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崭露头角

    叔本华在评价他自己的一生和创作时，认为他的路程最长的是走向哲学，而并非在哲学中。他离开了命运事先给他安排好的生活路线--最初他顺从地参与父亲规定的商业活动；他开始从事科学工作后，试图在自然科学知识中确立方位，首先转向哲学，把哲学当成一种职业。他在浪漫主义的和柏拉图式的联想中为自己的"最佳意识"概念找到了定义；在关于经验意识的思考中他走的是康德的道路；在1813年他第一次把意志作为哲学概念提出来，在学位论文中把意志理解为行为动机的同义词，而在1815年则把它同康德的自在之物视为同一。这样就产生了他的哲学的核心，这一核心必将发展成一种学说。

    在1812年的札记中，他表述了两种水平的意识的交叉点："将会有真正的批判主义，区分最佳意识和经验意识就像区分金子和矿石一样；意识确立下来，不夹杂任何感性和理性的杂质；在它的帮助下，意识中的一切将明显地、集中地联成一体，此外，它还维护经验的纯洁性，对经验的多样性进行分类；这样的著作以后将更加完善化，更加准确地进行详尽的分析，并将更加通俗易懂，为人所接受……哲学会存在下去，而哲学的历史告一段落。持久的和平来到人们中间，文化会做出成就，整个需求机制得以改善，--还可能会抛弃宗教，就像丢掉小孩用的纤带一样：达到最高意识的人类产生了，哲学的黄金世纪来临了，德尔斐神谕的遗训得以履行：认识自己本身吧"。

    年轻的思想家描绘了一个乌托邦，等待人类有可能发展它的精神潜力，取得意识的统一。我们在这里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从哲学史角度来论证克服经验意识和最佳意识的双重性的后果。如果经验意识利用最高意识的内在可能性，那么它能达到什么境界呢？它能改善满足需求、掌握自然界、合理安排生活的方式。但所有这一切是运用手段的世界，并非达到目的的世界。经验意识成功地争取到日常生活实践的实现，它释放了这些精神潜力，它本身不能达到这些精神潜力，但能够为它创立前提：运用最佳意识的手段实现自我认识。在实现自我认识时，甚至经验意识的实践的根深蒂固性为生活真实开创良机，生活真实以自身为基础，不以生活利益为转移。

    为什么叔本华这里提到哲学的历史告一段落呢？如果说，以前哲学的历史是各种思想和利益进行斗争的演习场，那么，现在经验意识完成了实践任务，哲学依靠最佳意识在掌握无利害关系的真理方面获得了自由，哲学的历史也就结束了自己；哲学将在人们认识世界和自身方面表达一个纯粹的真理；争论就此了结。因此，叔本华提到批判主义，他给最佳意识分派了任务，让最佳意识去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引人注目的是：关于人们之间持久和平和关于文化进步这些话是在拿破仑军事入侵俄国，而德国正处在它的铁蹄下的那些日子里写出来的。自然，这种乐观主义与叔本华看见的当前事件大相径庭。但是，"有幸出成果"的人也能够给历史的面貌"镀金"：他的思想就是在叔本华内心点燃的那种亮光，促使他奔向未来。

    阿图尔匆忙离开柏林后，没有在魏玛停留。他到了魏玛附近的一个小城鲁道尔施塔特，住进"骑士"旅馆，在那里从1813年7月一直待到11月，以极大的热情写作了学位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形式的根源》，并成功地完成了对四周地区的远足。在这里开始了他生活的新时代。学位论文是他的学说展现的开端。这篇理论认识著作有模糊不清、没有明确表述的地方，后来在他的主要著作《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也译《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译者注）中，不明确的模糊地方才得到合乎逻辑的叙述。叔本华在这里对最佳意识一字未提，但他把康德激进化了，试图明确规定经验意识的界限，把经验意识和最高意识区分开来。

    最后他把自己的著作寄到耶拿大学。一开始他打算在柏林进行论文答辩，并出版学位论文，但那时乘车去柏林已经不可能了，因为道路已被军队封锁。在耶拿，1813年10月5日以通讯的方式授予他哲学博士学位。叔本华一家在当地是有名的，因为他母亲在魏玛举办沙龙，但这一点并没有在学术委员会的决定上起到重要作用。作者在鲁道尔施塔特出版学位论文，印数500份，由本人支付69塔列尔银币。许多年过去了（在1847年）他将学位论文再版，并在正文中作了重大修改。

    今天，读这篇著作，可以看到说明它的特点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篇著作是为取得学位写的；这里许多文字表明作者学识渊博，文笔简洁、明确，立论严谨、合乎情理。但是，突然发出了愤怒的谩骂声--攻击一般的德国教授，尤其是黑格尔。

    例如，"……我们善良的、公正的、最珍惜精神和真理的德国哲学教授们，为了支持他们所珍爱的宇宙学证明（指的是证明神的存在--作者注），然而康德已经在《纯粹理性批判》中给予毁灭性的打击了，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他们知道，起因是这么不可思议的，就如空间到尽头的地方，而时间正在开始的那一瞬间……（希望这些先生们不会告诉我，物质产生于无？）……因此，因果关系的规律不是这么任人摆布的，为了利用它，把它当作因素，到达目的地后，便把它打发回家。这一规律更像使歌德学生兴奋、活跃起来的魔术师手中的扫把，每挥动一次，就不再能拿起进行扫除了，只有老魔术师本人才能制伏它；但我们的这些先生们决不是魔术师……

    宇宙学的证据被逼到墙角，仰面倒下，他们为自己的这个老友能做点什么呢？噢！他们想出了巧妙的解脱方法："他们对他说，朋友，你的事情不好了，很糟糕，这正是在你遇到了柯尼斯堡老顽固之后才有的，--你的同行们的事情，如本体论的、物理学一神学的证据，也很糟糕。但是不要垂头丧气，我们不会因此把你丢下不管（你要知道，我们为此会付出代价的）；但是，--这不可避免，--你应改名换包装，因为，如果我们还将叫你的名字，大家都会远离我们而去的；化了名，我们就把你拿在手上不放，指引你走上真理之路……一切都将顺利！……你的对象如今叫"绝对者"；这个称呼非同一般，很合适，很重要，而什么东西可以使德国人妄自尊大，我们是很清楚的……德国人习惯于把文字当概念；为此，从青少年时期起，我们就专门训练他们，--就拿黑格尔哲学来说，瞧瞧，它难道不是空洞无物、毫无意义，加上令人厌恶的文字堆砌吗？"

