖使举世惟知识之崇，人生必大归于枯寂，如是既久，则美上之感情漓，明敏之思想失，所谓科学，亦同趣于无有矣。故人群所当希冀要求者，不惟奈端（牛顿）已也，亦希诗人如狭斯丕尔（莎士比亚）；不惟波尔（通译波义耳，英国物理学家、化学家，“波义耳定律的发现者），亦希画师如洛菲罗（拉斐尔）；既有康德，亦必有乐人如培得诃芬（贝多芬）；既有达尔文，亦必有文人如嘉来勒（通译卡莱尔，英国史学家）。凡此者，皆所以致人性于全，不使之偏倚，因以见今日之文明者也。

    传播自然科学，是鲁迅一贯重视的工作。后来由于重点放在文艺方面，所想作的事太多，故精力投入就少了一些，但他并未放弃宣传。在他的著述中，时时提及科学的意义，主张看科学的书，掌握科学的道理。就翻译介绍而言，也没有停止和完全放弃。一九三〇年，他翻译了日本刈米达夫著的《药用植物》一书，发表在《自然界》杂志上。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要与周建人一起翻译法国科学家法布尔的《昆虫记》，虽未动笔就不幸去世，可他传播科学的不灭热情却实实在在，足令后世感动。

    作为思想家，鲁迅不仅希望通过传播自然科学来增强国人的科技意识，使国富民强，而且更重视科学思想精神对社会和人的改良，他指出：“其实中国自维新以来，何尝真有科学。现在儒道诸公，却径把历史上一味捣鬼不治人事的恶果，都移到科学身上，也不问什么叫道德，怎样是科学，只是信口开河，造谣生事；使国人格外惑乱，社会上罩满了妖气。以上所引的话，不过随手拈出的几点黑影；此外自大埠以至僻地，还不知有多少奇谈。但即此几条，已足可推测我们周围的空气，以及将来的情形，如何黑暗可怕了。于是他极力呼吁要以科学来医治昏乱与黑暗的思想病：“我希望也有一种七百零七的药，可以医治思想上的病。这药原来也已发明，就是‘科学一味。为什么呢？“因为科学能教道理明白，能教人思路清楚，不许鬼混。当我们读了鲁迅在“五四时期讲的这些话，就明白了他致力于科学传播的意义所在，他的劳绩并非一时情感冲动或兴趣所致。

    对植物学的不衰热情

    在自然科学的学科中，鲁迅情有独钟的是植物学，从幼年开始直到生命的晚年，都保持了不衰减的热情。

    可以说，鲁迅对植物有一种自然的亲情，只要读读他关于百草园的描写便可领略到这种感情：我家的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园，相传叫做百草园。现在是早已并屋子一起卖给朱文公的子孙了，连那最末次的相见也已经隔了七八年，其中似乎确凿只有一些野草；但那时却是我的乐园。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也不必说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里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单是周围的短短的泥墙根一带，就有无限趣味。油蛉在这里低唱，蟋蟀们在这里弹琴。翻开断砖来，有时会遇见蜈蚣；还有斑蝥，倘若用手指按住它的脊梁，便会啪的一声，从后窍喷出一阵烟雾。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木莲有莲房一般的果实，何首乌有拥肿的根。有人说，何首乌根是有像人形的，吃了便可以成仙，我于是常常拔它起来，牵连不断地拔起来，也曾因此弄坏了泥墙，却从来没有见过有一块根像人样。如果不怕刺，还可以摘到覆盆子，像小珊瑚珠攒成的小球，又酸又甜，色味都比桑椹要好得远。这是一个生物的世界，生机盎然，情趣无限，草木在鲁迅的眼里，具有了生命的乐趣，美的愉悦。在这样的乐园里，鲁迅认识了自然，认识了自然界的种种生命；只有在生命的经验中，保留了那一片美好的记忆，才会将一个杂草丛生树木乱植的园子描绘得如此生动，富有生命的情趣。

    然而，这样的日子并没有伴随他走完生命的童年。他不得不遵从家长的意志，告别了百草园，告别了蟋蟀、覆盆子和木莲，进入另一个对儿童来说是沉闷了无生趣的世界：书塾。他是带着依依惜别、怅然若失以及极大遗憾离开了百草园的。但是，童年时留下的美好印象，再也难以抹去。当他不能在自然的草木花丛中去享受自然生命所带来的欢乐时，就以另一种方式，来继续维持对植物世界的热情，即从书本中，从植物学中，寻找生命的绿色和生命的鲜花。他一生都钟情于植物学，对植物始终持有敏感的感知力，与童年时在百草园的体验是分不开的，不能说童年的经验是他热爱植物学的主要动力，但至少是他对植物学喜欢的情感、心理及认知基础。

    在离开家乡之前，是鲁迅在感性上接触植物学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接受更多的是感性知识。在三味书屋读书期间，课余看的书相当多，但植物学方面的书是他最爱看的，周建人的回忆很能说明这一点。他说：“鲁迅先生小时候买的书多数是‘花书，便是各种画谱，细细翻阅，收藏起来，对于书，他非常宝贵，舍不得有一点污损或折皱。翻书页时很当心。买来如见有污损，便拿去掉换。因为书店里钉得不好，常常自己钉过。空闲时也种花，有若干种月季，及石竹，文竹，郁李，映山红等等，因此又看或抄讲种花的书，如《花镜》，便是他常看的。他不单是知道种法，大部分还要知道花的名称，因为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这一时期，他读抄过《南方草木状》、《兰蕙同心录》、《广群芳谱》、《释草小记》、《毛诗品物图考》、《茶经》、《五木经》、《耒耜经》等有关植物方面的书。特别需要指出的，他还抄过《野菜谱》。此书是讲遇到荒年，食粮不够，野菜可以充饥，谱上所画就是可食之野菜。鲁迅为什么要抄写此书，周作人有过说明：“这书还有一样特色，它的品种虽是收得比较少些，但是编得很有意思，在每一幅植物图上都题有一首赞，似歌似谣，虽或有点牵强，大都能自圆其说。鲁迅影写这一卷书，我想喜欢这题词大概是一部分原因，不过原本并非借自他人，乃是家中所有，皮纸大本，是《农政全书》的末一册，全书没有了，只剩此一册残本，存在大书橱的乱书堆中。依理来说，自家的书可以不必再抄了，但是鲁迅却也影写了一遍，实在只是对于《野菜谱》特别的喜欢，所以要描写出来，比附载在书末的更便于赏玩罢了。

