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是一位真正的读书人。对书的喜爱，从他一生买书的事迹，可以略见一斑。从小时开始，他就开始出入书铺，购买自己心爱的图书。随着年龄增长，兴趣有增无减。他节衣缩食，想方设法，省下钱来，送进书店，将所喜所需的各种书籍，源源不断地从书肆中带回，放置在自己的书架上；他一有机会，便访书求书，无论是探亲访友，还是旅行在外，总忘不了的一件事，就是进书店；他利用各种关系，各种方法，搜求书籍，补齐缺册。他买书，是为了使用，是为了阅读和写作、著述的需要，而不是以藏书为目的：不是为了装点门面，挣得藏书家的美名，而是出于浓厚的兴趣，使自己查阅资料更为方便；他不着意寻求珍本善本作为炫耀的资本，总是购买价廉物美、内容可信、形式美观大方能引起购买者兴趣的图书。他一生花在买书上的资金甚巨。宁愿穷落，也不吝啬，从不放过他需要的好书；他不置任何家产，以为买书比买田好。所以，当他辞世后，留给后世的，除了丰富而深刻的著述、译著外，就剩下了他一生穷尽心力购买的图书。至今为止，鲁迅藏书保留下来的尚有三千八百多种，一万二千余册。其实，这并非他购书的全部。有的书在各个时期，由于种种原因，或归于他人，或遗失，甚或被毁。这自然是一个巨大的遗憾。了解鲁迅的读书生活，从买书入手，是一个好门径。鲁迅买书，是为了学习和使用，目的是明白的。因此，从他买书的经历，大致可以了解他在不同时期，所读书的范围、兴趣的焦点，从而从一个侧面，把握他思想的发展和演变。譬如说，在东京时，他极力搜求的是外国被压迫民族争取独立的作品以及为国家的复兴反抗呐喊的作品，便可知他此时是为了给中国人寻找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热肠的启蒙思想工具。在北京时，他大量买古籍，购佛经，搜集碑帖、墓志、画像，不仅是治学的需要，而且是他“五四前思想苦闷的反映；既可看作是他潜心国学的标记，又可视之为在爆发呐喊前的准备。因此，这是研究鲁迅的重要层面，是洞悉鲁迅心灵史的窗口。于是，让我们顺着他买书的足迹，作一次鲁迅心灵史的探索吧。
最初的渴求
鲁迅从小对书就发生了兴趣，在刚刚入塾，从老师处见到了种种有趣的插图本书籍后，就产生了买书的冲动，想拥有属于自己的书。他对书的渴望，想弄到手的第一部书是绘图本《山海经》。
《山海经》，大约是公元前四世纪至二世纪间的作品，主要内容是我国民间传说中的地理知识，以及上古流传下来的神话故事。鲁迅小时从叔祖周玉田读《鉴略》时，与这位老人交往甚勤，在他那里，发现了书的世界，《山海经》便是从周玉田处得知的。于是，对《山海经》的渴慕就时时伴随着鲁迅的心灵。鲁迅回忆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经历：“一面又在渴慕着绘图的《山海经》了。这渴慕是从一个远房的叔祖惹起来的。他是一个胖胖的，和蔼的老人，爱种一点花木，如珠兰，茉莉之类，还有极其少见的，据说从北边带回去的马樱花。他的太太却正相反，什么也莫名其妙，曾将晒衣服的竹竿搁在珠兰的枝条上，枝折了，还要愤愤地咒骂道：‘死尸！这老人是个寂寞者，因为无人可谈，就很爱和孩子们往来，有时简直称我们为‘小友。玉田老人藏书甚丰，鲁迅在他的书房里，看到了《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花镜》以及名目很生的种种书籍。这位老人对鲁迅讲，他曾有一本绘图的《山海经》，上面画着人面兽、九头蛇、三脚鸟、无头而以乳当眼的怪物等等。老人充满神秘的讲述，唤起了鲁迅一睹为快的心思，从此，他始终不忘将这样一本充满幻想而又趣味无穷的书弄到手。鲁迅说道：“我很愿意看看这样的图画，但不好意思力逼他去寻找，他是很疏懒的。问别人呢？谁也不肯真实地回答我。压岁钱还有几百文，买罢，又没有好机会。有书买的大街离我家远得很，我一年中只能在正月间去玩一趟，那时候，两家书店都紧紧地关着门。玩的时候倒是没有什么的，但一坐下来，我就记得绘图的《山海经》。因鲁迅太过于念念不忘了，保姆阿长注意到了他的不安的灵魂，便问《山海经》是怎么回事。鲁迅本来没想告诉她，因为阿长自己又不识字，也不懂得书，说了无用，不过既然问起来了，鲁迅便将事情原委告诉她了。没想到，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阿长过了一段时间，竟然将绘图本《山海经》搞到了手，送到了鲁迅的面前。朝思暮想的心爱的书到了手，对鲁迅来说，喜悦之情便可想而知。鲁迅是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的：“过了十多天，或者一个月罢，我还很记得，是他告假回家以后的四五天，她穿着新的蓝布衫回来了，一见面，就将一包书递给我。高兴地说道：‘哥儿，有画儿的‘三哼经，我给你买来了！我似乎遇着了一个霹雳，全体都震悚起来；赶紧去接过来，打开纸包，是四本小小的书，略略一翻，人面的兽，九头的蛇，……果然都在内。这又使我发生新的敬意了，别人不肯做，或不能做的事，她却能够成功，她确有伟大的神力……这四本书，乃是我最初得到最为心爱的宝书。这是鲁迅在《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描绘的第一次喜得书的情形。这篇文章写于一九二六年三月，离得《山海经》时已近四十年了，可鲁迅却记忆犹新，说起来是那样的亲切动人，显然此事对鲁迅的触动很大很深，这为他日后买书的热情是一种无形的鼓励。他说：“书的模样，到现在还在眼前。可是从还在眼前的模样来说，却是一部刻印都十分粗拙的本子。纸张很黄，图像也很坏，甚至于几乎全用直线凑合，连动物的眼睛也都是长方形的。但那是我最为心爱的宝书，……此后我就更其搜集绘图的书，于是有了石印的《尔雅音图》和《毛诗品物图考》，又有了《点石斋丛画》和《诗画舫》。《山海经》也另买了一部石印的，每卷都有图赞，绿色的画，字是红的，比那木刻的精致得多了。这一部直到前年还在，是缩印的郝懿行疏。木刻的却已经记不清是什么时候失掉了。这不仅对鲁迅买书的热情是一种刺激，对鲁迅影响更大的还在于阿长善解人意，解人之难、助人为乐的精神。鲁迅后来不断地替别人买书、寻书，尤其是为青年人做了大量关于书的奉献的工作，与此不无关系。所以，几十年后，鲁迅对这位保姆，在回忆中充满了敬意和无限的怀念：“我的保姆，长妈妈即阿长，辞了这人世，大概也有了三十年了罢。我终于不知道她的姓名，她的经历；仅知道有一个过继的儿子，她大约是青年守寡的孤孀。仁厚黑暗的地母呵，愿在你怀里永安她的魂灵！
鲁迅从小有两大爱好，一是图画，一是植物，所以他那时悉心买的书也主要是这两类。买书的钱主要是压岁钱。他最早用自己的压岁钱买的书是《毛诗品物图考》。由于避难，鲁迅到了大舅家。他的表兄延孙有一部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小本两册，原书是日本冈元凤所作，引用《诗经》里的句子，将草木虫鱼分别地绘图列说。此书的图画精美，“这也给了鲁迅一个刺激，引起买书的兴趣来。鲁迅从皇甫庄回来后，“所买第一部新书，大概是也应当是那两册石印的《毛诗品物图考》。明白记得那书价是银洋两角，因为买的不是一次，掉换也有好几次。不知为什么那么的看重此书，买来后必要仔细检查，如果发见哪里有什么墨污，或是哪一页订得歪斜了，便要立即赶去掉换。有时候在没有查出缺点之前，变动了一点，有如改换封面之类，那就不能退换了，只得折价卖给某一同学，再贴了钱去另买新书。由于去的次数多了，书店的伙计感到厌烦了，便戏弄鲁迅说，这书的封面比姊姊的面孔还白呢，何必还要掉换。鲁迅听了，愤然从书店出来，日后再没去这家书店买书。不过，鲁迅为掉换书，多次进入该书店，也有一种意外的收获：“对于书坊伙计那么丁宁妥贴的用破毛边纸包书的手法也看熟了，便学得了他们的方法，以后在包书和订书的技术方面都有一点特长，为一般读书人所不及。
鲁迅在离开家乡前，买书主要集中在一八九四和一八九五年这一时期以及他父亲去世后的一段时间。购书范围先是图画，然后扩展到文字书籍。这里讲讲买《海仙画谱》的事。此书是日本人小田著的，内容是讲绘画技法的。此书价一百五十文，由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弟兄各出五十文。买这本书，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周作人讲：“为什么这一百五十文要三个人来合出呢？大概是由于小兄弟动议，愿意加入合作的吧。可是后来不知是因为书没有意思，还是不能随意取阅的缘故呢，他感觉不满意，去对父亲‘告诉了。伯宜公躺在小榻上正抽鸦片烟，便叫拿书来看，鲁迅当初颇有点儿惶恐，因为以前买书都是瞒着大人们的。伯宜公对于小孩却是很有理解，他拿去翻阅了一遍，并不说什么话，仍旧还了我们了。鲁迅刚读过诗经，小雅《巷伯》一篇大概给他很深的印象，因此他有一个时候便给小兄弟起了一个绰号，便是‘谗人。但是小兄弟既然还未读书，也不明白它的意义，不久就忘了。那本画谱鲁迅主张单给了小兄弟，合股的一百文算是扔掉了，另外去买了一本来收着，同一《海仙画谱》所以有两本的原因就是为此。
鲁迅对书的兴趣愈来愈浓，购书的热情越来越高。周建人回忆道：“放学的时候我常常看见他去买画谱。他把过年时候的压岁钱等所得的钱，总去买画谱。向书坊要了目录来，看有什么可买的。如《海仙画谱》，《海上名人画谱》，《阜长画谱》，《椒石画册》等，买了许多。除了画谱外，买的就是“花书。《花镜》是他买的第一部非图画的书，这是鲁迅花二百文钱从一个同窗本家那里买来的。
随着知识的增长，鲁迅读书的范围也开始扩大，不仅仅限于图画、小说等书。大约在他父亲生病的那个时期，鲁迅从一个本家那里，借到了一部《唐代丛书》。这部书问题很多，鲁迅在后来的书简中对此书有过批评，认为拿来玩玩固无不可，如信以为真，则上当不浅也。原因是该书所收的东西大半是乱改和删节的。不过那时的鲁迅年龄尚小，对此书的印象自然与后来不同。由是，他对杂说类的书发生了兴趣。据周作人回忆，他在那时买的计有：《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池北偶谈》、《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金石存》、《徐霞客游记》等。他对丛书的兴趣，使他想方设法凑了两块钱，买了一部共二十四册的小丛书，书名按周作人的回忆叫《艺苑捃华》。当时的鲁迅对此书很是珍重。后来，才发现，是书贾从《龙威秘书》等书中随意抽取，杂凑而成的。此外，他还买了《阅微草堂笔记》五种，王韬的《淞隐漫录》、《板桥全集》、《古诗源》、《古文苑》、《六朝文》、《周濂溪集》等。
