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善恶的彼岸

    尼采放弃了他那部抒情作品，他有时觉得遗憾，想要重续，但这只是一时的兴致而已。“从今以后，该由我来说了，而不是查拉图斯特拉。”他写道（这次的确信倒是准确的）。

    那部作品一直没有完成，尼采明白这一点，而且一大堆尚未表达的思想更使他有一种痛惜的悲哀。他想要做另外的尝试。他又重新回到了哲学领域，力图用抽象的语言表达他作为诗人没有表达出来的东西，虽然这样做他并不快乐。他翻开新笔记本，写了几个标题：《强力意志，对大自然的新解释》《强力意志，重新解释宇宙的一种尝试》。这些初次想出来的标题将会站稳脚跟。在这里，尼采重新采用并发展了叔本华的命题。他认为，万物的基础并不是盲目的生存意志，生存就是去扩张、增长和征服。万物的基础也许解释成一种盲目的强力意志更加合理，而产生于人脑的一切现象也许可以解释成这种意志的作用。

    这是一项需要深思熟虑的庞大工作，尼采充满恐惧地正视到了这一点。一个人怎么才能在人们的心灵中辨别出什么才是强力呢？或者说怎样才能辨别出什么是软弱呢？也许亚历山大的愤怒是软弱，而神秘主义者的兴奋却是强力。尼采曾寄希望于那些信徒、哲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希望他们将会为他做必要的分析。海因里希·冯·斯坦因的帮助将会是可贵的。但是现在，他不得不单枪匹马承担起各种工作。他变得越来越悲哀，没有激情的思想对他是没有吸引力的。他热爱的是什么呢？是本能的力量，灵巧、优雅、整齐而有节奏的音韵——他还热爱威尼斯，盼望着出现晴朗的天气，这样他就可以从尼斯公寓里如此之糟的伙食和人群里逃走了。3月30日，他写信对彼得·加斯特说道：

    “亲爱的朋友，我很少怀着愉快的心情考虑一次迁移。但是这次——只要我想到很快就会到威尼斯，而且跟你在一起，我就变得激动不已、心醉神迷，就像是经过了长期可怕的疾病之后。对痊愈的渴望。我已经发现，直至今天，威尼斯仍然是唯一的有益于我，并且让我感到甜美的地方。西尔斯一马利亚作为旅途中的一个落脚点，对我非常合适，但是却不能作为一个居住地。唉，要是我能够设法作为一个隐士或孤独者正当地住在那里该有多好！而且——西尔斯一马利亚变得越来越时尚了！”

    “我亲爱的朋友和艺术大师，你和威尼斯与我时刻相联。没有什么东西能比你对这个城市持久的兴趣给予我更大的欢乐了。在这些日子里，我是多么想念你啊！我正在读老德·布罗斯关于威尼斯以及当时在那里享有盛誉的艺术大师哈赛的回忆。不要生气，我根本无意于要在你们之间做失礼的对比。”

    “我刚刚给马尔维达写信说：多亏有了彼得·加斯特，我们的朋友们，那些低劣的喜剧家、自诩为天才的音乐家们很快就会死去，并停止散发出腐败的气味。‘很快死去’——这也许是一种明显的夸张。在民主主义年代，极少数的人才能够辨识美，在极其罕有者身上才能发现美。我很高兴，对你来说，我就是‘极少数人’之一。那些我所喜爱的深沉而快乐的人以及那些忧郁而疯狂的人，比如已故的朋友司汤达和加利尼神父，如果他们不热爱某个快乐的音乐家（如果加利尼没有普契尼，司汤达没有契玛罗萨和英扎特），就无法在世间生活下去。”

    “唉，你是否知道，目前我在这个世界上是怎样的孤独！怎样不得不出演一些喜剧，以防止自己出于腻烦而不时地往某人脸上吐唾沫。幸亏我儿子查拉图斯特拉的某些谦卑的习惯也存在于他那有点疯狂的父亲身上。”

    “但是一旦我在威尼斯跟你呆在一块儿，所有的‘谦卑’、‘喜剧’、‘腻烦’和对尼斯的一切诅咒都会烟消云散，难道不是吗，我的好朋友？”

    “不要忘了：我们还要吃焙可丽！

    真诚的弗·尼”

    4月和5月，尼采逗留在威尼斯，找到了他渴望已久的欢乐。他漫步在一条条树木掩映、树叶沙沙作响的小街上，注视着这个美丽的城市。他聆听自己朋友的音乐。他散步的地方在圣马克广场游廊的阴影下，他把这些游廊与以弗所的柱廊相比较，赫拉克利特正是在那里淡忘了希腊人的激动不安和波斯帝国的沉重威胁。他想：“在这里，一个人多么容易忘记那个阴沉的帝国——我们自己的帝国啊！让我们不要诋毁我们的欧洲，因为它仍然在向我们提供美丽的避难所。这个圣马克广场是我最好的工作室。”这种短暂的欢乐唤醒了他心中诗的冲动。他又想起了已经淡忘的查拉图斯特拉，想要歌颂他的胜利和死亡。他写了一个草稿，但很快就放弃了。这是他的最后一个草稿。

    6月，他回到了恩加丁。在旅馆生活中，他偶然获得了一个秘书，某个洛德夫人，或者某个不知名的人向他提供了帮助。他口授，并试图更加准确地理解自己的问题。他的目的是什么呢？去批判那一大堆束缚现代欧洲人的道德判断、道德偏见和道德惯例，去评估它们的内在价值，即是说对它们所表现出来的能量的品质作出评估，以此确定一个德行的等级制度。最后，他希望实现“对一切价值重新估价”（他找到了这个准则）。他写的是“一切”，否则他的自尊心就不会得到满足。那时他就认识到、并且成功地解释了某些职业道德学家们不知道如何评述的美德的模式。比如说：自我控制，内在情感的掩饰，礼貌，欢乐，在服从和指挥上的严格，顺从，对尊敬的苛求，对各种责任和危险的兴趣。所有这些如今已遭贬值的美德都是旧贵族生活的习惯和趋向，是比我们自身更强有力的道德源泉。

    其时他可能进行过某些非常认真的阅读。他研究过罗尔弗的《生物学问题》，在里面他会发现作为他的形而上学基础的生命成长的分析。也许他当时还重读了戈宾纳奥的某部著作（他钦佩这个人和他的作品）。我们可以进行这些大胆的猜测。但是与他的阅读又有什么关系呢？尼采已经42岁了，已经过了学习的年龄，已经收获了自己的想法。阅读促进、滋养了他的沉思，但再也不会引导他的思想了。

    他的工作非常艰难，失眠把他压垮了。但是他坚持下来了。妹妹伊丽莎白马上就要追随丈夫去南美了，他放弃了最后拥抱妹妹的心酸的欢乐。他写信对妹妹说道：“那时，你就会在那里安居下来，而我将在这里生活在所有巴拉圭人难以企及的孤独之中，我的母亲也将不得不独自生活，我们全都得勇敢无畏。我爱你，所以我才哭泣。——弗里德里希。”

    一周过后，他有了新的计划。他正在与出版商就重新购买自己的书及其再版进行谈判。他抓住了这个重新回到德国的借口，他写道：“一件必须由我自己出面的商业事务帮我实现了自己的愿望。”他毫不耽搁地前往瑙姆堡。

    会面是沉重的。兄妹俩都知道这次分别是决定性的，他们在分别的前夕温柔地交谈着。尼采丝毫没有隐瞒自己生活的艰难，他说：“我独自一人面对一个巨大的问题，这是一片原始森林，我在里面迷路了。我需要帮助，我需要众多的弟子，还需要一个老师。服从会是件多么甜美的事啊！如果我在一座山峰上迷了路，我会顺从熟悉那座山的人。如果我病了，我会服从医生。如果我能遇上一个能在道德观念上启迪我的人，我会听从他，追随他。但是我一个也没有找到，我找不到任何弟子，更找不到老师……我形单影只。”妹妹又重复了一遍她过去经常提出的建议：弗里德里希应当重返某个大学，以前年轻人总是听他的，他们还会听他的，而且还会理解他。“年轻人是如此愚蠢！”尼采答道，“而教授们则更加愚蠢！更何况，所有的德国大学都排斥我，我能到哪儿教书呢？”“去苏黎世。”妹妹建议道。“我能够忍受的城市只有一个，那就是威尼斯。”

    他到莱比锡和出版商谈判，后者漫不经心地接待了他。他的书没有售出。接着他又回到瑙姆堡，做了最后道别就离开了。

    他将要去哪儿过冬呢？上一次他已经被尼斯聒噪的人群激怒了。他想到了瓦隆布罗萨。莱兹克曾经推荐过这片位于塔斯肯城亚平宁山脉的美丽森林，并且正在佛罗伦萨等他。离开德国前，尼采经过慕尼黑，拜访了从前的一位朋友拜伦·冯·塞利兹，后者把尼采介绍给自己的妻子，并给他看了自己的日本收藏品。那位妻子年轻迷人，那些日本收藏品令尼采很感兴趣。他发现了这种艺术，喜欢这些邮票，这些小巧玲珑、色彩鲜艳的东西与悲哀的现代情调如此不协调，与忧郁的德国趣味更是大相径庭。塞利兹理解美的东西，并且知道如何去生活，尼采简直有点妒忌他。他给妹妹写信说道：“亲爱的伊丽莎白，也许这是你给我找一个妻子的时候了。让我们说，仍然得年轻、漂亮、欢快，一句话，一个勇敢可爱的人，一个阿莉妮·冯·塞利兹式的人（我们几乎已经直呼你我）。”

