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

    几十年的读书生活，使鲁迅对读书，有自己明确的目的和态度，并掌握了一套行之有效、至今仍富启发性的方法。

    为什么而读书？这是任何读书人都要解决的认识问题，也是读书的根本动力。从古至今，讲读书之目的的书，论为什么要读书的文献，确乎如汗牛充栋，可见之重要性。鲁迅对此有清醒而深刻的认识。如果说早年读书，尤其是幼时读书，带有明显的被动性，读书之目的是由家庭来确定，自己并没有鲜明的个体倾向的话，那么，从南京时起，其目的就逐渐形成，特别是到日本后，心系天下血荐轩辕，就成为他读书的根本选择和主要动力。

    读书目的的高远，使他对读书的认识上升到了高境界；境界的高远也决定着读书的态度。和古今中外名人一样，鲁迅读书的态度可以归结为一个字：勤。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这是一切成大器的读书人的不二法门，鲁迅亦然。勤学苦读，克服一切物质上的困难，使自己融汇在知识的海洋中，就是鲁迅读书的基本态度，也是他广阅博览具有丰富中外文化知识和修养的内在推动力和成为一代巨人的基础。

    仅仅有高远的理想和勤奋的态度还是不够的，这固然是读书的先决条件，但如无科学的读书方法，结果只能是事倍功半。在读书的实践中，鲁迅对精读与泛读、比较读、读书与思考等方面，有深刻的认识，形成了自己的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一生读书之多，对书本上的内容体会之深，并能通过阅读，提炼出自己的独特的思想，应当说，这都得益于他的读书方法。灵活多变，根据不同的书和不同的需要，采取不同的方法，乃是他一生读书方法之特点。更重要的是他不死读书，而是注重将书本与实际相结合，把静态的书本知识与动态的人生社会结合起来，即读社会和人生这部活生生的书，读这部最大最厚内容最丰富的书。在知识以爆炸速度倍增的现时代，在信息化的社会，如何吸取知识和信息，并充分利用它们为人服务，学习鲁迅的读书方法，无疑是有意义的事。

    心系天下血荐轩辕

    读书在中国历代，都受到重视和提倡。读书，目的是多样的，每一个人的读书之目的也不尽相同。在中国古代，大致而言，读书目的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种：

    “学而优则仕。在古代中国，读书是通向仕途的阶梯，是叩开官场之门的敲门砖。自科举制度创立以来，多少人为之皓首穷经，十年寒窗，苦读勤学，一心想在功名道上出人头地，追求一举成名天下皆知的效应；金榜题名、衣锦还乡、耀祖光宗，便是读书人梦寐以求的人生极境。相传宋真宗赵恒曾以“九五之尊的身分，写了《劝学诗》：

    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

    安房不用架高梁，书中自有黄金屋。

    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

    出门莫恨无随人，书中车马多如簇。

    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

    于是，就有了“读书入学莫徘徊，可以升官又发财的人生希冀，有了《儒林外史》中范进那样的读书人。

    读书求知，怡情养性。读书是摆脱愚昧，培养人性情的主要路径。文明人与野蛮人的区别之一，就在于知识的多寡；聪明人和愚昧者的差异也体现在读书的多少；高雅的气质与俗不可耐也与读书量成一定的比例，在古人心目中，人之所以为人，读书是重要的界别。韩愈有诗云：“人之能为人，由腹有诗书（《符读书城南》）；王安石诗：“年小从他爱梨栗，长成须读五车书（《赠外孙》）；陆游更是注重读书对人生的影响，而并非独在功名：“名场未捷宁妨学？史限虽严不废诗（《示子聿》）。由此可知，读书是为了求知，而并非仅为功名；读书是为了育人，而不仅仅是为了发财。荀子所说“君子博学而日参省乎己，则知明而行无过矣（《劝学》）和“专心一致，思索熟察，加日悬久，积善而不鬼。则通于神明，参于天地矣，可以作为求知怡性这一读书目的的代表之说。

    为情趣而读书。既不为功名所累，亦不被求知拘牵，纯粹是作为一种情趣而读书，这是清高雅士的目的，在中国历代，屡见不鲜，是读书人抛却功利的一种境界。流传甚广传世很久的春夏秋冬四时读书情趣的著名组诗，道出了读书的无限乐趣：

    山光照槛水绕廊，舞雩归咏春风香。

    好鸟枝头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

    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读书好。

    读书之乐乐何如，绿满窗前草不除。

    新竹压檐桑四围，小斋幽敞明朱曦。

    昼长吟罢蝉鸣树，夜深烬落萤入帏。

    北窗高卧羲皇侣，只因素稔读书趣。

    读书之乐乐无穷，瑶琴一曲来薰风。

    昨夜庭前叶有声，篱豆花开蟋蟀鸣。

    不觉商意满林薄，萧然万籁涵虚清。

    近床赖有短檠在，及此读书功更倍。

    读书之乐乐陶陶，赶弄明月霜天高。

    木落水尽千崖枯，迥然吾亦见真吾。

    坐对韦编灯动壁，高歌夜半雪压庐。

    地炉茶鼎烹活火，一清足称读书者。

    读书之乐何处寻，数点梅花天地心。

    这自然是一种难得的境界，其乐融融，妙不可言。其实，它并非单纯是情趣所致，不过是把求知与怡情寄寓在兴趣之中，寄托在不着痕迹的过程之中。以情趣为宗的读书目的，在历史上，是多少读书人的精神家园，在坎坷漫长的人生路上，是书使他们保留了自己的理想天地；也是这种追求，使中国文化薪火不绝，代代相传。

    然而，在一个读书并没有静心条件的旧时代，在充满了苦难与不幸的社会里，有这样的雅致者，能真心实现“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的境界，毕竟是太难了。因此，在悠久的读书人中，更多的是沉浸在书本之中，心驰于天下社会的仁人志士，“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才是中国读书人更加注重的目的，这才是他们读书求知的目标，这才是他们的终极关怀。蔡元培说得好：“从浅近方面说，是要增加个人的知识和能力，预备在社会上做一个有用的人才；从远大的方面说，是要精研学理，对于社会、国家和人类作最有价值的贡献。而说得最直接的是杨玉清先生对“中国读书人的目标和价值的界定：“以读书为混文凭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混官做的人，不是读书人；以读书为时髦、为装饰品的人，更不是读书人。读书人应该把一切书本上的教训，发为自己的行动。‘辅世长民莫如德，经天纬地谓文之。能辅世长民，能经天纬地，那才真正是中国之所谓读书人。

    鲁迅就是这样的真正的中国读书人。

    一九〇三年，鲁迅曾将自己的题为《自题小像》的诗，赠给许寿裳，诗共四句，是一首七言绝句：

    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

    许寿裳对此诗有一解释：“首句说留学外邦所受刺激之深，次写遥望故国风雨飘摇之状，三述同胞未醒，不胜寂寞之感，末了直抒怀抱，是一句毕生实践的格言。纵观鲁迅的一生，始终是将自己与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他一生的战斗业绩是一种无可否认的与祖国同在的事实存在。他读书，也不例外，为中华崛起而读书，为中华觉醒而读书，就是他心系天下血荐轩辕的最好的实践。

    将读书与民族命运、天下兴亡联在一起的思想是从他离开南京之时开始就有了的。到日本留学，向外国学习新的知识，好回国拯救祖国，是那时留学生的一般目的，鲁迅也不例外。当他启程时，在水师时的同学，也是鲁迅的好友胡朝栋（号韵仙，后来不幸早逝的青年诗人），写了三首诗为鲁迅送行，此诗中所表达的愿望，显然与鲁迅是相通的。诗是这样写的：

    英雄大志总难侔，夸向东瀛作远游。

    极目中原深暮色，回天责任在君流。

    总角相逢忆昔年，羡君先着祖生鞭。

    敢云附骥云泥判，临别江干独怆然。

    乘风破浪气豪哉，上国文光异地开。

    旧域江山几破碎，劝君更展济时才。

    鲁迅就是带着对祖国的满目疮痍的怆然，负着朋友的“回天“济时的重托，走向扶桑之国，寻求新知之路的。他没有辜负朋友的希望，也没有虚度青春年华，在日本他以极大的求知热情，忘我读书，思考民族的前途。从在弘文学院思索中国国民性问题，到他读尼采、学研进化论；从他选择医学往赴仙台，到他在仙台时广泛阅读欧洲被压迫民族的作品；从他自仙台退学决心从事文艺救国活动，到他办刊物、写文章、翻译小说；从他跑书店搜集他认为有利中国觉醒的书刊，到他参加集会、听演讲直至参加一些革命活动……一切都向人们昭示，他身体力行，目的就在于一个：促进国家和民族的新生。

    他读外国书、翻译介绍外国书、出版外国的版画，目的也是十分鲜明的，意在唤起国人的反抗、改变国民的气质，这些在前面已经述及。这里我们重点谈谈他从事改造国民性的工作与读中国古书的关系。

    从在弘文学院开始，一直到他逝世之前，改造国民性的问题是他思考的重点，他看书，也可以说是围绕这一主题的。他侧重于欧洲反抗叫喊抗争的作品，便是针对中国面对列强而没有勇气反抗，面对异族统治不能拍案而起却甘为奴隶的种种软弱、妥协的思想来的，这些都无须我们多费口舌，事情是明摆着的。

    那么，他读古书呢？没有例外，仍是与国民性问题相关的，这也是他读中国古书的重要目的。请看看他自己的工作听听他的心声吧。

    鲁迅从小就喜欢中国的小说，他整理过古代小说典籍，既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这样的资料汇编，也有研究中国小说发展及特点的《中国小说史略》。这除了学术因素使他致力于小说史研究外，其中更重要的是通过小说来研究中国的民族性。举个例证来说明吧。

    一九二六年七月二日，鲁迅买了一本日本安冈秀夫著的《从小说看来的支那民族性》。作者引用了中国的几十种小说，总结出中国民族性的九个方面的特点：一、过度置重于体面和仪容；二、安运命而肯罢休；三、能耐能忍；四、乏同情心多残忍性；五、个人主义和事大主义；六、过度的俭省和不正的贪财；七、泥虚礼而尚虚文；八、迷信深；九、耽享乐而淫风炽盛。作为一个日本人的著作，观点、看法不免有牵强附会甚至有泼污的倾向，这并不奇怪；但他提出的问题引起了鲁迅的兴趣，对安氏指出的“体面也深有同感。显然，从小说来研究民族性的思路与鲁迅是很对路的。他此前整理的小说史料，他自己创作的小说，实际上就是民族性研究的重要开端和环节。于是他说：“中国人总不肯研究自己。从小说来看民族性，也就是一个好题目。他还进一步地指出：“我们国民的学问，大多数却实在靠着小说，甚至于还靠着从小说编出来的戏文。虽是崇奉关岳的大人先生们，倘问他心目中的这两位‘武圣的仪表，怕总不免是细着眼睛的红脸大汉和五绺长须的白面书生，或者还穿着绣金的缎甲，脊梁上还插着四张尖角旗。读历史、读种种古人的杂记，也是如此。鲁迅读书，不是为了装饰门面，炫耀知识，不是为了追奇猎异，而是真正为了研究，为了社会和人的改革。他说：先前，听到二十四史不过是“相斫书，是“独夫的家谱一类的话，便以为诚然。后来自己看起来，明白了：何尝如此。

