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敬听勖词，载奉印绶，烈钧自度凉德，深忌不克负荷，有辜吾赣八十有三县诸父老昆弟之付托。惟所敢自信者，天性秉直，好急国难，奋励壮志，荡涤旧染，无敢骫法，无敢作慝，无敢拂舆论以逞私见，无敢任非人以害群治。方今帝政既覆，民国新立，烈钧以赣人治赣事，份当拥护地方权利，增进人民幸福。破坏之后，亟求建设，锲而不舍，期必有成。热忱闳愿，披沥陈告，皇天后土，实闻斯言。
据上海《申报》（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
就职宣言
（一九一二年三月十九日）
盖以安良除暴，乃革命之真谛，拯弱救饥，实吾人之天职。倘为德不卒，犹是火热而水深，当仁不让，岂能旁观而坐视！因为国利民福起见，谋公共利益，身任公仆，为之前驱，此烈钧夙昔抱定之宗旨，尤今日所一致进行者也。
溯自武汉倡义，吾赣首先响应。霹雳一声，全国俱起，东南相继独立，西北亦各赞成。共和政体屹然成立，不可谓非中国二千年历史之光荣。则发难最先之地，吾最亲最爱见义勇为之江右同胞，私心揣测，固应享特别幸福也。乃思想与实事竟适成一反比例。内讧屡起，群盗满山，奸淫抢劫，层见叠出，是名称实曰维新，腐败依然如故，假改革之面具，致善因而反结恶果。睹吾民之现状，出水火而未登衽席，上而党派分歧，合争意见，下而社会混乱，全无秩序，种种不良状态，胥于吾赣乎呈露。登庐庾而四望，吾父老子弟什百千万人之生命财产，危险奚自！则较之未光复时，一彼一此，有何区别？西誓有言曰：“自由，自由，天下许多罪恶假汝之名以行！”吾赣不幸，竟罹此酷，实令人闻之而痛心疾首者也。
烈钧少年游学，远涉东瀛，归来服务，又在南服，远离乡井，久未获与乡人伯叔昆季握手一叙。自奔走国事，原欲扫除秽政，建造维犹。迨满清逊位，素愿已偿，即拟解柄归田，稍息仔肩，伏游林下。循行山巅水涯，与田夫野老问话桑麻，为共和国民，此中当有至乐。诚不料先人庐墓之乡，童时钓游之地，反于共和后如此糜烂也。
邦人士既责以大义，烈钧亦痛深切肤。夫障碍共和，即天下公敌，保卫治安，乃吾人重任。况维桑与梓，更有密切关系者乎？遵古人疾病扶持之训，宜相友相助，据近世改良进步之说，当再接再厉。今日惟一之目的，为地方计安全，为人民谋乐利，必使章贡流域，市肆不惊，四民乐业，无一夫不得其所，俾最初之希望圆满达到，而后可以告无罪于故乡，释负担之义务。烈钧不敏，不敢不勉。立法务严，防患务密。人无问新旧，惟求其是，地无分畛域，惟视其材。恒虑偶一不慎，为父老羞，栗栗危惧，无不讨军实而申儆之令，恪守纪律，秋毫无犯，不敢一草一木，稍滋扰累。即有无业游民乘机抢掠，亦慎防于先，严惩于后，必不使受意外之恐慌，有丝毫之损失。
破坏已竟，从事建设，群策群力，同舟共济。用人与众共之，刑人与众弃之。推心置腹，实事求是。萃大多数之心思，谋一般人之福利，（庶几）大好湖山遍地开自由之花，国民分子尽人食革新之果。其各安堵，慎毋自扰。开诚布告，咸使闻知。
据上海《申报》（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六日）《民立报》（一九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在都督府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一日）
鄙人承各界公举为江西都督，莅任之后，对于内政外交夙夜不遑，蒙诸君热心赞助，至于今日粗有头绪。默察外间舆论，谓赣省军政大有进步，而于民政颇多缺点，鄙人自问，究属不然，外省之民政固有不及吾赣者。然人言虽属过甚，而我辈究不可不励精图治。今后诸君对于民政，当愈留心，对于军政尤应求进。
鄙人前留学东京。患有宿疾，一头痛病，一神经衰弱病。回国后奔走南北，不遑就医。旧年夏间赴北洋秋操后，正拟于余闲之日延医诊治，适逢鄂中起义，各省次第光复，既有此绝好机会，亦乐于奋勇图功，遂忘疾病。援鄂之后，诸君又举为都督。荏苒至今，业已半载，欲稍事休息，故以职任托之军务司长俞应麓君，而以军事托之吴介璋君。
北洋军在河间秋操中进行野战练习
乃二人均谦让不遑，不肯承认，经鄙人固请始允。鄙人从此暂释重负，以治旧疾。一俟精神恢复，脑力充足，仍当为社会牺牲。盖鄙人今日之举，非果抱消极主义。
据上海《申报》（一九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谈兵变后之善后办法
——在政务会议上的讲话
（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三日）
此次兵变，事起仓猝，赖第二旅军队异常奋勇，遂能迅速奏功，商民毫无损失，秩序亦未扰乱。现土匪叛兵虽经先后惩办，然当民穷财尽之秋，又值天寒岁暮之时，游民无业，土匪生心，勾结扰乱，在在可虞。论其行为，固属可诛，而揆厥原因，皆由生计艰难，以致流为不轨，补救之法，莫切于振兴实业，使游手好闲之徒有所资养。人孰不爱其生，至求其生而不可得，遂不惜生而走险，以演此种种恶剧。吾辈忝保民养民之责，而今而后财政虽极困难，亦当广为筹画，注重实业，俾无业者得有依归。民穷则奸邪生，不可不预防也。但应如何维持补救之法，请诸君各抒意见。（接下为各司、厅长相继发言，略）
今日诸君讨论银行工厂以（及）冬防、保甲各条，均属切要，应由各主管官厅认真酌量举行。至冬防吃紧，警察尚未普及，本督即日通令各属迅速办理。保甲注意清查户口，使奸宄无所容身，则地方自保无虞。又高厅长（即审计万长高巨瑗）所论分治关系，本督极表赞同。本督初见地方甫经安定，会匪又复蔓延，军政民政在在密切，非相互并行难期治安。乃推源此次兵变，多由于游民勾结，则民政之急待整理万不可缓。本督本拟即日电达中央，请大总统迅简民政长来赣分治，以期各有专责，共襄郅治，惠我乡邦。本督当专军事，但使能卫我国家，保我人民，即第一旅长、一团长亦所乐就。
据上海《申报》（一九一二年十二月十九日）
致旅京江西同乡会书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二日）
敬启者：赣事发生，叠承各团电询，感愧交并。赣事真相，黎副总统宥电通告，见之最明，无俟剖白。惟烈钧对赣心迹暨赣与烈钧关系不可不明，故略陈梗概，惟吾父老昆弟幸加察焉。
武汉起义，烈钧历事戎行，流转江汉，几以身殉。醜和议甫定，正拟释甲养疴，不与时事，适逢吾赣洪匪充斥，鉏黎遍地。其时一省而三督，一督而三易，举棋不定，主者无人，居民迁徙，十室九空，杀人报仇，自为风气。马前督仁慈过甚，有悯乱之意，而无制止之方，乡人忧之。知烈钧者以为备员行伍，稍有经验，特开会集议，有公举代表欢迎烈钧回籍定乱之说，代表至，实以疾告。同人再三强之，惕以桑梓利害，泫然于怀，不自度量，力疾视师。马前督徇同人之情，亦以后事相诱托，遂无可辞。初至境内，简点军实，几于有匪皆兵，无兵不匪，口唱洪江，大呼革命，狐鸣篝火，一夕数惊。不得已，严率所部，诛其枭桀，汰其残夷，抚其老弱，刑乱用重，势所不免，以此之故，丛咎滋深。
烈钧自去年三月任事以迄今日，其间虽小有波折，而地方秩序幸已渐次恢复。烈钧既以武称，而民治孰不可缓，设司分职，事所宜先。自各司长以次及于各知事，皆任其自辟僚属，分条缕晰，一致进行。烈钧对于民政有督率而无干涉，各司对于烈钧尽职而无陨越。自惭能力薄弱，是以广集众材，百端求治，吾赣吏治虽非完美，准之大江南北勉可追随。此受事一载所兢兢差告无罪于桑梓者。
现在请行分治，准备手续粗具端倪。论者不察，或疑烈钧为拥权自制，不知向者主张绥分，实因格于事势。今既时机成熟，目可筹备实行，而少数邦人不谅人口，鼓盈风潮，于是分治之议甫行，而省长之事突起。迎汪拒汪，各造一说；主分主合，函电纷驰。遣兵轮而扣枪械，部由误会以启猜疑；派水巡而肃冬防，烈钧由戒怀而蒙罪状。其实蜃楼弓影，徒乱人意；水落石出，真相自明。凡百谣啄，本可不计，所痛惜者，烈钧十余年来追随同志，奔走海内外，备尝艰苦，黄金掷牝，白骨成邱耳。外患方棘，内讧日起，一个飘摇风雨之国家，何能消受几人意气！即以烈钧而论，身任地方，岂能尽如人意？稍有不惬，已无完肤。所之不容于满清政府者，今几见疑于民国政府；幸能是谅于多数军民者，又不能求谅于少数绅士。
甚矣！人情之乐祸也，如大局何？素仰公等关怀时局，笃念梓邦，聊布腹心，诸惟爱鉴，示教为祷。
据《时报》（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二日）
谈民政长之去留与扣留枪械等诸问题
——在南昌浙江会馆谈话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三年二月十四日）
近日本省因军民分治，自汪民政长去后，外间谣言日兴，人民非常不安，烈钧良深抱歉，不得不力疾一谈。兹将最关紧要者约分三种：（一）民政长问题；（二）扣留枪械问题；（三）本省因冬防吃紧，派兵出防理由。因此三者，发现种种谣言。
夫军民分治，因各省情形不同，故不无先后之异，但均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当亦为各界所赞成。烈钧自莅赣以来，总揽军民两政，幸有各统将、各司长以及各界之赞助，言论之鼓吹，得以维持就绪，地方亦赖以安静。故拟趁此分治，以轻担负。惟回思分治之议倡自湖北，彼时烈钧以时事上关系，曾力为反对，而各界亦不以烈钧为不肖，谓烈钧具有政治知识，相助为理，得以幸免愆尤。嗣以病势日增，自顾无兼任能力，于是毅然电请分治；然窃以为分治一节，关系重要，中央必当派员来赣详为考查，征求人民之同意，而后定分治之手续。不料中央竟贸然简放汪瑞恺来赣。推其原因，想系因烈钧忝为赣督，以为分治之电出自烈钧，自是人心一致，故出此独断任命。此咎诚在烈钧一人。盖烈钧电请时失于匆促，不曾公诸舆论，征求众意，以烈钧之独断，致引起中央之独断，故咎无可辞也。然汪氏与烈钧系属旧交，其来赣时虽有一部分人反对，而亦有一部分人欢迎，是非与全部反对者可比，于此亦足见汪氏之为人虽不十分过好，亦不十分太坏。至于汪氏之去，系属因病请假，其应否再为欢迎，姑不具论。惟近闻中央又拟另行简放，如此则汪不果再来矣。盖以汪氏才华，中央借重有地，亦决不斤斤于来赣也。
若枪械问题，本系前督马毓宝购定一万枝，当时交过三千枝，其余七千枝经内务司于烈钧到任时具文来府，请款十二万，续汇沪上。彼时烈钧以地方安宁，无事多械，本不欲再购，以增人民担负，只以从前已经交过十二万元，弃之未免可惜，不得已与财政、军务两司措此巨款，交由俞应麓至沪续办。当于上年四月间汇解到沪，经俞司长验收，以此项枪械间有窳败者，遂与交涉起诉，得以折扣争回四万金。由是辗转迁延，遂于上月由沪起运。惟运输军械，前清曾有定章，须陆军部许可，给予护照，方可起运。然此乃专制时代之手续，光复后黄留守府曾发过特别护照。迨留守府取消后，陆军部遂有通令，谓嗣后各省购办军装，须归中央收纳，因各省概不赞成，于是因而取消。不谓取消之后，中央又拍一电，谓留守府现已取消，其所发护照亦应随而取消。夫南京政府为中华民国根本政府，所颁命令未便不遵，故于此项军械起运时曾以此意电商中央，当承许可。故烈钧又电海军部，请派鱼雷艇一艘，沿途护送。讵料甫经到浔，戈镇守使（戈克安）即有电来省，谓奉军、参两部电令，饬其扣留，请烈钧另电中央申明等语。烈钧阅电，不胜诧异，然犹以为中央或有误会也，遂将扣留一节搁置不提，惟以婉语拍电详陈前项理由。而陆军部段总长复电，竟谓烈钧驱逐民政长，又派兵分驻湖口及水巡总监移驻湖口，显有抵抗中央之意，此项枪械应即扣留，发给军舰应用。殊不知民政长系人民反对，烈钧等不能以私交而强为挽留也。至于水巡总监移驻湖口，系揣测内地情形，审察地利，湖口为赣省冲要地点，以之移驻自是军政上关系。即军队出防，亦系此意，与民政长问题两不相悖。于是烈钧又以此项理由通电解释。此扣留军械案之详情也。
至派兵一层，系因军队聚居省城，虽各统领约束有方，军纪严明，各兵士亦深明大义，讲求有素，然终恐或有龃龉，反多窒碍。即上年年终校阅时，回思当初裁并改造诸事尚称平稳，不致贻误，故能收机动演习之成绩，亟思再以举行，藉以练习，为将来对外之预备。此烈钧遣布各军出发南康、湖口、建昌、景镇等处之本旨也。乃人或不谅，致滋误会而起谣言，谓中央派镇抚使矣，汪氏带兵来赣矣，九江打仗矣。
总观以上三端，民政长问题，烈钧已请贺国昌、彭程万二人为代表，入京会同俞应麓、吴介璋向大总统、国务院等处详细陈明。闻四人日间业已接洽，并陈说江西对于中央如何之拥护，如何之服从。现时大总统已彻底通明，遂派委王上将芝祥来赣调查，以便双方解释，两免猜嫌。由此看来，以上三问题稍延日期当不难明白解决也。现时共和时代以人民为主体，如政府苟有不合，不妨开会讨论，直接反对。
烈钧因病不复多言，请以简浅两语括之。烈钧莅事之始，即抱定牺牲性命、保全人民财产为宗旨，现终不敢变异初心。惟今日设身处地，亦非敢贪图安乐，况与诸君曾同患难，断不致在内地有开战争举动，又况外患日急，即开战亦须至西伯利亚、库伦两处。然对外虽靠兵力，而对内尤靠民气。诸君散会后，可释疑虑，或由商会开会宣布，以释群疑。
据上海《申报》（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三日）
省议会开幕祝词
（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维中华民国二年二月念四日，江西省议会开幕，郡邑群彦簪裙咸集，烈钧避席择言，谨代表八十余县父老兄弟而致词曰：
天佑中国，共和肇基，爰代议士制为建邦之根本。今者诸君承全省父老兄弟之委托，为全省谋福利，民国第一次正式省议会于以开幕，是诸君所处之时期非前清之咨议局比也。集多数之英贤，为从容之研究，一方面维持地方，一方面卫国本，期以三年慰万姓之喁喁望治，诸君所负之责任更非前此之临时议会比也。江西僻居内地，风气晚开，将何以谋教育之普及？民意未表，将何以代表舆论，旌别是非？诸君热心公益，熟悉民情，学识宏远，必能发抒傥论也。益赣益国，此则烈钧所社稷而尸祝者。
据上海《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三月三日）
在省议会的演说
（一九一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诸父老兄弟，欢聚一堂，不胜庆幸。光复以来，已年余矣，至今日正式议会成立，其荣幸真有不可言喻者。前清之咨议局，为专制政体之议会，临时省议会为仓猝召集，惟此正式议会成立为我中华民国第一次之异数，是以鄙人与此盛会，不胜愉快。鄙人欢迎无量，故期望亦无穷。回赣以来，现象迭更，困难倍极，一切措置，毫无成效，殊深抱歉，其不得已之苦衷，当为诸父老兄弟所共谅。现在省官制尚未决定，省议会拟照前清咨议局仿行，此中牴牾之点甚多，盖国体已更，情形迥别。所幸总统命令有前咨议局章程与国体不合者，一律删除。总之，当以民权为根本，则民国之真精神自能发达。其中牴牾之处千万不可错误，致滋谬妄，宜由议会讨论，根据立法机关详细解决。鄙人为行政长官，立法监督行政，不能以行政监督立法，此天下之公论，非有所阿好也。惟鄙人对于贵议会，实有国民一分子之感情，故不觉言之长耳。
省议会之范围，非地方自治会也，则其责任所负荷，一方面维持国家，一方面而发达地方。若徒视为地方之自治机关，则所见未免太隘。且国会召集在即，国会之后盾必以省议会为中坚，立法机关方能完备。然则省议会为国家、地方因应之机关，其责任不綦重欤！
现时有最大问题两三件，请与诸君一商确（榷）之。国会召集，固以宪法为前提，巩固民国，发达民权，限制总统，监督政府，必以宪法为根本。近时云南蔡督有电一通，提议总统有解散国会权，国务员不必由国会通过两条件，足资研究。据“临时约法”为根据，则蔡电甚为不合。法兰西民主国也，其总统有此特权，而美利坚无之，各有理由，自问不便解决。惟民国以人民为主体，未免稍有侵害，想议院自有主张。至于大总统问题，当不外于扶植民国，发达民权为宗主（旨）。国会议员具世界之眼光，识国家之趋势，自必确有把握，无俟赘言。