    显然，这种愤慨的指责不像是一个25岁的学位申请人的手笔，倒像是一个维护自己的学说的成熟论战者的手笔。如果抽掉以后时期论战的增补词句，那么显露在我们面前的就是叔本华通往自己的主要著作的思想运行图。他在给《世界即意志和表象》一书所作的序中，把学位论文叫做自己学说的导言，这不是偶然的，他向细心的读者提出一定要预先熟悉这篇学位论文的要求。

    叔本华引用维·莱布尼茨表述的充足理由律："由于充足理由律，我们看到，如果没有充足理由说明为什么是这样而不是那样，那么任何现象都是真实的或存在的，任何论断都是公正的。"但是，克·沃尔弗以更一般的和简洁的形式表明了这一点："没有理由说明，为什么它是这样，那就什么都不存在了。"因为一切东西都有它的理由，所以必然会提出问题："为什么？"而这个"为什么"，叔本华叫做"一切科学的物质""为什么"的问题无穷无尽，没有止境。而与它有关系的充足理由律是不能加以证明的。"力求证明它--一种证明缺乏理智的荒谬行为"。要求证明它的人在兜圈子，"因为要求证明的理由也要求加以证明"。

    尽管无法证明，这一规律却表现出我们认识的种种不同形式，它是多样化的。康德在自己的一本早期著作中就已在对象存在的理由和认识对象的理由之间、在真实理由和逻辑上的理由之间作了严格的区分，后来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又作了发挥。叔本华给自己提出的任务是最充分地考察理由的形式，以便充分指明我们认识能力的表现。他在自己的论证中利用的莱布尼茨的思想：与充足理由律形式相符合的是自己真理性的变形--经验的、逻辑的、先验的和方法论的。他还利用康德的各种形式的否定的公式--真实的、形式逻辑的、方法论的以及二律背反一理性的（虽然在这个场合，叔本华没有提到二律背反性）。

    叔本华从以下论断开始：我们关于外部世界的一切表象都处于有规律的联系之中，充足理由律在其普遍性中也表现出了这种联系。这一联系采取种种不同的形式，同时也保存了一个共同点。叔本华把这个共同点的基础叫做充足理由律之根源。这一统一的根源有四种形式（或者如叔本华写的：有四种类型）。

    客体的第一种类型：充足理由律对主体来说表现为因果规律，叔本华把它叫做生成的充足理由律。这里他强调指出，因果性指的不仅仅是未消失的和未发生的物质的形态变化，而是以前根本没有或不可能有的那种东西的现实发生、向存在的过渡。对主体来说客体的第二种类型包括逻辑思维的领域，叔本华称之为认识的充足理由律。这一规律规定对象根据它们的状况和连续性在空间和时间中的相互关系。构成第三种类型的叫做存在的充足理由律。最后，构成最后一种类型的是行动或动机的充足理由律，动机就是意志的表现，进一步说，就是叔本华的"全部形而上学的基石"。充足理由律的上述四种形式包括了表象的整个领域。重要的是：仅仅这些表象在叔本华学说中成了我们的认识能力所接触到的唯一现实："我们的一切表象--主体的客体，而主体的一切客体--我们的表象"。

    因果规律包罗以经验为基础的现实，这是关于空间的表象，这是客体表现为"一个紧靠着另一个"，这也是关于时间的表象，这是把"客体状态的连续性"固定下来。客体的统一和内在一致是由理智来保证的。后者的先验功能在于它把各种不同的感性形式这样联系起来，经验现实即一般的表象，对它本身来说，就是从客体的相互渗透中产生的。在叔本华看来，现实客体正是这样的。叔本华强调指出，因果规律处于与变化的特殊联系中，仅仅与变化打交道，"调整着那种关系：先前的状态叫原因，后来的状态--行为，而它们的必然联系--后果"。

    原因和行动的无穷更替，引起一切变化，但不涉及两个实质，物质--一切变化的环境和载体，历来就有的自然力，借助于自然力，这些变化才得以实现，并使原因具有行动的能力。因果性，变化的这一主导力量，表现为三种形式：（一）在无生物界实现变化的狭义的原因；（二）控制有机生命、促使动植物生长的刺激力；（三）操纵活动，也就是操纵生物自觉进行行动的动因。

    什么样的认识能力首先被吸引来认识外部世界？这就是直觉。叔本华反驳了广为流传的所谓直觉仅是五个感官的事情这种看法，坚持直觉的理智性质，说直觉主要是理智活动的结果。正是理智从感官的"未经加工的材料"中创造了外部世界。叔本华写道："必须抛开一切神，以便想象在我们之外似乎有一个被直觉的世界，这使空间充满三个变化，它是在确定不移的严格的时间进程中运行的，它每一步都按没有例外的因果规律调节……这一规律使我们在具备任何经验之前就知道，这个世界是完全真实的，没有我们的协助，它也是存在的，以后借助于我们的一种感觉，才进入我们的头脑，这时它重新又处于在我们之外的这种状态。

    感性的感觉--局部的、特有的主观感觉--不能建立客观的直觉。只有理性才能运用它固有的形式--因果规律，把主观感觉变成客观直觉。因而，"我们每日的经验直觉是理智的直觉"。由此可见，理性是"进行创作的艺术家"，而感觉只是"摆弄材料的辅助工作人员"。

    由此可得出结论说，在因果规律范围内，实体、第一原因或最终原因没有存在的余地。我们看到，思想家愤怒地抨击那些证明神的存在的宇宙学数据，同时还有本体论的、物理学一神学的论据的拥护者。他不倦地论证：理由一生成规律（也就是因果规律）必然导致这种想法，消除这一规律存在本身并宣布这一规律是不现实的，因为第一原因（绝对者）来到了，只是从后果提高到理由，通过长长的一系列原因；"不消除理由规律，就决不能着重研究第一原因。"

