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李烈钧先生

    周寒僧

    李烈钧，江西武宁人，字协和。早年曾加入同盟会，积极宣传革命，参加辛亥革命。后在湖口起义，掀起讨袁的“二次革命”，并到昆明参加护国运动。护法军政府成立时，任参谋总长。他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任国民党中央委员、国民政府委员、军参院院长等职。本文将李烈钧一生各个时期的作为及政治态度，写得颇具轮廓。作者周寒僧当年为赣籍军事人员，和李烈钧多有接触。

    李烈钧一家李烈钧手迹

    李烈钧是辛亥革命以来江西的一位核心人物，特别是在二次革命中显示了他的魄力；后来在护国、护法、北伐诸役中，更是风云人物。凡是赣籍军事人员，都与他有直接间接关系。当他在前清第二十七混成协任管带（营长）时，我正在第五十四标（团），他由湖北回赣任江西都督时，我任军用电话队队长。二次革命时，我任工兵营营长，留守南昌。他在湖口起义失败后回南昌时，宪兵司令廖伯琅闭城挡驾，是我开城门迎他进城的。后来李亡命日本，我则随刘世钧匿居上海。护法之役，李在广东任参谋总长，我在林虎部任第三团团长，时有接触。兹就我与他接触较多的历史阶段，作一回忆，并写些亲见亲闻，作为补充。

    一身世

    李烈钧，原名烈训，易名烈钧，字协和，号侠黄，江西武宁人，1882年（前清光绪八年壬午）生。父名骏兴，字民仁，号德盦，母杨氏。兄弟四人，其兄名烈谟，其姐适潘爵予。

    武宁是一个盛产红茶的地方，当地有很多由外省来此采购茶叶的茶商，如陈布雷父亲便是其地茶商之一。他们采购茶叶多半运现银来，换茶叶去，来去都需要运输夫，李烈钧的父亲便是这样一个车（牛角车）运工的工头。其女婿潘爵予又雄于财，便帮助他开行经营茶叶，变成一个茶号兼转运行。他父亲死后，家道中落，又因房田产事几度涉讼，到李烈钧“出岭”（赣俗以十五岁为出岭）时，已经是一个破落户了。母亲除以手工自给外，还当“官媒婆”，为从良的妓女物包对象，博取一些媒钱，以维家计，所以李对母亲颇为“孝顺”。

    二入学与出国

    一九零二年，江西布政使护理巡抚柯逢时奉清廷军咨府令，开办江西武备学堂，令各县选送年龄在十八岁以上、二十二岁以下，体格完备、文理清楚、身家清白、品行端正、秉性聪明的青年入学。那时李烈钧年才二十，正合格。但家境贫穷，入选时也少不了要尽一些人事（馈赠）。鞍武举张坦庵、族彦李佐琵相助，始得入选。县令彭某备文将李送省后，经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瑞恺复选，录入前第，为甲班生，与林虎、龚师曾等同期。由于李烈钧学习很用功，加上同班同学黄缉熙（字介生，南昌人，系廪生）和他住在前后房，常常指点他，所以李烈钧在全校师生的心目中，印象也比较好。

    一九零四年，江西备学堂总教官吴介璋奉北京练兵处令，饬选四人赴日留学，在学生中挑出李烈钧、欧阳武、胡谦、余鹤松四人。由吴介璋率领，抵京复试。路过天津时，曾由直隶总督兼练兵处大臣袁世凯予以接见，再转上海赴日。抵日后，先入日本振武学校（系士官学校的预备科）。两年毕业后，转入日本四国炮兵第十二联队实习一年，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学炮兵。一九零五年七月，孙中山先生由欧美返抵日本，李曾往谒。尔后并由张继、王侃、张世膺介绍加入同盟会。

    三在第二十七混成协

    一九零九年，李烈钧在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炮兵科第六期毕业，回国道经上海。适前江西武备学堂总办汪瑞恺正任上海道，因函介到江西第二十七混成协（旅）任职。

    江西第二十七混成协是在当时全国编制下的新军，协统（旅长）前为李瑞（小站出身，绰号李矮子），后为商德全。下辖三个标（团）：第五十三标，标统前为刘槐森（安徽合肥人），后为马毓宝（安徽人）；第五十四标标统，前为林芝夏（福建人），后为齐宝善（山东人）；第五十五标，标统为庄守忠（北方人）。第五十三标、第五十五标是由原巡防营改编。惟第五十四标系在各县征兵，很多是破产的手工业者。李烈钧便是这个标的第一营管带（营长）。该标亦分三营，第一营管带前是胡鹏（江苏人，士官生），后系李烈钧；第二营管带前系董福开（号群辅，南康风岗圩人，江南陆师学堂毕业），后系胡谦；第三营管带前系郑××，后为郝贤林（号竹园，河北人，北洋武备学堂毕业）。每营又分为四个队（连），李烈钧的这一营，前队队官（连长）彭克俭（湖南人），左队队官韩祖润（号滋甫，南京人，寄籍南昌，江西武宁学堂毕业），右队队官陈金瑞（湖北人），后队队官李恩广（字益孙，江西崇仁人），是李恩塑（号泉孙）的哥哥。

    协统部在大校场的演武厅。这里扎了三个营，每天清早，三个营都要出来会操。天未亮以前，先吹起床号，以后第一遍号洗脸，二遍号起枪架，三遍号出操。出操时，三个营分由三个门出来，号兵带头。天冷时，先发口令跑步，一个圈便是几里路。协统商德全有时站在将台上观操，带水晶顶子，穿戈什、马褂，足登青缎靴。商治军甚严，一不如意，非打即骂。有一次竟在会操时将炮兵营管带陆沄罚跪，打骑兵营管带胡嘉猷的板子。他也不满意李烈钧，认为李烈钧是洋学生，靠不住。商德全是北洋出身，学的是德国操，步子提得高，东洋操的步子就要矮些，商常骂李说：“你这个洋学生，连步子都不会走！”

    张怀芝（1861—1934），字子志，东阿人。北洋天津武备学堂毕业。历任新建陆军左翼炮兵营领官，北洋常备军协统，山海关巡防营统领，北洋第五镇统制。民国后历任天津镇守使，保定镇守使，察哈尔都统。1916年封济武将军，督理山东军务。袁世凯死后，投入皖系，任山东督军兼省长。1917年12月，任湘赣陆军检阅使、第二路军司令，奉北洋政府之命，由赣入湘，讨伐西南独立各省，败北。1918年6月调任援粤总司令。皖系失败，又转归直系。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起，任北洋政府参谋总长兼直系前敌执法处长，战败后去职。

    唐继尧（1883—1927），字冥赓，汉族，云南会泽人，出生于一个书香家庭。1904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第六期。1905年秋加入同盟会。1908年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次年回国。1909年返云南，在讲武堂担任教官及从事革命活动。辛亥革命爆发后，参加蔡锷指挥的昆明重九起义。1915年12月25日，蔡锷、唐继尧联名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发起推翻袁世凯的“护国起义”，掀起“护国运动”。1927年2月6日唐继尧交出政权下野。1927年5月23日，44岁的唐继尧气病成疾吐血丧命，葬于昆明园通山。图为唐继尧及其墓。

    1917年8月，造币分厂一改过去长期沿用的光绪元宝旧模，决定开铸唐继尧“拥护共和纪念”银币，并通令在云南省内外流通。

    刘存厚（1882—1962），字积之，属猴，四川简州（今简阳市）人。国民党陆军上将。清代末举人，1903年进入西川武备学堂学习。1904年由四川武备学堂选送日本入陆军士官学校第六期步兵科。1910年春毕业回国，任南武备学堂堂长。参加光复云南。1912年后任四川陆军第二师师长、重庆镇守使。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任四川护国军总司令、肇庆军务院抚军。1917年后任四川督军。1923年后任川陕边防督办兼四川陆军检阅使。1927年后任国民党政府第二十三军军长。1933年在四川参加“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后长期在原籍寓居。1949年到台湾，任“总统府”国策顾问。著有《云南光复记》、《护国川军战纪》、《蜀军志》等。图为刘存厚及其书法。

    刘存厚四川护国军总司令纪念章

    有一次，北洋派张怀芝来省检阅军队，张穿狐皮，站在将台上。先操分列式，到场部门口，撇刀，正步，行注目礼。后操行进式，绕场一周，到将台时，礼亦同前。我们很担心，深怕操不好，会受到处分。总算还好，没有出什么差错。

    李烈钧因系同盟会会员，常对士兵暗中宣传革命。前队队官彭克俭经常夜晚带队紧急集合，或到野外，或到打靶场演习，并对士兵讲些革命道理。事经暗探报告，都队官（营附）把彭调任第五十五标司务长，后来仍予以逮捕，在德胜门外沙窝执行枪决。

    李烈钧手面阔，爱花钱，自己薪水贴给别人用，花钱却向别人挪钱用。那时，他发妻盛氏也到南昌来了，住在他同乡煤炭商刘彩云的炭巷子桐梓树下的家里。李认刘老彩做干爷，刘老彩是刘棱（字佛生，武备生，后任炮兵营管带）的父亲。他妻子常因钱不够用，和李吵闹。后来，李因借用了该营排长夏景星（九江人，储材馆学生）的钱，被夏控告克扣军饷。商德全、齐宝善正苦于无法制服这个洋学生，便借口“匿报逃亡，侵吞截饷”之罪，予以撤职，并开军事法庭予以会审。后经总教官吴介璋、总文案陆长佑、兵备道张季煜救之，得免罪，惟宣布永不叙用。李烈钧在江西已经呆不下去了，因其在日同班同学很多都在云南，遂向其武备学堂同学黄缉熙（其父系直冲巷同大钱盐号店东）借纹银200两，遄赴昆明就事。时逢云贵总督李经羲（字仲仙，李鸿章的侄子）开办云南讲武堂，李根源任堂长。遂委李烈钧为教官兼炮兵科长。与此同时，唐继尧（字萁冥，云南人）、刘存厚（字积之，四川人）亦在该堂任科长。后来，李任江西都督，唐任云南都督，刘任四川都督，故有“一堂三督”之称。

    四辛亥革命中的援皖和援鄂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义，时李烈钧正代表云南往河北永平（今卢龙县）参观秋操演习。到北京与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字绶卿）、蒋作宾等取得联系后，由沪到九江时，九江已告克复，遂就任九江军政府参谋长。

    这时，安徽省会安庆亦酝酿起义。李曾派团长黄焕章率兵两营，前往援皖。因兵变劫掠，李乃亲率军队一营前往镇压，并派海筹、海容两舰随往。到安庆后，即将团长黄焕章看管起来，并将浔军军需顾英就地枪决。乱始平。皖人推李烈钧为安徽都督。

    其后，因武汉吃紧，李遂让都督位于胡万泰，自率龚永旅长、卓仁机（广东人）、李明扬（江苏人），并皖军来援之吴懋松（九江人）等部，连同两只兵舰及许多小火轮带队西上援鄂，受任为北伐军第二军军长。先驻黄冈整编，李又派蓝军恒（湖北人）就地招收了一部分敢死队，并进驻到昌子铺（黄冈县属）。这时，我在湖北统领王安澜部当营长，驻黄陂县属的徐家湾，与李相距不到三十里。李因成立军用电话队，约我担任电话队队长。

    李烈钧的军部，以潘学海（武宁人）为秘书长，吴照轩（九江人）

    武昌起义

    为秘书，黄缉熙为军需处长，张鲁瑶（湖口人）为交通队长，马颉山（河南人）、涂祯祥（高安人）为科员，郑××（日本士官生）为参谋长，龚永为副官长，欧阳豪（吉安人）为宪兵队队长。保定未毕业学生李恩塑、彭武敭、温学峤（晋城）等均在军中。