其次，则省官制问题。军民分治，鄙人初不赞成，以时机未熟故也。数月后，秩序已复，故特电请中央实行军民分治，遂有汪瑞恺之任命。汪之为人，颇有才干，前来赣时，鄙人亦表欢迎。惟汪因前清反对革命，致遭指摘，拒汪风潮日亟，窃恐变生不测，遗害地方，只得听其告病而去。惟民政长之简任与民选究宜解决。前者废省改道，仿普鲁士州制，颇为缚束，有碍发达，似多不合；一变而为虚三级制，近于等级制度，亦多不合。此种问题解决，颇属不易。就现状而观，何所适从，真是毫无把握。中央坚持集权，人民趋向分权，终必俟国会成立始能解决。
本省近事，则以中央电催欢迎汪民政长问题，急待回答。今幸省会成立，不日可以移文，通告汪为病请假，病愈即可来赣。欢迎恐属多事，鄙人以个人资格尚可欢迎。议会主张，则非鄙人所能干预。闻汪确已自请辞退，将来民政长一席，汪即不来，亦当另有其人，究竟简任、民选，此吾赣之权利，即吾赣之义务也。诸公责任，自当注意，更无待鄙人之哓哓矣。其要旨必以维持现状，顾全地方为亟务，而世界大势，国本重要，尤不可缓。日内王铁珊（王芝祥，字铁珊）先生亦可到省，即为此事而来，一切尚可再行研究。
鄙人因气薄，不能多谈。诸公如有卓见伟论，不妨请来发表，曷胜企仰之至。
据上海《民立报》（一九一三年三月三日）
在南昌商务总会谈话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三年五月三日）
自商团体育会成立后，久不相见。近闻人言我省商务日益进步，团体亦非常巩固，现又组织全国商界联合会维持商务，巩固国基之际，实惟诸君是赖，钦仰奚如！只以筹办军民分治，手续繁多，未能与诸君相聚谈。近来外间因种种讹传，竟发生一种恐慌现象，以致风声所播，程德全曾在民国元年由孙中山签署任命为内务总长。
远达浔江市面，金融陡形危险，故请诸君来府面商。夫金融机关不能活泼，则无论处何地位、办何事业，必生种种障碍。此次恐慌，原因约有三事：（一）宋案关系；（二）借款关系；（三）谣言关系。请约略道之：
宋案发生于上海，中间疑窦很多，吾赣僻处内地，其中究竟未能详悉。自程都督电文公布后人民之疑惑滋甚，即鄙人亦觉此事可疑。平时曾览五州侦探小说，案情之离奇未有甚于此案者也。现已组织特别法庭，将来如何审判，自有水落石出之一日，无论何人，一经牵涉，将来必须到法庭受法律裁判。是此案可毋庸顾虑。
至于借款一案，则共和政府无独断之权，必须经国会通过。两日来检阅京电，其所持者固亦具有理由，然兹事体大，关系国家存亡，非寻常事可比，借一款即增吾民一分担负。幸此款尚未交付，将来国会、省会总须研究，设法维持，必可挽回。
至若外间谣言，类皆好事之徒故意造作，希图煽惑。且有谓鄙人已赴九江，已在上海者，乌有子虚，殊觉可笑。鄙人承人民之付托，敢不竭棉力以与父老兄弟共图维持，故昼夜筹思，念念在维持商务，保卫人民。诸君当能曲谅之。
吾赣现状，较之他省似为安靖。现值军民分治之始，各事均有端倪。其军队皆节制之师，与从前洪江会匪不同，军队性质纯属对外。鄙人计划已将全省军队分驻外属旷地，以便操练。现在省城有老兵两营，又有新兵两团。本城一切保卫事务均以完全责任付诸警察，纵有土匪亦不敢妄生异想。惟金融不得不速维持。鄙人昨已电向上海借款三百万。惟金钱维持不若精神维持。日本一小国，市面全用纸币，其能如此信用，全赖人民热心。现在国家多艰，内部姑且不说，将来与外人战争必不能免。有人谓南北将有战机，此时有无尚难预决。然财产上必须共同维持，仍须人人舍身命鼓舞精神去做，转危为安，处险如夷，斯则可矣。
据上海《申报》（一九一三年五月九日）
与某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一三年八月十一日）
作战不力，湖口、吴城相继失陷，以致深入内地，重与君等相见。且使父老昆弟多受惊恐，此鄙人之重罪也。鄙人实无以对吾赣全首人士。
（某报记者慰以胜负兵家常事。随询以此次入城之用意？）李谓：南雷（欧阳武，字南雷。）出走太急。渠当未走时曾以电话告我，我劝其姑从缓议。既而南雷复电，云去志已决，我告以君必欲去，亦须俟我至。不意其迫不及待，竟仓皇弃城而去。俞咏瞻亦同时往临江部署。我因全省父老昆弟生命财产无所倚赖，不得已由樵舍内渡入城镇抚。我在此不过勾留三两宿，布置保安之事，仍须出城，身临前敌，决不久驻，致战地无人主持。
（某报记者又询以战地情况如何？）李云：北兵仍守建昌，其水兵则在吴城，虽云战胜，其实疲劳，故未深入。近两日内，湖口、姑塘两处当有激烈战争。盖我军驻饶州者已取攻势，得胜则为幸事，万一无效，将来北兵深入，我必扼之于樵舍、王家渡等处，决不凭城作战，致惊我城中同胞。在城居民之胆怯者，听其搬去，我亦不干涉。然切勿轻信谣言，擅自惊慌，致滋纷扰。
又云：商界公推廖伯琅君暂行担任维护秩序，办法极好。我赴战地后，省城内外保卫事宜，仍须借重廖君云云。
据上海《民立报》（一九一三年八月二十四日）
告滇父老文
（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日）
烈钧曩者选车修矛，训材兹土，久与父老兄弟游。碧鸡金马，萦系魂梦，虽诀别数年，而岚影神光，未尝不烨烁长剑间。因以想念诸父老交道之勤恳，与青年俊士桃李成溪之壮观，嘕然久之，踏遍天涯，莫或置顿也。辛亥建国，治兵江右，阴雨之后，民物始苏。庶政草创，袁逆凶狡，复阴假权柄，遇事牵阻。其嫉忌新治，垂涎鼎钟，烈钧斯时亦尝烛照其奸，厉词抉摘。遂有癸丑之师。当是时，苟与诸父老共事一方者，则猛士龙腾，雄师虎踯，逆贼虽狡，当不能稔恶至今，使礼法荡然，每下愈况矣。去国以还，历览欧土，观彼矞皇，益增忉怛。回瞻宗国，则妖氛黪黪，鬼气森森。剥极将复，谁为云雷？居恒郁郁，辄与当世豪哲屈指诸夏，校量神裔计。其雄烈恢奇，慷慨足恃，咸以为莫滇中父老。若义声震爆，知必不远。回视袁逆，则卖国之事未终，窃国之事又起，行且奸污蛊淫，秽辱当世，廉耻未忘，民怒斯炽。都督唐公赫然独唱，阿蒙旧好首承号招。云路徘徊，翩然至此，诸父老不以为不肖，益复欢宠焉。
钧则何能，惟愿追随唐公与诸父老之后，共申大义，拯溺救焚，明其素志焉已耳。今者承唐公命，率二军以行，北望燕云，神弓夜啸，剪彼凶逆，还我光明，国命所悬，敢不拜勉。抑钧则犹有进者，民国肇造，本以图存。海风淜滂，横流剽厉，神州倾颇，华胄颠危，乃乱政亟行，棼然四载，本根砍伐，夷伤黦然。彪兹狂流，鱼龟在望，茫茫禹域，砥柱何存？诛彼昏逆窃国之罪小，亡国之罪大，咨我义师讨贼之责轻，兴邦之任重。则所以荡涤秽瑕，发扬光烈，培元植基，奋起为雄，我父老兄弟犹有后责焉。呜呼！烈钧行矣。升彼大阜，从其群丑，敢横刀跃马，竭其股肱之力，无负我父老之厚望。虽然，前者唱吁，而后者唱喁，枝柯轮囷，华实欐桅盛德大业，非异人任。诸父老国本在躬，全国喁喁相望至切，其将有伟画宏谟，居内制外，策近图远，与都督唐公同德一心，汨其泉源，溉其根本，布叶垂华，润色鸿业，背负之巨，盖不特贾其余勇策我后劲已也。区区之忱，敢以告勉。立马回望，无任神驰。李烈钧。
据《武宁文牍》；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六年二月二十五日）
在南宁欢迎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六年五月七日）
此次奉岑西林及陆都督召来邕，承诸君美意，开会欢迎，敬谢敬谢。癸丑之役，袁氏不道，违法专制，因与同志共谋抵抗。原冀推翻袁氏，拥护共和，不意湖口失败，以致逋逃海外。及睹波兰、埃及、印度、犹太等亡国人民可怜可怕，即深恐我祖国为诸亡国之续。及游欧美，见各文明大邦其国家之富强，文化之进步，则又生无穷羡慕。彼国何富强？何以文明？则以有良政府之故。
有良好政府，故有良好法律，举国上下，共由宪法范围之中，不出宪法轨道之外。故团体愈结，国愈富强。所有教育事业、慈善事业、储蓄交通各善政，无不备举。各国之富强，虽赖良善政府，尤要国民知自治，故政治皆注重自治问题。人民之进化，虽有良政府，尤要国民有教育，故各国皆注重教育问题。非同中国，政府腐败，民智闭塞，如迷信神权等弊。不佞此次自云南来，尚见沿途有求雨者。风雨变幻，如云可求，可笑孰甚。此则不知自治，无教育，欠科学的智识之见征也。国民能自治，有教育，即政府不良，亦可由政治革命使之改良。此次袁世凯敢于篡国，实欺吾民不知自治、不知教育之故。（中略）又云：国家政治事业发达，无不由于教育。现在时间短促，不能一一研究。（中略）
总而言之，国家富强，必要有良好政府，必要有适当的法律。法从何来？由于国民之团体，由于国民之公意，如代表机关、议会机关等是也。有法律然后可以保障人民之自由，救济人民之权利。
又云：今广西独立，秩序整齐，实足为各省模范。愿终始不懈，坚持到底，必以推倒袁逆，另组一良好政府而后止。如不倒袁，则国家必亡。所有袁氏之取消帝制、恢复共和等虚词诬诳，表面如此，不可信也。袁氏之刻毒，兄弟所身受，言之可怕。吾等之倒袁，初无何等之权利思想，无他，与民除害而已。今日备受诸君欢迎，愧不敢当。深愿诸君同心一德，坚持倒袁主义。但勿要看得不易，此时枕戈待旦之秋，尝胆卧薪之日也。然吾人革命，志在强国。若要强国，必先倒袁。宁为玉碎，勿为瓦全。质言之，如不倒袁，不要活的，宁要死的。有如此决心，终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下略）
据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六年五月十九日）
别将士文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一日）
闻之先民有言，物无合而不离，事无满而不损。故望聚者常散，矜功者弗立。于戏！汝有众，其祗念先民之言。
余与诸将士间关相从，岁将周绕，时序流迈，载更寒暑。昆明发足，鼓行而东，道阻且修，山川险仄，以至于南海，万里转战，大小百余。中间所经，饥罢困顿，或暴露炎野，或冒犯霜雾。寒宵月黑，瞻马首而犹征，晓星尚明，悬旌旄而未息。尘霾昼晦，则回飚戒涂，春涛夜生，则洪流阻涉。而皈朝之役、剥隘之役、源潭之役，新街之役、江村郭塘之役，余固亲见乎我将士，苦战奋斗，以百当千，血肉横飞，穿胸折臂之状，极生人之悲慑，备入世之阸囏。盖师行以来，余与诸将士同患难，共苦辛，已有若家人昆季之情，之无待于外假。则此一别也，岂易言哉？又岂余之所得忍哉？
昔者神奸弄权，海内喑哑。脂韦缱绻，湛湎高爵，轮菌魁梧，柔若妾妇。于斯时也，滇中义士攘臂奋呼，云气飞扬，雷声砰磕。我诸将士崛起其间，奉唐公以树义。余以不材，谬承委命。属在戎行，赖诸将士忠勇，黄祖威灵，俾克有立。剥隘之战，敢曰存滇，源潭之战，未云厚粤。虽无大庸，庶几小补。岂余今之夸言，后世其将有定论。然此皆我诸将士用命之力，余何有焉？
于戏！余行矣。而与我诸将士之难以为别如彼，我诸将士之既有造于国如此，余之与我诸将士之难以为别，而卒不能不别者，虽物之常理，安得而勿悲？勖哉我诸将士，其克永保令誉，以与国终始。
据《武宁文牍》；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公祭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的演说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五日）
今日为本军将士以其护国之精神，洁诚以祭此革命流血诸先烈之日，各界诸君，踊跃参与，来者塞途，颇极一时之盛会。不佞对此实有二种感心，请为诸君言之。
我国之境遇，在世界潮流中，实有至危极险之悲观。欲救此可怜之境，非速使国力膨进，使与世界盛强国家有同等之步趋不可。此人人所能知者也。然今世界上所称盛强之国家，其步趋果何如乎？简言之，则表面上为有最强大之海陆军，其里面则全国人民能出其全力及其热心，以负担国家之重任云尔。吾国今须仿此，其第一步即在发挥民权政治之精神，使国民全体从种种方面磨练其才能，增轻（强）其力量，可以直接起而负担国家生命存亡之责任，而不徒委之政府官吏片面之人物。
此为根本救国问题。勘破此旨，所以有民国之建造。此皆革命诸先烈之本志也。五年以来，执政者误于岐趋，持一人才能主义，而非持万民才能主义，以图翻共和政治。一时先烈之说，举世若几忘之矣。然余辈则决认此种行为，不特不足以渡此时世恶潮，且将增益国家境遇上之悲苦，故奋然有此次护国之战。今幸赖国民倾向之，方得告成功。此后民国国基与共和政治，当益巩固发达，足以促国民之进步，起国力之衰颓。故今日见各界与祭之盛，知先烈之灵实获多数之敬仰，而民权政治将益显其光明。此可感者一也。
本军将士，抱护国主义而来，转战千里，蹈死不悔，大功告成，而无骄傲之行。数月以来，全军乏饷，饥寒冻馁，死亡相继。而生者病者，力扶大义，景仰先烈之心，犹殷殷然加人一等。今日乃能以境遇愁惨之军人，鹄立于先烈之前，肃恭凛烈，逾于平昔。使诸将士能长保此精神，使吾国军人皆忍苦茹痛，森然若此，则国家武力之振发，直易事耳。此可感者二也。
诸君当知余辈武人，而兼抱救国之伟愿，使行当其时，皆能轰轰烈烈以死，以追此先烈之英魂者。今且本此诚心，以告我先烈，并与将士及各界诸君共勉之。
据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七日）
在广州市民欢迎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六年十一月七日）
不佞武人，秉性粗疏，徒以少壮时代留学异邦，藉他山之警励，深察夫世界潮流之趋势，与横风披厉之概况，因而哀念宗邦，笃信民族国家之盛谊，足以起衰振废，奋发为雄。故辛亥之役，转战江、鄂，共建民国。癸丑发难，亦欲黜彼强魔，图伸民意。今兹之战，仍同此志。但期我全国人民能从政治上获得其自由保障之权利，奋发其才能，高亢其意志，且能直接使用其秩然有序之群策群力，起而负担国家之危难，恢复其权威，使华族子孙有万世久安之计，则私愿已矣。此次西南举义，袁氏死于不仁，共和得以恢复，虽由各派豪俊奔走赞助之劳，义军将士忍死苦战之力，实亦国民倾心向义，有以成之。不佞绵薄，何足云云。战事告终，国局大定。政治现象虽尚未能趋入正轨，力图进步，然经此度战争之结果，竟能使各派贤豪握手共义，全国人心倾向共和，大义炳然，国基稳固，实不佞所踌躇满志者。
广东为南海雄邦，人才渊薮。诸君宅居省会，四海洪潮吞受最早，意志高远，迥非他处可及。故商业伟大，誉流全国。不佞讨论吾国国民能力，盖尝为之心折，而深愿广东人民能奋发有为，为各省倡，以地方特异之权能，起而解救全国牵连困敝之厄运者。今何幸，以远行之顷，车过羊石，瞻其盛概，得与诸君相会。诸君谦抑，不责其愚钝，反过相誉饰，许为骏雄，盛会相招，隆礼殷挚，此不佞所惭感交并，竭诚欢谢而不敢当受者也。顷间备聆各界诸君雅教，峻谊宏词，瞻瞩旷远，不佞不文，愧不能敷布胸臆。纵横其论。然名都高会，瞻对群英，其敢默然以自息耶？请就不佞对于时局政见，为诸君约略陈之：
（一）世界上强国，七八其国中现行政治，各有异同。然无论何种政治，必有一定程式。依此程式而行，就其发生之效能而研究，其是否适应时势，则美恶可得而寻。若主持政局之人，其行为未依正轨，则步骤凌乱，习为无意识之政治，以自生纷扰。国家有此等现象，最足为进步之障害。且旁立之人，虽明知其弊，亦不能加以合法政治之评论，而指陈其得失。以其根本上已入歧趋，理系无从条贯故也。吾国自改建共和以来，纷扰五年，蒙昧如故，弊实坐此，今各派人士虽渐知法治之必要，然政府诸公果能尊重法律，行入正轨与否，则凡具有爱国观念之国民，所不可不极力注视，别其从违，为国家放一线光明之路。依不佞所见，则政府组织当悉依定宪而行，法律而外，当纵任各派贤俊能以最明了之政见，得国民之赞赏，受总统之知遇，自由登进，出当政局之冲，不可以特殊之势力横加梗抑。质言之，则总统之任用内阁总理，当以其人之政治本领为衡，不可有他项势力之瞻徇。总理对于阁员亦然。然吾国向来政习，皆以官就人，非以人就官。其根本上之误谬，第一在认国家高位为一种权利品，第二即瞻徇势威是也。今黎（元洪）、段（祺瑞）二公，虽皆贤明公正，具有魄力之人，然今后行为能否破除积习，力扫旧污，为吾国政局开一新纪元，此正吾人所欲快睹，而全国人民对于黎、段二公之盛德，亦不可不力就此点加意注视者也。