    因此，外部现实是由感觉和理智来认识的，理性认识的东西就是真理，也就是有理由的判断，它构成对主体来说的第二类型的客体。我们已经知道，叔本华把它叫做认识的充足理由律。他指出："为使判断表明认识，它必须有充足的理由，由于这一特性，它获得真理的称谓"。

    规律的这一形式与直觉没有关系，只与概念即抽象的表象有关系（然而抽象的表象是从直觉中引申出来的）。这似乎是认识的第二阶段。因此，叔本华（不会舍弃表象的概念）甚至认为，可以把表明许多个别事物的特性和特征的概念总内容确定为"从表象到表象"，或者叫做"一般的"表象。失去直觉的最一般概念，被提高到抽象的高度，在自己的内容方面是极端的空虚，以致最终"只剩下轻薄的外壳"。例如，存在、本质、事物等等概念就是这样的。在叔本华眼中，这些概念站得住的不多。

    清楚地想象到的并用语言表达出来的概念之相互关系表现为判断。叔本华将表现为判断的概念之相互关系区分为四种形式：（一）判断的逻辑真理性。判断的理由是另一个判断，而它的真理性是表面的；（二）经验真理性，它的判断以感觉为中介，以经验为基础；它表明理智和理性之间的直接联系；（三）先验真理性，它的理由是先验的综合判断，它不仅以经验为基础，而且以我们自身原有的能力条件为基础；（四）判断的方法论真理性，它的理由是理性原有的，通过理性自我研究来认识的表面思维条件。显然，这种类型的一般表象达到的认识不是直觉的直接认识，而只是与语言有联系的推理的机械认识。这种认识能力就是人的理性，"它自古以来便被颂扬为人的特权"

    规律的第三种类型--数学的认识构成内在感觉和外部感觉形式的全部表象一直觉（先验地提供给我们的），也就是空间和时间的表面部分。空间连续性决定几何学的存在，而时间连续性决定算术和代数学的存在。它们与前一类型的不同点在于，那里的空间和时间是联系物质来理解的；而这里，它们是以先验理智为基础的纯粹的直觉，也就是纯粹的理智活动的结果，不同于经验直觉的纯粹理智活动的结果。按照叔本华的说法，上述存在理由律，表象的这一类型，不仅与因果（生成）理由，而且同理智认识理由，紧密地相互发生作用（同时也互有区别）。

    最后，充足理由律的第四种形式有最大的意义，人是表达只属于内心感觉的意志的主体，人的动机只通过时间显露出来，而不显露在空间。主体在这里认识自己是表达意志的，并不是认识主体。对认识的认识是不存在的，因为，为此必须使主体脱离认识，但仍然是对认识的认识，这是不可能的。因此，认识的主体永远不可能成为表象或对象。叔本华用神圣的《奥义书》中的名言来加强自己的这一推断："决不能看见他；他看见一切；决不能听见他；他听见一切；决不能知道他；他知道一切；决不能理解他；他理解一切。除此之外，他是可以看见、知道、听见和理解的东西，他超不过无。"

    表达意志的主体和进行认识的主体，这两者的同一性结合成自我，同一性又包括和说明了这两者--这是"世界的焦点"，"因此它是无法解释的"；这种同一性直接呈现在我们面前。叔本华说明事件和行动的理由就是"表达意志的行为理由"。叔本华在自己著作的第二版中，将意志决定、动机称为"从内部可以看见的因果关系。"

    意志怎么还是影响认识呢？通常认为，在关于表达意志即动机的学说中，叔本华是非理性的。但这并非如此。在认识过程中，意志强使意识把注意力集中在主体曾经有过的那些想法和表象上。这里具有特别意义的是记忆，不要把记忆理解为贮藏库，而要把它理解为可以依靠意志来构成的、可以利用种种不同方法来转动的一种结构。由此可见，关于某一表象的回忆在我们意识中恢复它，每次都有新的缩影或外貌。这里具有特殊意义的是直觉表象，以及加强记忆的能力和记忆锻炼。此外，意志在认识过程中指挥联想，这时，充足理由律的四种形式被运用于思想的主观进程，也就是被运用于意识中表象的存在。意志的直接性几乎是意识不到的，只有它才造成错觉，似乎一种东西同另外的东西没有任何联系的话，就不能深入到我们的意识中。

    思想家所进行的人的认识可能性和能力的研究，成果如何呢？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他牢牢地把握了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教导的功课。但是他不是一位只会重复导师的话的用功学生，而是一位负有创新使命的思想家。没有感觉、理智和理性的参与，就不可能有认识，感觉、理智、理性，构成上升到知识的阶梯。但这里，叔本华关于认识的学说中的理智，获得了与康德所说的理智不同的测量--理智具体化在理智的直觉中，而理性失去了康德所说的那种调节作用，而是在概念形成中起作用。接着，叔本华接受了康德所作的划分--把世界分为感性领悟的世界和事物本身的世界，而充足理由律的根源向我们反映了"存在于感性、理智、理性范围以内的我们的认识的从属性、相对性、短暂性和终极性，划分为主体和客体的"内在起源，这些东西只对现象世界，也就是说只对感性领悟的世界才有意义，并不适用于事物本身的世界。决不能谈一般的理由，它是不存在的。决不能把充足理由律转用于一般世界，转用于我们的感觉、理智、理性范围以外的世界。所以，决不能说："世界以及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只是借助于别的东西才存在的。"--这种说法也是证明神的存在的宇宙学论据，叔本华对此给以坚决的批驳。

    叔本华接受康德采用的先验性概念，重复与此有关的关于经验可能性的条件问题。但他想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追随康德，与其说确定可能经验的表面界限，不如说确定可能经验的内容范围，在内容范围之外存在超现实性。但是，暂时他还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转向感性领悟世界的领域，以及人利用来认识这一世界的能力。他墨守成规地展示、排列、整顿充足理由律的根源及类型，几乎没有靠近对他来说暂时还是隐秘的地带。

    正是由于这一任务，叔本华特别坚决地使用了理性的概念，就像在康德以后的德国哲学中利用这一概念一样。他力求使这一概念明确化，这与他同时代人的学说中对理性的崇拜是相矛盾的。叔本华认为，理性是一种从理智直觉的材料中形成概念的能力；从而理性与经验有关。这不是达到最高理解的能力，不是理解先验真理的手段，不是康德所说的调节工具。"我知道，对理性的这种看法大大偏离了通常的见解。"--这是他在自己的学位论文初版中暂时还十分谨慎地写出的话。但三十年过后，他义愤填膺地、热血沸腾地奋起捍卫这个"偏离"，以对抗自己可能有的论敌：

