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自束发受书，驰驱军旅，追随总理，从事革命，擘划奔走，不遑启处。饱历艰辛，北伐大业，至民国十八年（应为十七年），东三省易帜，卒告成功，全国统一。自此以后，余以劳瘁之身，养疴沪滨。九·一八变起，复以中央委员，效力中枢，忝列国府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委员。二十六年七月七日，芦沟桥变起，全国一致抗日，余乃由京、沪转赣至滇，已而入陪都。所幸领导得人，盟邦助我，不平等条约，得一律废除，已跻于四强国之一，诚盛事也。惟还我河山，劳来抚绥，尚赖全国军民，在总裁领导下，加倍努力之必要。总理创造之三民主义，既为建国之本，切盼全国贤达，推诚相与，意志集中，力量集中，期其早日实现。总理遗嘱于吾人者，为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民族，共同奋斗，尤应信守奉行。凡我全国军民所牺牲而翘望者，以及盟邦援助之感情，均将有以慰答。是则于景仰总理，倦怀先烈之余，所日夜寤寐以求之，而不能自己也。余老矣，衰病侵寻，轸念前途，愧赧曷极。顷者，应党史编纂委员会之请，特将余之生平，纪其涯略，挂漏诚所不免，邦人君子，惠予指教，实所幸焉。
民国三十三年月武宁李烈钧识于渝州旅次
李烈钧（1882—1946），原名烈训，又名协和，字侠如，号侠黄，汉族，江西省九江市武宁县罗溪坪源村人。中国国民党早期党员，中国近代著名将领。
李烈钧书法
家世追述及求学时期
余家世居江西武宁，业儒及农。父讳骏兴，字民仁，号德盦，母杨氏。先严兄弟四人，先严居长，太平天国时与诸伯叔弃儒从军，事败潜返坪原村故里，躬耕自给。余兄弟二人，兄名烈谟，好骑射，应武试，涉某河乘马不肯渡，用力鞭策，致伤肝部，竟以医药罔效而逝。余生于民国纪元前三十二年（应为三十年，清光绪八年壬午），原名烈训，后易名烈钧，字协和，别号侠黄。稍长，见先严与诸伯叔面部或手部均有针刺“太平天国”四字，叩问其故，心怦怦，欲动焉。及年十二，闻父老述甲午战役，国军挫败，余虽幼，憬然若有所悟，思雪斯耻，始蓄投笔从戎之志。
先严居武宁城，躬耕之余，以武宁为产茶区，而运输不便，乃兼操运输业以利乡人。又对茶商作赔偿担保之责，即近世保险意。余家以信用著称，各商至南昌或九江需运输者，多就余家为之。其比较繁重者，先严每躬自任之。运输之徒者，日至数十人，络绎于途。经营数载，家渐小康。大姊配潘爵予，潘佐余家经营。茶商获利至厚，及余成年，家益充裕，各商号来贷款者益多。
潘爵予助予父经商而雄于财，乃为之建筑房屋，议落成即请余家迁入。已而其侄女田潘氏，谋夺此屋，因而涉讼。潘、田两家之间人均出庭。余家仅有李词（祠）之管守李赞和、李海涛及少数绅董出而为助。田潘氏巧言令色，必欲得房屋而后已。县令彭某有偏袒意，余时尚幼，见势不利，乃挺身而出，谓县令曰：“此案经过或已明了？”彭令颔之。余复曰：“如曲在李氏，一切责任余愿负之。”措词不免过激。田潘氏从而中伤之，县令遽将余扣押在右堂，与马快为邻。囚内有马快曾因他事被余惩击之者，见余囚，奚落之余，虐待备至。当时政治之黑暗，益使余愤不可遏。适传教士初至县，以祠堂管守李品章主持天主教事颇得信仰，李词（祠）乃促品章赴县衙理论，县令恐惹起教堂交涉，始将余释放。余虽回复自由，而讼案仍未决，且耗财不赀矣。其后余回赣任管带，田潘氏家中落矣，求余介医治疾，余不念旧恶，慨然允之，田潘氏惭谢不已云。
余少喜交游，服膺先贤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二语，豪侠自喜，邑中贤士大夫，皆昵就余。纪元前十年（光绪二十八年），江西巡抚饬知彭县令，以奉督练处令江西设立武备学堂，令武宁选派二人肄业。其时风气未开，世家子视此为畏途。彭县令自审判余家争屋事，视余为孝子，后以余雄纠纠，令余考试。
出题后，命携
汪瑞恺（1873—1941），江苏吴县人。晚清光绪丁酉科举人。清末曾任江西按察使，江西广饶九南兵备道，江苏巡警道，湖南盐法长宝道，长沙关监督等职。民国后历任江西省省长，参政院参政等职。七七事变后投敌。1938年6月，任华中维新政府浙江省省长兼省财政厅厅长。1940年3月以后，任汪伪国民政府浙江省政府主席。1941年1月24日病亡。
归作答。次日交卷，乃得预选。将赴省，余家因讼事受累颇窘迫，致资斧一时无所出。于是武举人张坦庵先生之女公子张定秀，武举人邱老茂、田建卿之内眷，葛斯堂之女公子及大珑熊康侯均以首饰财物相资送，而平原族长李友民先生，相待尤厚，乃得成行。
抵南昌之次日，余以武宁县派出之首名学员应试。初试为体格检查。见汪总办（汪瑞恺）官服，上坐书记呼余名，趋前行礼。体格检查为举石础。曩者曾从武举人张坦庵先生习武术，颇知门径，及是乃举重若轻。试毕汪总办对余点首，以示中肯，榜发得列前茅焉。入学后勤勉攻读。第一学期内，学、术两科，未缺席一次。监督提调及总教官吴介璋等，均予嘉勉。未几北京练兵处选学生赴日本学陆军，江西应选派四人。余得首选，其余三人为胡谦、欧阳武、余鹤松。均由江西巡抚资送赴北京应试。
先严、先慈和蔼慈祥，尤乐施予，急人之急，忧人之忧，遇有善举及公益，尤努力倡导不懈，因是乡里多称道之。余游学四方，久疏定省。民国二年曾一度携眷至沪，租屋于霞飞路之余村园。先严因年老尝卧病，余侍奉汤药，不敢远离。友好来探问者多，且有以时事及总理决策见告者。先严闻而诏之曰：“现为民国，物阜民苏，袁世凯不度德量力，妄冀非分，阴谋称帝，此全国所不容，人神所共愤。愿吾儿锄去之，毋以父病为念。”余受命于榻前。其后袁世凯逆谋益露，迫于大义，遂起义师于湖口，通电讨袁，遵总理命亦遵先严训也。乡里对二老尤深爱戴。余讨袁不胜，游海外时，二老潜返故里，李纯派兵至武宁抄洗余家，二老乃避匿岩谷之间，乡人有知之者，日送饮食，间有以所藏嘉肴进者，二老得苟全。其后见背，及出丧之日，远近吊者，络绎不绝，县城至平原道途为塞，其德感人深矣。余以奔走国事，未遑承欢菽水以报劬劳者，不孝之罪通天矣。余罔极之深思，至今言之犹有余痛。
从事革命
余抵北京，经过考试手续，派赴日本学陆军。路过天津时，袁世凯以直隶总督兼练兵大臣传见留学生。同行百余人，排队鹄立良久，忽有声云：“宫保穿靴。”继而曰：“宫保升冠。”若传呼警跸然，余甚讶之。俄见有无数差官，拥一短项鹰目之人，方步而来。当时同队中有愤而出声者，一同学蹑止之。立听勉励之词而出。君主时代官吏之声势有如此者。当派遣学生之先年冬，日俄战争已开始，余与同行诸人乘日本商船行至黄浦江外海，忽有一形似俄国兵舰迎面而来，船员通知全船息灯，禁止喧嚷，旋亦无恙，安抵日本。
留学日本学习军事的中国青年
余抵日后，先入振武学校。振武学校者，士官之预备科也。在振武两年毕业后，入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乃入士官学校。是时张继、王侃、张华飞均在日本运动革命，吸收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余常见张、王诸友披雨衣着木屐，毋间寒暑，不分昼夜，呼号奔走，联络同志，其不辞劳苦，实令人感愤（奋）不置。余方弱冠，思想纯洁，到日本后，复多感触，革命思想，乃益深刻。嗣读《民报》，而民族思想更进一步矣。
未几，总理莅东京。同人等在神田俱乐部（富士见楼）开欢迎大会，听众极踊跃。日政府虽派警士多名保护同人，犹以为不足；因当场有旗人，于是潜伏听众间，为临时之拱卫焉。总理演讲内容，即揭橥三民主义，并如何推翻满清及入党等事。全场欢呼之声，屋瓦皆震。
此次开会时，余见总理已数次矣。曾记最初谒总理于小石川之私邸，同行者李根源、张华飞、罗佩金三人。先容者，王侃也。余一见总理，倾服之念，油然而生。但总理选择会员，手续极为慎重。余乃承张继、张华飞、王侃三君之介绍，始得入会。
余既正式加入同盟会，仍继续学业。是时有武学社应运而生。创办者为振武同学杨曾蔚，河南人，亦同盟会同志，与景定成（字梅九）交甚密，二人均锐意布置河南、山西两省革命事业者。加入武学社之人物，大都北洋三杰（王士珍、冯国璋、段祺瑞）之学生。内有华世忠（字朗泉）、何子奇、杜幼泉三人，以其聪慧多谋，有北洋小三杰之称。惟华等回国后，仅在北方充任教官各职，幼泉后且以郁愤自投玄武湖死，惜哉。当时之士官学生分南北两派，余因加入武学社，乃并属于北派焉。
士官学校中另有小组织，为余与黄郛（字膺白）数人所发起者。郛学测量，当时颇激昂，常谓众人曰：“满清政府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国人应起而推翻之。古人尝谓‘当仁不让’。”又曰：“本校人数甚多，良莠不齐，应有严密组织小团体之必要。”当时赞同其说者颇众。于是商议命名，众皆默然。郛笑谓众人曰：“孟子不云乎‘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我辈既以推翻满清为责任，必须具有不屈不挠之精神，不移不淫之毅力，革命乃克有济。”众皆服其说，遂命为丈夫团，而推郛为首，召开成立大会。初本秘密组织，嗣为留东同学同志所知，咸要求参加。团中有持异议者，以我等乃士官学校，所习者武功，若辈所习者文事，文武殊途，不宜加入。而成城学校之会员，要求者再，于是选其优秀及诚恳可靠者若十人请其参加，遂改名曰“丈夫成城团”，复开成立大会。故此一组织，有两次成立会，亦佳话耳。
余在士官毕业，得公使某参赞之援助，归国即回江西任第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胡谦为第二营管带。驻于南昌澹台门外，训练士兵。适该营士兵中多良家子弟，且有廪贡秀才应征者，思想极为活泼，余时以革命思想灌输之，并施以爬城越壕等训练。排长彭克俭、闵子彬最为得力。数月后，本营士卒不仅思想一致，超距动作，尤灵敏异常。有吴介璋者（字复初），为余之受业师，余素荷青眼。而武学社为北洋派之势力，余且为新北洋派中人物，以此种种原因，乃为协统商德全、标统齐宝善所嫉忌，密谋陷害，必欲致余于死，而余未知也。余营中有兵士钟某，萍乡孝廉之子，适丁内艰向余请假。余以母丧大事，焉有不准之理，惟余只有二十四小时准假权，不得不将请假签呈照转。乃一再转呈，未见批准。该兵情急异常，余乃亲见标统，证明该兵母丧确属实情，并代乞假。标统曰：“君何苦相扰如此！”
少间，忽又曰：“君自准其去可耳。”余请批示，答曰：“我口头准许即可，何用批，为汝转嘱该兵早日回营可矣。”余乃遵办。次晨出操，适余担任总值日官。标统协统先后到场，余报告出操人数及演习科目，并以兵士准假事告之。标统默不一语，余甚异之。次日标统与协统，遂借兵士请假事，诬余以“匿报逃亡”、“侵吞截旷”之罪，控诸上院。立时派人看管。余行动突失自由，自忖此罪有杀身之危，欲逃已不可得，乃以其中委曲密陈吴师，并托其周全之。吴师邀陆总文案长佑及兵备处总办张季煜（字子畏）联名迭保，均无效。先是本营饷册按月呈报，均经标统手批，有“复查无异”、“依次转呈”等语。至是院上命督练公所开军法会审，并派张季煜为审判长。张虽非党人，然素同情革命。开审时，警戒森严，余惴惴不安，突闻公案拍击声，连呼“将犯人带上来”。正鞠讯间，忽见本营军需长詹哲夫立于案前高声曰：“李管带素不问军需事宜，所有军需一切责任，概由本军需长负之。”詹军需长者，乃吴师介于余者也，知余冤，抑特为余抱不平耳。张审判长闻言，将公案一拍，回顾标统曰：“糊涂！李管带所报饷册，明有汝手所批‘复查无异’字样，奈何反言李管带‘侵吞截旷’乎？”标统面赤不能答。斯时张审判长喝令协统起立，痛斥其非，且曰：“此事经过，本审判长已明了，尔等小心，我当详呈老师。”于是宣告无罪，将余开释。
初李经羲（字仲仙）奉调云贵总督时曾函冯国璋，以云南当英法之冲，案情颇多棘手，请介绍能训练新兵者数十人，冯即以靳云鹏、王华东等多人为介，并言靳，王等均系老人，此外犹应另选青年有为之士参加，以资臂助。于是乃由新自日本归来之同学杨曾蔚、罗佩金缮具名单一册，有杨准任、方声涛等共四十余人，均系同盟会会员，而余名亦列其中，惟余以归省念切未就。及此案发生，余虽未被诬陷，然去志已坚，因决往滇之计，并函致冯国璋详述此间被欺侮情形。冯即与王士珍、段祺瑞联衔电请江西巡抚冯汝骙云：“有学生李烈钧服务赣省，想属麾下，望请多赐指教。”巡抚得电后，立即下令“标统出缺，李管带递升”。时余离赣已多日矣。
余到滇后，初任讲武堂教官，欲将革命思想灌输青年，诸多未便，故又另约李曰垓创办一体育学校（校址即江右新馆）。曰垓字子畅，云南名孝廉也，对革命素具热心，且愿以身当其冲者，并聘请日籍教官一人名佳田乞夫，遂借以鼓吹革命。校中一切，由李曰垓总其成。
时罗佩金奉令为标统，其陆军小学堂总办遂悬缺。李总督经羲询继任人选，罗举余以对，因派余继任。仍兼兵备处提调，军中军法案件，余承办者为多。与总办靳云鹏相处虽甚合，然以宗旨不同，诸事仍感棘手。时四川总督赵尔巽（字次珊），据四川督练公署总办何国钧之请，电余入川。余正欲他往，得电即请假两月，遵陆入川，任四川督练公署兵备处帮办。国钧方庆得人，而云南李总督经羲已向北京督练处交涉，以国钧未经本人同意，如何可以调人，督练处据以转赵督。国钧不便强留，余遂仍回云南。国钧字干诚，云南富绅也，对同志极慷慨，后与罗佩金同时遇不幸，惜哉！
是时同盟会党员先后到滇，或在督练公所，或在军队任职，至为踊跃。盖李根源为云南支部长，善待诸同志，与罗佩金甚契厚，二人且深得李总督信任，故布置同志与学堂或军队，皆能为所欲为。而云南革命基础遂伏于此矣。
辛亥起义
余自日本学成归国，在赣约一年，在滇约二年，服务军界均以培养干部参加革命为主旨。嗣以永平秋操，滇省督练公署派余与邱斌参加。余遂离滇往沪，勾留两周，溯江西上。抵汉时，则见岸上情形特殊，兵士荷枪来往为数极多，盖武汉起义已三日矣。登岸后投宿江边某旅馆，询居停知武汉已光复，并谓：“革命党检查严密，我处暂停营业，恕不招待客人”。余应声曰：“我即革命党也，奚惧为？”居停闻言，招待极殷。次日余拟赴武昌访黎元洪，忽传黎已离武昌赴某地去矣。遂决作北上计，急趋赴火车站。车正转轮开驶，余即一跃登车。翌晨抵北京时，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字绶卿）邀集在京同志数十人，宴余私邸，痛饮极欢。次日余邀访诸友，咸以南方情形为问，余答曰：“武汉气势甚壮，而力量薄弱，极为可虑，宜早举动以为响应。我等须努力，武汉不足恃也。”蒋作宾当即分配工作，征求余之同意，余答曰：“余等以身许国，事急矣，尚择工作之肥瘠耶？”蒋曰：“如此甚好，现重炮队无人指挥，君乃习炮科者，请任重炮队司令。”次日余即遵海而南，由津至沪，再由沪抵九江。舟次见兵舰，四周以白布围绕，似虑人见者；盖船中满载军火迎面而来。余刚抵埠，即以电话通知金鸡坡要塞欲截留之。而该舰开驶甚速，去已远矣。
余到九江时，九江早已继武汉而光复之。友人吴铁城、张惠民、
辛亥革命是指1911年（清宣统三年）中国爆发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是在清王朝日益腐朽、帝国主义侵略进一步加深、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初步成长的基础上发生的。其目的是推翻清朝的专制统治，挽救民族危亡，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次革命结束了中国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君主专制制度，是一次伟大的革命运动。辛亥革命是近代中国比较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它在政治上、思想上给中国人民带来了不可低估的解放作用。革命使民主共和的观点深入人心。反帝反封建斗争，以辛亥革命为新的起点，更加深入、更加大规模地开展起来。
辛亥革命博物馆，是依托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旧址（即武昌起义军政府旧址）而建立的纪念性博物馆。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武昌阅马厂，西邻黄鹤楼，北倚蛇山，南面首义广场。因旧址红墙红瓦，武汉人称之为红楼。
卓仁机等先后来谈，均以要职推任之。是时总参谋长原系蒋群（字君羊），蒋闻余来，即征得马都督毓宝同意，慨然让职于余，余以力辞他就，一时谦让之风人多称之。余以周瑜旧衙署设总参谋长办公处，所办事件有重要可述者二：
（一）肃清内奸——时有马献廷者，江西巡抚所派来之奸细也，为人毒辣，贪污，如包办营房、学堂之类。余见其行动可疑，且迭据报告彼与满清官员通消息，乃随时加以注意，凡都督及余办公地点禁不令入。一日彼正在余处翻阅文件，余急止之，彼强辩曰：“有何不可看？”余怒批其颊，彼乃大肆咆哮，余即抽旁立宪兵所佩大刀劈之。因余曾习双手剑，具有腕力，一刀劈去，马即血肉溅飞而仆倒于地矣。比命宪兵搜其身旁，得与赣巡抚往来信件甚多，语皆反对革命，证据确凿，依法应予枪毙。余即以电话告诸马督并请示办法，马督答曰：“总参谋长之意如何便如何，请代行一切可也。”余即交军法会审毕判处就地正法，请秘书长拟布告宣布马献廷罪状，由宪兵司令廖伯琅执行枪决。次日副官报告，金鸡坡炮台司令徐公度将马家属择有姿色者二名纳为内宠，余闻之怒，拟依军法处之。而徐得讯颇不自安，即以电请黎都督另调工作。盖徐为两湖将弁学堂毕业，黎不知底蕴，电余调徐。余乃（为）联络湖北感情，乃准徐公度赴鄂，以戈克安继任炮台司令。
（二）招致海军——是时海军总司令黄钟英统率海容、海筹、海琛、楚同、楚有、楚谦、楚豫、江元、江亨、江利、江贞等兵舰，湖鹏、湖鹗两鱼雷艇，驶进九江金鸡坡。炮台司令见兵舰停泊不定，恐其有异，连发炮击之。兵舰遂用旗语表示合作，余即令停止攻击，并派员往洽，设宴于商会欢迎之。马都督复密使炮台司令戈克安，将其兵舰炮闩拆下。正欢宴时，黄钟英闻讯变色，即令其同人回船准备作战。余揣我方战斗力不能与抗，幸是时林森及龚少甫、魏子浩诸人在座，即请以福建同乡关系登台演讲和缓空气、海军气稍平复入座。时戈克安盛气而来，谓余曰：“倘有意外，我身藏有炸弹两枚，可应缓急。”余笑慰之，并双方介绍，杯酒联欢。次日派人将炮闩归还，事遂寝。马都督以海军既联合，令余任海陆军总司令，余即请参谋处秘书吴照轩撰誓师文。此乃九江光复后之第一次重要表示也。
是时安徽有同志胡万泰等数人来浔访余，约余向皖发动。并曰：“此事易如反掌，只须两营兵足矣。”余乃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赴皖光复安庆。不意黄部到皖后纪律废弛，兵士剽掠，箱笼山积，皖人来电请愿，并请派大员镇压，余即亲往，并派海筹、海容兵舰两艘及步兵一营随之。是时海军改编两舰队，第一队司令黄钟英，第二队司令汤芗铭，黄乃（仍）兼海军总司令。汤为化龙之弟，黎都督介于余者也。