（二）至中央与地方之关系，则一为代表国家，以对外权威为主，而对内不能不有督励民庶，总集势力之权能；一为代表局部的人民团体，以蓄养民力，发挥其特殊之地利民材，以供拱卫国家之用为主，而对中央权力不能不有分割之嫌。故各省官吏除能根据地方政治主义而有代表部分人民之资格，足以与中央为权力争执外，绝不能以私意经营，而有拥地自尊之行为。然吾国旧习，则各省大吏纯为中央监守，各地之命官绝不能加以地方政治之意味。自袁氏以私蓄势力垄断国权之术，柄政四年，各省疆吏遂多有私蓄军队，割剥人民，以培养其特殊势力之举。此风不革，其足为国家之大害，不待智者明之矣。今此等现象尚滔滔不绝，能否湔涤，虽全视政府能力如何，然全国人民实不可不注意及之。
（三）中央政府本有督励民庶，总集势力之责，其对于全国各社会文质两面之文明，固当然有使用其优越的智慧与能力，为之倡导辅助，催促其进步之行为。此种事例，在西欧各国常以国民中优秀之人物所组织之政府，固属数见不鲜。吾国今日从各种形势上观察，刚此等事例尚属无望。故讨论国民进步，必须由各地方人民、各种社会以个人或公众之智识互相荡励，努力自爱，以求进步，则能力发展，庶有可期。甚且政府之善良，尚待诸人民进步之后，转相督促。故此时地方团体实有特别重视之必要。而各省人民出而争此自治权力之扩张，实为适应时势之举。
（四）今世号称文明盛强之国，其政府之行动，无不受国民势力所左右。故民意之向背，关系绝巨。此种美例，虽沿法治精神以发达，而国民自身团体上之意识与经济上之势力，实亦足以造成其最后之武力，扼制政府之命运。吾国旧习，乃尊官而黜民。人民亦自安侧陋，而不欲与闻政治上之责任。故民意向背，关系政府之行动极微。恶劣政治之不易划除，良好政府之不易产出，实由于此。然自辛亥、癸丑及今兹三役之成效观之，则民意向背之势力，实已逐渐跃进，而有推迁政局之观。则今后国家大义益趋重乎平民，此项势力之飞跃必日增其高度。故全国人民不可不自爱其心意，以监视政府之行为，慎辨乎美恶，而执行其正确之评判也。
凡此四端，不佞实认为与时局政治国家盛衰有重大之关系。质之诸君，以为何如？
据《武宁文牍》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六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旅沪赣人同乡会的演说
（一九一六年十二月三日）
自江西别后，至今与诸同乡会晤，业已三度，一在广西，一在广东，第三次即为今日。今承诸父老昆弟开会欢迎，感激之余，殊不敢当。既承诸父老昆弟不弃，不揣谫陋，仅将年来经历及将来希望，为诸父老昆弟告。
辛亥光复后，烈钧承乏梓乡，本抱绝大希望，俾社会从此改良，地方从而整顿，由一省以至全国，跻吾国于富强之域，与东西各国并峙称雄。旋见袁世凯柄政，种种举动，殊轶共和正轨，专制复活之机，数见不鲜，乃不得已而又起谋改革。不幸至于失败，烈钧遂赴南洋各岛游历。奥塞事起，如蔓方滋，德、法、英、俄、意、日等国，先后陷入战争漩涡，袁氏帝制自为竟由意思而将见诸事实，不禁兴无涯之悲感，以为共和二字行将告终。惟见欧人虽各陷战事漩涡，而各国人对于己国爱护之热诚，初无二致，不禁心为感动。因至云南与唐（继尧）、蔡（锷）、岑（春煊）诸公密议一切，并将欧洲各国人民爱国行动及袁氏帝制运动近事，向众宣述。滇省军民心俱感动。维时烈钧祇知爱护共和，至成败利钝均所弗计。嗣又得张开儒、方声涛二师长助力，乃率兵由云南以至广西。天佑民国，袁氏暴殂。烈钧见龙济光忽独立忽取消，反复无常，留之将贻大患，爰又率兵至广东。兵力军械虽极单弱差，幸所向胜利，龙军叠受败创，正拟再决胜负，而中央之停战令下。当即遵令停战，辗转来沪。惟用兵以来，颇受感冒，现正调息，俾留此有用之身，将来为国民服务。
尚有一言，欲为在场诸君告者。袁氏虽已暴殂，而默察中央政治，尚不能尽惬民意。各国政治统一，固皆赖乎政府，吾国政府与国民隔阂甚多，欲赖政府统一政治，尚非其时。吾国民欲望政治统一，非从改良社会、整理地方着手不可；欲谋改良社会、整理地方，国民必各具自立心，各祛依赖性而后可。
据上海《申报》（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四日）
龚少甫碑文
（一九一七年四月）
闻之慷慨殉节易，从容赴义难。辛亥、癸丑二役，杀身成仁之士，其气足以昭日月而感鬼神者，盖不少矣。然而偏处海嵎，遇威武而不屈，临大节而不苟，为人所称道弗置者，则当首推龚君少甫为特著。君讳永，福建闽侯人，少有大志，性聪敏，遇事强果，又善属文。年弱冠，下笔千言立就，乡人皆奇之。清宣统三年，武汉义军起，君愤清政不纲，奔走沿江各省，谋响应，过浔阳谒予，奇君才，留诸戎幕，多所赞画。会海筹、海容、海琛诸舰过浔阳，与炮台军官相龃龉，君以乡谊并大局关系，往陈利害，乃释然。后援安徽、武昌，得海军助，皆君之力。民国元年春，予应父老之请，督师江西，编支队属君统之，为前锋，布置周密，军无骚动，旋任副官长，掌府务，兼稽勋局长，并资臂助矣。
二年夏，君因事返里，予亦罢去。君电告予曰：“欧美漫游，此其时矣。”盖君抱负非常，欲求深造而大有为也。予诺之，招至上海，不数日予以讨袁计定，密返湖口举义帜。君驰至，予问之，君抱膝大恸曰：“今何时，公犹不惜死，永更奚惜耶？”乃任以参议。战数旬，未离左右，尝日草军令数十事，无倦容。八月初，援不至，湖口、沽塘相继陷，予偕君率残伍退南昌，君尤能沉静筹画以固根基。至中旬，南昌益困，夜率兵再退，君送予登舟，予握手语之曰：“随予行，勿他适。”君唯唯，旋不见，遍访卒不可得。至清江得报，则君已单骑走福州谋再举矣。予以为明敏若君，事既不成，必能相机出险，将重逢，商善后，孰意其竟无所就以死也。君返福州，密居数日，颇有布置，旋见大势已去，西南瓦解，遂决意渡日本。将行，为小人告于吏，以君谋三（据上下文，“三”似为“二”字之误）次革命，逮捕羁押，穷究二次革命事实。君慷慨自承，并痛斥袁政府，当事壮其志节，颇欲生之。袁世凯严电催促，遂于是年阴历十一月十七日成仁。六年五月十一日葬于西关外洪塘下坞山。铭曰：石坚以摧，木秀而折，呜呼龚君，邦之杰。中华民国六年四月。
在朱庆澜欢迎宴会上的演说
（一九一七年六月九日）
近日政潮之恶态，日增无已。鄙人昨接两公（朱庆澜、陈炳焜）密电邀来，贱体虽有微恙，亦即如召来省。今到来实仰两公之策应，如何讨叛将之处，自当执鞭以随其后。鄙人以为经三次革命之后，可无容再对国内兴讨逆之师，以其帝制推翻，正式总统继任，有良总统有良国会，将来必有良政治，如是则何讨伐之可言？不料此回竟有叛将谋危国本，意欲推翻共和。此等贼心，神人共愤。鄙人到此，已知督军、省长已决定讨逆之谋，鄙人敢决吾辈必获胜利。彼叛将之数甚少，而明白真理拥护共和之人多，此等叛将无不失败也。鄙人自问为光明磊落之人，而与今晚在座诸公同办光明磊落之事，吾辈总须同心协力，一直向前，务要达铲除逆贼拥护共和之目的。鄙人身虽病弱，亦甚愿听两公之命出师讨贼也。幸吾辈共勉之。
据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七年六月十八日）
在征闽誓师大会上的讲话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天祸中国，一乱再乱，幸我西南义师，崛起杀贼，不一月陷长沙而复重庆，扫荡群丑，指日可期。惟彼莫逆擎宇，欲以螳臂当车，称兵潮汕，意在破坏大局。而李逆厚基，出身圉仆，素性贪慕，乘袁氏私布爪牙帝制自为之时，拥兵祸闽；继复联叛督以胁总统，附复辟以倾民国；最近又派兵助莫，侵我粤疆，罪大恶极，非申挞伐，无以明顺逆而惩残暴。我军义不容辞，爰定即日出师，愿我将士体民国缔造之艰难，念先烈捐躯之慷慨。我军素称敢战，纪律严明，本无庸重为诰诫。惟本军长属望之殷，不厌详复，下列各条，与我诸将士共遵守之：（一）师克在和，古有明训，愿我将士亲如父子兄弟，尊敬长官，和睦同济，勿猜忌，勿排挤。（一）军重纪律，尤贵服从，凡有命令，立即践行，勿迟疑，勿退让。（一）兵以卫民，且欲战胜，尤在能得民心。军之所至，务期军民相安，对于居民，各宜亲爱，不可骚扰。（一）刻苦耐劳，军人本素。军过之处，给养不周，居屋不备，凡百困苦，所不能辞，只期克敌，勿逼艰难。（一）勇敢为军之精神，杀敌致果，惟此是赖。凡诸将士，各宜发扬蹈厉，奋不顾身，以宏我军誉，振我军威。
据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征闽誓词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七日）
中华民国六年十二月七日，李烈钧谨警告尔有众：民国缔造，不逾六稔，而用武者凡四，呜呼酷哉！民国四用武，而烈钧及尔有众，咸与其役，呜呼盛哉！夫古之有兵者，乘势收威，鞭笞天下，声色货利，以膏其爪牙，以丰其羽翼，如是而已矣。辛亥而还，海内豪杰，飚兴霞举，慨然争法治以兵，兵之义始正，兵之力始伟。据乱不终，杀贼未尽，亡国妖孽，珍惜窳政，因袭陈迹，以为养士之报，仅逮其私，而淆乱纪纲，毒螫民庶，吾众为可用也。是故暴袁逆段，接趾国中，羊狠狼贪，不翘孪出，举能挟我国家生承教训之士卒，悍然与百兆人宣战。癸丑不竞，越有乙卯，乙卯之师，不济黄扬，越有丁已，仇雠议会，囚虏元首。途穷走险，则犬嗾故君；垄断市奸，则乌合新阁。七日复辟，虽与泡幻齐观，万岁共和，几于山河啬算。犹复倒置功罪，滥作福威，不靳焦头，强张犄角。吴（光新）、傅（良佐）之徒，供其颐指，西犯巴蜀，南寇湖湘。所以然者，滇、黔、桂、粤，悉中兴民主之所根据，非略有其地，无以寝安席而食甘味也。先烈灵夹，实式凭依，陆海军人，赫然斯怒。盘马弯弓，既审质的，以咨民意，佥曰段氏当诛。不图腐鼠无灵，虎伥失路，湖南一战，各城朝下。贼胆暮寒，重以军械举债，自速丧亡。食肉寝皮，莫宣众愤。驽马方绝，瞻恋狡兔，卒有经营。则有若李厚基者，候门厮养，夙善攀援。国恩宽厚，民气驯静，听其谬总师干，尸居八闽。尔乃负山昧重，饮水忘源。孺子仪之叛，颂祷旃裘，躬拜伪命，国有常刑，尚稽显戮。近辄奴颜事段，思获终庇，赂结反侧，扰我潮梅，将使粤人不遑宁处。西南坚壁，坐视撼摇，积虑阴鸷，无复伦比。群议以义师之起，诛逆讨法，是其要领。其有不以权奸坏法为韪，委曲从逆，终始勿悛者，杀无赦。顷者桂军粤军，出湘有功，滇军黔军，入蜀有功，嗟尔有众，释此罪罟，厥为无武。且尔有众，戮力共和，尚克贞尔大节，全尔令名。踊跃用命，烈钧将奉国家赏罚之大法以从。尔有众钦念旃哉！
据上海《中华新报》（一九一七年十二月十七日）
致滇军全体将士函
（一九一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
敬布者：今日之庆，为我滇军首义再造共和之日，即诸君荷戈执戟踔厉无前，覆洪宪伪朝，剪项城帝制之日。前乎此日，有武汉之纪念，后乎此日，有两粤之自主。然无此日，武汉纪念无由保存，两粤自主何自发生。盛哉此日，造福于国家者，若是其大。方今海内外同胞，莫不以拔山浴日，旋乾转坤为我滇军诸君功。诸君出境讨贼，驰驱数千里，大小数十战，铭勋钟鼎，夫何憾焉。第树德务滋，除恶务尽。狐鼠不靖于燕京，毒龙蠢动于琼岛，中原鼎沸，群逆鸱张，瞻念前途，尚多顾虑。所冀诸君奋其毅力，遏此危机，挺铜筋铁骨之躯，担当大局，扬铁马金戈之武，扫荡妖氛。为民国任艰巨，而前勋克绍，为同胞争福利，而劳瘁重膺，全国之幸，我军之荣。钧忧患频经，智能素薄，确成弩末，殊愧锋端。惟是识途之马，敢忘贡其所经，窃比附骥之蝇，亦期藉以致远。此则殷殷属望于诸君者，曾无一息一刻置也。掘井必及于泉，为山勿亏一篑，而谓我首义之诸君，有不愤然兴起而竟殊勋者乎？临颖神驰，无任祈祷。
据《武宁文牍》
在上海与《民国日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年六月六日）
予军人也，不娴政治。今兹政局，虽吾人已宣言议和，实际恐去和平尚远，因国内和平障碍正复不少也。和平障碍不去，则所谓和会恐属开而不议，议而不和，在最短时期内，未必有何结果。至吾人今后之计划，当以奠定川局为第一着。暂时设置护法中枢与大本营于云南，一俟川局平定，即将军府、国会一并移置川中，庶几进可以战，退可以守。根基既固，然后根本解决乃有可图，否则枝节为之，与国事终无裨益也。予参与此次宣言之主旨，第一在表示反对广东之所谓军府，正式与岑西林脱离关系。西林日内迭有来电，予初尚欲以决绝之词简单答复，总思我苟复电，彼必再有电来，何苦惹此烦恼，故决定置不答复。至宣言中之措词，在未发表以前，吾人曾有酌加修正之处，嗣以出入所关不大，无拘执之必要，故坦然赞同。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年六月七日）
与随行官佐的谈话
（一九二○年七月三日）
吾人多年奔走国事，虽鲜效可纪，此番来滇，国人对于吾人必有一种希望，滇中父老对于吾人必有一种期许。吾人对于此种期许，当然思有以副之。中国虽大，黑暗处多。西南共称护法，而真正护法者只滇、黔。现滇、黔、川既联为一气，唐会泽（唐继尧）总揽师干，吾人对于会泽，亦当然善为赞助，先谋地方幸福，用坚护法基础，再进而图大局进步。
辛亥改革，驱除胡满，还我山河，中外称庆。然执政失人，大法未立，连年戎马，民生凋敝，方切隐忧。而滇省迭次首义，护国护法，造福于国家者固无量，人民不免加重负担，闾阎即深受其痛苦。故吾人对于护法首区，尤应当加意。二十世纪以还，迄于今兹，环顾各国，罔不采国家主义、社会政策，以重民生。而立法行政，亦莫不以民意为本。吾人欲使滇南放大光明，自应尊崇民意，注重民生。进行之法，社会与个人当然自尽其力，求本身之发达，而政府维持保护以促之，其有为人民社会之力所不能逮者，则完全以政府之力，求其安全与进步。第滇南地瘠民贫，交通复不便利，人民之力既薄，斯难产有力之政府。故就滇南讲民生，与他省不同，有不得不借重外省之力与国家之力，以补助者。滇南援川援粤，卫国保民，其有裨于国与他省者已多，此后稍稍受国家与他省之酬报，亦不为过。此吾人所当留意者。今滇南政府与人民咸重民生，正筹适当办法，以获此良果，实为至幸。
苛政猛于虎，刘季入关，除秦苛法，约法三章，与民更始，而民困以苏。若政治不良，其予人民以痛苦，视自力薄弱为尤甚。故立国首宜立良法。本良法以施良政治，而造福于人民，此法治国所由盛也。会泽贤明，爱国爱滇，主持大计，维系乡邦，久为国人所钦仰，亦为滇人所爱戴。省区行政，渐称完善。然河海不择细流，其有未完备之点，吾人自当详加研究，因时陈述，藉收集思广益之效，用副滇人之期许。
我国形势，至为复杂，但现时立国，实最好机会。清政不纲，国人所最虑为印度、波兰之续者在外祸。自清室联俄，劝日本还辽东半岛后，各国纷纷借地。而各种划定势力范围，条约继续签订，国势以危。欧战甫息，大势一变，战败之国无论已，英、法诸国用兵数年，胜获虽厚，牺牲亦巨，培植元气，整理藩属，尚费经营。且顾战争之残惨，亦颇动仁慈之念。故在昔号称文明诸国，今颇渐具真面孔。曩以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宣扬于世界之法兰西，与今之力倡民族自决之美利坚两共和国，固为世人之敬仰，即英、日君主立宪诸国，外交方针亦一变其本来。观各国迩来对于远东态度，及两国之继续同盟，删除干预中华国事之条文，可以推知。北方各省，受满清政府之流毒，腐败势力植蒂太深，不自觉悟。中部民气开通较早，癸丑失败，北军所至蹂躏，陷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而不之恤。珠江流域，民情强劲，交通便利，物产丰富，粤东复多贤哲，本为国家骨干，足以矜式群伦，共维国事。然今则粤局为桂派所把持，无由自拔。吾人固不言省界者，时人多以桂派出自绿林，一切行动，无异土匪，毫无道义可言，言之固不免过甚。然其智识见解，实出他省人士之下，无可掩讳。可为人才一叹。此外足以维护国本，为前途露一线曙光者，决为滇、黔、川。虽地处两隅，交通未即完备，然民情物产，各有所长，合力图强，讵可限量。况西出新、藏、甘肃，可为之事尤多。故吾人今日欲融和西南局势，待北方觉悟，提携建树，宜从和洽整理三省入手。此时人所公认，会泽所孜孜不倦，而吾人当共努力者。