鲁迅对这些书非常爱惜，毕竟是省吃俭用而来的。他买的都是普普通通的版本，或木刻的，或石印的，并不是怎样好的版本。“买来以后，大都用绢线钉过，因为书坊店里钉的不好，往往容易脱线。并常常改换封面，封面照例用栗壳纸。在翻阅书籍时，“翻时很仔细，先看指上有无墨迹或是否肮脏。他最恨翻时候用中指或食指在书页上刮过去，使左下角翘起来，再拿住它，翻过去。因为纸面上就留有一条指甲刮过的痕迹了。他总是用指头拿书页折缝上方印有一条阔墨线处去翻，因为不会弄肮脏。我们伏在桌子旁边看，手当然不许伸开去向书上摸一摸。如果去摸一摸，或用指点一点，深怕洁白的书页上会弄污，当然是要禁止的。看了又放到母亲眠床旁边的一只红色皮箱里去。这皮箱里并无衣服，藏的都是他的书。因为木板的书箱虫子容易进去，所以放在高口子的皮箱里，虫进不去。书当然放得很整齐，大空处放大书，小空处放小书。缝里插些小包樟脑，以防蠹鱼来蛀食。由于经济条件的限制，那时的鲁迅不可能买更多的书。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五日，他在给曹白的信中说道：“有喜欢的书，而无钱买，是很不舒服的，我幼小时常有此苦，虽然那时的书，每部也不过四五百文。现在看来，在一个家庭接连发生不幸，经济状况从小康跌入困顿之际，能够买下那么多的书，殊为不易。这一时期，为鲁迅后来始终保持买书的热情，提供了基础；他深知书来之不易，因而他爱书惜书，在他的日记中，我们可以见到他是如何爱书惜书的。他总是自己动手，对买来的书进行重新装订，或者把书送到装订书的专门店铺，给予重装。他经常是熬夜来做这些工作的。这些良好习惯的养成，与他在少时购书的经历关系甚大。只有深知买书之不易，得来之难的人，才会如此珍惜书、保护书。可以说，从此时起，书已成为他生活中的重要内容，成为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从此，他将在更大的范围内搜求书籍，买书，逛书店，便是他生命活动的重要形式。
金陵书店中的身影
从一八九八年五月一日离开家乡，到一九〇二年三月二十四日离开南京赴日留学，鲁迅在南京生活了近四年。近四年的生活，使鲁迅在自然科学基础，西方近代新思想的吸取，整个中外文化修养的进一步提高等方面，有了新的变化，眼界胸怀与学识，都非昔日可比。在南京时，他刻了两颗图章，一颗刻着“文章误我，一颗刻着“戛剑生。周建人的解释是：“意思是说，以前读古书，做古文，耽误了我的青春，现在我要‘戛的一声拔出剑来参加战斗了。这一解释基本合理，比较符合鲁迅当时的思想实际。欧风西雨的沐浴，使他对自己过去的生活有了新的认识，新的知识天地的出现，自然对过去所读也有新的体会。是的，仅仅局限在传统文化中，不睁眼看别的民族的文化，在那样的时代，不误青春才是怪事；而在风雨飘摇的清末，不靠战斗——以知识之剑作为武器的战斗——显然也不是热血青年的应有衷肠。所以从那时起，他读书的兴趣开始从纯故纸堆中钻了出来，一方面他开始广泛吸收新的知识和思想，另一方面他仍然没有放弃研读古籍，不同的是，他此时读古书，认识的角度自然和以前是不大一样了，思想自然要站得高得多。由于这一段时间，鲁迅本人留下的资料极少，只有极少的亲友在回忆中或在日记中有所记载。因此，要完整地了解他此时买书的情况已不大可能，只能勾勒几个侧影，以对本时期他购书情形有一轮廓性的了解。
周作人当时的日记，是目前最原始的鲁迅在南京时购书情况的资料了。由于日记本身亦不全，所记也不是完整的。现摘抄如下，以资参阅。日记中的日期皆为农历。
Δ一八九八年
十二月廿五日：“晨椒生叔祖自金陵回家，得豫亭（注：鲁迅本来号叫豫山，因易被人叫做“雨伞，故改了一个字，初为豫亭，后又变成豫才）兄十七日函，云要抄书格纸百……寄回画报一本，《百鸟图说》一本，《百兽图说》一本，韦门道氏撰，广学会出售，每本洋二角。
Δ一八九九年
九月十六日：“雨。伯文叔从金陵回来，带回大哥函，并书籍衣服，目录列下：官纱库二条，石印《芥子园全集》三函十二本，《阅微草堂笔记》四本，《解学士诗》一本，《状元阁执笔法》一本，《读书乐》摹本一套八页，《弟子规》摹本一套十九页，以上四种皆状元境李光明庄刊印本。
十二月二十六日：“雪、寒甚。上午大哥同椒生叔祖回家，带回……浙江求是书院章程一本，《圣武记》一部十本。
Δ一九ＸＸ年
五月十五日：“晨伯文叔自江南归，……交来大哥初十日函，并王渔洋《唐人万首绝句选》一部二本，张伯行刻《周濂溪集》一部四本。
十二月三日：“上午同大哥往大街……大哥购《曲园墨戏》一本，《百衲琴对句》一本，板颇佳。
十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同大哥往大街，购李长吉《昌谷集》不得。
Δ一九〇一年
十一月二十六日：“晨步至陆师学堂，同大哥闲谈，午饭后回堂，带回《世说新语》一部，杂书三本。
十二月十三日：“上午大哥来，带来书四部。（这四部书，据周作人所记：为“铅印的《包探案》及《长生术》，前者即柯南达利所著的《福尔摩斯侦探案》，在中国是第一次翻译；后者系哈葛得所著蛮荒小说之一，原无作者名字，这是后来才省悟出来的。其三《巴黎茶花女遗事》，为林琴南译本，那时只署名冷红生。又一种则是《农学丛刊》石印四册，似是罗振玉所编印，其中有《蚕桑问答》、《牧猪法》、《烘鸡鸭法》、《艺菊法》、《浏阳土产表》等。）十二月二十四日：“晴冷。午饭后步行至陆师学堂，……同大哥谈少倾，即偕至鼓楼一游，张协和君同去，啜茗一盏而返。予循大路回堂，已四下钟矣。晚大哥忽至，携来赫胥黎《天演论》一本，译笔甚好。夜同阅《苏报》等，至十二下钟始睡。
十二月二十六日：“早饭后循小径至陆师，大哥犹未起，坐少倾，同步至钟鼓楼，……至江南官书局购《林和靖集》，门已闭，怅怅而回。复坐小车回陆师少憩，予即回堂，带来《文社目录》二册，《小环》十二本，……又怀归《浇愁录》一本，《铁花仙史》一本。
Δ一九〇二年
二月初八日：“晨大哥自浙江来，甚喜，带来大衫食物，又书籍多种，目录列下：《汉魏丛书》二函十六本、《徐霞客游记》四本、《前汉书》十六本、《古文苑》四本、《剡录》一函二本、《中西纪事》八本、谭壮飞《仁学》一本、《人民学》一本、《科学丛书》第一集十本、《日本新政考》二本、《和文汉读法》一本。这是鲁迅去日本前夕购书情况，显然是为赴日留学在做准备了。
二月十一日：“下午四点钟大哥来，带来物件是昨日在城南所买者，……有《琴操》、《支遁集》合一本，从旧书摊以百钱购得云。
这肯定只是鲁迅购书中的一部分。据周作人回忆，“在南京的时候，豫才就注意严几道的译书，自《天演论》以至《法意》，都陆续购读。其次是林琴南，自《茶花女遗事》出后，随出随买，我记得最后的一部是在东京神田的中国书林所买的《黑太子南征录》，一总大约有三二十种吧。
值得指出的是，鲁迅在南京读书期间，生活相当艰苦，这些书，完全是节衣缩食买下的，这就更令人敬佩和感动了。冬天只穿夹裤，无钱置棉裤，靠多吃辣椒取暖。鲁迅的母亲曾对鲁迅的学生俞芳讲过这样一件事，说鲁迅从南京放假回来时，她发现鲁迅的黑棉袄破了。为了不使白棉花露出来，鲁迅在破处糊了一张纸，用墨把纸涂黑。鲁迅的母亲看了十分心疼，可鲁迅对此丝毫不放在心上。这件事，鲁迅的母亲一直耿耿于怀，直到鲁迅逝世后，她还向许寿裳讲过。
家道衰落，已没有更大的能力来资助他买书了，他只好自想办法。鲁迅最初进的水师学堂，一年只有二两银子的津贴，前三个月试习阶段，还只发五百文零用钱；矿路学堂系新办的，待遇会好一点，但也不会好得太多。要读书就要买书，老是抄，一是费时，二是纸笔墨砚也有不小的花费。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很妙的办法：变卖奖章来买书。
鲁迅在矿路学堂的同窗张协和，曾与许寿裳有过一次关于卖奖章买书的谈话：许寿裳问：“他爱看小说，可有钱来买小说吗？
张协和答曰：“啊！我记起一件事了：我们每次考课都有奖金的。国文每周一次，其它小考每月一次，优者都给以三等银质奖章。依章程：凡四个三等章准许换一个二等的，又几个二等的换一个头等的，又几个头等的换一个金的。全班中，得过这种奖章的惟有鲁迅一个人。他得到之后，就变卖了，于是买书籍，买点心，请大家大嚼一通。
清贫艰苦的生活磨练了鲁迅的意志，养成了良好的习惯。虽然生活是艰难的，但他的心情是愉快的。从所购的书中，他学到了更多的东西，中国的，西方的；尤其是他从西学中，感知了新的世界，吸收了新的知识和思想。从这个意义上讲，把物力投资在书籍上，是十分明智的。
东京购书点滴
鲁迅在日本一共呆了七年，除两年是在仙台外，余时皆住东京。在东京又分为两段，前段为弘文时期，后段指从仙台退学后的一段时间。作为官费留学生，国家每年给一般留学生的费用是四百元，除去生活开销，所剩不多，要大量购买书是不易的。所以鲁迅在东京时期购书有一重要特点，就是访求旧书为多。尤其是当他从仙台回东京后，又想办刊物，又想译小说，经费更加拮据，逛旧书店，在地摊上寻书，便成了他的兴趣所系。
在弘文时，鲁迅除了紧张学习日语外，便是大量涉猎西方哲学和文学作品，在这时，便开始购书。许寿裳讲：“鲁迅在弘文学院时，已经购有不少的日本文书籍，藏在书桌抽屉内，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等等。我看见了这些新书中间，夹着一本线装的日本印行的《离骚》——这本书，他后来赴仙台学医，临行时赠给我了——稍觉得有点奇异。这也是早期印象之一。他曾经对我说过：‘《离骚》是一篇自叙和托讽的杰作，《天问》是中国神话和传说的渊薮。从许氏回忆中可以看出，鲁迅当时读书的兴趣主要在西方的作品，但对他终生喜爱的屈原的作品，在这时也很重视，尽管他后来对屈原的看法有些变化，可始终保持了敬仰之情。也许在接触尼采、拜伦作品后，他对屈原的认识就有了自己另外的看法，将日本出版的《离骚》送给许寿裳，是否可以说就是认识变化的先兆呢？许寿裳感到有点奇异，实际上已经察觉了鲁迅的这种变化。
弘文学习期间，买书的情况记载不多，下面重点谈谈他从仙台回来后的情形。从仙台回来后，鲁迅和许寿裳、周作人住在一起。这时，他主要把心思投入从事文艺活动上。鲁迅自己说道：“这一学年没有完毕，我已经到了东京了，……想提倡文艺运动了。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致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据周作人回忆，《新生》之名是沿用但丁的名作《新生》。这份杂志，本来是同人杂志，预定的撰稿人除了鲁迅和周作人外，还有许寿裳、袁文薮。袁在东京时，和鲁迅谈妥，约定自己虽到英国留学读书，但一定为杂志写稿。鲁迅对他抱有很大希望，结果袁走后，杳如黄鹤，稿子没有写来，连信也没有一封。主要写稿人的失约，对鲁迅刺激很大，加上经费实在难以筹集，于是，刚刚萌芽的《新生》还未落地就夭折了。鲁迅后来曾怀着悲凉的心情谈了此事的结局：“《新生》的出版之期接近了，但最先就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的人，接着又逃走了资本，结果只剩下不名一钱的三个人。创始时候既已背时，失败时候当然无可告语，而其后却连这三个人也都为各自的命运所驱策，不能在一处纵谈将来的好梦了，这就是我们的并未产生的《新生》的结局。然而，鲁迅那时并没灰心，仍以乐观的态度作准备工作，主要是收集书报和读书，而且是拼着命在干。周作人讲：“看来这《新生》的实现是一时无望的了，鲁迅却也并不怎么失望，还是悠然的作他准备的工作，逛书店，收集书报，在公寓里灯下来阅读。……早上起来很迟，连普通一合牛乳都不吃，只抽了几支纸烟，不久就吃公寓的午饭，下午如没有客人来，便出外去看书，到了晚上乃是吸烟用功的时间，总要过了半夜才睡。