余到皖后，省垣各界开大会欢迎，并推余为安徽都督。余以出自民意，遂就任。当将团长黄焕章看管，并将肇祸人顾英枪决之。复令黄部兵士将所掠财物悉数交出，搬入都督府，邀请商会派人，会同发还原主认领。秩序井然，一时颂声载道。
未几，武汉一日五电乞援，谓冯国璋已派重军攻武昌，形势极为严重。余即下令海陆军集合，准备次日出发西上。是时陆军总司令胡万泰亦同盟会份子，有希冀皖督之心，胡知余将行，即派人约余谈话。余骑马出城往晤，闻沿途人民呼曰：“李都督出城去矣，我安徽将大乱也。”余出城问胡同学安在？远见山坡有人一群势汹汹，余策鞭急驰至该地。胡厉声曰：“君此次是否为救皖省人民而来？”余答曰：“安徽有同学多人，奈何责任独余一人负耶？刻余将西上，特来请君进城维持皖省秩序也。”立即并骑入城。胡以手枪暗指余背，余佯为不觉。抵都督府，余命号兵以三番号敬礼，并以都督府印交胡，曰：“余之责任毕矣，明晨将出发。行后一切，愿君与地方贤达共商之。”是时孙毓筠亦在芜湖设都督府，安徽局势暂告稳定。
次晨余登兵舰，忽闻城内扰攘，枪声大作，乃向兵舰发射。余自思曰：“皖人若此，真所谓以怨报德也。皖无兵，我率兵来，士兵劫掠，我躬亲料理，事定我将印交还皖人，今反以枪声威胁我耶！”即商黄钟英开炮还击。但令射发点稍高，不欲伤及城内人民。炮发二响，枪声即停，并吹礼号。余亦以礼号答之，同时下令开船一日抵九江，而欢迎者已早鹄立江干矣。
登陆后与都督马毓宝、参谋长蒋作宾协商，略事补充，复启碇西上。行一日余抵阳逻下碇。会武昌派人来迎，备述武昌紧急状，且曰与冯约停战三日，今二日矣，促速进城。余遂循堤而往，与参谋龚少甫、机关枪营长卓仁机及学生编成之宪兵一队同行。市民闻余至，鸣炮欢迎入城。迳至都督府，黎都督已赴洪山，余商于副参谋长程守箴，请以电话约黎都督返城，并先开会议，集合各军司令长官及都督府各大员相商。众曰：“形势紧张若此，计将安出？”余答以水陆均已布置，皆大欢喜。遂即分配工作。
布置既竣，复令舰队泊阳逻附近，余则由青山登陆，并亲率陆军越仓子埠，翌日黎都督回，余往谒。黎曰：“不至，余且危，今来武汉无虑矣。”复叙布置两军方法。黎都督命余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兼中央军总司令，右翼军总司令杜锡钧，左翼军总司令王芝祥。盖其时王为广西都督。率步兵六大队并新式马克心机关枪两队来援，已抵岳州，故有派任左翼之命。
三军既整，余遂命赶速布置构成犄角之势，亲率中央军控制武昌紧要地区，与王、杜率左翼两军向黄陂、孝感加以压迫，而武昌乃安如磐石矣。此时响应武昌起义者已遍及各省，尤以变起京畿附近，如山西之民军起义，吴禄贞之第六镇停兵（吴不幸在石家庄为袁世凯派人刺死），滦州之王金铭、施从云、冯玉祥、白雅雨等之宣布独立（王、施、白三人均于是役死难），均为对清廷中枢以直接之打击。冯国璋见战局如此，乃不敢越长江一步。
事定，黎都督派员犒军。除赠本军十万元外，又赠余私人用费数万元，盖示慰劳之意也，固辞不获，尽以所得犒部属。
督赣时期
九江既光复，而南昌未下，巡抚冯汝骙、南昌知府戚扬等，尤忌嫉革命党人。先是余任五十四标第一营管带，营中官佐若彭克俭，士兵若熊公福、黄再生、钟运钧、欧阳伟、邓绍禹等类皆志虑忠纯，勇敢负奇气，先后纠合二、三各营同志及省垣各学堂优秀学生，加入同盟会，达数百人。余更施以精神教育与超距训练，生气勃勃，见者惊异。冯汝骙得商德全之报，忌之甚。余去职后，防闲愈严，间有知几而去者。卒乃藉故捕彭克俭、黄再生、钟运钧三人杀之，更缉捕其余，本营士兵革命之志乃益坚。九江克复后，即积极酝酿响应。九月初十日拂晓，乃会同工兵营连长蔡杰率队登城，不崇朝而南昌省城遂告克复。冯汝骙闻风遁。时余方督师九江，闻讯即下令派舟迎护来浔，居于孙慕唐之花园优礼之，以示大国风度，而不乘人于危也。而冯卒以忠于清室，乘间自戕。余甚惜之，厚为之殓，听其眷属护送归葬焉。
南昌光复，各属分起响应，不旬日赣局大定。首任都督吴介璋即余师也，在位仅两月余即辞去。继之者为彭程万，旬余洪江会猖獗，不安于位亦去之。时余方于役安徽，遂由地方人士迎马毓宝为赣督。马督对于藉会扰乱者亦多方迁就，以致匪患坐大，渐呈不可收拾之势。是时余正督师阳逻，与黎都督策划北伐也。
江西省议会知余在鄂，乃开会选余为江西都督，电请总理任命。总理即颁“任李烈钧为江西都督”之令，电复赣省议会。赣人闻讯鼓舞，遂由议会领衔电促回赣，并示欢迎。电由黎都督转交。黎派楚豫舰送余赴赣，行抵九江、南昌，各界闻余至皆来欢迎，促速进省。马都督闻余抵浔，亦来电欢迎，并由抚署迁至旧藩署（曾忆藩署门首有娄妃用发所书“屏翰”二字尚巍然存在，惜当代书家鲜有知者）。余旋即启程赴南昌（过韩世忠夫人望夫亭时，曾登亭眺望。亭上悬有“五夜寒更曾上高楼听鼓角，一樽浊酒重来此地看湖山”之联）。抵樵舍时，忽见内河水师各艇猥集，土炮喧天。闻系刘麒、何文斌、方先亮诸人主使，余乃命舰长发排炮示威，各艇乃即鸟散。余乃疾驶南昌。抵牛行下泊，各界老宿均争登舟，余命副官以明日在省议会见。整装已竣，命楚豫舰长乘马先行，余率小部殿后。过市时以楚豫舰长衣海军大礼服，庄严威武，众皆错认为余，实则余尚在后也。既入城，以豫章学堂为行辕。
部署既定，乃接见省议会议长刘景烈及各要人，商决一切。越二日，形势较紧，阴谋夺取都督者颇有人在，余布置益严。第三、四晚洗马池复有火警，火焰冲天，形势颇恶。各军因素有准备，故出动迅速。
余亦集合内卫队，策马迳至火区指挥一切。有武宁刘炳南者，客南昌多年，闻余亲临救火特来访，以局势初定，宵小宜防为言，余笑谢之。
越日，省议会促余就职。余准时前往，并致感谢之忱。于是南昌全城焕然呈新气象。时马都督仍居藩署，余以曾任马之总参谋长，省议会亦叙其功，特署名送赆仪十万元，并饬人民欢送，满街结彩，全城鸣炮。马闻余准备欢送，乃离南昌，余派大号火轮一艘送至九江焉。
就职后，召集各界领袖屡开会议，讨论治赣办法并进行左列各事：
一、罗致人才。各司厅处组织及人选多取决于党部会议。余虽有自决之权，然从未独断也。其时省政组织统于军政，罗致人才，分任各司厅处长如下：
内政司——钟震川财政司——魏斯灵司法司——王侃交通司——胡泽、曾贞教育司——宋育德次长——贺治寰军政司——俞应麓审计处——高巨瑗参谋处——何文斌警察总监——吴照轩高等审判厅——漆璜高等检察厅——潘学海两淮盐运使——黄缉熙（以廪贡生毕业于武备学堂，博览群书，精通六艺，渊博德才，人颇敬之）
总务厅长——王良箴高等顾问官——陈戎生、陈德生（人称二陈）时同盟会支部部长贺国昌，学问道德夙为社会钦佩，得其协助一切进行更为顺利。省议会会长刘景烈，亦由日本留学归国者，虽非同盟会会员，而一切主张与都督府同人相近。余为政不分省界，故外省人士闻江西政局似有可为，次第到赣。复设礼贤馆礼之。如是内外人才荟萃，遂无棘手不能举办之事。
二、选派留学。清季国内风气渐开，以公费国费私费留学海外者日众。即日本一国已有二万人以上。都督府以造就人才，储为国用，至为要着，乃标示招考并宽筹经费。因得赴欧美及日本留学者百余人，后起之秀未有名落孙山者，亦一时盛事也。
三、肃清匪患。赣省自光复之初，匪风甚炽。故欲治赣，必先清匪。时匪首皆已潜逃，人民控案山积，乃派员赴各要地察探。侦知匪首龙正文、陈细鬼在鄂，乃派副官长张千（于）浔往谒黎都督。并侦知陈等所在，张乞黎下令军警会拿，匪首乃获，解回南昌戮之，人民欢声雷动。其时要匪彭木香尚稽显戮，余乃通令省内各机关严密缉拿。旋在河口捕获解省，讯明得实斩之，复授意总务厅长王良箴给资安其家。害民最酷者惟此数人，其潜势力亦最厚，余以“歼厥渠魁，协从罔治”之法处之，余匪敛迹，赣境父安。此到赣所办第一大事也。
四、整理财政。江西为贫瘠之区，辛亥光复，库帑动用一空。余就任后即筹设银行，而基金无着，幸有周馥九、危子远等深明大义，登高一呼，不数日间而集资达数百万，居然可与湖南各省比肩矣。当时办选举及办党，处处需款，余亦棘手，卒设法筹足，拨归党部取用。后黎都督据反对党控告，派大员程守箴到赣清查，即其事也。
五、修筑河堤。南昌、新建二县在赣颇称富庶，田亩亦广，惟每年必苦水患。余召集两县缙绅会议，拨款四十万元修筑圩堤，并派夙负重望者一二人主持之。堤工数月告成。嗣后两县人民乃不为水灾所苦矣。武宁各县自太平天国以来，即有浮粮病民，余亦下令取消之，与兴水利案同时并举。
六、裁编军队。江西在前清时仅养兵一混成协，光复后乃骤增为两师。益以水巡驻防各部队为数乃至数万，既无战斗能力，纪律亦不甚佳，余以其量多质坏乃决改编之。在省之驻军应改编者于数日办竣。惟驻九江者恃功不服裁编，派大员赴浔晓谕之；仍不听，且呈不稳状，余电斥之。电载九江《民报》中有“赣民膏血有限，吸尽又将如何？头颅可断，命令不可违”等语。一面复派员携款数万元密往慰劳，改编之举于焉办妥。其他各军皆服从命令，更无问题。余即决定江西仅编两师，派欧阳武（字南雷）、刘世钧二人为师长，负训练之责。乃二人意志不一，各有企图，余初未之注意也。刘世钧为九江起义之首功，欧阳武即余之留日同学。时选举国会议员，欧阳武有兄名成者，吉安之文学家也，初颇热心党务，余乃多方使之当选，而见解远大者则深虑，因此寝成乱阶。当欧阳成当选之先，有余鸣皋（字鹤松）亦曾留日同学也，颇有异心，余亦未之注意，孰知密赴北京向袁世凯输诚。袁与鹤松约：君等如实际上取得都督，余当任命鹤松返省率所部驻藩署，日出联络布置。欧阳武与乃兄成亦往来密电不绝，余虽知之，然仍未轻加处置，以冀其省悟也。
世凯当国，视国会如芒刺，威胁利诱无所不至。除授意赵秉钧残杀宋教仁外，更扩大西原借款及四国借款（实为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团大借款，即“善后大借款”。西原借款，为袁世凯死后，1917—1918年间日本寺田正毅内阁和段祺瑞政府进行的借款），以济其恶，当总理以总统让袁世凯时，党中同志为之不平者颇不乏人。余正统率五省大军驻鄂，曾通电反对。余料袁世凯后必称帝，愿率全军来南京拱卫，黎都督不允行，余志乃无由得遂。督赣后，因请总理来赣，意在以洪都为大本营。总理复电允来，而赣人拥戴总理之情绪，因益热烈。余奉电，先开省议会决定一切，并以百花洲陈列馆为总理行馆，而以林虎所率军队任警戒拱卫，林曾参加镇南关之役者也。部署定，即电浔要塞司令戈克安护跸晋省。复令军务司及军队，凡有缺乏迅即置备。各师乃联合请余检阅，则整齐严肃尚可观焉。
总理到浔，即换西昌轮晋省。翌日，假商务总会开会欢迎。余致词毕，总理起立答词，对经营全国铁路多所启示，全场欢呼万岁。第三日，两广会馆复开欢迎会，并演戏助兴。第四日，请总理阅兵。总理按辔徐行，观者万人空巷。出澹台门，军乐大作。至阅兵场，余及师长以次皆随行。巡视毕，请总理登台，各军环绕之。总理与张继、马君武、王正廷等均相继演说，军民欢声雷动。
讨袁之役
袁世凯觊觎非分，总理洞烛其隐，且以闽、粤势处海边，袁氏鞭长莫及，乃密令发动讨袁。两省以内部整理未就，且有图取都督而代之者，未即动。又命湘省发难，谭延恺亦以种种不易情形报告之。总理乃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授意，声罪讨袁。时袁世凯以余有欢迎总理莅赣之举，乃先派大员赴赣游说，且曰：“赴北京与袁世凯一晤，当以二百万元为寿，并晋给勋一位。”余不为动，且斥之曰：“余思建勋业于国家，岂丑类所得诱饵！”袁见不能利诱，嫉忌颇甚，欲去余尤急。余亦烛其奸思摆脱，乃卸江西都督之任。当张继等来时，余虑即时发动，世人或且以恋位见疑，乃先赴海上一行，面谒总理请示机宜，并会商与各省切取联络。诸友亦以为然。时江西省议会及全省人民均义愤填膺，余乃召集全省各高级官作一切准备。遂由九江乘轮赴沪，面受方略。后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到赣之湖口，湖口水巡总监何子奇舣船待余，乃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召集原驻湖口及随行高级官开一紧急会议。众推省议员杨赓笙（字咽水（冰））撰讨袁文（附件一），移时立就，并发出对外通电（附件二）及对党团公启（附件三），并令要塞鸣炮致贺。
讨袁军既宣布成立，乃在湖口召集师长刘世钧、旅长何文斌、水巡总监何子奇、机关炮队长卓仁机、团长周璧阶、吴安伯等会议，决定宣布独立，通电各属与人民约法三章：“一、誓诛民贼袁世凯，二、巩固共和政体，三、保障中外人民生命财产。”并组织总司令部，设总司令一人，副司令二人，参谋总长一人，副二人。军法部长一人，下置三科；财政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内政部长一人，下置六科，外务部长一人，下置四科；邮电部长一人，下置二科；军医部长一人，下置三科；军政署长一人，其组织另定之。
是时江西都督已由省议会公举欧阳武继任，讨袁军宣布独立后，省方亦表赞同，并布告人民（附件四），俾众周知。江西民气益加振奋矣。
部署初定，忽接要塞电话报告，谓江面到有楚字军舰四艘，对湖口作示威状。闻者颇惊异。顾余以为当援皖、援鄂时，对海军一二舰队曾尽友谊之援助，黄锺英，汤芗铭共事亦颇久，当不致有他故，不欲示以防御。未几该舰等即向九江驶去。
自九江发动讨袁，数日即有战事。北军派李纯统兵至赣，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德安间。初大破之，旋以北军械精粮足，次第增援，乃不敌。团长周璧阶以攻夺九江金鸡坡炮台死之。周为云南讲武堂优秀学生，由川间关随余，“出师未捷身先死”，兹可痛也（后由杨赓笙召集地方贤达，为周立墓于湖口）。又有余邦宪者，亦以团长阵亡。余见浔湖之战，陷于不利，乃率所部退驻吴城，命炮兵营长刘稜扼守望夫亭，复命师长方声涛指挥一切。日盼湘、粤援军，然久不至。而北军陆海军均抵湖口，向吴城进。先以民船一艘伪装难民数十人迫近吴城，状似难民者俱跪船首作哀求状，刘稜为其所诳，未发炮。移时接近望夫亭，则伏兵登陆矣。方声涛挥刀斩数人，而吴城遂陷。
时有满载援军之两船，不知去向，余派小轮两艘遍江寻觅获之，命随余船行。复命讲武堂教官穆恩堂（山东人，亦日本同学）扼守鞋山，退却中之各军始获从容布置。余勉殿后，再为守南昌之计。比抵南昌而樵舍告急，城门复闭而不开，以电话告知宪兵司令廖伯琅，若少迟延开城，必予以严厉之处置，一面命第一营官兵越城而上，余始得入城。至都督府，廖伯琅逃赣州，守兵知其事乃捕获之电告余，余复电令解南昌法办。乃解至时，余已去，卒为李纯所杀。宗旨不定者，结果如此，可叹也。其时各高级官多已散去，财政司长魏斯灵亦携眷远走，不知去向（初有献周瑜印者，篆文铜质，斑烂可观，余以此系国家至宝，不敢据为私有，当即交财政司保管。是时魏即逃去，该印亦不知落何人手矣）。是日接樵舍守军电话索浮桥，余命团长万勋搜集材料负架设之。责翌日竣事，而北军已到牛行附近矣。有邓祖禹者，奉余命统率江西内河各小轮，整顿成绩颇佳，兹乃密嘱其准备快轮两艘，待余于寺步门外。
余见李纯军势方张，湘、粤援军又久不至，而赣军苦战弹尽力疲，适湘督谭延恺来电劝赴湘省，并有“微服过宋，古有明训”之语，而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等亦劝行，余乃命分乘邓祖禹所备之各轮离南昌。遥见北军炮兵在牛行排列，向南昌发射，空炸点非过高即过低，故随行诸人均获无恙。船行不久即达樟树镇。谭督派来之援军，此时始到萍乡。有唐蟒者（号桂良，与维新时六君子同时遇难之唐才常之长公子也），见余后表示湘省当局及同党意见，而援军亦次第到，余嘱停萍乡待命，乃偕桂良赴袁州。因一路援军四集，秩序欠佳，余立持镇静。比抵袁州，乱益甚，时有不肖士兵在街市劫掠者。人民捆一人至，立时围观者二三千人，视余如何处置。余授意内卫队布置警戒之法，复命内卫队长钱义成将犯兵押送余前，跪俟处决。余以举义讨贼而有贼民之兵，既怜且恨，然为纪律计，余乃自拔手枪，命犯兵前行。不数步，犯兵跪于地，语余曰：“都督请就在此地受法。”余颔首，乃发二枪毙之。围观者皆欢呼，余频点首谢之。遂拔队行，翌日至萍乡。
萍乡人民闻李都督到，咸企踵欲一见。余学书剑无成，讨袁又失败，无以慰人民，而人民爱戴若此，实可愧也。旋乘火车至长沙。有谭都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到一较大之洋房，代表曰：“此日本领事馆也。”余曰：“奚为至此？”彼曰：“谭、程两公即来。”余随入馆休息，领事与馆中诸人均极殷勤。少时都督谭延恺与军政司长程潜，先后来谈，慰勉备至。余谢其盛意，并曰：“袁贼想称帝殆梦耳！吾党同志此次虽失败，仍当共同努力，将袁等歼灭之也。”二公去，余乃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日本驻大冶之办事人员，招待亦殷勤，次日乘煤船启碇，桂良与偕。过九江，船长告余：“将过金鸡坡炮台，请公忍耐一时。”乃将余匿彼衣箱内，余始知伍员囊载而出昭关事不虚也。行未一时，过湖口，船长又语余曰：“将过湖口炮台，此处为公发难之地，台兵均旧人，当无意外。”旋请余出，犹见鞋山及附近各处。至马当，船长曰：“此江西第一门户，然炮位已移去，过此以往，船行江面可无顾虑。”遂与桂良同到船长室谢其盛意，船长亦谦让不遑。至第三日已至黄浦，出海向日本前进矣。惟余虽脱险赴日，然因是役被通缉者，计有杨赓笙、胡廷銮、涂树霖、李儒修、王镇寰等；被捕殉难者，尚有徐秀钧诸先烈；而被捕系狱者，有姜伯彰、何犹兴、吴安伯、杨翘新诸同志，直至袁逆自毙始先后恢复自由云。
附件一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檄文
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绝灭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
附件二江西讨袁军对外通电
民国前岁之革命，以诸友邦之助力，遂得成功，国民至今感荷靡已。兹者袁世凯帝制自为，意图破坏共和，为全国之公敌。本军因国民公意，不得已兴师讨贼，以靖乱源。凡本军于战斗区域以内，势力所及之地，其居留地外人之生命财产，无不加意保护。并于本军总司令部，按照国际法及国际惯例，处置一切交涉事宜。愿我各公使、领事，严守局外中立，以促本军之成功。所有本军军队，悉以白旗，又白布缠腕以为表示。师起之日，稍布大概，统维公鉴。
附件三讨袁军对党团公启
各党各团钧鉴：敬启者：袁氏帝制自为，务期破坏共和，与全国为公敌，横恣无道，倒行逆施，国民之被其虐者，至惨至酷。烈钧等目击颠危，诚不忍诸先烈铁血所创之共和民国，断送于独夫民贼之手。是以率父老子弟，投袂奋起，不惜以危弱之赣与专制恶魔对垒挑战，为全国创。开战之始，首占瓜子岭，再捷沙河，袁军歼者以千数计，足为公理犹存，士气可用之左证。亟方秣马厉兵，再接再厉。然以区区之赣，而欲悉以恢复共和之责任畀之，则强弱之势悬殊，虽竭其能智，识者有以知其谁是。是廓清全局，仍不能不望之我全国国民之相继奋起也。诸公手创民国，造成共和，希望之念既深，巩固之志必切。既弗忍坐视专制之势日张，必尤弗忍坐视与专制挑战之赣省势孤力竭，而不一援手，听其失败也。赣省之战，为巩固共和战，为表示国民反对专制战，是非赣省一部，分之责任，全国国民共同之责任也。诚于此时以国之力与袁氏战，则群策群力，一致进行，专制之毒，不难肃清，共和之基，自此巩固。是袁氏授首之日，悉诸公再造民国之功。河山无恙，日月重光，诸公之声势烂然，且将永为国民所讴歌。假其不然，各为自保之计，共作壁上之观，赣省固不幸而一蹶不振，沦于专制政治之下，各省亦将次第受袁氏军之蹂躏，而被毒于无穷。盖武力专制，得进步且以团结之力，击涣散之众，势犹易于摧枯拉朽也。故赣省之成败，实民国之存亡，明达如诸公，想断弗忍漠视。万乞奋袂群起，敌忾同心，登高一呼，众山皆应。馘彼妖孽，恢我民权，凯歌燕京，指顾可待。