    "哲学教授们认为，失去区分人和动物的那种思维和思考的能力是可能的……思维和思考的能力需要语言，并为语言创造可能性，人的全部理智性与这种能力有联系，人的所有成就也与这种能力有联系……教授们认为，使它失去以前的名字是可能的，现已不把它叫做理性，而叫做……理智……您瞧，他们需要理性的地位和名称，是为了发明和臆造……为了一种完全虚假的认识能力……--这是直接的、形而上学的，也就是超出任何可能的经验范围的认识能力，理解事物本身的世界及其关系的认识能力，这首先是"神的认识"，也就是说，直接理解天神老爷以及先验地构建它创造世界的方法的能力；或者，恐怕这太庸俗了：神借助于……生命过程从自身抽取出并在一定程度上生产出了世界；或者，最简便的说法，哪怕是非常可笑的，--简直就是"放出了"它……现在就让世界上路吧，爱上哪儿，就上哪儿，随它的便。只有像黑格尔这样胡言乱语的大胆发明家才说得出口，的确，够放肆无礼的了。这种在"认识理性"名义下装腔作势的荒唐话已经广泛流传了五十年，充斥着号称哲学著作的数百本书籍……他们如此放肆地将这种智慧强加给理性，理性被宣告为"超感性的能力"，理性还被说成是埋藏在我们身边的"理念"，直接用于形而上学，是与神谕相近的一种能力。"

    关于所有这些领域的超感性知觉，在绝对者的信徒中间没有统一的意见。叔本华挑出了三种说法：（一）绝对者的理性的直接直觉；（二）这一能力与其说看见，不如说听见，不是直接地觉察到，而只是"对九霄云外的空中楼阁的东西乐得忘乎所以"，后来"就把这一切向理智复述，在理智的指引下书写哲学纲要"；（三）理性只能预感所有"这些辉煌的景象"。

    叔本华认为，所有这些都是蠢话，在这些蠢人中间第一名便是"骗子黑格尔"。当然，这里还暗指费希特、谢林、雅科比，他们当时正处于名望鼎盛期。虽然叔本华这时高度评价康德，但他在学位论文初版中也"刺伤了"他，反对他关于道德理性和超感性的先验理性相联系的想法。

    但是，如此果断地作出的这些总结，主要包含在第二版中。在第一版中，叔本华没有公开反对自己的著名同时代人的思想。1813年秋，他完成了写学位论文的工作，在寄给耶拿大学哲学系系主任格·克·爱施丹特的信中，他非常谦恭地写道："假如您在学位论文中发现什么恶劣的东西，我还请求您不要避而不谈"。在信中也没有未来那种自傲的痕迹。他写道："我们这些人弱点很大，往往有这样的情况：为了某件事，我们可以接受真正完美的做法，这是明摆着的；因而，在哲学事业中，可以指靠我们自己的判断的，就越来越少了。"而叔本华的私人札记证明的决不是谦恭：他严厉地指责自己的同时代人。因而，在学位论文中他完全是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而已。

    为什么叔本华起初的情绪表现如此平和呢？当然，他害怕与时代精神相抵触。不仅在给他颁发未知的学位证书时可能有这种表现，而且也可能把他打入另册，而他希望成为哲学家团体的成员，愿意当职业哲学家，靠哲学生活，向往学者的生涯，想当一名教授。加上他的学说尚无明确的形式。他仍然在思索，1813年初他的笔记可以证明这一点。

    叔本华在学位论文中使用的"意志"概念只不过是行为的动机而已，到1815年，学位论文发表后只过了两年，就获得了最终的形式。札记写道："意志是康德的自在之物；而柏拉图的理念，同有关自在之物的知识是完全相等和彻底一致的。"恰恰理念是理解本体世界的钥匙，而操纵这一世界的是意志。

    为什么过了三十多年在学位论文第二版中，他对自己的同事发出如此尖刻讥笑和冷嘲热讽呢？问题在于：学位论文是叔本华创作道路上初期的产物，过了五年叔本华建成了体系，他的哲学形成为一个整体，就像"美丽的国土从晨雾中"出现了一样。在这几年内，他的学说的全部论点找到了并取得了最终的形式。第一阶段结束时，他觉得他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生活使命。余下来的就是期待读者，而这对他来说是大失所望的：没有人前来，没有得到响应。没有广大观众，演员孤零零一人留在舞台上。没有评论，没有得到书刊的反应。

    甚至母亲，当儿子把自己的著作献给她的时候，没有对他表示祝贺，而只是顺口说了一句："这大概是给药剂师写的东西吧？"

    大为气恼的阿图尔反驳说："当你的书在某个书库中未必能留下哪怕一本的时候，人们还将读我的书。"

    母亲回答说："而你的书将全印数留下来。"

    两人说的各有道理：在19世纪中叶以前阿图尔的书在库房里落满尘土，或者成为废纸。而约甘娜是位时髦的女作家；现在母亲的书只有在大型图书馆里才能找到（的确，在19世纪70年代末至90年代出版了她的回忆录、信件、旅游札记，以及她的一部最著名的长篇小说--《哈勃里埃尔》）；而儿子的著作大批印数分散在全世界。这是竞争者的对话。

    叔本华很快就明白了：谁都不愿意听他的话，但也不想为了引起注意，而砰的一声关上门，为某种意想不到的狂妄行为或思想而张皇失措。他避开了触犯同时代人的、自己的著名追随者尼采的引诱。叔本华决定不参加公开的哲学狂妄自负的游戏和角逐，但在个人札记中仍然忍不住严厉批评潜在的对手，他们虽然没有注意到他，但以自己的著作来影响了同时代人的头脑和整个精神局面，他是很难容忍这种局面的。

    由于大家没有注意他（我们知道只有歌德是例外），叔本华起初感到极为失望，他安慰自己，就想：自己要坚定，他有两个观众就够了，一个是他内在的观察家，另一个从外面来观看他；一个专心致志地观看内在之物，另一个怀疑地观看世界激流，而他自己没有参加进去，所以，这两个观众就是他自己。