    上面提过，鲁迅在少年时代，常看的植物学书是《花镜》。鲁迅不仅看了此书，还在上面写下了许多自己的注解。《花镜》，作者陈子，又名扶摇，别号西湖花隐翁，杭州人。一六八八年，他完成了这部专门论说种花技术及相关理论的著作。全书共六卷，第一卷是栽花月历，第二卷栽培总论，第三至第五卷是栽培各论，第六卷附禽兽麟虫考。作者在《自序》中说：“余生无所好，惟嗜书与花。年来虚度二万八千日，大半沉酣于断简残编，半驰情于园林花鸟，故赢笔乘书囊。枕有秘函，所载花经、药谱。所以《花镜》又名《秘传花镜》，显然凝聚了作者一生的心血，是经验之总结。该书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提出了通过人工培育，可以改变植物特性的观点。鲁迅看过的那本《花镜》，现存绍兴鲁迅纪念馆。

    这个时期接触植物学，一是爱好兴趣所使，但也不排除他作为课余的调节，是摆脱成天读古书所带来的沉闷的一种方法，从花木之中寻找生的灵气，我想应是他喜欢植物学书的另一理由。

    离开家乡，到南京到日本，以后在北京、上海等地生活，他对植物学的兴趣不减。这时期，由于学业、工作乃至生活等关系，他没有将植物学作为他的主业来研究，但他随时留心，心中对植物学的那片亲情始终留存不泯。他抄录古籍中的植物学内容，校勘古代植物学典籍，翻译外国植物学著作，逢人便讲草木，在居住点种树栽花。这时，他既有少年时的相同点，体现出对绿色生命的渴望，是解除沉重生活压力，抵制没有生机社会的一种手段；但又有所不同，他更注重将植物学的知识与生物进化论联系起来，他比较注意吸收植物学学科的理论与方法，更系统地掌握近代植物学的科学知识体系。所以，既是感性知识的积累，又是理性思想的升华。

    南京，是他学习近代自然科学的起点。这时主要学的是有关开矿的基础和专业课，植物学不是专业的内容。可鲁迅还是留心观察植物，搜集材料，现存他所作的《莳花杂志》二则可见一斑：晚香玉本名土螺斯（英语tuberose的音译），出塞外，叶阔似吉祥草，花生穗间，每穗四五球，每球四五朵，色白，至夜尤香，形如喇叭，长寸余，瓣五六七不等，都中最盛。昔圣祖仁皇帝（指康熙帝）因其名俗，改赐今名。

    里低母斯（英语litmus的音译，即石蕊），苔类也，取其汁为水，可染蓝色纸，遇酸水则变为红，遇硷水又复为蓝。其色变换不定，西人每以之试验化学。

    在南京时，鲁迅还写过一些诗，从这些诗中，也可窥视他对植物的一往情深：

    莲蓬人

    芰裳荇带处仙乡，风定犹闻碧玉香。

    鹭影不来秋瑟瑟，苇花伴宿露瀼瀼。

    扫除腻粉呈风骨，褪却红衣学淡妆。

    好向濂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

    又《别诸弟三首》之二：

    日暮舟停老圃家，棘篱绕屋树交加。

    怅然回忆家乡乐，抱瓮何时共养花？

    一九〇一年初夏，寓居上海的湖南长沙人林步青，写了《惜花四律》，鲁迅从《海上文社日录》读到此诗后，写了《惜花四律·步湘州藏春园主人元韵》。从这些诗中，可以看到鲁迅对植物的款款深情，现录二首如下：

    鸟啼铃语梦常萦，闲立花阴盼嫩晴。

    怵目飞红随蝶舞，关心茸碧绕阶生。

    天于绝代偏多妒，时至将离倍有情。

    最是令人愁不解，四檐疏雨送秋声。

    繁英绕甸竞呈妍，叶底闲看蛱蝶眠。

    室外独留滋卉地，年来幸得养花天。

    文禽共惜春将去，秀野欣逢红欲然。

    戏仿唐宫护佳种，金铃轻绾赤阑边。

    惜花之情跃然纸上，对植物生命之爱，还用我们再多费笔墨么？

    旅日几年，他对植物学不再停留在直观认识接触的阶段，而是从学科的角度去加以接受和研究，知识更为丰富系统，理论水平得到提高，对他认识科学本身以及他思想上真正接受进化论，都有重要作用。他读了相当多的近代植物学家的著作，从他所写的《人之历史》、《科学史教篇》等文看，他接触或读过瑞典生物学家、动植物系统分类的创立者林奈、法国生物学家兰麻克、大诗人歌德、瑞士植物学家德堪多以及达尔文等人有关植物学方面的著作。如他在《人之历史》一文中介绍了林奈和歌德的著作的特点及贡献。他介绍林奈时说：“林那者，瑞典耆宿也，病其时诸国之治天物者，率以方言命名，繁杂而不可理，则著《天物系统论》（现通译《自然界系统》），悉名动植物以腊丁（即拉丁文），立二名法，与以属名与种名二。……且所著书中，复各各记其特点，使一披而了然。在讲到歌德时说：“著《植物形态论》，谓诸种植物，皆出原型，即其机关，亦悉从原官而出；原官者，叶也。介绍言简意赅，特点与贡献顿时呈献出来。据许寿裳讲：在日本弘文学院时，鲁迅买了日本人三好学著的《植物学》两厚册，且发动同学在所住的地方一起种花草。