古人多重道义，今人则多背之。丙辰倡义，云阶潜赴肇庆，得桂助辽东半岛之战，是中日甲午战争的主要战场之一。这场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在英、美等国支持下发动的侵略中国的非正义战争，自1894年10月24日开始，到1895年3月9日结束，历时近5个月，中经鸭绿江防之战、金旅之战、辽阳东路之战、辽阳南路与规复海城之战、田庄台大战，最后以清政府的屈辱求和而告结束。
日军攻占旅顺后，进行了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马关条约》为清朝政府和日本政府于1895年4月17日（光绪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在日本马关（今下关市）签署的条约，原名《马关新约》，日本称为《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马关条约》的签署标志着甲午战争的结束。清朝代表为李鸿章和李经芳，日方代表为伊藤博文和陆奥宗光。该条约是继《北京条约》以来侵略者强加给中国最刻毒的不平等条约，它使日本得到巨大的利益，也适应了帝国主义各国向中国输出资本愿望。条约签订后，由于俄、德、法三国的干涉，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给中国，中国付给日本“酬报”银三千万两。图为中日谈判现场。
任都司令，而军务院之设立维持，则滇、黔之力本多。丁巳之役，中山率海军南来，与滇军两师相策应，势力雄厚，帅府屹立，桂派本无可如何。然因解释纠纷，故国会倡改组之议，中山洁身以去。云阶来粤，陆（荣廷）、莫（荣新）宁有诚意，特利以抵制粤人耳。尔后云阶得为主席总裁，及军府之得以维系图进，实滇、黔之力。换言之，即会泽（唐继尧）、兴义（刘显世）之力，有以成就之。不然，陆氏之艳电，已足置云阶于死，此云阶所自知者。曾几何时，竟日谋压倒滇、黔。云阶在昔有刚正之名，不意其因人为善，因人作恶，而自鲜主宰，若此论数月前之局势，皆疑以云阶主持军府为最适宜。惜哉龙氏（龙觐光）寇滇，桂军拥兵后盾，云南护国第二军击龙逆于皈朝、剥隘，挺进军黄总司令（黄毓成）复击龙军白色，而广西独立宣言以出。及滇军战败龙军于北江，收复龙军于高雷，规南雄，平粤难，所赐于桂人者讵少，而桂人之于滇军则恒以怨报德。李印泉固素拥戴莫氏者，今则何如？若辈处世，夙来如此，本无足道，然不能不与世人共弃之。
癸丑后，余与锦帆、隐青、子奇、生、振洲辈，亡命南岛，游猎度日，本极无聊。会泽首义，以余之介绍，锦帆得以入滇，以会泽之任命，锦帆得以入川，以滇、黔之扶助，锦帆得以镇渝、以督蜀，赖滇、
黔两军之力，川人得以出水火。滇、黔之造福于川人及锦帆者，不为不厚。而锦帆之对滇、黔则何如？此虽半为政学会所愚惑，亦可为世道人心慨也。
冯华甫、段芝泉、王聘卿、陈二庵（陈宦，字二庵）辈，夙称项城死党。迨项城叛法，阴谋称帝，曾不瞬息，先后反颜，几成冰炭。朱益之、鲁梓楠（鲁子材字梓楠）、张君实、杨竹君，固亦李印泉之高足弟子，而所持以为羽党者，俶扰纲纪，崇尚阴谋，人咸耻之。会泽令下，而各师旅团长皆奉承惟谨。余与印泉交游素厚，亦素推重印泉，而印泉之用事，则恒逾意料。冷雨秋辈服务军府，其所以策云阶者，固足以误云阶，足以自误，然供奉颇能尽瘁，迨不见容于桂派，及政学会内部龃龉，则斥而去之。冷辈亦力谋反攻之法。人情若此，足徵以私结党，不若以公合群。且以私结党，尤虑鸡鸣狗盗之出其门，志士之所以不至也。
民主国与君主国殊。君主国家殆为个人所私有，共和国反是。贤者在位，群材辐辏，同心一德，庶政易举。在上者无垄断之嫌，在下者无倾轧之渐，秩序纲纪不紊，熙让可期。滇、黔、川局势宏大，吾人当力赞会泽，先立一好模范，庶足以慰国人，以副西南父老期许，而自问亦复无愧。愿与诸君共勉之。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年八月二日）
在厦门大学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四月三十日）
刚才林博士（林文庆，时任厦门大学校长）所说的话，兄弟实不敢当。林博士与兄弟在南洋同居多年，他对于办教育的热忱，兄弟夙所钦佩。兄弟于教育人才一端，知识浅，经验不多，不过以为国家之兴衰存亡，纯视教育之成绩为定。欧美各国对于教育，莫不特别注意。中国两千年前学术甚为发达，嗣后日趋萎縻。满清时代，更抱愚民政策。民国以来，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督军团变乱，内讧不已，百业凋敝，而教育尤为甚。经费为军队挪用，校舍为军队占据，因此服务教育者，不能安心研究，迫而钻营做官；为学生者，中学毕业后，即不想再求上进。今日中国文化之不及欧美，良有以也。兄弟近来经过许多地方，亲见许多学校或因战事，或因经费无着，迫而停课。今来贵校，独见诸君在此安心求学，兄弟不胜快慰。贵校既有陈先生（陈嘉庚）倾家维持，又加以林校长热心办学，希望定未可限量。兄弟有两句话同诸位说：（一）希望教员对于教育应视为终生事业；（二）希望诸君求学应求到十分，切不可达了五六分，即以为满足，庞然自大。中国的学术，非有人潜心研究二三十年，确有心得，万难与欧美并驾齐驱。还有一层，诸君能有机会去外国留学，愈多愈妙，因为一方面虽有人在国内研究固有之文化，一方面不可不多有人在外国吸收外国之文化。诸君努力前途，自强不息，兄弟有厚望焉。
在厦门大学欢迎会上的演说
（一九二三年五月）
兄弟今天适因赴看磐石炮台之便，参观贵校，谬蒙诸君不弃，开会欢迎，实深感激。兄弟奔走国事十余年，毫无建树，若言欢迎，实不敢当，只好言借此机会，与诸君作短时间之畅谈可也。
夫国家之强弱，视于人才之多寡；人才之多寡，视乎学校之多寡为断。是以教育为立国之本。欧美强盛诸邦莫不汲汲然以普遍教育为务。返观我国，幅员不下数千万里，人民达至四百兆，论教育则大学不过数十所，而中小学亦属有限；且因经费积欠，罢课索薪，充耳皆是。如此求人才之辈出，是犹缘木而求鱼也。今陈嘉庚先生有鉴于此，独慨然将辛苦所得之家资，悉数移充贵校及集美学校之经费，为毁家兴学者倡，诚古今中外不可多得者也。望诸君眼前须本此精神，而专心科学，将来则本此精神以服务社会，庶不负陈先生之初意也。
次谓欧美为科学昌明之邦，教育自可模范世界，是以我国学生，莫不争趋焉。但以生活程度过高，用费甚巨，非家拥巨资者，鲜不有半途辍学之虞。愚意莫如于国内多设高等、专门学校或大学，聘请有经验之外国科学家前来教授。殷富之学生，既可免跋涉重洋之劳，而贫寒学生，亦不至抱向隅之叹，实一举两得也。幸望诸君斟酌讨论焉。
又谓兄弟以时间不早，且尚须往闽南自治促进会应诸同志之招，是以未能久谈，甚歉。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三年五月二十二日）
《建国大纲》跋
（一九二四年二月）
甲子孟春，哲生市长（孙科，字哲生，时为广州市市长）出示元首孙公书授《建国大纲》，嘱为题跋。盥诵之余，既仰孙公用意之深，复佩哲生继述之善，盱衡俯仰，不能无言。第组安总戎，已有题跋，勉为属草，成数百言。鄙拙无文，不免有崔灏上头之愧耳。
国民政府建国大纲是孙中山于民国13年（1924年）4月12日手书，简称为《建国大纲》，全文仅二十五条。这是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针对国家建设所提出的规划方案。大纲中以三民主义作为人民应有之“权”，以五权宪法作为政府施政的“能”。建国大纲将建设国家的程序分为三个阶段：军政时期、训政时期与宪政时期。图为《建国大纲》部分内容。
曩游欧洲，累瞻治化，所谓倡导文明，尊崇自由平等博爱三大主义者，如法兰西之国民党、社会党、自由党之在国会，恒占多数，其对于殖民地行政，及对于贫弱国之外交果何如？欧战和议，威尔逊倡民族自决之论，以博世界之欢迎，然其国政治，对于殖民地之政策果平等否？对于受压迫之民族果能助其解脱否？无何且有太平洋之会议，欲解决东方问题，以遂其侵略之谋。前后两人，相悬若此。故知世所谓文明者，实则包含无限之祸心，其主导之文明，或囿于一地，或利用于一时，要皆无真觉文明之脑海而为世界求幸福，可以概见。而世人以为世界主义即可以使各种民族受同等之福利，其愚甚矣。现世界既尚未进于大同，则国家主义自属世界进化之单位，民族主义自属人种进化之单位。
孙公中山恒阐斯义，心殊佩之。俄国革命百余年，成功于一旦，因果相循，固有自由。其国人所标帜之主义，实开新世界之一大纪元，较之倡导文明而不能行其实者，其相去岂非霄壤哉！然而列宁逝矣，余因之有感焉。有治世英雄，有乱世英雄，亦有有名与无名者，相辅为用，其业斯成。使俄而仅一列宁也，则今后之俄国必不可为，使世界而仅一列宁，或更无驾列宁而上者，则今后之世界亦必不可为。然而非也，孙公创国，垂四十年，微特倡导提撕，足为世表，而以万几总揽之身，履险如夷，出入于枪林弹雨之界，挽国基于既倒，促大业其将成，又奚媲哉！
今者党务重组，庶政并举，既创《建国大纲》，复书以授哲生。吁，善矣！“化家为国由尔，为国亡家亦由尔”，此高祖以诰太宗也。“进思尽忠，退思补过，将顺其美，匡救其恶”，此太宗以答高祖也。今孙公以此诰哲生者用意深，知哲生所以答孙公者必厚。受厘陈戒，昔贤所尚，余不禁于哲生深有所望，并为世界之崇戴孙公，而热心国事者，有所冀焉。李烈钧谨跋。
据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二月二十七日）
在中国国民党东京支部欢迎会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月八日）
今日蒙东京支部同人欢迎，至为荣耀。此次来日，奉有本党孙总理重大使命。所谓重大使命者，即吾党鉴于世界潮流，为统一中国计，不得不有一种远大计划。最近英、美帝国主义在东方活跃事实，诸君谅已知道。日本亦本为帝中国国民党党证国主义之一，吾人自无与接近之必要，故此次来日，并非欲与日本帝国主义谋妥协，乃是访问日本朝野名流及各政党对吾国之真正意见，同时借观日本一般国民心理之归趣，藉此团结东方民族，巩固远东和平。此即协和来日惟一之任务也。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月二十日）
与日本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八日）
敝国政府此次新内阁成立，已有几分着落，余亦颇为欣喜。然余来日之任务，大半尚未交涉，遽尔归国，深抱遗憾。在东京屡会见贵国政府当局者，及各政党之有力者，因意见交换之结果，深觉贵国国民之意志与执政者之意见，其间不免疏隔，未能完全融洽。率直言之，即漠视国民精神，迷信帝国主义之人，仍然不在少数也。由此一点观之，则中国除短时间所谓群雄割据之时代外，却易于上下一致，执政者即国民，国民即执政者，就政治言，实无论如何非官民一致不可。北京今后之新政府，假由比较头脑新颖之份子组织之，则较前内阁为有力，必不待言。余抵上海，当即访唐绍仪、章太炎等陈述余之意见，并俟孙文北上。孙文之北上将尽力统一全国，以发扬民众政治，自足深信。吴佩孚今后之行动，尚未能预断，然绝无纠弹之必要。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与日本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在东京余已接到北京政府任余为参谋总长之任命，其后又接敦促之电数通，余尚未发表任何意旨，拟到上海与孙文、唐绍仪等协议后，再作答复。余之被指任参谋总长，完全基于敝国民众之力，结果或不能不就任。中国与日本为兄弟之国，两国间之问题，应图容易解决。目下最紧要之问题，则为中、日、俄之亲善与提携。余此次来日，完全基于此项目的而来，意欲先与兄弟之国，即俄国与日本相互联络提携。此中、日、俄三国提携如能成功，则东洋同盟或亚细亚联盟之基础成立，扩而充之，以至于左右世界之大势，决非梦想而能现实之问题，最迟此后三十年或能见其实现也。余已决心毕生努力，完成此东洋联盟。今后深愿常来贵国。（下略）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与日本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一日）
余接到北京任余为参谋总长之电报，确为事实，然余决计返上海以待孙文之来，并与唐绍仪、章太炎等协议。无论如何，废督裁兵不能不断然行之。而施行征兵制，每年征集六十万之兵额，目下财政尚能应付，十年之间，可以征集兵额六百万。使海军之势力亦行增加，则即可达至日本军队之二倍。在国际间以中国为中心，缔结中、日、俄三国同盟，尤为必要之事。最近添田博士，主张此种同盟，殊与余有同样之感想，余对添田博士之主张甚表赞同。日本深欲与英、美接近，此等政策，不仅在日本为不利之事，且为到底不能实现之事。中国今后之大总统，当在孙（中山）、段（祺瑞）两人之中被选。段为无主义之首领，今日倘为大总统，其果能施行善政否，尚不免有怀疑者。孙则首倡民主主义者，以一身负全国之重望，孙出任大总统，实民众所深望。然孙、段二人究属于谁，今殊未能断定。余对日本之感情，深觉日本为有望之国，惟官尊民卑。今后中日亲善不能不由两国国民之相互提携。余刻将回国，其所受贵国国民之好意，实不胜感激之至。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四日）
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一月）
余已三渡贵国，第一次明治三十八年来留学研究军事，第二次大正三年讨袁失败亡命而来，此次为第三次，即衔中华民国海陆军大元帅孙公（孙中山）使命而来。前月抵长崎，得与各地名士相会。到东以来，蒙各政党各团体招待，交换对于今日东亚大势之意见，藉悉贵国国民思想以及政治法律益增进步，不禁为东亚前途喜。今又得与深富知识学问、国民精神中心诸君相聚一堂，曷胜荣幸。谨将观于世界大势、中日提携必要之意见，与诸君商榷之。（该处原记录注：词长不备录，仅记此纲要）
余此次来之任务已详报章，兹不赘。至任务之起因，即对于世界大势研究之结果。盖西有英、法，东有美国，中央则为日本与中华民国，恰如鼎足之势，以撑持世界和平。彼二足皆强健，若日、华不实行提携，即失一足之力，有害于世界和平。故日、华两国为本身利害计，为世界和平计，实有提携之必要。提携之要件：（一）两国国民为基础；（二）两国国民意志之统一；（三）确认两国提携之无限利益；（四）真实亲善提携，须有觉悟；（五）应去障碍，研究方法，即两国国民间取长补短，轻私利而重公益，相爱相亲，排除万难而进于永久和平幸福之途。总之，余所提倡而认为必要者，为一种新道德的相互提携，共谋两国间种种事业之发展，全民的幸福，以维持世界永久和平。（以下原记录称：后讲治国方针，大致系根据国民党宣言及政纲，词长不俱录）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三日）