    五回赣任都督前后

    一九一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南北停战，黎元洪委李烈钧为湖北都督府高等顾问兼陆军学校校长。那时江西都督马毓宝因放纵民团，滥用库款，为江西人民所不满。江西省士绅电请南京临时政府委李烈钧为江西都督，并派代表俞应农到南京请愿。孙中山允其请，果发表李为江西都督。李烈钧奉令后，在鄂与黎元洪商量，除将原在江西带来的军队组成护卫军，派欧阳武为护卫司令外，并自乘楚豫、楚同两兵舰回省，另外有一百多艘民船载运部队。回赣官兵，校官每人发四十元，尉官二十元，士兵十元，悉向官银号借支。欧阳武原在吉安组织民团未成，才来鄂劳军，被委为护卫军司令。率欧阳豪、涂祯祥等部回江西，并派副官钱刚（江苏人）为内卫队长，作先头部队，开赴九江。这时，九江警备司令朱汉涛，原系马毓宝的警卫队长，意图拒李，当将钱刚扣留起来（后由洪江会的谌老炳保出）。李便结合九江驻军师长刘世钧（号佛肩，临川人，保定速成毕业）及江西要塞司令陈廷训，杀死朱汉涛，去了马的羽翼。那年恰逢桃汛，军舰可直驶南昌，李烈钧因径乘军舰到章江门上坡。先驻贡院，后搬抚院。那时王庭藻（字竹如，东乡人）任护卫军参谋官，李明扬（字师广，江苏人）任机关枪营营长，我任电话队队长（后改工程营，我任营长），饶荫堂（安徽人，行伍出身）任副营长，驻在南国求贤街。

    李过去在江西当管带时，曾受过督练公所的军法会审。有一次，他想见巡抚冯汝骙，但一个管带是没有资格见到抚台的。武巡捕张子卿（安徽人，武举出身，张维圣的父亲）曾骂了他，说你好大胆，居然敢越级求见。现在自己当上了都督，相当清代巡抚的地位。李在就职大宴文武官员时，曾谈到此事，言下颇有自得之意。

    在他做都督任内，发生过几件事情。一件是钟震川事。钟震川，萍乡人，留日学生，同盟会会员。他在胡谦任表州都督时，曾做过民政长。后来胡谦被地方人士驱走，其兄胡渊以军需处长被地方上清算予以处决。李任都督后，胡谦亦在省任高等顾问官，又因系与李同期同学，见李也不需通报。有一天，李正与钟震川在办公室议事，胡谦进了办公室，假装观看墙壁上所挂地图，从腰间取出手枪，靠近钟的腰际开放，为兄报仇，钟当时毙命。李以胡谦胆敢在办公室中公然行凶，同盟会会员亦群情愤激，虽经欧阳武多方求情，终不得不判令枪决，当交中军官蔡锐霆执行。蔡锐霆和胡谦都是江西武备学堂同学，执行时，仅开一枪，未中要害，即令家属收尸归葬。胡谦的妻子是江西民团副团长黄炎的女儿，著名青衫绿牡丹的姐姐，星夜将胡谦用快轮送赴九江转赴上海求医，并匆匆以假棺下葬。钟的家属风闻此讯，要求开棺验尸，胡家不允开棺，而以血衣相验。后经人调解，钟用省葬礼，葬在抚州门外法轮庵附近，并有石狮、石碑、祭台等。胡谦伤愈后，也不敢回到江西了。

    第二件是大杀洪江会。洪江会本来是一个反清复明的下层秘密结社。辛亥革命时，有很多工农分子参加起义，经改编为民团，分别驻守在重要地区，并就地筹饷，颇为资产阶级所不满。同时，他们的服装都是头挂英雄扎，身穿紧身衫，手持梭标、马刀等。很多旧知识分子也看不惯，要加以镇压。李烈钧执行了资产阶级的意志，对这些起义农民横加镇压，分别诱杀并囚禁了洪江会会首洪宝琳、彭木香、陈细鬼、谌老炳、梅福祥（后逃出）、徐祥麟等。城头上和电线杆子上挂满了人头。

    还有一件是镇压兵变。原来江西军队在清代只一个协（旅）三个标（团），辛亥革命后，各地都扩充军队。李烈钧将全省军队编为二个师、四个旅和一个混成旅共10个团。他的老同学余鹤松原在九江任标统，李回江西时，余未表欢迎，李将余调充高等顾问官，未派军职。余因此不满，走诉于袁世凯。袁世凯正想钳制李烈钧，便派余鹤松回省策动兵变。策动对象是余鹤松原带的一个标和马毓宝留下的方先亮原来的一个标。至于欧阳武所率的原护卫军和刘稜（武宁人）所率的炮兵营，未受策动，遂出兵平变。欧阳武乘马查街，周璧阶、李明扬、蔡锐霆、卓仁机等都亲自充任剿杀叛兵的刀手。第三团团长王廷藻（日本士官毕业）在事变中吓得躲在马房里，事后被李撤职，派伍毓瑞接充。兵变后，李烈钧调集军队在大校场训话，首先脱帽哭泣，表示杀了许多士兵，是自己治兵不严，心痛不已。

    此外，还有反对他原来的老师汪瑞恺做民政长的事。因我不够了解，也就不多提了。

    我在他任都督时，也帮他做了几件事情。一件是拉林虎的军队回江西。林虎是广西人，因拦轿打官被开革的江西武备学堂学生，后在广西率钦廉子弟兵援宁，被留在总统府任警卫军团长。孙中山辞职后，警卫军军费无着，林虎乃到上海向俞应农要求率军回江西。俞应农即函告李烈钧，李烈钧同意把这股武装力量保留下来，由军务厅长俞应农和我到南京，请原任陆军总长兼任留守府留守的黄兴，把这部军队调到江西来。但江西下级军官大半主张江西军队由江西自己招兵训练，不赞成把外省军队调进来。李烈钧却坚决表示，如不赞成林虎回来，我也情愿不干。结果，汇给林虎十万元，把队伍开到江西，编为江西第一师第一旅。这笔钱是经江西民国银行汇给俞应农交给林虎的。那时，我和俞应农都驻在上海办差。

    有了军队，就要有枪支。李烈钧又派俞应农和我到上海向德商瑞生洋行购买枪支。俞住在四马路孟渊旅馆，我住在大新街大新旅馆。由俞向洋行接头，回佣有百分之八到百分之九点五不等，我都没有拿过。款由江西民国银行汇到上海，交货时，由我在公和洋码头验收。记得有一次买了双套筒枪七千支。这批枪运到九江时，曾被九江镇守使戈克安奉袁世凯电令扣留，李便派欧阳武带兵把戈克安部包围，戈逃亡，枪仍由袁世凯政府发还。

    一九一三年七月，李烈钧在湖口起义讨袁失败，回到南昌时，南昌宪兵司令廖伯琅闭城拒李。当时我这个工兵营的第二连驻在月光地，未上前线，是我率队开城迎接李烈钧进城的。后来李烈钧退往湖南，我亦逃向吉安。找到欧阳武，他叫我把军队交给段德华（蔡森部的团长）。我只身回南昌，被北军密探长邱祖禹（安徽人）拿获，带到张敬尧的南昌卫戍司令部。经其舅子、军法处处长陈琪周（北方人）审问，我伪称是商人，花了六百元释放，再由樟树人龚维三（药商）借给我一些金叶子，逃往上海。李纯还下令通缉我，我父亲又花了钱代我赎罪。我原名周钧，号金龙，从此以后便改名周寒僧了。

    六流亡海外

    李烈钧在湖口起义失败后，经由湖南转赴日本，并把南昌商会送给他的十万元，分给在日本流亡的起义同事使用。不久，李又与黄兴结合日本士官学校教官组织“攘白堂”，还开办了一个学校，叫“浩然庐”，用来收容和培养流亡中的青年军官。地址在东京大森区。这时，孙中山先生也在日本进行整党工作，将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并规定要在誓约上填明“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和捺盖指模。黄兴和李都不赞成这种做法，表示不参加，另组织“欧事研究会”，作为学术团体。后来，黄兴去美国，李烈钧亦偕张于浔、李明扬、卓仁机等赴法国。并派卓仁机到英国学无线电和飞机，李明扬到德国学陆军。不久，李又回到新加坡，在当地与陈夫人（华侨）结婚。

    李烈钧在南洋时，俞应农、余维谦、彭程万、周希颐、熊公福、周贯虹等均随往。还有一个记者李怀霜，广东举人，原籍吉水，原在汉口办报，其妻陈玉珍，四川人，原为勾栏中人，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曾与认识，后为李怀霜所纳，也一同到了南洋。以后李怀霜一直充任李烈钧的秘书。又有某报编辑钟动，广东梅县人，字辟生，是香港某报社长钟独活的弟弟。他在南洋办报，极力支持李烈钧，劝华侨要随李烈钧革命。后来，钟由李烈钧介绍，担任唐继尧的秘书长。

    李烈钧在南洋一带，继续从事革命活动，向华侨募捐，介绍华侨子弟到云南讲武堂念书，并将募得之款用为回国内活动资金。

    七护国、护法种种

    一九一五年十二月，李烈钧与蔡锷（字松坡，湖南人）在云南起义讨袁。蔡锷率护国军第一军入川，李烈钧率第二军入桂攻粤。部属如下：

    参谋长：何国钧（字干臣，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副参谋长：陈桄（字谷采，江苏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护国军营帐

    笫一梯团：张开儒（云南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一支队：钱开甲（云南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二支队：盛荣超（湖南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第二梯团：方声涛（福建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

    三支队：黄临庄（不详。）

    四支队：马为麟（云南人，云南讲武堂毕业。）

    李并从南洋带来数十万元，是华侨张木欣（云南腾越人）等借助的。李在广西结合桂军入粤，攻打韶关，亲任炮手，有“三炮定韶关”之称。李部入广州后，驻在农林试验场。徐元诰任秘书长，李怀霜、熊公福（宜丰人）、杨赓笙（湖口秀才）任秘书，余维谦（字地山，金溪人）任参谋长。曹浩森、熊式辉、彭学游均在军中。

    一九一七年七月，孙中山先生率海军南下护法。时李烈钧以护国军第二军长亦在广州，被选任为大元帅府参谋总长。后以被击溃的前广东都督龙济光残部意图进犯广州，李又受任为讨龙总指挥，结合海军、桂军、滇军、当地粤军，讨伐龙济光，收复了琼崖。

    一九一八年一月，孙中山先生命海军炮轰桂系军阀、广东督军莫荣新的观音山督署，李烈钧曾劝阻英部警卫军参谋长林虎回击，遂未肇事端。

    一九二零年，由于滇、桂两系争夺驻粤滇军领导权，曾发生两李（接近滇系的李烈钧和接近桂系的李根源，两人皆日本士官同期同学）火并事，贺鑫常（九江人，保定一期）任上校参谋，被张开儒部刺杀。万壎（九江人）任营长，阵亡。结果，李率大部分滇军赴桂，以后又赴渝，后来由渝回师，参加了讨伐陆荣廷（老桂系首领）。

    一九二二年五月，孙中山先生誓师北伐，李烈钧仍任参谋总长，指挥作战，我亦随彭学游组织赣军第八路游击军谋响应。旋以陈炯明叛变，北伐功败垂成，李亦由始兴败走乐昌、坪西，经郴县到衡阳，由吉安在湘大商人胡鼎珊花了万余元招待，并包轮船一只经长沙去上海。