    留学归国后，在杭州、绍兴时，他一方面积极采制植物标本（下一节详述），一方面从古书中抄录有关植物学的内容。他所抄录的两大册《说郛录要》，所录皆是花木类的谱录。在此类手抄的谱录中，他最看重的是《南方草木状》和《岭表录异》。他为了想更好地保存和传播这两种典籍，想将它们校刊予以出版，其中的《岭表录异》已经辑录校勘完成，时间是在一九一〇年至一九一一年初，鲁迅根据武英殿聚珍本为底本，进行增补校订。在一九一三年十一月四日的日记中提到了校勘稿：“下午得二弟所寄书一束，内《急就篇》一册，写本《岭表录异》及校勘各一册。后来，他在《三闲集·鲁迅译著书目》一文中的“所校勘者，为栏里，清楚地写上“唐刘恂《岭表录异》三卷（以唐宋类书所引校《永乐大典》本，并补遗。未印。）该书分上中下三卷。上卷收四十一条，讲的多为岭南的地理气候，风土人情；中卷也收了四十一条，内容系岭南的花草菜果，树木禽鸟；下卷共四十二条，讲的是鱼虾水产昆虫等物。不知何因，此书未能出版，现鲁迅的校勘本仍存北京鲁迅博物馆中。《南方草木状》未校勘，抄本现藏绍兴鲁迅纪念馆。此外，辛亥前后，鲁迅还抄录过竹谱、笋谱。

    还有一件事可以说明鲁迅的态度。鲁迅从小就喜欢种花草，周建人回忆，在少年时代，“鲁迅先生自幼非常喜欢植物，他所种的大都是普通的花草，没有什么‘名贵或奇异的植物，这正是表明他真正喜欢植物。他种的有映山红、石竹、盆竹、老勿大（即平地木俗称）、万年青、银边万年青、黄杨、子、佛拳、巧角荷花、雨过天晴、羽士装、大金黄（这四种均月季花）、‘芸香、蝴蝶花、吉祥草、萱花、金钱石菖蒲、荷花、及夜娇娇、鸡冠花、凤仙花、茑萝松等等。草花每年收子，用纸包成方包，写上名称，藏起来，明年再种。并且分类，定名称，拿《花镜》、《广群芳谱》等作参考，查考新得来的花草是什么植物。正是通过种花草，他得以掌握了它们的生长特性。比如《花镜》上说映山红“须以本山土壅始活，鲁迅在书上批注说，此种花“性喜燥，不宜多浇，即不以本山土栽亦活。在北京居住的十几年中，他换过几次住处，但只要在一处住的时间相对较长，就要种树栽花。八道湾十一号，鲁迅在此住了近四年。鲁迅在他住的房前亲手栽过两株丁香，一棵青杨。“青杨笔挺屹立在院中，俯瞰众芳，萧萧作响，深为鲁迅喜爱。从一九二四年五月到一九二六年八月，鲁迅住在西三条二十一号。一九二五年四月，鲁迅请花匠在院内种植了丁香、碧桃、花椒、刺梅、榆梅、青杨，使小小的庭院更加幽静美观。直到在上海生活的年代，他仍然对植物学怀有深情，前面讲过他翻译日本人的《药用植物》一书，就是明证。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当许广平生下海婴的第二天。“他非常高兴地走到医院的房间里，手里捧着一盘小巧玲珑的松树，翠绿，苍劲，孤傲，沉郁，有似他的个性，轻轻地放在我床边的小桌子上。以前他赠送过我许多的东西，都是书，和赠送其他朋友一样。这回他才算很费心想到给我买些花来了，但也并非送那悦目的有香有色的花朵，而是针叶像刺一样的松树，也可见他小小的好尚了。另外，据周建人讲：“他喜欢讲草木的书籍的脾气一直保存着，住在上海北四川路时候，有一天往隐庐去，看见方时轩《树蕙编》，便买了一本。但不久送给我了。对于一位并不从事植物学专业研究的人来说，能保持着终生的兴趣，实在是不易的事情，只有像鲁迅这样富有持久性和韧性的人才能做到；而且他不仅自己学植物学，还劝别人也学习。这样的钟爱，除了喜欢、热爱这些理由以及幼年时的经验外，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周建人所总结的：“鲁迅先生喜欢研究植物学，还别有理由存在，第一，他以为研究植物学材料容易拿到手。……鲁迅先生又相信在目前这种社会里，各个所做的职业，大都不会合于自己的趣味的，因此，……随自己的职业外，可以再学习些自己觉得有趣味的东西，这样，可以学得知识，同时也得到娱乐。他以为学文字学，学进化论，都是好的，但植物学更适合于这样的目的。所以，当我们翻读鲁迅日记时，便可发现，在鲁迅所买的自然科学书籍中，生物学占绝对多数，其它学科的书籍很少，其中植物学又占了相当的数量。从一九三〇年到他逝世为止，在日记中有记载的植物学书籍主要有以下多种：《汉药写真集成》、《食疗本草的考察》、《园艺植物图谱》、《植物的惊异》、《牧野植物学全集》、《牧野氏植物随笔集》、《东亚植物》、《野菜博录》、《植物集说》、《植物分类研究》。可以说，对植物学的爱好真正贯穿了他的一生，能将业余兴趣保持如此之久确实是罕见的。

    在实践中求知

    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这是我国古代智者的至理名言。它以朴素的语言，阐明了一个深刻的道理：书本、理论应和实践相结合，不亲身投入实践，从书上得来的知识和理论，就不能真正领会和吸收，书本和理论正确与否也无法得到验证；或者说，离开实践，仅仅在书中论道、纸上谈兵，没有实践作为思想、理论的支撑，必然是苍白的，无力的，甚至是错误的。