此时期，鲁迅的目标是非常明确的：以文艺来振刷国民精神。因此，他买书主要集中在文艺作品，因经济原因，逛旧书店便构成此时买书的重要特色。许寿裳说得非常清楚：“我和鲁迅不但同居，而且每每同行，如同往章先生处听讲呀；同往读德文呀，——那时俄文已经放弃不读了；又同访神田一带的旧书铺，同访银座的规模宏大的丸善书店呀。因为我们读书的趣味颇浓厚，所以购书的方面也颇广泛，只要囊中有钱，便不惜‘孤注一掷，每每弄得怀里空空而归，相对叹道：‘又穷落了！这些苦的经验，回忆起来，还是很有滋味的。鲁迅自己的回忆更为具体，亦更为生动。在《小约翰引言》中，他这样说：“留学时候，除了听讲教科书，及抄写和教科书同种的讲义之外，也自有些乐趣，在我，其一是看看神田区一带的旧书坊。日本大地震后，想必很是两样了吧，那时是这一带书店颇不少，每当夏晚，常常猬集着一群破衣旧帽的学生。店的左右两壁和中央的大床上都是书，里面深处大抵跪坐着一个精明的掌柜，双目炯炯，从我看去很像一个静踞网上的大蜘蛛，在等候自投罗网者的有限的学费。但我总不免也如别人一样，不觉逡巡而入，去看一通，到底是买几本，弄得很觉得怀里有些空虚。
中国特殊的历史状况和在现实世界中的地位，使鲁迅认识到振发民族精神、反抗异族统治、摆脱殖民者的奴役，乃是首要任务，是中国走向独立自由的根本途径。于是，他买的书，他访求的书，主要就是追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作品。请看周作人的回忆：他决定不再正式的进学校了，只是一心学习外国文，有一个时期曾经到“独逸语学协会所设立的德文学校去听讲，可是平常多是自修，搜购德文的新旧书报，在公寓里靠了字典自己阅读。本来在东京也有专卖德文的书店，名叫南江堂，丸善书店里也有德文一部分，不过那些哲学及医学的书专供大学一部分师生之用，德国古典文学又不是他所需要的，所以新书方面现成的买得不多，说也奇怪，他学了德文，却并不买歌德的著作，只有四本海涅的集子。他的德文实在只是“敲门砖，拿了这个去敲开了求自由的各民族的文学的门，这在五四运动之后称为“弱小民族的文学，在当时还没有这个名称，内容却是一致的。具体的说来这是匈牙利，芬兰，波兰，保加利亚，波希米亚（德文也称捷克），塞尔维亚，新希腊，都是在殖民主义下挣扎着的民族，俄国虽是独立强国，因为人民正在力争自由，发动革命，所以成为重点，预备着力介绍。就只可惜材料很是难得，因为这些作品的英译本非常稀少，只有德文还有在瑞克阑姆文库中有不少种，可惜东京书店觉得没有销路吧，不把它批发来，鲁迅只好一本本的开了帐，托相识的书商向丸善书店定购，等待两三个月之后由欧洲远远的寄来。他又常去看旧书摊，买来德文文学旧杂志，看出版消息，以便从事搜求。有一次在摊上用一角钱买得一册瑞克阑姆文库小本，他非常高兴，像是得着了什么宝贝似的，这乃是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所作惟一的小说《绞吏的绳索》，……他又得到日本山田美妙所译的，菲律兵革命家列札尔的一本小说，原名似是《社会的疮》，也很珍重，想找英译来对照翻译，可是终于未能成功。经过种种努力，鲁迅终于买到了不少译本，在《域外小说集》中印行的小说，他翻译的原作，就是靠淘书和访求的功夫获得的。他曾在旧书店花了十元左右的大价钱，买了一大本德文版《世界文学史》，后又定购了一部三册的札倍尔著的《世界文学史》，后来《小说月报》出弱小民族特号时，几个斯拉夫弱小民族的资料，如介绍保加利亚、芬兰等国文学的文章，便是鲁迅从这书上抄译的。
那时，日本翻译介绍俄国文学尚未形成热点，较早介绍到日本的也是介绍较多的是屠格涅夫，所以鲁迅也很注意搜集屠氏的作品。由此，他和周作人对俄罗斯文学发生了兴趣，只要月初各种杂志一出版，就忙着寻找，发现有介绍俄国文学作品的或刊有译作的，就一定设法买来。当时，法国自然主义（即后来所说的现实主义）在日本文坛相当活跃，各种刊物争相介绍，这引起了鲁迅的注意，因而他和弟弟周作人买了福楼拜、莫泊桑以及左拉等作家的一些作品，进而又购置了法国象征派诗人波特莱尔、魏尔仑等人的诗作。对日本文坛，鲁迅兴趣并不浓厚，但他仍然关心，他注意搜集森欧外、上田敏、长谷川二叶等人相关的评论批评文字；他最喜欢的日本作家是夏目漱石，只要夏目漱石的作品一印出就买下来读。由于他经常翻阅各种文学杂志，注意书籍出版的消息，查看新书目录，使他对书的印行情况较为熟悉，对他热衷寻求的作品相当敏感，从而往往有意外的收获。如一九二八年他与齐寿山合译出版的荷兰作家的长篇童话《小约翰》的德文本，就是他从在逛旧书店时买下的一本破旧的文学杂志的介绍中得知并引起购买冲动的。在一次逛书店中，他发现了一本关于文艺评论的德语杂志《文学的反响》。鲁迅对偶然发现并为什么要买下这本杂志，以及求购《小约翰》有一段回忆，他说：“我还记得那时买它的目标是很可笑的，不过想看看他们每半月所出版的书名和各国文坛的消息，总算过屠门而大嚼，比不过屠门而空咽者好一些，至于进而购读群书的野心，却连梦中也未尝有。但偶然看见其中所载《小约翰》译本的标本，即本书的第五章，却使我非常神往了。几天以后，便跑到南江堂去买，没有这书，又跑到丸善书店，也没有，只好就托他向德国去定购。大约三个月之后，这书居然在我手里了，是垒斯女士的译笔，卷头有赉赫博士的序文，《内外国文学丛书》之一，价只七十五芬涅，即我们的四角，而且还是布面的！这是真正的爱书的人，也只有真正的爱书人，才能为一本书的到手，费尽种种努力，不达目的而不罢休。在鲁迅日后的购书活动中，像此类事太多太多，确实体现出了对好书的真诚的渴求。
出入在北京琉璃厂
琉璃厂是从清代乾隆年间逐渐发展起来的以书籍、古玩、碑帖、文具等店铺为主的著名街市，位于今天北京城和平门外，因旧有琉璃窑而得名。凡读书人，即便今日到北京，也往往要慕名而游，因此琉璃厂已成为读书人淘书的好去处。
鲁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到达北京的。一星期后，即当年五月十二日，便光顾了琉璃厂，以后在北京的十几年中，他成了琉璃厂的常客。下面按他日记中的年月顺序勾勒一下鲁迅出入琉璃厂买书的情况。
一九一二年五月。这月鲁迅初到北京，各方面都需要安排，但他分别在十二日、二十五日、二十六日、三十日去琉璃厂买书。六月共去了两次，七月两次，八月三次，九月四次，十月五次，十一月四次，十二月四次，平均每星期一次。这年从琉璃厂购回的书主要有：《纂喜庐丛书》、《李太白集》、《史略》、《四印斋校刊词三种》、《沈下贤集》、《文选补遗》、《列女传》、《雅雨堂丛书》、《京畿金石考》、《世说新语》、《草堂诗余》、《梦窗词》、《老学庵笔记》、《述学》、《开元占经》、《艺文类聚》、《前后汉纪》、《北梦琐言》、《说文释例》、《济南田氏丛书》等，以及大量画册。
一九一三年。一月二次，二月六次，三月四次，四月四次，五月二次，六月一次，八月四次，九月三次，十月三次，十一月三次，十二月五次。六月七月因鲁迅回绍兴探亲，故次数少。这年从琉璃厂买的书主要有：《全唐诗话》及《续编》、《寒山诗》、《水经注汇校》、《功顺堂丛书》、《尔雅翼》、《墨池编》、《印典》、《陶庵梦忆》、《湖海楼丛书》、《佩文斋书画谱》、《欧钵罗室书画过目考》、《法苑珠林》、《十七史》、《亭知见传本书目》、《旧五代史》、《旧唐书》、《秋浦双忠录》、《陶山集》、《华阳国志》、《观古堂汇刻书并所著书》、《赏奇轩四种》、《乐府诗集》、《林和靖诗》、《梦溪笔谈》、《女史箴图》、《折疑论》、《郡斋读书志》、《越缦堂骈体文》、《释迦谱》等。
一九一四年。这年去琉璃厂共四十二次，主要买的书有：《陆放翁全集》、《春晖堂丛书》、《徐孝穆集笺注》、《平津馆丛书》、《十万卷楼丛书》《小万卷楼丛书》、《两浙金石志》、《三教平心论》、《法句经》、《华严三种》、《金刚经六译》、《金刚经·心经略疏》、《瑜伽师地论》、《高僧传》、《老子翼》、《墨子闲诂》、《汪龙庄遗书》、《十二因缘》、《起信论直解》、《阿育王经》、《老子注》、《庄子内篇注》、《长阿含经》、《大安般守意经》、《中心经》、《五苦章句经》、《丽楼丛书》、《双梅景丛书》、《唐人小说六种》、《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说文解字附通检》、《说文校议》、《楷帖四十种》、《尔雅正义》、《文衡山手书离骚》等。这一年买书有一重要特点是购佛经甚多，计有九十余种；此外，有关书法的书，如字帖、手书稿等亦买了不少。
一九一五年。本年去琉璃厂四十五次，除了购有大量画像、古碑、墓志等拓片外，买的书有：《说文解字系传》、《广雅疏证》、《陶渊明诗》、《陶渊明集》、《说文系传校录》、《随轩金石文字》、《吉金所见录》、《汇刻书目》、《说文句读》、《金石契》、《石鼓文释存》、《长安获古编》、《积学斋丛书》、《文字蒙求》、《金石续编》、《越中金石记》、《群臣上寿刻石》、《孟广宗碑》、《筠清馆金文》、《望堂金石》、《贾子次诂》、《曲阜碑碣考》等。显然，买书的倾向与搜集碑文、墓志、刻石等相关，目的是进行研究。
一九一六年。这一年，鲁迅去琉璃厂六十九次，主要购有：《无量义经·观普贤行法经》、《五代史平话》、《六朝廿一家集》、《敦艮斋遗书》、《中国名画》等。
一九一七年。本年度去琉璃厂四十五次，买的大都与上年同，仍在收集各种拓本。书主要有：《金石苑》、《美原神泉诗》、《殷商贞卜文字考》、《阎立本帝王图》、《隶释》、《隶续》、《涵芬楼秘笈》等。
一九一八年。本年去琉璃厂五十六次，主要购买拓本，其它书籍主要有：《殷虚书契考释》、《殷虚书契待问编》、《唐三藏取经诗话》、《醉醒石》、《殷文存》、《写礼遗著》、《江宁金石记》、《碑别字》、《隋唐以来官印集存》、《古泉精选拓本》、《殷虚书契精华》、《攀古楼汉石纪存》等。
一九一九年。是年只去了三十一次，次数比上年少了，看来是把精力开始更多地投向新文学的创作和启蒙。本年所购仍以拓本为主。
一九二〇年。本年只去琉璃厂二十次，次数比上年更少。原因大概是社会活动增多，创作益忙。所去购买仍以拓本为主，其它书仅有《函芬楼秘笈》第七、八集和《剪灯新话》及《余话》数种。
一九二一年。是年仅去了二十二次，仍以购买各种拓本、拓片为主，买的其它书有：《室殷契类纂》、宋人小说五种、《涑水纪闻》、《说苑》、《铁桥漫稿》、《涵芬楼秘笈》第九集、《清内府所藏唐宋元名迹》等。是年买书甚多，但多为请别人代购或书店送上门的。
一九二二年。日记缺佚，据许寿裳保存的日记片断看，是年去琉璃厂次数不少，但确数无法查考。
一九二三年。本年去二十四次。仍以购拓本为主。购书有《石林遗书》、《授堂遗书》、《长安志》、杂小说数种、《焦氏易林》、《夷坚志》、《聊斋志异》、《玉篇》、《广均》、《法言》、《毗邻集》、《耳食录》、《池上草堂笔记》、《庄子集解》、《管子》、《孟子》、《情史》等。
一九二四年。这年去琉璃厂次数很少，共五次。买书有：《师曾遗墨》第一、二集、《邓析子》、《申鉴》、《中论》、《大唐西域记》、《文心雕龙》、《太平乐府》、《新语》、《新书》、《嵇中散集》、《谢宣城诗集》、《元次山集》、《潜夫论》、《蔡中郎集》、《陶渊明集》、《六臣注文选》。这年，购集拓本和古籍比以前有所减少，而新学尤其是世界文学理论开始增多，这些书大都不在琉璃厂的书铺中购买，故去琉璃厂少也是自然的事。
一九二五年。去琉璃厂计有八次。是年买拓片拓本的活动基本停止，购买新时代的人文社科著作更多。从琉璃厂买回的古籍有：《说文古籀补补》、《别下斋丛书》、《佚存丛书》、《斋臧石记》、《师曾遗墨》第五、六集、《清仪阁古器物文》、《淮南旧注校理》、《经籍旧音辨证》、《天马山房丛著》、《金文编》、《曹集铨评》、《湖北先正遗书》、《春秋左传杜注补辑》、《名义考》等。