    一九二三年一月，滇军总司令杨希闵，桂军总司令刘震寰联军攻打陈炯明，收复广州。孙中山先生回粤重组大元帅大本营。杨希闵，云南人，系李烈钧在云南讲武堂时的助教，李任江西都督时，杨即来江西向李求事。李那时年轻气盛，看见杨希闵卑躬屈节，请求栽培，便骂他不学无术，甭想当官。即叫连长郭瑞祥（安徽人）带到队上见习，后由郭送往江西讲武堂学习，未加重用，杨因是对李不满。李烈钧在北伐中兵败出走，所有在粤滇军，都在杨希闵的掌握之下。李时随孙中山先生东征。为釜底抽薪，孙派李烈钧为粤赣闽边防督办，去策反陈炯明所部林虎、洪兆麟、赖世璜等部。督署初设汕头，后移漳州，由彭公威任参谋长，熊公福任秘书长，蔡公时任政务处长，徐保国任警卫团长。时有一“国”三“公”之称。后以策反未成，仍回上海。

    李在任参谋总长时，曾纳旧属龚永（字少甫，福建人。二次革命失败，在由赣回闽途中，被赣南镇守使李廷玉杀害）之妻为妇，称华夫人。其兄华苕生被任为秘书。华等系来粤请求抚恤者。

    八在西北军中

    一九二四年十月，西北军首领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囚禁北洋贿选总统曹锟，驱逐溥仪出宫，再与奉系合推皖系段祺瑞为临时执政。随即联名电请孙中山先生北上，共商国是。讵孙中山先生到津即患重病，转赴北京协和医院，终以治疗无效，于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在北京逝世。李烈钧此时正随孙中山先生在北京，担任治丧之责。出席了当时在京召开的追悼会，并参加了西山碧云寺由谢持、张继、林森、邹鲁、覃振等所召开的西山会议，成为国民党右派——西山会议派的一员。此后，李即因孙岳（曾任江西庐山牧马厂督办）、胡景翼（曾在日本李烈钧等人办的浩然庐读过书）的关系，到张家口投入冯玉祥部任总参议。

    一九二六年，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冯玉祥因为争夺地盘，矛盾日益激化。直系军阀吴佩孚亦因过去被冯玉祥推倒，含恨在心，遂共同联合山西军阀阎锡山三面围攻国民军。冯玉祥原来是支持奉军郭松龄推倒张作霖的。郭部失败后，李烈钧与方声涛曾奉冯玉祥之命，带了十万现洋，到山海关慰劳郭松龄旧部，并发表魏益三为国民军第四军军长。一九二六年初，冯玉祥退居幕后。国民军总司令孙岳代理，并在居庸关南口设防，李烈钧亦参加设计。他指出南口侧翼均系连山地，凡通敌道路均作削壁封锁之，正与作战指导中“依山作壁”之旨相合。一九二六年三月二十日，冯玉祥由平地泉取道库伦赴苏联。四月，国民军退出北京，李烈钧又代表孙岳请何遂代理第三军长，办理军队的善后工作。

    九蒋介石时期的李烈钧

    一九二六年，中国国民党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出师北伐。先后克服了湖南、湖北，及江西。蒋介石这时企图通过李烈钧来拉拢冯玉祥，便发表李烈钧为江西省政府第一任主席。李烈钧奉委后，于一九二七年二月来南昌就任江西省政府主席，由杨赓笙任秘书长，徐元诰任民政厅长，周雍能（字静斋，江西鄱阳人，美国留学生）为财政厅长，刘一峰（江西吉安人）为建设厅长。这时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已宣告成立，与由广州迁来武汉的国民政府相对立。江西境内，除由第三军留守外，其余军队悉已调赴北伐。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为了争取江西阵地，委第三军军长朱培德为江西省政府主席。李烈钧的省政府在南昌呆不住了，只有迁往上饶。并委蒋笈（号大川，九江人）代理民政厅长，徐薰（号蕙如，上饶人，江西武备学堂学生）代理财政厅长，龟缩到赣东，勉维残局。后来，南京国民政府选任了李烈钧为国民政府委员，李也只好收拾这个破烂摊子，逃向南京。朱培德也算识趣，写了一封骈俪体的信给李烈钧，恭维他是“廿年勋旧，四海仪型，曾释一日之仔肩，终系群伦之重望。”朱培德这时兼任了第五路军总指挥，只支领总指挥的薪给，而把省主席的薪给，根据兼职不兼薪的原则，按月送给李烈钧。李也算未居省主席之名，却得了省主席之惠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蒋介石在何应钦、李宗仁的胁迫和汪精卫的反对下，通电辞职。这时，李烈钧居国民政府常务委员职，并一度代行主席职权（宁汉合作后的主席是谭延恺），为蒋介石作了国民政府的看守者。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向蒋介石兵谏，要求抗日。蒋介石答应了张、杨的要求。蒋介石回到南京后，即将张学“宁汉合流”标志着国民党内良扣留，并组织军事法庭予以审对反共已达成一致判。李烈钧被任为审判长，鹿钟麟、朱培德为陪审员。这天，张学良穿了厚呢军服，领章肩章俱全，足登乌亮马靴，腰间插了支自备枪，由宋子文陪同，到了军委会。在进入法庭前，门口卫兵谦恭地敬了个礼，请他摘下肩章、领章和手枪。面对着李烈钧，专为张学良摆了一张小桌子，一把小凳子。李烈钧见张学良走到面前，便把手一伸，示意张学良坐下。

    张学良略一为礼，使在那把没有靠背的凳子上坐了下来。整个法庭和记录、旁听等人席上都显得很不平常。半晌，李烈钧咳嗽一声，叫道：“张学良。”百多双眼睛盯了坐在中间的张学良，听他如何回答。——张学良默不作声。李烈钧只好自己自问自答地说：“你就是张学良？”张学良忍不住了，只好回答：“审判长不是认得我吗？过去你不是常称我做‘副座’吗？你还有什么要问么？”这样一来，审判长照例要问的年龄、籍贯等等情况，也就不便再问下去了。李烈钧提高嗓子再问道：“张学良，你身为军人，为什么劫持长官，进行叛变？”

    张学良蓦地蹦了起来，只见他脸色铁青，胸脯起伏，昂首而望，双手一摊，大声答道：“审判长不是和先父也是老友吗？先父为了维护东北一片干净土，利用过日本，也和日本作了不少次斗争，等到日本发觉他不是那样驯服的工具，又把他在皇姑屯炸死了。”他伤感地顿了一顿：“那时，我还很年轻，为了祖国的统一，不惜排除万难，毅然宣布易帜，服从国民政府的领导。国民政府利用过我，却没有支持我：中东路事件，利用我对苏作战；日本入侵，又叫我坚决不抵抗，使我遭受了万人的唾骂。后来又要去打共产党。我为了家仇国难，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完全是正义的，也是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的，难道抗日还会有罪吗？我不是劫持委员长，而实在是爱护委员长；我不是叛变，而实是忠心于国家，忠心于人民。请问审判长，还有什么值得审判的呢？”

    最后，张学良打圆场地说：“至于这次事变的目的和一切详细经过情形，请审判长问蒋委员长，他知道得很清楚。此时此地，我也不便多说。”

    被告张学良的判决状（李烈钧——军事法庭审判长）

    李烈钧向左右两边望望，意思是问陪审员还有什么要问的没有？但陪审员们个个相对无言。最后，他正襟危坐，目对文件说：“张学良，一切勿须争辩，判决徒刑十年，褫夺公权五年。”接着起立，宣布退庭。——这些情况，都是李的秘书熊公福见告的。

    这不是李烈钧审判了张学良，而是张学良审判了另外一些人。翌天，蒋介石作出猫儿哭老鼠的姿态，对张学良宣布特赦，并交军委会严加管束。算来是李烈钧代人受过，做了蒋介石的工具，而蒋介石实际上却将张学良的有期徒刑改判为无期徒刑。

    十客死重庆，归葬故乡

    李烈钧在蒋介石统治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一直担任着有职无权的所谓国民党中央委员、国府委员和军事委员会的委员，成了一个伴食的大员。后来，由于冯玉祥将军来到了南京，李烈钧经常和他接近，思想受了一定的影响，开始认识到蒋介石的独裁和卖国的本质。特别是在对日抗战发生前夕，响应冯玉祥将军的抗日号召而主张坚持抗战和走孙中山先生的路。例如一九三七年二月，国民党开三中全会，何香凝先生提出恢复孙中山先生首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案时，宋庆龄先生和冯玉祥将军都签了名，曾经介绍李烈钧加入同盟会的张继，本来也签了名的，不到半个钟头又反悔了，说：刚才签的名不算。李烈钧便在张继的名字上签上“李烈钧”三个字，并说：姓张的怕，姓李的却不怕，我们走孙中山先生的路，有什么危险都不怕。

    抗战发生后，李烈钧曾在江西武宁原籍呆了一个时期。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南京失守后，李即由武宁赶到武汉，见蒋介石，并向蒋提出：抗日主张，万不可以改变，而且天真地劝蒋飞到莫斯科和斯大林商量。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李又要冯玉祥赶到衡山，劝蒋介石千万不要投降。后，李烈钧和冯玉祥都移住在陪都重庆。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日，李烈钧在重庆逝世。后灵柩由渝抵浔，转经德安运回武宁。李烈钧原籍在武宁之罗溪平坑，距县城约六十华里，后筑别墅于箬溪，即葬于是。其地山势劲拔，古木如林，前环清流，后凭丛山，任后人凭吊。

    我所知道的李烈钧

    卓仁机

    作者卓仁机曾长期在李烈钧属下任带兵官。本文对从辛亥革命到孙中山逝世前的李烈钧在各个阶段的主要经历做了具体生动的描述。

    我最初认识李烈钧，是1911年冬于江西的九江。那时，辛亥革命爆发，江西光复不久，李烈钧任九江军政分府督军的参谋长。我当时从上海到武昌参加起义军作战，在汉阳失却联络，只身从汉口租界乘船到九江，投奔李烈钧。以后，我就在李烈钧属下任带兵官。举凡李烈钧参加过的战役，我差不多都亲身参与，及至他离开军队，我们间仍经常保持着一定的联系，所以说，李烈钧既是我的上司，又是同志和朋友。但我所知道的李烈钧的生平事迹，及其思想动向，主要还以辛亥革命以后至北伐之前为主，并以军事方面为多。其中，又因自己只是一个老粗，政治水平不高，很多事情未必能够作出正确的分析，故本文所记，仅属个人所知所闻。自己所能理解的事实，错误自所难免，不足处，更希望有人加以补充。

    一辛亥革命期间的李烈钧

    李烈钧，字协和，江西省武宁县人，家庭是小商人。他自小好读书，原是清末一名年轻秀才，后在江西武备学校学军事，约于一九零五年左右（同盟会成立前后），以公费生留学日本，在日本士官军校学陆军。

    李烈钧在士官军校中，与一部分较有爱国思想的同学接近，成为士官生中的新派。不久，在黄兴的策动下，组织了“攘白堂”，参加者多是这些新派学生，李烈钧是其中的主要分子。“攘自堂”含有反对西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意义，是同盟会借以团结士官学生，进行革命宣传的外围组织。李烈钧正是在这样的宣传教育下，接受了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主张的。故不久，即由黄兴等介绍，认识了孙中山，并加入了同盟会。