在天津与日本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三日）
诸君久居中国，研究中国情形，以为贵国施政之参考。今日与诸君会见，愿将所研究之中日两国政情，互为意见的交换。
（一）英美之侵略。欧战而后，德国一蹶不振，俄、奥二国亦近陷于破产之境，怀侵略之野心者惟英、美、法、意四国。然义（意）、法因国内变乱，对外发展处于不可能的状态，英国亦盛倡民族至（自）决论，其殖民地多方反英之运动，惟美国一国兵力、财力雄飞一世。然无论其武力如何强大，不能行使于东亚。惟其对东亚经济之侵略，实为重大之危机。现在中日两国间应谋真实之亲善，为精神之结合，以对抗英、美之势力。此孙中山先生所倡亚细亚人之亚细亚，即所谓大亚细亚主义也。此际中日两国人士，放弃自国一部分之利益。余前次赴日时，贵国朝野即有此说。将来共努力于此项主义。
至中山先生抵津后，因病迟留，未能入京，于是外间遂有孙（中山）、段（祺瑞）、张（作霖）三氏意见不一致之流言。其实孙氏主义在谋全国统一。在今日能担此重任者，除老段外，并无他人。至将来时局之收拾，一任段氏处理，并无何项意见之阻隔。至废除不平等条约，为系孙氏年来所抱主义，关系国家体面；其能实行与否，则为另一问题。孙氏此次入京，外界多疑惧其实行共产主义，此实大谬。前日孙氏曾致张雨亭书云：“余对于中俄邦交之恢复，并无异议。但如中国实行共产主义，则甚反对。”中山此种态度之声明，可怯外界一切之误会。
最近孙氏之态度，大抵如上述。至时局之收拾，一俟孙氏抵京后，确可圆满进行云。
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四日）
在北京与旅京赣人代表的谈话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余此次先中山入京，即欲早日解决赣事。但解决赣事，亦非完全由北京即可解决。谭畏公（谭延恺，号畏公）之率部入赣，不仅先得中山命令，且余亦十分同意，余之旧部朱培德等，一律交与畏公指挥。现在湘军在赣，声势异常浩大。故欲解决赣事，余不仅友谊上宜与畏公合作，事实上亦非与畏公商量不可。外传段执政愿令余回赣抵制畏公云云，此完全为一不可能之事实。盖余与畏公本属生死患难至交，历来同助中山，实行革命，关系异常密切，余何至妨碍畏公动作，抵制更无丝毫之可能。惟予现属赣人，苟各方属望，愿余负收拾之责，当然不敢放弃。至果决定如何办法，仍须得畏公同意。抵制云云，余可断定现在与将来均不能成事实云。
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谭延恺（1880—1930），字祖安、祖庵，号无畏、切斋，湖南茶陵人，曾经任两广督军，三次出任湖南督军兼省长兼湘军总司令，授上将军衔，陆军大元帅。图为谭延恺及其行书四屏。
朱培德（1888—1937），字益之，国民革命军南京中央军校校务委员，国民政府军训总监部总监，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云南讲武堂时期就和朱德并称模范二朱，历经护国战争、护法战争，始终追随孙中山先生，后作为第三军军长参加北伐，战功卓著，官至江西省主席，参谋总长，代理总司令、军委办公厅主任。右图为1923年1月，孙中山击败叛军陈炯明，收复广州。陈炯明逃往惠州后，多次伺机反扑，均未得逞。此系时任陆海军大元帅的孙中山为肃清叛军，写给中央直辖第一军军长朱培德的亲笔函。
在江西旅京同乡会欢迎会的演说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十六日）
民国十三年来，兄弟未曾来京，其中实具有不得已之苦衷。日前匆促来此，承诸君厚爱，种种欢迎，实不敢当。辛亥革命而后，承同乡父老兄弟之托，服务乡邦，对于地方、国家，毫无建树。嗣袁世凯称帝，兄弟兴师发难，以致地方糜烂，时抱不安。民国四、五年，奔走沪、滇、粤之间，冀对于地方、国家有所尽力，藉图稍愆，不意力薄能鲜，毕竟事与愿违。每到各处时，均承诸同乡加以厚爱，益令我加惭愧。
中国虽号共和，而共和真缔，绝未实现。至共和幸福，国民毫未享受，纷纷扰扰，仅为少数人之利益。吾人后此，须努力痛扫前此一切积弊，奋斗到底，将来为国家谋发展，全赖人民。中山先生，是中国莫大的英雄，兄弟是极为崇拜。中山先生的英雄，固是可崇拜，但不可专崇拜中山先生，自己不肯去做。余意国民须各个勉力，造成英雄，则国家与国风自然进入高尚之地位。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在江西旅沪同乡会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一月六日）
鄙人自癸丑离赣，对于梓乡不能为力，殊为抱歉。惟自袁氏称帝，毁法乱政之事，不一而足。今曹、吴虽覆，而各省之纠纷仍如故。良以政治不入轨道，事事皆不可为。现各国政治，三权主义为通国宪，孙先生主张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实属更进一层。共和国家，首重立法，今北京取消约法，实为倡乱之举，国际地位亦将摇撼。政府如此举措，人才济济之说，实所不解。此时救国，武力不能求进步，非学问道德，无以挽回世道。吾国政治固不必言，总统、总理一经践位，便想作子孙万世之业，并欲以天下之财尽为己有。此皆亡国之兆。省长民选，南北战争，只为此点。吾人主张既经民选，不能联选，总以打破子孙万世之业。吾省被宰割，久抱亡省之痛，今奉孙先生调停赣事，不能不去。今承欢宴，愧不敢当。如有卓见，不吝指示。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一月七日）
在河南国民党欢迎会的演说
（一九二五年六月七日）
兄弟到河南，已六、七日了，听闻许多英雄豪杰一（原记如此）。这是我所最佩服的地方。自民国创造以后，兄弟多在南方奔走，关于北方的事情，很少接洽。所以我此次来河南，目的在游览名胜，调查吏治，凡关于国事，一概留心。回想自夏尧舜禹汤开国以后，文化发源于黄河流域。河南襟带黄河，周平王东迁，又以洛阳为京都，而洛阳更为河南之重地。所以我此（次）来汴，关于文化历史，格外注意。
民国创造，至今已十余年了。推翻专制，革新共和，原为人民谋幸福，倡自由平等计。而袁世凯竟敢承认日本二十一条，甘为倭奴走狗，卖国奸贼。更有许多毫无心血，枉披人皮的议员，情愿为他奔走一切，作卖国的螳螂。这是过去的事，现在的状况又怎么样呢？以大小强弱而论，比之英、法诸国，吾国固然不及，比之意、比诸国，吾国尤为过之。人家是共和国，我们也是共和国，为什么人家的国家进步，我们的国家反不进步呢？印度、安南、朝鲜，都认为亡国奴隶，我国虽没有和他们一样，然而也快要到他们这步田地了。
自辛亥革命以后，数千年的专制，顺水东流，军阀呀，官僚呀，人人都以完璧自居，俨若高出百姓几万倍。我初不以此为然。就像五九纪念，是国耻的表现，而章士钊不识时务，惟知迎合段老先生（段祺瑞）的意旨。不管流芳百代，或遗朽万载，竟禁止学生游街演讲。少有人心者，都不忍作此灭杀学生爱国锐气，段老先生何苦令章冒此不韪！从1915年5月9日，袁世凯为获得帝国主义对其复辟帝制的支持，接受了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二十一条”是把中国的政治、军事、财政及领土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把整个中国变为日本的殖民地。图为5月25日，“二十一条”草约签字现场及代表签名。（左中为袁世凯政府外交总长陆徵祥，右中为日本公使日置益）。
袁世凯批准“二十一条”的文书
1915年5月，时报刊载的反对“二十一条”的血书——五月九日永记勿忘前，先生至公无私，廉洁自持，现在反作此种行为。参、众两院，乱七八糟。商会束手叫苦，铁路几不自主。这都是他老先生办的好事。二十一条为中国奇耻大辱，中国人提及此事，无不恨入骨髓，目眦发指。现在虽没收回，而人民心目中，都永久难忘。尤其是学生爱国热忱。段老先生反从而禁之。这又是他老先生执政以来，办得顶漂亮事情。现在财乏民穷，军阀专横，剥削万民之脂膏，供一己之挥霍。或争地盘，或争权利，兴兵动众之事，累累不休，民间已成无米之炊。国家连年有战争之祸，而他老先生竟置若罔闻，未闻其怎样筹谋画策。当他老先生隐居天津时，每日诵佛（金刚经）。此书以大慈大悲为关键，皆系救人水火事情。先生用功多日，确有研究，现在临时执政，正宜展生平所学。而先生所作的事，与其素日所存之心，大相悬绝，无一符合。昔日是段老先生，今日仍是段老先生，何昔日存心如彼其善，今日反行事如此其谬！此真见小人之利，忘君子之义者也。
现在河南民气，对于国事非常热心。这实在是一种好现象。刚才我说同为共和国，人进步而我不进步，这到底是为什么呢？我想各国都有好人，好人多则爱国者众，故进步易；好人少则爱国者寡，故进步难。我四万万同胞，难道说能没好人么？特不过是不多。现在如欲求国家进步，就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民众主义，唤醒人民革命。近来打倒帝国主义，成了现下最重要的事。如果揆之以外洋各国，这是已经办过的事，无什么惊异。我们今日唱打倒帝国主义，明日唱打倒帝国主义，试问本国的帝国主义打倒了没有？自己的帝国主义还打不倒，怎么能打倒人家的帝国主义呢？地方官原为人民公仆，人民为其家主。我希望地方长官与各界一致进行爱国。我平素极不主张国民党、非国民党，爱国者皆我亲友，不爱国者皆我仇敌。如果能将民众唤醒，那么，国家就可进步了。
据河南《新中州报》（一九二五年六月九日）
在北京的谈话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五日）
予奔走频年，无裨大局，自知识浅，不欲闻治乱。此次西北之游，以冯公焕章（冯玉祥，时任西北边防督办）胸怀磊落，才略过人，复以尊重中山主义，实行利国利民方法，故往访之。此次来京，系应冯公请托，检阅各军发扬国家练兵主旨，宣布冯公促进时局方针，使全军了解本身之责任，以图奋发，本真正救国救民之心，作真正救国救民之事。盖丁兹时艰，外受帝国主义者之压迫，内有军阀官僚之摧残，国事颠连，民生涂炭极矣。此次江浙风云突起，吾人固亦诚希望和平进步，然误国者仍误国，殃民者仍殃民，以武力争夺权位地盘者亦均如故。是吾国家难入共和之轨道，图强无由。国民军享受人民脂膏，作救国救民之事，托付之重，又乌能始终缄默置之欤？予来此大意如此。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五年十一月十二日）
在张家口与王思恭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二月）
余所感慨而不忘诸怀者国事耳。辛亥改革，垂十五稔，政府七易，不得其人，国人未获政治之利，反蒙其害，纠纷不已，日陷危亡。满清大吏，卖国营私，自诩得计；新进士子，爱国心长，然遇一事，相争之不让，不能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此旧党人日萎靡，新党人益分离者也。人民浑朴，不知所终。事势如此，欲求国家之独立，与民族之自由，诚匪易为计矣。建国以还，余从事疆场者凡八载，亡命于海外者逾三年，运筹帷幄者亦数稔，鲜补时艰，恒增惭恧。比来息游西北，是余最后之跋履，亦余最后之希望。因西南诸省，戎马频年，微特强弩之末，而土崩瓦解之局，更乌能有为？故有志之士，咸欲谋中央革命之成功。然非先唤起群众之奋斗，军人之觉悟不可。中山孙公与国民党诸公，联袂北来，即此之由。
国军举义（指冯玉祥联合孙岳、胡景翼发动的“北京政变”），逐溥仪，锢曹锟，不世之功，既煊于天下矣，缵绪阐发，讵非至善？殊奉军入关而后，雨亭（张作霖，字雨亭）不明恃德恃力之戒，蹂躏中原，蔑视民意，复演恶剧，致成今状。殆亦国运使然欤？然仆犹迹是间者，贤冯公（冯玉祥）也，以其能尊崇三民主义，其部将能真爱民也。故赍百金，食草具，不敢以云乏，拊循将士，不敢以告劳，冀主义之能实现于全国也。冯公下野，余与韵松方视察榆滦，不获其议，甚为异之。爰遄返往访焉。月之十八，次平地泉驿，遍访无识者。询警官亦不告冯公所在。盖与世相违矣。翌早，李副官始来冯玉祥（1882年11月6日—1948年9月1日），原名冯基善，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今安徽省巢湖市居巢区夏阁镇竹柯村），寄籍河北保定。民国时期著名军阀、军事家、爱国将领、著名民主人士。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蒋介石之结拜兄弟。右图为冯玉祥书法。
北京政变，也有人称之为首都革命。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冯玉祥被任命为“讨逆军”第三军总司令，出古北口迎战奉军。10月23日，冯玉祥率部返回北京，包围了总统府，迫使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下令停战并解除吴佩孚的职务，监禁总统曹锟，宣布成立“国民军”。政变后，冯玉祥授意摄政内阁通过了《修正清室优待条件》，废除帝号，清室迁出紫禁城，驱逐溥仪出宫。
1924年10月23日，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孙中山决定抱病北上。
孙中山于11月10日发表的《北上宣言》部分原稿。溥仪出宫以状告。继晤马云亭、李晓东，客于旅舍，畅谈交游，感慨不已。冯公旋亦遣使趣车至，余遂偕晓东晋谒。车行数里，鸡犬无闻，亦不见持刁斗者。及至一小墅，则冯公之衙门也。晤冯公，引余上座，余固辞让，就东阶。因问曰：“先生无恙欤？”冯公曰：“然，幸！”余复问曰：“先生磊磊下野，海内钦崇，然则从兹遂置国家安危于不顾欤？”冯公曰：“非敢然也。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余今虽苦在野，然国家之安危与人民痛苦，固未敢忘诸怀也。第余详察今日之时局，要一盗贼世界而已。大吏为大盗，小吏为小盗。吾人之与雨亭，在昔原为良友，不期今之为敌者，以其横暴罔顾国家也。今去不善，而易以善，岂不甚佳！苟非然者，直以暴易暴耳，扪心自问，将奚以对国人？”言外之意，似深慨国军之未能实行爱民者。余微察其意，爰解释之曰：“国民各军皆手足也。手足有疾，治之可耳。乃置之，不亦过欤？且军队之势力所能及者有限，而全国之领土则甚广，故欲奠国家于磐石之安，必求政治之改良乃可。此吾辈所宜了解政治之作用，而未可专恃军事之进步者也。”
冯公哂之，曰：“吾近阅民国演义，益感孙公（孙中山）之为人。谓其有势力，而其势力甚微，谓其无势力，而其势力盖莫大。此其故何在？得民心也。至若运筹决策，驰骤疆场，如诸公者，固皆当世之贤哲，具百折不磨之精神者也。吾辈欲救国家于垂危，必效法孙公，乃克有济。”余曰：“俄使加拉罕不称先生为中山第二乎？”冯公曰：“非所敢望。但余亦欲与诸友为在野工作耳。然必赴欧美一游，长吾见识。”言次雍容坦荡，极清静幽逸之致。余因进而言曰：“先生下野，人谓之为牺牲，以余视之，不然。古所谓牺牲者，必其人有高世之才，挺身而斗，为国家排大难，冒万死一生而不顾，如汤之伐桀，武之伐纣，中山孙公之革命。今先生革命事业未半，而半途高蹈，岂昔圣贤所谓牺牲欤？顾与人共患难者，人必拯其危；与人共安乐者，人必同其忧。今先生能爱人民，则人民自爱先生，若或忘之，则人民将来忘之矣。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先生夙以救国救民号召于天下，然则殚思实行如何？”冯公曰：“谨受教。”遂论救济时局之法，而东苑鸡鸣矣。余驻兹一年，详察冯公之为人，表率群论，颇有足多。惟其深知虑远，故万几总揽，决断须臾，不甚博采，因以帷幄诸贤，有时千虑之一得，不足以补其千虑之一失，是遗憾耳。虽然，从善如登，从恶如崩，举世混浊，高人乃见若冯公者，盖可以风矣。