    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但如看野史和杂记，可更容易了然了，因为他们究竟不必太摆史官的架子。

    秦汉远了，和现在的情形相差已多，且不道。元人著作寥寥。至于唐宋明的杂史之类，则现在多有。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仿佛时间的流驶，独与我们中国无关。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

    以明末例现在，则中国的情形还可以更腐败，更破烂，更凶酷，更残虐，现在还不算达到极点。但明末的腐败破烂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李自成，张献忠闹起来了。而张李的凶酷残虐也还未达到极点，因为满洲兵进来了。

    难道所谓国民性者，真是这样地难于改变的么？倘如此，将来的命运便大略可想了，也还是一句烂熟的话：古已有之。

    鲁迅所读的野杂、史记和历史，范围宽，读得也深，对历史的看法，不一定都是准确的，对农民起义的认识，通过野史和杂记的了解来立论，也并不十分客观科学。但他的重心是为了国家的进步，是为了国民性的改良，真正体现了他胸怀天下赤胆为国的高贵品质。

    历史是一面真实的镜子。读史使人明智。一方面可以从历史上发现至今的种种恶习的来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如“道士思想（不是道教，是方士）与历史上大事件的关系，在现今社会上的势力；孔教徒怎样使‘圣道变得和自己的无所不为相宜；战国游士说动人主的所谓‘利‘害是怎样的，和现今的政客有无不同；中国从古到今有多少文字狱；历来‘流言的制造散布法和效验等等……可以研究的新方面实在多。另一方面又能从中找到民族的脊梁，为新的发展，为社会和人的改造确立继承发扬的基点和方向。鲁迅正是从读史中，看到了从古至今的民族脊梁在支撑着民族生存的大厦。他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所以，“要论中国人，必须不被搽在表面的自欺欺人的脂粉所诓骗，却看看他的筋骨和脊梁。自信力的有无，状元宰相的文章是不足为据的，要自己去看地底下。

    诚然，鲁迅读古书，更多的是着眼于历史的弊病和有碍于社会历史民族生存发展，有碍理想人性建设的种种观念、习惯与制度，即多从批判性入手。直到晚年，他仍然是站在批判的立场去读有关中国书的。一九三五年，鲁迅的好友日本人内山完造，通过自己在中国二十多年的生活经历的感受，写了一本《活中国的姿态》一书。他在为老朋友的书作《序》时，表明了这样的观点：“有多说中国的优点的倾向，这是和我的意见相反的。一九三六年三月，在给尤炳圻的信中，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主张，他说：“我们生于大陆，早营农业，遂历受游牧民族之害，历史上满是血痕，却竟支撑以至今日，其实是伟大的。但我们还要揭发自己的缺点，这是意在复兴，在改善，如果只看到自己的优点，沾沾自喜，进而固步自封，“以此自足，却有害。这就是鲁迅的态度。

    读书、批判，重点讲民族的弱点，而不是大讲“国粹，这是鲁迅精神的独特性所在。这当然不是哗众取宠，更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站在历史发展的高度，经过严肃的对中西发展历史的比较，尤其是对中国古代传统过于注重讲优饰劣的片面性的分析，来得出结论，是有的放矢的；他是想建立起理性的批判意识，目的是为了国家进步、民族解放和致人性于全。

    这是对祖国和民族真正的爱，是赤子对母亲的由衷的爱，是一种植根于理性的忠诚。许寿裳说得好：“鲁迅对于我们民族有伟大的爱，所以对于我们的民族，由历史上，社会上各方面研究得极深。他在青年留学时期，就已经致力于民族性的检讨过去和追求将来这种艰巨的工作了，从此抉发病根毫无顾忌，所呼吁异常迫切，要皆出于至诚，即使遭了一部分讳疾忌医者的反感也在所不计。正惟其爱民族越加深至，故其观察越加精密，而暴露症结也越加详尽，毫不留情。他的舍弃医学，改习文艺，不做成一位诊治肉体诸病的医师，却做成了一位针砭民族性的国手。他的创作和翻译约共六百万字，便是他针砭民族性所开的方剂。

    理性的、出于至诚之爱的批判，比盲目而廉价的歌颂更显出伟大。朴素和本能的爱是必要的，但一个民族的成员，仅仅停留在对祖国和民族的朴素而本能的爱这一境界上，那是远远不够的，结果只能导致狭隘、偏执和无原则无是非的“盲目的爱国的自大，对民族和国家所造成的损害也是相当严重的。中外历史上此类教训甚多。不错，鲁迅是十分注重批判的，但他批判的是封建统治及其文化结出的恶果；他对帝王、圣贤、许许多多的“忠臣孝子顺民，颇为不敬，也许不免偏激，但整体上是正确的，是以现代人和现代社会的发展需要作为批判的参照的，本质上并没冤枉古人，也不是故意向他们头上泼脏水。另一方面，他对古代中那些真正为民做事，体现出了大义凛然气节和创造精神的人，又不忘赞扬和歌颂；对那些敢向专制挑战、敢向现实抗争的志士仁人，他更是肃然起敬：大禹为民治水忘我的业绩，墨子为民请命的义举，敢向楚王决一死战的眉间尺及拔刀相助舍身取义的侠士，卧薪尝胆的勾践，与现实抗争的阮籍、嵇康，有“金刚怒目气魄的陶潜，誓为祖国统一而愿报效疆场的爱国诗人陆游，主张“报仇雪耻的王思任，“自誓非中国恢复不归以致终老东洋的朱舜水，以及近代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孙中山，和为了民族振兴而奋不顾身英勇奋斗的章太炎、邹容……在他的笔下，熠熠生辉，光彩照人，他们的著作，更令他心驰神往。

    好了，无论是批判，还是颂赞，是弃其糟粕，取其精华，根基在于深入的了解和深刻的把握。还是听听鲁迅自己的心声吧。一九二〇年五月四日，在给他在浙江两级师范任教时的学生宋崇义的信中，鲁迅讲到了读书苦学与爱国的关系，这几句话，可以视为鲁迅对读书的意义的认识，也可以看作是了解鲁迅读书求学为国为民的一个基点，他说：仆以为一无根柢学问，爱国之类，俱是空谈；现在要图，实只在熬苦求学，惜此又非今之学者所乐闻也。如果将鲁迅一生读书的经历联系起来，便可理解他这段话的真实意义，他吸收西方文学、哲学和自然科学的知识，深研中国文化，他飘洋过海外出求学，为的是什么？不就是为了求得爱国的“根柢学问吗？他的一生勤奋刻苦求知，不就是为了探寻中国的出路吗？他读书求学，是真正的心系天下为了血荐轩辕的啊！

    勤为径苦作舟

    勤奋和刻苦是一切成功者的基础，是走向辉煌的主要道路。在漫长的中国读书人的历史中，流传的不仅是成功者的巍巍业绩，而更多的则是他们在成功道路上所付出的劳苦与艰辛。头悬梁锥刺股，囊萤映雪，凿壁偷光，已是家喻户晓世人皆知的故事，不管其动机如何，亦无论动力来自何处，这些故事揭示的共同道理，就是读书须勤，学习须吃苦。

    天才亦不例外。天才是最后的结果，在结果出现之前，天才的本义是一定的天赋加上勤奋和机遇，而从根本上讲，勤奋和刻苦才是天才之母。

    谁都不会否认，鲁迅确实是一位天才的思想家、文学家。当人们钦慕他的伟绩时，千万不要忽视这一点：他成为天才的条件，不是什么偶然的机遇，而是几十年勤奋刻苦学习的必然。鲁迅自己从不承认什么天才，他也不把自己置于天才的位置上，从不希罕天才这种人们编织的桂冠。许广平回忆道：“他自己不承认有天才，又说：‘那里有天才，我是把别人喝咖啡的工夫都用在工作上的。他实在是不断学习，不断努力。当他抱病时，朋友们劝他休息。他就说：‘什么是休息，我是不懂得的，怎样娱乐，我也全不会的。

    鲁迅的一生，是真正勤奋刻苦的一生，古人所尊奉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的信念，也就是他一生学习工作的写照。

    让我们的记叙从他幼年读书时开始。

    童年是美好的，美好就在于有无尽的想象，自由而不拘束的玩乐，无忧无虑的充满天趣的生活。鲁迅的童年也和多数孩子一样，过着愉快而舒心的日子。他喜欢看戏、听故事、在园子里嬉戏、捉虫子、爬树……进入学堂接受老师教育开始后，他的心开始转向学习，但他仍留恋那美好的时光，常常在想象中流连于百草园。这时的鲁迅，并不比别的孩子更勤奋，更刻苦，他是照天性和本能来追求应有的生活天地的。不过，从进三味书屋后，他虽然仍向往无拘束的自由世界，但能按照老师的规定，完成学习的任务；他也有在课堂上走神的时候，也有自己偷偷的玩法，然而更多的是按兴趣读所谓的“闲书，描画像，影写书中的图画。真正对他触动很深，并开始立志勤奋刻苦用功的，是一次由他偶然迟到所引起的。

    鲁迅在少年时，由于家庭接连发生变故，他不得不过早地担起了一些家庭的事务，影响到他上学。一次，他上课迟到了。寿先生批评了他，他没有申辩，也没有抱怨，而是严格地警醒自己，在他的书桌上刻了一个“早字。此后，无论多忙，他再也没有迟到过，而且他一辈子都记着这件事。后来，他将此事告诉过许广平。寿镜吾先生的夫人也记得这件事，解放初，她将鲁迅用过的并刻下核桃大的阴文“早字的书桌，交给了有关人员。一九五六年，许广平在许钦文等人的陪同下，回到绍兴，在三味书屋里，终于见到了那张刻字的书桌。许钦文对此感触很深地说道：“原来鲁迅先生，从小就是这样刻苦自励的；凡是有了错误或者只是疏忽的地方，他就痛下决心，以后决不再犯。他在桌子面上刻下个方方整整的‘早字，一直一横都是刻得深深的，一见了然，作为时刻警惕的记号。——这个‘早字的刻下，实在不是随便玩玩的；直到晚年，他还是把这件事情清楚地记着。……伟大的人物决不疏忽于小的事情；伟大的事业是从一点一滴的小事情认真地做起来的。我们从鲁迅先生刻下的‘早字，可以感悟到这个道理！正是由于励志刻苦，在少年时代，鲁迅就读了许多书，文史哲经典自不用说，杂览笔记、小说野史、美术、植物学，无所不览。对一个身负有一定家庭责任、时间相对有限的少年来说，这实在是了不得的，没有勤奋刻苦的精神，殊难办到。