    鲁迅一生的伟大业绩，是与他的深入社会、将社会实际情况与思想结合起来紧紧相联的；通过观察、搜集各方面的信息，进行综合分析，然后提升到理性的层次给予总结，最后形成自己的思想，是鲁迅最主要的思维程序。他之所以是思想的巨人，其真实的根基正是深远而广阔的历史与现实的生活土壤。这应当说，主要归功于他接受了自然科学的训练；从事实入手的认识途径，又必然地与他在自然科学方面的亲自实践的经历，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鲁迅最初进的是矿路学堂，所学专业是开矿。鲁迅觉得，书本上所学的知识，如果没有自己的亲身经验，掌握是不全面的。譬如说，学了矿物学和矿物识别之类的课，不能够将矿石学书上所说与实物对应，即使知道的名称再多，也无多大实际意义。当真正的矿物出现在面前，也不知是何物；正如一些城里的学生，长期不接触农作物，见到小麦往往视为韭菜，也就是缺乏实物认识经验带来的必然结果。鲁迅所学专业，更是需要实践的环节，对此，他是有认识的。因此，他特别注意自己亲自到野外去采集矿石标本。周建人回忆道：“为了学习的需要，鲁迅还采集了不少矿石标本，每次放假都要带回一些来，放在一个木匣里。记得有铁矿石、铜矿石、石英石、三叶虫化石，还有像石榴一样的矿石。这一回忆是准确的，有周作人的日记为证。在周作人一九〇一年的日记中，有两则涉及到鲁迅采集矿石标本：“初九日（指二月初九）：阴。上午发金陵信，并矿砂一包，收回信票一纸。

    周作人后来在日记里面，专门作了说明：“这矿砂大概是遗忘在家的，装在信内寄去，所以是交给民信局，照例先付一百文，信局填给一张回单的。可以推断，这包矿砂是鲁迅利用假期在家乡采集的。

    “十月初十日：晴。下午大哥来，说昨日始自句容回来，袖矿石一包见示，凡六块，铁三、铜二、煤一，均存予处。傍晚大哥回去。

    按照当时学堂的规定，高年级学生要到青龙山煤矿实习，这自然是学工程技术的重要实践环节。每逢这种时候，鲁迅总是积极参加，争取获得更多的实践性知识。鲁迅所读学堂，最初开办是由于知道青龙山矿有丰富的煤藏量，所以鲁迅他们实习就在青龙山煤矿。不过，鲁迅他们去实习时，该矿已经处于荒废状态，原因说来很简单，但也暴露出了官僚们的无知与荒唐。青龙山煤矿最初勘察和采掘时，碰到的是储煤较多的“鸡窝煤层，煤产量高，又很集中，进展很顺利。官僚们一看，开矿并没有大不了的事，不需要多么复杂的技术。于是他们认为用高薪聘请德国工程师不划算，便将其辞退，换了一个外行。结果，等到“鸡窝层采完，“就连煤在那里也不甚了然起来，终于是所得的煤，只能供烧那两架抽水机之用，就是抽了水掘煤，掘出煤来抽水，结一笔出入两清的帐。……到第三年我们下矿洞去看的时候，情形实在颇凄凉，抽水机当然还在转动，矿洞里积水却有半尺深，上面也点滴而下，几个矿工便在这里面鬼一般工作着。从整个情况而言，鲁迅在矿山的实习，似乎没有太大的收获，一是了解矿山仅一处，对复杂的地质结构及其矿藏情况缺少更多的实地考察；二是青龙山矿自身的没落，即使对采掘工艺的了解也是有限的。鲁迅自己就不无遗憾地说道：“听了几年讲，下了几回矿洞，就能掘出金银铜铁锡来么？实在连自己也茫无把握，没有做《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论》的那么容易。但也不能一概而论，通过实地调查实习，他至少明白了开矿并不容易的道理，这是一；他也了解了矿山开采的基本技艺，这是二。正是具有了这些实践得来的知识，加上书上所学，他才能在后来的一次黄埔军校的演讲中，颇为自信地说：“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真正使鲁迅获得较大益处的是在植物学方面的实践。一九〇九年夏，鲁迅身为家庭长子，不得不承担起家庭的经济责任，于是只好回国，先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在此的一年中，除了上课，他将许多业余时间花在了采制植物标本上。他的挚友许寿裳回忆道：“他在杭州时，星期日喜欢和同事出去采集植物标本，徘徊于吴山圣水之间，不是为游赏而是为科学研究。每次看他满载而归，接着做整理，压平，张贴，标名等等工作，乐此不疲，弄得房间里堆积如丘，琳琅满目。又据当时与鲁迅同在学校任教的杨乃康先生说，在杭州时，鲁迅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标本的采制，曾想编写一本《西湖植物志》，后来估计是过早离开了杭州，此愿未能实现，这也确实是一件遗憾事！在杭州生活了一年后，他又回到家乡绍兴，先后担任绍兴中学堂教员兼监学、绍兴师范学校校长等职。此时，他对采集植物标本用力更勤。他在家里专门配制了采集植物标本的工具，铁铲和白铁桶。他去过不少地方，采集植物标本。周建人曾这样回忆道：“在绍兴，鲁迅继续做采制植物标本的工作。有几次，他约我一起，出城六七里，到大禹陵后面的会稽山采集。有一次，先在一座小山上采了两种植物，后来又攀上陡峭的山岩，采到一株叫‘一叶兰的稀见植物。还有一次，我们一起到镇塘殿观海潮，潮过雨霁，鲁迅看见芦荡中有野菰，正开着紫花，他就踏进泥塘，采了几株，皮肤也让芦叶划破了。鲁迅有一篇《辛亥游录》，记的就是这两件事。下面录下此文，既可作漂亮的游记欣赏，亦可了解鲁迅采集植物标本的实践活动。

    辛亥游录

    一三月十八日，睛。出稽山门可六七里，至于禹祠。老藓缘墙，败槁布地，二三农人坐阶石上。折而右，为会稽山足。行里许，转左，达一小山。山不甚高，松杉骈立，刺木棘衣。更上则刺木亦渐少，仅见卉草，皆常品，获得二种。及巅，乃见绝壁起于足下，不可以进，伏瞰之，满被古苔，蒙茸如裘，中杂小华，五六成簇者可数十，积广约一丈。掇其近者，皆一叶一华，叶碧而华紫，也称一叶兰；名以叶数，名华以类也。微雨忽集，有樵人来，切问何作，庄语不能解，乃绐之曰：“求药。更问：“何用？曰：“可以长生。“长生乌可以药得？曰：“此吾之所以求耳。遂同循山腰横径以降，凡山之纵径，升易而降难，则其腰必生横径，人不期而用之，介然成路，不荒秽焉。