    他到达了托斯卡纳，莱兹克接待了他，并陪伴着他。他把尼采带到了圣米纽托高地上的阿塞特天文台，那里住着一个非常难得的人——尼采著作的读者。莱伯利奇·坦培尔在他桌上那堆稀奇古怪的仪器旁边放着弗里德里希·尼采先生的作品，其中的许多章节他都熟记在心，并欣然地高声背了出来。莱伯利奇·坦培尔是个异乎寻常的高尚、真挚和没有偏见的人。他们两人谈了半个小时，似乎彼此都很理解对方。临别时，尼采已经深受感动。

    “我希望这个人根本没有读过我那些书，”他对莱兹克说道，“他太明智、太善良了，我会伤害他的。”

    因为他知道自己思想的可怕后果，所以担心那些读过他的书的人会遭受与他相同的磨难。

    他没有在托斯卡纳停留，从佛罗伦萨山峰上袭来的刺骨的冷空气使他觉得不适。对尼斯的记忆再次征服了他，这是一个全年的二百二十天都充满阳光的城市。1885年11月15日，他写给妹妹的信正是从尼斯发出的。

    “亲爱的妹妹，要是你那个在血管里流着几滴鼹鼠式和哈姆雷特式血液的哥哥，从尼斯而不是从瓦隆布罗萨给你写信的话，请你不要大惊小怪。对我而言，几乎同时体验一下莱比锡、慕尼黑、佛罗伦萨、热那亚和尼斯的气候是有益无害的。你永远也不会相信，尼斯已在这些城市中遥遥领先。跟去年一样，我已经在圣艾蒂安小街日内瓦公寓寄宿下来。我发现它重新铺上地毯、重新布置、重新油漆后变得非常漂亮了。进餐时坐在我旁边的是一位基督教的主教，一个被称为阁下的讲德语的主教。非常想念你。你的埃希霍恩王子。”

    在另一封信中，他这样写道：“现在我回到了尼斯，换言之，回到了理性。”他如此兴奋，以至于他着迷地观察着这个世界性的城市，以此作为消遣。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说道：“我窗户的对面就是腓尼基广场，在这几个词的连接中包含着多么深广的世界主义啊！难道你不觉得好笑吗？但是这是真的，腓尼基人就生活在这里。我在空气中听到了征服者和超级欧洲人发出的声响，这种给予我自信的声音对我说道：在这里，你在你自己的家里……在这里，一个人离德国是多么遥远。‘非德国的’，我没有足够的力量说这个词。”

    他恢复了以前的习惯，在太阳下沿着俯瞰波浪的白色小路散步。整整七年的记忆把他的思绪与这里的大海、海滩和山峦连接在一起，他心中的幻想觉醒了，他倾听着它，追随着它。没有一个小时被虚度，每一刻都充满了欢乐，作为这种欢乐的纪念和见证，每一刻都会留下一首讽刺短诗、一首散文诗、一句格言、一些民谣或歌曲。

    他诋毁现代人，这是他的乐趣，并且在他看来，作为一个预示未来的哲学家，其职责就是必须否定自己的时代。在16世纪，一个哲学家最好歌颂服从与和善。在19世纪，在遭到巴黎的颓废派和德国瓦格纳主义者损害的欧洲，在这个永远在寻求民众的互相合作、寻求最不费力和最少痛苦之生活道路的衰弱的欧洲，一个哲学家必须歌颂别的美德。他必须肯定地宣告：“那个懂得怎样做最孤独、最隐秘、最冷漠的人才是最伟大的人。他懂得怎样生活在善与恶的彼岸，他是其美德的主人，有着强大的意志。那就是伟大。”他必须急切地问：“伟大在今天是可能的吗？”自从他在26岁第一次提出这个问题以来，我们就从没有停止过听到这个问题。

    他还诋毁德国人，这是他的另一个乐趣，也是更密切更活跃的乐趣。德国化了的欧洲有着一种没有教养的自由。它掩饰了自己的恶意、粗俗和狡诈。它需要恢复旧世界和昔日法国人的精神，从前的法国人带着如此清醒的目光、如此强大的力量生活在如此美好的自由之中。他这样写道：“我们必须把我们的音乐、我们的趣味和生活方式地中海化。”透过这些文字，不难听出尼采那些“已故的朋友们”，司汤达和加利尼神父的忠告。

    他这样写道：“怀着深沉忧郁的人在欢乐时就会背叛自己。他们紧紧抓住自己的幸福，就像是因为妒忌，想要抑制它、扼杀它一样。唉，他们太清楚了，欢乐就在他们眼前飞走了。”快到12月底，那些节日临近了，对这些节日的回忆感动着他那颗忠实的心灵。尼采已经看到了飞快来到的幸福。活跃的思维、美妙的幻想，这种欢乐并没有彻底满足他。尼斯的群众再也不能令他感到有趣，腓尼基广场也不再吸引他了。《快乐的军刀》及其箴言——阳光、和风以及普罗旺斯歌谣又与他有什么关系呢？他是一个德国人，一个基督教牧师的儿子，因此他总是怀着一种压抑的心情看着圣诞节和圣·希尔维斯特节——那个值得敬畏的时刻的到来。

    他开始讨厌自己寄宿的那个拙劣的公寓：公寓里的家具被太多的手触摸过，客厅因为是公用的被弄得一团糟。接着，冷空气来临。由于贫穷，他无法得到他需要的温暖。他冻坏了，为没有德国式的暖炉而深感悲哀。这个该死的地方还使他永远不得安宁。右边，一个小孩正在摆弄天平，发出咔嗒咔嗒的响声；楼上，两名业余爱好者正在练习吹小号和拉小提琴。弗里德里希·尼采陷入痛苦之中，他给在瑙姆堡过最后一个圣诞节的妹妹写信说道：

    “在这儿，没有一个人可以陪我欢笑，这是多么乏味啊！如果我更强壮一些，如果我更富裕一些，我就会去日本体味一点生活的乐趣。在威尼斯，一个人可以不用费太大的劲儿就以日本人的方式生活，这是我感到快乐的原因。在欧洲其他地方，到处都是悲观主义者，令人哀伤。瓦格纳对音乐的可怕歪曲是这种反常和普遍痛苦的一个特例。”

    “又到圣诞节了，想到我还要一如既往、像过去的七年那样继续生活，我就深感悲哀，那就像一个流放者、一个蔑视人类的愤世嫉俗者那样生活。再也不会有人为我的存在而操心了，喇嘛有‘更好的事要做’，而且无论如何，有足够的事要做……写得不错吧，我的圣诞节来信？喇嘛万岁。”

    你的弗

    “你为什么不去日本呢？这是最明智的生活，也是最快乐的生活。”

    八天以后，他写了一封比较轻快的信，也许他已经为前一封信中的剖白而责备自己了。

    “亲爱的，今天天气真棒，所以你的弗里茨必须重新为你摆出一副高兴的样子，虽然最近一段日子他整日整夜都忧郁至极。我的圣诞节偶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节日。中午，我收到了你好意赠送的礼物后，立即就把你送的表链挂到了脖子上，把那只小巧精关的手表塞进了背心口袋里。至于‘钱’，如果信里夹了钱的话（像母亲在信里告诉我的那样），它已从我的指间溜走了。原谅你的瞎眼哥哥，他在路上就把邮包打开了。当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你的信件时，无疑地，有东西从里面掉出来了。就让我们希望，有一个贫穷的老太太恰好路过那里，在人行道上发现了她的‘小童耶稣’。接着，我徒步去圣让半岛。我沿着海岸走了好大一圈，最后在离一些年轻士兵不远的地方停住了脚步，那些士兵正在玩九柱戏。玫瑰花和灌木树篱旁边的天竺葵刚刚盛开。一切都生机盎然，一切都温暖可人，一点也不像北方。在那里，你的弗里茨喝了三大杯当地的甜葡萄酒，也许有些许醉意了。至少，他开始对着波浪说话了，当它们因为过于剧烈地撞击海岸而泛起白沫时，他像人们唤家禽似的冲着它们叫道：‘勃哧，勃哧，勃哧！’最后，我重新回到了尼斯城。晚上，我在自己的公寓里，在一棵巨大的圣诞树摇曳的烛光下，以王侯般的方式用餐。你相信吗，我找到了一个高级面包师，他知道‘奎克蛋糕’是什么，他告诉我，乌腾堡国王曾为自己的生日定做了一些，这种蛋糕与我爱吃的那种糕点类似。当我在写‘王侯般的方式’时，想起了这事。”

    你的弗

    “注意——我又开始睡得好了（不用麻醉药）。”

    1886年前三个月，他的忧郁似乎减轻了。他给自己的作品，即那些在想象力驱使下写就的笔记，赋予了一种形式。他已经有四年没有发表自己的格言和随笔了。他的笔记本给他提供了浩瀚的材料。他计划从中提炼出一本书，其全部工作就是整理和选择。

    他已经忘记了去年冬天考虑过的那部有体系的作品了吗？没有，因为他总是感受到写那部作品的巨大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对于这项工作的延迟，他希望能够不受到良心的责备：在开始那部巨大的作品之前，他需要一些乐趣，需要先写一本生动的书，以从中得到愉快。他想了一个题目“善恶的彼岸”，还有一个副标题“通往未来哲学的序曲”。他就这样发表了这部更为重要并一再推迟的作品。他通过一种人为纽带，把自己的乐趣和责任联系在一起欺骗自己。

    回想一下，他以前对发表一部完整的作品是多么快乐、多么津津乐道和自信啊！现在，自信和快乐都消失了。他知道，不会有人读自己的书。但是他的坏运气却总是比他预料到的更糟，这次尼采又没有预见到他必须忍受的考验：《善恶的彼岸》连出版商也找不到。他与莱比锡的一家出版商磋商，后者拒绝了他的提议。他给柏林写信，也没有更好的结果、他的书处处碰壁。他打算怎样处理这本书呢？他想把它分成几个小册子，也许这样会更容易跟读者见面。他写了一篇试验性的序言。