烈钧等兵力虽微，然师出之日，已矢决心，有死无二。所赖诸公，指挥雄师，纡筹伟画，分途并进，以寒敌胆。赣军一部，当效前驱。民国存亡，在此一举。沥血陈词，不尽悬盼，军旅旁午，匆请勋安。江西讨袁军总司令部李烈钧、林虎、何子奇、刘世钧、耿毅、邓文辉、方声涛、蔡锐霆、俞应麓、彭程万叩。
附件四江西省都督欧阳武布告
民国成立，共和告成，袁世凯受任之初，曾宣布誓守“临时约法”，拥护平民政治。乃临时政府成立年余，违背约法，反对共和，罪恶昭彰，擢发难数，揆诸宣言，大相矛盾，共和前途，危险万状。而尤以吾赣为民贼示威之地，既夺我贤良之李都督，复派北军入赣，扰乱我秩序，荼毒我人民。我江西人民为自救计，为救国计，俱不得不宣布独立，起而讨贼。兹讨袁军已组织成立，由本省议会公举李前都督为总司令，克日督师北征，幸我父老兄弟，仍各安守旧业。祸首罪魁，实为袁世凯一人，民军义旗所指，决不妄戮无辜。即素为袁氏所愚，而能悔过输诚来归，本军亦当予以自新之路云云。
周游列国计图再举
余赴日本，途中停船，记者及日本民党人，必登船访问，均由唐桂良接待。迨抵东京，迎接者亦众，盖因黄公克强已先事派员准备也。各地革命党之失败者，均次第到日本，而中下级军官尤多。余乃以携带之十余万元，交李根源、殷汝骊经管，并得日本民党为助，创办一浩然庐及法政学校。当时陈铭枢、钱大钧、胡俪笙、林汝涵、李明扬、卓仁机等，均肄业焉。余谒总理及黄公克强后，即作赴欧洲留学之准备。复到长崎旅馆稍住，因其时先慈已到长崎，遂昏定晨省，略尽十年游子之心。住此数日，警察时来探视，明为保卫，暗则监视。余急欲赴欧，而海面无船至，嗣得一赴南洋之海船，遂登舟与之交涉。船长曰：“视先生非常人者，欲乘我舟，必有故。”余乃给名刺，示敬意。船长迎入，盖头山满之友，故晤淡甚欢也。舟行一日余，抵香港，仍到日本旅馆投宿。即为日本领事所知，飞电报告日政府，日政府电长崎警察，谓李烈钧何在？警察答以仍在长崎。示以港电，该局乃爽然若失焉。
出港换大船，行过南洋各地，为侨胞所知，来谒见者极踊跃。余一一接见，遂在槟榔屿稍住，赴各处书报社欢迎会，鼓吹革命讨袁。盖南洋各地，自总理孙公及胡汉民、廖仲凯（恺）诸公莅临后，侨胞爱国热度日高。若林义顺、陈声政、陈声民等，皆最热烈份子。招待至为殷勤，用款亦尽量供给（后声政以处境恶劣，受外人种种压迫，竟抑郁死。
孙中山于1908年4月17日致函槟榔屿同盟分会会长邓泽如，望火速筹款接济钦、廉、上思起义军。图为孙中山函原件。
移葬闽南，余书“伟人墓”三字建之）。数日后，复换轮赴欧洲，同行者有马素夫妇及陈炯明诸人。途中曾至印度加尔各答，游访各名胜古迹，及其习俗、政治等项，顿觉世界文明如此，进化如此，犹有未彻底解放之民族存焉，可慨也。该地华人颇多，民党占多数，王志远偕同志数人来迎。余勾留旬日，复登轮经哥伦布、红海，未登陆，达苏伊士运河。游埃及金字塔，其建设之伟大，可谓“观止”！
过地中海时，见意大利火山喷火颇猛烈。因船行甚速，不久即到马赛海角停泊，乘车迳赴巴黎。车行急速，车中妇孺多呕吐，余亦头晕。途中无伴，而体力亦不如昔年，心摇摇如悬旌。乘客中有给余安神药片者，服之稍安，旋抵巴黎。余初至此，诸事茫然，日夕坐卧旅舍。幸张继、吴弼刚诸友，久住法国者，时相过谈。余亦急欲学法文，又登报觅住处，并申明须有家助，而又有教授法国语言者。数日间，远近回讯百余起。余见巴黎繁华美丽，初到此间，恐不易处，乃生乡居之念。因特往风甸补诺访张继，继乃偕余至乡间僦居。除日夕学法语外，惟随各友游，或登铁塔，或参观拿破仑墓，或至伟人墓。至伟人墓时，有一老者与余语，余不明究竟。老者复指墙壁所悬之画，询余曰：“君知此为谁乎？”余见画上一人，跨马披氅，威风凛凛，作急行状。余茫然，同行留法学生低声告余，忽必烈也。余乃大声答之，此忽必烈也。老者曰：“然。昔日东方人，尚欲征服欧洲，今时贵国反时被人轻侮。我见贵国留学于欧洲者渐多，能无愤乎？”尔谢其盛意而出。拿破仑墓建筑极伟大，凡各国游巴黎者，必往谒焉。余居法数月，颇解普通语，乃进而研究军事、政治、外交。所用语既得其门径，遂开始结交政府国会诸贤达焉。
当余之出国赴欧也，犹冀袁世凯所欲既偿，野心渐戢，讵知其帝王思想，日益猖獗。犹忆世凯为北洋大臣时，有诸暨蒋观云先生，撰《帝王思想论》，登诸《新民丛报》，其秘书长（李国珍）见之，以报示世凯。世凯睹之愕然，谓李曰：“请君为我访之来。”李乃衔命赴申，遍访始晤，强之同赴天津。世凯与语大悦。观云更申其所持意见，世凯踌躇曰：“颇难领教。”观云愤然曰：“竖子不足与谋！”拂袖而去。在今日言之，倘世凯当时能接受观云之意，余料当时国人或能容忍。惜其不能取天下于满清之手，而乃欲夺之已成立之民国，愚矣。
同盟会诸贤，以世凯怙恶不悛，日甚一日，咸思回国声讨。总理尤深憾之，欲派余赴云南筹商大计。其时余尚在欧洲，颇以过安南，必得法政府之援助为虑。适德国开博览会于莱茵河，乃往参观。抵其处，则第一次欧战正爆发，余乃急渡伦敦。时中国革命党员，遇事恒请教于吴稚晖先生。余所派出诸生亦如是。某日余偕何子奇、王有兰、李明扬、卓仁机等数人，复请吴先生到海德公园叙话。先生按时而至，余急问曰：“欧洲大战爆发，东方必将有事，我等应如何？”先生曰：“日本与袁世凯必有勾结。君等皆系军人，自应速回东方。我乃无政府党，欲在西方，拭目以俟机会，愧不能同行也。”余乃决定偕数人东返。
是时余旅外日久，资用乏绝，旅费维艰，幸初至巴黎时，曾以随带之款，接济张人杰所开之通运公司。此时张继乃商人杰于无可设法之中，筹得旅费若干，遂得由马赛购票登轮，向东方进发。途中无风，
上海外滩的德国总会，1907年建，砖木结构，具折衷主义建筑风格。
海平如镜，船行甚速，同行并有总理洋文秘书马素、韦玉二人。马母英籍，韦母法籍，故各精母籍文字。韦在法更为各报撰文，宣传中国状况，法国人士多信仰之。余在巴黎，约其同返东方。船到西贡，欲登岸假道安南赴滇，乃为当地海关所阻。虑吾等为亲德者，将同行诸人，禁闭一暗室。韦玉见余，愤慨语余曰：“君无忧，我自有锦囊在，此虽大事，不难解决。”遂在身边取出小巴黎日报一张示余，载有余在法时，发表友法反德演讲词一篇，并印有余之小照。韦玉乃持此向海关当事人交涉，且谓我等乃东方伟人，何得如此无礼？海关诸人皆大惊，即与韦玉握手为礼者再，立命设宴洽待。余方私庆，可以依计划通行，而海关复来一职员谓余等曰：“欧战方酣，欲过此赴滇，终不可能。下午即有船到，或仍赴西方，抑赴香港，请速自决。”余等卒以交涉无效，乃商定赴港，于跑马地租屋一椽，暂憩焉。于此益感外人压迫之非礼，民族解放工作愈觉切迫需要不容缓也。
护国之役
余既侨寓新加坡，各方消息，颇称灵捷。佥以北京形势，日益紧张，袁氏帝制阴谋，日益显著，其称帝日期，亦已确定，王公爵位，分别内定，实不能再事优容。总理亦时以函电相示，余乃决作入滇之计。其时革命党同志，如李根源，程潜、林虎、龚振鹏、熊克武、但懋辛、方声涛、陈泽霈、曹浩森诸人，均在南洋。因商诸声涛，率学生邹以庄、周汝康二人先行。声涛既达滇境入昆明，密隐于骑兵教官黄毓成家。初，声涛在讲武堂任教官时，宣传革命，已深得诸生之信仰。是时诸生，闻方教官至，群来探视问讯。声涛告以余等在港，即行来滇，主持一切，特推我（声涛自称）先来，与诸生接洽耳。诸生大喜。盖其时诸生中，担任营长职务以上者，已有多人，即欲发动锄奸，而特别班学生李根潭（根源弟），尤为慷慨激烈。声涛并告以全盘计划，请少安以待余。
余见形势日迫，遂率陈泽霈、曹浩森、吴吉甫、周世英、韦玉等，乘舟至海防转河内。见岸上满布法警，韦玉叩其故，则云为保护李将军也。因张继在巴黎，曾商清法内阁，电河内总督，加以保护。余等入滇，侨胞闻讯，立即通知河内阅书报社，余等乃入侨胞所准备之法国酒店憩焉。
越二日赴老开。余以为至此，沿途当无阻碍矣，乃河口关监督，闻余等至，即密电唐督继尧请示。居数日，正拟兼程前进，而监督来语余，谓“唐公无电来，请先生勿孟浪过关”。余闻而讶之，因思此行，于中国前途，关系极深，乃作破釜沉舟之计，手拟一电致唐督，略谓：“此来为国亦为兄。令到老开已多日矣，三日内即闯关入滇。虽兄将余枪决，向袁逆报功，亦不敢计也。”此电发出，翌晨监督复来，出唐督来电，略云：“良朋远至，将莅昆明，造福至大，匪可言宣。尧喜迎公，特不敢预有表示，兹派舍弟继虞躬迎，愿稍候之。”有顷，继虞果来谒余。次晨即由老开登车过河口，则关监督已率军警鹄候矣。
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号任公，别号饮冰室主人，广东新会人。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学者。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启蒙思想家、资产阶级宣传家、教育家、史学家和文学家。戊戌维新运动领袖之一。康有为弟子。清光绪十五年（1889）举人。遗著有《饮冰室合集》。右图为梁启超书法。
既到昆明，方声涛约黄毓成、罗佩金诸友，率讲武堂学生多人，到站迎接。余下车迳至圆通街黄邸。少顷唐继尧来访，与谈论国内大势甚详，叠次协议起军出动计划，并知蔡锷已脱险出京，行将入滇，声涛语余曰：“先入关者王之。松坡健将，又为梁任公高足弟子，如来滇宜与团结。”于是秘密部置一切，并嘱秘书长钟动先拟讨袁檄文（附件一），数袁二十罪状。世人佥谓文笔雄健，虽陈琳为袁绍讨曹氏，骆宾王为徐敬业讨武氏诸檄文，无以过也。虑事或中变，乃急以檄稿密寄香港李根源。根源当夜送各报馆登载。一时传播全国，谓李烈钧已发动讨袁矣！此民国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事也。
嗣蔡锷抵昆明，梁启超亦继至。启超趋晤继尧，继尧以余之檄稿示之，启超见有语及共和党者，立握笔删改。继尧就商于余曰：“兄送来檄稿，梁先生略有修饰，兄意如何？”余曰：“此稿数日前，已寄印泉在港发表。梁先生纵有斟酌，恐亦为时间所不许矣！”（梁启超并未到昆明，所记误）
蔡锷既至滇，乃会商编组护国军。以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出川，余以（与）唐继尧分任第二、三军总司令出湘、桂，程潜为湖南招抚使，旋推为湖南军总司令。
次日，余筹设总司令部于忠烈祠，以何国钧为参谋长，钟动先为秘书长，方声涛、张开儒为第一、二梯团团长，赵德裕为副官长（旋以杨益谦继之）。
蔡锷率第一军出发时，彩云覆天，余率第二军赴蒙自时，南风薰发。《易》曰：“云从龙，风从虎，圣人作而万物睹。”滇人见异徵大悦。余到蒙自后，何国钧即以编军为请，且谓饷械自筹，余允之，遂给以第二军续进军司令名义。过狗街子时，杨益谦亦要求募军，谒余曰：“云南之兵，以此地为最。老师今既过此，不可坐失良机。”余乃以第二军补充团团长任之，并发九响枪，全数饷二万元（嗣后到粤，此团果建大勋，余乃叹益谦之言为不虚也）。复命张开儒率部先行。时袁世凯有四面攻滇之策，桂边一路，即由龙觐光率师进犯。余得报，命开儒就近歼灭。相遇于罗平、皈桥之间，大破之。龙觐光者，龙济光之弟也。济光为袁氏死党，且曾受伪爵，徒以余所部一再战胜，乃伪称独立，加入护国，以缓我师。余洞烛其奸不为动。
越数日，余领大队向广南进发。经过之地，瘴雨蛮烟，幕中人多不能耐，命副官余德辅等急施防瘴工作。沿途民众，有设香案、焚檀香、备茶点迎送者，均优给现币赏之。其时李根源已偕岑春煊到广东肇庆，成立军务院，春煊任都司令，根源任都参谋长，梁启超任都秘书长，章士钊、周少怀诸贤，均在其幕中（此时军务院尚未成立，当指两广都司令部。岑春煊任都司令，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组织初颇严密，西南各省，亦重视之。但因无实力，指挥不灵，尤以广西陆荣廷，不接受军务院之任何命令。根源知余到广南，乃一日数电，促余速东出。余亦电请唐督增援，唐督乃以东出在途之挺进军司令黄毓成部改编，加入第二军，由余指挥。余方准备起程，欲声涛暂驻滇中，肃清觐光之残余部队，时高登尔在声涛处任参谋长，颇有策划，其意盖欲注重取得闽浙也，故不受磋商，而似甚负气者。会黄毓成奉令兼程由黄草坝来，因与声涛商战略未决，颇负气，余亟慰劝之。乃一面令声涛肃清龙部，而自率干部人员迳行东出。其干部人员如另表（附件二）。
皈桥既克，全军先后达桂境。钟动谓此为绿林豪杰陆荣廷等根据地，宜具戒心，余乃密令各长官，过境严加防范。是时陆荣廷援湘在途，闻湘（滇）军东出，恐侵桂，乃星夜驰返，驻师南宁。余军适由百色雇民船抵此，有海关职员盘查，对械弹人数尤繁絮，并嘱速造表报告荣廷。军中闻言咸鼓噪，旅长朱培德闻之大怒，谓钟动曰：“先攻广西，扫除障碍，再下广东如何？”动曰：“计虽善，但须军长决之。”语未竟，林虎策马飞驰而来，连声呼曰：“不可误会，广西政府与护国军系同一旗帜者。”语毕即驰去，复语曰：“旦日不可不早自来谢。”余意林虎为武备同学，又曾隶属于赣督者，必无恶意，翌晨余即往访荣廷。而虎已先在，坐定略言昨日之误会，尽欢而别。回船后立命启碇东进。舟行日余，达肇庆。根源知余等到，约同院中诸人来访，遂暂驻龙母庙。
岑春煊者，西林人也。在清季任两粤总督，为人耿直古戆，甚合岳武穆“文官不要钱”之训诫，故余亦乐与合作。次日往谒，并访诸友，梁启超亦在座。余私询根源：“护国义举，安用保皇党为？”根源曰：“公弗责之甚，渠行将去此。”越三日则闻启超已离肇庆矣。根源为政学会首领，时论少之，殊未知根源于民国固有殊勋也。
粤督龙济光本袁党，特伪称独立，以图固位，闻余军至粤境，亟谋抵抗。余遂由龙母庙出师，集中清远，命师长张开儒攻韶关帽子峰，韶关镇守使朱福全，闻炮声逃走。粤人所演“李烈钧三炮定韶关”之剧者，盖指此也。复命曹浩森守南雄防赣军，续命师长方声涛率旅长朱培德攻源潭，旅长盛荣超攻新街，均克之。继攻江村潖江口时，河水暴涨，交通阻隔。余见潖江口十余日不下，乃选派敢死队一营，搭浮桥直冲战地，大破之。龙军退大良，余遂乘胜调左翼盛荣超攻白云山，右翼朱培德攻石井兵工厂，龙不能支，急电乞援。袁世凯乃派王芝祥南下议和，龙走琼崖，粤省遂定（以上所述，实为袁世凯死后之事）。秦失其鹿，天下共逐之，其时陆荣廷遂率师到粤，主持粤政。
是时第一军蔡锷，苦战于川省，川中军民次第响应，如刘存厚任四川护国军，熊克武任招讨使，陈泽霈任巡阅使，驻防川境之第十六混成旅冯玉祥部，暗中与蔡联络，军事日有进展。乃召集南北各军将领，开大会于大洲驿。四川督军陈宦，总参议刘一清，十六混成旅冯玉祥，北军前敌总司令张敬尧，或自列席，或派代表参加，共推蔡锷为元帅，有直捣黄龙之决议（蔡锷召集南北各军将领会议，史无记载，当系传闻）。时世凯因各省独立，各路护国同志军，风起云涌，知大事已去，忧郁成疾。陈宦本其死党，方倚若长城，乃亦背之，愤极病遂笃，未几暴卒。传曰：“多行不义必自毙”，信夫。
附件一护国军政府讨叛誓师文
维中华民国五年元旦，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檄曰：
盖闻辅世之德，笃于忠贞，长民之风，高于仁让。使枭声雄夫，野心狼子，逞城狐之凶姿，弄僭窃于高位。则我皇王孝孙，并世仁贤，谊承先烈，责护斯民，哀恫郁纡，成兹愤疾，大义敦敕，谁能任之！
国贼袁世凯，粗质曲材，赋性奸黠。少年放僻，失养正于童蒙；早岁狂游，习鸡鸣于燕市。借其鸣吠之长，遂入高门之窦。合肥小李，惊其谲智，谓可任使，稍加拂濯，遂蒙茸泽，起为雄狐。不意其浮夫近能，浅人侈志，昧道懵学，骋驰失轸，遂使颠蹄东国，覆公以招虎狼；狡诈兴戎，缺金瓯以羞诸夏。适清廷昏昧，致逃刑戮。犹复包藏秽毒，不知愧耻；殚其暮夜之劳，妄窃虎符之重；黄金横带，卖孱主于权门；黑水滔天，引强敌以自重；虽奸逆著明，清廷已知，犹潜伏戎羽，隐持朝野。
降及辛亥，皇汉之义，如日中天，浩气扬飞，喷薄宇宙。风云飚沛，集兴武汉之师，士马精妍，远响东南之鼓。造黄龙而会饮，纳五族于共和。大势坌集，指日可期。天不佑华，诞兴贼子。蠢彼满空，引狼自庇。袁乃凭借旧恩，攀援时会，伪作忠良，牢笼将卒，胁逼孤寡，夺据朝权，复伪和民声，迷夺时贤，虚结鬼神，信誓旦旦，懦夫惧戎，过情奖许。维时南京渠帅，实亦豁达寡防，隳彼奸计，倒持太阿，豢此凶逆，迨大邦既集，威势益专，遂承资跋扈，肆行凶忒，贿奔虺蜮，棋布阴谋；毒害勋良，谣惑众志；造作威福，淆撼国基；背法衅民，破坏纲纪。
癸丑之役，遂有讨伐之师，天未悔祸，义声失震，曾不警省，益复放横，骄弄权威，胁肩廊庙，是以小人道长，凶德汇征。私托外援，滥卖国权，杀害民党私更法制；纵兵市朝，威持众论，布散金璧，诱导官邪。冀以其积威积恶之余，乘世风颓靡，廉耻灭殁之后，得遂其倒行逆施，僭登九五之欲。故四载以还，天无常经，国无常法，民无定心，官无定制，丹素不终朝，功罪不盈月。游探骄兵，睚毗路途；贪官污吏，渎乱朝野，以致庶政败弛，商工凋敝。犹复加抽房亩，朝夕敛征；假辞公债，比户勒索，淫刑惨苛，民怨沸腾；凶焰所至，道路以目；此真世道陵夷之秋，天人闭隐之会，四凶之所不敢为，汤武之所不能宥者矣！
维皇汉九有，奠安东陆，时流漂荡，越在邅迍。缅维祖德，孰敢怠荒？复我邦家，义取自拯。故辛亥之役，化私为公，志在匡时，道惟和济。袁乃睥睨神器，妄欲盗窃。内比奸邪，既多离德，外遂孱隤，甘为犬豚；是以四郊多垒，弗知惭悚；海陆空虚，弗思整训；材用匮竭，弗事劝来；健雄失养，弗兴学艺。室如悬盘，野无青草，犹复养寇外蒙，削国万里，失驭东鲁，屡堕岩疆。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青徐有包羞之妇。扼我封疆，揕我心腹，皇皇大邦，苛为侮戮，日蹙百里，媚兹一人，此尤我侠士雄夫所腐目切齿，惊惧忧危而不可一朝居者也。
夫天道建干，义维精一，在德则刚，制行为纯，故士不贰节，女不贰行，廉耻之失，谥曰“贱淫”，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自民族国家，威灼五陆，雄风所扇，政骛其公。国竞以群，是以干德精刚，宜充牣里闾，洋溢众庶，旁魂沆瀣，蔚为骏雄。故辛亥之役，黜君崇民，扬公尊国，所以高隆人格，发扬众志，义至精而理至顺，故虽旧德老成，去君不失忠，改官不解，节，袁氏身奉先朝，职为臣仆，华山归放，仅及四纪，载瞻陵阙，犹宜肃恭，故主犹存，天良安在？顾藐然此槽枥余生，不自揣量，妄欲以其君之不可者而自为其可。是何异饬马牛之骨，扬溲勃之灰，以加臭乎吾民，以淫污乎当世？而令我名公先德，皆为其贱淫，白璧黄金，渲其瑕秽，此尤我元戎巨帅、良将劲卒、硕士伟人所同羞共愤，深恶痛绝而不能曲为之宥者也。汇此种种，袁氏之恶，实既上通于天，万死不赦。军府奉崇大义，慨念生民，谨托我黄祖威灵。恭行天罚，辄宣兹义辞，告我众士，招我同德。今将历数其罪，我国民其悉心以听？