    二八月十七日晨，以舟趣新步，昙而雨，亭午乃至，距东门可四十里也。泊沥海关前，关于沥海所隔江相对，离堤不一二十武，海在望中。沿堤有木，其叶如桑，其华五出，筒状而薄赤，有微香，碎之则臭，殆海州常山类欤？水滨有小蟹，大如榆荚。小如鱼，前鳍如足，恃以跃，海人谓之跳鱼。过午一时，潮乃自远海来，白作一线。已而益近，群舟动荡。倏及目前，高可四尺，中央如雪，近岸者挟泥而黄。有翁喟然曰：“黑哉潮头！言已四顾。盖越俗以为观涛而见黑者有咎。然涛必挟泥，泥必不白，翁盖诅观者耳。观者得咎，于翁无利，而翁竟诅之矣。潮过雨霁，游步近郊，爰见芦荡中杂野菰，方作紫色华，得数本，芦叶伤肤，颇不易致。又得其大者一，欲移植之，然野菰托生芦根，一旦返土壤，不能自为养，必弗活矣。

    对植物标本的采集，鲁迅是处处留心，时时关怀的。上面所引第二篇中得野菰一事就是无意中获得，但这种无意却寓于有意之中。据绍兴中学堂当时的学生吴耕民先生回忆，只要外出远足，鲁迅总是在前面带队，“还在肩上背着一只从日本带回来的绿色洋铁标本箱和一把日本式的洋桑剪。沿路看到有些植物，他就用洋桑剪剪了放进标本箱内。因为当时的绍兴，以前从未有人采集过植物标本，学生都视为是新鲜而奇怪的事。吴耕民这些学生就乱猜测，以为标本箱是药箱，鲁迅学过医，采集植物就是采药草去治病用。一次，吴耕民问鲁迅先生究竟是为什么？鲁迅先生幽默地回答说：“葫芦里卖药，小孩子不懂的，这是采植物做标本用的。

    周建人讲，“鲁迅先生把植物采来，把枝条剪成适当的长短，又把一张报纸对裁开，又对折拢，把整株的植物或剪好的枝条，夹在中间，同时夹入一张纸条，写明植物的名称，采集的地方和年月。在这一夹纸的上下，更衬上几张四折的报纸。研究植物的人制标本常用压榨器，但鲁迅先生在家中制标本只用木板制的夹板，夹板用绳扎住，可以晒在太阳下面，使标本快点干燥。

    如果讲究一点，衬纸是应当用吸墨纸的，但是鲁迅先生只用旧报纸，也一样能够做成标本。

    采制植物标本，增强了鲁迅野外调查的能力，锻炼了自己观察的敏锐性，提高了自己的鉴别力，也熟练掌握了制作标本的动手能力，这些对于他后来的创作、思想的成熟，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影响。更值得强调的，他通过制作标本，促使他更多地去学习植物分类学的理论与方法。周建人讲，“鲁迅先生自己所做的，和指导别人所做的，关于植物学的研究上的工作，主要的是采集，记载，保存等等；主要的是分类学的工作。鲁迅所处的时代，科学的分类，在中国，是最需要也亟待完善的时代。据周建人讲，“那时侯的植物分类法盛行大陆派德国恩格勒的分类法，鲁迅先生也常常检查恩格勒的分类表，虽然也读丹麦怀尔明的《植物系统》等著作。所以，我们知道，鲁迅在植物分类学方面是下了功夫的。用科学的方法去采集标本，加以分类，反过来以采集标本促使去掌握先进的方法，这不仅是思维方法的训练，本身也是一种知识的吸收。鲁迅办事条分缕析、清清楚楚，即使是书帐，也弄得明明白白，这与他在学习自然科学及其实践中所形成的某些思维方式，是有一定关系的；对于他整理、校勘古籍，编辑书刊，当然也是颇有益的。

    最后，谈谈鲁迅讲授自然科学课程的实践活动。归国后，鲁迅一开始就在杭州两级师范学堂教书，担负生理卫生和化学的教学工作，并为日本人讲授的生物学课当翻译。在上生理卫生学时，为了使学生学好，他自编了《生理卫生学讲义》，且翻译了德文版的《生理卫生目录》。讲生理卫生课，在当时的中国本来就是新的事物，尤其是讲人的生殖系统，即使在新学堂，也是要有十分的勇气和胆力的。夏尊先生对鲁迅讲生殖系统的事记忆犹新：“曾有一次，答应了学生的要求，加讲生殖系统。这事在今日学校里似乎也成问题，何况在三十年以前的前清时代。全校师生们都为之惊讶，他却坦然地去教了。他只对学生们提出一个条件，就是在他讲的时候，不许笑。他曾向我们说：‘在这些时侯，不许笑是个重要条件。因为讲的人的态度是严肃的，如果有人笑，严肃的空气就破坏了。大家都佩服他的卓见。据说那回教授的情形，果然很好。别班的学生，因为没有听到，纷纷向他来讨油印讲义看，他指着剩余的油印讲义对他们说：‘恐怕你们看不懂的，要么，就拿去。原来他的讲义写得很简，而且还故意用着许多古语，用‘也字表示女阴，用‘了字表示男阴。这确实是大胆的举动了，为了宣传科学的知识，他敢冒世人的冷眼，敢向愚昧和世俗挑战，是令人敬佩的。这次教学的实践，当然也锻炼了鲁迅，也显现出了他的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勇士品格，对培养他严肃而不马虎的人生态度，也具有一定的意义。