    在日本时期，他读书之多，用功之勤，在前面已有多处涉及，这里从另一侧面来看，也许更能了解鲁迅。许寿裳说道：“鲁迅平生极少游玩。他在仙台时，曾和同学游过一次松岛，有许多张海上小岛的松林雪景的照片给我看，在东京伍舍时，有一次我和他同游上野公园看樱花，还是因为到南江堂购书之便而去的。少游玩，那是他太珍惜学习的时间了；正是他有时间的紧迫感，才对“富士山们不满，对一晚跳舞的人反感，对那些成天“炖牛肉吃者表示鄙夷。一个一心读书，学知识、吸收新思想、成天跑书店的人，自然是不会将心思用到吃喝玩乐上的。在仙台两年，从学习成绩上讲，绝对分数并不突出，名次似乎也没列在前茅，但对一个语言困难、交流有很大障碍的异国学子，相对成绩亦是很好的了，须知，这是鲁迅用汗水和心血、靠苦学换来的。他的仙台医专的同学小林茂雄对鲁迅此时的学习的艰难以及他的勤奋知之甚深。他说：“我所知道的周先生的情况是明治三十七年以后二、三年的事情，此后的消息就完全不知道了。后来在各种杂志上看见过他的照片，当然还能看出昔日的面孔，但似乎比学生时代多少胖了一些。总而言之，我记得当时他好似一个体质文弱、不爱讲话、和蔼老实的青年。学习成绩不算太好，居于中等，作为一个外国人，我想他是付出了很大的努力的。

    归国以后，他仍是异常的勤奋，数百万言的著作是他最好的证明。读书、抄书、写作、帮助青年、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读书与写作始终是他须臾不忘的中心。他少交际，不喜游山玩水。据许寿裳讲，鲁迅在杭州一年之间，仅仅只去过一次西湖，“还是因为应我的邀请而去的。他对于西湖的风景，并没有多大兴趣。世人偏好的如美人的保塔，像醉汉的雷峰塔，在他看来，平平而已；烟波浩淼的平湖秋月、三潭印月，在他的眼中，亦不过如此，也是平平而已。鲁迅并不是缺乏审美的能力，也许因为西湖的景点人工痕迹太重，确实真如他所说，没有太令人激动的景色；更重要的是他不愿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山水之间，他要把精力投放在更重要的方面，其中一项就是读书。夏尊先生在忆及他与鲁迅在杭州共事时的情况时说道：“周先生每夜看书，是同事中最会熬夜的一个。他那时不做小说，文学书是喜欢读的。由于夜晚熬夜时间长，有两样东西必备。夏先生说：“那时他晚上总睡得很迟，强盗牌香烟，条头糕，这两件是他每夜必须的粮。服侍他的斋夫叫陈福，陈福对于他的任务，有一件就是每晚摇寝铃以前替他买好强盗牌香烟和条头糕。我每夜到他那里去闲谈，到寝铃的时候，总见陈福拿进强盗牌和条头糕来。星期六的夜里备得更富足。

    熬夜，在晚上读书学习写作，是鲁迅的特殊习惯，也是他能够充分利用的可以静心下来读书的最好时光。在到上海定居前，社会活动不多，但白天需要上班，还要抽时间到学校讲课，查鲁迅日记，就发现，他读书、抄书、整理古籍，主要是在晚上和星期天；以后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有工作与无工作，晚上总是他最可宝贵的时段，是勤奋刻苦、静心用力的最佳时候。在广州中山大学的日子里，由于他的名气大，白天忙于教学和社会活动，一到晚上，“来客络绎不绝，大抵至十一时才散。客散以后，鲁迅才开始写作，有时至于彻夜通宵，我已经起床了，见他还在灯下伏笔挥毫。在繁忙的工作、社会活动之余，在短短的几个月的时间中，他写了《铸剑》，修订重抄了《小约翰》的译稿，编订《朝花夕拾》，编录《唐宋传奇集》，还写了不少的文章，即使一心做这些工作，也嫌时间不够，何况他并不能一心。作为教授，要上课；作为教务主任，开会，主持补考，校查成绩，接见学生并与之辩论各种问题；作为名人，还必须应酬社会的各种要求。然而，他依靠勤奋和刻苦的精神，终于创下了瞩目的业绩。

    在上海的十年，鲁迅依然是更勤奋更刻苦地学习和写作。事实比任何文字都更具说服力。

    鲁迅在写一篇稿件以前，常常有一个很长的酝酿时期。有时候遇见朋友，他就会谈起来，说他看了什么材料，想写个什么东西；有时候也不讲，静静地读书，默默地思索，或者暗自打腹稿。有时候，看起来鲁迅写得很快，但这是日常不断地、多方面地学习、积累的结果，是勤学苦练的结果。他从来不浪费一点一滴的时间，有机会就读书。

    有一天，差不多是深秋，天快暗了，他还在那里迷头迷脑，聚精会神，拿着笔在写不完地尽写尽写。我偶然双手放在他的肩上，打算劝他休息一下，那晓得他笔是放下了，却满脸的不高兴。我那时是很孩子气，满心好意，遇到这么一来，真像在北方极暖的温室骤然走到冰天雪地一样，感觉到气也透不过来地难过。稍后，他给我解释：“写开东西的时候，什么旁的事情是顾不到的，这时最好不理他。甚至吃饭也是多余的事。

    客人一走，已经是下半夜了，本来已经是睡觉的时候了，可是鲁迅先生正要开始工作。在工作之前，他稍微合一合眼睛，燃起一支烟来，躺在床边上，这一支烟还没有吸完，许先生差不多就在床里边睡着了。海婴这时也在三楼和保姆一道睡着了。

    全楼都寂静下来，窗外也是一点声音也没有了，鲁迅先生站起来，坐到书桌边，在那绿色的台灯下开始写文章了。

    许先生说鸡鸣的时候，鲁迅先生还是坐着，街上的汽车嘟嘟叫起来了，鲁迅先生还是坐着。

    有时许先生醒了，看着玻璃窗白萨萨的了，灯光也不显得怎样亮了，鲁迅先生的背影不像夜里那样黑大。

    鲁迅先生的背影是灰黑色的，仍旧坐在那里。人家都起来了，鲁迅先生才睡下。

    鲁迅先生的写字台面向着窗子，上海弄堂房子的窗子差不多满一面墙那么大，鲁迅先生把它关起来，因为鲁迅先生工作起来有一个习惯，怕吹风，他说，风一吹，纸就动，时时防备着纸跑，文章就写不好。所以屋子热得和蒸笼似的，请鲁迅先生到楼下去，他又不肯，鲁迅先生的习惯是不换地方。有时太阳照进来，许先生劝他把书桌移开一点都不肯。只有满身流汗。

    鲁迅先生的休息，不听留声机，不出去散步，也不倒在床上睡觉，鲁迅先生自己说：“坐在椅子上翻一翻书就是休息了。

    过于勤奋和刻苦的学习与工作，往往与日常生活的简单朴素甚至清苦是联系在一起的。鲁迅的一生，除了学生时代经济上不能独立外，自归国以后，收入相对是稳定的，后来靠稿费和版税生活，尽管不很丰裕，收入也还是过得去的。但他并不追求物质生活的享受，除了养老养小，维持家庭外，他的收入都花在了书上，或买书、或自费印书、或帮助青年出书。因此，他对吃用和衣着，从不计较，甚至是过于苛刻自己。这是他从小在家道中衰后的艰难生活中培养起来的一种美德，也是他忘我勤奋的结果。据许寿裳讲：“他在南京读书时，没有余钱制衣服，以致夹裤过冬，棉袍破旧得可怜，两肩部已经没有一点棉絮了。由于天冷，衣服不能御寒，只好多吃辣椒，后竟成嗜好，终因吃得太多，造成了他后来始终不愈的胃病。归国后在杭州教书，有了一定的收入，可他“仍旧着学生制服，夏天只做了一件白羽纱长衫，记得一直穿到十月天冷为止。后来新置了一件外套，形式很像现今的中山装，这是他个人独出心裁，叫西服裁缝做成的……他的鞋是革制而遮满足踝的。到了北京后，身为官员，该讲究点吧，也不，他仍是朴素简易，甚至是寒酸。他刚去给许广平他们上课时，在学生的眼里，他的形象是“怪物，有似出丧时那乞丐的头儿。“褪色的暗绿夹袍，褪色的黑马褂，差不多打成一片。手弯上，衣身上的许多补钉，则炫着异样的新鲜色彩，好似特制的花纹。皮鞋的四周也满是补钉。人又鹘落，常从讲坛跳上跳下，因此两膝盖的大补钉，也掩盖不住了。一句话说完，一团的黑。那补钉呢？就是黑夜的星星，特别熠耀人眼。小姐们哗笑了！孙伏园讲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鲁迅对物质生活的态度。鲁迅的母亲一天对孙伏园讲，鲁迅穿的有一条裤子还是三十年前留学时代的，补的次数太多，她实在看不下去了，便给他做了一条棉裤，趁鲁迅上班去了，偷偷放在他的床上，希望他不留神能穿上。没料鲁迅发现了竟给扔出来了。鲁迅的母亲希望孙伏园去劝劝。劝自然没有效果，然而鲁迅却讲出了一段意味深长的，且能反映他对物质生活与学习工作之关系认识的话：“一个独身的生活，决不能常往安逸方面着想的。岂但我不穿棉裤而已，你看我的棉被，也是多少年没有换的老棉花，我不愿意换。你再看我的铺板，我从来不愿意换藤绷或棕绷，我也从来不愿换厚褥子。生活太安逸了，工作就被生活所累了。在上海，他并没有因有了家而贪图舒适。家里没有沙发，坐的是硬椅，躺的还是硬椅；经常穿的是极普通的布衫。脚蹬廉价的鞋，故一次去会见某外国人，在旅馆的电梯间受到冷遇，原因就是他穿得太寒酸，开电梯的不给他开电梯，只好自己爬上七楼。后来那位外国人送鲁迅下楼，又碰到了那个开电梯的。那人一见外国人对鲁迅的态度，顿感惊诧，知道自己看走了眼，赶忙献殷勤。所以，鲁迅对生活的享受全然没有这种意识，倒是他对沉溺于物质生活的舒适有很高的警惕性。一九二八年，鲁迅曾到过杭州，住了四天，但他并不陶醉在游玩之中，他认为西湖风景有宜人之处，杭州吃的东西也多，玩的地方不少，如果流连忘返，湖光山色，也会消磨人的志气的。如像袁才子一路的人，身上穿一件罗大褂，和苏小小认了亲。过着飘飘然的生活，也就无聊了。

    鲁迅对时间的珍惜和对生活的简单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这一切都统一在对学习工作的勤奋刻苦之中。他时时感到生命的短促和时间的不够，因此他就用拼命学习工作来延长自己的自然生命，用忘我的劳作来弥补丢失的时间。“当他一送走了朋友之后，又记起工作，时常会感叹夹抱愧似地自言自语：‘唉！又是一天过去了，什么也没有做，那是不行的，得赶快赶起来！多么自觉的勤奋意识啊！谁不能为他的这种精神所感动，并油然而生敬意呢？