    这个时候的李烈钧，学习成绩是良好的，思想是进步的，但生活上也和一些留学生一样，较为散漫。

    二十世纪初叶，李烈钧在士官军校毕业。回国后到北京清政府陆军部报到，派回江西省工作，在江西混成协（旅）吴介璋部当营长（当时称管带）。这个混成协即清末在全国各地编练的新军部队，不少年轻官兵多倾向革命，其中，不少军官还是李烈钧在日本士官军校或江西武备学堂的同学。所以，他一回到江西，就在官兵中进行革命的宣传组织工作。但由于他一向豪爽，较少心计，工作进行得不细致，很快就为江西清政府知道，马上下令要逮捕他。好在曾在江西武备学堂当过总协、历任江西常备军统领，当时兼署江西臬台的汪瑞恺，原是李烈钧的老师，得知这个消息，就秘密通知李烈钧，叫他马上逃跑，还送了五百元给他做盘费。李烈钧从江西逃到上海，没多久就把钱花光了。后来决定去云南，却没有旅费，结果，还是汪瑞恺再秘密汇给他几百元，才得动身。

    李烈钧到达云南昆明，初在云南讲武堂任教官。时唐继尧任讲武堂总协（校长）。同在讲武堂任教官的，有李根源（后继任校长）、方声涛等人。不久，李烈钧奉调云南陆军小学当校长，直到辛亥革命前夕为止。故云南省后来的军政人员，很多都是李烈钧的同事和学生。

    二对辛亥革命的作用和贡献

    一九一一年（清宣统三年）秋天，清政府陆军都在马厂举行秋操，各省军官多奉令晋京参观，李烈钧亦由云南省派赴北京观操。在各省观操军官纷纷到达，秋操尚未开始的时候，突然武昌宣布起义，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闻讯之下，惊惶失措，马上宣布秋操停止，着令各省军官从速回防，连主持秋操的陆军部大臣，也奉令统军南下，镇压革命。当时，在各省观操的军官中，有很多是日本回来的士官学生，他们即使不是同盟会员，也多少受到过孙中山先生革命宣传的影响。在获悉武昌新军起义消息后，大都喜出望外，纷纷相约回防，伺机响应。李烈钧因在江西带过兵，江西混成协的官兵中有自己的基础，便不返云南，在北京兼程经天津、上海秘密潜回九江。当时江西混成协第五十三标（团）正驻防在九江，标统马毓宝及各营营长，以及大多数官兵，都是李烈钧在江西当营长时的旧相识。其中，不少人对革命都有一定认识。

    李烈钧回到九江后，经过秘密动员联系，很快取得该标及驻防九江的炮兵营官兵的同意，于旧历九月初旬，在九江宣布独立。清政府九江道台保恒，不敢抵抗，狼狈逃沪。当时，因南昌尚未宣布独立，乃先组织九江军政分府，公推马毓宝为分府都督，李烈钧为参谋长，并且马上占领长江的要塞金鸡坡炮台及马当炮台，把长江交通拦腰截断，使清政府派到武汉镇压革命的北洋舰队及江防舰队受到致命的打击：很多舰艇，在上游的不能下驶，在下游的不能上驶，补给中断。结果，北洋舰队中的主要舰艇，除海圻号奉令赴英，不在国内者外，其余海琛、海筹、海容等号（记得共六艘），及长江江防舰艇的一部分（记得有所谓“四江”、“六楚”等小型舰艇七八艘），很多格于形势（大多数因在武汉作战，闻九江宣布独立，仓促下驶，企图逃往上海，到九江后，为金鸡坡炮台拦截着，不能前进），或由于舰上官兵起义，纷纷集结在九江，经过动员或联系，都在九江宣布起义。记得海筹等号到达九江时，还是由我和龚小甫二入最先上舰去和他们联系的。当我们到舰上时，所有满籍官员，多已逃跑一空（或改装混在士兵中），舰上官兵对革命都表示欢迎。后来，还在各舰艇抽调轻重机关枪十多挺、步枪数十支，支援我们。所以，九江宣布独立，不但推动了江西各地以至南昌独立（江西的独立，是先九江，后湖口、鄱阳、赣州，最后南昌才宣布独立的），更重要的，是它截断了长江，瓦解了清政府的海军主力，震动了全国，壮大了革命声势。对支援武昌起义及推动全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都起了重要的作用。李烈钧在这里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李烈钧在九江独立后，除继续联系各方，推动各方的独立运动外，并派出军队，支援安徽省的独立及武昌等地的战事。先是安徽省会安庆的新军及革命党人，经两次起义，逼使安徽巡抚朱家宝于九月中旬宣布独立，仍由朱家宝出任都督。但社会秩序混乱，局面无法维持，乃由同盟会人到九江请马毓宝、李烈钧派兵援皖，马毓宝当派其第四十五支队长黄焕章，率队到安庆，赶走了朱家宝，实际掌握了安庆的军政大权。但黄焕章部纪律败坏，到处抢劫杀人，马毓宝、李烈钧几次命他回防九江，黄竟借故不动，李烈钧乃临时组织了一个七人参谋团，带领部分部队，乘海筹军舰亲到安庆去处理善后工作。他到达安庆时，市面异常混乱，商店多数关门，李烈钧进入抚台衙门，临时由我们用木头刻了一个“安徽都督之印”的大印（因商店关门，找不到人刻），出示安民，并把黄焕章及其部队调回九江。当时安庆地方人士，以大局未定，乃公推李烈钧为安徽都督，继续整顿地方秩序。于是，李烈钧便暂时当了安徽都督。在当时的情况下，李烈钧如继续留在安庆，扩张个人实力，占领安徽地盘，未尝不可，但他的目的并不在此，除继续收容市上的散兵游勇，整顿地方秩序之外，无意久留安庆，仍着地方人士另行推选都督（后来似由地方人公举桂丹墀为临时都督）。

    当时，长江下游的南京仍未光复，起义军徐绍桢、林述庆部屡攻南京未下（守军是军阀张勋），派人请李烈钧率队协同进攻。李烈钧当即集结部队，准备出发。但正在这个时候，武昌黎元洪派来代表，以武昌清兵进攻甚急，形势危殆，请李烈钧带领九江海陆部队增援武昌。李以武昌关系全国大局，乃放弃进攻南京计划，集中全部舰队，并把安庆所收容的三千名散兵游勇，剪辫易装，加以编整，另在九江集结部队（约数千人），合组成军，浩浩荡荡向武汉进发。军至黄州，李烈钧派我连夜到达武昌洪山寺见黎元洪，请示作战计划。当时，清兵已占领整个汉口、汉阳，在汉阳龟山架起野战炮，炮击武昌，并准备渡江进攻武昌，形势的确是很严重的。

    当我回到黄州，报告全面情况之后，李烈钧当即命令各个舰艇日夜游弋于长江江面，防止清兵渡江，自己带同全部陆军，在湖北的黄陂登陆，向孝感方面迂回前进，目的是包围进击的清兵侧背，截断其铁路交通。我当时任敢死队副队长（李明扬任队长），曾带领小股游击部队，附机枪数挺，进入京汉铁路沿线，破坏铁路，截击火车（当时这样的游击部队还不止我一个），大部队则与清兵保持接触，但避免正面硬拼。结果使清兵大受威胁，不敢全力渡江进攻，武昌的危急局势遂告解除。当时，李烈钧奉委为北伐第二军总司令（同时在这一带作战的总共有三个军），除在九江带来的部队之外，还收编了一部分湖北部队，力量是相当强大的。清政府在这方面的统帅（记不清楚是冯国璋，还是段祺瑞）曾企图对李进行收买，但李坚决拒绝了这种引京汉铁路修建工地。1906年4月1日，京汉铁路正式通车。

    诱，表示了对革命和孙中山先生的忠诚。

    一九一二年二月十二日，清帝逊位，南北议和，武汉战事告一段落。江西人公推李烈钧为江西都督，派欧阳武（李在日本时的同学）到黄陂见李烈钧。当时，江西宣告独立后，原由江西混成协统领吴介璋任都督，因不得人心，旋由彭程万接任，又为部分军人所不满，乃由原与李烈钧在九江宣布独立的马毓宝继任。马接任后由于纵容部队为患地方，弄得民怨沸腾。其中，接替马毓宝就任九江警备司令（军政分府撤销，改为警备司令部）的朱汉涛（原是马的卫士长）尤为骄横放纵，九江群众恨之入骨。故江西临时省参议会秘密开会，一面报请孙中山（时已就任临时大总统）委任李烈钧为江西都督，一面派人向李促驾。

    李得讯后，即把原在江西带去的部队，另加当时在湖北组成的机关炮大队（李明扬任大队长，我任队附）组成护卫军，派欧阳武为司令，对外号为南雷支队（欧阳武别号南雷）。在孙大总统公布李烈钧为江西都督以后，即以欧阳武支队为前导，向九江进发。时马毓宝的部队多加入红帮，不愿服从政府命令，对李烈钧回师江西意图对抗。但江西人民多拥护李烈钧，所以欧阳武率队到九江的第二天，就有九江警备司令部的团长刘世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像。镜框用红、黄、蓝、白、黑五色木条镶嵌而成，代表汉、满蒙、回、藏等五族共和。

    钧等起而杀掉了纵兵殃民的九江警备司令朱汉涛，这一举使江西人民拍手称庆，也使马毓宝及一部分企图抗拒李烈钧的军人为之胆寒。

    李烈钧进入九江后，把部队重新编整，并把收缴朱汉涛部的枪械及截获北洋军阀秘密接济朱、马的军火一批（内共法造步枪二千支，机关枪八挺），用以充实自己的部队。在九江先后停留十多天。时马毓宝得悉朱汉涛被杀，李烈钧得到地方人士拥护，乃不敢抗拒，自行离去南昌。李烈钧在江西省临时议会代表的欢迎下，乘楚同号自九江直驶南昌，顺利接任了江西都督职务。

    三在江西与袁世凯的矛盾和斗争

    李烈钧接长江西以后，中国革命形势有了新的变化，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北方封建势力，接代孙中山当了大总统。袁氏上台后的首要任务，就是极力排除孙中山革命势力，李烈钧作为孙中山所掌握的革命势力之一，很快就成为袁世凯政权所收买、打击以至排除的主要对象。李烈钧根据这样的形势，在江西进行了一系列军事、政治、经济的改革措施，他首先想办法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初任欧阳武为警卫军司令，后来扩充为两师一旅，第一师师长欧阳武，第二师师长为刘世钧，另混成旅旅长方声涛。孙中山先生辞了大总统职后，把原来总统府的警卫军林虎部队调到江西，改编为第一旅。为了提高军队素质，并接收了陆军速成学校，开办讲武堂，大力培养军事干部；在政治上，改组都督府，罗致了很多同盟会员，担任都督府的厅、局长，使江西政权，完全置于以孙中山为领导的革命派的掌握之内。此外，还成立民国银行，活跃地方金融财政，把一个混乱而衰败的江西，逐渐地恢复过来。

    就在李烈钧大力整顿江西的同时，地方封建势力的破坏和袁世凯的入侵也相与俱来。首先，江西洪门会的力量原来就很大，光复后他们更与地方军队和民团结合起来，形成了强大的地方封建势力，群起反对李烈钧。其中，有余鸣皋其人，原是李烈钧的同学和好友，时任都督府顾问，暗中与洪门势力勾结，伙同第二师师长刘世钧，企图推倒李烈钧。某天晚上，他们在南昌集合了全城的红帮，连同一部分刘世钧的军队，在大校场开会。会后到处放枪，一部分并攻入都督府，李烈钧仓卒走避宪兵司令部，才幸免于难。当时我在第一师机关炮营（第一师即原来的援鄂部队），奉令带队到都督府平乱，把红帮及叛兵赶跑，才通知李烈钧回都督府。事后很多人主张趁着南昌混乱期间，乱枪把刘世钧打死，但李烈钧却不愿这样做（后来在第二次革命期间，刘世钧终于勾结袁世凯的李纯部队，反叛李烈钧。所以有人认为李烈钧善于打仗，但却不重视整顿部队和认真使用干部，这应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但经过这次事变，李烈钧终于处决了几个洪门的首要，解散了地方的民团组织，得以把内部暂时巩固起来。