    叔本华认为自己的著作未被重视的原因在于：他的哲学拥有特殊的真理性，没有人能明白这种真理性，因为它太严正了，用瞬息即变的意向是理解不了的，尽管它是用清晰而鲜明的语言写出来的。他依然暗暗地期盼反应。他不去找读者，但是仍然暗暗地希望读者自己来找他。他当时认为，他开创的真理，被他潜在的读者所忽略了。直到临终时，他才"发觉"，他把自己长期未被认领的情况叫做追求真理的漫漫长路。

    二、同母亲决裂

    正当叔本华成了博士，他的第一本书问世的时候，1813年10月18日在莱比锡附近，发生了俄罗斯、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军队与拿破仑的大会战，死伤人数不下数十万。溃败的拿破仑军队向北面和西面撤离；在靠近鲁道尔施塔特的寂静的谷地出现了哥萨克和奥地利人。必须改换藏身之地。

    11月5日阿图尔离开鲁道尔施塔特，回到魏玛。他在鲁道尔施塔特自己房间的窗户玻璃上刻下："阿图尔·叔本华1813年在这里居住"，还引用了贺拉斯的一句话："这是一所可以看见远处田野的可爱的房子"。几乎过了半个世纪叔本华的一位崇拜者前来瞻仰故居，把这里刻的字句当作"神圣的遗迹"来欣赏（以讽刺的口吻来评论这件事的竟是一位著名的哲学家）。

    阿图尔回到母亲家是不寻常的。从柏林逃亡时，去看过母亲，在那里碰上了家里的新朋友。机密档案管理员乔治·缪勒·封·赫尔斯登伯格于1813年初搬进约甘娜家，住在她的卧室上面的房间里。他在她那里搭伙，出席她家的招待会，陪伴她去访友。他比约甘娜小12岁。在他迁居魏玛之前，她在罗宁堡同他相识，已有三年了。那时，他们一起去德累斯顿旅游。已经有流言蜚语，传说约甘娜准备嫁给他了。歌德的妻子把有关这方面的传闻直接写信告知丈夫。大家都知道，此人爱钻营、向上爬；他把舅舅的大名--封·赫尔斯登伯格同自己的姓缪勒连接起来，他因此就算进入社会上层了；他写过小说和诗歌，喜欢高雅的谈吐，以此来表现自己的温文尔雅和郁郁寡欢的天性，对某些妇女来说，这还真起了作用。可是另一些人却认为他本是个狡猾奸诈之徒。

    约甘娜是否爱他不得而知，但使她显然满意的一点是：他和她一伙人在一起，可以结交到更年轻的妇女。她需要推心置腹的友谊；在费尔诺夫死后，她备感孤单。她不打算结婚，因为她很看重自己的独立性（五六年以前，她就不得不以自己的方式拒绝了一些追求者），但她既不怕流言蜚语，也不怕人们见到的她与缪勒-赫尔斯登伯格的友谊中的轻薄不检点的行为。

    约甘娜在魏玛的地位日益巩固，她成了有名的女作家。一开始出版了描绘她亲历其境的1806年至1807年战事的记述文。费尔诺夫死后，她编了一本费尔诺夫传，用该书所得的收入偿还了费尔诺夫欠出版商科特的债。她还出版了自己的欧洲游记。她后来发表长篇小说一本接连一本，销路看好；人们甚至称她为德·斯塔尔夫人第二。在19世纪20年代末，布罗克豪斯出版了她的20卷本的文集。在十年之内，她成了德国著名的女作家。

    在上述年代，母亲的作家生涯刚刚开始，而赫尔斯登伯格给她以鼓励。他们一起讨论自己的著作。约甘娜在长篇小说《哈勃里埃尔》中用上了赫尔斯登伯格的一首诗，这本长篇小说获得了成功。赫尔斯登伯格也发表了叔本华妹妹阿得儿的一篇著名诗作。可以说，赫尔斯登伯格是叔本华家的"家务承包人"。

    归根结底赫尔斯登伯格根本不是像许多人所说的那种坏人。他利用了约甘娜的好感，尤其是她在歌德那里的麻烦事，他自己力求做个有用的人。当1819年约甘娜失去大部分产业时，他给约甘娜和阿得儿以财务上的支援。当约甘娜暂时离开魏玛时他负担起全部家务。约甘娜甚至有计划使赫尔斯登伯格与阿得儿结合，但没有成功。当1813年秋阿图尔到魏玛时，已经不谈这种计划了，谈的只是母亲与她的年轻房客的友谊，阿图尔对此房客极为不满。

    他不仅对这种情况表现不能容忍，而且对一般人也有如此表现。对于出现在他面前的任何人，他都要从智力、道德、创作等等方面去作出评价。如果没有某种优点的话，他便认为此人是"工厂出产的商品"。可现在，他在母亲家里，不得不与这种"平庸之辈"密切接触，他觉得此人竟妄想占据父亲的位置，而父亲的形象随着岁月的流逝在想象中变得越来越纯洁和亲切了。

    阿图尔早就不能原谅母亲了，她不仅比父亲寿命长，而且还能在生活中找到自己的地位。他不仅依靠母亲的支援才能摆脱父亲强加的命运，才能自由地自己选择道路；现在他竟想让母亲放弃那种他自己都如此珍惜的自由生活。然而不要忘记，阿图尔从父亲那里继承了严酷的性格，强有力的意志和坚定性，这不仅表现在生活方式上，而且表现在生活目的上。若是不这样，或许他就会在母亲的沙龙里大谈其使命了。

    阿图尔认为，与母亲平起平坐的、曾经属于父亲的那个位子，无论如何应当空着，不被占用。万不得已时，儿子可以顶替父亲。决不能把这种想法看成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与俄狄浦斯综合症相联系的那种因循守旧的妒忌心理。几年前母亲就散布阿图尔害怕她可能再婚。但无论那时或现在，她都不打算放弃她所理解的自由。她太爱这种生活了，而且坚信：依靠这种生活她能真实地保证自己儿子的生活自由。儿子的想法不一样，他认为，应当干预她的生活，给她指出正确的道路。