夫国为重器，神严尊惮，覆载所同。建国之始，义当就职南京，明其所受。袁乃顾影自惭，妄怀畏惧，阴纵部兵，称变京邑，用以要挟国人，迁就受职，使国权出于遥授，玩视国家之尊严。其罪一也。活佛称异，势等毛羽，新国既成，鼓我朝锐，相机挞伐，举足可定。袁乃瞻顾私权，妄怀疑忌，全国请讨，置不听从，迁延养敌，废时失机，授他邦以蹈隙纵刃之间，失主权于外力纠纷之后。遂失蜿蜒巨嶂，弃此南金，万里边城，跃马可入；贻宗邦后顾之殷忧，损五族雄飞之资望。其罪二也。政体更新，荡涤瑕秽，私门政习，首宜改选。故内阁部首，须获议院同意，所以树公政之础，明众共之义。袁乃病其严责，阴图放佚，于第一次内阁联翩去职之后，尽登宠，嗾使军警，围逼议员，索责同意，用以示威国人，开武力政治之渐，使民意机关，失其自由宣泄之用。其罪三也。国有大维，是曰“法纪”，信守不正，溢为“国疑”，乱政亟行，于焉作俑，故侵官败法，为世大诟。袁为元首，尤宜凛遵，乃受事未几，即不依法定程序，滥用政府威权，诬杀建国勋人张振武，使法律信用，失其效能，国宪随以动摇，政本因而销铄，其罪四也。
国宪之立，系以三权，共和之邦，主体在民，立法之府，谊尤尊显。地方之级，制实虚冗，建国除秽，亦既罢黜。袁乃急欲市恩，妄复旧制，不俟公决，辄令以行，使议院立法，失其尊严，国权行使，因以紊乱，其罪五也。财政担负直累民福，外债侵逼，尤伤国权，议案成立，特事严谨，众院赞可，宪尤着明。袁乃私立外约，断送盐税，换借外资二千五百万磅，厉民害国，不经众院，暖昧挥霍，不事报闻，蔑视通宪，为逆已甚。其罪六也。国有元首，政俗式凭，行系国华，止为民范。袁乃知除异己，不自爱重，阴遣死士，狙杀国党领袖宋教仁，以元首资格，为谋杀凶犯，既辱国体，且贻外讥，国家威严，因以扫地。其罪七也。共和之国，建础为公，民意所在，亦曰“圣神，”百尔职司，义宜退听。国会初立，人民望治，袁恐政治严明，不获罔逞，乃私拔国帑，肥养爪牙，收买议员，笼络政客，用以陷辱国体迷夺众情，使议政要区，化为捣乱之场，法案迁延，借作独裁之柄，其罪八也。元首登选，国有常经，揖让讴歌，盛德固尔，抑共和定疑，国宪崇废，悉于是觇，世法凛凛，斯为第一。袁于临时任满，正式更选之际，鄙夫患夫，至兵围国会，囚逼议员，使强选总统，以就己名，致元首尊官，成于劫夺，共和大宪，根本动摇，国是益以危疑，后进难乎为继。其罪九也。国民代表职司立法。非还诉民意，毋得继阏。袁于总统既获，复虑旁掣，辜恩反噬，遽为枭獍，乃假托危词，罗炽党狱，滥用行政权，私削议员资格，用以酖杀国会，并吞立法部使建国约法，由是推翻，元首生身，等于孽子。其罪十也。国家组织，法系严明，“苟非选民，焉能造法”，袁于戕杀国会之后，妄以私意召集官僚，开“政治会议”、“约法会议”，冒称民意，更改约法，摹拟君主，独揽大权，使民国政制，荡然无存，澔汗新邦，悬为虚器。
其罪十一也。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时风所迁，民强则兴，发挥群能，腾达众志，公私权利，宜获敬尊。袁乃倒行逆施，黜民崇吏，既吞立法，复尽灭各级地方议会，密布游探，诬报党狱，良士俊民，任意捕杀，人民权利，全失保障，致群黎股栗，海外寒心，毒吏得以横行，民业日以凋瘁，民力壮盛，有若捕风，国势颓隤，益以卑下。其罪十二也。国局始奠，海内虚耗，财用竭蹶，义宜根本整理。袁乃专事虚缘，日以借债政策，利诱他邦，为私托外援之计，断送利权，绝不顾惜，逐鹿争臭，坌集庙朝，遂妄以中北二部横断铁道，分许他人，惹起国交之猜嫌，增益宗邦之危难。其罪十三也。欧陆战争，义宜严守中立，及时奋进，袁乃内骄外謏，折冲无状，既反复狼狈，贻羞东鲁，复徘徊雌伏，巽立要盟，失蒙满矿权，至于九处，承他邦意旨，发布誓言，辱国辱民，倾海不涤。其罪十四也。民族虎争，领土强食；外债毒国，既若饮酖；竭泽万民，何异自杀？袁于欧战既发，外资猝断，乃专事掊克，内为恶税，房亩烟赌，一再搜刮，复先后发行内国公债，额逾万万，按省配摊，指额求盈，小吏承旨，比户勒索，等于罚锾，致富户惊逃，闾里嗟怨，国民信爱，斫丧无余，神州陆沉。殷忧可畏。其罪十五也。生利致用，民贵恒有纵博浪游，谥曰“败予”，盗贼充斥，此为厉阶，修政明刑，首宜致谨。袁乃纵容粤吏，复驰赌禁，使南疆富庶之区，负群盗如毛之痛。
苛政猛虎，同恶相济，清乡剿杀，无时或已，政以福民，今为陷阱。其罪十六也。烟害流毒，久痼华族，张皇人道，仅获禁约，奋厉阏绝，犹惧不亟，袁乃餂其厚获，倚以箕敛，宠登劣吏，设局专卖，回放官烟，飞扬淫毒，失信害民，辱国贻讥。其罪十七也。民权政治，积流成海，国家公有，炳若日星。世室旧家，且凛兹盛谊，汲汲改进；华族后起，方发皇古训，追踪世法，断头流血，久而后得。大义既伸，迕则不忠，乔木既登，返则不智。袁乃身为豪奴，叛国称帝，监谤饰非，炰烋求是，狐假虎威，因以反噬，使凶德播流，戾气横溢，妖孽丧邦，甘为祸首。其罪十八也。《易·象》系天，筮曰“无妄”，圣学传经，谊惟“存诚”，故忠信笃敬，保为民彝，衍为世德。袁乃机械变诈，崇事怪诡；貌为恭谨，潜包祸谋；秘电飞辞，转兴众口，涂刍引鹿，指称民意，欺世盗名，载鬼盈车；背誓失言，日月舛午，使道德信义，全为废词，民质国华，尽量消失。其罪十九也。硕德良能，民望所归；公道正义，人理所维。袁乃利诱威胁，爵饵璧谋，预拟推戴劝进之书表，嗾使蝇营狗苟之党徒，托盗高名，自称“代表”，恍如优剧，俨若沐猴。强辱我民，求肆盗欲，丧心病狂，廉耻泯灭。其罪二十也。
维我当世耆德，草野名贤，或手握兵符，风云在抱；或权领方牧，虎贲龙骧；或道系乡间，鹤鸣凤翱，细瞩理伦，横流若此，起瞻家国，悲悯何如！凡属衣冠之伦，幸及斯文未丧，等是邦家之主，胡堪义愤填膺。谯彼昏逆，洵应发指，修我矛戟，盍赋“同仇”。书到都府勋耆，便合聚众兴师，郡邑子弟，各整戎马，选尔车徒，同我六师，随集义麾，共扶社稷。昆仑山下，谁非黄帝子孙，逐鹿中原，会洗蚩尤兵甲。
军府则总摄机宜，折冲外内，张皇国是，为兹要约曰：凡属中华民国之国民，其恪遵成宪，翊卫共和，誓除国贼。义一。改选中央政府，由军府召集正式国会，更选元首，以代表中华民国，义二。罢除一切阴谋政治所发生不经国会违反民意之法律，与国更始义三。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实行代议制度，尊重各级地方议会之权能，期策进民力，求上下一心，全力外应之效，义四。采用联邦制度，省长民选，组织活泼有为之地方政府，以观摩新治，维护国基，义五。建此五义，奉以纲维，普天率土，罔或贰忒。军府则又为军中之约曰：凡内外官吏，粤若军民，受事公朝，皆为同德。义师所指，戮在一人，元恶既除，勿有所问。其有党恶朋奸，甘为逆羽，杀无赦抗颜行，杀无赦；为间谍，杀无赦，故违军法，杀无赦。如律令。布告天下，迄于满、蒙、回、藏、青海、伊犁之域。中华民国护国军政府都督唐继尧、第一军总司令官蔡锷、第二军总司令官李烈钧。
附件二护国第二军干部人员姓名简表（不能记忆者从略）
护法及讨龙援赣诸役
民国六年春，张勋统定武军驻徐州，兵势雄厚，虽饷糈出自民国政府，而所部官兵，均仍垂辫，军服亦如清制。是时黎元洪为总统，惮其悍不之问，而各省督军，且深相结纳，张益为所欲为。会段祺瑞为国务总理，与黎不协，授意皖督倪嗣冲等，策动倒黎，攻击国会。倪即与张勋等，召集直、鲁、豫数省督军会议，——即所谓督军团会议。会后，发出通电，拥段倒黎，并将倪之部队，开在杨柳青，曹锟部队开至长辛店，实行武力驱逐。
然黎不下野，并派伍廷芳代理
总统选举会颁给黎元洪的证书
爱新觉罗·溥仪（1906年2月7日—1967年10月17日），生于北京什刹海边的醇王府，是道光皇帝的曾孙，光绪皇帝胞弟载沣的长子，清朝最后一位皇帝。其为清朝皇帝在位时年号“宣统”，通称宣统皇帝（1908年—1912年，1917年7月1日—12日）。其在伪满洲国皇帝位时年号“康德”，又称康德皇帝（1934年—1945年）。左图为1908年3岁的溥仪登基；右图为1917年张勋复辟时，溥仪再披龙袍，登基继位。
国务总理。段在津见此形势，战则为国人所不许，罢则无所收获，乃与段芝贵、雷震春等计议，请出张勋，以为调停。适黎亦欲引张抗段，张乃乘机电请黎解散国会、以弭兵祸。黎初不以三不主义答复之，即不解散国会，不签字、不怕死，乃未数日，竟全食其言。张遂至京。其时幕中，惟有南昌陶家瑶一人，不以张之办法为然，张不听，并先密电康有为。康抵京，即寓张宅，与王士珍、江朝宗、吴炳湘、陈光远等密议，迎定武军入城，并告以复辟之计，王等畏张威不敢抗。张遂于七月一日，率王等数十人，清服入清宫，拥溥仪登极，是为复辟之变。
是时张遣、梁鼎芬等多人，说大总统黎元洪。黎峻拒，立电全国，出师讨贼，并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而自率武官数人离公府。总理时方在沪，整理党务，闻讯以张勋、康有为叛国，立电各省，出师讨贼。各省纷纷响应。段祺瑞亦誓师马厂，通电过逆。浙督杨善德，直督曹锟，及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亦均电告出师，声势大振，并即与张部接触。十二日张部不支遂降，复辟之变亦平。
段祺瑞以讨复辟功，实任总揆，愈益骄恣。以前提对德宣战案，国会未予通过，衔之甚，乃背约法解散国会，召集临时参议院。黎元洪被迫辞职，法制规模，突告中断。举国震动，纷起反对。云南、广东、广西、四川、湖南等省，先后宣告自立。总理在沪，立与海军总司令程璧光、第一舰队司令林葆怿商南下。程、林等遵令通电全国，以“拥护约法”，“恢复国会”、“惩办祸首”三事自矢。总理遂于次日率程、林及余并第一舰队赴粤（李烈钧实际于孙中山南下时已到广州）。
国会自经段祺瑞非法解散，相率抵沪，议集非常会议商国是。总理率舰队南下护法，乃赴粤开非常会议，决议组织军政府，推总理为“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总理以义不容辞，遂于九月一日就职（孙中山就职时间为九月十日），并设各部，置总、次长。余被任为参谋总长。大元帅就职后，发表命令及宣言，声段祺瑞等背叛民国之罪，下令讨伐。是为护法之始。
国会虽集会广州，而派别纷岐，鲜有建树。维时政学系之势甚张，其领袖岑春煊桂人，与广东督军莫荣新尤接近（荣新亦出身绿林者）。
两广巡阅使陆荣廷，又率桂军入粤，对军政府多方掣肘。总理悉与优容。莫等不悟，迫益亟，甚且指大元帅府卫队为匪，捕杀之。总理不能忍，乃命同安、豫章两舰炮击督署及观音山。时林虎驻军江防署，莫荣新令其炮击兵舰。虎以电话告余，余戒之曰：“总理创造中华民国，举世钦仰，一切言行，余等皆应拥护。总理到粤，而地方政府不受命，此曲在地方政府，总理令炮舰轰击观音山，实地方政府有以致之。兄虽奉令还击，万望慎之，毋贻后世羞，而为同学所唾骂。”言已，虎仅列炮为备而已。虎与余为江西武备学堂同学，曾与余同参预湖口起义之役，具有血性，交谊尤笃，然亦总理大无畏精神，有以镇抚之也。莫虽稍戢，而衔军政府益深。于是有桂系密谋改组军政府，分设七总裁之举。总理乃离粤赴沪，而命余组织援闽靖国军，以滇军第三、第四两师为基干，并增编混成支队组成之，指挥部驻广州。
是时，段以傅良佐督湘，图南犯。九月十八日，湘军笫二旅旅长林修梅、零陵镇守使刘建藩宣告湘南独立，二十五日，程潜至衡阳，被推为护法湘军总司令。段命王汝贤、范国璋等，率师往攻，与湘军战于萱州河。相持两月，卒碎段军，进克长沙，傅良佐遁。惟段部李奎元、卢金山，孙传芳等，犹踞岳阳。冬，程率湘军往讨，战于白湖荡，大破之。段遂去职。不逾月，复藉参加欧战，借日款，重柄政，以曹锟、张敬尧、张怀芝、吴光新、张作霖等军，分五路犯湘。程以湘军暨桂军合力御之。左起羊楼峒，右至萍乡，战线亘千余里，鏖战月余，覆张怀芝军于攸醴。乃以刘建藩阵亡于株州，前锋不支，因弃衡阳，退保郴、永，长、衡诸郡遂同陷。余因湘、陕各省，相继自主，曾电致西南各省，对军事、政治，有所建议（附件一）。
余既负责援闽，乃定计进攻闽、浙，派第四师伍毓瑞旅乃夏述唐所部混成支队，先头出发，集中潮、梅，并派海军数艘同行，以壮声势。其集中计划如次：（一）伍旅同仁大浦之线；（二）夏旅黄冈附近；（三）朱旅杨团潮汕附近，并饬伍旅先将主力移驻梅县，待命进攻。同时派参谋长成桄率补充兵及警卫大队续进。时刘志陆军汕头，对本军阳为周旋，意叵测，余为从速攻闽计，电饬伍、夏两旅，迅速集中，勿久留汕，并派成桄兼任本军中央军司令，在余与方军长声涛未至以前，得指挥潮汕各部队。
时陈炯明已抵汕，而余正策划讨龙济光，乃电伍、夏切实与陈联络，协同作战，颇有进展。比方军长抵汕，与陈炯明稍有隔阂，余电陈调处之。嗣以为时数月，互有胜负，余亦讨龙援赣，南征北伐，军书旁午，乃电伍廷芳、林葆怿两公，有所建议。（附件二）时已民国七年七月矣。
是时段以闽督李厚基为护法军攻击，呼援甚急，乃命第十六混成旅旅长冯玉祥部援闽，行抵浦口，停兵不进，后又调援湘西。冯军行至武穴，乃通电主和，呼吁停止对内作战。此釜底抽薪之举，对南方革命军事，极有助益。
七年春，龙济光冀燃死灰，由琼崖兴兵犯顺。我方初未之备，故遂长驱直入，连陷多县，凶焰甚张。余奉命移师讨龙。乃编组四军，以靖国军及滇桂粤派遣军组成之，由李根源、林虎、魏邦平、刘志陆分任各军总司令，朱培德为梯团长。克期出发，分四路抵御，并规定作战计划，电令遵照（附件三）。未几收复恩平。
时林虎所部在阳江与敌作战失利，恩平兵单，退守待援。余乃令滇军向正面进剿，林部则由开平、恩平中央地区，突击逆军左侧背。旋复电授方略，令前线各军实行（附件四）。余即进次恩平，策划攻守。部署既定，各军依照计划挺进，不旬日遂下阳江，追击前进。余电复林葆怿，派舰协剿，士气益振。并进次阳江，指挥各军，乘胜长驱，敌乃望风逃窜，遂下电白。余复电授机宜（附件五），督令速进，信宜、茂名、水东相继收复。敌退雷州，我军乘胜进攻，连破之。敌不支，有继续退窜琼崖势。是为讨龙之役，计作战期仅两阅月也。
是年四月，北军仍本“武力平南”政策，企图侥幸，复派兵由赣省犯我粤北南雄。我军未能固守，退始兴。余复奉命移讨龙军援赣，因酌留部队防龙，徐图进攻，而移一部北进。并预定作战计划：（一）靖国第三军佐中路，由南雄方面攻赣；（二）靖国第四军主力任左路，由南雄、始兴以北地区，压迫赣州后路；（三）护国第二军及桂军一部任右路，由英德、翁源捣虔南攻赣州；（四）潮汕军派一得力支队，由梅县捣宁都；（五）靖国第四军一部，并警卫团及赖营，在韶英策应。余以南韶为西南作战中枢，关系重大，乃由广州移重炮及各种器材运韶。余亦于五月三日出发韶关。
时衡阳、潮州方面，各友军作战，颇称得手。余乃拟定方案，电西南各省及援赣各军征同意。（附件六）会湘南联军，克复攸县，歼敌达二师以上，余以收复南雄，攻入赣州，机不可失，遂令各军迅进。是时赣南之敌，以龙逆既平，不敢深入，我军正以三面包围形势，压迫赣南宁三属，敌遂纷纷窜南安。余乃令各军分路取崇义、宁都，捣赣州后路，并电驻汕伍毓瑞旅，派一部驻梅协攻，旋下攻击命令（附件七）。六月三日，第一军遂克南雄，敌退南安。此时倘乘胜进取，赣南唾手可得，乃二、三两军，顾虑粤局，行动稍迟，以致退赣之敌，倾全力再犯南雄，赣州复有增兵之报，会翁源我军，进克虔南，余电令仍回粤境，示无进取意，以缓其势；一面与李根源商拟作战计划，电商西南各省（附件八）。其时粤局粗定，军府改组，各方意见，骤难一致，而余复受命长参谋部，奉召回粤，乃令各军固守边陲，以待时机，敌亦不能轻进。援赣之师，遂又告停顿矣！
附件一致西南各要人电
（民国六年十一月二十三日）
战局发展，国家之幸。惟既行最后之解决，自应求永久之安全。谨陈鄙见，以供参考。（甲）“关于战事”：（一）桂湘粤与滇黔两联军，迅速扫荡在湘在川逆军，移重兵于岳州与夔万，巩固湘，川，为诛讨逆军，乘胜长驱东下。集重兵于荆襄，遣东南地区，对安徽作战。闻王子春有宣布自主之意，则同仇敌忾，更有希其协同。若其意在防阻西南发展，则前者尚肯假道逆军，以寇西南，兹讵不容义军假道以讨寇？宜详察其意所在，临时果断处置。我军纵不必占领湖北全部，然万不能不以重兵移驻湖北中区，砥柱中流，以资保障。（二）驻粤滇军并桂、粤军一部，协同海军合力攻闽，进取浙江。丙辰举义，因袁贼毙，袁之爪牙犹存，致演此番政变。今段虽倒，而附段之叛督逆军，务宜扫除净尽也。（三）秦、晋已大举兵，北伐若能随战事发展，由滇、黔，J川遣师驻长安，则更巩固矣。
（乙）“关于政治”：满清退位，裳贼凭藉武力，坐收渔利，阴谋布置，中央与地方政权，遂成偏倚。癸丑失败，益为若辈所侵占，而全国几有坠一万丈深渊之厄。幸而力绌，未及西南。我西南主帅，老谋有素，见义勇为，两番兴师致讨，故得日月重光。但袁贼得肆其毒，乃辛亥谦让之由。此番政变，实丙辰宽纵之过。若继段者仍类段，则国家终无发达之期。故鄙意以为总统、内阁问题，虽应由法律解决，然而妨以战胜之威，一求政权移转也。（一）回复黄陂职权之自由。如黄陂正式解职，经国会许可，华甫可依法维任。但副总统出缺，应由西南领袖充任。（二）内阁未经国会通过以前，署理总理之任命，应先得西南各省一致之同意。（丙）“美于法律”：法律所以定邦本，而制法者在国会。我国自有国会以还，集英俊予一堂，才华道德，非不足以定良谟，建大业，乃因南北势力失其平均，恒为暴力所包裹，未克自由立法，展其所长。而野心家军人派，从而蹂躏之，非迫胁选举总统，即迫胁通过阁员，政争既逾恒轨，法律遂难拘束。虽议员多明大义，不为威屈利诱者亦大有人，而国会精神上不免失其效力矣。
为巩固立法机关计：（一）国会地点，宜在南方，尤以广州、武昌为适宜。（二）国会所在地点，应由滇、黔、桂、粤派遣陆军两师，驻扎拥护。（三）宪法省制未制定，第二届大总统、副总统未选出以前，国会更不宜选移地点。（四）宜由西南诸领袖联衔通电，敦请议员来粤，正式开会。
（丁）“关于海军”：海军举足轻重，得其赞助者胜，失其赞助者败。迭番改革，已有明征。为团结海军，巩固西南，保障大局计；（一）国会正式开议后，勿论何人出组内阁，海军总长应推程玉翁担任，海军总司令应推林悦翁担任。（二）海军总司令部应设于广州，福州。（三）在法律未生充分效力，政治未就轨道以前，海军全军，应永予南方之助，协谋国利民福。（戊）“关于西南”：满亡袁继，袁毙段承，恶流澎湃，如何危险。然犹有今日者，以有西南在耳。西南之造福于民国如此，我西南诸省，应如何益求精神上具体的团结，澄清政治，奠定中原，及将来应取如何之位置，有宜注意者。谨就鄙见所及：（一）军事、政治，法律诸端，能如上所述，完满解决，则不必变更统治方法及区域。（二）如前述各条，不能完满解决时，应请黄陂南来，国会开议，组织政府，统治全国。有违抗者讨伐之。（三）南北比较，文野悬殊，如一、二项有窒碍时，则当毅然决然在南方设立中华民国政府，统治西南，及赞成西南之省。至黄河以北诸君，如不能遵共和轨道，不受文明指导，亦准其另设统治区，用人为证，由彼自主。要之，此番改革，以最大之决心，求最大之幸福，与民更始，原可预期。况贼势既已披靡，作伪者闻面胆栗，正气所至，金石为开。惟日来外间文电渐主调和，是否诚意自新？抑故为缓兵之计？似可置诸不理；或相与周旋，从容应付。总宣迅求事实上之进步，从长讨论，切实磋商，务纳全国于轨道之中，造成回天之事业。武人谈政，知多未当，谨陈管见，唯诸公图之。