    他想说：“这些小册子是大约十年前我出版的那套《不合时宜的思想》的续集，那时我出版那套书是想把‘我的同志们’吸引到我身边。那时我还过于年轻，竟至于怀着焦灼的希望想要寻找伙伴。如今——经过一百年之后，我用我自己的标准衡量时间——我也还没有衰老得丧失了所有的希望和自信。”

    但是很快，他也打消了这个念头。他写信对妹妹说道：“对我而言，除了把我的手稿束之高阁，我就没有别的事可做了。”

    春天，他照例呆在威尼斯。但是他没能见到他的朋友彼得·加斯特，后者正怀着一种徒劳的希望访问德国的一些城市，想要“安置”他的音乐。他创作了一部歌剧《威尼斯的雄狮》，这出歌剧正在遭到一个接一个的剧院的拒绝。尼采写信去安慰和鼓励他。跟尼采一样，彼得—加斯特从出生来说是个德国人，从趣味来说是地中海人。他们一个住在尼斯，一个住在威尼斯，有着相似的雄心和相同的不幸命运。

    他写信对彼得·加斯特说道：“归来吧，回到孤独中来，我们俩都知道怎样在孤独中生活，也只有我们俩知道，挡了你的道的正是瓦格纳主义，同时还有那种随着‘帝国’的建立而日趋增长的德国人的粗鄙和迟钝。我们，你和我，必须小心翼翼、全副武装地进军，以免被迫在沉默中消亡。”

    弗里德里希—尼采觉得自己的孤独被这种艰难命运中的同志感情削弱了。彼得·加斯特的不幸和他的不幸很相似，他像对一个兄弟一样对他说话。彼得·加斯特贫穷，尼采就说：“让我们共享我的钱包，让我们共享我拥有的这一点点东西吧。”彼得·加斯特变得越来越沮丧，并对自己丧失了信心，尼采懂得这种极度的痛苦，他深知自信对这位工作中的男子的巨大必要性，他还知道公众的轻视必将多么快地压倒他。他在信中说道：“鼓足勇气，不要垂头丧气，请相信，至少我信任你，我需要你的音乐，没有它，我就活不下去。”当尼采这样表白的时候，我们无需怀疑他的真诚。他用全部爱与赞美的巨大力量来安慰这唯一的朋友，他的友谊美化了彼得·加斯特的音乐。

    即使在威尼斯，尼采也郁郁寡欢。强烈的阳光刺伤了他脆弱的视神经。就像以前在巴塞尔一样，他被迫把自己锁在门窗紧闭的屋子里，拒绝自己享受意大利晴朗的天气带来的乐趣。他能找到什么样的隐居地呢？他回忆起了德国巨大的森林区，那儿如此阴凉并且有益于他的眼睛。于是他重又沉浸于对自己祖国的抱撼之中。虽然它令他愤怒，虽然他反叛它，他仍然爱着它，他怎能阻止这种爱呢？要是没有它那神圣的音乐，这种音乐曾控制了他最初的理想冲动，他的灵魂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要是没有它的语言，那种精彩而困难的工具，他的思想也必定会是另外一番样子。叔本华和瓦格纳这两个德国人以前是并一直是他的老师（他私下承认这一点）。而他自己那些真正的信徒，如果曾经有过的话，也是出生于德国这个他无法弃绝的残忍的国家。

    他在那里得到了一个打动他的消息：罗德被任命为莱比锡大学的教授。尼采替自己的朋友感到高兴，并用优美的措辞表达了祝贺。但是他同时也无法自拔地陷于一种悲哀的个人教训之中。他写信给彼得·加斯特说道：“目前，哲学系的教授们有一半是由我的‘好朋友们’（查恩克、海兹、莱斯基恩、温得克、罗德等）组成的。”他突然想要离开，想要见见自己的母亲——她的两个孩子都已离开了她，想要听听他的老朋友的课。最后，他还想和那些著名的出版商交涉一下，他们每年印书两万册，却把他自己的书拒之门外。他离开了威尼斯，直接前往莱比锡。

    他登门拜访了罗德，却来得很不是时候。他看到的是一个忙忙碌碌、心神不定的人，后者带着烦躁和局促接待了这个不速之客，这个已经在生活中失败了的非常古怪的人。后来罗德写了几句话，解释了他冷淡的原因。“我见到了尼采。他浑身上下都带着一种无法形容的古怪，这令我感到不安。他身上有着某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而我以前熟悉的那个尼采的许多特征都已消失了。他似乎来自一个没有人烟的地方。”尼采说：“我想要听听你说话。”罗德把他带了进去，让他坐在一群对他的作品、甚至对他的名字都一无所知的年轻人中间。尼采聆听了他们的谈话，接着离开了。在给妹妹的信中，他简短地写道：“我再也不能忍受跟任何人交流了。很显然，对我而言，莱比锡既不是我的避难所，又不是我的休息地。”

    要不是艰难的谈判迫使他留在莱比锡，他就会像逃离威尼斯和尼斯一样逃离那儿了。他向各种各样的出版商提出申请，却都徒劳无功。最后，他的自尊心再也不能忍受了。他渴望自己的书面世，并决定自费出版，无论代价如何昂贵。

    他的母亲正在瑙姆堡等着他，自从伊丽莎白离开以后，她就一直一个人生活在那里。尼采感到对母亲异常强烈的同情。他理解母亲失去家庭后的凄凉，以及对他在著作中发表的那些不敬的话产生的绝望。他一再地对她说：“不要读它们，不要理它们，我不是为你而写的。”然而，她无法抑制自己的好奇心，因此她的不满从来没有平息过。尼采不希望不给她一点欢乐就离开，他继续在家里呆了一个星期，但是他无力掩饰自己的烦恼，他为自己悲叹，并逐渐变得亢奋，他使这个不幸的妇人心碎神伤，最后，他在比以往更不愉快的情形下离开了母亲。

    他在途经慕尼黑的时候拜访了拜伦·冯·塞利兹夫妇，希望能在这对和蔼可亲的主人家里抓住片刻安愉，但是房门锁着，塞利兹不在家。

    尼采离开了自此以后他再未回过的德国，继续踏上了去恩加丁的旅程，他总是期待着能从那里获得某种益处。7月，他在那里发现自己置身于冰冷的大雾的包围之中，并且感受到了一场长时期的神经痛和忧郁症的最初症候。

    二、后期生活

    完成《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后，尼采心里轻松了许多，他长长地舒了口气，这下可以好好地休养一段时期了。因为这本书拖的时间比较长，他所寄予的希望也比较大，自然也就耗费了他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可是，还没等尼采缓过气，烦心的事就一件接一件地来了。首先是不争气的身体，老毛病又犯了，头痛、呕吐、眼疾等病症也在不断地加剧，仿佛要压垮尼采似的。尼采的背也有些驼，走起路来忽忽悠悠，他怀疑自己患上了精神分裂症。

    老母亲看着儿子病恹恹的，很是担忧，只要有机会，她总要在尼采面前絮絮叨叨，希望他早日成家，也好有个归宿，这样做母亲的也就放下心来。可尼采哪里听得进去，逼急了，尼采就在信中不耐烦地声明：“您的儿子不适合结婚，我所需要的是保持独立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话也不过是说给母亲而已。尼采心里其实也很矛盾，写作时想安静，不写作时，看到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出双入对，过着温馨的小日子，他也一样地眼馋，为此写信给好友奥弗贝克表达了对他的幸福生活的羡慕之情：“由于你的妻子，你的生活比我的现状要强一百倍，你到底是有了一个窝，而我有的仅是一个山洞。”这些年，尼采的写作是紧张了些，但他好像还没有从与莎乐美那段伤心的爱恋中缓过来，好心的冯·迈森贝克不断地给他创造机会，1884年4月至7月，先后有两位姑娘来到他的身边与他交往，其中的冯‘莎丽斯对尼采很有好感，可尼采就是找不到感觉，机会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被他浪费掉了。这位女士，即便在尼采病重和去世后，还在为尼采默默地工作着。

    1883年夏天，在母亲和妹妹的怂恿下，尼采曾试探着再回到大学去教书。他曾到莱比锡大学应聘，校长的答复彻底粉碎了他的梦想。校长说，你的学术水平远远超过了我们的应聘要求，但我们还是不能聘你，并不是由于你的身体，而是你的反基督教的立场，让所有大学都不能接受。这对尼采无疑是个沉重的打击，他感到更加孤独和失望。

    原以为自己的《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会成为抢手货，没想到还没问世就在出版社遇到麻烦，1885年4月，由于出版商的刁难，尼采只能自己出资284马克，印出《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第四卷，印数也少得可怜，才40本。这对尼采是个不小的打击，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有他的尊严和信心。这样自费出书的事真是没完没了，次年7月，《善恶的彼岸》一书也如法炮制，自费出版。可怜的尼采一面庆幸自己找到了一条出书的捷径，他为此写信给奥弗贝克：“假如这本书能售出2000册，我就可以挣回工本费，用这样的办法也可以出版我的别的书了。”一面给母亲写信清点着自己的家当：“几天前，我对我的所有物品开了如下一份清单：4件衬衣，4件睡衣，3件毛线衣，一件结实耐用的风衣，有南堡带来的冬天穿的大衣（还相当不错，不过我很少穿），两条黑裤子，一条很肥大的裤子，两件黑马甲，两件南堡背心（还很新，只是太短了），肥大的便鞋。”