    来到魏玛过了几天，就开始争吵。阿图尔在日记中要求自己内心要忍让，什么样子的人都接受，可这是徒劳无益的。他不会容忍，他不可能在母亲家里同一个男人和平相处。在进餐时，阿图尔要么就是不理睬赫尔斯登伯格，要么就是同他争吵不休。尤其是讨论当前事件时往往大吵大闹得不可开交。

    赫尔斯登伯格随着潮流而转动；他为爱国者的勇气而欣喜若狂，把德国的解放视为向历史时代的顶峰上升。相反，阿图尔把所有这些事件评价为舞场上的打闹而已。结果爆发了激烈的场面；扔椅子、敲打房门；母亲夹在大锤和铁砧中间两头受气。关系弄得如此紧张；住在一所房子里的母子两人，居然要靠信件交流。

    1814年春，约瑟夫·汉斯来看望阿图尔，他是阿图尔在柏林大学的好友，一个穷大学生，常常得到阿图尔在物质上的援助，这时他似乎成了阿图尔在家庭争吵中的场外指导，招惹了母亲及赫尔斯登伯格的愤怒。母亲写道："汉斯乐于躲在你背后，把自己天生的怯懦藏起来，他还重复你的话，却没有你的精神。"阿图尔经常得罪赫尔斯登伯格，后者努力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在给阿得儿的崇拜者、步兵团军官哈英克的信中以讽刺的口吻写道："哲学家带着他那宇宙一本质在我头上飘荡。他从柏林召来自己的朋友--小犹太人，这位朋友成日价服服帖帖用有关四种可能形式的根源的客观泻药剂量。根据他俩的意见，克莱斯特占领巴黎仅仅是为了靠他来帮助法国人泻肚子。犹太人姓汉斯，连同这个可疑的主观客体，并非自我地坐下同我们一起饮茶。"

    为了抑制相互的气愤，母亲采取了新规定。现在赫尔斯登伯格单独吃饭，当阿图尔不在的时候，母亲才同他相会。这一规定在三个月内是落实了；后来约甘娜对她自己想出的这个限定厌烦了。她提出了要求：阿图尔应自己去支付一切费用（其中包括他自己和他朋友的住房费）。但是钱来的不及时，她不想经常去取钱，她又回到自己喜爱的观念上来，愿意单独和自由地生活。她认为，对母亲和儿子来讲，最好是分开住。

    但是，阿图尔表示反对，他不想离开母亲的家，差不多是流着泪央求母亲留他住在家里；与此同时，他抱怨母亲同赫尔斯登伯格的恋爱关系，并以此来折磨母亲。约甘娜坚持己见：永远要表白自己无罪，她太累了；再说母子俩在1807年至1809年已经有了分开居住的经验，她不会为了阿图尔而中断同赫尔斯登伯格的友谊，她不要求阿图尔对赫尔斯登伯格表示好感，但希望阿图尔对他宽容。最后，她根本不想命令阿图尔必须同谁交往；何况她在自己家里也接待了实难相处的约瑟夫·汉斯。

    简单地说，母亲摆在儿子面前的事实是：他必须搬走；如果他想待在魏玛，她可以帮他找房子。阿图尔和约瑟夫·汉斯住的她家后排房子，现在要转让给赫尔斯登伯格住。"不要给我答复了，这没有必要；你决定搬出，就通知我一声，但不用着急，我无需知道这个消息太早。"--1814年4月10日母亲沙龙的女侍应生带给阿图尔的那封信结尾就是这么写的。

    过了一个月，母亲和儿子的关系彻底破裂。阿图尔指责母亲用光了他的遗产份额中他为祖母储存的那一部分。粗野的场景终于出现了。第二天，1814年5月17日，约甘娜以写信的方式再次以最坚决的口吻表达了意见。

    "昨晚你的行为太不像话了，当着你母亲的面这么粗鲁地砰的一声关上了门，这门把我们隔绝了。我再也不能忍受你的行为了，我跑出城去，在我知道你离开那里之前，我是不会回家的；我必须关心我的健康，因为再一次这样的冲突会给我带来致命的打击。你不知道什么是母亲的心。心里爱得越深，出手之前感到打击越痛。不是缪勒（赫尔斯登伯格），我指天发誓，而是你自己把你和我分割开来了。你疑心重重，指责我的生活、我的朋友，你同我的行为隔绝开来，你蔑视我是个女人，你明目张胆地憎恨我的快乐，你贪婪，你任性……所有这一切把我们分隔开来了……你的父亲在弥留之际给你留下遗言：要尊重我，决不要惹我生气，--如果他看到现在这种关系，他会说什么呢？如果我先死，你又会怎样对待父亲呢？你敢谴责他么？……他会比我对你做得更多么？难道他会受更大的苦？或者给你更多的爱？……我对你已经尽了责，再也没有更多的责任要负……留下自己的地址，但不要给我写信了，从今以后，我不会看信，也不会给你回信……行了，一切无可挽回了。你使我遭受痛苦。我还是祝你生活幸福，如果可能的话。"

    几日过后，阿图尔·叔本华离开魏玛。他再也没有见到母亲，而母亲又活了24年。起先他写过恶毒的信。责备她不爱父亲，背叛了对父亲的回忆。他热衷于树立对父亲的崇拜，特别表示不尊重母亲。但是，按照父亲的意志，他将始终是他所鄙视的那些平庸之辈中的商人；依靠母亲才成了近代的一位伟大思想家。

    看了母亲的最后一封信，怎能设想这场爆发的仇恨和蔑视的罪因仅仅落在阿图尔身上呢？好像不是这样的。当然，儿子的举止很差劲。但是母亲也没有作出努力来使儿子能够信任她。她一心向往生活乐趣和获得成就，一贯独立自主，刚愎自用，她想建立给自己方便的、令人愉快的接待儿子的方式，这只有在他喜爱的儿子的那种形象上才有反应。而儿子出现在她面前的真实形象实质上是假装的，假装的形式与阿图尔的隐秘需求和愿望是矛盾的。他甚至在成年时都想得到母爱。幼稚地苦苦思念他童年时期没有得到的爱。然而他所有的笨拙做法（他负担家庭开支的大部分，低声下气苦苦央求保留他的住房等等）都得不到谅解。喧闹的斗争湮没了未曾被爱过的孩子的埋怨声。正因为这样，阿图尔一生对母亲如此反感，又由于爱情受欺骗，对一般妇女也反感。这样的情况真是绝无仅有。