附件二致林隐青电
（民国七年三月一日）
对于现在情况，特具作战方案如次，以供参考：（一）为准备攻击阳江附近之贼军，本军宜如左集中，先行巩固台山、开平之线。（二）朱旅长所部在台山附近，魏、刘两司令所部在开平附近，派遣一部驻恩平警戒，并侦察前面之情况；林司令，所部在新会附近整顿。（三）由梧州经过逻定之桂军，宜向阳春后路，暂取牵制的挟威动作。（四）海军一部仍由沿海警戒并威胁。（五）仆拟率警卫团先至新会，会商、资助一切。除分电外，特闻。
附件三致李林魏诸君电
（民国七年三月十二日）
兹本真日商定计划，为具体条文，简略电达，即希查照，仍将进行程度及前方情形，随时见示为盼。（一）综核各方情报，逆军约数千人，盘踞阳江、高雷。其在陌江方面之逆军，有小部队出没北惯、台山、那隆、清湾、阳春等处。（二）桂电幹老已于庚晨赴贵、浔，梧、郁等处，督师讨龙删步渡江。石城、信宜各路，均已进攻。而刘军进去信宜迭胜。又督署通报，海军将派兵舰，驰赴雷琼洋面截击，并另派舰由莽周海面，警戒威胁，监利交通。（三）本军拟先歼灭阳江方面逆军，再进扫荡高雷、琼崖方面之敌。（四）讨龙第四军任第一路，由那扶主道并以地区进逼阳江东部，竭力牵诱。（五）讨龙第三军任第二路，联络第四军，由恩平，那隆本道出合山，进遭阳江东北部。（六）讨龙第二军任第三路，联络第三军，由恩平、那隆、合山本道，与恩平、黄泥湾、阳春本道之中央地道，进逼阳江西北部。但阳江方面之情况，如有变迁，则应以主力出阳春。（七）讨龙靖国军任第四路，联络讨龙第二军，由恩平、黄泥湾、阳春本道，压迫阳江西北部，遮断敌人退路，并对于高雷方面擎戒，为追击之准备。（八）各军前面之逆军小部队，应由各军独立追逐。（九）交通不便，总攻击开始时期，应以第二、第三两路进行程度为基准，由刘、林两统帅决定通报，协同进攻。能在二十三号以前实行最善，但靖国军主力务矛总攻击开始之前到阳春。（十）给养卫生，均由各军自办。但本处拟派员赴新昌设立转运处，并兵站病院。（十一）关于后方布置，另令处置。（十二）总指挥处暂在单水口。如后路交通能由省增派军队巩固，即移前方协助。（十三）传达法除由参谋厅另文分送外，特先电达。
附件四致前敌各总司令电
（民国七年三月二十日）
（一）那隆方面之逆军退守合山，似为防御便利固守阳江之计。（二）接桂电，该方面之友军仍在进剿中。督署通报我海军已在沿海警戒威胁。（三）本军决照前计划实行总攻击，用全力先歼灭阳江方面之敌。（四）讨龙第四军应于廿三号以前，由第一路进逼威力牵诱。（五）讨龙第三、第二两军，均宜于廿三号以前，驱逐前面小敌，压迫阳，春东北部与西北部，即协力攻击。第二军主力不必出阳春。（六）讨龙靖国军主力，限于廿一号抵阳春，即由该处进发，压迫阴江西北部。实行攻击时期，务在廿四号以前，不必待第二第三两路同时攻击。（七）各军给养，由各军自办，但本处曾与商会接洽，已由该会承认办米数百吨。如前敌给养困难，为接济便利起见，各军饬留守部队商本处代办亦可。（八）在恩平设立临时医院。至必要时，仆由第二路或第三路赴前方指导。
附件五致林刘魏李各总司令电
（民国七年三月十三日）
电白攻下，赖诸公勇往，士卒用命，茂名、水东各地克复，自在目前。兹为联合桂军作战，特定要略，望酌之：（一）逆军迭受巨挫，伪将被擒，智穷力竭，已陷入至苦之境。（二）我军即乘势猛追，驱逐水、茂方面之敌，联合桂军，包围梅、化、廉、安全线而击之。（三）我军以先击破敌之一翼为主眼，若有敌可乘，即举敌全线而歼灭之。（四）我军主力，以在茂、化之线以南地区为宜。我最右翼部队，应联络桂军左翼军，扼制化县东北部。我最左翼部队，联络海军，协同动作。（五）拟商桂军，届时以其左翼军压迫化县、廉江中央地区，及化县西北部。（六）联合进攻动作，以先由我军之右翼军与挂军之左翼军，向逆军化、廉正面开始为宜，应由前敌决之。（七）合三十四团赖营为主干，附机关枪两挺，炮一门，工兵一连，任别动支队，藉海军掩护，在雷州沿岸登陆，实行袭击雷州南部。（八）前商海军林总司令令出巡舰队，实行炮击沿海岸逆军所在地，得蒸电已电饬出巡各舰遵照。如逆军所在地点，我舰炮力能及之处，即由尊处派员到该舰接洽等语。如有必要，即请魏总司令派员赴舰接洽。（九）得省电云：海军诸君，已电方军长移师进剿琼崖。又我军到阳春后，肇军已移驻黄泥湾。徐东海一股，亦在该处，尚无误会。胡汉卿统领所部日内可到阳江。（十）化、廉全线攻克后，进剿雷琼之军，由两粤会同商派，抑各派一部，或电某一二军独任之，届时看逆军情况及大局形势，再行分别商酌。但在最前线主军，即宜乘势猛追也。（十一）以后各处辎重之运输，拟由此间派轮转运电白，以省疲劳，而期敏捷。（十二）仆暂驻阳江。
附件六致西南各省及援赣各军电
（民国七年五月五日）
此间作战，以先行歼灭来寇之敌，巩固粤边，攻取赣州，联络衡、潮两大军作战，构成一西南最巩固之战局为目的。原拟计划为二案。“第一案”：（一）以靖国第五军并桂、粤军各一部，由正面扼制来寇之敌，先机进取。（二）靖国第六军在南雄、始兴以左地区巩固，在湘联军右翼向吉赣中央地区，压迫教人后路。（三）护国第二军由翁源方面捣龙南，攻赣州。（四）征闽靖国军以一部由梅县压迫赣边，迳捣宁都。“第二案”：（一）以（护）（靖）国第五军，并桂，粤各军各一部任正面作战，并警戒左翼，威胁敌人右翼后。（三）护国第二军、靖国第六军两军，由英德，翁源方面，直捣龙南，攻赣州，以一部抄袭由正面来寇之逆军左侧面。（三）征闽靖冒军以一都压迫赣边，协取赣边之突出部而占领之。第一案主眼在肃清粤边，使韶、衡两大军作战联络而巩固之。盖韶、衡相距数百里，中央地区廖阔（廓）。韶、衡两大军作战地区为西南各大军作战枢轴，欲巩固西南战局，须先求韶、衡两大军作战之进步，故立第一案。第二案主眼在肃清粤边，确实联络潮梅作战军，先行巩固粤局，再出全力攻赣以援湘。因粤汉路线与东江中间地区，地方即甚寥阔（廓），布置又嫌兵单，若逆军以一部在大庚岭方面防守赣边，以一部由和平、连平犯东江，则潮梅作战军陷入困难之境，省垣亦宣接受其影响。虽此间可以分兵侧击，补救殊难，故立第二案。兹复考大局之变幻，本军应负之任务，友军之情况，一般之敌情，愈觉本军以迅速攻取赣州为必要。现拟用全力，从正面及南雄、茶陵中间地区，对赣作战。惟有二点应奉商者：（一）在湘联军，务巩固现在之战局，并求进步，克复衡、宝。（二）在本军攻入赣境以前，和平、连平方面，及由扶化入赣本道，须分别由省惠迅派得力军队警戒。本军各军数日内可集中完结，仁化已去一团，对前方准备矣。特电奉闻，祈示现在情况，及预订计划为祷。
附件七致成朱伍夏诸君电
（民国七年五月二十五日）
攻击命令：（一）各方面之敌情，及友军之情况，均无甚变动。（二）本军拟实行对赣作战计划，即日进攻。（三）第一、第二、第三各军，应由始兴、仁化方面，协同攻击，歼灭南雄、南安之敌，进取赣州。第三军各部队到后，受第二军司令官指挥。其攻击方法及开始日期，由各军司令商决通报。（四）征闽靖国军，应迅照前令，进攻赣州。其攻击时期，以先正面备军开始为有价值。（五）给养、卫生，照五月三日命令办理。（六）予暂在韶州。除通报李督办、方总指挥及分令各军外，特电遵照。
附件八致西南各省电
（民国七年七月二十六日）
顷通电西南各主帅，文日：“本日与印公商拟作战计划：（一）为巩固西南局势，就现在之敌情，第一期作战，我军应迅速克复衡、宝，攻取赣州，并歼灭由闽来寇之敌。（二）论形势，宜先克复衡、宝；论敌人弱点所在，宜先攻取赣州。潮梅方面，暂取守势。（三）赣州攻克后，以一部压迫吉安方面之敌，详察该时战局，或移主力出湘。若潮梅尚在苦战，则应以主力出嘉应州方面，协同对闽作战。（四）讨龙班师各军，宜迅以伟军兄一军增援潮梅，隐青兄一军星驰入赣，协同靖国军巩固赣南，待机进取。其余续到各军，宜令开赴汝城、资兴方面，巩固两联军中间地区，协同作战。（五）本联军对赣作战准备，渐次完戒，工作要塞，颇称坚固。现正计划进剿，如在攻击开始之前，遇逆军来寇，拟令其疲困，一鼓歼灭。特陈愚见，请分别斟酌，并侯明教。”等语。特闻。
出巡及北伐讨陈诸役
民国九年二月，连接云南唐督军继尧电，派滇军总司令李根源为建没会议滇省代表，解除总司令任务，撤销总司令部，其驻粤滇军两师，直隶滇省，而由余就近指挥。余以滇军虽旧部，雅不与人争名，乃滇军在省会部队，对本部及余驻地，步步压迫。粤督莫荣新实赞助之，军府总裁，亦不加制止。幸滇军两师，多数服从唐督命令。惟团长赵德裕、营长何福昌为莫所动，附之。余以事势至此，拟亲赴南、始，抚慰滇军。乃以出巡报军府，由次长蒋尊簋代部队（务），二月二十四日，率少数干部及警卫部队出发，取道龙眼洞、太和墟，出从化、翁源、始兴以达南雄。讵余方离城，而赵、何已纷纷出动堵截，莫更派桂军、福军、各路统领，计沈鸿英四营，杨锦龙三营，吕定国三营，黄如云二营，申葆藩二营，喻炳伦三营，江永隆三营，黄业兴三营，莫正聪两团，黄雁宾、卢炎山各一团，邓文辉二营，邱渭南六营，魏邦平四营，合各游击队等，不下五十余营，益以附莫各滇军，为数乃至数万，水陆并进，沿途截击。余为自卫及安全计，乃不得不稍稍部署，一面派队警戒，一面绕道疾行。中经多次接触，各有伤亡，致余行程阻滞，至三月十六日始达始兴。
时鲁旅长子材、杨旅长益谦，均驻始兴，及附近地区。余力加抚慰，仍以避免内战为词。而韶关方面，则备战益急，且迭与我军接战。我军畋赵德裕于江口，赵部溃退。是时成桄方以第一军长驻南雄，本余旧属，乃亦率队占领古录，图犯始兴。余以军纪荡然，决计扫荡之。三月二十五日九时，成部犯我马子坳，余立命抵御，成不支稍却。鲁旅长乘胜逐北，胡团长复由罗坝，率兵增援，成部遂土崩。我军长驱扫荡，成部纷纷投诚，下午三时，即下南雄，成桄以数宵遁。军府闻讯，乃由岑总裁春煊，派吴介璋赴始兴前线，命停战。岑并亲莅韶待余。余之出巡，本求免除内哄，乃卒劳莫荣新等糜饷费师，以为潢池之弄，实非意料所及。既奉岑命，即于四月一日首途赴韶。时岑已返省，留李书城、王有兰候余，乃同返广州。是为出巡之役。
余返广州后，寓军政府旬日，即赴港转沪。谒总理，奉命赴滇与唐督会商国是后，即经黔入川。余乃复回港，率少数干部，买舟经海防至滇。时朱培德所部鲁、杨各旅，已取道湘省，达川边。余与唐督会商后，率兵两营入川，与鲁、杨部会合，驻川待命。而川军各部多误会，致起冲突，鲁旅长子材、赵军长又新，均死之。余乃间关率余部赴黔，驻镇远。当余率部入川时，先慈及所部军官家属男女老小数十人，皆赁寓香港，由内子华世琦负责调理。其时予入川，军事颇不利，文电达香港，日必数起，均由内子亲译，目不交睫者达月。加以经济困难，而家用及所部眷属之日用，为数不赀，内子典质殆尽，复多方筹措，卒能接济无虞。予及部属，均无内顾忧，安心供职，世琦为助甚多，所部至今犹称道之。世琦平日与余患难相共，侍舅姑克尽妇职，先慈尤钟爱之也。
九年冬，陈炯明率所部及粤军各部，驱桂林陆荣廷军队出粤，收复广州。军府解组，陈等乃迎总理返粤。十年五月，总理就总统职于广州，设总统府于观音山。先是桂陆军队，退守广西，十年春，余奉总理命，率师会攻广西，根本解决桂陆。乃命将出师，以所属滇军先遣军司令官胡若愚，率部由湖南洪江经三江口，直捣桂林、柳州；并以滇军旅长李友勋率龙云等部，由贵州经独山，进攻广西庆远以为助；余亲率滇军师长朱培德、旅长杨益谦等部由镇远经湖南洪江，及广西三江口，策应前方。先遣军司令官胡若愚，率部会同粤第二军旅长吴忠信，及赣军彭程万等部，围攻桂林。胡部奋不顾身，前仆后继，卒以寡胜众，首先击败桂军沈鸿英部于桂林，克桂林。同时李友勋部，亦接受胡司令官之通报，改道直逼柳州，克柳州。余既据报以上各情，遂率所属滇军，迳入桂林，整理广西军民各政府。值陈炯明在粤，恃功骄恣，颇为不法，总理乃于是年双十节亲赴桂林（孙中山十二月四日抵桂林），整军北伐。设大本营于桂王府，命余兼任参谋总长。参谋部设于巡抚衙门，任胡汉民为文官长，并任朱培德为滇军总司令、谷正伦为黔军总司令、彭程万为赣军总司令，统由余节制指挥，策划北伐。
时陈炯明已与北方勾结，有谋叛意。十一年二月二十日，段祺瑞代表周善培到粤。粤军参谋长邓鉴，素为总理所倚重，虽不慊于陈，因周为其师，乃赴港迎周。陈党恐其阻挠降北计划及泄于总理，乃暗杀之于广九车站。总理在桂闻讯，深为震悼，遂于四月中，由桂返粤。至梧州，下令免陈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广东省长各职。陈匿广州不出，反情益露。五月十七日，总理命陆军总长程潜、内政总长居正往谕，但能毋挠北伐，允畀以两广巡阅使职。开谕达两日夜，陈阳允奉命，而阴布其党于广州城郊，并嗾其索饷甚急。六月六日，程潜复至白云山郑仙祠陈部叶举驻地，与陈党商议，知其必反，归报总理，请速返韶。不许，遂有六月十六日，陈部炮击观音山总统府之变。
余于四月间，率滇、赣两军出发桂林，顺流东下。舟次三水，闻陈有布防意，乃急转舟，溯芦苞入北江抵韶，以泯猜嫌。时总理亲莅韶，授北伐方略，因率滇、赣两军，会粤军许崇智、黄大伟两部，分途北进。不旬日下大庾，旋克南康，下赣州，势如破竹。余亦进次大庾督师。月余之间，先头部队，已达吉安，其向赣东前进部队，且已压迫抚州。姜伯彰、何犹兴、方轫叔、王舟、曹锡福、糜燮元、李润生等，在赣北各县组民军内应，声势大振，赣督陈光远出走。不意观音山之变突起，全军士气，胥受影响。余忧愤成疾且剧，乃亟令各军撤回，作援救总理之备。而陈已派重兵分驻粤北，余亟由大庾趋南雄防堵。以众寡悬殊，黄、许各部未少驻，即绕道赴闽，滇军则仍退桂边。余乃率赣军李、卓两团，赴湘暂驻，而自赴沪养疴。是为北伐之役。
总理于六月十六日夜，自观音山退出，即登永丰舰，驶入黄浦。十八日晨，由黄浦率舰队攻沙基寨，冒险进驻白鹅潭，命蒋中正为参谋长，程潜为讨逆军总司令，并征军入援。许崇智乃由南雄回师来援，与陈逆部鏖战月余，以饷械两缺，而移师闽省，驱走李厚基，据有福州。时总理驻白鹅潭已两月余，知逆氛正炽，非一时所能靖，遂赴沪。此时余病未愈，总理常亲临视。痊后乃时晋谒，并与胡汉民、廖仲恺、程潜等谋恢复，奉命先行赴港。未几滇军杨希闵、范石生，桂军刘震寰、沈鸿英等，均向总理输诚。总理益与优接，令讨陈逆，遂由蒙江进兵驱陈，陈逆败走东江。总理乃命胡汉民为省长，先行回粤。到粤后，商余部署就职。余派军队严密警戒，护送就职。汉民约余与滇、桂将领会于江防司令部。余以沈鸿英意存反复，且虑有变，乃派代表参加；一面于江防署附近，预为防范。沈鸿英欲驱胡据粤，既莅会议，未久，忽出手枪置议案，厉声曰：“今夕之会，有不接受余之意见者，请试此！”汉民见形势有变，乘间逸出，越楼梯而下。余所派遣防范于江防署附近之官弁，扶拥汉民而出，始免于难。其弟敬生，与汉民同遭困危，亦拯之出。余平素对长官恭谨，对友辈笃爱，然汉民、精卫辈，每不见谅于余，可慨也。时程潜奉命抚慰粤军，因移一、三两师于南路，进据江门，声威大振。乃合杨、刘迫沈出广州，恭迎总理回粤，粤局复定。余在港奉令，先行回粤，即赴潮汕，收抚陈部洪兆麟、尹骥、李云复诸悍将，以通闽、粤之道。并收编尹骥、李云复、翁式亮、赖世璜、苏世安五师待命。旋奉令与许崇智调防，余复率部赴闽，以潮梅全部，交许接防。是时厦门闽军总司令臧致平，颇持两端，余至片言折服，遂招待以礼，并时加接济，饷糈得以无忧。驻闽甫数月，而洪兆麟复潜至汕，并诱余所部各师，又迫许部撤退，潮梅复失。余以事变若此，乃由闽遣散干部，赴港休养。未几复奉命赴粤。总理时用大元帅名义，令余为大本营参谋总长。余遂以七月入粤，供职大本营。共设外交、内政、财政、
军政、建设五部，以伍朝枢、谭延恺、廖仲恺、程潜、林森分任部长。
是时陈炯明踞东江，又得洪兆麟占潮梅，势张甚。大元帅派滇军范石生、廖行超及李福林率师讨伐，增城、博罗相继克复。乃命余随节，亲赴石龙督师。讵陈炯明增援反攻，各军先后挫败，纷纷退却，博罗、增城复陷。余随节返粤，一面令滇将李根源收容各部，甚得力，乃策划反攻，调杨希闵、刘震寰诸部，加入作战。时陈逆已迫近瘦狗岭，广州震动。余激励将士，猛烈反攻，大破之。不旬日，复克博罗、增城，陈乃退保惠州，不敢动。是为讨陈之役。十三年春，本党（中国国民党）在广州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余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迩时容共主张，本党同志，意见颇不一致，争论至烈。总理询于余，余以健全本党，急应培储党军干部对，总理韪之。乃创设军官学校于黄浦，任命蒋中正为校长。蒋谦辞，予则请于总理曰：“校长一席，非蒋莫属。”廖仲恺时长财长，乃请其充分筹款，冀收速效。开学之日，余与谭延恺随总理莅该校，参加典礼，余并奉总理命，说明本党建军之旨。秋，复有北伐之师，大元帅亲赴韶关督师。会北方事变，段祺瑞以执政名义，主政北平，电大元帅请移节北平，共商国是。大元帅以和平、奋斗、救中国为职志，遂允其请，并命余先行赴日以待。于是北伐之师，停止北进，而余亦首途赴沪焉。
追随总理北上及作客张垣
十三年，奉直之战爆发，北方骚然，南方诸贤，虑牵入漩涡，均为作战之准备。总理时约余商议，余答以中国有事，日本关系至大，宜加注意。数日间，总理乃定派大员赴日之计，招余至卧室曰：“君前日之言，确有见地，现拟派大员赴日，作联络鼓吹调查诸工作，君谓谁当其可？”余答之曰：“仓猝之际，略当无见逾者。”总理遂决定派余赴日。翌日复召见，授方略与到日本后应注意之言行，作长时之谈话（时孙夫人宋庆龄尚在座也）。复发款数万。余领谕遂首途赴日。既抵东京，则闻段祺瑞以执政名义，执政于北京，任黄郛为国务总理，郛遂组阁，并有任余为参谋总长之命。
先是直奉战起，余得悉北方革命军人及党人，将有大酝酿，一旦实现，即欢迎总理北上。实行三民主义，以救国家，后国民军班师回京，推翻贿选政府，发动首都革命，恭请总理北上，果如前所闻者。国民军除第一军冯玉祥外，尚有第二军之胡景翼，第三军之孙岳。胡为本党青年同志，关中豪杰，早为总理所信任者。孙早年即加入本党，且与余在江西相识，其人肝胆照人，极有血性。冯氏余已数述其事，彼之醉心革命，服膺总理，已非一日矣！此次国民军，一面欢迎总理北上，主持大计，一面拥段执政，维持一时，以黄郛为国务总理。黄与冯关系甚密，为对革命极其同情者；李书诚为陆军部长，李为黄克强先生多年之参谋长；杨庶堪为司法部长，杨为党中老同志，曾任总理秘书长多年；王正廷为外交部长，王为本党奋斗多年，具有光辉之历史者。综观此次内阁，可谓已国民党化。余颇欣国事，已大有可为矣！
日本报纸，此时亦有详载。日人多有来问讯或道贺者，余皆慎重答之。此时适段祺瑞约总理北上，面商大计，总理复电允之，众议纷纷，未决行期及所取之道路。总理即电召余返国。余抵沪时，总理已至（李烈钧十一月十三日自日本回到上海，而孙中山十七日始抵上海），即晋谒总理，诏余曰：“芝泉约余赴北京，现正待启行，而诸友意见不一，君谓余当如何？”余答日本老友甚多，如头山满、犬养毅、白浪滔天、床次竹二郎诸人者，皆彼国之贤达，与总理夙相契厚者，倘过日本晤谈，获益必大。总理乃定取道日本之计，并指定随节者二十余人。遂各整行装，随侍登轮，向神户进发。船行甚速，入太平洋总理即感不安。余入问安叩病状，总理以肝病复发答之。余谓：“总理乃有名之医学博士，奚不早自治之？”总理答曰：“俟到津后再议。”夫人侍奉极殷勤，每日饮食，皆夫人自洁者。舟抵大坂（阪），入某旅舍。日人知总理至，远近来谒者甚众，并开欢迎大会。日人总代表致欢迎词毕，戴季陶代表答辞。