    妹妹伊丽莎白也不让他省心。在与莎乐美的事上，伊丽莎白先是搅和，后是站出来捍卫哥哥的名誉和尊严，把莎乐美闹得很没面子。也许她做得太过头了，连尼采也对她很不满意。伊丽莎白自然也觉得冤枉，说尼采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一气之下，不再理会尼采的事，后来虽然主动与尼采和好，但她此时的心已放在另一个人的身上去了。这个让伊丽莎白钟情的男子就是福斯特博士。这个福斯特是瓦格纳的崇拜者，狂热的反犹主义者，为了建立实现纯粹的雅里安理想，他计划到巴拉圭开辟新的殖民地。尼采打心眼里瞧不起这个准妹夫，更反感他那些庸俗的反犹主义论调。母亲对这桩事也不满意，一听说要去巴拉圭，更是反对。可伊丽莎白却铁了心，硬是跟定了福斯特。说来也是，已经37岁的老姑娘，难道还没权决定自己的终身大事？

    这两人好像成心和尼采作对，偏偏把结婚日子定在瓦格纳生日那天，即1885年5月20日，表示对瓦格纳的崇敬和热爱。所以，在结婚那天，这个娘家的大舅子拒绝参加他们的婚礼，独自一人到威尼斯旅游去了。婚后不久，妹妹随新郎去了巴拉圭开辟新战场，他们决心在那里大干一番事业。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伊丽莎白写信给尼采，让他拿出自己的积蓄入股南美洲的殖民地，多亏好友奥弗贝克相劝，尼采才没有投资进去。这也惹恼了伊丽莎白。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确是一个明智之举。

    1885年10月15日，尼采41岁生日这天，福斯特特来祝贺，两人终于见了面。福斯特对尼采的印象是：“一个典型的德国教授模样，把脑袋一头扎进理论的乌云中，不切实际。尼采俨然是个病号，眼睛半瞎，且无力研究，根本不适合过原始森林中的先锋队生活。”尼采对福斯特也没好感：“我与福斯特的思维方式并不相似，免谈他的思想倾向。”

    1889年6月3日，由于经不起事业的受挫和打击，福斯特自杀，英年早逝。次年，伊丽莎自满怀悲怆，重新回到了母亲的身边。当火车驶进南堡车站时，伊丽莎白从车窗里一眼就看见，她矮小的母亲温存地搀着哥哥，如同对小孩一般。而尼采却挺直腰板，步履缓慢，活像一位普鲁士军官。他右手捧着一束红色玫瑰花，在母亲提醒下，走过去双手把花献给了妹妹。

    此时的尼采已经疯了。

    事情并不都是灰色的，天空也有艳阳高照的时候。虽然没找到合适的对象，尼采却找到了适合的生活环境。1883年6月，经过长期的体验，尼采找到了理想的地方，他夏天住在环境优美的西尔斯·玛丽亚，冬季便到气候适宜的尼斯，这样一直持续了5年。他在这里，写下了许多美丽的文字。1884年8月下旬，尼采接受了瓦格纳的拥戴者青年冯·施坦恩的来访，一日长谈，使尼采感到非常高兴，他称这是他夏季最大的收获，并希望今后能在自己周围汇聚更多的青年。这其中似乎还隐含着他对瓦格纳的胜利。

    1887年2月，尼采在一家书店，偶然发现俄国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地下室手记》的法译本。就像当年偶然发现叔本华的作品一样，尼采立即就迷上了陀斯妥耶夫斯基，又先后读了他的《死屋手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白痴》等作品，尽管有相见恨晚的遗憾，但他内心还是非常高兴，陀斯妥耶夫斯基及其作品，成了他这段时间的热门话题。尼采为什么如此关注陀斯妥耶夫斯基呢？或许从陀斯妥耶夫斯基身上能够折射出尼采的一些隐秘。

    陀斯妥耶夫斯基（1821—1881）是与尼采同时代的俄国作家，他一生饱经坎坷，受苦受难，亲身经历了贫穷、监禁、砍头、负债、疾病等痛苦体验。陀斯妥耶夫斯基自小就生活在社会底层，青年时便痛感社会的黑暗以致精神苦闷、悲观失望，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写的就是这些社会“小人物”的悲惨命运，小说中对各色人物的心理描述特别逼真细腻，如他写主人公看到自己的女友被雇主侮辱时的悲愤心情时，是这样描述的：“现在我的心堵得那么慌，涨满了泪水……眼泪憋得我透不过气，撕裂了我的心。”《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写的是沙皇专制下俄国城市平民的痛苦生活和悲惨命运。《死屋手记》是陀斯妥耶夫斯基十年流放生活的痛苦写照，繁重的苦役、残忍的鞭刑、粗劣的饮食、恶劣的环境严重损伤了作者的身心健康，使他的癫痫病日趋严重。他不仅真实地记录了牢狱的苦难生活，也揭示了“所谓罪犯”的心理感受，并试图探究犯罪的社会根源。书中描述了一个士兵，不堪忍受军官的折磨和虐待，主动犯罪以便能从军队逃回监狱，“因为生活比苦役更为可怕”。也许尼采还没来得及看上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代表作《罪与罚》（1866）。在这本书里，作者借主人公的口，把人分为两类：一类是“平凡的人”，这些人尽是些低等的、繁殖同类的材料，一生只知道循规蹈矩，任人指使；而另一类人则是“不平凡的人”，他们是才华盖世的“超人”，为达目的不惜采用一切手段，道德、良知更不在话下，历史证明，“谁智力强精神旺，谁就是他们的统治者；谁胆大妄为，谁就被认为是对的；谁对许多事情抱蔑视态度，谁就是立法者。”虽然主人公后来放弃了这一立场，主张通过宗教来拯救社会，但它毕竟反映了尼采的个人主义和超人哲学。难怪尼采对陀斯妥耶夫斯基倍加赞赏，称他是唯一对自己有启发的心理学家，把《死屋手记》说成是“有史以来最富有人性的作品之一”。1888年，尼采与勃兰兑斯在通信中专门讨论了陀斯妥耶夫斯基，他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是“最伟大的源泉之一，为我带来了真正的思想慰藉”。“我敬重他，同时也以一种特殊的方式感谢他——为了那些据我所知最有价值的心理学材料。”除作品中的人物外，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尼采本人也非常相似。勃兰兑斯是这样描述陀斯妥耶夫斯基的：“那半俄罗斯农民的面庞，半罪犯的面貌，扁平的鼻子，神经质地抖动着的眼睑，以及埋藏其下的小而锐利的双眼；还有那高贵、漂亮的前额，以及讲述着无际苦难、深不可测的忧郁，不良的嗜好、无限的怜悯和不可遏制的嫉妒的富于表情的嘴巴！这是一位患有癫痫病的天才，单是他的外表就足以向人们昭示许许多多的东西，这里有充溢于他的精神世界的平缓的溪流，有袭击着他的大脑、奔腾激越而几近疯狂的浪涛，还有他的抱负、他的巨大努力，以及由于灵魂的偏狭而生发出的病态的意志。”尼采对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知遇神交更是念念不忘，1888年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他有以下评述：“陀斯妥耶夫斯基是我从之学到一点东西（指犯罪心理学。引者注）的唯一心理学家，他是我生命中最美好的幸遇者之一，甚至要超过我发现司汤达。这个深刻的人有十倍的权利蔑视肤浅的德国人，他长期生活在西伯利亚囚犯中间，发现这些被断了回到社会的归路的正直的重罪犯与他所期待的十分不同——他们差不多是用俄罗斯土地上生长得最好、最坚硬、最有价值的木材雕成的。”

    让尼采高兴的还不止这些呢。1886年8月，《悲剧的诞生》再版，他为此写序一篇，副标题为“自我批判的尝试”，对自己过去的观点进行了否定和批判。同时《人性的，太人性的》也得到再版，尼采在序言中含蓄地指出，自己眼下所遭受的疾病是对他取得超人态度和超人地位的考验，他说：“人只有在不能保持沉默时才要说话，而人要说的只能是关于他所征服的世界。一个正在受苦的人没有权力采取悲观主义的态度。”

    1887年7月，尼采结识丹麦批评家勃兰兑斯，把他当做“愿意交谈的少数人之一”，并对他的评论很欣赏，称赞说“这是我所读到的对我的最精辟的评论”。在勃兰兑斯的推荐下，尼采开始注意哲学家克尔凯格尔、作家易卜生等人的作品。1888年1月勃兰兑斯在哥本哈根大学开“德国哲学家弗里德里希·尼采讲座”，第一次演讲就吸引了一百五十多名听众，第二次听众猛增到三百多人，当地的报纸也做了相关报道。这对尼采是莫大的欣慰，可是在欣慰之余，他也有无限感慨，想不到，自己的思想一直得不到国人的认同，却在国外传播开来了，真是“墙内开花墙外香”，当然这也加剧了他对德国人的批判，他给友人的信中愤然说道：“我真的认为德国人是人类中的败种，谢天谢地，我的天性还是波兰人。”1888年6月，美国记者卡尔·诺尔兹在美国的报纸上介绍尼采及其思想，准备写作并出版尼采的个人传记，被尼采婉言谢绝。为避免自己被人误解，同时也是应勃兰兑斯的要求，尼采写了自己的小传。同年7月，尼采欣然接受了一位崇拜者2000马克的捐款和朋友冯·莎丽丝1000马克的资助，这对他来说真是雪中送炭。尼采隐约感到自己的时代即将来临。