    袁世凯为了打击李烈钧，首先要求江西缩编军队，李没有理睬他。跟着，就以拉拢收买的方法，把九江镇守使兼九江要塞司令戈克安拉过去。戈原是在九江参加起义的旧人，但认为李烈钧不提拔他，心怀不满，因而投靠袁世凯。作为反李的内奸，戈克安执行袁世凯的命令，曾向北京政府告密，并伙同九江海关，把李烈钧在上海买回来的一批军火扣留（后几经交涉，才勉强放行），从而暴露了戈克安投袁反李真面目。李烈钧当派第一师欧阳武部，包围九江，逼走了戈克安。时适袁世凯派其顾问王芝祥到九江调查李烈钧购运军火案（王原是广西光复前的臬台，光复后任广西副都督，在广西带队到南京助战。南北议和后，部队交林虎带领，他本人到北部，任袁世凯总统府顾问），王芝祥与李烈钧素来相善，袁世凯就利用这种关系，在戈克安被赶走后，委派王芝祥继任九江镇守使兼要塞司令，一方面想通过王芝祥就近说服、监视李烈钧，一方面不让李烈钧派人进占九江。李烈钧接受了，王芝祥就派他过去的参谋长耿毅代理这个职务。耿毅也是日本士官学生，与李烈钧是同学，过去关系很好，李也乐于接受。袁世凯亦表示同意。并召耿到京晋见，见面时除大叙同乡之情外，还送给他一张二十万元的支票，要他监视李烈钧的一切，相机倒李。但耿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主张，拿了袁世凯的钱，却不愿作袁的走狗，还把袁世凯的恶毒阴谋告诉了李烈钧。耿毅还派他的副官长周璧阶接任原驻九江的第九团团长。周也忠于革命（后来在湖口起义中阵亡），袁世凯的阴谋也就宣告破产。

    袁世凯为了贯彻他排除各省革命势力的计划，曾颁发了一个将各省现行都督制改为督军制的命令。原来旧有各省的都督，都是集军权与政权于一身的，改为督军之后，就只管军队，不管行政，另由中央派员出任省长，专管行政事务。袁世凯为了渗入江西，就委派曾与李烈钧有过交谊的汪瑞恺任江西省长。上面说过，汪瑞恺在江西原是李烈钧的老师，在清政府要逮捕李烈钧时，汪曾秘密通知他，并赠送旅费让他逃跑。所以，李对汪是愿意接受的。但袁世凯事先并未征求李烈钧的同意，汪到江西前也没有与李烈钧进行过商量，汪到江西后，还事事表示支持袁世凯，与李烈钧并不站在一起，因而引起李的不满，更引起部分年轻军官的反对，认为他是袁世凯的奸细，有意到江西来进行分化活动。于是，就有人打电话给汪瑞恺，限令他三天内离开南昌，否则就放火烧他的房屋，置他于死地。汪闻讯之后，只得灰溜溜地逃跑。袁世凯这一阴谋，也再度宣告破产。

    汪瑞恺逃离江西之后，袁世凯和江西的关系，已逐步地紧张起来。以后，袁世凯还先后提出赵从蕃等人为江西省长，均未得李烈钧同意。袁、李关系，更形尖锐。其时，黎元洪也不断以利害关系游说李烈钧，但李忠于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均不为其所动。于是，袁世凯乃决定用武力对待李烈钧，派其北洋精锐部队第六镇（师）李纯部开进湖北，直逼九江对面的武穴，李烈钧也部署部队，准备作战。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李烈钧为了揭发袁世凯的祸国殃民行为，首先通电反对袁世凯政府向各帝国主义银行秘密进行“善后借款”。至一九一三年三月，著名的宋教仁案（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于上海）发生，全国群情激愤，李烈钧坚决拥护孙中山先生的反袁主张，当与广东都督胡汉民、湖南都督谭延恺、安徽都督柏文蔚、福建都督孙道仁，秘密结成五省联盟，并通电四川、云南、贵州等省，相约联合反袁，各省多表示同意。就在这个期间，袁世凯为分化江西内部，乃派第一师师长欧阳武的哥哥欧阳询（国会议员）从北京回到江西，一方面游说和软化欧阳武，一方面与地方商人、绅士联系，极力放出“和为贵、打不得”的空气。

    袁世凯的全国力量对抗，一旦兵戎相见，首先糜烂地方，受害的是江西人。他这种说法，颇能欺骗和愚弄一部分地方人士，欧阳武本人也受到他的影响。但第一师的官兵，都是李烈钧带领的老部下，始终忠于李烈钧，所以欧阳武也不敢有任何反李的表现。但社会人士，则大多受到欧阳询的影响，“和为贵”的论调，盛极一时。同时，李纯到达武穴之后，也大做拉拢收买工作。李明扬、周璧阶和我，都接到李纯的信，愿以六十万大洋收买我们三个人。我们对方声涛等公开了这封信，以表示我们坚决不受收买。但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及其部属却接受了李纯收买，后来公开叛变。

    袁世凯经过上述一系列的分化收买工作，认为时机成熟，乃于一九一三年六月，下令撤除李烈钧江西都督职务（跟着被撤的还有安徽的柏文蔚、广东的胡汉民）。李烈钧审时度势，认为全面反袁的时机尚未成熟，为保存革命力量，乃去职赴沪。临行，江西省商会还特别送给李烈钧八万元作旅费。袁世凯乃派黎元洪兼任江西都督，欧阳武为江西护军使，但黎元洪实际未到江西，权力全部掌握在欧阳武手上。

    李烈钧在江西与袁世凯这一段互相对立斗争的历史，明显地说明了李烈钧这个时期对孙中山及整个革命事业的忠诚。

    四湖口起义的经过及其失败

    李烈钧到上海后，孙中山召集各省都督举行会议，决定全面讨袁。当孙中山征询谁愿首先起来发难反袁时，与会者均默不作声，李烈钧乃自动起来慷慨承担了这个任务，于是会议乃举李烈钧为全国讨袁军总司令（后来李没有出就这个职位，只就江西讨袁军总司令，全国总司令职由岑春煊挂名担任）。李乃于七月初旬秘密回到江西的湖口县，举行了历史上著名的湖口起义（也叫二次革命）。

    先是李烈钧赴沪之后，黎元洪勾结袁世凯，以九江、湖口发现“乱党”为名，命令李纯部队从武穴渡江，进驻九江。惟赣军第二师师长刘世钧及两个旅仍驻在九江城内。湖口及各炮台则掌握在李明扬（时任第十九团团长）手里。欧阳武驻在南昌，虽态度不尽坚决，但始终不反对李烈钧。其所属林虎旅则在九江附近，与李纯部保持接触，坚决挡住李纯的继续前进。李烈钧回到湖口，于七月十二日在湖口竖起讨袁军大旗，宣布就任江西讨袁军总司令。是日，适袁世凯所遣派的特使余大鸿，从九江送江西护军使的大印给欧阳武，船经湖口，为要塞司令何子奇截获，马上把他斩首祭旗，并开始反攻九江。欧阳武被逼于南昌宣布独立。

    在孙中山先生的策动下，紧接着李烈钧宣布起义，高举讨袁大旗。之后，江苏、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四川等省，均通电响应，宣布独立。同时，根据五省联盟，广东的胡汉民、湖南的谭延恺、福建的孙道仁，起初都答应出兵援赣，但后来都没有实行。谭延恺甚至在向江西索取了一批弹药之后，还宣布退出讨袁。故事实上当时号称全国第二次革命的讨袁运动，主要局限于江西一省及南京等地（以黄兴为主干），袁世凯乃得集中全力，对付李烈钧。

    在湖口起义之前一两天，驻九江的李纯部队已步步向沙河德安进迫，林虎旅被迫作战，已一连打了几个胜仗。当时驻在九江城内的江西部队，如能及时配合，起而袭击九江后方，李纯已渡江的部队，是不难被全部消灭的。但驻九江的赣军第二师刘世钧不此之图，一部分部队被收买叛变，一部分被缴械，仅一部分从水上突围至湖口。故湖口宣布起义时，李纯部已在九江及其附近巩固阵地，后援部队亦源源过江，造成了以后作战的困难。李烈钧过去在江西红帮联结刘世钧叛乱时，既不杀刘世钧，也不整顿刘的部队，遂造成了这次恶果。及湖口宣布起义之后，七月十二日拂晓，即从湖口、姑塘及德安、沙河等各个方面反攻九江，但由于部队配合不好，这个来了那个没有来，一开始就打得不顺利，攻击停顿下来。十三日拂晓继续进攻，行动又不齐一，加上敌人已有准备，作战倍增困难，又第九团团长周璧阶在进攻中阵亡，军心开始动摇，部分官兵为敌人遣派的奸细收买，偷偷撤至金鸡坡炮台投降敌人。姑塘之线，不久即退回湖口、德安、沙河之线。林虎部队勇猛进攻，伤亡极大，再加上姑塘进攻不得手，也被迫节节向后退却，反攻九江战役遂告失败。及至七月二十二日，袁世凯正式下令讨伐江西，派段芝贵率陆军、汤芗铭领海军，大举进攻江西。不久湖口失守，部队分别向南昌撤退。南昌方面，欧阳武因受他哥哥欧阳询影响，反袁决心原来不大，在战事向南昌逼近的时候，即以“不愿以桑梓为战场”作理由，首先退出吉安（后南昌失守，他更以同样理由，干脆抛掉部队，自己入山做和尚去了）。大概九月初旬，李烈钧退至南昌，城访司令廖伯琅竟闭门不纳，后来几经交涉，才开了城门（一说是李派兵爬城进去开门的）。李烈钧进入都督府后，廖伯琅整装来见，李的警卫军把廖伯琅的军服剥光，并把他绑起来。李烈钧却叫人把衣服、军刀交还给他，连说只怪自己打败仗，不必责怪别人，没有给他任何处罚（后来李纯入南昌城，把廖伯琅杀了）。李烈钧到达南昌之后，虽然人民还拥护他，社会秩序安定如故，但由于他一向倚为主干的两个师长，一个投降敌人（刘世钧），一个无心反袁（欧阳武），而号称“飞将军”的林虎部队，伤亡很大，战局异常不利。宣告退出反袁的谭延恺，这时特别派人到南昌劝李烈钧离开江西。至此，李见败局已成，乃派伍毓瑞代理江西都督，自己从南昌去长沙，由谭延恺送他乘日本煤船转赴上海，所余部队，各自为战，战了一个时期，也就分别散去。我与李明扬二人辗转由江西出湖口，也于长沙乘外国船转赴上海。震动全国的湖口起义，就这样宣告失败。

    李烈钧在江西失败的原因虽然很多，但在带兵的人看来，李烈钧使用干部不当，平日对军队的整理和教育不够重视，应是最主要的原因。

    五徘徊观望于中华革命党之外

    我们在江西参加湖口起义的将领，先后跑到上海之后，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与帝国主义租界当局勾结起来，大举搜捕革命党人。袁世凯复下令全国进行缉捕。李烈钧感于上海无法逗留，乃带同我们转赴日本。