总理复作长篇演说，余犹记总理云：“东方之文明，为仁义道德，西方之文明，不过飞机大炮而已。我们须以东方之文明，输入西方，不必羡慕西方之文明，诱来东方也。”翻译日语者，为当地某女学堂之校长，天资绝高，记忆力极强，总理极称赞之。在日小作勾留，复乘日轮赴天津。行一日余抵埠，遥闻岸上军乐齐奏，乃张学良领导军队，及各界迎接也。遂入指定之旅舍休息。
余等请总理往晤张作霖，总理然之，立命汪兆铭作通知书。余谓：“刘邦会项羽于鸿门，得张良与樊哙同行乃无恙。今兹先生往访雨亭，似宜有随从者，以何人为当？”总理乃命汪兆铭、邵元冲、孙科及余随行。次日分乘两汽车，及随侍副官一汽车前往。作霖知总理将至，警戒甚为严密。既至，学良出而迎接。总理与同行诸人，下车入客室。久之始见一短小而体瘦弱者出，踞上座，意气傲岸。坐既定，宾主默然无一言。因总理未先接谈，同行诸人，皆不便启齿也。
总理乃曰：“昨日抵埠，承派军警迎接，盛意可感，特来申谢”。又云：“此次奉直之战，赖贵军之力，击破吴佩孚，实可为奉军贺。”作霖答曰：“自家人打自家人，何足为异。”言次呈不怿状。余目视同人诸友，均无一言。余乃起立，向总理与作霖点首为礼，并谓：“事虽如此，若不将国家之障碍，如吴子玉诸人者铲除，则欲求国家之进步与人民之幸福，终属无望。总理孙公之贺，实有价值，亦惟公能当之也。”作霖乃大笑。总理徐徐曰：“协和之言是也。自民国成立以来，得我之贺词者，亦惟雨亭兄一人耳。”语至此满座为欢，作霖举杯请茶，总理与之握手，兴辞而出。既抵旅舍，兆铭曰：“险哉险哉！”余乃诮之曰：“如此胆力，即可以刺清摄政王乎？无怪事之不成也。”兆铭闻言蹙额，余均大笑之。
未几，总理疾颇剧，以天津少良医，遂决定入北京协和医院诊治。北京虽为段执政势力范围，而国民军之武力，实即我党之武力。当时之卫戍司令鹿钟麟，已奉冯氏命令，该军在北京之队伍，完全听总理命令支配之。故入京求医，在总理及夫人同志间，均以为最妥。其时北伐之师，已入赣境，总理诏余：“北伐军入赣幸顺利，将到吉安，予拟以赣省事付君，命令续发，君可先行。”余乃辞别总理南下。既抵沪，兆铭急电孙科，谓总理已在医院开刀，发现极危险状态，望诸友速来等语。得电通告各友，于翌日专车驰抵北京，即迳趋协和医院，先后入卧室探视。总理是时已危殆，不省人事，复移至顾维钧私第。京内京外诸友均拥至，余则静坐于西花厅，照料一切。而总理竟于是年三月十二日上北京各群众团体为孙中山送葬。图中左端四面白旗为京汉铁路工会之旗。
1929年，中山陵竣工，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决定将孙中山灵柩移往南京。5月18日，宋庆龄为移灵事到达北平。图为宋庆龄偕孙科夫人陈淑英步入灵堂时的情形。
午九时，溘然长逝矣。痛哉！同行诸人，议在协和医院入殓，治丧处及停灵处，群主以社稷坛为当。乃通知段执政。执政得信，议论纷纷，分赞成反对两派。京中人亦如之。有熊希龄者，湖南凤凰人，曾应科举登第，湘省之名贤也，屡在北京组阁，故颇得执政府与人民之信用。彼闻总理停灵，时有意见争执，乃出而斡旋，政府与京中人，始均释然。乃段执政派代表王某到顾邸，与兆铭接洽，竟表示执政府对社稷坛治丧，不能同意。兆铭语余：“总理创造民国，今应芝泉约，到京病故，在社稷坛治丧，乃是天经地义之事。执政府竟反对，派王某达意。王现尚在此，兄盍有以折之。”余闻言发指眦裂，即呼代表来。兆铭指余语代表：“此李协和先生也。”余乃以“社稷坛为国家所有，非执政所得而私。总理手创共和，执政乃得安居宫苑。今总理践约而来，不幸病逝，治丧于社稷坛，执政尚能持异议耶”等语折之。王气馁，即答以归报执政而去。
入殓时，由莫斯科代表鲍罗廷引导先行。总理遗骸，覆以国旗一面，舁入协和医院，并用莫斯科送来玻璃棺殓之。诸同志分为若干组，次第舁之而行。第一组由汪兆铭领导，余领第二组。国中诸贤达，颇有冀得一舁为荣者。盖因诸同志事先决定，非其人则不与之舁也。抵社稷坛，厝灵榇于大殿正中。诸人均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而退。兆铭此时言及总理，辄涕泗滂沱，如丧考妣。乃不料其至今日，反效秦桧及张邦昌卖国行为，惜哉！
停灵后，远近来吊者日十余万人。段初拟亲自来吊，旋忽托词脚肿，改派内务总长龚心湛代表致祭。余等初以执政将至，布置极为周密，余并亲撰答谢书一封，措词立意，恭敬稳练。其辞曰：“邦国不幸，元首上宾，举国悲哀，山颓安仰。中山罹病之始，承执政府派员视疾延医，厚谊隆情，靡不周至。今日开吊，复蒙执政躬临祭奠，并致哀词，家族及治丧同人，实深感德。回忆辛亥建园，中山倡之，而合肥和之，马厂起义，则合肥倡之，而中山和之，是中山与合肥，在民国以往之历史，已有至大之关系，为全国人所敬仰。曹吴乱国，联合兴师，合肥与中山又共扶国难，是合肥与中山在最近历史，其密切之关系，更有异于寻常者。中山与合肥实吾国两大天柱，兹不幸折其一矣！后此两公应负之责任，则合肥一人应负之。羹沸频年，四百兆同胞，陷于水深火热者，不获绥济须臾，想合肥视民如伤，必有以慰九泉良友海内同胞者。烈钧代表致谢，而远引及此，表同人敬慕贤者之意耳。惟合肥察焉。”旋闻派龚代祭，全体索然。然当时犹有人民及学生二三千人，集于阶前，欲瞻仰执政之威仪也。执政能失信于治丧处，而治丧处不能失信于人民，余乃对众作简单之演说，略谓此辈昏庸老朽，焉能主持国事，诸位青年，今后当注意改造时势，必须郑重人选也。并宣布执政不能来之原因，众大哗。龚到时，守门学生，不许其由中路而上，龚不得已，乃由侧门。龚致祭后，梁鸿志复来，余即以答谢书，交彼带去。段得书大悔。
冯玉祥闻总理逝世，有电致鹿钟麟云：“孙中山先生者，国民党之总理，而世界之伟人也。今应执政约，入京商国事，不幸病故在此，党国遂失领导，伤痛无已。闻已推定诸贤治丧，由李协和总其事，余远在张家口，不能即来参加，凡一切用钱用人用物之事，望吾弟悉听协和命。倘因此发生意外。兄与弟当共负其责。”钟麟访余，以电示之。余遂商鹿部署，此后乃无不克举办之事。治丧费用浩大，幸孔祥熙综计开支，费用得以不匮。
开奠三日，吊者塞途。各方挽词，备极哀崇。为数尤夥，堂庑皆满，多有重叠悬之。中多杰作，惜无从记忆耳。余挽词云：“才逾汤武，功盖桓文，九万里震威名。天授如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出秉节钺，入赞戎机，二十年共患难。山颓安仰，上为国恸，下为私哀。”（挽词除个别字外，与前录相同。但《民国日报》明载：“总理逝世三周纪年，李烈钧有挽词曰……”故此处所记时间有误）武宁孝廉潘学海笔也。
次日移灵，余集合鹿总司令派来官兵训话，并制图表，分散诸人，令其照行。灵车用炮车一辆曳之。至碧云寺，先用多数木板，搭成一长坡形之斜道，总理灵榇到后，目前舁灵诸人，仍按原定计划，上前服务，以数十丈长之麻绳，系灵榇之首端，曳之而上。总理英灵，遂暂安息于此寺中。一切布置，皆孔祥熙设计规划者也。
在北京诸友，虽日忙治丧，然时时集会讨论今后应行之工作。（惟兆铭与鲍罗廷辄作密谈）咸以为中国革命诸同志，只知注意南方，对北方颇少注意，故革命事业，未能彻底完成。今后应改变观念，纠正昔年之方法与方向。众意佥同，由是多数人悉注重北方。余以国民第三军总司令孙岳，曾为庐山牧马厂督办，复为旧友，第二军总司令胡景翼，为余在日本大森所办浩然庐之毕业生，亦有数面之识，惟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总司令冯玉祥，但耳其英名，而未尝谋一面也，总理丧事又承其来电关照，颇得便利，中心至为感激，拟往谢之。旋得前司法总长徐谦之介绍，准备前往张垣。
余是时因治丧伤感与劳顿，往香山雨香馆休憩。雨香馆者，冯幼宇之私第也。一住多日。适林森、张继、邹鲁诸贤，联袂惠临，告以本党之危机，旋即在西山召开会议。
冯得徐书后，益知余之为人，即派员赴香山迎余，执礼甚恭。余以其厚谊可感，乃行。比至，焕章已亲率军队，迎于车站，握手言欢，彼此均有相见恨晚之慨。旋即聘余为总参议，任操场及讲堂工作。此后国民军及北方诸事，乃得与闻。而焕章之卓然异人处，招贤以礼，治兵有法。余意焕章待友极勤恳，人或以虚伪毁之亦过矣。
国民军旋与奉军作战，焕章请余至山海关指导一切。余请派助手，乃增聘声涛为副总参议。余与声涛遂偕行。同卧山海关旅舍，时以电致焕章，贡意见。焕章复电，亦有“相见恨晚”之语。声涛曰：“此指公也。”余曰：“此指兄也。”居数日，复接焕章电曰：“余有事西行，此间诸事，已交张之江、鹿钟麟负责办理。望两公弗以焕章远处苏俄，而吝教益。深望两公仍以昔日赐教焕章者，教张、鹿也。”
有俄籍军事教官数十人，分任各军教育极勤谨，焕章亦甚礼遇之。教官有回国者，焕章必祖饯尽礼。间或请余作陪，席间有时请余代表致词。余尝宣讲三民主义之价值，及与共产主义同异之点，俄人亦殊感动。
南苑四通八达，为通各方之孔道，居民辐辏。焕章驻军于此，各兵士之家属，有远近来探视者，焕章均令各部队长官为之款待，去时并令送给川资。兵士有疾病，则延良医诊视。有一兵士，患败血症多年且剧，良医束手，焕章问医曰：“亦有法医治否？”医答曰：“有，但处方不易耳。”焕章曰：“盍言之？”医曰：“颇难。”再问之，则谓：“病入膏肓，非输血不可。此须选得年轻力壮，身体洁净，而又有输血之诚意者乃可。”焕章乃握医生手曰：“我有诚意乎？”医曰：“先生治军，素以诚闻，视官兵若子弟，故军队亦能戴先生如父母，敬先生为神明，在北方诸贤。罔不知者。”焕章乃伸臂注视医曰：“速取针来，即取我血输之可也。”医不敢取，又不敢不取，焕章乃笑引关公割骨故事，谓医曰：“取则取耳，何用踌躇！”医始大胆取血，满三百CC而止。全营官兵，感激涕下，狂呼总司令万岁。营中兵士，无论年龄大小，遂无不乐为之效死矣！余虽远在他方，闻其事亦为抆泪不止。噫。此其所以为焕章欤！
首都奠定及龙潭之役
十五年十月，国民革命军克江西，余奉命赴赣，乃南下，取道港、粤前往。既抵粤，寓治河督办署。督办戴恩赛，先总理之东床，亦余之旧雨也。时孙传芳以五省联军总司令驻南京，势颇盛。余与孙为留日同学，乃寓书劝以大义。得复谓：苟余前往，愿以苏、浙、皖三省归诚，而免地方糜烂。余以南京为总理指定首都，若乘此底定，宁不甚善，因决计赴沪洽商。比抵沪，函招驻沪军长周凤歧晤谈。使者返，乃以俟布防妥晤见答。余知事已中变，遂改由闽赴赣，而命秘书熊公福，溯江上抵赣。后知孙仍主抗，为之太息。然我军是时已招降皖省，出师浙江，余遂奉命主赣政焉。
十六年三月二十三日，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程潜，率师攻南京，克之。孙传芳退走徐州。同时东路军总指挥白崇禧下浙江，进克上海，北军势益蹙。时国民政府，已由粤经江西迁汉口，而共党分子，恃功骄恣，党中异趣之徒，真对蒋总司令中正怀不满，于是宁、汉两方，呈分裂之象。余欲求调解，乃与谭延恺由南昌赴汉口，商决召集三中全会。南京中委出席，仅余与延恺数人耳。
开会时（实际指七日预备会），主席孙科报告预备会决议案毕，旋即提出国民党总章修正之动议。众多赞同，延恺起立，反复辩论不稍屈。正争执间，唐生智忽排挞而入，向大会报告，解决总司令卫队及送陈铭枢登舟之经过情形，闻者多有喜色。主席乃宣告休息。余见会未终，众各纷纷散去，乘间辞出，渡武昌至总司令部。参谋长朱绍良，询以开会情况，余答曰：“所幸总司令未来耳。”旋即飞电南昌，谓：“钧急返。”当日（应为次日）乘长兴轮抵浔，换车赴南昌行营。总司令蒋中正待余，握余手曰：“如何如何？”余曰：“请速作移节之计。南京本为总理指定首都，国府势必迁往，方足以奠国本而壹观瞻。”蒋公然之，遂东下。未几南昌果发生“四二政变”，程天放、许鸿、罗时实、王冠英，巫启圣、曾华英、钱品松诸同志被捕，群情愤慨。余不忍操同室之戈，糜烂地方，乃迁驻上饶，先后由姜伯彰、巫启圣、王镇寰、刘伯伦、蒋笈、徐惠如、许鸿等分负党政责任。会程潜攻克南京，余亦兼程赴宁，与中央诸公成立国民政府，定鼎金陵矣！
是年七月，王天培师溃徐州，蒋总司令诛之，因愤而去职（蒋介石八月十一日杀王天培，二十二日辞总司令职），总司令部遂结束，而由军事委员会继统诸军，北军势复猖獗。其时首都初定，谭延恺、蒋中正、于右任、张人杰与余五人，受命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兼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是年九月十七日，国民党南京“中央特别委员会”开会议决，推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军事委员会委员。国府其他常务委员为胡汉民、汪兆铭、蔡元培、谭延恺。此处所记有误）。为时未久，建国规模，正事规划总司令部既结束，首都形势，骤告紧张，人民纷纷迁徙，京沪列车，几至无插足地，凌乱之状，不可殚述。因而人心浮动，纲纪荡然，政府大员，且不少走沪上者。余虑纷乱至此，万一国本动摇，则革命大业，功败垂成，将何以对总理暨诸先烈，且何以慰立功将士之志，正力谋安定人心，维持秩序，不意孙传芳突在江北蠢动，风声鹤唳，全京骚然。余为国本计，独持镇定，不为动。幸国府党部，尚有少数干部，如许静芝、李安、王子壮、萧同兹、汤增璧、许鸿等，皆极得力，余乃奔走布置，士气大振。
未几，孙传芳所部号称数才，突在龙潭附近，偷渡江南，有进犯首都之势。余乃急电第七军李总司令宗仁、东路军白总司令崇禧，即率所部入都警卫，并电令海军司令陈季良、陈绍宽速率海军全部，入都警戒龙虎狮马诸山之线，并告以孙部渡江，系乘小艇偷渡，且有坐木盆浮水面而来者，俾知所警戒，令其沿江截击，以分敌势。幸李、白两总司令，行军神速，不数日即全部到达，加入前线。时孙部虽偷渡，部署犹未定也。其时第一军何总司令应钦，得余电，亦率部由无锡、镇江进逼，我军遂大合围。刘峙时驻笕桥，闻讯率第四团疾趋龙潭。行至中途，火车相撞，血流被面，左右劝少休，峙曰：党国生死关头，何能计及个人。裹伤前进，与孙军激战于龙潭，破之。孙逆传芳渡江部队，经我围剿大溃，孙逆仅以身免，其部队夺舟北渡，坠江溺毙者，不可数计，狼狈情形，真有舟中之指可掬之概。数日之间，龙潭战役，遂告结束，首都根本重地，因得安如泰山。余治军数十年，身经百战，然未有破敌神速如是役者，是皆何、李，白、陈诸公之力也。
首都复奠，各大员及全京人士，先后回京。乃一面安定人心，一面策划北伐。次年三月，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复职（蒋介石复职，为一九二八年一月七日），继续大举北征，迭下徐州、泰安，遂克济南。冯玉祥亦统率革命军，于九一七誓师后，解长安围出师潼关，会议徐州，参加北伐。其时日本帝国主义，与北京军阀勾结，阻我义师，于是有“五三惨案”。余旧部蔡公时烈士，受命为山东交涉员，被执不屈，死之。一时殉国或被戕者，正不知几何人，伤哉！嗣后几经交涉，我北伐之师，始得长驱北进。五月克北京，张作霖退出关，为日本炸死（六月四日，张作霖于皇姑屯被日炸死）。张学良继承父职，旋亦易帜。北伐大业，遂告完成，全国亦由是统一。
翊赞中枢及审判张学良经过
自十六年（当为十七年）全国统一后，余因养疴沪滨，对中枢政治，未负实际责任。而期望精诚团结，一致御侮之忱，无时或已。以故党国中多变故，而余则奔走南北，斡旋和平，誓本至诚，妄抒刍议，自觉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也。幸各方有力者，均知以大局为重，一心一德，齐赴事功，虽目前战事不免小挫，而最后胜利，终属于我。然卒能造成今日有利之形势者，固不尽余言之见听，而本党领袖，与党内外贤达，同舟共济，俾抗建前途，一趋光明。内而慰全民之愿望，外而得世界之同情，将由此一战而强中国，而维持全人类永久之和平，以企于大同，私心为之称快。
致中央电
南京中央委员会尊鉴：电示诵悉。数年以来，钧以民主政治，难期实现，益以多病之故，未获恒驻襄辅，良用歉然。昔孙子膑脚，犹能乘牛车，为齐划策，破魏救韩。钧故体弱，但日人横暴若此，合力御侮，焉敢不勉，大计决定，自当入京。师克在和，众擎易举，本党军人之散居各地者，想已分电遣使奉邀矣。谨复。李烈钧叩。
致中央电
国事危殆，亦云极矣！救之之法，昔曾陈述，时至今日，仍当积极图之，犹之父母有疾，不能不用药也。自古圣贤，固未有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者，今病虽已深，苟未入膏肓，治之非绝无望，特须叫病所在，对症下药耳。目前危险，固在敌人之强，而根本病源，则在人心已去，非特不能信任政府，恐转外向他人也。当国家危疑震撼之秋，而执掌大议及效命前敌肯，仅见少数之国民党人，多数人民未能发生其作用，在敌国视之，犹认为民气消沉，斯岂尽人民之过哉？为今之计，诚宜迅颁罪己之文，广开言路，凡昔党内外所建议，其有裨于救国者，迅采行之；而负政治责任者，尤应审度大势，早定方针，一致奋起，披肝沥胆，与国人相见，赴汤蹈火，与敌人周旋，或能挽江河于日下耳。目击艰危，如芒刺在背，谨更尽其愚，以当宗汝霖最后之哀呼也。二十二年五月十五日于南京。
致中央电
密。前以察事严重，曾屡电焕章先生，详告政府处事之难，与相望之雅。昨接东日复电云：“台电敬悉。弟揭帜抗战，原期对外牺牲，湔雪国耻，旬日以来，备感压迫。顾卒容忍者，为国难之严重，实不愿发生内战，以贻国家民族之羞。刻政府军队到察省者十三师，对同盟抗日军，愈迫愈紧。平绥车昨已不通。弟为国家前途计，为民众免除内战痛苦计，决对汪、蒋所提四事，完全接受，冀得谅解。希公暨诸友与政府商之。弟冯玉祥。东辰。”等语。谨此奉闻。李烈钧叩。
致中央电
冯委员玉祥，举义张垣，志在复失地，雪国耻也。烈钧诚愚，曾与王、朱、傅、邓诸委员密电陈词，请授大权，俾当大任，俚言浅见，仅邀传观。今玉祥传檄，收复察东，并以血战攻克多伦见告矣！捷报到京，欣慰可想。昔张学良不战，而弃数省，苟为有罪也，则冯玉祥一举，而复百万方里已失之领土，应为有功。国家纪纲，有罪者诛，有功者赏。民主政制，才智之士，悉宜举之，此求有利于国，非君主时代，仅为个人比也。玉祥瑰杰英迈，海内赞美。今国事若此，正求田单、檀道济恐不可得之时，烈钧愚虑，以为政府亟应明令授权，示以方针，共扶危局。表中枢治国之诚，慰国人求贤之望，团结同志，安内攘外，无逾于此。苟不然者，则天下后世，其谓之何哉！烈钧备员中央，恐政府误陷于不道，贻笑于友邦也，故再进逆耳之言，冀邀虚怀之听，至于龙逢比干之祸，则非所敢避也。李烈钧。删。
致中央书
烈钧默然寂处，不闻高贤之教久矣。忽奉卅一电，为之神怡。诸公主持中枢，锐行先训，更制约法，辉耀寰区，共和模范，党人品格，炫然毕露，令君主国人钦其卓越，民主国人惊其独步，既羡处境，益佩用心，国利民福，肇基于此，盖无疑矣。以介公之英略，坐临五院，兼摄三权，原自有当循之轨，固无用马上治之者，实有重大之责焉。脊令在原，兄弟急难，居今日而言时局，唯有痛定思痛，力保和平，徐商国是之一法。明主不拒逆耳，志士用敢批鳞。钧迩来衰弱，无心问世，但求不见太平天国之故剧，得长隐以乐余年，于愿遂矣！谨贡区区，唯诸公察之。