    尼采对朋友的要求总是思想意义上的，他在朋友身上渴望得到灵感和刺激，平等的交流和学习就更少了，所以他身边的朋友经常更迭，迎新朋送旧友，走不掉的是他的母亲和妹妹。我们不能简单地理解这是见新忘旧，对一个远离尘世的孤独的人来说，对朋友这点渴望应该是正常的。与加斯特和罗德的关系明显地疏远了，与勃兰兑斯的通信让他着迷。1887年，刚升任哲学教授的多伊森与妻子来到玛丽亚访问尼采，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尼采的形象：“他再也没有以前那种高傲的神情、敏捷的步伐、流畅的语言。他只是费力地、有点儿向一边倾斜地移动着身躯，说起话来慢慢腾腾、结结巴巴……我们下榻在简朴的玫瑰饭店，以便稍事休息，一小时后回去。还没到一小时，我们这位朋友便来敲我们的门，柔和细心地来询问我们是否疲劳，并为他有可能来得过早而道歉。我之所以提及这一点，是因为这样一种关心、体贴他人的情况并不符合尼采的性格……当我们彼此道别时，他的眼眶里浸满了泪水。”再看尼采的生活，更是让这位朋友感叹不已：尼采经常在这家旅馆里吃午饭，吃的非常简单，多是些煎肉排和类似的食品。他住在一个农家小屋里，每天一法郎租金，房内的陈设极其简单，“一侧放着大部分我从前就熟悉的书，然后是一张土里土气的桌子，上面乱七八糟地放着咖啡杯、鸡蛋壳、手稿和盥洗用具，这种混乱状态经过一个里面插着靴子的脱靴器一直延伸到还没有整理的床铺。这一切表明服侍不周，也说明主人能忍耐，对一切都听之任之。”

    想当年，青春年少的尼采，是那样的满面春光、神采飞扬；年轻的大学教授更是踌躇满志、傲视一切，到如今，往事都成空，只有那绵延不绝的思想仍在他的脑海里流淌着……

    三、后期著作

    以《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为标志，我们把尼采此后的著作都归入后期作品，主要有《善恶的彼岸》（1886）、《道德谱系》（1887）、《瓦格纳事件》《偶像的黄昏》《反基督教者》《尼采反对瓦格纳》、《瞧！这个人》《权力意志》等。其中，只有《瓦格纳事件》一书是在其精神错乱前出版的，其他四本均是精神错乱后才出版的。《权力意志》是尼采去世后，伊丽莎白根据尼采1886一1889年间有关文献学研究、讲演、讲义、诗歌、作曲和大量的笔记整理出版的，由于伊丽莎白的增删和调整，所以颇有争议。

    从1888年到尼采神经病发作被送进疯人院的两年间，似乎是生命的回光返照：他思维敏捷、姿态高傲、步履矫健、语言流畅，有着充沛的精力和体力，就连疾病也能激发他创作的快感，尼采进入了一个创作高峰，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竟然奇迹般地写下了这些惊世著作，这些著作多是用格言体写成，体系结构不太完整，多是在手头的笔记和随想的基础上的再加工，所以难免有些重复。当然其中不乏灵感和隽永之句。尽管书中涉猎的内容及其广泛，包括伦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等方方面面，但都围绕一个主题，那就是“重新评价一切价值”的尝试。由于健康状况和精神病时有发作，尼采这时的作品中带有强烈的自大狂和使命意识，自1888年底，他的意识开始有些迷乱，强烈的自尊心变得近乎有些病态，过去的机智、幽默和自我解嘲的风格让位给极度的冷漠和愤慨。这个时期的思想倾向表现为：非道德主义继续发展，虚无主义和颓废的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加强，强力意志代替了对世界的美学欣赏，在批判和否定的同时也掺入了更多神秘的气息。决定尼采晚期著作的主要见解是：“世界和生命本身没有什么可认识的意义，至今的一切解释是人所做的、理由很不充分的工作，对人来说，支配他在一个本身没有意义的世界中的生命更加具有决定意义。”正如他在1887年所说，“虚无主义的最高形式也许是这种认识：任何信仰、任何信以为真必然是错误的，因为根本没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而是一种未来的假象。”不过，尼采坚持的虚无主义，不是那种“精神力衰退和退化的虚无主义”，而是精神力高扬的“动能性”的虚无主义，它“深具破坏性和暴力性，它的力量将达到极大的极限”。

    《善恶的彼岸：未来哲学序曲》完成于1886年1月，并于当年自费出版，这是尼采一部重要的哲学著作，其中勾勒出尼采思想成熟时期的一些重要的哲学概念，并对西方社会中包括现代科学、现代艺术、甚至现代政治等，都进行了解剖式的批判，罗列道德社会所带来的灾难性后果，这种非道德主义倾向对后来的西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本书原是拟定中的《重估一切价值》一书的导言，也就是后来《权力意志》的导言。

    全书共九章，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上。

    第一，批判哲学家们的种种偏见。（1）关于对立面的偏见，这是针对黑格尔等人的。是否凡事都要找到对立面？尼采认为不一定，有些对立纯粹是人为设定的，哲学家不应该徒劳无益地解释世界的本质和奥秘，而应该把主要的精力放在研究人和人的经验。（2）用“官能”来解释事物的倾向，这主要是针对康德的“先验综合判断如何可能”，认为这是循环论证和假言判断，认为它可能是有用的，但不一定是真实的。（3）关于“信仰绝对明确”的偏见，这是针对笛卡尔的理性主义的。凡清楚明白的就是真理，凡真理部是清楚明白的，尼采对此大表怀疑，并劝人们不要成为这种“真理”的牺牲品，有时候，“非知意识”比“求知意识”更基本，“生命直觉”比“理性分析”更基本，因为理性的逻辑推导最终都需要非理性的前提的。（4）假设“类原子”存在的倾向，这是针对原子论者。尼采认为原子不可能解释人的精神、情绪和自由意志，人的精神问题要比原子结构复杂得多。

    第二，关于宗教。尼采要用他的理论来改造宗教，他认为宗教中隐含着一种巨大的神秘的力量，它迫使人向它躬身，这种神秘的力量就是“永远循环”。宗教就是训练人们面对真相的勇气，宗教是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宗教是训练强力的过程，宗教是净化心灵的场所。但是，基督教在欧洲已超出了宗教的范围，它已经成为目的，直接摧毁人的自我、自由、自豪和自信，并用其价值观驯化出畸形的人，使人日益成为善良的、病态的、平庸的“家畜”。近代笛卡尔向基督教的灵魂开战，康德把“自我”当成是神奇的幻象，尼采自己宣布“上帝死了”！但宗教的本能并没有消失。这是无神论者所不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根据强力意志，尼采把人分为主人和奴隶，道德也就相应分为主人道德和奴隶道德。主人道德是一种创造肯定性的道德，是对自身充溢着的力量和健康的感觉，主人道德的规则是由主人个人决定的，他崇尚勇敢、智慧、同情、独立，面对弱者，他有一种力量的自豪感，而不是同情和怜悯。主人道德的核心是对“自我”表示敬意，主人是自己价值的创造者和主宰者，视自主、独立、强力、自豪、自发、知识、激情为“好”，视懦弱、胆怯、过于注重功利、不信任、自我贬低、不诚实为“坏”。

    奴隶道德则与此相反，它是被压迫、受苦难、不自由人的道德，它怀疑强者和人类的能力。他们所谓的“善”，实际上是无害的愚蠢；他们所谓的恶，其实是对危险和敌对的恐惧。由于奴隶生命力的虚弱，他们对放纵感到内疚，对强者感到嫉妒，在高贵面前感到自卑自贱。奴隶道德的特征是无力怜悯和对自由的本能渴望，处于对安适和相互支持的需要，他们高度赞扬仁慈、顺从、自省、耐心等。国家是奴隶道德的保护场，主人道德更接近“超人”。

    第四，国家和民族。欧洲国家和民族有其特点，（1）犹太人是一个惊人强大的种族，给欧洲带来很大的益处，欧洲人应该感谢犹太人，而不是盲目排犹；（2）英国人较机械；法国有丰富的艺术感情、精细的心理研究和南北气质的混合，是欧洲最精致的文化中心；德国人有巨大的潜力，但有时又很愚拙，缺少“北方的优美”；欧洲人有着狭隘的爱国主义，只有一体化才是欧洲未来的出路。

    《道德谱系》于1887年11月出版，是《善恶的彼岸》的续篇，全书由三篇论文构成。“第一篇论文是讨论基督教的心理状态：基督教起源于憎恨的心理，而不是像一般人所相信的产生于‘圣灵’。第二篇论文是讨论良心的心理学：这也不是一般人所相信的，以为它是‘人心中的上帝之声’；它是一种残忍的本能，当它不能向外发泄时便转向自己。残忍性之为最古老文化的基础，在这里第一次被阐明。第三篇论文是对出世的理想、教士的理想的动力来源问题给出答案。这些理想是有害的，那是一种绝灭和颓废的意志。这本书说明了教士的最初心理状态。”

    《偶像的黄昏》写于1888年8—9月，针对瓦格纳《众神的黄昏》而写的，真理的偶像，真的是“一向被称为真理的东西”，偶像的黄昏，是指这些“陈旧真理行将灭亡”。“世界上偶像多于真身”，作者要用铁锤砸向那“永恒的偶像”，具有非常强的颠覆性。尼采对“锤子”的比喻非常得意，在后来的著作中多次解释这个比喻。他认为，具有“现代精神所有特质的人”，并没有足够的力使现代精神“变得完全健壮”，他必须借助于这个特殊的手段来完成自己的使命。他要用锤子使欧洲面临这样的结果：“防止平庸，（或）宁可没落下去！”

    作者是怀着高昂的激情来“重估一切价值”，他要用铁锤向这些价值提问，对一切有害于生命的虚伪的价值绝不宽容。

    尼采首先表达了自己对苏格拉底为代表的智者的厌恶和反感。这些人漠视生命，哼哼叽叽，充满着对生命的厌倦情调，是颓废的、迟暮的、只对腐尸感兴趣的乌鸦，最典型的莫过于苏格拉底，出身低贱，长相丑陋，是否是希腊人的纯种都让尼采怀疑，“典型的罪犯是丑陋的”，苏格拉底的内心就充满着罪犯感，他有着一种在众人面前夸夸其谈、卖弄风骚的不良嗜好。其实，真正高贵的人是不需要说话的，他用自己的身体和行为就证明了自己的价值，只有“贱民才凭借辩证法”说来道去，以此来获得人们的青睐。“辩证法家在那里就是一种丑角，人们嘲笑他，并不认真对待他。”苏格拉底通过辩证法来证明“对手是白痴”并以此激怒对手，使其陷入绝望境地，“在苏格拉底身上，辩证法只是一种复仇的方式”。他让青年贵族放下了手中的剑，沉湎于嘴巴上的虚幻的胜利。他用所谓的理性遏制人的本能和激情，理性变成了专制的暴君，本能在节节退步中使生命走向衰竭。希腊人的衰竭是随着辩证法地位的提高而走向衰竭的。苏格拉底不是社会疾病的诊治者，他使希腊文化走向了颓废，他是一个气力衰竭、丑陋的、充满犯罪感和色情狂的病人。