    许寿裳曾概括鲁迅的人格包括真诚、挚爱、坚贞、勤劳四个方面，甚是。其实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都与勤劳不可分离。鲁迅正是具有了这样的人格精神，才使他走上了现代新文化旗手的位置，登上了现代文学的巅峰。

    “嗜好的读书”

    读书的目的，大体可分两种，功利的与非功利的，也就是非嗜好和嗜好的。读书做官，读书发财，或为了成为某种谋生的手段，都是功利的；怡情养性，不在于书的内容本身，只注重读书过程中的愉快和情趣，是非功利的，功利的读书往往不出于读书人由衷的兴趣，常常是为一特定目的所驱使，或多或少或直接或间接带有受外在目的的诱惑，有被动或非主动的特性；非功利的读书，出于主体内在的兴趣和嗜好，不带有现实直接的功利目的，即使这也算是一种目的，那也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是内心驱动而非外物诱使，是精神的追求而非物欲的企求。功利的读书往往把求知求学视为一种获取目的的手段，知与学不过是工具；非功利的读书则是一种没有明确的目的，但却能在这过程中得到愉悦，在潜移默化中，丰富自己的内涵，提高自己的文化素养的方式。两者都有其合理性，不能将前者弃之不用而只肯定后者。

    鲁迅是以自己兴趣出发读书的主张的积极倡导者。一九二七年七月十六日，应广州知用中学的邀请，对学生进行了一次演讲，题目是《读书杂谈》。这次演讲的记录稿经鲁迅校阅后分三次发表在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上。在这篇文章中，鲁迅着重谈了读书的目的与动机问题。现作一介绍。

    他开始讲了读书并不是简单的事。他说：“说到读书，似乎是很明白的事，只要拿书来读就是了，但是并不这样简单。至少，就有两种：一是职业的读书，一是嗜好的读书。接着他分别阐明了这两种读书的不同。

    所谓职业的读书者，譬如学生因为升学，教员因为要讲功课，不翻翻书，就有些危险的就是。我想在坐的诸君之中一定有些这样的经验，有的不喜欢算学，有的不喜欢博物，然而不得不学，否则，不能毕业，不能升学，和将来的生计便有妨碍了。我自己也这样，因为做教员，有时即非看不喜欢看的书不可，要不这样，怕不久便会于饭碗有妨。我们习惯了，一说起读书，就觉得是高尚的事情，其实这样的读书，和木匠的磨斧头，裁缝的理针线并没有什么分别，并不见得高尚，有时还很苦痛，很可怜，你爱做的事，偏不给你做，你不爱做的，倒非做不可。这是由于职业和嗜好不能合一而来的。倘能够大家去做爱做的事，而仍然各有饭吃，那是多么幸福，但现在的社会上还做不到，所以读书的人们的最大部分，大概是勉勉强强的，带着苦痛的为职业的读书。

    这真是体会深至的经验之谈。为了某种功利的目的，为了生计，把读书作为一种可资利用的手段，确实是没有太多的乐趣的，为了功名而硬要悬梁刺股，囊萤凿壁，其滋味恐怕是痛苦大于欢乐的；在世俗观念的影响下，在“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时代，在读书是为了身外的家族利益或出人头地或事君荣亲等狭隘目的的时代，能说读书是一件令人赏心悦目的事吗？中国古代自中世纪以来，旧式教育以硬记死读为手段，以博取功名为目的，从小到老，不达目的誓不甘心，孤灯寒窗，冷凳凉墙，成天抱几本经书，整日念子曰诗云，即使有黄金屋、颜如玉、翎帽高靴这类耀眼的目标，也不能真正化解这种读书的苦楚。试想，范进不痛苦吗？孔乙己从读书中得到快乐了吗？于是，在我国的北方，很早就流传着一首关于读书的古老儿歌：“春困秋乏夏打盹，守着火炉待明年。说的是旧时学童以读书为苦的事，发出的是一种厌倦之情。无独有偶，在南方也流传着类似的歌：“春天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过了秋天又冬至，收拾书箱过新年。（此歌在各地流传中意义相似，文字有些出入，如四川为：“春来不是读书天，夏日炎炎正好眠，秋有蚊虫冬又冷，收拾书包好过年。）这些诗对没有生趣的读书生活所引起的烦闷、倦怠，表达得含蓄而又生动，厌读厌学之情溢于言表。可见这种读书实在是很苦的。黄宗羲在《天一阁藏书记》中对此有过深刻的揭示，他说：“自科举之学兴，士人抱兔园寒陋十数册故书，崛起白屋之下，取富贵而有余。读书者一生之精力，埋没敝纸渝墨之中，相寻于寒苦而不足。读书的高尚旨趣，在这样的目的下，确已荡然无存。

    鲁迅从进私塾开始，就尝到了这种功利性读书的痛苦。博取功名，是父辈的希望，所以他从小就死读硬记，不懂也得读，不想背也得背，只能走大家所认可的路。当他回忆幼时父亲让他背书的事，当他说到家里要将他送到一全城中称为最严厉的书塾时，心里就有不快；至于忆及在南京新学堂里仍在大教古文大写古文时，也含有相当程度的不满，这一切都不过是读书无趣的反映。他曾这样说道：“我最初去读书的地方是私塾，第一本读的是《鉴略》，桌上除了这一本书和习字的描红格，对字（这是做诗的准备）的课本之外，不许有别的书。这段话，虽无直接的诉苦，但其中隐含的无奈之情却又是明明白白的。

    与职业的读书相对立的是嗜好的读书。鲁迅对嗜好的读书的理解是这样的：现在再讲嗜好的读书罢。那是出于自愿，全不勉强，离开了利害关系的。——我想，嗜好的读书，该如爱打牌的一样，天天打，夜夜打，连续的去打，有时被公安局捉去了，放出来之后还是打。诸君要知道真打牌的人的目的并不在赢钱，而在有趣。牌有怎样的有趣呢，我是外行，不大明白。但听得爱赌的人说，它妙在一张一张的摸起来，永远变化无穷。我想，凡嗜好的读书，能够手不释卷的原因也就是这样。他在每一叶每一叶里，都得着深厚的趣味。自然，也可以扩大精神，增加智识的，但这些倒都不计及，一计及，便等于意在赢钱的博徒了。这在博徒之中，也算是下品。

    意思非常清楚，不带任何功利，不受实用主义之累，亦不为生计所羁绊，就是嗜好的读书的真谛。这是真正读书人追求的境界，“不著一字，尽得风流，便是其意境的内涵。在任何社会里，具有这种境界的读书人是不多的。鲁迅就是这不多者中的一个。

    幼年时代，在家庭的厚望之下，他读书的意愿具有双重性。一方面他不得不遵从家庭的安排，读经书，学规定的科举必修课本。对家庭而言，这是自觉地让孩子走职业读书道路，也是那个时代家庭的主要甚至可说是惟一有前程的选择；对鲁迅来说，他是在被动地走着职业式读书的道路。另一方面，由于家庭相对开明，在一定范围内，为嗜好的读书提供了相对自由的条件。所以在那个时候，他读了被世人视为闲书的小说，更看了大量与科举没有直接关系亦无直接帮助的生物学、美术、野史杂记等书。到南京读书，大体也是这样。选择到南京进水师学堂，并非出自本意，也不是家庭的真正希望，经济的原因使他只能选择免费的学校。所以，他当时所学，他在学堂里接受的来自教师的书籍，主要是为了生计，是职业性的读书。不过，在家乡培养起来的嗜好的读书活动在南京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将目光投向专业外的书籍，严译名著、林译小说、以及种种为官方所不容亦为长辈所反对的宣传新思想、表达维新愿望的书刊，都是他热衷的对象。这些，与他的职业是无关的，是嗜好的读书。在日本，他最初选学了医学，自然是有很强的目的性的，希望以新的医学治病救人，希望通过医学的发展来促进国家的变革。这种目的从根本讲是高尚的，也是符合嗜好的读书的。因为这不是个人功利的选择，而是出自个体内在的热爱与需求，不是为谋生赚钱和受外力支配的结果。这一时期，他阅读医学之外的各种书籍，更体现了嗜好的倾向。后来他放弃医学改弄文艺，更进一步地表明他忠于内心以兴趣作为自己读书的动力的决心。要指出的是，他此时的兴趣，不是“雅士的超然，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怡情，而是在更高的层次上——为国家的变革，为国民精神的刷新——来认识兴趣的，来体现出自己崇高的读书嗜好的。后来他归国了，在近二十年的职业生涯中，肯定也有职业的读书，但分析一下他每一时期读书的主要范围与其相应时期的工作，便可发现，他读书确实是出于嗜好的。在杭州时，他教的是自然科学类课程，可读的却是古代文史书，喜欢的是家乡的风土人情及著名人物的种种故事，关注的是古代的小说和历史；在北京教育部做官员，他沉溺的是更广泛的古代文化典籍，读佛经，抄古书，校古籍，辑录他喜欢的文史资料，与工作的性质似乎多少有些联系，但毕竟相距较远。后来他专门以笔耕为生了，更摆脱了职业性读书的束缚，自由自在，任兴趣和嗜好在书海中遨游。即使他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从一定意义上讲，是为了求新知、掌握新的先进思想器，目的性是明显的。不过，这是他内在的需求，不是别人的硬灌；是主动求知，不是被动无奈。无论从革命的意义，还是从个人角度看，境界高远，决非装点和附庸风雅者所能比，从这个意义上讲，仍是真正的嗜好，是高尚的兴趣使然。

    以嗜好作为读书的动机，是一种理想的读书境界，在现实中，要彻底实现是困难的。鲁迅自己也不可能完全以嗜好者的身分，去读自己想读的书，有时也不免为职业性读书所累。所以，他清醒地认识到，完全放弃职业性读书，“去看自己喜欢看的书去，这样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也许终于不会到，至多，将来可以设法使人们对于非做不可的事发生较多的兴味罢了。

    凡读书人都有共同的感受，为某种直接功利读书确实不是愉快的事；完全放弃内心的需要，或为了名诸如职称之类，或为稻粱谋以书做为挣饭吃的手段，也没有多少乐趣可言。这是对主体意志的剥夺，是读书个性的丧失，也是对读书真谛的消解。当然，谋职称，挣饭吃也是出于主体的意愿，出于个人生存的需要，只不过与真正意义上的读书主体和目的，有了太大的距离。