    还有一件事，值得一讲。许寿裳回忆，在两级师范教化学课时，一次要做氢气的燃烧试验，由于忘带火柴，便要出教室去拿火柴，走时，他告诉学生，不要动收好了的氢气瓶，以免混入空气，在燃烧时引起爆炸。但他取火柴回来一点火，就爆裂了；手被炸伤，血溅在了白色的西服袖口和点名册上。这时他发现前面原先坐了人的两个位置空着的，他明白了：是学生趁他出去时放进空气后，又躲到后面去了。这件事，也许是学生故意恶作剧，但更可能是出于好奇和无知，试试老师所说是否可信。我想，从这件事，鲁迅更理解了实践的作用。他后来不仅自己去实践，也常告诫青年重视实践，与此次事件是不是有一定的关系呢？从另外一个消极的角度看，如果学生真是有意捣蛋，那对他的刺激也不会小。后来孙福熙在《我所见于示众者》里说：“鲁迅先生是人道主义者，他想尽量的爱人；然而他受人欺侮，而且因为爱人而受人欺侮。倘若他不爱人，不给人以轻气瓶中混入空气，燃烧时就要爆裂的智识，他不至于炸破手。问题也不会有孙福熙讲的那样严重，鲁迅也不会因为学生的捣蛋（恶作剧，故意的）而放弃爱别人的人生态度，他也不会因此而置学生于不顾，后来的事实足可说明一切。但这次事件，也许给了鲁迅另一种知识：不要过于轻信别人。这一点在后来的人生路上，他是有清醒的头脑的。

    教学的实践，对鲁迅来说，收益是很大的。讲自然科学课，更要注重概念清楚，简洁明了，要深入浅出。鲁迅的教学，证明他正是按照这种规律来教课的。一位听过鲁迅讲课的人的回忆就足可说明：“鲁迅先生讲的课，简明扼要，清楚，容易懂，也容易记住，听过以后，考试起来用不着怎样准备的。他编的讲义，也容易懂，容易记住的。这种特点与他后来创作、写杂文不是非常一致吗？

    实践是认识之源，实践是理论之母，实践是检验真理之标准，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客观规律。鲁迅学习自然科学，对实践的意义是有深刻理解的。一切知识来源于实践，理论不过是实践的总结与升华，他曾以生动的描述回答了这一问题。在讲到《本草纲目》这部巨著时，他说：“大约古人一有病，最初只好这样尝一点，那样尝一点，吃了毒的就死，吃了不相干的就无效，有的竟吃到了对症的就好起来，于是知道这是对于某一种病痛的药。这样地累积下去，乃有草创的记录，后来渐成为庞大的书，如《本草纲目》就是。这就是他对实践的最好理解。

    自然科学与文学创作

    鲁迅喜欢、热爱自然科学，也有过实践，但他并非自然科学家，在自然科学领域也没有什么贡献。他的贡献是在宣传自然科学的思想，是引导别人走向科学的道路，让人们掌握科学的思想与方法，使人们睁开眼睛，去认识人自身及自身外的世界，一言以总之，着重点在科学的启蒙价值。

    鲁迅是接受科学精神熏陶的受益者，他的思想成就得益于科学的训练已不待言，就文学创作来讲，他也深受其惠。周建人在讲到鲁迅与自然科学的关系时，曾指出了鲁迅作为文学家对科学的重视。他说：“就一般的知识分子来说，学习科学实能给予一种思想知识上的帮助。学习科学不仅给人们以知识，还给他锻炼求知的力量，和怎样正确地去要求知识，怎样明晰地观察，探究，使他所知道的事情更真实。即使爱好文艺之类的人，我想，有了科学的底子，再写小说、杂文或批评之类的文字时，也许能写得更好些。这就得到了学习科学的帮助。鲁迅先生时常说：学习科学或工业的人常有轻视文艺的错误，他们常这样说：文艺有什么用处呢？大可以不必去学它。鲁迅先生遇到这种时候，就告诉他们说：学文艺的人却一点也不看轻科学和工业，反而竭力主张学文艺及别项东西的人，还应该学科学的。鲁迅提倡读科学书的文字，在鲁迅笔下是经常出现的。他为什么主张学文艺的人要学科学呢？因为科学诚如周建人所说，对文学创作大有裨益。鲁迅的文学成就，就与自然科学的训练分不开。

    科学的思想、精神和方法，已深深地溶解在他的思想情感之中，内化在思维，认知结构里。

    从整体上讲，鲁迅的小说、杂文充满了对历史和现实的批判意识。批判意识的产生，既来自西方思想家如尼采等人的影响，又来自自然科学家在追求物质世界真理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理性精神，而理性精神的重要组成就是批判精神。历史上的一切科学的重大发现，一切重要的思想成果，既是对前人的继承之结果，又是对过去陈说批判的产物。鲁迅作为思想家、文学家的重要特点，就是对历史和现实中的种种谬误，形形色色的旧思想，影响腐蚀民族性、国民性格的封建痼疾，给予了全方位而又具有历史深度的批判，一切阻碍历史和社会、人自身进步的旧有之物，统统都遭到了他无情的鞭挞与严峻的扫荡。他的杂文，被人们视为匕首、视为投枪，恰恰就是战斗批判性的证明。他的小说也是如此。在他主要的小说中，始终洋溢着批判的精神，在同情弱者不幸命运的时候，他始终也在解剖着他们自身的弱点；在把笔锋指向旧有的制度时，枪刺也挑开了灵魂中的阴暗。《狂人日记》对家族礼教制度“吃人的暴露，以及对“被吃者不自觉地参与“吃人的深刻揭示，显示了鲁迅强烈的批判意识。《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不幸的，但他的丧失自立能力和迂腐的旧知识分子的酸气，在鲁迅笔下，也得到了毫不客气的描写，而批判的真正目标却是千百年来的科举制度的弊端。《药》，虽然作者在描写时是冷静的，给人的感觉也有一种阴冷之气，可给读者最终的效果是惊心动魄的，令人深思的；血腥的反动派的屠杀，在不经意中得到控诉，而华老栓的愚昧与麻木，是一种精神上的堕落，鲁迅着力要批判的就是这种精神之病，所谓“药，正是为治精神愚昧和心灵麻木而设下的象征。这是非常深刻的，其批判力度在古代中国的小说中是罕见的。《一件小事》，对坐车的“我的自私的批判，令人难忘。《故乡》中对造成闰土命运变化的外部环境的揭露，对小市民的描写，亦含有批判的意义。《阿Q正传》是现代小说的经典之作，鲁迅的创作意图旨在描写沉默的国民的魂灵。对阿Q，他当然哀其不幸，但对他的自欺、健忘、怯卑、自尊自大而又自轻自贱、以精神胜利法来消解别人加之于己的屈辱等等弱点，又是怒其不争的，批判的倾向是鲜明的。即使在近于散文的小说《兔和猫》中，对小兔的关心体现了作者对弱者的爱与同情，可对黑猫——害小兔者，他却表现出极大的愤怒。猫在这里，和小兔一样，与其说是两种动物，不如说是两种不同命运者的象征，猫，代表的是滥毁生命的元凶，是残暴的代名词。字里行间，批判激情回荡。《祝福》通过祥林嫂的命运，将锋芒直指封建时代的夫权、神权和族权，把笼罩在祥林嫂周围的、并最终摧毁了祥林嫂精神支柱的礼教、迷信及冷漠的氛围，深刻而生动地展示出来，作者对那些以咀嚼祥林嫂之痛苦而感到快意的、愚昧而少同情心的鲁镇人，既感到悲哀与痛心，又在行笔之中予以了不动声色的谴责。《在酒楼上》、《孤独者》这两篇小说，对曾经在反封建斗争中冲锋陷阵，而后却退缩落伍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分析和解剖。一方面，人们可以看到现实的负面力量是那样强大和沉重，似乎使革命者们难以抵制；一方面，早先民主战士自身的弱点也是“落伍者们致命的原因。鲁迅既对黑暗现实给予了无情揭露，对“落伍者本身，也进行了深刻反省和适度批判。再如《肥皂》对伪道学家四铭的入木三分的刻划，《弟兄》中对潜意识中自私利己的剖析，《伤逝》中对涓生与子君婚姻的破裂原因之探讨，都在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内容，显现出了作者对现实和人物自身局限的批判意识。《离婚》中对代表权力的七大人的嘲讽，批判锋芒是那样鲜明，而对爱姑从斗争到妥协的历程，作者既看到了那时女性的朦胧觉醒，同时也在客观上批判了她自身不可避免的缺陷，并通过爱姑的命运，向强大的封建势力射出了有力的子弹。即使在《故事新编》那些历史小说中，在历史与现实交织的描写中，种种脸谱和人生世相，五花八门的陈旧的思想，在鲁迅笔下也得到了真实反映，批判意图是清清楚楚的。