    从此，理性主义占主导地位的哲学家们，一个个变得“缺乏历史感”和“仇视生命”，他们宁肯相信自己头脑中编造出来的所谓“存在”之类的概念，并在里边像蜘蛛那样用自己吐出的丝编织着虚幻的世界之网，结果把自己也缠绕其中不能脱身。他们从根本上忽视了从自己身体中发出的生命的信息、感觉、体验等。“而我们的感官是多么精致的观察工具啊！比如鼻子，还不曾有一个哲学家怀着敬意和感激谈论它。”结果，理性造成了多少错误啊！它把本来完整的世界拆分成对立的“此岸”和“彼岸”，并把现象与本质赋予了各自。其实在尼采看来，此岸不假，彼岸不真，更没有存在的意义，这只是康德为了掩饰人的生命虚弱的一种方法，是颓废的一个预兆。还有，在因果关系上，在人和生命之外设置一个“因果关系”，把世界和自己生存的命运交付给它来决定，这是多么的懦弱和自欺啊！

    更糟的是，人们在因果关系上常常犯着四大错误：（1）“倒果为因”。尼采认为，这是“理性的真正堕落”，究其原因，是“把结果混同于原因了”。这种错误也常被宗教、道德所引用，如“你这样做，就有福”；“你那样做，就有罪”。做和福、罪之间有必然的因果联系吗？在尼采看来根本没有，纯粹是人主观设定的。在尼采看来，造成人的错误的并不是对上帝和道德之类的东西违背，而是生理上的原因。“当一个民族衰微，在生理上退化，接踵而至的便是罪恶和奢侈。”个人也如此，“他生病，他不能抵抗疾病，这本身已是一个衰败的生命。”尼采最后总结道：“任何意义上的任何一种错误都是本能衰退和意志解体的结果。”（2）“虚假因果关系”的谬误。许多因果关系都是由“内心事实”来确认，而“内心事实”即“意志、精神、自我”等之类的东西，笛卡尔就是以“我思的清楚明白”来确立因果关系的。尼采则认为：“根本没有什么精神的原因！这方面的全部所谓的经验都见鬼去吧！这就是结论。”（3）“幻想原因”的谬误。尼采的批评更多是从心理学方面着手的，人们习惯于通过记忆和动机来确认原因，这种“因果说明的习惯由此形成，它实际上阻碍甚至杜绝了原因的研究”。这种说法很类似于休谟的“习惯是人生的伟大指南”，只不过尼采对此所持的是否定态度。（4）“自由意志”的谬误。在尼采看来，人根本就没有什么自由意志，所谓的自由意志只是上帝让人们独自承担责任的借口，“实质上是为了惩罚，即为了寻找罪恶的愿望，而被发明的。”而对宗教而言，“凡有要人承担责任的意图，往往可以发现那里有惩罚欲和审判欲的本能。”尼采认为我们只有否认这种宗教化的自由，才能“否认上帝要人们承担的责任”，最终应该把自由还给人们自己。尼采认为，“没有谁能把人的特性给予人……没有谁可以对以下情形负责：他存在了，他是被造成如此这般的，他处在这样的情形和环境中。”人的自由就在于对自己有限责任负责。所谓自由就是“一个人自己承担责任的意志。就是一个人坚守分离我们的距离。就是一个人变得对艰难、劳苦、匮乏乃至对生命更加不在意。就是一个人准备为他的事业牺牲人们包括他自己。自由意味着男性本能，好战喜胜本能支配其他本能”。尼采的自由显然服从于他的强力意志，人只有在生命的强力中才可能表现自己的自由，所以“自由人是战士”，他的自由程度是与他对克服生命的阻力成正比，“自由人的最高类型必须到最大阻力恒久地被克服的地方去寻找：离暴政咫尺之远，接近被奴役的危险。”而“危险迫使我们坚强”。所以，尼采认为，自由对人来说是“具有又不具有的东西”，它是一个人所“想望”的东西，但它并非唾手可得，它需要你在斗争中来“赢得”。为自由而战斗，在战斗中赢得自由，赢得尊严，赢得胜利。这是尼采的主张。

    至于道德和宗教，这是尼采的老问题。他认为，我们思考问题必须超越道德，要学会站在道德的彼岸看问题。因为，在他看来，道德是违背生命原则的，一切道德的驯化都使生命弱化，它使人在恐惧、沮丧、疼痛、创伤和饥饿中变成一个“病兽”，相比之下，印度的种姓制度要比基督教的道德好些，它起码保持了生命的遗传因素方面的优势，而基督教的价值其实是“贱民价值的胜利”，可以这么说，“迄今用来使人类变得道德的一切手段归根到底都是不道德的。”当尼采用铁锤砸向基督教时，他对这个即将被毁灭的对象有着清醒的认识。他认为，基督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但它致命的地方是对上帝的信仰。因为基督教前提是“人不知道”。这样对善恶、好坏、真假的判断就只能仰仗上帝了；“基督教道德是一个命令；它的根源是超验的；它超越于一切批评、一切批评权之外；唯有当上帝是真理之时，它才具有真理性，——它与对上帝的信仰共存共亡。”所以尼采说：“上帝死了！”这对基督教无疑是釜底抽薪，给予毁灭性的一击，

    在反对宗教方面，达尔文的进化论起了很大的作用，尼采也从其中吸收了很多的营养，包括他的超人思想。但这并不妨碍尼采对达尔文的批判和超越。他认为达尔文的“生存竞争”“与其说它已被证明，不如说它是一种武断”。与叔本华不同，他认为“生命的总体方面不是匮乏和饥饿，而是丰富、奢华乃至荒唐的浪费——凡有竞争之处，都是为强力而竞争”。这又与叔本华的“生命意志”区别开来。“物种并不走向完善：弱者总是统治强者，——因为他们是对数，他们也更精明……达尔文忘记了精神（这是英国式的），弱者有更多的精神……一个人需要精神，才能获得精神，——当他不再需要它之时，他就失去它了。谁强大，谁就放弃精神。当然，这里所说的精神，是指预见、忍耐、狡计、伪装、巨大的自我克制以及一切是模仿的东西（所谓德行的大部分都属于这一项）”尼采区别于达尔文的进化论和基督教的价值观念。

    谈到教育，尼采认为，德国在战争中获得了权力，但这并不意味着它拥有了高级文化。相反，“获取权力要付出高昂的代价：权力使人愚蠢。”德国人在呼喊着“德国高于一切”的同时，却放弃了文化的创造和追求，结果使热情严肃的文化迁到了巴黎。德国的教育也被人遗忘和丢失了，没有伟大的教育家，德国的高等教育“成了一种残忍的驯化”。为了工业的需要，高等教育在普及中日益世俗化，进而在暧昧的中庸中走向衰落。因为，在尼采看来，“一切伟大事物、一切美丽事物从来不是公共财产：美属于少数人。”而在德国的教育里，国家官员是完人，死记硬背是方法，通过义务教育使人开始厌恶自己，等考到了博士，一个活生生的人就变成了机器。

    在尼采看来，对受教育者而言，要想学到高贵的文化，除了有称职的教育者外，它本人必须完成三项任务，即学习看、想、说与写。“学习看，就是学习使眼睛习惯于宁静、忍耐，让事物靠近自己；学习不急于作出判断，从各个角度观察把握个别事例。对一个刺激不立刻作出反应，而是具备一种阻碍、隔离的本能，这是走向精神性的第一个预备教育。”“学会想，思考需要一种技术，一种教程，一种获得技巧的意志。”“学会思考就要像学会跳舞一样，思考是一种舞蹈。”尼采这里的舞蹈不仅仅是一种比喻，它隐含着生命活力在内。尼采这里的思考，不是康德式的单纯的冷静的理性思考，这里的思考，是全身心的，是一种冲动，是一种疯狂，是一种韵律，是一种活力，是“精神轻捷的足带给全身肌肉的那种微妙的战栗”。当然，除此而外，人还得学会表达，学会用优美的语言和文字表达自己的一切感受。

    在《偶像的黄昏》一书中，尼采对美学思想也有重要的阐述。我们知道，在《悲剧的诞生》中，尼采就阐述了他的美学思想，即建立在日神和酒神对立基础上的艺术观，尼采在这里又有所发展，把强力意志、永远循环、重新估价一切价值与狄奥尼索斯精神结合起来了，这既丰富了他的美学思想，又保持了体系的统一性和完整性。

    美是什么？尼采首先否定了康德的“自在之美”，认为世界无所谓美不美，美完全是由于人自身的原因造成的，即处于族类的虚荣心，人把自己看做“是美的”，并“把自身树为完美的尺度”，然后再把美赐赠与世界。在人化的世界里，人“把自己映照在事物里，他又把一切反映他的形象的事物认作美的”。在这里，尼采把美当做“人对自身价值的一种判断”。他的判断的标准和尺度使我们想起了古希腊哲学家普罗泰哥拉的著名命题：“人是万物的尺度，是存在者存在的尺度，是不存在者不存在的尺度。”将尼采上述美的思想套在这个公式里就是：人是美的尺度，是存在者美之为美的尺度，是存在者丑之为丑的尺度。不过尼采这里的人，不仅仅是认识的感性主体，他更是充溢着强力意志的生命主体。因而，这里的“人”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而只是少数的伟人和英雄。“美属于少数人。”当然尼采认为，既然美是以人为尺度的，它就既有绝对性又有相对性，美属于强力意志的生命体，这是绝对的；但这种美的尺度毕竟是相对人来说的，在超人或具有“更高的趣味判官眼里”，那可就不一定是美了。