    当时，黄兴与很多参加二次革命的人，也逃来日本。黄兴与李烈钧所组织的“攘白堂”，这时举办了一个军事学校，对外名为“浩然庐”，用以收容我们这一批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到日本的青年军官。地址在东京大森区，入学人数为七八十人，教官多是同情中国革命的士官学校的教官，学习科目为健身操、枪操、击剑等。同学有李明扬、陈铭枢、蒋光鼐等人；日本教官中有井上其人，后来还到中国当了李烈钧的顾问。办学校的钱，多由李烈钧负责，而且对许多穷困的军官，还给予补助。我和李明扬每个月都得到十五元的补助费。

    李烈钧到东京时，孙中山先生也因讨袁失败，来到了东京。李烈钧听说孙中山手头困迫，马上送五百元给他作日常开支之用，足见李烈钧对孙中山先生是异常忠诚的。但后来孙中山先生总结辛亥革命以来的经验，认为自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很多投机分子钻了进来，品流复杂，思想不纯，已逐渐失去革命性，决定纯洁队伍，另行组织中华革命党，入党的要重新宣誓，誓词中有“附从孙先生”等句，誓词要亲自抄录，并打指模。这时，在东京的国民党人，分为两大派，一派拥护孙中山的主张，参加中华革命党；一派反对，没有加入，而且纷纷离开东京。黄兴是主要的反对者之一，首先离开东京转赴纽约；张继、吴稚晖、钮永健、马素等则转赴欧洲；李烈钧一向与黄兴接近，也没有参加中华革命党。他经常对我们说，他赞成“全民政治”，但大家从来没有深入了解过，他所说的全民政治到底是怎样的全民政治。这次他不同意另组中华革命党的理由，是认为这样做是放弃大党（指庞大的国民党），另搞小党（指范围较为狭小的中华革命党）。由此看来，他所说的大党，与他平日所说的全民政治，似是同一的东西。

    但由于我们当时政治水平不高，而且所谓放弃大党搞小党的说法，也并非李烈钧一个人的意见（很多人还反对打指模，认为是侮辱人格），所以我们根本没有深究过其中道理，只知道李烈钧不参加，我们也跟着不参加。不久，就由李烈钧带领我和李明扬、吴锡九等人离开东京，先到新加坡住了一个多月，然后转法国巴黎。到达巴黎之后，李烈钧派我到伦敦学习飞机和无线电，派李明扬赴柏林学陆军，他自己和吴锡九留在巴黎。李烈钧到巴黎的具体目的如何，当时大家都不尽清楚，但从他派我们学习军事技术的情况看来，无非是借此机会，考察、学习和掌握一些新的军事技术，静待时机，徐图再起。从这点来说，他始终是一个军事家，而不是一个政治家。他对孙中山的革命主张，并不因为他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而有根本改变。

    李烈钧到巴黎后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打了起来，德军步步向巴黎进击，一天天接近巴黎。李烈钧到巴黎所带去的几万块钱，一向存放在张静江主办的通运公司里。这时，由于战事紧张，情况混乱，通运公司宣告倒闭，钱拿不回来，李烈钧想离开巴黎，竟拿不出盘费，对我们的接济，自然也就停止了。后来，好容易才筹到一笔钱，他自己就从巴黎转回新加坡。这时，岑春煊和陈炯明等一班人，也因二次革命失败，逃到新加坡，在新加坡搞了一个华侨水利公司。据说李烈钧到新加坡后，与岑春煊、陈炯明等同在一起，参加水利公司的经营活动。这件事，因我不在场，知道不多，但我确知他住在华侨林义信（橡胶园主人）的家里，与岑春煊、陈炯明并非住在一起，他们间即使有政治上的联系，也只能是一般的联系。后来岑、陈都基本背叛孙中山，而李烈钧却基本是忠实于孙中山的。李烈钧后来还受到岑春煊等的打击。李烈钧在新加坡时，曾与一所华侨小学的校长郑女士过从甚密，不久就结了婚，是为后来一直陪伴他到处奔跑的郑夫人。李烈钧此后就一直住在新加坡，直到一九一五年袁世凯称帝，护国军兴，李烈钧才从新加坡回到云南，参加从云南爆发的护国讨袁运动。我在伦敦，主要是靠华侨的帮助，进行无线电和飞机的学习（并不正规）。直到李烈钧到云南，与蔡锷兴兵讨袁，电召我们回国，我才在华侨捐款帮助下，启程回国，在李烈钧部参加护国讨袁运动。

    六李烈钧与护国运动

    一九一五年，袁世凯企图推翻共和，恢复帝制，并准备于一九一六年一月改元登基。李烈钧应蔡锷等的邀约，到云南参加护国反袁运动。李烈钧是于这年的十二月间到达昆明的，因李曾在云南讲武堂及陆军小学任教，与当时的云南督军唐继尧及各方军政人员相善，到达之后，即与先后到滇的程潜、熊克武、吕天民、方声涛等人大力推动唐继尧反袁。初时，唐继尧虽同意反袁，但决心不大，仍持观望态度，经李烈钧等推动敦促，才较具决心。所以后来蔡锷回到昆明，能于数天之内竖起护国讨袁旗帜，顺利开展反袁军事行动，应与李烈钧等的事先推动有关。

    蔡锷于同年十二月，带领一班人员，经香港、越南，潜回昆明。蔡锷到达后，即对各方面说明当时国内的具体形势，及他与各省联系经过，认为只要云南带头起义，西南各省即可共同响应，从而坚定了唐继尧及各将领的信心。于是，云南即在十二月二十三日发出通电反对袁世凯称帝，跟着于二十五日宣布独立。与此同时，组成护国军，由蔡锷、

    李烈钧拟定作战计划，决定分兵两路：一路由云南出四川，直取武汉；

    一路从云南出两广、江西，最后会师武汉。同时，根据这个计划，组成两个军，每军辖两梯团，四个支队。蔡锷任第一军总司令，率部向四川进军；李烈钧任第二军总司令，率部向两广进军。

    李烈钧于十二月下旬至一九一六年一月间，率队从昆明向滇桂边境进发。时广东军阀龙济光拥护袁世凯称帝，并执行袁的命令，派出军队由他的哥哥龙觐光父子（其子龙少怡）率领，假道广西，对云南进行讨伐。李烈钧部于一九一六年二、三月间到达滇桂边境百色附近，与龙军遭遇。时龙军号称精锐，人数及装备均优于滇军，但由于护国军号称正义之师，士气旺盛，所以一经接触，即击溃龙觐光部的一个军，龙部向广西百色、恩隆一带溃退。而这时，广西督军陆荣廷由于岑春煊等的策动，早已秘密部署，计划倒袁。当龙觐光部于三月中旬败退百色之际，陆荣廷预先派定的马济部队即把龙军全部包围缴械，龙觐光父子被擒。广西亦于三月十五日，继云南、贵州（贵州已于云南独立后不久宣布独立）之后宣布独立。于是，李烈钧部乃得兵不血刃进入广西，旋即经南宁沿江直下，达广东的肇庆，设总司令部于肇庆的龙母庙，结束了李氏护国战役的第一阶段。

    当时，作为反袁运动首要之一的岑春煊，已到达肇庆，设护国军都司令部于肇庆城内。李烈钧部乃统归岑春煊指挥，旋即于肇庆继续东进，经三水、芦苞，直出粤汉路的潖江口。时龙济光感于形势危殆，亦宣称独立，撤退西江，集中主力于广州四郊，企图坚守，以保持其广东地盘，故李烈钧部未经战斗，便抵达潖江口，并集其主力于附近一带。跟着，即派一支队北上，很顺利地占领了韶关，旋即回师南下，进攻广州。在源潭附近与龙济光部激战三昼夜，大败龙军，并尾随追击，直达江村、高塘之线。时龙济光集中重兵，以石井兵工厂为中心，坚守着江村、高塘等地，形成隔江对峙态势。时滇军转战多月，力量消耗既大，加上后勤补给不继，苦战经月，仍无法渡江前进。与此同时，广西宣布独立之后，陆荣廷所遣派的莫荣新、谭浩明部亦沿西江直下，进抵石围塘一带，与龙济光部隔江对峙，同样无法渡江。这时，袁世凯称帝未成，忧郁死去，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执政，各方联合电责段祺瑞继续任令龙济光盘踞广州，以至兵连祸结，糜烂地方。段祺瑞乃令龙济光以琼崖督办名义率部移驻海南岛。李烈钧率部进入广州。李氏护国战役第二阶段结束。

    护国军在李烈钧部进抵广东肇庆之后，一时参加护国运动的首要人物云集肇庆，并在肇庆组成了军务院，作为护国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以与北方政府对抗。军务院以唐继尧任抚军长，岑春煊任副抚军长兼摄抚军长职务，并以蔡锷、陆荣廷、刘显世、李烈钧、陈炳焜等为抚军，章士钊为秘书长，梁启超为都参谋，李根源为副都参谋。这个集团由于各人的反袁目的不同，利害各异。及至段祺瑞执政之后，即被多方拉拢、收买、分化。结果，陆荣廷被委为广东省督军（旋又升任两广巡阅使，一班桂系喽罗，皆鸡犬升仙，陈炳焜、莫荣新相继出任广东督军职位），政学系首要岑春煊则成为桂系的座上客，实际的幕后师爷。政学系的李根源也因出任陕西省长。桂系与政学系的反袁目的已达，乃于是年七月自动解散军务院，护国运动宣布结束。而作为代表革命势力的李烈钧等，却受到段祺瑞所代表的北方封建势力的排斥，甚至连一个军务院抚军的虚衔，最后也撤除了，其内心的苦闷彷徨是可以想见的。所以，不久之后，即以赴沪休息为名，离广州去上海，部队仍驻于粤汉路至粤北一带。这时，李烈钧虽然没有向我们说过什么，但轰轰烈烈的护国运动的结果，只成就了陆荣廷等一班新贵，这个事实的本身，不但很难使李烈钧本人，甚至也很难使我们感到平静。所以，如果说李烈钧在新加坡时曾与岑春煊等有过一定联系，则这次之后，他与岑春煊等实际已走上了不同的道路。

    七护法运动及与岑春煊的决裂

    一九一七年，冯国璋、段祺瑞政府撕毁约法，解散国会，孙中山先生在上海率领北方政府的北洋舰队南下护法，组军政府于广州。九月十日，孙中山先生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李烈钧也从上海南旋，出任大元帅府参谋总长职务。到底李烈钧赴沪后，与孙中山及黄兴之间的关系如何，我知道不多，但可以确定的是，李烈钧后来加入了中华革命党（免打指模），以后也一直跟随着孙中山，直到孙死时为止。

    李烈钧回粤之后，设参谋总部于广州东堤八旗会馆，除原来从云南带出来的滇军之外，并收集他在江西时的旧部，组成了赣军，以李明扬为第一梯团长，统归李烈钧掌握，设司令部于广州农民试验场。李这个时候的工作是异常积极的（有人说他因唐继尧关系，没有正式就参谋总长职，是不确的）。大概在军政府成立后不久，冯国璋、段祺瑞政府即派兵南下（似为一师，师长已忘其名）从江西直向南雄进逼，前锋已抵大庾，李烈钧即以参谋总长名义，拟定作战计划，率滇、赣军进击北军，派滇军朱培德旅进占大梅关，赣军李明扬梯团进占小梅关，旋即展开战斗，相持七八天之久，北军即不支溃逃。在大庾岭上，遗下德国退管七生半野战炮一门，其他军品一部分。李烈钧未予追击，本人返回韶关。