思恭问先生对于段政府观感若何？先生沉默有顷，答曰：段芝老（段祺瑞），军界之前辈也，余雅不欲议论其是非，以重余之过。然不料其刚愎自用，昏愚自误，竟至于此！芝泉罪恶，国人既述之详矣，观其使又铮（徐树铮，字又铮，段祺瑞的亲信）共谋复辟，继用冯军以覆之，及参战购械，杀伐同胞，假同盟以窃国，可以知其为人矣。污吏政客，从谀承意，再增其恶。是以一年以来，但见其卖国殃民之罪，不闻其有善政也。今全民既厌恶之矣，首恶捕，悍将毙，清帐问罪，亦足令其惊心，宜知所处。国人念其年老，故宽假之。而乃犹踞中枢，媚外结援，令鲁负隅，令奉反抗，此何故欤！昔齐景公望牛山流涕，犹有悟时，芝泉乃何如也？
时人谓芝泉念佛有得，余不知误国殃民是否即大慈大悲之谓？中山逝世，举国哀之，乃芝泉既阻其开吊，及开吊，又托辞足疾难履不往。今闻旧恙又发矣。满清遗老，往往若此，其奈之何！然芝泉处此，势已难堪，吾人亦弗须深究，所应熟虑者善后耳。我国改革，历年既久，障碍未去，建设弥艰。故除旧布新，实犹在革命时期。今后组织政府，能先以革命方式行之，再由全民决定大计，要为最善。然兹过渡经营，非采合议制，决不能集合全国之贤豪，以统一揭露列强侵略东三省、西藏的宣传画寰宇。焕章优游泉石，既不欲有所主张，馨远（孙传芳，字馨远，时任浙江督办）来电，亦极表尊重民意，用正纲维。军人不能锄奸，亦不蔽之，是即我国民得自由解决国事之日矣，是在我国民释私嫌，重公德，共努力焉。
思恭又问山海关之战事若何？先生曰：欲知榆关之战，当明国奉两军之能力。奉军败后，受创已甚，士气颓靡，整理休息，自顾未遑，焉能再逞？敢来侵犯者，以魏部（魏益三所部）单薄，国军未注重榆关也。故欲据险自固，待机入寇耳！前车之覆，后车之鉴。雨亭若能为善，孰不钦服？若仍恃武力，扰乱关内，更据关外，为己有造成其万世一统之小朝廷，吾思第二第三之郭茂辰（郭松龄，字茂辰）必继起，东三省父老昆季亦未必甘为张氏父子奴隶也。现国军推鹿钟麟为总指挥，率五师六旅御战，足以逐之云云。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二月六日）；广州《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二月十八日）
在张家口与雷啸岑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六日）
仆不闻国人之教久矣，塞漠闲游，看羊海上，非忘情于国事也，徒以念年奔走，图治未能，故避地养晦耳。乃者闻北京政府，媚外借款，猖言讨赤，略有感言，敬以奉告，亦藉以告国人焉。夫贿选窃权，伪制宪典，举国既讨之矣，乃复以讨赤为词，力谋借款，度吴（吴佩孚）之意或虑劳农主义，传播远东，故为防之。夫苏俄政治之良否，观潮流所趋，及联军攻俄之失败，不逾十稔，应可知之。虽以其版舆广袤，苟能数罟不入，斧斤以时，利用而厚生之，即有求全民幸福之可能，原无制裁经济自由之必要。然散财与聚敛，利民利己，究有自别，仍当以善政观之。至其国际策略，扶助弱小民族，此仁人所为，当无能非之者。即其打倒帝国主义之倡道，亦能裨益于帝国主义国家之全民。昔法国革命，尝倡人权天赋之说矣，威尔逊民族至（自）决之论，亦曾高唱入云，济世之言，孰不赞美？今苏俄之政治主张，固与法、美各别，然其对外策略，实由法、美而蝉脱之。第法、美托诸空谈，苏俄则见之于行事，乃独异之。道不同不期为谋，有若斯之甚者。前诵太炎先生电，惑苏俄与国军间缔密契，留心考察，未之前闻。苏俄之于国军及外蒙，固不无往还，究其用心，与日本之援奉以图侵略者殊大有别。而俄人军事顾问，秉心忠诚，亦非日本之陆大及士官每以机密为辞者也。近宜次第撤回在蒙经商者，冀免经济侵略之诮。是苏俄之行为，盖亦有可取者矣。今日之为世界进化障碍者惟英、日，若以二十世纪之国家，其组织犹属中世封建制，诚属憾事。而其帝国主义之凶肆，
尤为者所疾首。然人群进步，亦莫能遏。彼英、日当局，欲肆虚荣以市其权，容或有之，英、日人民苦政治不良，则颇知奋斗。谙其国情者，必了然于其改革之期近矣。尊君愚民，制不适存，质诸英、日主义者，恐亦无以自解焉。乃欲藉鹰鹯之援，颠覆共和，阴谋霸业，甚所惑也。虽曰吐珠于泽，谁能不含，然发政施仁，讵无轨道？是在舍己从众，有以求之。夙闻子玉好学，应明于此恃德恃力之戒，国虽大，好战必亡。倔强如德国，英迈如威廉，数载之间，身败国危，恃力好战之过也。阋墙固是御侮之心，佳兵究有不祥之惧，治军者可弗慎诸！昔年道更长岳，曾承辱电垂存，备感高谊，未及报者，以未知其能尊重民意否耳。甲子北来，晤张雨亭于津门，快聆谠论，深盼其殚精于关外，坚固疆圉，惜宣言未践。战争继起，生灵涂炭，城郭丘墟，援外人以侵略之机，予安福党之征利之隙。而以维护卖国政府，故与国民军亦启衅端，治丝益棼，良用慨然。顾吾国军阀以人民为刍狗，攻城略地，互相雄长，固有难以理喻者。然民智启发，民权伸张，恶恶尊贤，群同观感，惟能尊崇民意者能附民，正无俟黩武为也。改革十五稔矣，国事沸羹，未能建设，财政破产，饿莩载道，而私人储藏，逾于梁薮，亡兆斯征，应知戒惧。乃彼枭雄，罔知悛悔，犹复拥兵祸民，媚外自残，阴谋窃国，倾覆邦基，吁可痛矣！然扶危定乱，夫岂无人，为国锄奸，何地不勉，是在邦人君子速起图之。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七月十七日）
在上海与公平社记者的谈话
（一九二六年十月十六日）
现在我国之局势，以握有军权分据而论，要分作三个时期研究，证诸史藉，更为殷鉴，非短时间所能畅谈。至此次赣省战争之地位言，北伐兴师，是为主义而奋斗，其工作目的皆与民众利益相合，战略上亦得有相当之训练。新武汉三镇，不劳而获。最近孙氏（孙传芳）应付之战线，地势上不能谓之完善。长江下游之武穴方面，武昌问题既解决，北伐军可注全力进展，此一也。江南方面之鄱阳湖、扬子江为全赣命脉，现北伐军已能相继截断其总立脚点，应付困难，此二也。福建区域地临海面，闻闽西已入北伐军之手，虽出兵抵御，盖在海岸之旁，形势颇为不优，此三也。当孙氏态度明了，尚可转圜。余与孙氏系同学，前自西比利亚致孙电，谓其驻军金陵，四面皆势均力敌，应付稍一错误，即为遗憾。谅此电已达。渠亦甚望余来此。余现因旅次劳顿，异常疲倦，暂事休养。
至此世界潮流观察，已在帝国主义与反帝国主义竞争时期。将来我国内争弭事，当可着手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解决束缚。国民会议，一时尚难澈底解决，恐奉省方面未必能同调，澈底解决时期尚在第二步。现冯焕章之国民军，已取道晋、陕向豫进展。余在西比利亚时，已得此项电讯云。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六年十月十七日）
在杭州的谈话
（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烈钧此次赴宁，道经当、衢各地，承诸同志及地方民众盛意，深为感激。今日又蒙约谈话，更为荣幸。惟抱恙多日，精神未复，不克有所贡献，甚所愧也。
我国近代革命已数十年，辛亥以还，亦十六稔，用如许力量，除驱逐满洲政府外，关于革命应扫除之障碍，均有未能，遑论建设！总理在日，以高尚之道德，渊博之学问，及其伟略与精神，领有西南根据地，苦心经营，革命事业未能进展，以当年有两种障碍，即地盘思想与地方主义是也。总理逝世方二周年，北伐兴师，未及一载，长江肃清，奠定中原复在指顾间，而由大英雄豪杰将两层障碍打破，造公共基础，建公共事业，故能迅速出师，收此效果。民国十三年国民党改组，容纳共产党，增加一部分革命力量，及设立中央军事政治学校，造成多数英才，奋勇杀敌，亦革命进展之一种原因。然祸胎亦胚于此。共产党之扰乱社会，卖国殃民，皆种因其时矣。今日之清党，原非所愿，然有不得不行之势。此本党毅然决然而为一致行动者也。
第今日既清党矣，今后对于党务政治，应取之方针当何如，此为重要问题，须精详研究者。我国势力，向分新、旧两派，旧派势力渐次摧崩，新派势力以国民党及全国青年、社会团体为中心。此种势力，外人不甚了了，即毗连之东邻尚多茫然，英、法诸国无论矣，新建如苏俄，
亦不明真相。即国内民众，于本党之势力虽知之，于本党之主义甚欠了然。恐国民党人亦有若干不明白者，于愚民之共产党主义，更未必知其病根所在。故曲解之说，得以混淆，以致界说不清，徒滋纷扰。吾人今后如欲发扬党义，坚重信仰，须使了解本党之精神，及共产党之病症乃可。
总理所定之民族主义，非国家的民族主义，乃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即世界主义的民族主义。一方面，求全国民族在国内与国际间之自由平等，一方面援助各弱小民族，助其自治。更进言之，打倒帝国主义，裨益于我国甚少，裨益于帝国主义国家之全民实大。如打倒英、日帝国主义，实有裨益于英、日帝国主义之全民。因英、日之国民在国内不自由平等实甚，而时时受贵族官僚之政府压迫者也。故本党之民族主义，实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非国家主义的民族主义，可以了然。在各种主义以无政府主义为最高，社会主义次之。前者暂难实现，后者为革命事业所必行。盖革命事业，非完成社会主义，其革命无价值。本党之民权、民生两主义，实为完全的社会主义，可以证之。社会主义学说，自马克司（马克思）发明以物质为历史重心，及其后又以社会为历史重心，生存为社会重心诸说发明以来，社会主义乃益有价值。虽有修正派、过激派与国家社会主义、社会民生主义等分别，其方法有主张从根本上救济人心，及有主张凭借政治能力改良社会之不善，调剂社会之不平，与财产公有或公平分配之不同，然社会主义要点，’废除资本制度，平均财产，则概似总理之民生主义；节制资本，平均地权，乃取得社会主义之精华，而无其偏弊者也。且民生主义，在根本上不使资产阶级发生，消灭阶级斗争于未然，此尤前人未能虑及者。至于民权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及社会民生主义均有相同之点。而弹劾与考试两权，一由立法权划分，一由行政权划分，更足以补社会主义之不足。故总理之三民主义，实乃完全之社会主义，足以完成革命事业者。如此浅解，虽非适当，然本党精神所在，总当使全般民众了然，则信仰自坚矣。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五月十九日）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云南起义大会上的报告
（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各位同志：今日于一中全会开会期间，开会纪念我滇黔首义讨袁，烈钧奉命报告其事，缘略为诸同志陈之。滇黔首义，迄今兹十六年矣，每年纪念均有报告。去年中央党部则系胡汉民、王伯群两同志报告，载在报纸，犹忆及之。滇黔首义，在革命历史上占重要之一页，盖不有此义举，则辛亥起义精神不能发扬；两广护法，及十一、十五年之北伐事业，不易进展。滇黔义举，实开西南团结之局，北伐根基树立于此，统一大业告成亦由于此，不可不述。第烈钧报告其事，因当时参与其事，或须涉及本身与同事诸人之工作，深恐有自诩处，此则深望诸同志见谅者也。
自民二讨袁失败后，本党多数同志，先后随总理及克强先生东渡日本，亦有远赴欧美者，而国内之革命势力遂丧失焉。仅有黔、滇、桂三省，未受北军之蹂躏，然实力已极薄弱。虑天下者，常图其所难，而忽其所易，备其所可畏，而遗其所不疑，袁世凯于是处不加注意。不知滇、黔两省将士，在清末已富有革命精神。云南都督原为蔡松坡，见革命军失败，北入京师，欲于政治上图救济，不知袁氏非可以政治商者也。松坡在京，遂郁郁焉。黔督唐继尧率师回滇后，刘显世继黔督，两省均能集天下士，整顿师旅，而义举遂基于此矣。欧战起后，烈钧与钮惕生、褚民谊、张溥泉、何子奇、王有兰、李明扬、卓仁机诸同志，不期而会于伦敦，蒙吴稚晖先生指导，决定回国，共图大举。同时深虑于欧战正酣期间，野心家乘机掠夺，东方或有事发生也。烈钧与民谊、子奇潜至西贡时，被法吏觉察，禁于陋室中，赖民谊力说得免于难，不得已折回南洋。而是时袁氏以称帝闻矣，烈钧遂偕方声涛、林虎、陈泽霈、何子奇诸人附轮至香港，得李根源、张木欣之助，获借现款五十万，相率入滇。其时滇中诸贤，如罗佩金、李曰垓、黄毓成、何国钧、殷承巘、谢汝翼、邓太中、杨蓁、田树伍、范石生诸人，已先有筹议。无何蔡松坡、任可澄、戴戡、王伯群相继至，声势遂益张，唐、刘两公之心益决，爰檄告天下，而滇黔义师起矣。松坡统七梯团入川，烈钧率方声涛、张开儒两梯团，及黄毓成之挺进军，东出两粤，程潜以宣抚入湘，王文华同时以东路司令率师援之，熊克武以招讨使图蜀，义师所至，风举云从。翌年袁世凯以不义终，西南局势于以构成。则今日之纪念日，固应灿然于史乘也。此由于国人渴望共和，革命党人之颇能勇迈，有以致之。
今国事急矣，人民渴望实行民权，进行制宪亦益切。大会于此重大问题，已有充分之注意。希望大会同人，继续以往精神，与民协力，打破难关，开辟新局，巩固国家，庶不负今日纪念之意义。
据上海《民国日报》（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纪念云南起义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滇黔首义讨袁，迄今竟十六年矣，抚今追昔，良用慨然。回忆民二讨袁之役，袁世凯遣李纯、曹锟、倪嗣冲带兵南犯，击败讨袁军，得志之后，一意孤行，以为无足顾虑矣。虑国家者，常备其可畏，而遗其所不疑。袁氏于滇黔各省，固有鞭长莫及之势，然滇黔所以能首义讨袁者，亦自有由。首义经过，与其役者多能言之，中央与各省每年纪念日，亦均有扼要之报告。顾自清季以来，同盟会学陆军诸人，其主要干部多数分布于云南、广西两省，而云南尤多。因其时滇越路成，片马告急，滇人惊惶，已有奋振之慨。同盟会诸人，服务其间，复建议创办讲武堂、陆军小学、体育总校于省垣，收集英俊而教育之，革命精神遂以分布全省。值李仲生督黔滇，努力边务，锐意训练新军，新旧人才，尚能并用，而滇黔更成首尾相应之势。民国六（二）年，长江各省讨袁，以滇、黔未及参与之故，其势力尚保存，金融及社会状态复毫无破坏，而全部党人更励精图治，若待时而未至者。迨袁世凯称帝卖国，滇、黔义愤，乃勃发焉。当时直接主其事者，为唐公冥赓、刘公如周、蔡公松坡暨罗熔轩、任可澄、李曰垓、周惺甫、戴循若、黄斐章、方韵松、熊锦帆、程颂云诸人，烈钧亦与焉；间接以助其成者，有梁任公、李印泉、张木欣、杜荫青、龚振鹏诸氏，固不能谓贤豪俱集，然当时情景，颇有不可一世之概。滇黔首义之价值，在能北定四川，甫定在（两）粤，
创西南新局势，为他年北伐根基，而完成民国十七年之局面，其关系殊有足纪者。
然往事昙花，光阴过隙。追想当年主持军政诸友，年逾五十以上犹苟延于世者，烈钧一人而已。外患侵夷，内忧不已，如今日者，诚非当时所及料。救危图存之法，首当一致抗日。然欲一致抗日，必先求全国团结，则速行全民政治，实为坦途。烈钧与诸友屡次建议中央，并唤醒国人者，以是故也。三中全会议决之国民参政会，虽近滑稽，而国民大会尚可冀其有成，纳入宪政正轨。是在中央各同志诚意图成，全国人民速起为政治之组织，而共赴之也。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二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南京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二月十八日、十九日、二十三日）