    尼采由此推出美的基本原理，并在真的意义上肯定了美的存在：“没有什么是美的，只有人是美的；在这一简单的真理上建立了全部美学，它是美学的第一原理。我们立刻就补充上美学的第二原理：没有什么比衰退的人更丑了。”

    人是美的，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美，而且即便是那些身上充溢着强力意志的人，也不是纯粹意义上的美，在他们身上也存在着一种使生命走向衰竭的丑的因素。生命敌视衰竭，因为它是与生命强力意志相反的一种力量，衰竭了的生命就是丑。丑就意味着我们身上的强力感、强力意志、勇气和骄傲都随之而跌落。人开始出现“枯竭、笨重、衰老、疲惫的征兆，美中身不由已，无论痉挛或瘫痪，特别是解体和腐烂的气味、颜色、形状”等，这些令人憎恨和厌恶的特征都是丑。所以，美和丑其实是丰富地积聚在人的本能之中的东西。美是生命的机能，美就是本能的释放。

    叔本华从生命意志出发，以一种忧伤的激情来谈论美。他看到了美之中的生殖冲动，但他却认为这种性冲动带给人的是更多的焦虑和痛苦。尼采从强力意志出发，认为一切美都刺激生殖，人在性欲冲动和生殖冲动中体验到的是生命的强力所带来的快感，这不正是美吗？“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审美是肉体的活动，其中性欲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艺术家往往都是些性欲旺盛的人，美的价值是对生殖欲望的肯定。在悲剧艺术中，虽然个体的生命在悲剧中毁灭、死亡，但它肯定的却是“超越于死亡和变化之上的胜利的生命……真正的生命即通过生殖、通过性的神秘而延续的总体生命”。这便实现了生命的永远循环。个体的英雄死了，但英雄还在继续，生命还在强化。在古希腊人那里，生殖、怀孕和生育受到崇拜，“产妇的‘阵痛’圣化为一般的痛苦，——一切生成和生长，一切未来的担保，都以痛苦为条件……以此而有永恒的创造喜悦，生命意志以此而永远肯定自己。这是一种深邃的生命本能，求生命之未来的本能，求生命之永恒的本能。”这不就是狄奥尼索斯精神的实质吗？尼采在这里对酒神精神进行了新的界定，“生命意志在其最高类型的牺牲，为自身的不可穷竭而欢欣鼓舞——我称这为酒神精神。我把这看做通往悲剧诗人心里的桥梁。不是为了摆脱恐惧和怜悯，不是为了通过猛烈的宣泄而从一种危险的激情中净化自己（亚里士多德如此误解），而是为了超越恐惧和怜悯，为了成为生命之永恒喜悦本身——这种喜悦在自身中也包含着毁灭的喜悦……”尼采在这里又回到了他原来的出发点，他认为，在《悲剧的诞生》中，就已经开始了对一切价值的重估：生命在强力中实现永远循环。

    在美的问题上，尼采表现出强烈的非道德主义和非理性主义。他认为，美是超越道德的，是生命的本能活动。同样，对审美者来说，美是感觉和体验，而不是理解和思考。“梦”和“醉”是美的基本状态，也是艺术创作和审美存在的基本前提。

    梦是艺术的美丽外观，“这是一切艺术的前提，也是部分诗歌的前提”，有艺术气质的人总是通过梦来阐释现实，并在梦中体验人生的酸甜苦辣，“这是一个梦！我要把它梦下去！”因为梦境比现实更真实、更完美，人在梦中更投入、更动情、更纯粹。它能弥补现实的缺憾，它能抑制心灵的创伤。人在梦幻中体验到超现实、超功利、超自我游戏之美、静观之美。这就是日神的功能和作用。

    “醉”是酒神狄奥尼索斯的一种生存状态，是人的原始生命的自然表现，是激情、是放纵、是疯狂、是亢奋、是痛苦、是狂喜、是迷狂、是陶醉、是毁灭、是再生，它在本质上体现着“生命力的提高和充溢”，是对生命意志的表达和对生命的肯定。人在疯狂的舞蹈中忘却人生的苦难，使生命处于彻底解放的状态。

    在《偶像的黄昏》中，尼采进一步从生命的角度理解醉。他认为，醉是任何一种审美行为或审美直观得以存在的前提，它调动了人整个身体技能的敏感性，是“力的提高和充溢之感”。舞蹈就是“醉”的形态之一，健壮的身体和柔韧的肢体表达着人的内在生命的癫狂和冲动，它是力量、美与和谐的统一。醉有各种形式，首先是性冲动的醉，这是一种最古老、最原始的醉，也是生命中最强烈的冲动，一种暴力，一种征服，一种激情爆发，一种宣泄的渴望，一种在死亡和毁灭中再生的快感，一种占有，一种贪婪，一种支配的欲望，一种强力感的满足。除此之外，醉还表现为酷虐的醉，破坏的醉，因自然而醉，人为的醉（利用麻醉剂之类的药物），意志的醉等等。

    尼采把醉引入日神和酒神之中，在《悲剧的诞生》中，日神代表着梦，与酒神的醉相对立，而在《偶像的黄昏》中，二者却在醉中得到了统一，这说明，醉在尼采那里是一个比梦更高的美学感受。尽管如此，在尼采看来，二者的醉态还是有所区别的。“日神的醉首先使眼睛激动，于是眼睛获得了幻觉能力”，而酒神的醉却是全身的“整个情绪系统的亢奋”，同时也就调动了他的全部的表现手段，在暗示中通过对变形的反映非常敏捷地进入各种角色。“音乐是情绪的总激发，又是音乐的总释放”，建筑是伟大意志的醉，伟大风格的建筑，表达的是“最高的力感和安全感”“显示出骄傲、对重力的胜利和强力意志”。

    尼采不同意“为艺术而艺术”的口号，认为，如果从反道德的角度说，它是对道德在艺术中的作用的一种反动，就是说，我们“宁肯全无目的，胜于有一个道德的目的”。但是如果由此否认艺术的所有目的，那就如同“一条咬着自己尾巴的蛔虫”，只能在自己的身体上兜圈圈。其实，在尼采看来，艺术只有与生命相联系才有意义，“艺术是生命的伟大兴奋剂”，它不仅表现生命的美，同时也表现生命的丑。

    最后，尼采还特意谈了美育问题。他认为，美不是偶然的，除个人的生命力外，还与种族、家族和后天的努力有关。“人必须为美奉献巨大的牺牲，必须为之做许多的事，也放弃许多事。”在个人的美学修养中，“必须爱美甚于爱利益、习惯、意见、懒散。最高原则：人独处时也不能马马虎虎。”美的训练“必须首先开导躯体”，言谈举止要“符合有意味的、精选的姿势”，贵族的气质、优雅的风度是从躯体、姿势、饮食、生理学等方面开始做起，而不是从所谓的“心灵”做起。再之，只有在伟大的民族、种族和家族，才可能产生美的人，它需要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尼采的铁锤开始朝偶像砸去，古今中外概莫能免，苏格拉底、基督、卢梭、康德、席勒、叔本华、瓦格纳等等，凡是被历史和现实的人捧为偶像的，凡是不符合他的思想原则的，一个都不能少，统统用铁锤砸得粉碎。例如，他对卢梭就特别反感，他说，尽管我和他都主张返回自然，但我的自然是人的生命本身，而卢梭的自然则是大自然；尼采尤其反对卢梭的平等观，愤然疾呼“给平等者以平等，给不平等者以不平等”“决不把不平等者拉平”。这才是真正的公正的呼声。至于卢梭倡导通过暴力革命获得平等，尼采更是反对，认为“贱氓”革命和当政，会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和流血。在批评偶像及其他们的思想时，尼采不乏机智和幽默。如：

    圣人说：“你不应说谎。”尼采说：“我的哲学先生，要谨防说真理。”

    “任何人的花费归根到底不能超过他所拥有的，个人如此，民族也如此。”

    “艺术有权做纯粹的蠢事。”“纯粹的蠢事使人复原。”

    “骂人对一切穷鬼来说是一种满足。”“自由主义就是使人类畜群动物化。”

    “人们不在‘爱情’的基础上建立婚姻，——而是把它建立在性冲动、财产冲动（女人和孩子是财产）、统治冲动的基础上，最后这种冲动不断为自己组织最小的统治单位——家庭，需要孩子和后嗣，以便也在心理上保持权力、影响、财富的一个已达到的尺度，以便为长期使命、为世纪之间的本能团结预作准备。现代婚姻已经丧失其意义，——所以人们废除了它。”

    1888年lO月15日，在自己45岁生日的时候，尼采写下了自传《瞧，这个人》，书名原是判处耶稣死刑的罗马派驻犹太的总督P.彼拉多在谈及耶稣时说的话，正是他把耶稣钉上了十字架。尼采，一个几乎终生都在与耶稣斗争的人，最后，也以耶稣自比，连信的末尾也署名为“钉在十字架上的人”。尼采认为，自己也如耶稣一样，是一个悲剧性的人物，然而他的思想将永远地流传下来。

    也许有什么预兆似的，这本自传体散文，带有给自己盖棺定论的意思。他在书中，记叙了自己的生平，梳理了自己的思想脉络，评述了自己各个时期的重要著作，其中既有深刻的预见，也有一些自大狂式的呓语。