    那么，又如何协调职业性读书和嗜好的读书间的冲突呢？这二者之间有冲突，但并非绝对不能统一，比如研究文学者去读文学书，如果选择文学研究是出于爱好，那么二者就是统一的；研究其它亦然。再如教师，如果真正是出于对教师职业的热爱，读有关的书，自然是其乐无穷。于是就引出了一个问题解决的办法：职业选择应依据个人心性，解决了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职业读书与嗜好读书之间的矛盾。然而，这一问题的解决也难。事实是，多数人选择职业受到的约束太多，家庭的、社会的、个人的能力条件等，都是不能完全凭个人意愿解决的。看起来，此路也一下子通行不了。基于此，另一方法就是个人尊重现实，使自己慢慢接受并不情愿的职业，并逐渐增加兴味，这样就可将职业性读书带来的不悦转化为嗜好的读书的乐趣，即在思想、情感上，尽力超脱，以轻松的态度来对待，形成嗜好的读书的心境。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就如游公园似的，随随便便去，因为随随便便，所以不吃力，因为不吃力，所以会觉得有趣。如果一本书拿到手，就满心想道：‘我在读书了！‘我在用功了！那就容易疲劳，因而减掉兴味，或者变成苦事了。也就是说，以嗜好的读书的心态去读职业性的书。这样，既可摆脱为读书而读书，为生计或为某种特定外在不得已的目的而读书带来的苦恼，又可获得目的所需要的东西；化被动为主动，变苦恼为快乐，一言括之，取决于读书人心态的变换。这也许有一个痛苦的过程，然而与其长期痛苦，为什么不能以积极方式通过短暂的痛苦，去获取读书的真正乐趣呢？

    学而不思则罔

    读书学习与思考是一对孪生姐妹。我们民族的圣人孔子早就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样的话，可见二者之间有着相互促进彼此增益的统一性。大凡读书人，都会记住读书需要思索这一古训的。不过，在读书人中，也并非人人都能正确地理解思索在读书中的意义，也不是个个皆会对别人的书进行独立的探究，往往被书牵着鼻子，不知不觉被对象迷惑了。结果，书呆子、读死书、死读书、直到读书死。有的人可谓学富五车，可惜自己不过是一个不能用于实践不能对别人发生影响，对社会有所贡献的“资料库；脑袋里全装着的是别人现成的知识和结论，没有自己独立的思想，也就谈不上创造，此类人历代皆有，甚至还较多。于是，古人中的有识之士便提出了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命题，针对的就是读死书死读书的现象。将书读活，是不容易的，然而这又是读书的最佳目标。古往今来，真正有成就的人，不是靠死读书名垂千古的；他们的真正价值是在继承前人优秀成果，借鉴别人合理内核的基础上，有所思考，有所创造，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思想和知识体系。

    鲁迅就是把读书与思考有机结合起来的典范，他的成就正是得益于他在浩瀚的书海中游泳荡舟而又不被淹没，始终能坚持对所读对象的思想的独立性；能在高不可测的书山面前，保持了不迷信不盲目的清醒头脑。简言之，就是要学会思考而且是善于思考。舍此，书读得再多，即使是“韦编三绝，收获也不会大。

    用脑子，用自己的脑子读书，是鲁迅读书的主要方法，也是他极力提倡的方法。

    这一良好的读书习惯从幼年时便开始了。本来，中国古代的教育，目的自然是归于教化的。老师教学生，指定几部入蒙书或读圣贤的经典，却不会教学生去思考，更不敢让学生去怀疑书中的内容，因而学生主要是被动接收，缺少主动思索、消化、吸收的能力。结果，在中国那么多的读书人中，做起学问来，大都是“我注六经，缺少独立创造性，这大抵是不教人学会思考，不敢用自己脑子的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结出的果实。

    小时候，当鲁迅还没有正式入学，不识字时，他所看的只是图画类的书或者听别人讲图画上描述的故事。那时，年幼无知，又无多大的理解力，但他却能从图画及故事中，以简单的方式，思索出与别人不尽相同的意见来。鲁迅对这一段读书经历，有过真切的回忆：我所看的那些阴间的图画，都是家藏的老书，并非我所专有。我所收得的最先的画图本子，是一位长辈的赠品：《二十四孝图》。这虽然不过薄薄的一本书，但是下图上说，鬼少人多，又为我一人所独有，使我高兴极了。那里面的故事，似乎是谁都知道的；便是不识字的人，例如阿长，也只要一看图画便能够滔滔地讲出这一段的事迹。但是，我于高兴之余，接着就是扫兴，因为我请人讲完了二十四个故事后，才知道“孝有如此之难，对于先前痴心妄想，想做孝子的计划，完全绝望了。

    “人之初，性本善么？这并非现在要加研究的问题，但我依稀记得，我幼小时候实未尝蓄意忤逆，对于父母，倒是极愿意孝顺的。不过年幼无知，只用了私见来解释“孝顺的做法，以为无非是“听话，“从命，以及长大之后，给年老的父母好好地吃饭罢了。自从得了这一本孝子的教科书以后，才知道并不然，而且还要难到几十几百倍。其中自然也有可以勉力仿效的，如“子路负米，“黄香枕扇之类。“陆绩怀橘也并不难，只要有阔人请我吃饭。“鲁迅先生作宾客而怀橘乎？我便跪答云，“吾母性之所爱，欲归以遗母。阔人大佩服，于是孝子就做稳了，也非常省事。“哭竹生笋就可疑，怕我的精诚未必会这样感动天地。但是哭不出笋来，还不过抛脸而已，一到“卧冰求鲤，可就有性命之虞了。我乡的天气是温和的，严冬中，水面也只结一层薄冰，即使孩子的重量怎样小，躺上去，也一定哗喇一声，冰破落水，鲤鱼还不及游过来。自然，必须不顾性命，这才孝感神明，会有出乎意料之外的奇迹，但那时我还小，实在不明白这些。

    其中最使我不解，甚至于发生反感的，是“老莱娱亲和“郭巨埋儿两件事。

    我至今还记得，一个躺在父母跟前的老头子，一个抱在母亲手上的小孩子，是怎样地使我发生不同的感想呵。他们一手都拿着“摇咕咚。……然而这东西是不该拿在老莱子手里的，他应该扶一枝拐杖。现在这模样，简直是装佯，侮辱了孩子。我没有再看第二回，一到这一叶，便急速地翻过去了。……而招我反感的便是“诈跌。无论忤逆，无论孝顺，小孩子多不愿意“诈作，听故事也不喜欢是谣言，这是凡有稍稍留心儿童心理的都知道的。……道学先生以为他白璧无瑕时，他却已在孩子的心中死掉了。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着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家景正在坏下去，常听到父母愁柴米；祖母又老了，倘使我的父亲竟学了郭巨，那么，该埋的不正是我么？如果一丝不走样，也掘出一釜黄金来，那自然是如天之福，但是，那时我虽然年纪小，似乎也明白天下未必有这样的巧事。……我想，事情虽然未必实现，但我从此总怕听到我的父母愁穷，怕看见我的白发的祖母，总觉得她是和我不两立，至少，也是一个和我的生命有些妨碍的人。后来，这印象日见其淡了，但总有一些留遗，一直到她去世——这大概是送给《二十四孝图》的儒者所万料不到的罢。

    对图画中的故事的反感，对自己做孝子的命运的担忧，对所谓“孝子的不合情理举动的朦胧反对，虽不是理性的而是本能的反应，但恰恰说明了思考的开端；有了这样的敏感的心理基础，为上升到后来的理性思考提供了条件。鲁迅的回忆是后来的事，但确实可以让我们感到，幼时鲁迅就具有了不盲从不完全迷信书本的意识的萌芽，也具有了探究问题、弄清事情原委的潜力。读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这篇文章的人，一定会记得有关“怪哉虫的事。鲁迅说，“不知从那里听来的，东方朔也很渊博，他认识一种虫，名曰‘怪哉，冤气所化，用酒一浇，就消释了。我很想详细地知道这故事，但阿长是不知道的，因为她毕竟不渊博。现在得到机会了，可以问先生。于是，他怀着儿童的好奇心，怀着对不了解事物进行探究的心理，便在一次上了新的内容的课后，大胆地问：“先生，‘怪哉这虫，是怎么一回事？然而先生却浇了他的冷水，一句“不知道！就回绝了他的求问。这件事，实质上反映出鲁迅求知不是凭道听途说，而是要通过思索，弄清楚事物本原的态度，从简单接受到思索然后不耻下问，正是思考的反映，说明鲁迅在读书时就有了善于思索的良好习惯。他后来从古书的种种记载中，悟出中国封建社会“吃人的本质；通过中西民族性的比较，得出了中国民族性中缺少“诚与“爱的观点，并进而从事改良国民性的艰苦而伟大的事业；他读科学书，认为科学是“人性之光；他从西方近代被压迫民族文学以及具有反抗性的作品中，思索出了“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的精神对中国民族复兴的巨大意义，看到了文艺改变国民精神的价值；又正是通过思索，他意识到了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真理性。翻阅鲁迅的作品，处处可见到思考的智慧在闪烁，页页渗透着理性的分析。作者对所读的书，总是比较分析，吸收消化，然后作出自己的判断，决不是简单地读读或轻易地接受。这样的例子真是太多太多，这里略举例说说吧。

    鲁迅读古书时，曾读到一段有关赛马方法的文字，其方法的核心是：“不为最先，不耻最后。这段记载，见于《淮南子·诠言训》，全文为：“者（指赛马）不贪最先，不恐独后；缓急调乎手，御心调乎马，虽不能必先哉，马力必尽矣。鲁迅读后，就对它进行了剖析与思考，得出了更有意义的启示。他说：“这虽是从我们这样外行的人看起来，也觉得很有理。因为假若一开首便拼命奔驰，则马力易竭。但那第一句话是只适用于赛马的，不幸中国人却奉为人的处世金了。他不是孤立地去接受书上的有关赛马的方法，而是透过这种方法，将其与中国的为人处世原则联系起来，与国民性联系起来，从而具有了新的思考深度。他继续思考着：“中国人不但‘不为戎首，‘不为祸始，甚至于‘不为福先。所以凡事都不容易有改革；前驱和闯将，大抵是谁也怕得做。然而人性岂真能如道家所说的那样恬淡；欲得的却多。既然不敢径取，就只好用阴谋和手段。从此，人们也就日见其卑怯了，既是‘不为最先，自然也不敢‘不耻最后，所以虽是一大堆群众，略见危机，便‘纷纷作鸟兽散了。如果偶有几个不肯退转，因而受害的，公论家便异口同声，称之曰傻子。对于‘锲而不舍的人们也一样。由此，他联系历史状况与中国现实的需要，提出了要民族培养“不耻最后的精神，他说：所以中国一向就少有失败的英雄，少有韧性的反抗，少有敢单身鏖战的武人，少有敢抚哭叛徒的吊客；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则纷纷逃亡。战具比我们精利的欧美人，战具未必比我们精利的匈奴蒙古满洲人，都如入无人之境。“土崩瓦解这四个字，真是形容得有自知之明。

    多有“不耻最后的人的民族，无论什么事，怕总不会一下子就“土崩瓦解的，我每看运动会时，常常这样想：优胜者固然可敬，但那虽然落后而仍非跑至终点不止的竞技者，和见了这样竞技者而肃然不笑的看客，乃正是中国将来的脊梁。