    早在日本留学时期，鲁迅就接受了科学批判精神的洗礼。他在《科学史教篇》中，对英国哲学家、实验科学的先驱者罗吉尔·培根提出的、造成人类无知的几个原因十分赞同。罗吉尔·培根认为崇拜权威、因循旧习、固执偏见、狂妄自负，是科学落后的重要的思想基础。这本身就含有两层意义：一是对固有的阻碍科学发展的思想提出了批判；一是人们必须要敢于向权威挑战，敢于向各种偏见和旧习惯挑战，也就是说要养成批判的，独立思索的能力和精神。

    批判本身不是目的，目的在于创新。鲁迅对国民劣根性的批判，对封建社会的暴露，对各种反动势力的不懈斗争，是为了追求中国的理想人性，建设没有“吃人的“第三样的时代，是为了一个具有健康机体，使人们能真正全面发展的社会，这同科学家的创新，结果虽然不同，性质却是一致的。

    鲁迅是具有超越古范、别立新宗的创造能力的。他是中国现代小说的奠基者，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他为现代小说提供了新的主题，尤其是他在农民、知识分子题材方面的开拓，是前无古人的。他一改传统小说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占据主角的情况，第一次真正将普通的农民，生活在底层的不幸人们推到了作品主人公的地位；他吸收了古今中外艺术之长，在揭示人物精神和心理方面，达到了中国古代从未达到过的高度和深度，像对阿Q的“精神胜利法的概括与揭示，就是空前的创造。在艺术表现方面，也显现出了他的巨大的创造力。他的小说之所以新，在于他以全新的语言形式——白话，来写小说，在语言上是一次真正的革命。他的小说格式特别，既有传统小说的优秀手法，又不同于传统；既有西方近代小说的技巧，又不等同。他使用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一方面是严格的客观性和真实性，具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基本特征；一方面他又吸收了浪漫主义、象征主义等创作方法，从而形成了一个开放的现实主义体系。就他的每篇小说来看，各篇在写法上都很有些不同，《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即是明证。他的小说，有以写心理见长的，也有以人物行为为主的；有偏于主观抒情的，也有冷静客观描绘的；有情节的，也有近似随笔的；叙述角度也时有变化，人称常各有不同。他将历史与现实浑为一体，在深远的历史背景上，又涂上现代生活的油彩，其历史小说的创新意义大抵在此。所以，鲁迅的小说，是将思想家深邃的历史批判的目光，小说家特殊的观察力、表现力，诗人的热情与奔放的想象，学问家的胆识与学识结合在一起的崭新的艺术世界；是将各种体裁，如杂文、诗、散文，甚至戏剧等手法融汇一体的创造性的形式。所谓奠基者，自然不是人们随便乱封的，实在是鉴于他创造性的必然结论。

    科学的另一重要特质是客观求实。尊重事实，以客观的态度对待事物，是科学精神的体现，也是科学研究的主要态度和方法。鲁迅是一位严峻而清醒的现实主义大师，他虽然不乏激情，也有丰富的想象力，但他在创作小说和写散文时，他笔下的一切，都经得起历史和现实的检验。小说是建立在虚构基础上的，一切伟大的优秀的小说，都不可能是生活的原封不动的照搬；但小说的虚构又是建立在生活的真实经验之上的。鲁迅的小说，就是紧紧抓住这一要素的。生活中并不一定有阿Q这个人，然而似乎他又无处不在；“狂人所感到的“吃人的氛围和恐怖，那也是对封建社会本质的真实把握。鲁迅正是以客观的事实和历史、现实为基础，创造出他笔下的人物，建构小说的内容的。这已经是一个客观的共识。他的杂文，有的本身就是从事实立论的，有的是对历史和现实中的各种事实加以概括而成的。像“媚态的猫、“叭儿狗、“嗡嗡叫的蚊子、“挂着铃铛的头羊、“洋场西崽……等等，都是对某一类人的形象概括，具有生活中某一层面的本质真实。尊重客观事实，避免主观妄断，是鲁迅坚持的态度。这一点也是与他接受自然科学训练分不开的。他曾介绍过英国哲学家、科学史家华惠尔的思想，华惠尔认为学术衰落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热中之性——即单凭热情而不凭理智的主观武断。他非常熟悉科学史，对科学研究的尊重客观事实和规律的态度与方法，有深刻的认识，因而在他创作时，总是实事求是的，追求着客观的目标。有时写文章也有失误和不准确处，但他很快就会予以更正，如伤害了无辜，他也会予以道歉的。如鲁迅处理有关“杨树达惹是生非一事的态度，就是生动的例证。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早晨，一位自称叫“杨树达的学生找上门来，极尽无赖之能事。鲁迅后来便怀疑是学界或文界的对立人物，故意让他来找岔的，所以就写了《记“杨树达君的袭来》一文，交给了一编辑部，后来经过证实，并非是后来成为语言文字学家的那个“杨树达，而是一个神经失常，本名叫杨鄂生的人。于是鲁迅又写了《关于杨君袭来事件的辩正》，检讨了自己“太易于猜疑，太易于愤怒的不妥，以致造成了对真杨树达的伤害，并明确表示“由我造出来的酸酒，当然应该由我自己来喝干。这种勇于改过、承担责任的行为，不仅显示出了鲁迅对己严的准则，也体现出了尊重事实的客观态度。