（一）
二中全会后，因病在泰山、庐山休养，久未来京，未能参与国家大计，稍尽职责。然对安内攘外，固夙有主张也。有曾发表者，有尚未发表者，苟遇机会，亦深欲向中央陈之，并与国人共同促进之。此次中央组织国防委员会，召余来京，共策大计，国危民困若此，自未可以病推辞。然处世亦不敢苟。要之，今日之事，首在举国一致，急起抗日，以挫其锋，而内政之革新，与各方贤达之联合又未可须臾或待也。若问其要点，则以平等待同胞，以至公至诚治天下，咸庶乎近之。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十九日）
（二）
近数月来，因病休养，未克来京参与国家大计，内疚良深。然爱国之忱，未敢后人。兹暴日一再横蛮，意欲吞并全中国而后快。近迭据私人所得与报纸所载，其积极准备进攻热河，扰乱平津，已属不可幸免之事。以故我国为救亡起见，祇得求诸我实力自卫。中央为策划周详，拟组织国难委员会，召余来京，共商大计，未便因病推辞。个人经验所得，自当呈之中央，以作参考。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
（三）
余此次来京，系赞助中央积极抗日，希望及时改革内政，使军民一致奋起，得用其全力，以图振兴。故抵京后，即将抗日意见书提交中央，已荷详加讨论，并已在积极筹划进行中。至于御侮一层，国人颇有以武器不及敌国为虑者。其实战争之胜负，首视民族精神与是非曲直，此次世界各国之共起裁制日本者，即曲在彼而直在我。师直为壮。故淞沪之战，十九路军及第五军，均能摧破强寇者，则民族精神为之也。最近日寇虽大举犯热，但我将士奋勇，举国一心，终必获最后之胜利。蒋委员长在前方剿，容当旅（旋）京主持，冯焕章先生不久亦必抵京，共策大计。是中央益形巩固，而人民之期望亦可渐次实现矣。余日内赴沪，收拾家务，仍即来京云云。
据南京《中央日报》（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
在石家庄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三月六日、八日）
（一）
前不战，失三省，今又怯战而弃热河，为我国有史以来中华民族之奇耻。履霜坚冰，由来者渐。余等服务中央者，未能绸缪，实属汗颜之极。第国内尚不少善战之将与能战之兵，人民爱国精神尚为可用，能善用之则斩将搴旗，破敌未晚。是在政府与人民及时奋起耳。余此来，固期裨益于战局，尤深冀河北悲歌慷慨之士，共起图之。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八日）
（二）
此来任务，约有两点，一属于国家的，一属于个人的。关于国家方面，值此外侮日亟，强邻侵略之秋，若不急起直追，则国家前途实有不堪设想之处。最近承德既已怯战而放弃，则华北沦亡可立而待。阎、冯二公，在华北夙有重要。此次日人猖獗，若无素负重望之要员担任巨艰，则抗日呼声终成画饼。本人此来，即拟在并晤阎，转张垣晤冯，协商一切，亦即乘此时机尽有请阎（锡山）、冯（玉祥）二公出任抗日大计之必要。此本人在国家方面者如此。至个人方面，昔在东瀛士官学校，与阎公学处同班，实有同学之谊，冯则昔年在西北，曾共坚苦，继因天各一方，久未把晤，此来顺便抚问，于公于私均得安慰。惟在国难期间，对个人方面之任何情事，实不忍言及。本人私意，窃愿俟我大好河山完全恢复后，大家弟兄痛饮于一堂，始得安慰也。昨晚承闻热忱，在绥署欢宴，迄十二时始行返寓。闻时国难，亦极沉痛。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三日）
在张家口与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三月十一日）
本人代表中央北来，会晤阎先生及冯先生，共商抗日救国大计。在并共留三天。阎先生对抗日主张，根据己力所能及者，不惜任何牺牲。晋绥将领均抱誓死一拚之决心。且山西民众，均知共赴国难，承德陷后，民气悲愤异常。北方民气，比较在京、沪等处消遣娱乐场中之辈，对于国家更为关心。最近中央对于抗日计划，已有准备，决不再依赖国联。蒋委员长之北来，即可表示中央已决心抗日。阎、冯二先生，统军多年，且均主张决心抗日，中央均拟畀以军事要职。至阎、冯二先生所供献抗日之意见，中央均已表示同情。本人此次北来，即代表中央邀请阎、冯二先生共赴国难。在察略作二、三日勾留，即往晤蒋委员长。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十八日）
在济南与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四日）
余此次北来，原为促大家一致抗日。曾晤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等，视察各地军民，均甚振奋。冯、阀皆主积极抗日。蒋北来，军事益有策划。战局巩固，刻正准备另一作战计划。余以为时局至此，应辟一新途径以拯救之，故最注意在开放政权，使全国人民得尽力于救国与建设。曾在保与蒋详谈。蒋亦同此意。余以事关国家根本大计，现拟南返，再向政府切实详商，务期早日实现，余与韩（韩复榘）原属旧雨，因过济下车参观新政，并访韩。拟二十五晨赴京。余在保晤蒋后，蒋曾派马伯援持亲笔信赴张垣晤冯，冯亦具体书回信复蒋。余离保时，马已返保。
据天津《大公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五日）
在国民党中央党部总理纪念周的报告
（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七日）
各位同志：烈钧前月奉召来京，参与中央的会议。到京以后，得领受本党各先进的教言和各同志志趣的坚定，烈钧觉得非常愉快。当时烈钧有一个提案贡献中央，承蒙中央分别采纳，相机实施，烈钧觉得非常荣幸。以后看到时局的变化益剧，日人的横暴野蛮，一天加重一天，北方的形势，一时陷于紧张的状态，所以想到北方游历各处，以宣达中央意旨，使全国抗日的精神，趋于一致，抗日的力量，趋于充实。烈钧到了北方，看到北方人民的抗日意旨，非常坚定，杀敌将士的气态，非常壮烈，尤其是蒋委员长北上誓师抗日以后，前线的军事，有很好的配置。因此抗日的形势，益加巩固，始能按照计划，积极进行，前方的军事，很可以乐观的。但是现在的问题，不是防守平津的问题，是要夺回热河的问题，收复东三省的问题。因为如此，我们不能不顾到政治的问题了。但是收复热河和东三省，是要靠谁呢？靠日本军阀觉悟吗？这是缘木求鱼做不到的事。那末，就要靠我们自己了，要我们全国一致团结起来，同心协力，才可以达到我们的目的。
现在救国的方法很多，但是有两件事，是人同此心的。
（一）收复失地。这一次宋哲元、孙殿英的军队，虽取得了一时的胜利，而要取得永久的胜利，还在我们自己一致团结，发扬中华民族的精神。据烈钧看起来，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在博爱和自爱；博爱是为人打不平，自爱是自己求平等。先从求自己的平等做起，而后方可以打破对外的不平等。这是一点。
（二）安内攘外。在国家统一地方安定的时候，内无土匪的猖獗，共匪的扰乱，彼此一心一德，则外患侵凌，国难发生，自可以一致攘外。但是现在的时势，正与烈钧所说相反，人心惶惶，闾阎不安。故安内攘外，先必安定人心，使全国人民，有参与中央政治的机会，然后才可打破难关。但如何可以达到此安内攘外的目的呢？就在本党同志要有拿破仑和林肯的精神，田单复齐的志趣，共同一致，才能把危险的局面捩转过来。
据国民党《中央党务月刊》第五十六期；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三月二十八日）
在上海与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三月三十一日）
本人自奉召入京后，即与中央各同志研究挽救危亡方策，各位同志均能掬诚相商，诚为好现象。嗣以热河告急，本人极为关怀，仍（乃）决意北上。不幸途中，即闻承德失陷消息，中心如焚，益增焦虑，愧无只兵可用，以与暴日相拚于前方。至太原晤阎百川先生数次，阎先生抗日态度异常坚决，并谓三晋健儿十万，必使其站在抗日的第一线，所部已全体动员，开抵察边。有人常谓，晋省军队萎弱，其实不然，如最近在冷口屡挫暴日之商震部，固晋军也，其他如傅作义、李服膺、杨爱原诸部，均甚可靠。倘日军西犯，必予以重大打击。嗣由太原，乘汽车至张垣，晤布衣冯焕章先生。冯先生丰采，一如往昔。关于抗日，冯先生的主张是积极的，强硬的，决不主张固守。至报章屡传其有晋京消息，冯先生一再表示，抗日须站在前方，要与敌人真杀真打，盖渠颇不愿躲在后方避难也。中央对渠之陈，尚在考虑中。现日军亦有意侵略张垣，冯先生即将处在火线矣。
本人鉴于国难日亟，若不全国人民团结，国亡实无日矣，乃建议开放政权。在保定与蒋委员长已屡谈及，蒋介石亦深觉过去之错误。故本人至京后，正式提交中政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先生（汪精卫）及各同志，均赞成此议，乃决定七月一日召开全国国民代表大会，将使中央政权真正操于国民，同时集中全国人才管理中央政权。内既团结，外侮自易御也。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四月一日）
在上海各团体联合会国民御侮自救大会的演说
（一九三三年四月八日）
自九·一八沈变发生，国民受空前刺激，理应一致共赴国难，无论能力大小，权力有无，均应各尽其才，各致其力，团结一致，以挽救国难。此本全国国民一致之要求与呼声，执政者亦以之为号召。而事实上乃愈说团结，而愈益分离，自党内以推及全国民众，莫不如此。可见求团结之实现，非空言所能成就，必求适当之方法，即根本改革政治制度与坚决抗日是也。
中日争端，决非一二年短时间所可了结，最短亦须十年八年，甚或须二三十年，或竟延及百年。以如此关系国家存亡之责任，独由国民党负之，无论国民党党员不尽为聪明睿智之士，即悉为一时上选，全国党员数不过四十万人，仅及全国人口千分之一，决不能谓千分之九百九十九无复人才也。其遗弃人才之情形，与有违人尽其才之旨，可以想见。至多数遗弃人才，可尽为国用，则必先使国民得政治上之平等，始可挽救今日之国难，建议（设）永固之国基。
我国名为共和政体，而事实上国民无政权可言。国难如彼，政体如此，未免有“挂羊头卖狗肉”之诮。总理遗教，以民族、民生、民权并言，其目的为求国际上、政治上、经济上之平等。苟人民无自由，在政治上未跻平等，国际上之平等固无由而达，经济上之平等更属空言。故自我国国体而言，自总理三民主义而言，开放政权实不容或缓也。
关于保障民权，全国第一次代表大会宣言，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居住、信仰之自由，明文列入政纲。其后二、三、四各次全代大会，均有决议。对开放政权一事，自四代大会时即有酝酿。余此次自沪晋京，再北上至北平、保定、石家庄、太原、张家口等处，复南返往京，奔走五十余日，所从事者，即为抗日与开放政权两事。此两事者，在今日为最重要，亦最平常。重要之义甚明显，所谓平常者，即全国民众一致之要求，并无若何过高之陈义。中央负责同志均表示诚意赞同，故有提早召集国民大会之议。
至北方军事近况，黄河以北驻军达余万，在长城沿线及察哈尔各地前敌者，亦近万，兵力不可谓不厚。北方民众及军人以前对政府抗日之无决心无布置颇有怨望，至热边战事发生，政府既决心抵抗，且亦有相当布置，然终嫌其不足，而致热省沦陷。今后希望政府有整个之计划，否则任令各地方作局部之应付，虽然亦足以表示民气，但于整个局面而无济。余在保定、南京，晤中枢各负责要人，悉中央对日确具九·一八事变（又称沈阳事变；日本称满洲事变，因中国东北被日本称作满洲）指1931年9月18日在中国东北爆发的一次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冲突双方是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九·一八事件爆发后，日本与中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而在日本国内，主战的日本军部地位上升，导致日本走上全面侵华的道路。这次事件爆发后的几年时间内，东北三省全部被日本关东军占领，因此被中国民众视为国耻，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国耻日”。
1931年9月18日晚，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关东军按照精心策划的阴谋，由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嫁祸于中国军队。这就是所谓的“柳条湖事件”。图为日军蓄意制造柳条湖事件的现场。
关东军指挥部
板垣征四郎（1885年1月21日—1948年12月2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甲级战犯。日本岩手人，陆军大将，历任陆军大臣、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驻朝鲜军总司令、第七方面军总司令。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并与土肥原贤二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土肥原贤二（1883—1948），日本陆军大将，在中国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第三代特务头子，建立满洲国和策划华北自治的幕后人物，以豪爽重义闻名于旧中国官僚间。有东方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之称。后任日本第十四师团长，参加兰封会战，升认第七方面军司令，教育总监，第一总军司令，1948年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为甲级战犯第一个被处以绞刑。
日本关东军进攻北大营
决心，亦已从事整个准备。惟因种种事实之关系，其力量尚不能于极短时期内为国人所共见耳。至相当时期，必可夺回热河。
余返沪后，闻种种谣传，谓政府有与日本妥协之讯。余敢言政府以往设施，虽有可议，然决不至糊涂至于如此。据余在京时与各要人所晤谈，均表示坚决之态度，万不至改变如此之速。惟国民虽不可轻易为谣言所惑，然对政府之监督，亦不可一时放松也。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四月九日）
《察哈尔抗日实录》序
（一九三三年九月）