    当时因预计到段祺瑞政府不会因此罢手，大小梅关之役只是一个试探性的进攻，乃由参谋部拟定计划，兴建韶关要塞，派原来的湖口要塞司令何子奇为韶关要塞司令，从虎门要塞及沙角炮台拆卸二十四生的及十二生的大炮多门，运韶关设防。已运抵韶关的二十四生的大炮一门，安设于韶关火车站附近的小山上，不及运到韶关的，有十二生的后镗炮一门，后来即陈列于广州越秀山上。

    一九一八年二月间，段祺瑞复派龙济光为两广巡阅使，命令他从琼崖渡海，向广州进攻。时龙济光倾其全力陷雷州、高州、化州，直逼两阳，声势甚为浩大。其前锋李嘉昌部，已到达阳春，桂军林虎部（林虎在湖口起义失败后，带队徒手返回广西）仓卒应战，败走闸坡，乘船从海道败回广州，全省为之震动。桂系广东督军莫荣新，集结桂系全部兵力，号称五个军（第一军马济，第二军林虎，第三军刘志陆，第四军魏邦平，第五军刘达庆），准备迎击。在遴选统帅时，莫荣新、李根源等均怯于敌势强大，互相推让，辞不敢受，最后请李烈钧以参谋总长名义任前敌总指挥，率队迎战。李烈钧慷慨受命，与其参谋长余地山，总参议耿毅共同拟定了著名的平龙计划。这个计划以分进合击为中心，五个军分路前进，其中一军由广西的郁林出广东的灵山，突击龙济光军背后，把龙军包围聚歼于两阳至高州的沿海地带。这一仗充分显示了李烈钧的军事才能，被称为李烈钧所打的最漂亮的一仗。它的特点是，既精确地估计了敌人的全面变动发展情况，复为各路军定了确切的进军路线、作战任务，及异常准确的行军进度，迅速地完成了合围任务。最后在电白围歼其主力，其残余部队被迫缴械投降。龙济光只身逃跑。

    李烈钧这时一面积极工作，一面也积极于玩乐。除了农林试验场的总部、八旗会馆的参谋部之外，他还在大沙头建了一座二层木楼，取名祟雅楼。门前盖有一个颇为华丽的大棚厂，既可以宴客，又可以演戏，既作为招待宾客之用，又作为聚集滇赣军部属之所。每日里，或接待南下护法的议员，或欢宴自己的部属，或聘请京剧名班来演出，端的是车水马龙，弦歌不辍。时京剧碧云霞班在广州演出，李烈钧还特别组织南下议员中喜爱京剧的票友和碧云霞班的主角到崇雅楼演唱。滇军旅长朱培德结婚，曾在这里大宴宾客，团长杨益谦曾在这里为母亲贺寿……总之，这个崇雅楼就成为李烈钧及其部属吃喝玩乐的处所。这固然表观了李烈钧对部属宽洪大量、亲密无间的一面，但也表露了李烈钧平时对部队没有较严格的要求，对干部缺少政治领导的弱点。因此，不久就受到了岑春煊、李根源等的阴谋打击，险些无法自拔。

    时孙中山先生虽然在广州组织了军政府，但唐继尧与陆荣廷都拒不就元帅职（原定孙为大元帅，唐、陆为元帅）。广东军政大权，实际掌握在桂系手里，拥护孙中山的只有程璧光的海军，李烈钧的滇军、赣军，和刚由省防军编成的陈炯明粤军。及至一九一八年初，政学系首要岑春煊、李根源从上海到达广州，更联结桂系与孙中山对抗，他们首先通过了改组军政府案，以后来的所谓七总裁“合议制”，代替了原来以孙中山海陆军大元帅为首的“首领制”，从而把孙中山对军政府的领导实权，转移到岑春煊、陆荣廷、莫荣新的手上。为了做到这点，作为拥护孙中山的李烈钧及其滇赣军，就成了岑、陆等排挤打击和争夺的对象。所以岑春煊、李根源到达广州后，即与陆荣廷、莫荣新等串通一起，利用李根源是云南人，曾在云南讲武堂当过校长，与唐继尧及云南各将领有过一定的关系，即以种种手段，骗取孙中山和唐继尧的同意，派李根源代替了李烈钧的滇军总司令职务，驻防于韶关，兼任粤、赣、湘边防督办，连粤北的赣军都归他指挥，从而削去了李烈钧的军权。及至同年六月，孙中山以岑、陆名为革命，实际勾结段祺瑞政府进行反革命活动，乃愤而辞去大元帅职，离穗赴沪。李根源为蚕食滇军，使之作为个人本钱，以支持岑春煊政治活动，乃拉拢收买部分滇军师、旅、团长（滇军原初为梯团，支队编制，后改为师旅团制），排挤以至撤换部分师旅团长。原来李烈钧的两个师长，张开儒出任陆军总长后，本来仍兼任师长，李根源初欲取而自兼，张开儒不愿交代，即为莫荣新借故拘捕，后由唐继尧另派李天保、郑开文继任，都受到李根源的排挤，先后被迫离去。另一个师长方声涛，在孙中山先生派陈炯明率粤军援闽时，已随陈部出发，李根源即就地扩编一师，升原来的旅长朱培德为师长，以事收买，但由于李根源将部分旅团长如戴永华（旅长）、卫秉钧、王树藩（团长）等先后撤下，弄得滇军内部人心惶惶，连朱培德在内，都感到李根源远不如李烈钧的宽容大度，和洽易处。在滇军内部，乃有拥李烈钧反李根源的酝酿，仅团长赵德裕、赵德恒成为李根源的死党。这些消息传到了云南，引起了唐继尧的愤慨和忧虑，他既忿于李根源把他的部队作为拥护岑春煊、陆荣廷的工具，复忧虑桂系把他的部队吃掉，更害怕李根源以此作为资本，会回滇与他争地盘。所以，一面派出密使（似为唐继虞）到粤与李烈钧联络，邀请李烈钧就近照顾，可能时仍交其统率；一面授意滇军将领反对李根源。至一九二零年，这种内在矛盾，终因李根源串同莫荣新，未经征得唐继尧同意，即以滇军总部参谋长杨晋（李根源的人）接任第三师师长郑开文的职务，爆发成公开的冲突。时唐继尧得悉李根源这一措施，认为是李、陆企图吃掉滇军的前奏。于是，唐继尧乃下令撤除李根源驻粤滇军总司令职务，声明遗缺由唐继尧直接兼任（即当时所谓遥领），并就近接受李参谋总长（指李烈钧）领导。所属师旅团长以朱培德为首当即联名通电拥护唐继尧的命令。李根源、莫荣新以图穷匕见，恼羞成怒，乃由莫荣新以广东督军兼军政府陆军总长（张开儒被捕后由莫荣新继任）名义，下令撤销驻粤滇军各师番号，改编为广东省防军。这样一来，就引起了唐继尧及滇军将领的公开对抗。

    这时，李烈钧既愤于岑春煊、李根源、莫荣新等的所作所为，复接受唐继尧的委托，及驻粤滇军将领的敦促，乃于一九二零年秋，以参谋总长出巡为名，北上粤北，目的是掌握滇军，抗拒莫荣新的改编命令。这次行动名义上虽是出巡，实际上却是武装夺路北上的战斗行动。当时，李根源、莫荣新在改编令下之后，即监视着李烈钧。由李根源亲率赵德裕等团，预先占领江村、高塘，防止李烈钧沿粤汉铁路北上。李烈钧在洞悉李、莫上述部署之后，乃秘密命令留驻广州的赣军李明扬梯团（两个支队，李兼第一支队长，我任第二支队长），另朱培德师的独立营一营（即李烈钧的警卫营），在广州农林试验场集结。跟着，即以战斗姿态向龙眼洞出发。莫荣新知道之后，即命省防军各营，马济及魏邦平师，配合李根源，多方向我们截击。

    我们以急行军从龙眼洞出花县，使李根源在江村的截击落了空。及至花县的福源水圩，即与马济部遭遇，展开了激战。跟着，即由福源水斜出从化，在从化的良口与广东警卫军遭通，又打了一场。我们且战且走，到翁源的百子圩，与李根源所带领的赵德裕团遭遇，又打了一场。即从翁源向江西虔南县的都坑前进，再从都坑转入粤北的始兴。到达始兴的卢坝圩时，驻防始兴城的滇军杨益谦团、鲁子材团（炮兵团）即派队到卢坝圩迎接李烈钧，我们才安全进入始兴县城。这时，驻防韶关及粤北各地的滇军，绝大多数都接受李烈钧的命令，纷纷脱离李根源的节制，向始兴集中；朱培德部则撤至湘粤边境的临武、蓝山一带，待命行动，是为当时著名的驻粤滇军两李夺帅事件（见全国政协《文史资料选辑》第三辑李根源所作《我与政学会》一文曾说：当时一般人指责李根源“利用唐继尧等煽动滇军风潮，使二李斗争，幸李协和烈钧与我尚能忍耐，其时虽不无纷乱，但不曾开过一枪，杀过一人，风潮一过，仍如兄弟一般”。这显然与事实不符。当时滇军风潮，自与李根源、岑春煊、莫荣新的阴谋活动有关，而所谓不曾开过一枪，杀过一人，更远非事实。实际是死过不少的人，不但我们沿路战斗死过人，滇军各部分别向始兴、湖南集结时，也为李根源指挥追杀过好些人）。

    上述事件发生之后，全省以至全国舆论哗然，对莫荣新、岑春煊、李根源等的行为予以抨击。岑春煊、陆荣廷等的面目，也就暴露无遗。这时，七总裁已分崩离析，大部议员纷纷离去。岑春煊为缓和这个局面，乃派人调解，莫荣新被迫取消改编滇军命令，并派李根源为琼崖镇守使，把滇军中李根源的赵德裕、赵德恒两团改编为海疆军，调驻琼崖，从而了结了这一事件。

    李根源于岑春煊派人调解之后，曾亲到始兴会见李烈钧，进行解释。李烈钧竟为李根源所说动，脱离部队，仅带随从数人与李根源回到广州。迨李烈钧一到达广州，岑春煊即派出一连部队，作为“护卫”，实际软禁李烈钧于大沙头崇雅楼内，出入都有“护卫”跟随。当时，孙中山先生已命陈炯明率粤军回粤，桂军节节失利，时适华侨飞机师冯如，在北较场作飞机飞行表演，李烈钧即以参观表演为名，在北较场避开“护卫”人员，与随从二人坐小汽车于东山附近下小汽船，到白鹅潭附近白蚬壳登上太古轮船，离广州去香港。李烈钧与岑春煊，从此走上了断然决裂的道路。

    八坚决拥护孙中山北伐主张

    一九二零年冬，陈炯明奉孙中山命令，率援闽军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及岑春煊的势力，攻克广州。孙中山先生二次回粤，重新恢复军政府，李烈钧仍任参谋总长。一九二一年，孙中山为彻底肃清桂系与岑春煊的联合势力，于五月五日就任非常大总统职后，即命令陈炯明率领留粤各军进军广西。李烈钧影响下的赣军和滇军，基本上都执行孙中山先生的命令，在粤北首先反击了桂系沈鸿英部对连县的袭击，瓦解了沈部直下广州、威胁广东的企图。跟着，即沿广西恭城县龙虎关之线，直逼桂林，于八月间攻克桂林。时赣军编成两个梯团，第一梯团长李明扬，第二梯团长赖世璜，直接率领者为彭程万。李烈钧为了配合孙中山先生进攻广西，彻底消灭桂系，曾去四川重庆，旋即带领滇军胡若愚部、黔军谷正伦部，经贵州直逼广西的背后，使陈炯明所率粤军，能以破竹之势，直取南宁，基本上消灭了桂系主力，陆荣廷等被逼出走越南，从而底定广西大局。