    思想、精神、方法的影响已如上述，这当然是从主要方面而言的，其它诸如科学的探索精神等，对鲁迅影响亦深。此外，在知识性方面，鲁迅从自然科学中，获得的东西对创作帮助亦不小。

    《狂人日记》是大家熟知的名篇。小说塑造了一个迫害狂患者的形象。这一形象所涉及到的就有心理学、神经病学方面的知识，没有这方面的修养，“狂人的疯狂、混乱与恐惧，就不可能写得那么真实生动。再如《“蜜蜂与“蜜》一文，就是运用他学过的生物学知识，来解释有关现象，并对一些人的不正确的意见，提出自己的看法的。事情的起因是：作者张天翼写了短篇小说《蜜蜂》，小说讲的是一个养蜂场因蜂多花少，致使蜂群伤害了农民的庄稼，农民群起反抗、火烧蜂群的故事。小说发表后，陈思（曹聚仁）写了《“蜜蜂》一文，在文中，有这样一段话：“张天翼先生写《蜜蜂》的原起，也许由于听到无锡乡村人火烧华绎之蜂群的故事。那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敲诈不遂的报复举动，和无锡农民全无关系；并且那一回正当苜蓿花开，蜂群采蜜，更有利于农事，农民决不反对的。乡村间的斗争，决不是单纯的劳资斗争，若不仔细分析斗争的成分，也要陷于错误的。希望张天翼先生看了我的话，实际去研究调查一下。鲁迅看了这篇文章后，便针对文中蜂群采蜜有利农事的不全面的观点，用生物学知识予以了批评。他说：“昆虫有助于虫媒花的受精，非徒无害，而且有益，就是极简略的生物学上也都这样说，确是不错的。但这是在常态时候的事。假使蜂多花少，情形可就不同了。蜜蜂为了采粉或者求饥，在一花上，可以有数匹甚至十余匹一涌而入，因为争，将花瓣弄伤，因为饿，将花心咬掉，听说日本的果园，就有遭了这种伤害的。它的到风媒花上去，也还是因为饥饿的缘故。这时酿蜜已成次要，它们是吃花粉去了。像这种以科学知识为基础的批评，是有说服力的。

    在翻译方面，自然科学给鲁迅的益处也很多。鲁迅一生翻译的文学作品，数量相当多，由于文学作品是对生活的反映，故作品中的内容往往涉及到多方面的知识，缺少自然科学修养者，常常感到难度很大，科学的名词术语不用说有困难，许多动物、植物名的出现，因各国叫法不一，难度就更大。可这些对鲁迅来说，都能加以解决。如鲁迅曾翻译过荷兰作家望·蔼覃的长篇童话《小约翰》，书中涉及到很多植物、动物。为了使读者了解这些植物和动物，他写了《动植物译名小记》，从《小记》中，可以看到翻译的难度，如没有生物学的丰富知识，往往会一筹莫展，连鲁迅有时也颇费踌躇，遑论其他！现抄几则如下：

    一：“约翰看见一个蓝色的水蜻蜓（Libelle），想道：‘这是一个蛾儿罢。蛾儿原文是Feuersch metterling，意云火蝴蝶。中国名无可查考，但恐非蝴蝶；我初疑是红蜻蜓，而上文明明云蓝色，则又不然。现在姑且译作蛾儿，以待识者指教。二：“旋花（Winde）一名鼓子花，中国也到处都有的。自生原野上，叶作戟形或箭镞形，花如牵牛花，色淡红或白，午前开，午后萎，所以日本谓之昼颜。三：“Pirol。日本人说中国叫‘剖苇，他们叫‘苇切。形似莺，腹白，尾长，夏天居苇丛中，善鸣噪。我现在译作鹪鹩，不知对否。四：“第八章开首的春天的先驱是松雪草（Schneegl旿ckc灢hen），德国叫它雪钟儿。接着开花的是紫花地丁（Veilchen），其实并不一定是紫色的，也有人译作堇草。最后才开莲馨花（primelodschi sselblume），日本叫樱草，《辞林》云：‘属樱草科，自生山野间。叶作卵状心形。花茎长，顶生伞状的花序。花红紫色，或白色；状似樱花，故有此名。

    上面仅举了几例，《小记》里所释动植物名尚多。假使一般读者读书，遇到大量的此类物种，不看译者注释，自然不甚了了的。有的作品，像动物、植物类的物种，并不是单纯为了写物而出现作品中，往往与内容相关，因此了解它们，是有价值的，对理解作品是有用的。鲁迅所译的《小约翰》，象征性本来就强，作出解释尤有必要。我们举这些例子，是为了说明鲁迅喜欢生物学，在这里就派上了用场，而且从他的释名，更看出了他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态度，对无把握的一一加以说明，并不似有些人，或放过，或将不知当已知，糊弄读者。这就是鲁迅，这就是受过科学训练的文学家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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