    在这些家庭风暴来临期间，他在日记中是这样记述的："我们追随黑暗，追随生活意志的昏暗进逼，陷进恶习、罪孽、死亡和空虚，越陷越深--这时生活的全部压力逐渐地不针对我们自己，我们就会懂得：我们选择的道路是什么样的，我们想要的世界应当是什么样的；经过磨难、绝望和残忍，我们来到自己身边，从这种痛苦中生产出最佳知识。"

    最佳知识--同最佳意识完全是一回事。但是，安静在哪里呢？在阿图尔的生活和行为中最佳意识在哪里呢？比自我确证的全部理性方法意义更大的崇高欢乐在哪里呢？即使他不喜欢赫尔斯登伯格，为什么他不保护母亲的安静呢？他力求摆脱敌对的重负以便按直觉的精神写哲学著作，那种劲头到哪里去了呢？平抑暂时生活的痛苦和不快的那种讽刺在哪里呢？阿图尔在日记中写道："单身一人确实是幸福的，因为在生活时并不想生活，也就是并不力求生活的福利。因为他减轻了自己的负担。想象一下负担吧，它自由自在地成为人的支撑物，人佝偻地在它下面站立着。如果他挺身起来托住这个支撑物，他就要完全经受住这全部负担；如果他离开它，那他就摆脱了重负。"

    阿图尔没有觉察到自己对待母亲又恨又爱的双重感情。无论如何他都想卸下日常生活中强加给他的恐惧和恶感的负担，但同时，他想象出母亲命运中的高级状态，幻想负担会减轻。同时他也没有觉察到：他的追求不仅伤害了母亲，而且也伤害了他的妹妹阿得儿，这个阿得儿是完全依赖于母亲的。

    阿得儿比哥哥小九岁；哥哥多年离家在外生活，他几乎不知道她。她天资聪明。周围人夸她讲究品位、语言生动、心地善良、有教养等等。人们认为她是魏玛的装饰品，邀请她去上等人家做客，她在业余爱好者上演的戏剧中担任主要角色，她是"缪斯之家"的鼓舞者，"缪斯之家"是名门望族的女孩儿们聚在一起听音乐、读书和绘画的地方。但同时大家又为她缺乏魅力和不靓丽动人而大失所望、惊奇不已：骨瘦如柴、大头小眼睛，像蒙古人那样的圆脸，如母鹅般的咯咯叫等等--同时代人给她描绘了这样的特征。

    毫不奇怪，阿得儿不知道爱的幸福，虽然她也渴望爱情，她是为爱情而生的，更何况她心地善良，富于同情心。一切都擦肩而过了。留给她的只是忍耐--有时她只好不计较：暗恋的情人被她的女友们抢走--而且参与了她的女友们的爱情感受，确实是出于对旁人的怜悯。她的生活的一次最强烈的感受是：救护步兵团受伤军官菲尔季南特·哈英克--西列兹地区的一个皮货商的儿子，阿得儿和她的女友奥蒂丽娅在一个公园的灌木丛中找到了他，把他带进上流社会，他在那里像社交界的风流人物那样引人注目，虽然他也小心谨慎，有所约束，因为在布莱斯拉夫有他的未婚妻在等待他。

    这种情况并没有妨碍阿得儿去崇拜他，一生心中都怀有关于高尚而又热情的菲尔季南特的神话。后者最后成为布莱斯拉夫地方警局局长。这时候，她的哥哥也来到了魏玛，她的爱国主义感情和飘忽不定的爱情立即受到她哥哥的嘲笑。

    至于阿图尔和赫尔斯登伯格围绕着爱国主义热情的话题展开的争论和吵闹，阿得儿对他们采取模棱两可的态度。一方面，她不讨赫尔斯登伯格的喜欢，而后者与她百看不厌的勇士菲尔季南特相比完全是个讲空话的人；另一方面，哥哥对德国自由战士的冷嘲热讽伤害了她。难怪阿得儿在这两个火拼者中间感到太别扭了。

    母亲和哥哥日益加深的冲突使她害怕，甚至使她陷入了绝望。由于母亲同她最亲近，她分担了母亲约甘娜的愤怒。如果不算几封短信，兄妹之间的关系早已中断多年了，她同母亲在一起，没有工作，孤身一人，全部生活依赖母亲，是母亲意愿的驯服执行者，是夸她心地善良的最好女友。自私的母亲和温顺的女儿这种关系的典型范例，在今天美国心理学家文利希·贝恩的著作《人们玩弄的游戏》中，被称为是"穿破了的衣裙"。

    在魏玛过的大半年生活，对阿图尔来说并没有只陷入家庭纠纷不能自拔。阿图尔为扩大和加深自己的学说在继续工作，他的日记和札记可以证明这一点。重要的还应指出：正是在那个时候他认识了印度文化的古籍专家--东方学家弗里德利希·迈耶尔，迈耶尔拜访了约甘娜的沙龙，引起了他对他们的研究的兴趣。

    三、见到歌德

    总之，在魏玛的大半年对阿图尔来说是不幸的。但那时也有风光的事件，在以后的年代提起来总带有某种自豪感，那就是：与歌德的会见。约翰·沃尔夫甘·歌德以前丝毫未注意阿图尔，第一次注意到他，这是给他以荣幸。阿图尔将自己的附有献词的学位论文寄给了他，而歌德立即阅读了这篇论文（这是不常有的做法），也许，这和阿图尔的母亲是他的女友多少有点关系。

    但是，阅读这篇学位论文，引起了他的极大的兴趣。使他中意的是：哲学家强调理智直觉的意义，并以此来对抗主张理性反应的时代精神。歌德在自己的大量著作中教导人们："感觉不会骗人，推理才会骗人"，他觉得在阿图尔身上有一种同根同源的精神。诗人的一条格言这么说："思索比认识有意思，但直觉更有意思。"