一九二六年。本年前八个月中，鲁迅去琉璃厂四次，买的书有《拜经楼丛书》、《史通通释》、小本《陶集》、《师曾遗墨》第七至十集、《太平广记》、《观古堂汇刻书目》等。八月二十六日，鲁迅离开了生活十四年多的北京，南下厦门，从此生活的重心移向了南方。
然而，鲁迅并没有忘情于琉璃厂。一九二九年五月，他到北平看望母亲，在大量的应酬中，他还去了琉璃厂三次。二十一日去买了六朝墓铭拓片七种，二十三日则买的是数十种信笺，二十八日又去买了信笺五种。一九三二年十一月，因母亲生病，鲁迅再次到北平。他在十几天的日子里，主要为母亲延医诊治，另外还要与朋友聚会，并应邀到多所学校讲演，时间格外紧。然而他仍于二十三日和二十五日，去了琉璃厂，分别买了信笺和纸。这些东西固然是他的需要和喜爱所致，但也确实含有他不忘琉璃厂的情意，他毕竟是那里的常客，在北京时期他买的绝大多数书皆是从琉璃厂各书铺一一访寻到的。
自然，鲁迅在北京生活时买书并不仅仅在琉璃厂，尤其是后几年，东亚公司便是他重要的买书处；另外，其它形式如函购或托人在外地买也很普遍。
请人代访与旅行购书
书在鲁迅心目中的地位是非常重要的，他是嗜好的读书的典范，因而，他也充分认识到书自身的价值。只要他想要的书，不管花多大的代价，不论是国内，还是在万里之遥的国外，他都要托人代访购买。在鲁迅的书信中，有关请人买书或补齐缺册的事例甚多，这里略举几端吧。
一九一一年，鲁迅时在绍兴，当时绍兴书业已经衰落，买书十分困难，便给好友许寿裳写信，托他在北京买李贺集的注本，大家知道，他年轻时是喜欢李贺的。这封信写于这年一月二日，信中说：“吾乡书肆，几于绝无古书，中国文章，其将殒落。闻北京琉璃厂颇有典籍，想当如是，曾一览否？李长吉诗集除王琦注本外，当有别本，北京可能搜得。如有而直不昂，希为致一二种。
一九二七年，鲁迅时在广州，因编《朝花夕拾》，涉及到插图，他便于五月十五日给章廷谦写信，请他代访两种书，信中说：“我想托你办一件要公。即：倘有暇，请为我在旧书坊留心两种书，即《玉历钞传》和《二十四孝图》，要木板的，中国纸印的更好。如有版本不同的，不妨多买几种。
一九二八年八月二日，他从《抱经堂书目》中见到《金文述》一书出版的消息，便想到他在北京似乎见过此书，但书名不同，于是他便给章廷谦写信，请代查访代购。信中写道：“窃思在北京时，曾见有一种书，名《奇觚室吉金文述》，刘心源撰，二十卷，石印。而价甚贵，需二十余元。所以现要托兄便中去一看，如系此书，并不缺，且书尚干净，则请购定寄下为荷。鲁迅的记忆是惊人的准确，他记忆中的书名与他从《书目》中看到的书名，是同一部书，此书的内容是阐释我国古代祭祀用的金器铭文，大概鲁迅要用此书作为参考来考释他收集的碑帖刻石拓片。
鲁迅曾在王国维著作出版时，买到三本，缺第一本，原因是价格太贵，后来总觉是个遗憾，便想补齐。于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写信托章廷谦访寻，信中说：“王国维的著作，分为四集，名《王忠悫公遗书》或《观堂遗书》，我买了二三四共三集，初集因较贵未买，现在上海一时没有了。不知杭州有否？如有，买以见寄亦可，价大约是十四元。但章廷谦未能买到。鲁迅始终没忘补缺，又于一九三二年六月五日给在北平的台静农写信，托他再买：“前几年《王忠悫公遗集》出版时，因第一集太昂，置未买，而先陆续得其第二至四集，迨全集印齐，即不零售，遂致我至今缺一集。未知北平偶有此第一集可得否，倘有，乞为购寄，幸甚。
鲁迅不仅请国内友人寻访所需书籍，而且还常请在国外旅居的朋友乃至外国友人寻访书籍。
鲁迅的晚年热心介绍国外木刻，以此来推动我国现代木刻运动，因此，他常请熟识者在国外帮他收集有关书籍。曹靖华曾为他收集过俄罗斯的有关作品。据女作家陈学昭回忆，她在巴黎时，就常为鲁迅访求有关木刻插图的书。她说：“一九二九年和三〇年我和鲁迅先生通了一些信，他托我购买有木刻插图的文艺书，主要的他是要木刻。他给我的信都是附在三先生（指周建人）给我的信中，偶尔也有直接寄我的。我和一位朋友跑遍了巴黎的书店，常常晚饭前后我们总要在塞纳河边的旧书摊上消磨一、二小时，搜寻有木刻插图的版本。我和朋友也还想了些办法，例如利用特约记者证，借理科同学所组织的一个有名无实的书店名义去购书，打折扣，省下钱来再替他多买几本书。他收到这些有木刻插图的书每次都表示满意，又奇怪书价的便宜。他也曾托当时在日本的许粤华女士为他买过书。在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一日写给许女士的信中，讲的主要是买书的事。信内容是：“顷收到来信并《世界文学全集》一本。我并非要研究霍氏（指德国剧作家霍普特曼）作品，不过为了解释几幅绘画（指德国珂勒惠支的连续铜版画《织工暴动》），必须看一看《织工》，所以有这一本已经敷用，不要原文全集，也不要别种译本了。英译《昆虫记》并非急需，不必特地搜寻，只要便中看见时买下就好。德译本未曾见过，大约也是全部十本，如每本不过三四元，请代购得寄下，并随时留心缺本，有则购寄为荷。为解释几幅画而到国外寻找相关作品，即证明了鲁迅严肃认真的治学态度，又真正体现出了他是一位真诚的淘书者。
有时，他也烦请外国友人代为寻书。法国印象派画家保罗·高更，曾写有一本塔希提岛旅行记，中文译名为《诺阿诺阿》。鲁迅拟翻译该书，故于一九三三年四月二日，致信日本友人增田涉，请他买一本德译本。他也请过他的日本好友内山完造的弟弟内山嘉吉为他买过日本成城学园学生的木刻作品。鲁迅还请过日本友人山本枝初买过儿童文学作品插图本《美代子》；并请他去东京一家叫“科学社的书店代买俄国版画等。
购书的浓厚兴趣还体现在旅行中。鲁迅自到北京工作后，旅行次数不多。从一九一二年到一九三六年的二十多年中，旅行次数屈指可数，但每次或在途中或在目的地总要逛书铺买些书。一九一三年六月，他请假回浙江绍兴探亲。二十二日抵达上海，吃过午饭后就直奔西泠印社，购影宋本《李翰林集》一部六册，《渠阳诗注》一册，《宾退录》一部四册，以及《董解元西厢记》、《元九宫词谱》和《草莽私乘》、《鸡窗丛话》等书。到绍兴家中后，他又不断出入书肆，前后购有《说铃》、《后甲集》、《唐文粹》、《绝妙好词笺》、《西厢十则》、《六十种曲》、《农书》等。在返京经上海时，又买了日文本屠格涅夫的小说《烟》。一九一六年十二月，鲁迅再次回浙江探亲。四日晚九点许到上海，次日上午就去了神州国光社、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三处，并分别买了拓本、书；下午又去了西泠印社买了拓本及有关书画。七日到绍兴，八日便去墨润堂买了《山海经》、《中州金石记》、《汉西域传补注》等书。在返京时，途经上海，又到隐庐买乙卯年《国学丛刊》十二册。一九二四年七月至八月间，鲁迅应邀到西安西北大学讲学，历时仅三十多天。七月十四日到西安，十五日便去博古堂买石刻拓片、画像和碑铭拓本。在西安期间，他数次到古文物店或书铺，寻找他要搜求的文物拓本，回程时，在郑州又去了古物店，希望买到心爱的拓片。一九二六年八月二十六日，鲁迅取道上海赴厦门大学任教，在上海短暂停留的几天中，就逛了两次书市，买下了《宋元旧书经眼录》、《萝亭札记》、《南浔镇志》等书。在上海定居后，他于一九二九年、一九三二年两次到北平探母。前次是从五月十三日到六月五日。在这期间，他去琉璃厂三次，去日本人办的东亚公司一次，均购有拓本或书。后一次从十一月十一日启程到三十日返沪的十九天中，他仍在紧张地照料母亲治病和会见老朋友期间，挤时间两次去了琉璃厂，并到一新书店为他的母亲买了《海上花列传》。总之，鲁迅总是利用各种机会，想方设法购书。买书，对鲁迅来说，不仅仅是阅读的需要，也不是为藏书而买书；他买书，似乎已成为一种生命的需要，买书，已构成他生命活动的重要部分，书在他的心目中是除了必要的生活资料外最重要的物品。跟随鲁迅母亲生活了多年的王鹤照有这样的回忆：一次，她劝鲁迅买几亩田，自吃白米饭，省得向人家买。鲁迅听后笑了笑说：“田没有用，我不要！最后又说：“还是多买点书好！这就是鲁迅数十年来出入书肆的最好注脚。
日记中的书帐
从一九一二年五月五日起，鲁迅就开始作日记，直到一九三六年十月十八日止。鲁迅日记与常人相比，独特处便是他在每年的日记后面，附有该年度所买书的情况，书名、册数、书资、购买日期一一标明，别人赠书也记在其中，但不计入购书支出。这样，只要读读鲁迅的书账，便可了解鲁迅购书范围、册数、开支以及通过买书反映出来的当时的思想等情况。在这里，我们以年为单位，作一基本概述。
一九一二年。是年共收书、各种拓片计九十四种。其中书籍类八十四种，共三百二十一册；拓片类八种，共四十四张。共用去一百六十四元三角八分。末后有一附记云：“审自五月至年莫，凡八月间而购书百六十余元，然无善本。京师视古籍为骨董，唯大力者能致之耳。今人处世不必读书，而我辈复无购书之力，尚复月掷二十余金，收拾破书册以自怡悦，亦可笑叹人也。
一九一三年。共八十七种。其中书有八十四种。计八百零一册；拓片计三种，共二十七张。用资三百一十元二角二分，月平均二十五元八角五分。这仅是中文类书的情况，周作人、周建人所买的英文图籍未计入书帐。
一九一四年。是年所收全是书，计一百六十一种，共六百三十七册，共用一百七十七元八角四分。
一九一五年。共一百九十七种。其中书有七十六种，计四百七十六册；拓片一百二十一种，共六百六十七张。总用资四百三十二元九角六分。
一九一六年。共三百六十六种。其中书籍有二十八种，共八十五册；余则为拓片，共一千三百五十二张。总计支出四百九十六元五角二分。
一九一七年。是年收有一百二十四种，书十四种，五十一册，拓片一百一十种，共一千八百零四张。共用资三百六十二元四角五分。
一九一八年。是年共买一百四十二种，书共二十九种，计一百零二册，余则为拓片，计五百三十六张。总费资四百八十八元。
一九一九年。共六十九种。其中书有九种，共二十五册，拓片六十种，计五百零一张。共用资二百四十八元。
一九二Ｘ年。本年买有五十四种，书八种，共二十六册，拓片四十六种，计六十九张，耗资五十一元五角六分。
一九二一年。共买一百零九种，其中书有五十九种，共一百二十九册，拓片五十种，共一百五十八张。共费资一百三十七元一角九分。
一九二二年。本年的日记缺佚，据许寿裳录存的部分看，是年买书九种，计九十册；拓片二种，共六张。共用钱一百九十九元。
一九二三年。共八十二种，书四十九种，计三百八十七册，拓片三十三种，共九十五张。共用钱一百四十九元二角。
一九二四年。共买七十四种，其中书五十种，计一百四十三册；拓片二十种，共一百零三张。总用资九十九元二角四分。
一九二五年。购七十四种。其中书有七十二种，总计二百二十七册；拓片共四十三张，共用钱一百五十九元一角三分。
一九二六年。共一百三十二种。其中书一百二十五种，共八百二十九册；拓片七种，计三十张。共费资四百元零三角。
一九二七年。共一百五十种，全为书，无拓片，共四百九十七册，总用资三百零七元九角五分。
一九二八年。共二百四十四种。其中书二百二十九种，共四百五十四册；拓片四种，计一百一十四张。共花去五百九十四元八角。
一九二九年。共二百二十一种，其中书二百零八种，计二百九十五册；拓片和画页十三种，共四百七十九张。总付出八百八十六元四角。
一九三Ｘ年。总二百九十九种。书有二百八十四种，计四百零二册；画帖画页十五种，共一百六十一张。本年花在书画上的钱大大超过以往，总计用去二千四百零四元五角。
一九三一年。是年共二百二十三种，书有一百八十八种，计三百九十九册；画三十五种，共一百八十八张。全年总出资一千四百四十七元三角。