致林主席电
林主席钧鉴：密，并转国防委员会均鉴：留陈寸简，计邀尊察。钧本日抵并，比晤百川诸友，详述中央硕画，皆为欣然。惟颇虑日人猖獗不已，更盼中枢举全国之力以抗之。此间军事，已遵中央令实行，甚勇厉也。李烈钧叩。佳。
致林主席电
密。在并与百川诸友详谈，已明中央苦心，出兵踊跃。但粮糈无着，各将领颇虑之。前方各军皆然，并有断炊者。热区贫瘠，人烟稀少，掠夺无从。孙殿英与义勇各军尤甚。此实最大问题。前闻子文兄报告作战军费，曾筹足三月，交汉卿分配，岂欲复为哈同耶？望公在会议时，特为言之。介公北上，曾有电来。焕章先生已晤面，刻正详谈。渠在此颇能维系一方面之军心，他方面亦多有来请教者，殆板荡识忠臣耶！谨先奉闻。
致林主席国防委员会电
林主席并转国防委员会均鉴：昨电计已呈察。北平来员，所称种种，殊增民族之蕴。日人猖獗益甚，本党处此，奚以为计耶？前呈提案，未荷详商，此时束手待毙，固成知其不可。即枝节为之，亦实无济于事，必举全国之力，始克当此大难。望诸公再审之。三晋民气尚可用，论其形势，进可协固平津，驻可构成锁钥，唯中央早示方针也。拟真赴大同，转张垣，与焕章讨论巩固察区之策。上计未见用，只好求其次耳。
致林主席电
热河不守，察冀形势紧张，敬之电商此间遣两师于大同，诸友均甚振奋。唯若何能使士饱马腾，望中央速为筹之。
致林主席国防委员会电
林主席并转国防委员会均鉴：友人自热河来，备道其详。此次失利，固由军不能战，亦兼民心向敌，此频年恶劣政治，有以使之。昔年政府不能助蒙自治，而反令徐树铮率兵征之，其结果亦如是也。政治之优劣，影响于民心者至距。日前政治会，讨论热河自治建设案，犹极审慎，今欲予之，不可得矣！日军此番侵犯，各国即谋制止，已有鞭长莫及之势，恐某国不能无默视之嫌。我国外交，当有注意方向，而内政之改革，开放政权，使人民欣然奋起，愈未可缓矣。昔申包胥乞秦庭以解楚难，钧今亦向诸公痛哭也。
致蒋委员长皓电
南昌蒋委员长尊鉴：前奉复电，具见江河下百川之雅度，弥用钦迟。烈钧奉中央电召，于昨日到京，候开国防委员会，列席承教。闻节钺莅汉后，匪势大杀，民用父安，殊神往焉。李烈钧叩。皓。
致蒋委员长俭电
密。岳军兄过京，询悉种切，盛情谦德，恒愧无以报之。北平确讯，东北军见敌即跑，一溃数百里，朱梓乔有勇无责，张辅臣迟缓不行，华北形势，似颇可虑。烈钧列席会议数次，已略尽言责，现拟与允忱、沭波、芷青诸友，往游太原，促遵硕划，先救热河，兼候使命。一俟我公移节，再诣谒也。
致蒋委员长江电
密。冬申电拜悉。钧此次遵召入都，原定先诣赣谒公聆教，兼陈鄙怀，而复示谦冲，并嘱缓行，遂未造次，微忱向往，仍未已也。抑以今日救国御侮，首在能善用愤慨之人心，与庞厚之民力！唯公能决之。迭奉尊电，微特谦德可挹，而诚恳之雅，令人最仰难置。唯此次北行，固欲遥辅我公，冀振军民之气，用固河朔之防，然团结袍泽，相与俱来，共策大计，实亦至要。公言及此，固钧所当勉为者也。第北方虽多旧好，或易宣传盛德，以钧绵薄，恐未必易入人深心也。今夕北行，相距旌麾渐远，甚冀公时有以示之。
致蒋委员长阳电
密。启程前，奉复江酉电，备述种切，计荷察及。车中三日夜，始抵太原。当与百公及诸友，欢然道故，密告一切，咸表佩慰。虽日人野心未已，恐更猖獗，有公领导，挽救无难。三晋夙称礼义之邦，古风犹存，此时诸友，皆努力于屯垦，及内部建设，循序渐进，必有可观。惟对国难，愤慨同深，决秉中央主旨，协全力以与日抗也。
致蒋委员长震电
真电奉悉。密。烈钧蒸日抵抗，晤焕公详述政府决心，并政治渐入宪政之途，及政府殷勤盼望之意。焕公出示尊函，极表佩慰。唯据烈钧观察，焕公唯一志愿，在抗日破敌。渠在此颇能维系一方面之军心，而他方亦多有遣使聆教者，焕公皆以以死报国勉之，前线作战，遂呈奋发。今若骤离，或亦影响于士气。久拟入京，迟迟未行者，职是故也。然焕公亦不欲久居于此，将来行动，仍必尊重中央与诸友之意。钧刻正为详谈，即诣辕陈报也。
致蒋委员长锡电
密。顷呈震电，计邀洞察。钧复与焕公慷慨论古今事，并力请其先与我公晤商大计。焕公慨然曰：“国事至此，岂一人一党应负其辜，全国人民，实共有其责。余与介石，夙交本厚，今日之事，祥甚愿尊崇介石之意，而襄辅之。”矧其所注意者，能在抗日乎？畅谈良久，极为圆满。钧准明日启程，遄诣报命，得公坦怀相与，天下事未始不可挽救也。
致蒋委员长书
密。《时事新报》载大学教授通电一节，谨剪寄览，以觇人心。曩观宋史，深感徽，钦不能用宗泽、李纲之言，收复三锁，演成南渡之局。迨人心离散，大势既去，岳鹏举奋起江淮，文宋瑞应诏勤王，事已迟矣！况有秦桧、汪伯彦、黄潜善外通敌国，内沮忠良乎？现全国己呈涣漫之象，而敌远胜金、元，甚可虑也。钧以镇江房屋，不宜逭暑，故留京尚未去耳。
致蒋委员长江电
密。东电诵悉。愚者之虑，自当详陈，此入京本旨，为公所亮察者也。今日国事败坏，外侮侵凌，有如公言，实已陷于覆亡状态，惊心动魄，亟宜拯之。而其法首在挽回人心，用其智能，增其信仰，根本之图，积极改革，犹虞已晚。自中常会决议案发表后。人民认政府有公开政权意向，而未认有此诚心。以事实无表现，各地党政机关，严厉取缔，一如昔时故也。此层苟不先予解放，但见江河日下耳。而能解放之者，又不在他人。闻善则拜，闻过刚喜，自昔尚之。开放自由，党中犹有怀疑者，实不足虑。虽临全代会，为期伊迩，唯此短期间，为最有价值，允宜重视者也。上海为舆论中心，各省民众之原动力，悉萃于此。钧接近之日较多，而公能闻其言论之时甚少，此钧所以屡为渎陈者。顾今日救国事业成败，系公一身，公之威望殆普及全国，而信仰尚待普及全民，是则叠电所陈，或即能收兹宏效，又意中事也。钧以血压高，多日未出席，谨更竭其愚，用答明问。得国在危，得民在扰，斯其时矣。
致蒋委员长俭电
（二十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有电奉悉，荩筹所示，远逾寻常。钧之漾电，初仅就舆情方面，斟酌而言。因政府虽有公开政权诚心，事实上尚未表现，社会方面，不免切盼先获得最低限度之自由，故不厌罗举，以备参酌。公从实际鉴别，自当权衡审慎，择利而行。顾问委员会，原非根本政策，难餍国人，诚如公虑，钧亦不过以事急情迫，欲于过渡期间，冀其足以增加政府作用及力量而已。国难力重，离心力亦益增，政府诚宜时时涨大其吸力，所谓势顺宜求正助，势逆宜多得旁助也。华北局面，能改善组织，多加能者，应能维系人心，任其直接以当冲要，亦计之善者。
致蒋委员长支电
（二十二年六月四日）
密。停战协定签字，政府虽具苦心，而议者攻之益甚。舆论方面勿论矣，且有别图建立者。虽其事未必有成，而其谋则已渐着。日人侵略，靡所底止，焕章起于张垣，对政府应变，不免微词，其抗日之心，实为坚决，故国人多称颂之。钧以与渠有素，久疏音讯，刻乃去电，冀其专力御侮，以尽公谊，兼报私交。昔宋文帝以收檀道济而危国，齐桓公用管夷吾以兴邦，古人治国得失，固有足为借鉴者。钧以频年跋涉，襄辅无功，将再归匡庐，养疴修学，相巨旌麾渐近矣。
致蒋委员长寒电
（二十二年六月十四日）
密。佳日到沪，留此中委及知名人士，多已接淡，彼等只认政府措置之非，而未谅政府处事之难。详察诸人言论，尚非徒为责备之严，盖数年以求，政府设施，实未能以慰民望也。此时苟冀团结内部，稍减人民之非难，有急宜办者二事：一严令军政各机关，不得任意逮捕人民，秘密处置，亦不得滥用军法。其二，是非得失，公开辩论，取消文电检查，修改民众运动组织法，切实保障言论、出版诸自由。苟能如此，庶其余重要问题，有进行交换意见之可能。如其不然，则政府所盼望于党人国人者，徒见治丝益棼，日暮途远而已。犹忆日前中常会开会时，某友厉声曰：“中国领土虽大，无一处能表现主义者。即中央党部，亦非三民主义所在地。盖外来文电，虽中委亦不得其详，遑言讨论。”某友之词，慷慨悲愤，闻者默然。中央诸人，早呈散漫状态，而微词怨语，则随处可闻。此诫不能不加以警惕者也。若此情形，皆公不易获闻者，钧则愿公闻之也。粤、桂、闽谋另组政府之议颇盛，如何演进，在京而不在粤。焕章举动，不尽如报载所传，然日人已甚为异之。择要以闻，雏冀谅察。
致蒋委员长豪电
（二十二年八月四日）
密。前奉复示，逆耳之言，乃蒙采纳，斯固进言者之幸也。数月以来，亦尝避世于金马门，贡其愚虑矣。责人斯无难，究有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之感。还沪后涉猎藏书，风云溟海，遂少闻问，故公处亦无书报也。近日国内形势，渐呈稳定。惟焕章举义抗日，与政府所采方针，不免出入。斯固由于一般爱国之士，对政府苦衷未能谅解，而焕章热情救国，事尚可佩，其对政治之不满，情亦可原。政府此时，似宜亟采两全之策，保持外交方针，并使焕章才略得以为国宣劳，以收势合则治之效，而免势分则乱之忧。公主持枢府，与焕章夙交复厚，信能策于万全也。钧久拟登山逭暑，兼候起居，尚未果行，屡献刍荛，殊愧无补高深耳。
致蒋委员长敬电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四日）
密。养电敬悉。日前曾派员赴张垣，调查商洽。昨接来电，谓该处情形，非尽如外间所传。焕章先生，平昔主张和平团结一致对外之旨，始终不渝，甚盼早日赴张，完备前时工作，等语。是运用之方，犹有冀也。此次收复察东，勿论其方法若何，均与国家有益。钧不敢谓焕章对公绝无责望，即有责望，得其遭而处之，何难使之诚悦。是在豁达大度，不事马上治之。现海内以政治不平之故，鼎沸久矣！庐舍荡然，流离载道，少壮苦征戎，老弱疲转输，强邻偪处，乘隙来侵，国事至此，能无忧虑耶！钧愚以为此时努力在全国，而明察在公一人。
公能坦怀相处，尊重绳墨，则治平之世，未始不可期也。现拟致电焕章，详告政府苦衷，当能谅解。而行止则须视公之本意何如也。
致将委员长俭电
（二十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急。沁电敬悉。密。尊示办法四项，第三、第四两项，尚待荩虑耶？第二项所示防边计划，自应遵守军会主旨，既荷不为已甚，焕章宜能深体国家艰危，与公之雅意。兹钧欲有陈者，在第一项。此项尊示办法，尚何有异议可言？惟察省今当强敌之冲，板荡至此，或为选将之时。是否即以该方重任，仍责成焕章，使其前被推戴于人民者，今后听命予政府。如政府能先授命，则取销原有名目，更属当然，事亦易为。苟令先行取消，则政府是否仍能倚重焕章，以作长城？钧甚欲先明斯旨，得公推诚相与者，料焕章必能竭诚相应也。政府授焕章以实权，虽拜命与否不可知，然焕章进退，已自如政府统一全局之愿益遂矣。远承电问，再贡其愚，惟明察焉。
致蒋委员长豪电
（二十二年八月四日）
江电敬悉。密。顷陈支电，转报焕章东电，计邀察及。焕章处世，公知之较详。其语言虽涉激烈，爱国尚出精诚，国危若此，实亦不容坐视时也。今仍以收复察东之故，受政府军重大压迫，使他人当此者，易地而观，恐更不知何似矣。焕章东电所表示，似犹欲谋诚意感应者。顾今日之事，能否善用其谋，求大局安定，表政府大度，示国人信，实在公而不在焕章也。承公采纳愚虑，拟转中央，并使不落痕迹，彼此顾全，宏量谦冲，事诚善矣。焕章世电，间或失实，但第一步既已完成，第二步即可商洽。钧前未敢云来山谒教，又未敢云赴张达意者，以未审究竟也。今公既谅焕章之处境，焕章又重公之所言，是两贤契好有期，大局奠安可望，则为国驰驱，钧又何敢惮其劳瘁耶？谨肃电复，仍侯续示。
致蒋委员长阳电
（二十二年八月七日）
密。叠电计达。所以屡为言者，以前途辽远，欲公筹略复夙好耳。而事则在公也。
致蒋委员长覃电
（二十三年四月十三日）
密。久卧病榻，遂疏音问，亦未能问闻国事也。报载通车通邮，又将实现。斯时对外，诚为难事，然撑持大局，本赖全民国民大会。会期既经决定，犹不能解放人民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诸束缚，遂致民族力量无由表现。本党政策，何异尽走死路，而放弃生路也。人心尽失矣！使人责以诖误天下，奚词以解？贤者不悲其身之死，而忧其国之衰。钧虽至愚，窃钦古训，盖今日国家大权，名虽分掌，实则系公。贱恙已陷难治，不敢贪升斗之俸，故再为公一申至计也。倚榻陈词，明察是幸。
致蒋委员长书
三中全会时，承电问疾，并约赴会，隆请谦德，至为感佩。曾专函奉复，并叙鄙怀，计荷察及。大会闭幕后，京沪盛传雅度，影响所及，昔之以公为非者，已不似前此之甚，而昔之以公为是者，更增其崇仰矣！实行民主政治，实立国必循坦途。公既能诚意领导，众望自集，何虑内忧不息，外侮难平？是在锐意图之。今日为云南首义纪念，追想当年贤达，参预军政重要，而又年在五十以上者，唯钧一人苟延于世耳，韶华如过隙，殊增慨焉。闻公莅沪，谨以书问。
致蒋委员长书
奉复示，极佩谦冲。公拯赣，钧赣人，自应勉为助。顾公完成北伐，功在国家，国人均渴望本党能实行总理遗训，共致富强。及自十五年迨于今兹，内乱外侮，均予人民以极惨之痛苦。而人民于应有权利，从未享受，民选大典，遂付缺如。此次美国大选，国民狂烈庆幸，盖人民在民主政治之下，不受何种压迫，得自由参政也。吾国虽与美国同号共和，而相悬若是，岂果无罗斯福其人乎？论世界英雄者，恒推重基马尔与墨索里尼二氏，功业固可钦，然不若美、法各大政党首领之足则效也。今我国忧患相乘，危险极矣！救亡图存，首在实现全民政治，集天下智能，以治天下。三全会开会在迩，公领中枢，万方瞻仰，诚能循此大道，与民更始，则党中同。志，孰不钦崇？安内攘外之功，何难立就？国人爱戴，更不在欧美诸贤下矣。
致冯焕章先生电
（二十二年六月四日）
焕章先生尊鉴：密。入京后，以言难见用，责有专归，未作积极主张，亦未出席会议，乏善可告，遂疏音问。接子良转电，知公举大事于张垣。日寇侵凌，国人共愤，公应袍泽之望，本坚决抗日之心，起而图存，九四老人国学泰斗，既代人民勖贺矣。中央诸人，赞美者多，冷视者百之一焉。弟以跋履频年，鲜补于国，无辅于公，惭于建议，然深信公之雄迈，足以锁钥北门。板荡识忠臣，政府此时亦必能鉴于南北朝往事，而自重其万里长城也。握别数月，公精神必如昔。势顺成事，势逆成名，公诚伟矣。将有匡庐之行，特致数言为贺。弟李烈钧叩。
致冯焕章先生电
离京日久，音敬复疏，不审中央政情何如？尊状又奚似？惟据弟所知者，政府对公唯一希望，是来中央，人民对公唯一希望，则在救国。今公尚未接受政府之意，而先已快人民之心，不贪高官，不惜性命，惟仁是求，惟义是赴，旬日间传檄收复四县，今且血战攻克多伦，举百万方里巳失之领土，首收复之，捷报飞传，闻者雀跃。公等之业诚伟矣！惟昔人不战而弃数省以立功，今公一战而收察东，恐难免于罪。缘政府希望于公者，并不在此，且不需此也。今为公计，宜速偕诸将帅肉袒负荆，诣京请罪，并申明今后不预抗日御侮之事，则功逾陈汤，罪逃武穆，岂不善哉！虽然发扬蹈厉英迈如公者，乃进若是之言，固知公笑其愚，弟亦深知公之为公者，必有更进之伟举，为民族光也。谨为贺。
致冯焕章先生电
弟以南中情形，未明玄奥，故屡承电询，尚未奉答。现时势处此，苟行之有疑，则追之难及，故略陈如另电，望公察纳。政府军此时系开弓，彼苟畏舆论，必不敢放箭也。
致冯焕章先生电
（七月十四日）
文电诵悉。鸱鹗翱翔，麟凤潜伏人不战而失四省为有功，公传檄收复察东为有罪，斯千古奇闻。然公亦何以令人畏罪若此，则公更为千古奇人矣。弟等自当联合诸人，再申正论，为历史略存正气也。弟烈钧叩。寒。
致冯焕章先生电
公真电发出后，同情者益称颂，反对者词亦寒。政府既不便张抗日旗帜，宜有妥善办法，与公商榷。国防会曾推钧赴粤，刻正力辞，有机北来，固所愿也。
致冯玉祥先生电
有电敬悉。密。南中情形，公必嘹然。两月来公之伟业，已深入人脑，救国忠诚，亦大白于天下。今后审度大势，易定方针。牯岭来两电商事，弟已将鄙见详为陈之。俟更得复电，看何如也。谨复。
致马相伯诸公电
上海陶星翁烦转马湘（相）伯、章太炎、孙伯兰、黄膺白、褚慧僧、张熔西诸先生道鉴：晤教后即入京，言责既尽，遂游晋、察，故人情谊，所见颇同。又复来保，仍本前旨。惟说力既不足，而行动乃如春秋衡士。今日之事，论者或云和战两难，其实能举全国之力，应此大难，战固可能，和亦不屈。则开放政权，革新政治，实为坦途。现仍力主此旨以救国。介公意颇谓然。革命数十年，如愚见几成孤调，不知当时革命，究为何事也。谨电奉闻，祈时赐教。李烈钧叩。
致汪精卫先生电
删午电敬悉。密。日本侵略，自户水宽人桂太郎、山县友朋、大隈伯诸人主其谋，而田中、槻、犬养觊觎其事，今事纵了后患仍多。则中国今后之设施，要以擀御东邻侵略为唯一要务，是应断定者。欲求举国一致之御外，当先求内乱之不起。惟政治平等，速行民权，入于宪政，足以内安人心，使之能者尽能，智者竭智。公固夙主实行民主政治者，北平主政时期，曾有无国无议会之伟论。现在人民希望之迫切，与时势同其紧张，而本党诸贤，则所见偶异。公诚俯念国事多艰，人民望治，毅然实行民主政治，则全国讴歌，难关打破，皆是坦途矣。
致阎百川先生电
太原阎百川先生勋鉴：外患紧迫，抗战势所必然。中央以国防委员会事相召，弟已于前夕入京，藉贡愚诚，冀有佐助。盱衡全局，知燕营幽并，紧相唇齿，扼要运筹，实为后卫之区。为国为晋，知公早有绸缪。同（固）边驱寇，夙愿一为公助，今当大难，拟即来并，一倾廿年契阔。弟李烈钧叩。
致阎百川先生电
密。南中情形，芷青想有详报。弟以言难见用，而军国诸事，又责有专归，故未积极主张。亦以国危至此，非明玉碎瓦全之辨，实亦未易挽救也。停战协定签字，舆情愤慨，政府无能，实有以招之。日人侵略难测，将来长城范围，何为界说？焕章激于义愤，蹶起张垣，锁钥北门，国人称颂。中央诸人赞美者多，冷观者百之一焉。诚以宋文帝之自坏万里长城，国以危殆，前事可鉴，未可轻为疑虑也。晋为华北之枢，与察、平、津以共存，知必能辅车为用，并使各方将帅，始终以致力御外为专务也。弟旬日外赴匡庐。春间造谒，未诣河边登五台，时神往焉。
致太原诸友电
此番观光，表里山河，豁然胸臆，钦感无已。钧与百公阔别三十年，今始获晤教于惊涛骇浪之时，虽须发间白，而神采弈弈，一如畴昔，快慰何如。三晋人民，熙熙皞皞，如乐尧天。惜人民虽获安居，尚缺活泼、自由、踊跃向前之锐气。启行时，曾与百公言之。愿诸公深筹更进，从保障民权，发扬自治，作精神之鼓励，不特自固根本，亦收拾众望，奋起有为之善法也。百公与海内英贤，共建民国，自有其长远之历史。愚以为时正可为，未宜缄默，应言则言，想诸公当有同情也。
致太原诸友书
到保已数日。此行主旨，在求开放政权，使国人智能，得为国用，以拯危局，并拟具办法。连日晤谈，颇荷赞同。介公并言去岁以来，即有此意，当共图之。现介公已派马伯援赴张垣迎焕章，拟俟其来，更为陈说。倘得百公远歌同调，与介公等联衔提出于中央，必能济事。前方战事，尚在相持。敌擅飞机利器，我恃民族精神，接战旬日，伤亡相埒。据平、保观察，有谓敌占要隘后，将暂停者，有谓专犯察绥者。介公现取巩固战线，徐图恢复之策。果日人暂止东侵，转图西犯，则察绥烽警，先劳百公，宜亟有以杜其谋也。临书神驰，维照不一。
致居觉生先生书
觉生先生道鉴：寇仇深入，日蹙百里，恐三镇亦危。而人心日去，内部离散，亦为可忧。弟顷致中央一电，特先检呈，知公能挽国事于垂危也。病稍愈，再诣谒。在此如坐荆棘耳。
致汪精卫先生书
精卫先生道鉴：弟以血压高，多日未能出席，亦未能诣谒闻教，藉陈鄙怀。星期六之宴，稍愈当奉陪。昨日曾陈中央一电，略尽其愚，渊博如公，知必有所采择矣。