是书痛史也。忆十四年春，余随中山北上筹策国事，不幸总理上宾，诸友乃相约分驰各地谋大举。余遂走张垣，识焕章冯公。公瑰杰宏放，并世寡俦，治军严整，出时下诸帅上。然其好学不倦，则尟有知者。马厂首义，承德旋师，固大有造于国家。迨北伐军东出，复率宿将徇秦、豫，略燕、冀，全局以定。二十年，日军入寇，举国震动，中枢束手，公义愤不可遏，请缨未获，于邑如泰山，旋赴张垣。适日军更犯热河，东北军望风却走，中央军、晋军西退，不战弃地，国人呼号卒无济，形势危急未有甚于斯时者。公惧国之亡，念民气可用，奋起御侮，爱国之士，遐迩从之，倚公若长城，旧将义军，咸集麾下。于张垣开军民大会，共决大计，国人响风，士气益振。收溃乱之众，成节制之师，遂克察东诸郡暨多伦重镇，日军落胆，举国欢腾。公之业诚伟矣。方期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在张家口就任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总司令。同日，冯玉祥委佟麟阁暂代察哈尔省府主席，派吉鸿昌任察哈尔省警备司令。5月28日，吉鸿昌、佟麟阁、高树勋等14名将领自张家口联电冯玉祥响应抗日，以“保我河山，复我失地”。图为冯玉祥向抗日官兵发表讲话的资料照片。
戮力长征，尽复失地，雪耻报国，乃未几以《塘沽协定》闻，政府更派大军十三师薄宣化，天下讶然。而公则处之坦然，乃通电解兵，与爱国军民别矣。自是国内遂无复有举抗日之旗者。
据《察哈尔抗日实录》
在上海与各报记者的谈话
（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今日为云南护国讨袁起义纪念日，回想前尘，忽忽十七年矣。当时在革命建国，为时尚近，人人对于实行民主，复兴中国抱有极大热情，各省军民首领对于自身人格观念，亦能郑重自保，不甘屈身权贵，降为家臣，对于全国人民惟自由平等之是求，初无何等之歧视。故余等仗义呼号，声应四至。惟举兵边远之区，终能褫袁氏之魄，使共和国体复保安全。此非区区强兵勇将所能致，实为民心民气之向背。假使今之党人，犹能保持昔年之开国精神，使同党复归团结，国人得尽其智能，则败坏之国事仍可以挽回也。余衰老无补时艰，愧对蔡松坡、唐冥赓、刘如周、罗熔轩于地下矣。
据上海《申报》（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在中山文化教育馆纪念二周年会上的演说
（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二日）
今日开会，为时甚久，已有人缓缓的（地）走了，现在我又要说话，未免讨厌。但我有个申明，我的话不过五分钟，也不是放大炮，请各位稍安心。我要说的，或为诸友所想说者也。我本来是个不善说话的人，但有时亦爱说。我两年以来，卧病海上，时常接得同志书，劝我少说话，静心养病，故年来遂遵同志之劝，缄默寡言。但又闻中央诸友意见，甚盼各地同志有话到中央来说。我今天既不易来到中央，当然不能不遵中央意旨，来说几句话。
我此次扶疾入京，参预大典（指参加孙中山逝世十周年纪念会），见党中同志咸抱忧国之念，努力于救国工作，欲求得民族在国际上的自由平等，实在是欢喜佩服。但我想这件事，实在是难得很。若以譬喻来说，则就是要起死人而肉白骨了。这句话原来是春秋人的一个譬喻，但现在非实在有此能力，即不能救国。这种世上所无的事，也不是绝对做不到的，不过庸医办不了，一定要有个伟大盖世的名医乃能做到。这非博士孙逸仙不可，非总理复活不可。我们大家固以信徒自居者，亦曾研究三民主义与政策，何以不能起死人而肉白骨，而必云须先贤再世者何也？以总理能做得到的，我们不能做到故也。请申其说。总理有大无畏精神，而我们无有也。总理这种精神随时随地皆有充分的（地）表现。总理若在，北伐当然成功，日本帝国主义决不敢若此横行，或亦不至若此无礼；纵使事出意外，总理必有方法应付，必有毅力抵抗，决不至陷于今日之危险。而我们现在如何？此其一。总理有博爱精神，而我们无有也。总理这种精神自大处言之，要在国际上求自由平等，并扶助被压迫之弱小民族，亦得到国际上之自由平等；自小处言之，必能使国内之法律与政治一律平等无疑。而我们现在如何？此其二。总理有谦德，而我们无有也。
总理这种谦德，在三民主义叙言“匡补阙遗，更正条理，属望于同志”数语，已能看出，而总理确守天下为公之古训，万事决于公论之诚意，更无俟于言。而我们又如何？此其三。尝闻本党同志演说云，国家危险，我们须努力挽救，务使中华民族在国际上得到自由平等的地位，慷慨激昂，大声疾呼，能无钦佩。但从未闻其方法如何？请各位同志看看总理遗像下悬的遗嘱，明明指示吾人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我们现在唤起民众乎？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乎？共同奋斗乎？此其四。总理精神、谦德及所示办法如此，我们一点都学不到，一样都做不到，国家何以不危险？还来说什么救国，可耻可耻！所以致此者，以本党同志穷不失义，个个都做得到，达不离道，没有一个做得到，此其故也。故烈钧以为我们要想救国，必须先学总理之精神与道德，及切实遵行总理所示诸办法，乃克有济。虽然，由中山而来至于今，方十年耳，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中山陵墓即在紫金山，高山尚可仰止，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本党同志知必有兴起之者云云。
《李烈钧之言论》自序
（一九三五年夏）
余从事革命，以身体孱弱，学识浅陋，未能言所欲言，行所欲行，故三十年来对国家贡献无足语者。然每当危难之际辄奋起，以匹夫之责不可不尽也。余晋京参预孙总理逝世十周年大典，中山文化教育馆成立二周年纪念及祝朱太夫人寿，吊鲁公之丧，盖扶疾往也。两年未至金马门，见峻宇雕墙益增荆棘铜驼之虑。尝思我国数千年历史自有其精神，勿论朝代盛衰，帝王贤否，必有忠良为之辅佐。與榇切谏，昔犹有之，民国肇造，何独不然？总理邈矣，克强、遁初、英士（陈其美，字英士）、仲恺（廖仲恺）、松坡（蔡锷）、冥赓诸贤亦早逝，贱恙日臻，旦暮且去，夫乌可腼腆于世邪？骨鲠在喉，不吐不快，狂夫之言，圣人择焉。故在中山文化教育馆有刍荛之献，不禁大放厥辞。议者以为公开建议，既值大难当前，又系阐扬遗教，更应供之全党，告诸国人，切磋琢磨，用资策励。余无以辞。然中心如噎矣，因略检国难期中文电附及之。
据《李烈钧之言论》
云南首义之回忆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民国五年十二月廿五日云南首义，贵州并起，讨袁护国，忽忽廿年矣。念当时首义诸贤及重要干部，多已逝世，若昏庸老朽，孱弱病夫如钧者，当苟延如斯，不禁悄然而悲。又念昔日轰轰烈烈之义举及其伟绩，则霍然以起，欲为国人并诸君子告也。云南首义纪念已举行多次，其事迹多知之者。起义之原因，为讨伐袁世凯。袁氏之败法乱纪，讨袁檄文纪之甚详。其重要者为：倾覆共和，颠危社稷，辱国丧权，媚外借款，伤化虐人，戕贤害义，摧残国会，荼毒生灵，爵赏由心，刑戮在口。罪恶如此，故伐之也。第滇、黔本贫瘠边省，何以能有此警天动地之举，此其故则不可不知也。满清末年，同盟会诸同志分布于国内各地，图谋大举，其军事人材尤多集于云南、广西两省。民国二年，虽讨袁失败，而在云南之势力日见蓬勃，且时去辛亥不远，高级干部志尚未衰，未官僚化，亦未军阀化，革命精神依然奋发，一也。云南风俗朴实，人民勇敢向上。清末所办讲武堂、陆军小学、体育总校、测绘学堂诸生，及训练之新军，皆多英俊。辛亥初年，未展其才，未遂其志，澎湃之气，充满胸怀。袁氏作乱，贤豪并起，忠义之慨薄于云霄。得先贤提倡，故后继有功，二也。滇、黔当日之义举，非一党专权，乃两党合作，故得合群策群力，收集思广益之效，三也。要言之，即万众一心，精诚团结，有志气，有勇气，有魄力，有精神也。此一种精神非寻常可比，乃卞庄子打虎精神。故能以护国第一军定四川，护国第二军振东粤，挺进军复由黔援桂，义师所至，国贼胆寒，袁毙不义，共和复活，树后来完成北伐之基，功诚伟矣。然当时首义诸贤，犹以未竟其志为憾。且云南之伟谋义举，微特讨袁护国己也，即对于片马问题、滇越铁路诸问题，亦莫不激昂慷慨，且竭死抵抗之雄心与毅力。盖滇南人民以为抗外侮、保国权，尤紧要也。
虽然往事如彼，今日何如？惟国事虽严重，苛能急起直追，合全民之力，奋勇图存，必可救之。特必须立大志，鼓大勇，树信用，重大节，养成打虎精神，更效先总理之大无畏精神，博爱精神，实行民权，运用民力，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虎市蜃楼，大何足异？民国廿四年十二月廿五日。
据《李烈钧先生文集》
二次革命湖口讨袁军纪略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人海风云，瞬息万变，缅怀往事，恍若梦寐。近奉贵会大函，征集二次革命湖口讨袁史料于余，略述梗概，以备采择。
袁世凯封建余孽，因缘时会。当总理以总统让袁时，余正统率五省大军驻鄂，通电反对，愿率所部拱卫南京。黎公不行，盖南北和议初成，余去而武汉空虚也。
督赣以后，余以治赣必先清匪，害民最苦者，龙正文、陈细鬼、彭木香等，均缉获显戮，余匪敛迹，人心大定。于是罗致人才，整理财政，创办银行，缩编军队，修筑河堤。诸大端办理完竣，即电请总理来赣。复电允来，而赣省拥戴总理之热忱，日益高涨。先开省议会决定一切，并以百花洲陈列馆为总理行辕，以林虎所率军队，任警戒拱卫。部署既定，即电九江要塞司令戈克安护跸晋省。有张继、马君武、王正廷等随行。
袁因余欢迎总理来赣，衔之刺骨，欲去余甚急。余以深烛其隐，遂有去志。夫庆父不除，鲁难未已。总理乃派张继、马君武、邵元冲、白逾桓四人，到赣授意，声罪致讨。余虑即时发动，世人或以争位恋栈见疑；且讨袁必须宁、皖、赣、鄂、湘、粤同时并举，仅赣省一隅，恐难图功，俟而（面）谒总理请示后再返赣行之。佥以为然。时江西省议会及全省人民，均义愤填胸。余乃召集全省各高级官，作一切准备。遂由九江乘轮赴沪，面授总理方略。于民国二年七月十二日到赣之湖口，省议会开会一致推举余为讨袁军总司令。即日成立讨袁军总司令部于湖口，召集原驻湖口及随行高级官，开紧急会议。众推省议员杨赓笙撰讨袁檄文，其文曰：“民国肇造以来，凡吾国（民）莫不欲达真正共和目的。袁世凯乘时窃柄，帝制自为，灭绝人道，而暗杀元勋，弁髦约法，而擅借巨款。金钱有灵，即舆论公道可收买，禄位无限，任腹心爪牙佳谁之把持。近复盛暑兴师，蹂躏赣省，以兵威劫天下，视吾民若寇仇，实属有负国民之委托。我国民宜亟起自卫，与天下共击之。”发出对外通电，及对党团公启。语长不录。
自赣省发动讨袁数日，即有战事。袁派李纯统军至赣，旅长林虎与之战于瑞昌、德安间。余早派员精察地形，守险捣虚，大破之。旋以北军械精粮足，次第增援，遂不敌。团长周璧阶以攻夺九江金鸡山（坡）炮台死之，又余邦宪亦以团长阵亡。余见浔湖之战失利，退驻吴城，命炮兵团长刘凌扼守望湖亭，复命方声涛指挥一切。日盼湘、鄂援军不至，而北军陆海军均抵湖口，向吴城进发。先以民船一艘，伪装难民数十人迫近吴城，跪船首作哀求状，刘为其所诳，未发炮，移时接近望湖亭。伏兵登陆，方声涛挥刀斩数人，吴城遂陷。复命讲武堂教官穆思堂，扼守鞋山，退却中之各军，始获从容布置。余勉殿后，再为守南昌之计。比抵南昌，而樵舍告急，城门复闭而不开。以电话告知宪兵司令廖伯浪（琅）：“若少迟延开城，必予以最严之处置。”一面命第一营官兵越城而上，余始得入城。是日接樵舍守军电话，索浮桥，余命团长万勋搜集材料，负架设之责。翌日竣事，吾军始克安全退却。而北军已到牛行附近。牛行与南昌城，只隔一江。有邓祖禹者，江湖通人也，吾命其统率江西内河各小轮，整顿成绩颇佳，兹乃密嘱其准备快轮数艘，待余于赐福门外。余见李纯兵，势如潮涌，赣军鲜有能战之将，亦无训练之兵，湘、粤援军又久不至，但赣军自湖口宣布讨袁，至退至南昌之日止，以最少之兵，最劣之武器，已艰苦支持两阅月矣。
湘督谭延恺来电，劝赴湘省，并有“微服过宋”之语。余诚知湘援军虽到，亦不能挽回颓势，粤军更无出动消息，何子奇、李明扬、卓仁机复劝之行，余乃乘邓祖禹所备之各轮离南昌。遥见北军炮兵，在牛房（行）排列，向余所乘之轮发射，空炸点非过高，即过低，随行诸人，均获无恙。船达樟树镇，谭督派来之援军，此时始到萍乡。有唐蟒者，见余后，表示湘省当局及同党意见，援军次第到达，余嘱停萍乡待命，乃偕唐赴袁州。途中渐见退兵有纷乱之状，有在街市劫掠。人民捆一兵士至，即枪决示众，秩序稍复。翌日抵萍乡，旋乘火车至长沙。有谭督派来代表请余乘舆，到一较大之洋房，代表曰：“此日本领事馆也。”余曰：“奚为至此？”彼曰：“谭、程两公即来。”余随入馆休息。领事与馆中诸人，招待均极殷勤。少时，都督谭延恺与军政司长程潜，先后来谈，慰勉备至。余谢其盛意，并曰：“袁贼想称帝，殆梦耳！吾党必能共同努力，歼灭之也。”二公去，余乘领事馆所备之汽船赴大冶。次日乘煤船。启锭，唐蟒与偕过九江，船长告余“将至金鸡坡炮台，请公忍耐片时”，匿余于彼衣箱内。“伍员囊载而出昭关”，事颇相类。及湖口，船长又语余云：“将过湖口炮台，此处为公发难之地，台兵均系旧人，当无意外。”旋请余出。犹见鞋山及附近各处，当日与北军鏖战，炮弹遗迹，宛然在目。至马当，船长曰：“此江西第一门户，备炮已移去。过此，船行江面无阻。”至第三日，已至黄埔，出海向日本前进矣。
以上胪列，皆属陈迹。苏东坡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无一（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盖湖口讨袁之役，余实主其事，所谓身在此山中也。庐山面目，是真或假，有待读者批评。又山谷读蜀志有句：“似覆当年一局棋”。此一节失败史，仍复缕述，认为是“第二次革命”，低徊向往，弥增愧而耳。
遗嘱
（一九四六年二月）
余追随先总理从事国民革命，迄数十年头，经忧患未竟全功。抗战以来，因贱躯多病，尝以未能身临前敌为憾。兹者强敌既摧，危机犹伏，全国同胞务祈上下一心，精诚团结，咨诹善道，察纳雅言，紧握千载一时机会，迅速完成现代国家之建设，共维世界永久之和平。余之儿女，均已成长，应善继余志，教养汝母，兄弟睦家之肥。弥留片语，切勿相忘。余死后，亲友处自当讣告。呈报中央时，但切不可有所请求也。遗骸归葬箬溪之祖茔，是为嘱。李烈钧。卅五年二月日。
【注释】
1912年12月10日晚八时，驻扎旧藩署里的一旅一团二营兵士哗变，13日，李烈钧在都督府召开政务会议，商讨兵变后之善后办法。
时社会就民政长与扣留枪械诸问题传闻纷纭，李烈钧为解释群疑，1913年2月14日下午一时在浙江会馆召开谈话会。各界代表约三百余人出席。
在孙中山和黄兴的要求下，四月二十五日，江苏都督程德全与民政长应德闳将宋案主要证据四十四件公诸于世。
《武宁文牍》，“欐桅”为“俪桅”。
朱庆澜，时任广东省省长。
署名“黎明中学二年级丁九一笔记。”
该字以“×”代替。
本文原题《李委员演说词》，署“随从书记谨记”。开头一段文字：“中华民国二十四年总理忌日，中山文化教育馆举行二周年纪念会，中央诸人九时谒灵后，次第往集。孙馆长致开会词，党部代表居正、国民政府林主席、行政院长汪兆铭、教育部长王世杰、该馆监董吴稚晖、李石曾等，均次第致词。时遂至午，听者似疲。呼礼人方欲宣告散会，李委员烈钧忽厉声曰：‘尚有人要说话’。立时就演说席云。”文末：“当李委员演说之时，会场中颇引领，故屡闻多数鼓掌声。迄说毕，则众议欣然，似称快者。虽亦有不安者，乃怀惭，非反对也。以此推之，是国民党人希望政治早上大道，乃最大多数之心理。使在党中向负声望或现膺要职而有才能者，不易其初志，与全党人民努力于实行主义，及中山所授诸策略，使全国人士智者克尽其能，愚者克竭其力，则国事又未始不可挽救也。爰追记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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