    在书的最后一章，也就是《为什么我是命运》的开头，尼采说：“我知道我的命运。总有一天，我的名字要同那些对可怕事物的回忆联系在一起——对那史无前例的危机的回忆，对那最深刻的良心冲突的回忆，对那挑起与迄今为止一切被信仰的、被要求的、披上神圣外衣的东西对抗的、决断的回忆。我不是人，我是炸药。”

    在书的结尾，你可以听到一个孤独的灵魂近乎是声嘶力竭的呼喊：“——你们认识我吗？——狄奥尼索斯是十字架上的耶稣的对头……”是的，他太渴望与人交流了。可是，我们认识他吗？

    这本书出版后，尼采于1888年初和年底，分别给国王威廉二世和首相俾斯麦写信，并赠送了这本自传。从信的内容看，他此时已将自己冲圣化，从狂妄自负的语气中可以看出，尼采即使在身患疾病的情况下，依然有着强烈的改造社会的欲望，他把自己的著作说成是决断“人类命运的”经世之宝，但1888年底写给俾斯麦的信，既是“致意”，又是“敌意”，所谓请求，又不知所云，先后矛盾，不着边际，思维紊乱，具有明显的精神错乱的迹象。

    尼采给两位大人物写信大概还有另一个原因，他的内心有着一种恐惧感，害怕因自己的学说遭当局迫害。6月20日，他写信给加斯特：“我明白，我的‘强力意志’学说将来会首先在德国受到压迫和限制。”同年10月，他写信给勃兰兑斯，怀疑瓦格纳的信徒正在通过德国皇家途径查禁他的书，甚至德国皇帝本人也参与其中。11月，他又为自己刚刚出版的《瞧，这个人》而忧郁，“我就担心不久会有一场小地震要发生。”之后，他的病症更加明显。

    他经常一个人在都灵大街上漫游，而且感觉自己像王子似地受到人们的尊重。他给母亲写信描述道：“这里待我犹如一位王子，每个人，下至我的小摊贩们，除非他们为我拣出他们出售葡萄中的上品来，他们就不罢休。”他还写信给奥弗贝克，说他自己要掌握世界的命运：“我本人正在给欧洲宫廷写一份建立反德联盟的意见书。我想把这‘帝国’捆扎在铁甲车中，挑动一场绝望的战争。在我没有左右年轻的皇帝以及附属物之前，我决不停止工作。”

    四、最后的疯狂

    1889年1月3日，尼采在都灵的阿尔贝尔托广场散步，看见一个马车夫，一手拽住缰绳，一手用鞭狠狠地抽向马背。可怜的马，在车辕里苦苦挣扎。马车夫又打又骂，马摇着头痛苦地嘶鸣着。尼采从远处跑过来，泪流满面地抱住马的脖子，结果摔倒在地，昏了过去。房东费诺把尼采送回房问后不久，他就出现精神错乱。第二天，他给加斯特发出了一封信，信写在一张小纸片上，而且，字写得很大也很潦草：

    “我的音乐大师加斯特：

    给我唱一支新歌：世界光辉灿烂，所有的天空喜气洋洋。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

    之后，尼采所写的信中，署名就相当混乱，“尼采一凯撒”“狄奥尼索斯”“钉在十字架上的人”等。

    8日，奥弗贝克赶到都灵，将尼采送到巴塞尔的精神病院。医生诊断为精神错乱症和渐进性麻痹，当时的诊断书上是这样写的：“瞳孔有差别，右大左小，反应很迟钝。斜视，集中于一点。高度近视。舌苔厚，无偏视，肌肉无震颤！面神经分布很少障碍……膝反射增高……无正确的疾病知觉，自我感觉极好，感到高兴。据称八天以来有病，常患剧烈头痛。这种病也发作过几次，其时病人自我感觉很好，感到高兴，最喜欢在街上拥抱所有的人，同他们亲吻，最喜欢从围墙上向高处爬。”13日，尼采的母亲从南堡赶来，看着儿子躺在病床上发呆，禁不住潸然泪下。这位苦命的女人，25岁守寡，拉扯着一对儿女，到如今已是风烛残年，依然不能让她歇心。女儿37岁才成家，却跟着丈夫到巴拉圭，过着一种动荡的日子。儿子本有美好前程，到如今，家没成不说，还落下这么个病，怎不让她伤心呢！眼看着尼采的病情一天天加重，17日，母亲又将尼采转院到德国耶拉，住进了耶拉大学宾四文格大夫的精神病所，直到第二年3月，尼采才搬进母亲在耶拉临时找到的房子里。

    尼采在住院初期，情绪很不稳定，经常大吼大叫，有一次竟然卡住母亲的喉管，差点把她掐死。后来情况有所好转，他也比过去安静多了。1893年后，尼采几乎不能走路，他要么坐在轮椅上茫然无语，要么倚靠在床上或沙发上。1894年10月15日，好友多伊森为尼采祝贺50岁诞辰时，看到的是这样一幅情景：“我清晨就去了，因为我不久以后就得动身。他母亲把他带进来，我向他问好，对他说他今年50岁，同时递给他一束鲜花。对这一切他毫不理解。只有鲜花引起他片刻的兴趣，然后也把它放到了一边。”

    1897年4月20日，母亲弗兰西斯卡撇下一对儿女，怀着深深的眷恋和不安，离开了亲人。妹妹伊丽莎白承担起照顾尼采的重任。她把尼采接到了魏玛，在尼采以前的女友冯·莎丽丝帮助下，他们住进了西尔伯格别墅，生活条件有了很大的改观。渐渐地，这个地方成了德国文化人积聚的地方。1897年8月7日，凯斯勒伯爵慕名拜访尼采兄妹，在这里他看到的是这样一个尼采：“他睡在一张沙发上，强壮有力的头一动不动，似乎它对脖子来说实在太重了，半个头向右侧坠下。他前额饱满，散乱的深棕色头发，同样散乱而隆起的髭须；眼睛下面，宽而深棕色的眼眶深陷在厂一毛下；在他暗淡无神的、肌肉松弛的脸上，还有由思维和意志所挖掘出的横纹，不过似乎看不大出来了，渐渐地趋于平坦了，表现出无限的倦意，他双手蜡黄，血管是绿紫色，还有些肿胀，和一具尸体相差无几。靠着沙发有一张桌子和一个高靠背椅，以免笨重的身体由于活动不灵而跌落下来。他因闷热的空气而疲惫不堪。他的妹妹一再爱抚他，亲昵地叫着‘亲爱的，亲爱的人儿’，还是唤不醒他。如此看来，他不像是个病人或一个精神病患者，而是更像个死人。”

    1900年8月20日，尼采不慎患感冒，高烧一直退不下去，这个坚强的斗士，在同死神苦斗了5天5夜后，终于无声无息地离开了这个世界。他的妹妹伊丽莎白记下了当时的情景：“1900年8月20日，哥哥突然患感冒，发高烧，呼吸困难，似有肺炎的并发症。忠诚的医生想尽可能消除他的痛苦，但两三天后，医生已经知道无力挽回了。24日正午，我和哥哥相对而坐，他的面容突然改变，激烈的发作再度袭来，哥哥终于失去意识倒下。就在这时，可怕的雷雨漫天盖地而来，似乎这个高贵的灵魂，已随着雷电，先升登天堂。黄昏时分，他吐出一口气，意识也有恢复的征兆，好像想说些什么。次日凌晨2时，我请他饮一些食物，他似乎看得见我，示意我把灯罩移到一边，高兴地叫我‘伊丽莎白’，我满心欢喜，以为他的危险期已经过去。然后他睡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一直祈祷，但愿这是复原的熟睡。

    但那高贵的面容突起变化，转为深浓，他再一次睁开那双宽阔、湿润的眼睛……安详地、无忧无虑地，向四周投下严肃的一瞥，然后轻轻合拢，永远闭上了。”

    时间是1900年8月25日中午，正好是个星期六，忙累了一周的上帝，也陔休息了。或许他在休息时又会不经心地造出一个魔鬼来，那没准又是狄嗅尼索斯的再生呢！

    尼采说：“上帝死了！”上帝说：“尼采才死了呢！”唉，这世道，说死的不一定就死得了，说不死的不一定就活得下来。谁知道呢？神秘的世界总给好奇的人留下窥视的隐秘。我们走着瞧！

    8月27日，在尼采档案馆举行了遗体告别。尼采躺在黑色的棺木内，身上覆盖着红色的锦缎，棺木四周簇拥着许多鲜花，凯勒斯伯爵临时给尼采做了个石膏面模，他看到“尼采的面庞塌陷、缩小，已像孩子脸一般大小了。他那灰白色的大胡子遮住了嘴边痛楚的表情”。三年前，他曾留宿在尼采的家里，夜里，病中的尼采一声长吼让他胆战心惊，那是狮子般的吼声。如今他平静地躺在棺木中，等待着人们对他盖棺定论。

    追悼会开得很隆重，尼采的生前好友大都来了，还有许多市民都纷纷涌来，以敬畏和羞涩的感情拜谒这位生前孤独的人。28日，尼采的遗体安葬在故乡洛肯镇他家的祖坟旁。50年前，尼采曾亲眼目睹年幼的弟弟躺在了父亲的怀抱里，现在，他也归入了他们的行列。尼采从这里来，如今又回到了这里，躺在亲人的怀抱里，躺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这是否也是尼采的永远循环呢？

    教堂的钟声敲响了，人们背诵着《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的文字，围着银十字架的棺木鱼贯而过，并随手往棺木上撒三把土。尊重尼采生前的交代，没有请牧师到墓前祷告，加斯特作了简短的致词，他最后祝福道：“让他的遗体安息罢！他的英名将对一切来者都是神圣的。”

    这时，天上飞来一只信天翁，这是尼采年轻时歌颂过的那只信天翁吗？

    “噢，真不可思议！它仍在飞翔吗？

    恰如星星一般，也像永远一般，

    飞翔在高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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