致孙哲生先生书
哲生吾兄左右：不晤教又多日。吾人主张未能实现，而国事日危，人心尽去，奈何？弟昨曾陈中央一电，甚盼公本曩日精神，为有力主张，促众人采纳。訿訿，亦孔之哀，或不至见于今日也。
致经子渊先生书
子渊先生左右：前日闻教，欣识党中犹有瑰杰宏放如公者。弟在此未能襄辅，徒增惭恧，行迈靡靡，中心如醉。昨日遂致中央一电，特先检呈，望公作有力之主张，救兹危局。介公处弟亦当有电去，痛切言之。
致叶楚伧先生书
楚伧先生勋鉴：违教数日矣。弟息养后湖，仍未见愈，而目击艰危，如芒刺背。昨日遂陈中央一电，作宗汝霖之哀呼。此电外埠已由国府拍出，本京各院长、委员处，请公嘱秘书处分致为荷。
二十五年冬，蒋委员长蒙难西安（指“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臣虽图谋不轨，幸委员长正义凛然，浩气昭垂，以国家民族为前提，抱定成仁之决心，对张学良谆谆训诫。学良闻言，颇知前非，请亲送委员长返京。以其意诚，乃允所请。事之初起，全国震惊，余激于义愤，分电张学良、杨虎臣严予谴责，致张学良电云：“来电阅悉。君非雨亭公之嗣乎？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劫主帅，何以为将？天下重员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为今之计，惟有遵行冯公所示第一条办法，并肉袒负荆，谒京请罪，则过也如日月蚀后，前所见天地之心也。失路不反，闻道犹迷，君岂其然！”致杨虎臣电云：“文电诵悉。自兄等劫持主帅，海内震骇，人心愤激，斯为特甚。夫智者顺时而谋，愚者逆理而动，中央之于诸兄，倚畀至深，如有意见，尽可商陈。介公宵旰忧劳，谋国久具深心，御侮救国，中枢年来积极策划，已有显著之成绩，兄等宁不知之有素，何冒此不韪耶？度兄处乱军中，亦不克自主。然当努力自拔，曷速图之。”
斯乱仅经半月，至十二月二十五日，委员长始脱险。是日适为云南护国起义纪念日，往年每届是日，余不论寓居何地，必宴诸知友，以为纪念，今年适遭斯变，无意兴及此。然是日中枢要员，多居舍间，会商营救大计。正议论间，何应钦忽接得电话，谓委员长已平安离西安，飞抵洛阳，翌晨可抵京。众闻之，高声欢呼，屋瓦皆震。诚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之也。是日晚间，乃大排宴席，举杯痛饮，盖庆委员长之脱险，并纪念云南起义，再造共和。二十六日，委员长安抵首都，余偕中央诸人，欢迎于机场。委员长下机后，雍容自若，并对各同志表示谢忱，如未经风险者。次日党部召开会议，欢迎委员长平安旋节，委员长亦将经过，作简单扼要之报告。同志有严责学良者，并谓：国家以法令纲纪为重，主犯既同来，应开军法审判，以治其罪。遂公推余为审判长。二十九日，奉国府特任状，特任余为本案审判长。旋得军事委员会通知，约到会谈话。余如期往，则见冯副委员长玉祥，与何部长应钦，均端坐堂皇。余与朱培德、鹿钟麟均列席。
冯公任主席，发言曰：“西安事变，全国震惊，此事重大，应求得一解决办法。国府既派协和为审判长，则审判官亦应决定。众意如何？”何部长曰：“此当尊重审判长之意见。”余意以朱培德为云南讲武堂高员生，鹿钟麟乃驱逐溥仪为张垣久共患难者，又均列席，若一并推为审判官，必可邀冯、何两公之同意，乃起立推举。冯公嘱余另推，余曰：“此案重大，应使天下之人共见之，必须得北方之贤达，参与审判，乃有价值。”主席遂宣布决定。散会后，乃邀请前任最高法院院长徐元诰，来寓作初步之研讨。次日复邀相识法律家二十余人，至舍间会餐商讨。元诰首称：“委员长有伟大功勋于党国，全国人民莫不景仰推戴。而张学良等在西安，非特不能护卫，竟敢胁迫统帅，勿论其为正犯，抑从犯，其为要犯无疑。斯事异常重大，应请审判长严予处置。”
众皆赞同其议。会商过久，不觉天时已鸣二炮，乃开席敬请诸亲友酒食。二十九日下午，余乃向国民政府暨军事委员会等处，调集军法官、书记官各二员，告知所负之责任，并出示应询张学良各事之书面审问一纸。众皆唯唯而散。余奉命审判张学良之消息传出后，报章多有登载，诸要人亦有来访谈者。惟宋子文，傅汝霖关心至切，先后至舍间，详询余之意见。答曰：“个人无意见，恪遵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意旨办理而已。”三十日谒委员长。坐定，询余曰：“审判长对此案如何办理？”余静坐于旁，答曰：“张学良在西安似叛逆行为，有谋害主帅意。但能悛改，亲送委员长返京，愿委员长宽大为怀，赦而释之。”吾意欲使世人，皆崇拜委员长胸襟之宏伟卓绝。后继之曰：“我国昔有两士，一为齐桓公，置射钩而使管仲相，二为寺人披请见。此二者可否作本案参考，尚祈核示。”委员长未答。行复起立言曰：“奉国府特任钧为审判长，当依军法办理。”委员长曰：“君慎重办理可也。”余遂辞出，筹备明日开庭诸事宜。余对军法审判，素有研究，本案因重大，余亦审慎将事。
开庭之日（三十一日），命副官先行布置。及竣事，余遂偕朱培德、鹿钟麟二审判官，至法庭坐定。见布置周密，戒备威严，乃命将张学良带上。俄倾至门外，逡巡不敢入，余招之入。学良含笑，趋立案前，余因其为陆军上将，所犯系未遂罪，乃赐之坐。学良仍鹄立，复呼其前曰：“尔知尔所犯何罪乎？”答曰：“不知所犯何条。”余以陆军刑法示之，且曰：“前数条皆尔所犯，何竟敢出此？”学良颜色扬扬如平常，答词直率无忌。吾自忖曰：宜其为张作霖之子也。乃复问曰：“君应供之事，已备记录，逐条询问，愿先睹否？”学良曰：“请先示之。”读已，余问曰：“尔胁迫统帅，有人指使乎？抑尔自策划耶？”学良对曰：“吾自欲出此耳。我所作事，我自当之。我非任何人所能指使者。”言词爽直，侃侃而道。已而复曰：“今我有一言，欲问审判长可得乎？”余曰可。学良曰：“当民国二年，审判长在江西，曾起义讨伐袁世凯，有是事乎？”曰然。学良曰：“为讨其施行专制乎？”
曰然。学良乃曰：“我在西安之举，亦对中央之独断，欲有所谏正之耳。”学良语甫已，余乃叱之曰：“糊（胡）说！委员长人格高尚，事业伟大，岂袁世凯所能望其项背。尔不自省冒昧，演西安事变，自寻末路，夫复谁尤！”审判官见余语词，益趋激烈，乃语余曰：“请审判长稍事休息。”遂偕朱、鹿二人至休息室谈话。俄顷复入庭，复审学良，正色告之曰：“尔在西安所为，应据实供出，否则于尔不利。”言未已，鹿钟麟谓学良曰：“审判长待人素持宽厚，汉卿幸勿失此良机。”学良唯唯。余复责之曰：“尔是否受外党播弄？不然何糊涂至此。委员长功勋，昭在党国，平素待人宽厚，何为而出此不韪之举？速以语来，不然恐求其生而不得，今明告，君其无悔。”学良感服，据实供陈，遂定案。余将审判经过，分别呈报中央党部、国民政府鉴核。嗣委员长呈请特赦，张学良判处罪刑，乃免于执行云。
张学良首谋夥党，对于上官为暴行胁迫，减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十二月，本会委员长蒋中正，因公由洛阳赴陕，驻节临潼。十二日黎明，张学良竟率部劫持至西安，强迫委员长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当时因公随节赴陕之中央委员邵元冲、侍从室第三组组长蒋孝先、秘书萧乃华，及随从公务人员、卫兵等多人，并驻陕宪兵团团长杨震亚等，闻变抵抗，悉被戕害，侍从室主任钱大钧亦受枪伤，又在陕大员陈调元、蒋作宾、朱绍良、邵力子、蒋鼎文、陈诚、卫立煌、陈继承、万耀煌等均被拘禁。当经蒋委员长训责，张学良旋即悔悟，于同年二十五日随同蒋委员长回京请罪。事变初起，奉国民政府令，交本会严办。兹又奉交张学良“请罪书”到会，经组织高等军法会审审理终结，认定事实如上。
理由
本案被告张学良，率部劫持统帅，强迫承认其改组政府等主张，有被告之通电可证。至戕害官员，拘禁将领，均系公然事实。虽属其部众之行动，但该被告实为主使发动，亦极明显，自应负其罪责。核其所为，实犯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刑法第二百七十一条第一项第二项，第三百零二条第一项之罪。但查其所犯诸罪，乃系一行为而触犯数项罪名，或犯一罪之方法与结果而触犯他项罪名，应援陆海空军刑法第十五条，刑法第五十五条，依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从一重处断。惟该被告经奉蒋委员长训责后，尚知悔悟，随同旋京请罪，核其情状，不无可恕。并依刑法第五十九条，陆海空军刑法第六十七条第二款前段，减处有期徒刑十年，并依刑法第三十七条第二项褫夺公权五年。特此判决如主文。
跋一
冯玉祥
协和先生卧病滇垣，怀念弥殷，后来陪都，养疴山野，两年来身体日渐康复，今竟能以自传授读矣。此于己于国，均大有裨益。祥阅之者再，欣慰之余，且有不能已于言者，仅为读者复申述一二：
协和先生，自求学以来，即参与革命，后得追随总理，创造民国，举凡辛亥、讨袁、护国、护法、北伐、龙潭诸役，无不躬亲其间，固善将兵，亦善将将者。冒大险，犯大难，决大疑，定大计，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其为党国也，忠诚如此。
抗战军兴，虽身无重寄，而目睹国难，义愤填膺，乃本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之旨，建白中央，道人所不敢道，议人所不敢议，犹恐言单，无补国是，复促友人为之，对国对友对抗战，可谓忠直无私，竭尽心力矣。
此外则慷慨豪侠，大仁大义，济人之急，救人之危。传中所述，对孙禹行兄之救援，及祥忆及其督赣时，对北京国会中民党议员之接济，不过例证之一二耳。
对国忠，对党实，对人义，对友直，行无所畏，言无所忌，此大仁、大智、大勇而几于圣贤者，传中所述，实仅涯略，读者更当于此外求之可也。
《李烈钧将军自传》
跋二
姜伯彰
中央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征集处许处长师慎，衔主任委员张溥泉先生之命，以云南起义、护国之役有关史料，就正于李武宁先生，盖以先生固躬先是役者。然因护国之役，不能不追溯湖口起义，讨袁之役，又继护国之役以后，而复有靖国、护法及北伐诸役，均莫不息息相关，互为因果，先生则无役不从，且躬膺艰巨者也。是先生出处，与党国关系至为密切。缘是复请其作传，藉详始末。
先生以过去在总理领导下，致力革命，虽出死入生，始终无间，而深加检阅，所贡献于党国者，未能尽如所期；且时至今日，江山破碎，敌骑纵横，建国首都，叹沦陷以多日，总理陵寝，欲瞻拜而无从，仰仗蒋主席竭诚领导，与全国军民之奋力，抗战再接再厉，得友邦之同情，取消不平等条约，俾我国一跃而跻于四强之一，前途光明，至堪庆幸。然挞彼强寇，仍事横行，而还我河山，尚复有待，内而民生疾苦，外而国情复杂，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徒令全国贤达，联合盟邦，慷慨赴义，而自身则老病侵寻，不能于大时代战争中，效驰驱于万一，斯固景仰先烈，怀惭后死，所为惴惴不自安者，何敢作自传以炫世，致贻窃多之讥？或又以为党史会之请重党史也，党史为革命先烈尽瘁牺牲之记录，亦即本党数十年来所有同志继续奋斗，所用精神力量及鲜血生命所造成一切事迹之累积。
党史也，亦建国史也。忆自先生献身革命以来，精诚感召，乐而效死者，颇不乏人，先生不自传，则若者谋国之忠，若者死事之惨，抑将湮没而弗彰；且僭窃历史，以伪乱真者，大有人在，不有信史，何以先（光）潜德，而昭来兹，为宇宙开继续无穷之生命？是则先生自传，不綦重欤？先生以义不容辞，从事自传之著述，中经张溥泉、程颂云、冯焕章、许凌青与熊公福诸先生，及其夫人华世琦女史，相与记忆而考订之。伯彰亦为效搜集材料之微劳。稿经数易，时几一年，而全稿乃成。先生以伯彰居相近，后在党史会任纂修，曾因此事，就教数次，书函往返亦频频，爰诏伯彰与吴稚鹤先生，为最后之校勘。
倾谈五日夜，回溯当年，正如白头宫女，谈天宝故事，如数家珍，且有时眉飞色舞，精神矍铄，几忘其为久病者。先生何病？殆病民病国者欤！此其所记录者，犹是吉光片羽耳。力耸其搜集旧稿，著为全集，并附以年谱，以免遗忘，先生亦首肯之。先生之功在党国，读是传者，当有定评也。而其最足令人敬仰者，光明磊落，识大体，明大义，守大节，不争权位，不营私产，有所得，必尽付之于党，已屡见之矣。遇党国有大故，如援鄂、讨袁、护国、靖国、讨龙、北伐、龙潭诸役，存亡关键所系，则身先赴之，置死生于度外，卒赖以转危为安。其合也，应冯焕章氏之请，宁作食客于张垣；其不合也，拒北京政府之命，曾薄总长而不为。以正言力争，为国父停厝于社稷坛，使之不敢不慑服。复奔走呼号，促成有力者之精诚团结，一致御侮，树两间之正气。读是篇者，宜若顽夫廉，懦夫有立志也。如先生者，可以风矣！稿本由党史会缮正，待付剞劂，同仁争以原本，宝藏于党史会，于此足征先生自传之为世所重矣。先生一再嘱为之跋，其五公子赣骅世兄，又来函将意以促之，因述其颠末，且有期其全集之早日出世云。
跋三
吴兆璜
武宁李协和先生，撰述自传，起辛亥革命，讫西安事变，举凡反正建军，扶危定倾，翊赞元戎，绸缪大计，旁及遗闻轶事，咸著于篇，计十二章，革命勋绩，概具于是。初稿写定，驰书召兆璜，嘱使勘读。既蒇事，乃作而言曰：民国肇造，于今三十余载，国有大事，先生莫不躬与其间。或运筹帷幄，或亲冒矢石，出死入生，数十年如一日者，忠与诚耳。近者，先生养疴山林，然对国事，犹时多劻勷，与闲居人接，雍容和穆，蔼然儒者。其意量之深宏，斯岂寻常之人，所可测度？先生称述往事，辄抚髀太息，其悲悯之情，溢于言表。兆璜尝往谒，瞻仰风仪，肃然起敬，而不能自已也。世之敬仰先生者，展读斯篇，追忆往昔缔造之艰辛，俯察当今国难之严重，其将感愤自励，齐赴事功，是则先生所殷殷期望者夫。民国三十三年五月吴兆璜敬识于渝州旅次。
《李烈钧将军自传》
跋四
熊公福
武宁李协和先生，早岁革命，功在党国，声施烂然。嗣以春秋日高，读书颐养，不欲与闻当世事。然自抗战军兴，犹仆仆车马，为中枢策划。当道诸公，亦间就先生商国是，先生必抵掌雄谈。周至慷慨，闻者折服。以故虽远居歌乐山颠，犹时有显者过从焉。公福从先生游最久，于先生学问、道德、功业之深，亦记之稔。比以于役防空，客黔中，因公诣陪都，谒先生私邸。会党史编纂委员会索先生自传，先生已口授涯略，由李秘书养然泚笔也。公福受而读之，以先生党国元勋，生平事业，卓卓可纪，中如讨袁、护国，护法及龙潭拒敌诸役，尤民族思想，国家根本，有转移安定之功，乌可语焉不详？爰就耳目所睹记，并搜集当时记载，酌加编校，俾成有系统之书。而于原稿精神，仍未敢妄加纂易，以存其真。倘亦先生所许，而且笑存之者欤！民国三十二年六月于宜丰。
《李烈钧将军自传》
跋五
李养然
楚屈正平作《离骚》，首著其世德曰：“帝高阳之苗裔兮。”复据其襟抱曰：“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修能。”司马子长作《史记》百三十篇，殿以自序，详矣。于古取例，则凡所谓巨人长德，功德彪炳，与国家相休戚者，苟自纪其事，备史家检押，庶几一代之治乱可睹，而得失可究。其有义取隐约，志在旁通者，亦无间焉。较诸存俟来哲，穷搜冥讨，拾断简片言，遥忖其人之生平，得则数日欢喜，不得则扼腕太息，以不获尽真为恨，下者转而穿凿，淆黑白是非，其善不善相距，岂可计哉！间尝读史，持此论咨于同心，和者盖之不乏矣。武宁李公，兼资文武，其应天顺人之业，著于国乘，匪辄（《李烈钧先生百年诞辰纪念集》改作“鲰”，当是）生所敢私论，以天下有水井处，莫不知公，又不必论公角巾居私第有年矣。然其心胸，往复上下者，未尝不系乎存亡，眉宇际气象伟然，虽年逾花甲，病未去体，以此遥想公当壮盛时，驰驱鞅掌，叱咤风云，其遭逢有非语言笔墨所得罄者。公不喜述往事，恐来自伐之讥。交游朋从，故吏僚属，有举为询者，公难拂其意，委曲而道。至于可歌、可泣、可愕、可喜、可痛、可羞之处，随事改容，转垂眷于所与共图生死之人子若孙，虽一毫发不稍混。以此知公，岂老于年，岂害于病，而神明得天者独厚。养然于公，为乡后进，
110李烈钧自述
属在垂髫，惊公姓名，即长老亦翘指，以为虽古名将，何等加焉。今得簪笔相从幸矣。公倦于酬接，又虑往事仓猝间不得具始末，恐终无以塞询者之望，乃列为篇章，养然恭亲校雠，且喜宿昔论列史事之语，果有巨人长德，与国家休戚如公者，躬次其事其重轻又何如也。孟轲云：“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读公书者，其亦起斯感欤？民国三十二年九月末学九江李养然谨志。
《李烈钧将军自传》
【注释】
《民立报》作：“各党各公团钧鉴”。
《民立报》作：“亟”。
《民立报》作：“识者有以知其难”。
《民立报》作：“得步进步”。
“党”为“会”。
“和”为“共”。
“遂使满蒙多离散之民”之前为“要约之兴，复仓皇失措，舆璧帷命”。
“建”为“健”。
“魂”为“魄”。
“解”为“降”。
“举足可定”为“举足之劳，瞬将威伏”。
“选”为“迁”。
“之”为“三”。
“担负”为“负担”。
“暖昧”为“瞬息”。
“义”为“亦”。
“体”为“会”。
“是”为“势”。
“继”为“关”。
无“部”字。
“外”为“内”。
“恒有”为“有恒”。
“乃”为“则”。
“曰”为“日”。
“失”为“食”。
“翱”为“翔”。
“与国更始”为“与国人更始”。
以上义五，1917年7月出版的《会泽首义文牍》记载为：“与全国民戮力，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永不发生，义一；画定中央地方权限，图各省民力之自由发展，义二；建设名实相符之立宪政治，以适应世界大势，义三；以诚意巩固邦交，增进国际团体上之资格，义四。”
“护国军纪事”：“粤”为“与”。
《护国军纪事》：该处与以下“无”均为“勿”。
段祺瑞。
黎元洪。
程璧光。
林葆怿。
朱培德。
魏邦平、刘志陆。
林虎。
龙济光。
刘志陆、林虎。
赖世璜。
林葆怿。
魏邦平。
李根源、方声涛。
李根源。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实于南京攻克前，三月十日已召开第一次会议。
蒋介石。
王法勤、朱雯青、傅汝霖、邓家彦。
蒋介石。
林森，时为国民政府主席。
佳为9日。但电中称“本日抵并”，李6日抵太原，故误。
指热河省。
宋子文。
张学良，字汉卿。
蒋介石。
张作相，字辅臣。
冯玉祥。
《李烈钧之言论》：“力”作“加”。
指《塘沽协定》。
应为7月4日。
张家口。
马相伯。
原稿为：“应速偕同叔平兄暨吉鸿昌、邓文、李忠义、张人杰诸将军。”
《察哈尔实录》作：“鸱鸮翘翔，麟凤落筏。”
112李烈钧自述
当指《塘沽协定》签定。
指《塘沽协定》。
阎锡山。
蒋介石。
阎锡山。
经亨颐，字子渊。
蒋介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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