一九三二年。全年共一百九十四种。书一百七十种，总三百二十八册；拓片和画页共二十四种，计六十四张。是年用资六百九十三元九角。
一九三三年。全年总计一百九十八种。其中书一百九十种，三百九十二册；画页八种，计九十七张，全年费资七百三十九元四角。
一九三四年。全年总计三百零四种，书有二百九十种，共一千一百八十八册；拓片和画十四种，总计八十三张。全年书费总共八百七十八元七角。
一九三五年。全年计二百一十三种。其中书有二百一十二种，计九百二十一册；拓片一种，共六十五张。全年共支出一千零二十九元二角。
一九三六年。全年总共一百三十八种。其中书有一百三十种，三百三十八册；拓片八种，计二百三十张。书帐记到十月十三日。总共用五百七十七元一角。
在二十多年中，有据可查的书帐，全部统计起来，买书三千零九种，共九千六百册；购买各种墓志、碑文、刻石、画像砖、画像等拓片六千九百零六张；共费资一万四千三百三十三元二角九分。这里所统计的，是很不完整的，仅是一九一二年五月后的书帐，此前在绍兴、南京、杭州、日本生活期间所买的不在内，而这一段时间买书的数量肯定不少，从前面的讲述中可以看出。即就本时期来说，也不是所有的书都已记入帐中。在一九三六年前半年的书帐后面，鲁迅写道：“月初以后病不能作字，遂失记，此乃追补，当有遗漏矣。这种情况是正常的，漏记是免不了的。此外，书的种类虽只有三千余种，但里面有很多是丛书，说部、汇编性的，每一种里面实际上包含了若干种，实际书的种类就远远超过现有数字。
自鲁迅工作以来，并不富裕，他买书毫不吝啬，甚至不惜千金一掷，但这些都是极尽节约而来的。许广平回忆了他为买《四部丛刊》时颇费踌躇的事。买《四部丛刊》的事发生在一九三四至一九三六年间。一九三四年二月三日鲁迅日记载：“《四部丛刊》续编一部，百三十五元，取得八种。一九三五年十月十四日日记：“夜三弟来并为豫约《四部丛刊》三编一部，百三十五元，先取八种五十本。到一九三六年四月四日，日记中说：“晚三弟来并为取得豫约之《四部丛刊》三编二十二种百五十本。一九三六年五月二日日记中又记有买缩印本《四部丛刊》事：“三弟来并为代定缩印本《四部丛刊》一部，百五十元。这是缩印本《丛刊》的初编，共一百册。一九三六年九月八日，所定《四部丛刊》全部到齐，日记中说：“蕴如来并为取得《四部丛刊》三编第四期书三十二种一百五十本，全部完。从日记中看，鲁迅为此投资了好几百元，对他来讲，是下了决心的。许广平说：“当他想要买《四部丛刊》之类做文学史的准备材料时，曾经为了要花去几百元钱而游移不定了好久，还是我劝了才决定买的。至于我自己衣着的不讲究等，是一面不愿意和他做太相反的对比，更不愿在不必要的地方花去他绞脑汁换来的金钱，而他却时常笑笑地说：‘看你这样落拓，去买一些新的来吧！我说：‘要讲究，你这点钱不够我花呢。彼此一笑也就罢了。鲁迅一生都不重视享受，一则是由生活观决定的，他主张艰苦与简单；一则也是由经济状况决定的。他收入不算少，但负担重，开销大，尤其是书，那是非买不可的。于是只好放弃物质的追求，省下钱来用于买书。
出版编辑与书籍装帧
读书、买书、著书，是鲁迅一生乐此不疲，始终不渝的事业，然而他不仅仅于此；他一生办过出版社，编过不少刊物，在书籍的装帧艺术方面，也有独特的经验。只有将这方面的生活内容纳入，才算是将鲁迅读书生涯完整地表现出来了。实际上，这些内容完全应该被视为读书的另一种形式。
鲁迅一生办过七个出版社。名为出版社，但多数没有编辑部，也无印刷厂和售书发行的门市部，不过是取一个印书的名义，为自费印书或为别人出书，确立一个名正言顺的名号而已。
最早办的出版社是未名社，它成立于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成员除鲁迅外，其余五位皆为二十来岁的青年，他们是曹靖华、韦素园、李霁野、台静农、韦丛芜。开办经费由六人合资，鲁迅出了四百六十元，另五人每人出五十元。未名社成立后，鲁迅主编了《未名丛刊》，主收译文，共收二十三种，鲁迅为支持这一事业，将自己的五种译文也编入丛书，以便引起读书界对此丛书的重视；还编了一套《未名新集》丛书，专收未名社成员的创作，鲁迅的《朝花夕拾》就收在其中。未名社还在鲁迅支持指导下办了《未名》半月刊，发表同人作品，该刊创刊于一九二八年一月，停刊于一九三〇年四月。鲁迅办未名社，不是为了赚钱，而是“想使萧索的读者，作者，译者，大家稍微感到一点热闹。未名社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活跃文艺，扶持新人，推动翻译与创作。鲁迅在未名社出书六种，从不提取稿费，便现出他办社的真正目的。
未名社之后，鲁迅又办了朝花社，成立于一九二八年底，成员有鲁迅、柔石、王方仁、崔真吾和许广平。经费仍靠成员共同投资，每人一股，鲁迅自己一股，并以许广平名义投一股，柔石一股也由鲁迅垫付，实际上鲁迅承担了开办费的五分之三，主要是为了增大出书能力。朝花社出版了《朝华周刊》，由鲁迅与柔石合编，鲁迅设计筹划了该刊的编排格式、刊头图案、插图等。该刊创作、译作兼收。从一九二九年一月始，该刊附出《艺苑朝华》画刊，意在介绍外国的艺术，发掘固有的艺术遗产，以便中西融汇，促成新艺术的繁荣。《朝华周刊》出了二十期，《艺苑朝华》出了五辑。《周刊》于一九二九年五月停刊，六月又出版了《朝花旬刊》，共出了十二期。朝花社还出版了《朝花小集》丛刊，《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丛书，前者出了译作《接吻》，后者也只出了两种；还计划出《北欧文艺丛书》，但未成。原因主要是经费，由人代销的书收不回款，结果老本赔光，债务由鲁迅柔石分担，实在无力支撑下去，只好停办，前后时间不到一年就夭折了。
但鲁迅并没丧失办出版社出书的信心。一九三一年，又办了三闲书屋。这是一个既无编辑部又无出版部也无门市部的出版社，是鲁迅自费印行书籍的一个名义。书屋共出书七种，《毁灭》、《铁流》皆是以书屋名义出版的，还出版了契诃夫的短篇小说集《坏孩子和别的奇闻》；另外四种是版画集。这七种书，全由鲁迅亲自编辑、校对，亲自设计装帧，连印刷厂都是自己联系。在《三闲书屋印行文艺书籍》的广告中，鲁迅谈了自费印书的动机：“敝书屋因为对于现在出版界的堕落和滑头，有些不满足，所以仗了三个有闲，一千资本，来认真介绍诚实的译作，有益的画本，货真价实，童叟无欺。宁可折本关门，决不偷工减料。卖主拿出钱来，拿了书去，没有意外的奖品，没有特别的花头，然而也不至于归根结蒂的上当。编辑并无名人挂名，校印却请老手动手。因为敝书屋是讲实在，不讲耍玩意儿的。
三闲书屋在运行过程中，确实逐渐亏损。可鲁迅就在这亏蚀间，仍支持费慎祥办野草书屋。野草书屋每出版一本书，几乎都是由鲁迅垫支印刷费的，实质上仍是自费出书的变样。该书屋出版了瞿秋白译、鲁迅序的《肖伯纳在上海》以及收入《文艺连丛》中的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仑》。后来文艺连丛移交联华书局出版。
此外，鲁迅还以铁木艺术社名义，自费印发了《木刻纪程》一书；他又办版画丛刊会，同郑振铎共同印行了《北平笺谱》和《十竹斋笺谱》；他还取名诸夏怀霜社，自费精印了瞿秋白的《海上述林》，出版社的名字就隐含了华夏人民怀念瞿秋白（瞿早年的名字为“霜）的意思。
在极为艰难的条件下，为了革命和文学艺术的繁荣，鲁迅不惜钱财，自办出版机构，印行了不少有益的书，这种精神将成为一笔宝贵财富，影响后世。
鲁迅还编过不少刊物，除上面提到外，他还主办、参与、合编了九种刊物。最早创办的刊物是《莽原》周刊。四开一张，随《京报》附送，从一九二五年四月创办，到十一月月底停刊，共出三十二期。一九二六年一月，改为半月刊复出，三十二开本，脱离京报，由未名社出版发行。鲁迅南下后，由韦素园接编，后因客观原因的干扰，于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停刊。该刊富有朝气，发表了大量批评社会的文字，同时亦发表了一些创作和翻译的小说。一九二七年十二月，鲁迅在上海接编《雨丝》。该刊创办于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初在北京，鲁迅实为主要支持者和作者。鲁迅接编后，改十六开为二十五开，仍为周刊。一年后，鲁迅推举柔石接编，后又交李小峰编辑，到一九三〇年三月，自行停刊。鲁迅接编期间，增加了“社会批评内容，引起了较大反响。
一九二八年六月，鲁迅和郁达夫合编《奔流》月刊。该刊二十五开本，每期约一百五十页，共出了十五期，主要发表文艺创作、翻译作品及文艺理论论文，同年十二月，他又创办《朝华周刊》，由他和柔石编辑，共出二十期；后改为《朝华旬刊》，出十二期。所发作品为创作与译文，译文多为“弱小民族的作品。
一九三〇年一月，创办《萌芽月刊》，由鲁迅和冯雪峰共同编辑。从第三期起，变为左联机关刊物。第五期出版后，遭当局禁止，故第六期改封面为《新地月刊》发行。该刊的编辑方针是：“不论小说，诗歌，随笔，地方写实，以及关于文艺或社会的评论，均所欢迎；但对于文艺或社会取了轻浮的态度，或故意歪曲的稿件，以及只攻击个人而并无社会意义的文字，概不收容。
一九三〇年五月，鲁迅还主编了大型文艺理论季刊《文艺研究》。鲁迅在《文艺研究例言》中，表明了该刊的宗旨：“意在供已治文艺的读者的阅览，所以文字的内容力求其较为充实，寿命力求其较为长久，凡泛论空谈及启蒙之文，倘是陈言，俱不收入。可惜的是，该刊仅出一期，便被迫关门停办。接着不久，鲁迅与冯雪峰又编辑了左联的机关刊物《前哨》。该刊原定一九三一年四月出版第一期，因印刷问题，到八月才在上海正式出版。从第二期起，更名为《文学导报》，出至第八期停刊。该刊是地下出版的秘密刊物，革命性、战斗性强，表现了左翼作家的共同意向。一九三一年十二月，鲁迅和冯雪峰又共同编辑左联机关刊物《十字街头》，此为旬刊，每期四开新闻纸一张，共出三期，后被当局查禁。到一九三四年九月，鲁迅又担起了《译文》的编辑工作，最初三期由他个人负责，从第四期起交给黄源负责，但鲁迅仍负指导责任。出至第十三期，曾停刊，后又复刊，直到一九三七年六月因抗战爆发而停止，共出二十九期。
从鲁迅在日本萌发办《新生》始，通过办出版社和编辑刊物，一是实现了促进新生、抨击旧物的改革社会和人生的意愿，一是通过刊物，发现扶持了新的作者，为新文艺和文化建设培养了生力军。可以说，他所做的这一切，真是利在当代，功在千秋。
长期的编辑实践，长期的与书打交道，使鲁迅在编辑与装帧艺术方面，有一套独到的方法，体现出了他对书的形式有着别人难以比拟的审美情趣。这里，择其主要作一介绍。