    一九二一年十至十一月间，孙中山先生设大本营于桂林，集合粤、滇、黔、赣各军将领，部署北伐大计。时部分将领，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尚多怀疑，认为仅以两广之众，对抗势力强大的北方军阀，胜利希望不大。陈炯明更趋向于所谓联省自治，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主张。唐继尧则忙于带领滇军部队回滇争夺个人地盘，拒绝参加北伐。而李烈钧及其影响下的赣、滇、黔军都是孙中山北伐计划的拥护者，孙中山先生便命李烈钧拟定全盘北伐计划。李烈钧当以参谋总长名义，拟定了从桂林出衡阳，先取江西，于据有江西之后，再根据各省具体情况（孙中山预定北伐一开始，各省即将响应），相机东下南京，西定武汉。这个计划的拟定，既是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同时也是根据李烈钧所联系和掌握的江西情况决定的。根据估计，只要北伐军打进江西，造成声势，江西李烈钧的旧部和地方人士，是会有人起来响应的。所以计划既经拟定，即为孙中山所批准，并开始部署部队，准备行动（后来改道韶关北伐，基本上还是按此计划执行）。

    同时，值得一提的是：在大本营拟订北伐计划的同时，唐继尧由于个人利害关系，曾秘密命令留粤滇军集结，随他回滇与顾品珍争地盘。孙中山屡劝不从，乃命李烈钧动员滇军将领拒绝唐继尧的命令，留桂参加北伐。李烈钧虽与唐继尧有较深的交谊，但他忠实地执行了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使滇军中以朱培德为首的部队继续留在桂林，愿为北伐效命。孙中山先生在桂林时，苏联使者马林到访，孙中山先生召集各将领请马林讲话，并提出了学习苏联的革命经验的主张。当时有同意这种主张的，有反对这种主张的。胡汉民是公开表示不同意的一个。但我知道，李烈钧是基本同意这个主张的。后来在广州，苏联的顾问，还时常应李烈钧的邀请，到李的家里座谈（虽然，李烈钧很少公开发表过这样的议论）。而胡汉民与李烈钧之间，也有很多情感上和意见上不尽调协的地方。

    一九二二年三月间，北伐正在积极准备，即将行动之际，广东传来了陈炯明不稳及邓铿被刺杀的消息。时将领中有的主张先回师广东解决陈炯明，有的主张用政治方法解决陈炯明问题，继续执行北伐计划，李烈钧的主张属于后者。后来，孙中山先生根据第一个意见率领各军东下梧州，后闻陈炯明背叛迹象未显，乃于梧州召集各将领开会，李烈钧极力附和廖仲恺的意见，主张改道韶关，继续执行原定北伐计划。孙中山同意这个意见，乃宣布以胡汉民为代帅，率领各军由梧州向韶关集结。李烈钧随孙中山还广州，根据具体情况重新修订北伐计划，部署军队。旋于同年五月间，大举向江西进军。孙中山则留在广州，以解决有关陈炯明的向背问题（时孙中山先生已撤掉陈炯明广东省长兼粤军总司令职务），是为第一次北伐的开始。

    第一次北伐是在胡汉民代元帅，李烈钧参谋总长主持下开始行动的。参加的部队有粤军第二军许崇智部，滇军朱培德部，赣军李明扬、赖世璜部，另粤军的李福林部、黄大伟部、梁鸿楷部（黔军谷正伦部在改道北伐时，已由桂林开返贵州）。部队经南雄，出大庾，以破竹之势，直薄赣州。北伐军以许崇智部担任正南面攻击，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担任右翼攻击，滇军朱培德部担任左翼攻击，赣军则沿赣江两岸插入敌人后方，切断赣州与吉安及南昌方面的水上交通，置赣州之敌于四面包围之中。总共先后围攻一个月，敌人突围后撤，北伐军乃乘胜追击，直薄吉安。时李烈钧于到达大庾之后，突患伤寒病，在大庾鸦山寺养病，病中仍继续指挥作战。

    就在北伐军前锋到达吉安，南昌震动，北军摇摇欲坠的时候，广州突然传来了陈炯明叛变，炮击总统府，孙中山先生避上永丰舰，电令北伐军回师平乱的消息。胡汉民当即召集各军将领，开紧急会议于南雄。会上，李烈钧根据江西省的具体形势，认为赣州一战，北军实力已损，地方将领已有起而响应北伐军的征兆，陈光远部已准备逃离江西。因此，他主张继续前进，先打下南昌，底定江西，然后以江西为根据地，回师广东，既不致于功败垂成，更可免两失之弊。时附和这个意见有一部分人，但胡汉民、许崇智均主回师救粤为主，除留赣军继续保持现有阵地防止北军反击之外，其余各军即日回师韶关平乱。会后，各军开始行动，仅李烈钧病留南雄，指挥前进至吉安的赣军李明扬梯团及随粤军在赣南作战的赖世璜梯团。后来，由于陈光远得北军增援，进行反攻，我部被迫在吉安向南雄后撤。到南雄时，许崇智部在韶关与陈炯明部作战失利，已退入赣南。朱培德则率队由韶关退入湘西的临武、蓝山一带（即朱培德脱离李根源时所退走的地区）。陈炯明部正向南雄前进，李烈钧乃不得已带领李明扬梯团（赖世璜梯团仍在赣南未返，后投降陈炯明）从南雄走坪石，准备追踪朱培德部入湘西。至粤湘边境，湘军只许李烈钧本人率随员过境，其余部队不准通过。陈炯明部衔尾追来，我与李明扬各带一个支队，被迫就地应战。结果，李明扬的第一支队在乐昌、坪石附近与粤军谢文炳部接战，因孤立无援，遂被缴械。我率第二支队固守坪石九峰山的尉岭关，为粤军第一师梁鸿楷部陈修爵团（原参加北伐，后为陈炯明收买，倒戈叛变）追及，双方形成对峙状态。时我军已绝粮，割生禾、毛豆充饥。后陈修爵亲带一名参谋到阵地上来找我对话说，梁鸿楷师长及李济深参谋长叫我不要再打了，带领部队加入第一师吧。我在无可奈何之中，被改编为第一师第二团。原来的赣军统编为第一营，准备李烈钧回来时交还给他。至于李烈钧本人，则从湖南去上海，直到孙中山先生第三次回粤时，才返回广州。

    九在孙中山第三次回粤时期

    一九二二年年底，滇军杨希闵部，桂军刘震寰、沈鸿英部，及驻桂粤军的一部，接受孙中山先生的命令，从广西东下讨伐陈炯明，于一九二三年一月攻克广州（陈炯明部退守惠州及东江一带）。孙中山先生于同年二月二十一日从上海第三次回到广州，重新组织大元帅府，就任海陆军大元帅职，并改组国民党，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这时，李烈钧也从上海回到广州，仍任大元帅参谋总长职务。当时，我在粤军第一师，当滇桂军打到江西时，偕陈铭枢、陈济棠、邓演达等举行阵前起义，与滇、桂军一齐打入广州。在李烈钧到穗后，曾就原赣军部队重新编组问题，向他请示并提出过建议。总计李烈钧原来率领的赣军，第一梯团李明扬部第一支队，已于乐昌、坪石附近为粤军缴械，不复存在。第二梯团赖世璜部两个支队，后在赣南投降了陈炯明，正与陈炯明部的洪兆麟、林虎等盘踞着潮汕一带。只有我所率领的一个支队的大部官兵，仍跟随我在粤军第一师（集中编在一个营内）。我曾探询他有无重组赣军之意，并向他建议，把我所率领的原赣军一营，全部交还给他，作为他的警卫部队。他的答复很干脆，认为没有必要这样做，我所带领的原赣军部队，就让它继续留在粤军，他还特别对我说：你就留在粤军工作吧，反正在哪里都同样为革命服务。

    时广东局势，异常混乱，滇、桂军对孙中山的命令阳奉阴违，陈炯明仍占领惠州、东江及潮汕一带。留在福建的许崇智部，奉孙中山命令回粤，但为陈炯明部洪兆麟、林虎、刘志陆（原桂军）及已投降陈炯明的赣军赖世璜等部拒止于闽粤边境。时陈炯明感于形势不利，一度通电下野，洪兆麟、林虎、刘志陆、赖世璜等亦通电宣布独立。孙中山先生以林虎、赖世璜均为李烈钧旧部，乃于是年3、4月间，委李烈钧以参谋总长兼广东边防督办名义，赴潮汕收编上述各军。李到汕头后，林虎等虚与委蛇，同意接受收编，曾一度改编为两个军，以洪兆麟、林虎为一个军，刘志陆、赖世璜为一个军。林部驻于兴、梅一带，洪部驻于汕头至潮安、揭阳一带，赖世璜、刘志陆部则驻于闽粤边境。

    当时，林虎等为博取李烈钧的信任，曾信誓旦旦，表达自己对孙中山和李烈钧的效忠。李烈钧也和平时一样，以宽容大度的态度去对待他们，没有深入了解他们的真实情况。结果，李烈钧是受骗了。当同年5月间，许崇智部从福建开回广东，到达汕头之后，奉孙中山先生命令，准备从潮汕向惠州发动进攻，与广州方面的滇、桂、粤军夹攻陈炯明的时候，陈炯明即秘密命令备军部署反击。当许崇智部兵过揭阳，洪兆麟部首先进行袭击，把许部拦腰功断。至兴、梅附近，又为林虎部攻击，许部损失惨重，溃败过半。几经苦战，终于六月间率残部回到博罗。李烈钧仓卒间从汕头入福建，走漳州（许崇智部回粤后，赖世璜及刘志陆部已从粤、闽边境开入福建，进驻漳州一带）。当时，能勉强听从李烈钧指挥的，只有赖世璜的一部，及林虎拨给李烈钧直接指挥的苏世安团一团。李后只身从漳州去上海。赖世璜、刘志陆复与黄大伟（黄原为入闽粤军第一军司令，因蒋介石的挑拨离间，在粤军回粤时被孙中山先生命令免职，后投降陈炯明，在许崇智被打散后，陈炯明把他在汕头收编许部被打散的部队，编成一个师）等合并，继续盘踞着漳州一带。

    李烈钧可能是由于这次失败的打击，曾在上海闲住了一个时期，旋经孙中山电召，返回广州，仍继续任参谋总长。此后，由于李烈钧手上没有军队，他自己也没有重组军队、藉图再起之心，只一直帮助孙中山先生从事军事上的计划和指挥工作。其中最突出的一次是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孙中山先生亲率滇、桂、粤军进攻惠州，设行营于石龙、时陈炯明部大举反攻，滇、桂、粤军全线失利，纷向石龙，石滩退却。大军溃退，争过石龙、石滩桥时，形成混乱不堪的景象。孙中山与各将领无法制止，情况异常危殆。李烈钓乃促孙中山先生回广州，自己率参谋总部人员留在石滩代孙中山指挥作战。卒在极端危险混乱的局面下，指挥各军分路渡过东江河。在敌人的猛烈进攻中节节抵抗，节节退却，最后保存了部队，避免了全面崩溃和覆亡的危机（后湘、豫军增援，打退了敌人向广州的进攻）。再一次表现了李烈钧在军事指挥上的才能。

    【注释】

    耿系河北任县人，距袁世觊家乡项城仅百余里，袁为了笼络他，认之为同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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