    当我们读完这几段文字后，怎不为鲁迅读书时具有深度和广度的思考而感到由衷敬佩呢？这就是思考的力量！思想的力量！

    读而思，这不仅是鲁迅的读书之道，也是他常常倡导的读书方法。他特别注意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有关读书与思考的一段话，曾多次在文中提及。这几句话的核心是说在读别人的书时，自己的思想往往被书中的思想所侵袭，不由自主地将脑子的思想空间交了出去，成为别人思想驰骋的战场，原话出自《读书与书籍》：“我们读着的时候，别人却替我们想。我们不过反复了这人的心的过程。……然而本来的说起来，则读书时，我们的脑已非自己的活动地。这是别人的思想的战场了。叔本华讲的情况，就是读死书，死读书，不用脑子思考的状态，鲁迅对此论深表赞同。他在《读书杂谈》里说道：“听说英国的培那特萧（即萧伯纳），有过这样意思的话：世间最不行的是读书者。因为他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不用自己。这也就是勖本华尔（即叔本华）之所谓脑子里给别人跑马，较好的是思索者。因为他能用自己的生活力了。萧伯纳笔下的读书者，是死读书读死书的代名词；叔本华从读书人的脑袋被别人侵夺立论，反对读书，主张要用自己的思想去发现真理。鲁迅是赞同萧伯纳的观点的，对叔本华反对读书的片面性是不欣赏的，但他从叔本华的话中，认识到了读书时必须自己来思考的重要性。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的上海《人言》周刊上，登载了一篇署名胡雁写的《谈读书》的文章，先引叔本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的话，然后说：“看过一本书，是让人跑一次马，看的书越多，脑子便变成跑马场，处处是别人的马的跑道，……我想，书大可不必读。鲁迅看了这篇文章后，写了《读几本书》一文，发表在五月十八日《申报？自由谈》栏中。在文章中，鲁迅阐述了读书与思考的关系，指出了胡文恰好是没有正确理解叔本华的观点，即没有用自己的脑子分析，进一步指出了读死书的弊病。他说：“读死书会变成呆子，甚至于成为书橱，早有人反对过了，时光不绝的进行，反读书的思潮也愈加彻底，于是有人来反对读任何一种书。他的根据是叔本华的老话，说是倘读别人的著作，不过是在自己的脑里给作者跑马。这对于读死书的人们，确是一下当头棒。……不过要明白：死抱住这句金言的天才，他的脑里却正被叔本华跑了一趟马，踏得一塌糊涂了。所以，千万不能读死书，因为“读死书是害己，一开口就害人。读死书不是真读书，反对读死书并非要人不读书，因此，在反对读死书的同时，又说“但不读书也并不见得好，不过是读书时，不能尽信书，要有自己的主见和独立思想的能力。

    书的内容往往是复杂的，有正确的，有错误的，它是写书人主观的立场及其时代认识的反映。如果尽信书上所说，对读书者个人而言，除了单纯知识积累外，思想上不会有收获，更不可能创造出新的思想。鲁迅一生读书的实践，证明了读书必须思考的正确性，也说明了他不读死书肯用脑子因而有能够辨别书中内容的正确与否的能力。许广平在回忆中指出，鲁迅到北京不到两个月，留心历史掌故，就借得《庚子日记》二册阅览，但不能满意。“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鲁迅从文字的不“雅驯与“讹夺，予《庚子日记》以批判，更进一步看到这位作者的思想不对头。义和团事件，……当时一般人称之为“拳匪。鲁迅于此发生疑问，探讨真相。但书本上的记录却令人失望，感到不满；又向当时目睹现状的友人了解，由于被询问的人有着局限性，因此也未能彻底弄清这一事实的真相，这是一种不读死书的明证，也就是他不会被书本的错误思想所误的表现。许广平所讲之事，见鲁迅一九一二年六月二十七日日记。日记云：“下午假《庚子日记》二册读之，文不雅驯，又多讹夺，皆记‘拳匪事，其举止思想直无以异于斐、澳野人。齐君宗颐及其友某君云皆身历，几及于难，因为陈述，为之瞿然。这类反映读书时思考的文字，在鲁迅笔下，比比皆是。思考，已成为鲁迅读书的基本方法，已内化为一种意识，一种完全自觉的无须有意为之的自动行为。

    思考的意义，在于使读的书活起来，在于培养起活读的能力。他一再向学生们讲，读死书是有百害而无一利，“学生读死书，只配作人家的奴隶！他曾在一次演讲中，给学生们讲了一个故事，用以说明看各种文艺批评性文字时，一定要有自己的定见。故事来自印度，说的是一个老翁和一个孩子用一匹驴驮货物去卖，货卖后，孩子骑在驴上，老翁在后步行。路上的人见了，便责备孩子不懂事，让老年人走路不应该，老人于是骑了上去。但一会又有人说老人心太狠，让小孩走路，老人便将孩子也放在驴背上，但仍然有人指责他们太残酷。结果左右不是，只好都下来走，可仍然被人们视为呆子，说他们有驴不骑。老人于是长叹道，现在只剩一个办法了，就是让两人抬着驴走。鲁迅讲的故事，是针对当时文坛批评不能起到对读者的引导作用有感而发的，认为那些所谓的批评，“总是越看越糊涂，如果当真，就要无路可走。正确的态度是，批评文章应该看，“不过说看了之后，仍要看看本书，自己思索，自己做主。读书也是这样：“看别的书也一样，仍要自己思索，自己观察。倘只看书，便变成书橱，即使自己觉得有趣，而那趣味其实已在逐渐硬化，逐渐死去了。我先前反对青年躲进研究室，也就是这意思。不仅如此，他还将读书、思考与观察社会结合起来，希望读书人不仅是思考者，更是观察者，“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但观察也还是有限的，对一个完全没读过书，不会思索的人，观察也不可能深入，收获定然不大，因此，鲁迅在充分肯定观察社会的作用前提下，最后结论：“所以要观察，还是先要经过思索和读书。

    思考是一种智能。伟大的人物都是善思者。从鲁迅的读书方法——思考——这一深刻科学的环节来看，证明的是一条简单而有效的真理：思想的懒汉和庸人，不管他如何读书破万卷，仍然不能成为思想的巨人。当创造精神在呆板的教育制度下逐步丧失，当思考的能力在被动接受的学习方法下日渐弱化的今天，我们应当从过去一切伟大人物身上去发现创造、思考能力是如何产生的规律，从而激发出人们的思考和创造能力，培养出更多的创造者、思想者。

    泛读与专精

    鲁迅先生读书，非常重视泛读与专精的结合，尤其是对泛读十分看重。泛读是广泛吸收知识、扩大眼界、开阔思维空间的最好方法，特点在“博；专精是在博的基础上，向知识的深度和思想高度发展的重要环节。由博返约，由杂返精，特点在“精。没有博，就没有精，没有杂，也难有深；只有精，知识过于狭隘，只有深，思想不免片面。只有将二者有机统一，便能取得知识与思想的最大效益。

    开卷有益，古人早有认识，其实质就是什么样的书都应看看，看后总有收获，鲁迅对此有深切体会，他对泛读的提法是“随便翻翻。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上海《读书生活》月刊，发表了鲁迅的文章，题目叫《随便翻翻》。这篇文章是对他泛读方面的总结，也是他对泛读的认识与提倡。

    鲁迅最早读书时，能发挥主动性的，就是泛览。他说：“后来竟也慢慢的认识字了，一认识字，对于书就发生了兴趣，家里原有两三箱破烂书，于是翻来翻去，大目的是找图画看，后来也看看文字。这样就成了习惯，书在手头，不管它是什么，总要拿来翻一下，或者看一篇序目，或者读几页内容，到得现在，还是如此，不用心，不费力，往往在作文或看非看不可的书籍之后，觉得疲劳的时候，也拿这玩意来作消遣了，而且它也的确能够恢复疲劳。

    随便翻翻不是为了冒充“博雅，他说：“倘要骗人，这方法很可以冒充博雅。现在有一些老实人，和我闲谈之后，常说我书是看得很多的，略谈一下，我也的确好像书看得很多，殊不知就为了常常随手翻翻的缘故，却并没有本本细看。鲁迅是坦诚的，并非故作谦虚。他看的书确实很多，古今中外，无所不包，即就他笔下所涉及到的书，就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数目。这些书，他不可能本本精读，人的生命和时间都是有限的；也没有必要本本细看，有的书只须了解大概内容就可以了，有的看看目录，读读序言，也就差不多了。如果本本精读，页页细嚼，一个人穷其一生又能读多少书呢，那知识面也就相当可怜的窄了。泛读，在中外伟人那里，都是学习知识的重要方法，诚如英国著名的哲学家、作家，即提出“知识就是力量的培根，在《论学问》一文中，就提出了“有些书可供一尝，有些书可以吞下，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咀嚼消化；这就是说，有些书只要读读他们底一部分就够了，有些书可以全读，但是不必过于细心地读；还有不多的几部书则应当全读，勤读，而且用心地读。培根所指出的“一尝和“吞下，就是泛读的另一形式的表述。可见，泛读是读书的规律之一。

    按鲁迅的理解，泛读应当是“消闲的看书。他说：消闲的看书——有些正经人是反对的，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譬如我们看一家的陈年帐簿，每天写着“豆付三文，青菜十文，鱼五十文，酱油一文，就知先前这几个钱就可买一天的小菜，吃够一家；看一本旧历本，写着“不宜出行，不宜沐浴，不宜上梁，就知道先前是有这么多的禁忌。看见了宋人笔记里的“食菜事魔，明人笔记里的“十彪五虎，就知道“哦呵，原来‘古已有之。但看完一部书，都是些那时的名人轶事，某将军每餐要吃三十八碗饭，某先生体重一百七十五斤半；或是奇闻怪事，某村雷劈蜈蚣精，某妇生产人面蛇，毫无益处的也有。这时可得自己有主意了，知道这是帮闲文士所做的书。凡帮闲，他能令人消闲消得最坏，他用的是最坏的方法。倘不小心，被他诱过去，那就坠入陷阱，后来满脑子是某将军的饭量，某先生的体重，蜈蚣精和人面蛇了。

    从鲁迅的论述可见，消闲的看书是以消闲的态度和方式去获取广博的知识的手段，在不知不觉和轻松愉快中得到知识，因而，并非纯粹的消闲。进一步说，消闲的看书，能否有收获，仍决定于读书主体的眼光和思想的穿透力，所谓“内行看门道；而不具备这样的眼光的读书人，就只能是纯粹的消闲，即“外行看热闹了。