鲁迅一生编过多种丛书，编过多种刊物，为一些作者编集子，修订译稿，修改文词，表现出了一个编辑应有的严肃认真热心的高尚品德。一九三二年，他写有《鲁迅译著书目》一文，列了他所选、所编校的书有：许钦文的短篇小说集《故乡》、高长虹的杂文集《心的探险》、向培良的短篇小说集《飘渺的梦》、崔真吾的诗选集《忘川之水》、任国桢译《苏俄的文艺论战》、胡译的苏联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董秋芳译的俄国但兼珂的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孙用译的匈牙利裴多菲的诗《勇敢的约翰》、李兰译的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柔石的小说《二月》、叶永蓁的长篇小说《小小十年》、韦丛芜译的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李霁野译的俄国安特莱夫的剧作《黑假面人》、梅川译的安特莱夫的小说《红笑》、许霞译的匈牙利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周建人译的生物学论文选《进化与退化》、柔石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剧作《浮士德与城》、贺非译的苏联肖洛霍夫的长篇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部、侍桁译的苏联伊凡诺夫的小说《铁甲列车》等。此后，他还编校过叶紫的《丰收》、萧军的《八月的乡村》、萧红的《生死场》、曹靖华译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仑》、瞿秋白译的《解放了的唐·吉诃德》以及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等。鲁迅做这些事，态度非常严肃认真，他自己就说过：“即使校别人的译著，也真是一个字一个字的看下去，决不肯随便放过，敷衍作者和读者的，并且毫不怀着有所利用的意思。虽说做这些事，原因在于‘有闲，但我那时却每日必须将八小时而为生活而出卖，用在译作和校对上的，全是此外的功夫，常常整天没有休息。
鲁迅对待来稿，不仅处理及时，而且从不马虎草率。无论用否，都及时回复作者；有的来稿，字迹潦草，看起来很费劲，尤其是复写稿，但他从无怨言，总是艰难而认真地审读；有的稿子需重抄，他常动手自己抄，有时请许广平代抄，不愿麻烦作者，表现出了为“他人作嫁衣裳的奉献精神。
书籍的装帧设计也应是编辑掌握的艺术。鲁迅长期与中外图书打交道，又从编辑的实践中认识到了图书形式精美的意义，因此，他特别重视书的版式、插图、封面，对色彩、纸质等也颇有心得。这里讲主要的几点，给读者了解鲁迅提供点参考。
版式，是他特别关注的。在校他的译作《苦闷的象征》排印样本时，他想到了版式的安排，不仅是一种形式美，更重要的是透过形式折射着某种心态某种精神，反映着民族精神的一个侧面。他在《忽然想到》之二中说：“我于书的形式上有一种偏见，就是在书的开头和每个题目前后，总喜欢留些空白，所以付印的时候，一定明白地注明。但待排出寄来，却大抵一篇一篇挤得很紧，并不依所注的办。查看别的书，也一样，多是行行挤得极紧的。较好的中国书和西洋书，每本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的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而近来中国的排印的新书则大抵没有副页，天地头又都很短，想要写上一点意见或别的什么，也无地可容，翻开书来，满本是密密层层的黑字；加以油臭扑鼻，使人发生一种压迫和窘促之感，不特很少‘读书之乐，且觉得仿佛人生已没有‘余裕，‘不留余地了。他进一步指出：“或者也许以这样的为质朴罢。但质朴是开始的‘陋，精力弥满，不惜物力的。现在却是复归于陋。而质朴的精神已失，所以只能算窳败，算堕落。也就是常谈之所谓‘因陋就简。在这样‘不留余地空气的围绕里，人们的精神大抵要被挤小的。所以他说：“人们到了失去余裕心，或不自觉地满抱了不留余地心时，这民族的将来恐怕就可虑。因此，凡鲁迅所设计的版本，每本书的前后总有一两张空白副页，上下的天地头也很宽，每个大小题目的前后都有空行。此外，当每行开头出现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时，如不处理，就不好看。一九三三年二月六日，在看他的译作《竖琴》和《一天的工作》的校样后，他给良友公司的赵家璧写了一封信，讲了他当校对时的经验：“书的每行的头上，倘是圈，点，虚线，括弧的下半（曵，）的时候，是很不好看的。我先前做校对人的那时，想了一种方法，就是在上一行里，分嵌四个‘四开，那么，就有一个字挤到下一行去，好看得多了。正如赵家璧所说：“这个方法今天已在出版界普遍实行，但追本溯源，还是先生做校对人时首先发现的呢！许广平讲：“校对中，遇到一行的顶头有标点，他都认真地划到每行的末尾；一张校样，正面看看，还要倒过来看看，这样，字排得正不正，排行是不是歪斜，就很容易发现了。他要求天地头要排得整整齐齐，那个地方空得多，那个地方比较挤，那个地方错落不齐，他都在样子上做出记号，有时用尺划一条直线，以引起排字工友的注意。
书的封面犹如人的衣服，鲁迅对封面设计也异常重视。他先后设计过几十种书刊的封面。他还为自己的著作设计封面，如《呐喊》、译作《桃色的云》等。像《呐喊》，底色为大红，书名和作者姓名在正中上端的黑框中且用阴文衬出，显得热烈而厚重；《华盖集续编》，以白为底色，“华盖集三字用仿宋体，作者“鲁迅用拉丁拼音文字，写在书名之上，“续编二字画成隶书阳文印章式样，套红斜盖在书名之下，这种设计，简朴但又相当醒目。连出版行家李小峰在后来的回忆中，对鲁迅自己设计的著作封面也赞不绝口，他说：“回溯到三十年以前，在我们这些上了年纪的人还正在青年的时期，当《桃色的云》《爱罗先珂童话剧》，鲁迅译）和《呐喊》……这些书初到了我们的手里时，一看外形，已足够吸引我们，使我们惊喜赞赏，爱不忍释了；新颖的装帧，疏朗的行列，洁白的纸张，决非坊间同类的书所可比拟的，这是鲁迅先生最初亲自设计的两种书。此外，鲁迅还为自己编的文集、画册设计封面，像《木刻纪程》、《引玉集》、《珂勒惠支版画选集》等。其中《引玉集》的设计匠心独运，底色为大红，正中一黑线方框，框左是直写的“引玉集三字，右边是几行横写的画家的英文姓名，末行有“木刻59幅字样，图案别致，对比鲜明。他也为自己编辑的刊物设计封面，如《奔流》、《萌芽月刊》等；另外，他给别的作者的书籍也设计过封面，高长虹的《心的探险》便是他从六朝人墓门画像中取材而成的，封面用青灰色发丝纸，印赭色图案，画群鬼腾云作跳舞状。不仅如此，他还热情关心封面的设计工作，对设计者亦表现出关怀之情。诚如李小峰所言：“鲁迅先生很重视一本书的封面设计，不仅是对图案，就是书店、作者的字体大小和安放的位置、颜色、纸质都是很注意的。有些书，仅仅是书名、作者，没有图案，也处理得很适当，看上去很舒服。关于封面设计，在鲁迅的书信中，所涉甚多，显示出了他独特的见解和悟力。
鲁迅开始接触的书是绘图的书，插图就成了他一生追求的书的重要组成部分。插图，在鲁迅的心中，既有装饰意义，又有助于理解书的文字内容。他说：“书籍的插画，原意是在装饰书籍，增加读者兴趣的，但那力量，能补助文字之所不及，所以也是一种宣传画。这种画的幅数极多的时候，即能只靠图像，悟到文字的内容。显然，图是内容的构成，是有意味的形式。一九二七年十二月六日，在给李小峰的信中，他就指出了插图的意义。他说：“我因此想到《北新》，如果每期全用这书（按：指日本坂垣鹰穗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中所选的图画两三张，再附译文十叶上下，则不到两年，可以全部完结。论文和插画相联络，没有一点白费的东西。读者也因此得到有系统的知识，不是比随便的装饰和赏玩好得多么？鲁迅对插图的喜爱是不遗余力的。一九三三年五月九日，他听说邹韬奋编成了《革命文豪高尔基》一书，他便写信给邹，提出了插图问题。他首先肯定邹韬奋的劳绩“实在是给中国青年的很好的赠品；接着他说：“我以为如果能有插图，就更加有趣味，我有一本《高尔基画像集》，从他壮年至老年的像都有，也有漫画。倘要用，我可以奉借制版。制定后，用的是那几张，我可以将作者的姓名译出来。看，他不仅对自己的著作或编选的书注重插图的选用，对别人的书他也是那样热情地给予关注。是的，书有插图，不仅在形式上有变化，改变了全文字的呆板，而且确实能为读者增加趣味，读读文字再赏赏图，既可收到文字与图相互发明之功，亦可使读者在轻松的状态下获得愉悦，得到美的享受，使读者看文字时又不至于过分凝重。所以他直到晚年，仍积极主张书应有插图。一九三五年五月二十二日，他给孟十还的信中这样写道：“记得十九世纪末，绘图的《聊斋志异》出版，许多人都买来看，非常高兴的。而且有些孩子，还因为图画，才去看文章，所以我以为插图不但有趣，且亦有益；……历史演义（会文堂出版的）颇注意于此，帮他销路不少，然而我们的‘新文学家不留心。这里，鲁迅对插图的作用说得十分明白，不仅有美学价值，还有刺激购买欲望的商业价值；他批评新文学家不注重插图，实际上是想纠正由此带来的弊端，希望他们认识到插图的作用，以便能占领图书市场，吸引更多的读者。只要去看看鲁迅所编的书刊，他总是尽量使之图文并茂。《毁灭》、《铁流》皆印有作者的彩像和多幅插图。他主编的《文艺连丛》中的《不走正路的安德仑》、《解放了的唐·吉诃德》，皆有精致的插图多幅。他找人译马克·吐温的《夏娃日记》，乃是因原版书有精美的五十五幅插图。他所编的刊物，每期都刊有插图。这一切都说明了鲁迅对插图的重视及提倡。他的辛勤劳作，为我国的书刊装帧艺术作出了贡献。在现代出版史上，鲁迅也应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附录鲁迅读书著译年表
一八八一年，一岁
九月二十五日（夏历八月初三日），出生于浙江省绍兴府会稽县东昌坊口。姓周，取名樟寿，字豫山（后改名树人，字豫才）。
一八八七年，七岁
入家塾读书，从叔祖周玉田先生读《鉴略》。在此读书期间，接触了《花镜》、《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山海经》等绘图本书。
一八九二年——一八九七年，十二——十七岁
一八九二年二月入三味书屋，从寿镜吾先生读书。在塾中，开始较多地接触各种画谱，尤对《二十四孝图》中的一些故事发生反感。一八九三年秋，祖父因科场案入狱。鲁迅避难于亲戚家。避难期间，读了不少中国古代小说。一八九五年前后，搜集、抄录古书的兴趣日浓。前后五年中，鲁迅读的书大体如下：《四书》、《五经》、《周礼》、《仪礼》、《尔雅》等正统经书；《西游记》、《水浒传》、《荡寇志》、《聊斋志异》、《三国演义》、《绿野仙踪》、《天雨花》、《义妖传》等小说；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韩愈、白居易、温庭筠、苏轼、陆游、黄庭坚等人的诗文；明刊《十八史》以及大量野史杂记，如《谈荟》、《窃愤录》、《蜀碧》、《鸡肋编》、《明季稗史汇编》、《立斋闲录》、《明史记事本末》、《安龙逸史》、《酉阳杂俎》、《容斋随笔》、《辍耕录》、《金石存》、《池北偶谈》、《六朝事迹类编》、《二酉堂丛书》、《徐霞客游记》等；还有若干画谱，也在他翻阅之列。
一八九八年——一九〇一年，十八——二十一岁是年五月，往南京考入江南水师学堂；同年十月，改考入江南陆师学堂附设矿务铁路学堂。三年间，鲁迅除了从课堂上接受了基本的自然科学知识及专业教育外，课余读书主要有：严译名著如孟德斯鸠的《法意》、甄克思的《社会通诠》、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名学部甲》，尤其是读了《天演论》，对他影响甚大；林纾译西方小说如《茶花女轶事》、《包探案》、《长生术》等多种；当时流行的《中西纪事》、《日本新政考》、《科学丛书》、谭嗣同的《仁学》等；同时，他读了《红楼梦》、《世说新语》、《古文苑》等书。此时期作有《戛剑生杂记》短文四则、《花杂志》短文二则；还作有旧体诗五首以及《祭书神文》一篇。
一九〇二年——一九〇九年，二十二岁至二十九岁一九〇二年一月二十七日，从矿路学堂毕业。同年三月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普通科江南班学习，主要以学日语为主。课余读哲学与文艺书籍。一九〇三年作《斯巴达之魂》，译雨果的随笔《哀尘》，发表在《浙江潮》第五期上。同年还著有《说日》、《中国地质略论》，翻译了法国凡尔纳的科学小说《月界旅行》、《地底旅行》，均得以出版和发表。一九〇四年从弘文学院结业，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课余翻译《世界史》、《北极探险记》、《物理新诠》等书，译稿未发表，已佚。一九〇五年译美国路易斯·托伦的科幻小说《造人术》，发表在是年上海《女子世界》第四、五期合刊上。一九〇六年三月，从仙台退学回到东京，从此一心从事文艺运动，其间大量搜读外国文学作品，特别是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以及具有民主革命倾向的俄罗斯文学。是年与顾琅合编的《中国矿产志》由上海普及书局出版。一九〇七年翻译英国哈葛德与安德鲁·兰合著的小说《红星佚史》（原名《世界的欲望》）中的十六节诗，收入周作人译《红星佚史》一书，十二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年为留日学生主办的《河南》月刊撰写《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等文章。一九〇八年译匈牙利籁息的《裴多菲诗论》，并撰写论文《破恶声论》，均未完。一九〇九年与周作人合译的《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又独译俄国安德烈夫（又译安特莱夫）的小说《红笑》，未出版，稿已佚。八月归国，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生理和化学教员，编有生理学讲义《人生象》、《生理实验术要略》。其间所读主要为西方哲学与文学作品。对尼采、拜伦的著作尤为喜爱。
一九一〇年，三十岁
七月，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职，回绍兴。九月，任绍兴府中学堂生物学教员及监学。课余，开始大量翻阅古籍，辑录唐以前小说佚文，为后来编著《古小说钩沉》作了大量资料工作；同时，又搜集有关家乡地理历史方面的佚文，后将这些佚文，整理汇编成《会稽郡故书杂集》。
一九一一年，三十一岁
本年夏辞绍兴中学堂职，十月辛亥革命爆发，应学生之请又回校暂复原职。后又任浙江山会初级师范学堂监督。本年辑录、校勘了唐代刘恂的博物古籍《岭表录异》，并作文言短篇小说《怀旧》。
一九一二年，三十二岁
二月，应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蔡无培之邀，赴南京任教育部部员。公余常往江南图书馆借阅古籍，辑录、校勘有关古书。从唐代沈亚之的《沈下贤集》录出《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三篇，后编入《唐宋传奇集》。五月初，随部迁北京。八月被教育部任命为佥事，并担任社会教育司第一科科长。是年在日记中，阅读和抄读、辑录的书有《庚子日记》、《谢承后汉书》、《长短经》、《续谈助》、《式训堂丛书》、《拜经楼题跋》、《虞世南诗》、《经典释文》、《史略》、《北堂书钞》，补抄《雅雨堂丛书》、《谢沈后汉书》等。
一九一三年，三十三岁
这年翻译了日本上野阳一的论文《艺术玩赏之教育》、《社会教育与趣味》、《儿童之好奇心》，发表在本年《教育部编纂处月刊》。校辑南京张《云谷杂记》，以明代吴宽丛书堂本校《嵇康集》，抄、读虞预《晋书》、《说郛》、《易林》、《石屏集》、《嵇中散集》等。
一九一四年，三十四岁
从四月起，开始大量选购佛学典籍，公余研究佛学思想。看的佛学书主要有：《三教平心论》、《释加如来应化事迹》、《华严经》、《华严经决疑论》、《大乘法界无差别论疏》、《金刚般若经》、《金刚经心经略疏》、《大乘起信论梁译》、《唐高僧传》、《阿育王经》、《百喻经》、《弘明集》等，还校录了《法显传》、《出三藏记》；抄读了《沈下贤集》，借阅了《文选》、《通鉴考异》、《两汉书辨疑》、《三国志补注》、《四明六志》等。
一九一五年，三十五岁
是年所编《会稽郡故书杂集》刻本在绍兴印成，以明刻善本校《嵇康集》，抄读《墨经解》、《秦汉瓦当文字》、《小蓬莱阁金石文字》、《百专考》等；又读了《金石记》、《寰宇贞石图》、《复堂日记》等书。
一九一六年，三十六岁
本年抄读的书有：《尔雅补郭》；所读其它书不详。
一九一七年，三十七岁
本年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一八年，三十八岁
本年抄读的书有《曲成图谱》、《颐志斋感旧诗》、《唐风楼金石跋尾》；以清代毛斧季用宋本校勘过的《鲍明远集》对校明代汪士贤校的《鲍明远集》；其它读书情况不详。是年发表了现代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还创作了小说《孔乙己》；此外还发表各类文章数十篇。
一九一九年，三十九岁
所读书名称不详。本年主要作品有：小说《药》、《明天》、《一件小事》；论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还有短评、散文诗等。
一九二〇年，四十岁
译德国尼采的《察拉图斯特拉的序言》，发表在九月《新潮》第二卷第五期上；发表小说《风波》、《头发的故事》。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二一年，四十一岁
本年校《嵇康集》多遍；创作小说《故乡》，《阿Q正传》开始创作，从十二月四日起，在北京《晨报副刊》连载；翻译甚多，有：日本森欧外的小说《沉默之塔》，芥川龙之介的小说《鼻子》、《罗生门》，菊池宽的小说《三浦右卫门的最后》，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医生》、《工人绥惠略夫》，芬兰亚勒吉阿的小说《父亲在亚美利加》，明那·亢德的小说《疯姑娘》，保加利亚跋佐夫的小说《战争中的威尔珂》，捷克凯拉绥克作的论文《近代捷克文学概观》，德国凯尔沛来斯的《小俄罗斯文学略说》，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池边》、《狭的笼》、《春夜的梦》、《雕的心》、《鱼的悲哀》、《世界的火灾》、《两个小小的死》等，还校了毛咏棠、李宗武译的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小说《人间的生活》。其它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二二年，四十二岁
本年创作小说有《端午节》、《白光》、《兔和猫》、《鸭的喜剧》、《社戏》，历史小说《不周山》（后改名《补天》）；编定小说集《呐喊》，次年由新潮出版社出版；编定《爱罗先珂童话集》，七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所译俄国阿尔志跋绥夫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与周作人、周建人等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鲁迅译作九篇；所译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本年中又校《嵇康集》，还发表了若干杂文。
其它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二三年，四十三岁
是年抄读有《青琐高议》，补抄《王右丞集笺注》；借读的书有《太平广记》、《列女传》、《唐国史补》、残本《三国志演义》、《甲申朝事小记》、《越缦堂骈文》；校读有《山野掇拾》。著译有：与周作人合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内收鲁迅译的小说十一篇；所译俄国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由北京新潮社印行；《中国小说史略》上册，由北京新潮社出版。
一九二四年，四十四岁
本年作小说《祝福》、《在酒楼上》、《幸福的家庭》、《肥皂》，并开始写作后收入《野草》中的散文诗；再校《嵇康集》，并作《嵇康集》序、《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历时十一年的多次校勘的《嵇康集》到是年基本写定；译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集《苦闷的象征》，从十月一日至三十一日连载于《晨报副刊》；又译厨川白村的论文《西班牙的剧坛将星》，发表在次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又校李霁野译俄国安特列夫的剧本《往星中》。此外，将多年搜集的古砖拓本整理成集，题作《俟堂专文杂集》，当时未出，一九六〇年文物出版社影印出版。本年读书，除记有读春台作《大西洋之滨》外，余不详。
一九二五年，四十五岁
本年读书转向俄国文学，开始较多地接触无产阶级及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阅读的主要有：《新俄文学之曙光》、《俄国现代的思潮及文学》、《新俄美术大观》、《苏联文学之理想同现实》、《革命与文学》等。所译有：匈牙利裴多菲诗三首，日本厨川白村的文艺论集《出了象牙之塔》，日本鹤见辅的杂文《徒然的笃学》，俄国拉斐勒·开培尔的论文《小说的浏览和选择》，日本片山孤村的论文《自然主义之理论及技巧》；为李小峰校译稿《两条腿》，为李霁野校译作《黑假面人》，为任国桢校《苏俄之文艺论战》。本年创作小说《长明灯》、《示众》、《高老夫子》、《孤独者》、《伤逝》、《弟兄》、《离婚》；还发表了大量杂文、论文；杂文集《热风》由北京北新书局出版，杂文集《华盖集》编定，由北新书局次年出版。其它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二六年，四十六岁
本年主要读物有：《无产者文化论》、《无产阶级艺术论》、《新俄罗斯手册》、《无产阶级文学的实际》等；校读有：韦丛芜译俄国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小说《穷人》；与韦素园同校胡译苏联勃洛克的长诗《十二个》，并译出苏联托洛茨基《文学与革命》一书中的《亚历山大·勃洛克》一节编入该译本卷首；董秋芳译俄国但兼珂的短篇小说集《争自由的波浪》；所编著的《小说旧闻钞》由北新书局出版，小说集《彷徨》由北京北新书局印行，编定论文集《坟》，次年三月由未名社出版，杂文集《华盖集续编》亦编定，交北新书局，次年五月出版。