    泛读，不仅在消闲中获益，在杂中求知识，而且还在于扩大知识面，使个人知识结构趋于合理。一辈子与书打交道的人，一般而言有一个主业，有自己的研究方向。因此，多数人往往又过分重视专业内的书，对其它学科由于种种原因，常常视而不见，甚或拒斥。鲁迅是反对这种读书态度的，他主张泛读的重要一点，就是要广泛猎取自己专业外的知识。李霁野先生回忆道：“因为我们几个朋友当时是喜欢文学的青年学生，他曾谆谆的教导我们，读书的范围要比较广，不应该只限于文艺作品，哲学、心理学、社会科学的书籍也要选读，使自己有比较丰富的常识。我对他说，我在中学喜欢过植物学，在大学一年级觉得生物学给我开辟了一个新的天地。鲁迅先生赞成学习自然科学，以为可以培养观察力。他以为学医对于他有益无损。是的，鲁迅不仅自己从幼年开始，就尽可能地广泛阅览各种书籍，使他获得了丰富坚实的知识，而且总是让青年人抛开成见，多读多翻专业之外的书。这是他一生始终不渝的态度。俞荻回忆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时对他的教诲：“他常对我说，不但要读中国的好书，也要读外国的好书。并且科学书籍也要多浏览，不要仅仅抱住目下流行的时髦书。此外，他也告诉我，必须要懂一种外国语，多学会几种更好。一九三六年四月二日和四月十五日，他在给颜黎民的两封信中，再次阐述了他对泛读的意见。颜黎民是四川梁平人（现划归重庆市），一九三四年为北平宏达中学学生，次年以“共产嫌疑被捕下狱，出狱后不久即化名以孩子的口吻给鲁迅写信。鲁迅在信中回答了颜黎民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了读什么书的问题。鲁迅说道：“问我看什么书好，可使我有点为难。现在印给孩子们看的书很多，但因为我不研究儿童文学，所以没有留心；据看见过的说起来，看了无害的就算好，有些却简直是讲昏话。以后我想留心一点，如果看见好的，当再通知。但我的意思，是以为你们不要专门看文学，关于科学的书（自然是写得有趣而容易懂的）以及游记之类，也应该看看的。这封信说得比较概略，而在第二封信中，就讲得相当详细，而且十分生动，见解精当。他说：“你说专爱看我的书，那也许是我常论时事的缘故。不过只看一个人的著作，结果是不大好的：你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叮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专爱看文学书，也不好的。先前的文学青年，往往厌恶数学、理化、史地、生物学，以为这些都无足轻重，后来变成连常识也没有，研究文学固然不明白，自己做起文章来也胡涂，所以我希望你们不要放开科学，一味钻在文学里。譬如说罢，古人看见月缺花残，黯然泪下，是可恕的，他那时自然科学还不发达，当然不明白这是自然现象。但如果现在的人还要下泪，那他就是胡涂虫。……其次是可以看看世界旅行记，藉此就知道各处的人情风俗和物产。我不知道你们看不看电影；我是看的，但不看什么‘获美‘得宝之类，是看关于非洲和南北极之类的片子，因为我想自己将来未必到非洲或南北极去，只好在影片上得到一点见识了。总之，读书范围应尽可能扩大，“爱看书的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应做的功课已完而有余暇，大可以看看各样的书，即使和专业毫不相干的，也要泛览。譬如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即使“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厌之状，也可以翻一翻。

    随便翻翻式的读书，使鲁迅获得了广泛丰富的知识修养，也锻炼了他的思想的敏锐性，为造就一支横扫千军的铁笔，为他的写作，提供了必要的知识条件。他在这方面用力之勤，罕有人匹。小时看的杂览、笔记、野史、小说、图画不用说了，就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一三年两年间，他阅读的书的种类达十数种之多，诗话、杂著、画谱、杂记、丛书、尺牍、史书、汇刊、墓志、碑帖等。此后，他还读了大量诗稿、作家文集、小学、佛书、拓本、金石文字、瓦当文、墓志、壁画、造像、画集以及外国作家、科学家的著作。一九二五年以后，所读范围更广。所读的各种书，都对他产生了直接或间接，大或小的影响，其中历史对他影响尤深，他从中得到的知识和思想的收益也更大，因此，他特别重视历史，认为这是各学科的认识基础，是做学问者的认识基础：“所以我想，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也应该先看一部关于历史的简明而可靠的书，因为历史记载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有对社会的议论和认识，这是思想的起点，是研究学问的基础。

    泛读可以使人在文化修养方面得到提高，鲁迅的各种文化修养，主要是靠他杂览而逐渐丰富起来的。这里举一个审美的例子来说说他的美学修养。这事发生在著名女作家萧红身上。

    一天，鲁迅生了病刚好一点，萧红去看他。那天，萧红穿了一件红上衣和一条咖啡色的裙子，萧红自我感觉不错，便问鲁迅：“周先生，我的衣裳漂亮不漂亮？鲁迅打量了一下，便说“不大漂亮。过了一会，他解释道：“你的裙子配的颜色不对，并不是红上衣不好看，各种颜色都是好看的，红上衣要配红裙子，不然就是黑裙子，咖啡色的就不行了；这两种颜色放在一起很混浊……你没看到外国人在街上走的吗？绝没有下边穿一件绿裙子，上边穿一件紫上衣，也没有穿一件红裙子而后穿一件白上衣的……你这裙子是咖啡色的，还带格子，颜色混浊得很，所以把红衣裳也弄得不漂亮了。接着鲁迅又讲了人的体形与穿着的和谐美的问题：“人瘦不要穿黑衣裳，人胖不要穿白衣裳；脚长的女人一定要穿黑鞋子，脚短就一定要穿白鞋子；方格子的衣裳胖人不能穿，但比横格子的还好；横格子的，胖人穿上，就把胖子更往两边裂着，更横宽了，胖子要穿竖条子的，竖的把人显得长，横的把人人显得宽。萧红听了，便问：“周先生怎么晓得女人穿衣裳的这些事情呢？鲁迅回答说：“看过书的，关于美学的。萧红又问：“什么时候看的？答：“大概是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又问：“买的书吗？答：“不一定是买的，也许是从什么地方抓到就看的。萧红再问：“看了有趣味吗？鲁迅回答说：“随便看看。萧红接着又问：周先生看这书做什么？这次鲁迅没有回答，许广平在旁边说道：“周先生什么书都看的。正是鲁迅什么书都看，随便翻翻，使之具有了不同寻常的文化修养，审美不过是其中之一罢了。

    不要误会，似乎鲁迅只重泛读，而忽视专精，殊知专精同样是必需的。鲁迅笔下的“非看不可的书籍，实际上就是指的需要专精的书。他强调泛览，是为专精提供更广阔的选择，并为专精提供必要的知识广度。他说：“我的意思是很简单的：我们自动的读书，即嗜好的读书，请教别人是大抵无用，只好先行泛览，然而抉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深入地研究下去，否则，只有泛，便无中心，知识不能系统化，就会成为“杂耍。他自己的读书治学经历，说明他不仅注重泛读，而且同样注重专精。我们在第一章讲过，在他校勘整理的古籍和自己的有关中国小说史、文学史的著述中，就是他在广泛博览的基础上，经过审慎的精读，逐一挑选出有价值的作品，进行精心校订，编纂结集，并以此为基础，写出自己的著作来的。《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的编纂，乃是专精的典范，是他精读之后精选的结晶。只要想想他花数年之功夫，在大量散见的著作中，剔抉挑选，日夜抄录，利用多种书籍校读订正古籍的情况，谁能说鲁迅是不注重专精的呢？

    学外语，在打基础阶段，没有精读的方式是难以入门的，鲁迅称之为“硬看。他自己在上海时，为了学马克思主义的原著，就将数十年前学过的德语重新拾起。此时，年纪毕竟大了，但他对所选定的书，认真研读，在一年的时间中，每晚就定出一定的时间，从不间断。因此，他在此方面有很深的体会，即学外语，必须具备硬看精读的态度和方法。在给曹白的一封信中，他说道：“学外国文须每日不放下，记生字和文法是不够的，要硬看。比如一本书拿来硬看，一面翻生字，记文法；到看完，自然不大懂，便放下，再看别的。数月或半年之后，再看前一本，一定比第一次懂得多。硬看，在这里与精读同义。读书人都有体会，对打基础的必读书或某专业的经典著作，不精读是没有意义的，这是建立学科和专业的看家本领，是学好专业的基础，也是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学外语，一开始就泛读，那是不可以的，只有经过精读，掌握了必备的文法和生词后，才有可能进行泛读。因此，鲁迅是深深了解精读与泛读的关系的。

    鲁迅在翻译外国作家作品时，就体现出了专精的读书方法。大家知道，翻译一部作品，实际上就是精读这部书的过程。鲁迅在译果戈理《死魂灵》第三章时，读到“近乎刚刚出浴的眉提希的威奴斯的位置时，鲁迅是“知道眉提希的威奴斯（即维纳斯），为克莱阿美纳斯所雕刻，但他没有见过这雕刻的图像，不知出浴者的姿势，于是东翻西查，却遍查不得，又买了日本新出的《美术百科全书》来查，依然没有，之后，花了更多力气，终于查出注明。这就是精读，这是真正的精读。鲁迅购置了大量的中外工具书，就是主要为精读而备的。于是，我们知道，泛读与专精，是他的读书实践的写照，也是他极力提倡的两种相辅相成的读书方法。

    比较与参读

    读书的过程，是对知识、思想进行占有、挑选和吸收的过程，这就需要比较，鉴别，从而更合理地将别人的知识和思想，转化为属于自己的东西。因此，比较阅读法是甚为通行也是富有成效的读书方法，其特点是将两种或多种材料对照阅读，分析其同异，然后作出读者的判断和选择。严格讲，参读也是比较，因此我们将其放在一起，作为鲁迅读书方法来品鉴。

    鲁迅之所以提倡“随便翻翻，其关键在于随便翻翻包含着比较，即在不受主观倾向限制的情况下读书，读者自身不会被自己的立场好恶所驱使，能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对待不同类型的著作，从而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知识、信息开辟了更大的范围和思想空间。通过这种方式，使自己得到的信息量大，而且包容了相似、相反等不同类型的信息，这就为比较奠定了基础。所以，鲁迅一生读书，就广泛运用了浏览而来的材料，并对之进行分析比较，使自己的知识积累更有价值，使自己的思想更为明晰清楚，而所作出的判断与选择就更符合实际。由于每种书的作者的知识与思想，都不可能是绝对的真理代表，知识错误、思想缺陷都是客观存在的；而有的书，虽貌似公允、代表了真理，其实并非如此。读书人如果不认真地分析，往往就会受骗上当，把毒药当作蜜糖，将恶草视为香花。于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在大量泛览各种书籍、了解各种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然后取舍。鲁迅对此，经验丰富，深谙比较读书法。他指出，对可能上当而被诱骗过去的书，“治法是多翻，翻来翻去，一多翻，就有比较，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乡下人常常误认一种硫化铜为金矿，空口是和他说不明白的，或者他还会赶紧藏起来，疑心你要白骗他的宝贝。但如果遇到一点真的金矿，只要用手掂一掂轻重，他就死心塌地：明白了。他接着又说：“‘随便翻翻是用各种别的矿石来比的方法，很费事，没有用真的金矿来比的明白、简单。我看现在青年的常在问人该读什么书，就是要看一看真金，免得受硫化铜的欺骗。而且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