在厦门大学任教期间，编写讲义《中国文学史略》（后改为《汉文学史纲要》）。
一九二七年，四十七岁
读书情况不详。是年译有日本武者小路实笃的论文《文学者的一生》，发表于《莽原》半月刊第二卷第四期；日本鹤见辅的杂文《断想》、《善政和恶政》、《人生的转向》、《闲谈》、《专门以外的工作》等，均发表；日本有岛武郎的杂文《卢勃克和伊里纳的后来》；将去年始译的荷兰望·蔼覃的童话《小约翰》译稿整理完毕，次年一月由未名社出版。作历史小说《眉间尺》（后改题为《铸剑》）；编定散文诗集《野草》，由北新书局出版；编定《朝花夕拾》散文集，交未名社次年出版；编定《唐宋传奇集》并作札记《稗边小缀》，交上海北新书局于本年十二月和次年二月分上、下册出版。
一九二八年，四十八岁
本年译日本坂垣鹰穗的《近代美术史潮论》一书，次年由北新书局出版；译毕日本鹤见辅的随笔集《思想·山水·人物》，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译法国腓立普的小说《捕狮》，发表在是年十月《大江月刊》创刊号；译苏联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农夫》，刊在十一月《大众文艺》月刊第一卷第三期。编定杂文集《而已集》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其它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二九年，四十九岁
本年译有：日本片上伸的论文《现代新兴文学的诸问题》，四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出版了前几年译的文艺论文合集《壁下译丛》，内收俄国开培尔、日本厨川白村等人的文章共二十五篇；译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艺术论》，六月由上海大江书铺出版；译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论文集《文艺与批评》，十月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译日本片上伸的论文《新时代的预感》，发表在当年《春潮》月刊第一卷第六期；译苏联蒲列汗诺夫《论文集（二十年间）第三版序》，发表在《春潮》月刊第一卷第七期；译俄国确木努易的《青潮纪游》，发表在《奔流》月刊第二卷第五本上；译蒲列汗诺夫《艺术论》毕；译苏联札弥亚丁的小说《洞窟》，后发表在《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一号；译毕苏联高尔基的小说《恶魔》，发表在次年一月出版的《北新》半月刊；校订许广平译的德国至尔·妙伦的童话《小彼得》译本；是年，他与柔石还编译了《近代世界短篇小说集》两册，朝花社出版。编《近代木刻选集》（1）和（2）集、日本《谷虹儿画选》、英国《比亚兹莱画选》，均由朝花社出版。
一九三〇年，五十岁
译日本岩崎·昶的论文《现代电影与有产阶级》、日本本庄可宗的论文《艺术与哲学，伦理》，均发表；译苏联文艺政策的文件汇编《文艺政策》，由上海水沫书店出版；所译普列·汗诺夫的论文集《艺术论》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译《被解放的堂·吉诃德》；译毕苏联雅各武莱夫的小说《十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译日本刈米达夫的《药用植物》毕，发表在《自然界》月刊上；译校苏联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由上海大江书铺次年出版；校阅柔石译的苏联卢那察尔斯基的剧本《浮士德与城》，校阅贺非译苏联萧洛霍夫的小说《静静的顿河》（第一卷），校阅韩侍桁译的苏联伊凡诺夫的小说《铁甲列车Nr·14—69》，编有《新俄画选》，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德国版画家梅斐尔德的《士敏土之图》，次年二月以“三闲书屋名义印行；修订所著《中国小说史略》，修订本由上海北新书局次年出版。其它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三一年，五十一岁
译苏联绥甫林娜的小说《肥料》，发表于《北斗》月刊；译苏联左祝黎作小说《亚克与人性》及萧洛霍夫的小说，《父亲》校阅孙用译匈牙利裴多菲的长诗《勇敢的约翰》；校阅李兰译美国马克·吐温的小说《夏娃日记》；校阅曹靖华译苏联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其它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三二年，五十二岁
译苏联孚尔玛诺夫（通译富曼诺夫）的小说《英雄们》；译日本上田进的论文《苏联文学理论及文学批评的现状》；与杨之华合译的苏联短小说集《一天的工作》完稿，由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次年三月出版；与柔石、曹靖华合译的苏联《短篇小说集》编定，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次年出版。编定《三闲集》、《二心集》，本年分别由上海北新书局、合众书店出版；编定《鲁迅自选集》，由上海天马书店次年出版；编定《两地书》，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
一九三三年，五十三岁
译有德国毗哈的论文《海纳与革命》，发表在《现代月刊》第四卷第一期；又译西班牙巴罗哈小说《山民牧唱》，发表在次年《文学》月刊第二卷第三期；校阅曹靖华译苏联聂维洛夫的小说《不走正路的安得仑》。编定《伪自由书》，由上海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由瞿秋白编选的《鲁迅杂感选集》由北新书局以“青光书局名义出版；编定杂文集《南腔北调集》，由上海联华书局以“同文书局名义于次年三月出版；与郑振铎合编的《北平笺谱》印行。其它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三四年，五十四岁
译有高尔基的《我的文学修养》和《俄罗斯的童话》，分别发表在《文学》月刊第三卷第二号和《译文》等刊物上；译德国格罗斯作的论文《艺术都会的巴黎》，发表于《译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译契诃夫小说《假病人》、《簿记课副手日记抄》、《那是她》三篇，发表在《译文》第一卷第四期；译西班牙巴罗哈的小说《促狭鬼莱哥羌台奇》、《少年别》，分别发表在一九三五年的《新小说》和《译文》上。创作有历史小说《非攻》。编定杂文集《准风月谈》，以上海联华书局“兴中书局名义出版。编选苏联版画集《引玉集》，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编定中国木刻集《木刻纪程》，以铁木艺术社名义出版；与郑振铎合作，以“版画丛刊会名义重印明代胡正言的《十竹斋笺谱》。其它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三五年，五十五岁
是年翻译有：苏联班台莱耶夫的童话《表》，发表在《译文》第二卷第一期；契诃夫的小说《坏孩子》、《暴躁人》、《难解的性格》、《波斯勋章》、《阴谋》，除《波斯勋章》外，余皆发表在《译文》月刊上；罗马尼亚索陀威奴的小说《恋歌》，发表于《译文》第二卷第六期；保加利亚伐佐夫的《村妇》，发表于《译文》终刊号；果戈理《死魂灵》第一部，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所译高尔基的《俄罗斯的童话》是年四月毕，由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所译契诃夫的小说八篇结集为《坏孩子和别的奇闻》，由上海联华书局次年出版。创作历史小说《理水》、《采薇》、《出关》、《起死》，与前作四篇集为《故事新编》，由上海文化出版社次年出版；由杨霁云编、鲁迅校订的《集外集》由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编定杂文集《花边文学》，由上海联华书局次年出版；着手编《集外集拾遗》；编定《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重订《小说旧闻钞》，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自己出资复印俄国画家阿庚作《死魂灵百图》，次年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还着手编瞿秋白的译文集《海上述林》。其它读书情况不详。
一九三六年，五十六岁
是年译有果戈理《死魂灵》第二部（残稿）；校日译中国作家萧军的小说《羊》；为曹靖华译的《苏联作家七人集》作序。编有德国《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以“三闲书屋名义出版；编《苏联版画集》，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编苏联版画家亚历克舍夫的《城与年插图》，因病重该集未能印成。所编瞿秋白译文集《海上述林》，以“诸夏怀霜社校印名义印行。十月十九日，鲁迅因病，心脏停止跳动，一位伟人从此逝去，他的书缘到此划上了完满的句号。
鲁迅逝世后，生前未发表的作品，经人整理，不断面世，为后人留下了一座巍巍丰碑，亦为后世塑造了一位伟大的读书人的形象。鲁迅将永远活在人们心中，将永远激励读书人不断前行。
再版后记
此书是我学习、研究鲁迅的一点收获，是一部以读书活动为中心的鲁迅传。初版于1997年，书名为《鲁迅读书生涯》，次年台湾新视野图书出版有限公司以《鲁迅的治学方法》为名出版。此次又蒙长江文艺出版社决定再版，并嘱我邓以适当修订。因此，除对本书作了一些文字的必要处理和更改外，又加了数十幅与鲁迅读书、生活相关的图片，并将书更名为《鲁迅读书记》。
衷心感谢长江文艺出版社的厚爱；衷心感谢责任编辑赵国泰先生，赵先生的敬业精神令我钦佩，学术眼力让人折服，正是有了赵先生，使本书增色不少。
匆匆是为后记。
作者于武昌喻家山华科大
2004.2.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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