    基于此，鲁迅提倡读与自己意见相反的书，甚至是过时的书。他说：“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例如杨光先的《不得已》是清初的著作，但看起来，他的思想是活着的，现在意见和他相近的人们正多得很。杨光先是中国历史上相当有名的排外思潮的代表。清顺治元年（1644），清政府任命德国天主教传教士汤若望为钦天监监正，变更历法，新编历书，杨光先以捍卫封建正统的立场，以迷信为武器，用顽冥不化的排外情绪，上书礼部，指摘新历书封面上不该用“依西洋新法五字。到康熙四年（1665），他又以新历推算日蚀有误为理由，致使汤若望被判有罪，自己便取代了汤若望的官职，并恢复旧历。后来，他由于推闰失实，被捕下狱，后获释放。杨光先的行为，代表的是迷信向科学发难以及封闭对开放进攻的思潮。《不得已》是他历次指控汤若望的呈文及论文的汇集。在书中，他公然说出了“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的荒唐话，暴露出了排外和拒绝科学的不光彩形象。鲁迅所处的时代，复古思潮大有死灰复燃之势，排斥先进的外民族文化，对科学的拒绝，在社会上也有相当的市场。一些人的书和文章，大谈中国精神文明天下第一，而对物质文明的落后视而不见。种种情况，说明杨光先后继有人。鲁迅正是强调通过读过时的书来对比现时一些人的思想观点，从而找到二者的渊源，并进而探讨其悠悠不绝的社会、文化、思想基础。这样一来，貌似捍卫民族文化的种种表现，在时代发展方向和趋势的比较之下，在历史与现实的比较下，实质也就昭然若揭了。人们也就不会简单地被这些思想所迷惑，不会上当受骗。

    鲁迅喜欢读史，尤其喜读野史和杂说，究其根本原因，乃是野史杂说所记的人和事，比正史真切，没受到正统思想的浸染，也未经统治者根据需要加以删改，从而具有更多的真相或独到的见解，如果与正史相与比较而读，就有可能得到新的意想不到的收获。他这样写道：“现在中西的学者们，几乎一听到‘钦定四库全书这名目就魂不附体，膝弯总要软下来似的。其实呢，书的原式是改变了，错字是加添了，甚至于连文章都删改了，最便当的是《琳琅秘室丛书》中的两种《茅亭客话》一是宋本，一是四库本，一比较就知道。‘官修而加以‘钦定的正史也一样，不但本纪咧，列传咧，要摆‘史架子；里面也不敢说什么。据说，字里行间是也含着什么褒贬的，但谁有这么多的心眼儿来猜闷壶卢。至今还道‘将平生事迹宣付国史馆立传，还是算了吧。因有了这种经验，尤其是有了读野史杂说的经验，两两对比，读后者就另有一番价值在。他说：“野史和杂说自然也免不了有讹传，挟恩怨，但看往事比较分明，因为它究竟不像正史那样地装腔作势。假若不是用比较的方法去读史，鲁迅也就不会有那么深入的体会，也就见不出比较的好处来了。事实正是这样。前面提到的《茅亭客话》就是好的例子。《茅亭客话》，系宋代黄休复著，其内容记录了从五代到宋真宗时（约公元十世纪）的蜀中杂事。鲁迅不仅看了四库本，后来又看了校宋本和影宋本，经过对读，鲁迅发现了一个秘密：“同是一种书，而两本的文章却常有不同，而且一定是关于‘华夷的处所。这一定是四库本删改了的；现在连影宋本的《茅亭客话》也已出版，更足据为铁证，不过倘不和四库本对读，也无从知道那时的阴谋。鲁迅所说的四库本删改古书的“阴谋是指的什么呢？说穿了，指清朝统治者有意抹去古书中体现出来的作者的民族气节的文字，淡化汉人的民族仇视心理，使汉民族的人成为大清的顺民。鲁迅正是通过比较阅读，使清统治者的实质暴露无遗。他一针见血地指出：“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踿踿，抽毁踿，剜去之类也且不说踿踿，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踿，也曾经有过很有些踿踿骨气的人踿踿。不仅如此，鲁迅还通过对读宋代晁说之的诗文集《嵩山文集》的四库本和影旧抄本，发现“贼“虏“犬羊等字都被四库本删改了；即使提到金人的淫掠也加以避讳；至于“夷狄等字眼，更在删除之列；连“中国这两个字亦不让出现，“因为这是和‘夷狄对立的字眼，很容易引起种族思想来的。

    这里再举一例。鲁迅在家乡读书期间，曾看过《蜀碧》，从而产生了对张献忠的不满；后来他又看了明代宋端仪的《立斋闲录》。两相对比，永乐皇帝的凶残就深深刻在了他的脑子里，他渐渐发现“永乐皇帝的凶残，远在张献忠之上……于是我的憎恨就移到永乐身上去了。读这些书时，鲁迅还是个少年。事隔四十年后，他偶然翻书时，从清俞正燮的《癸巳类稿》的改定本，发现该书引用了永乐皇帝的上谕，于是他认为“足够‘略见一斑，和献忠流贼的作品相比较了。这则上谕的内容如下：

    永乐十一年正月十一日，教坊司于右顺门口奏：齐泰姊及外甥媳妇，又黄子澄妹四个妇人，每一日一夜，二十余条汉子看守着，年少的都有身孕，除生子令做小龟子，又有三岁女子，奏请圣旨。奉钦依：由他。不的到长大便是个淫贱材儿？

    铁铉妻杨氏年三十五，送教坊司；茅大芳妻张氏年五十六，送教坊司。张氏病故，教坊司安政于奉天门奏。

    奉圣旨：分付上元县抬出门去，着狗吃了！钦此！

    这就是永乐皇帝的真面目，凶残，冷酷，对忠于建文帝的大臣，极尽绞杀之能事，活脱脱地露出了暴君的形象。通过各种书的对读，鲁迅不仅认识到了永乐的本质，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中国封建时代中国人命运的悲剧性：“中国人是一向被同族和异族屠戮，奴隶，敲掠，刑辱，压迫下来的，非人类所能忍受的楚毒，也都身受过，每一考查，真教人觉得不像活在人间。有比较才有鉴别，这是真理性的结论。鲁迅对历史或事物的认识，就是通过读书，大量比较后而来的，其深刻与独异在于他对比较法的运用。

    鲁迅看书，与己相投思想相通的自然不会放过，但这往往会限制自己的思想和眼界，于是为了比较，他主张读对立面的书，即将对立面的书与自己合拍的书相互参读。这样，既可知彼知己，又可使自己的思想认识更全面，也有助于澄清似是而非的种种思想观念。鲁迅指出：“凡作者，和读者因缘愈远的，那作品就于读者愈无害。古典的，反动的，观念形态已经很不相同的作品，大抵即不能打动新的青年的心（但自然也要有正确的指示），倒反可以从中学学描写的本领，作者的努力。恰如大块的砒霜，欣赏之余，所得的是知道它杀人的力量和结晶的模样：药物学和矿物学上的知识了。可怕的倒在用有限的砒霜，和在食物中间，使青年不知不觉的吞下去，例如以似是而非的所谓‘革命文学，故作激烈的所谓‘唯物史观的批评，就是这一类。这倒是应该防备的。由此可知，鲁迅在接受知识或思想方面，决不是盲目的，而是要在弄清正反两方面的问题基础上，才来作出自己的选择。从早年留学开始，他就是这样来读书的。他既读鼓吹反抗的作品，如拜伦等人的书，又读宣扬人道主义和基督教爱的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他既看古典的，又看现代的。后期，他努力阅读革命文学的作品，宣传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同时他仍关注资本主义的文学艺术的发展，他读厨川白村的理论著作，看资产阶级文艺思潮如超现实主义、未来派的作品。因此，他明确地指出：“我是主张青年也可以看看‘帝国主义者的作品的，这就是古语的所谓‘知己知彼。青年为了看虎狼，赤手空拳的跑到深山里去固然是呆子，但因为虎狼可怕，连用铁栅围起来了的动物园里也不敢去，却也不能不说是一位可笑的愚人。只有通过比较阅读，对不同倾向、不同观点、不同意识形态的作家的作品有了基本的了解，才会为树立正确的思想找到参照，才能为正确吸收知识确定立场。这是鲁迅的读书总结，也是读书人应有的正确态度和必须掌握的读书方法。鲁迅因之告诫青年：“倘是新的，研究文学，则自己先看看各种的小本子，如本间久雄的《新文学概论》，厨川白村的《苦闷的象征》，瓦浪斯基们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之类，然后自己再想想，再博览下去。因为文学的理论不像算学，二二一定得四，所以议论很分歧。鲁迅所提到的作者和作品，显然是两种意识形态的不同著作，但作为文学研究者，如只守一隅，那只能是一叶障目，眼界必定会越来越狭小。因此，广泛阅读，实质上就是为比较阅读提供基石，而比较阅读又是知识与思想升华所必需。

    比较阅读的另一方法是参读。参读在鲁迅读书生涯中是相当重要的方法。如果说，比较阅读是指广义的参读，那么，此处讲的参读，乃是狭义的或者说是指对一特定对象研究时，所进行的比较性阅读。如研究某作家，除了读他的作品外，还要读与他相关的传记、批评和研究性的书，还要读作者所处时代相近、相异作者的作品，更要了解所处时代的历史、社会思想等情况。这就是鲁迅自己研究作家作品的方法，也是他积极主张的读书方法。鲁迅读书，如读文艺作品，不但读选本，还参读作者的传记、专集以及有关研究性的著作，同时他还要了解同时代作家的情况，以便了解其在所处时代的地位，发现其特殊的风格和价值。他说：“倘是要看文艺作品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个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他最反对的是寻章摘句、断章取义、掐头去尾的读书、研究方法。他认为“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他认为，如果只凭“摘句来评议作者，是一种歧途，“它往往是衣裳上撕下来的一块绣花，经摘取者一吹嘘或附会……读者没有见过全体，便也被他弄得迷离惝恍。反之，他非常赞赏作者文集里面收有他人的有关的文字，因为这可以参读比较。他说：“现在还在流传的古人文集，汉人的已经没有略存原状的了，魏的嵇康，所存的集子里还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晋的阮籍，集里也有伏义的来信……《谢宣城集》虽然只剩下前半部，但有他的同僚一同赋咏的诗。我以为这样的集子最好，因为一面看作者的文章，一面又可以见他和别人的关系，他的作品，比之同咏者，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

    这就是参读的好处。

    比较阅读法的形式十分丰富，在鲁迅那里，也不仅仅是提到的那几种，不过是选取了几种主要的加以介绍。作为一个伟大的文化巨人，读书的方法是多样的，科学的读书方法是鲁迅知识广博的重要基础。就比较与参读来说，在他那里，既有宏观的，也有微观的；有作家与作家的比较，也有篇章字词的比读；有历史与现实，古代与现代，还有中与西，不同流派不同倾向的比较。他的读书实践，为后人指出了一条科学有效的道路；这是一笔珍贵的读书方法的遗产。今天的青年人，读书亦不少，收效并不理想，究其原因，方法不当应为主要问题。鲁迅的读书方法，如能加以继承，并加以发展，那么，就会有更多的人得到益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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