    叔本华的朋友大卫·阿舍尔描写了阿图尔与歌德的第一次私人会见："这发生在约甘娜·叔本华举办的一次有歌德在场的招待会上。当年轻的哲学博士走进房间的时候，歌德突然起身，没有说话为自己开路，穿过周围站立的客人群，他走到阿图尔跟前，伸出手来，与他握手，并对他的著作大加赞扬，说他看到的这篇论文极有意义，一下子就把他拉进青年学者之列了。这次引以为荣的会晤是在阿图尔来到魏玛之后不久便发生的，因为在1813年11月10日歌德就已委派自己的秘书里默尔邀请叔本华到他家作客。

    11月24日歌德告知克涅贝尔有关阿图尔第一次来访的事："我觉得年轻的叔本华是一个不平凡的有趣的年轻人；你同他找不出更多的接触点，但仍然应当同他认识一下……我认为他是天才人物，其余的就不谈了"。至于这第一次拜访的印象，阿图尔写信给歌德的朋友古典生理学家费·伏尔夫，信中是这么说的："您的朋友，我们的伟大的歌德，情况很好；他很快乐，平易近人，亲切而友好，愿他的名字永垂青史！"歌德不失时机地邀请阿图尔每星期都出席私家举办的晚会。但是，在1814年2月至4月期间，这种邀请就比较少见了。

    歌德对叔本华的兴趣不仅基于要同旁人愉快地共度时光的愿望，歌德似乎觉得，他同他这位年轻的叔本华博士交谈甚欢，一起高谈阔论，研究哲理。阿图尔无疑也会把自己对世界和人类的悲观主义看法告诉诗人。有一次他对歌德说，客体之所以存在只因为它们能成为认识主体的表象，如果我们见不到太阳，太阳就可能是不存在的，歌德以尤比特的目光打量了他一下，喊道："什么？光之所以存在仅仅因为您看见了它？不！要是没有光的话，您也就会不存在了！"难怪叔本华把诗人称为高级现实主义者。这也不是偶然的。歌德在同阿图尔分别时，在他的纪念册上留言："你想使自己得到快乐，那就得承认世界的价值。作为友好交谈的结果，并留作纪念。1814年1月8日"。歌德这样劝告阿图尔，表明了叔本华的生活立场的主要矛盾：鄙视人类，但追求荣誉，而荣誉恰恰在于对人们的特殊尊重。

    但是，不必过于严厉地评论叔本华。当然，阿图尔要承认，但研究哲理在他的理解中并不是追求荣誉，它不仅仅是自我表达的方式，而且是对人类的使命和责任：他虔诚地信仰自己的使命。对人世存在的悲观主义，并不排除对最高意识的崇高敬意，世界和人的最佳潜能是通过最高意识表现出来的；因此，他的悲观主义不是绝对的。

    在会见时交谈者特别重视对颜色理论的探讨。歌德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内研究了颜色理论。1810年他发表了《颜色理论大纲》--两大本厚书，第三本是插图。但是这一问题以后也始终使他感兴趣。歌德回忆了这些年代：解放的激情白热化，他作为下蛋的母鸡，一心想弄清楚光明、黑暗以及两者的混合物、我们认定为颜色的那种悬浮物的最初现象（即原初现象）。他极力反驳牛顿的颜色理论，表明英国天才在年轻时看错了，而这一谬误、这种自我欺骗一直保持到生命的终结。大家知道，牛顿认为颜色是光的形态，这些形态是由于单一的白色光线分割和折射而产生的。

    歌德以为这一理论是错误的，并且对"牛顿所谓的白色"直截了当地表示了厌恶。歌德是对自然界的完整态度的拥护者，而在认识论方面，他力求看到现象的可塑的完整性，直观到对象及其完全的鲜明性；因此，由牛顿抽象地看出的光的物理性质，是与他格格不入的：这里缺少人和他理解颜色的能力。

    歌德想对科学作出有分量的贡献，留在人们记忆中的不仅是伟大的诗人和作家，而且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后来对依·普·艾克尔曼说，他写的诗数量并不太多，和他在一起的有更多的出色的诗人。不过，在当时为解决颜色理论这样困难的问题做点贡献的，只有他是唯一的一个。按照歌德的意见，颜色是光亮和黑暗在模糊不清的环境中的产物。通过颜色表现出来的光的极化程度取决于环境的浓密度和透明度。烟雾迷漫的环境影响到颜色：蓝色产生于阴暗森林、遥远山峦的背景上，产生于烟雾中；红、黄色产生于光亮的背景上等等。这是颜色的最初现象。

    但是，眼睛和视力对颜色的感知也具有重大意义。歌德在这里也发挥了对颜色感知的生理学一心理学观点，认为生理学是"全部颜色理论的开端和终点"。例如，艺术大师在晴天或阴天的一昼夜不同时间里采用的照明度，影响到画家对色调问题作出的决定。

    然而二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并没有给同时代人留下强烈印象。真好比龙生跳蚤那样。某些熟识的艺术家的确兴高采烈了一阵子。但学术界认为（见《哥达科学报》），在这种理论中没有什么新东西。据说，歌德犯了"错误"：一位诗人，不懂数学，竟想向这一领域的最大权威挑起争论。舆论界和文学家们也表示遗憾：他们的老师偏离了诗歌和时代的迫切问题。

    事实上，歌德和牛顿学派从不同方面研究了同一现象，用并不相互排斥、而是相互补充的不同方法来探讨了这一现象。在歌德研究的基础上，比他年岁小的同时代人写出了书，在19世纪下半叶现代色调视觉的生理学得到了不断发展（雅·普尔金、约·缪勒）。在20世纪，物理学家也承认他的学说的意义。著名物理学家海森堡写道，歌德的理论包括了全部客观的和主观的色彩现象，虽然，直到今天还有人（例如维·伊·韦尔纳斯基）认为，生理学的光学没有清楚地说明问题。

    歌德接近年轻的叔本华，也许他不承认自己特别关注：要找到一个对自己的颜色理论的拥护者。叔本华是一个热心的新信徒，一开始便积极宣传歌德的科学成就。他愿意支持自己的老师，并试图随声附和歌德来发展颜色理论。但是，阿图尔自然对事业是采取创造性的态度的，他不能重复歌德走过的道路，不能跟在他后面走；为此他是太独特了，而且他要推动自己的学说，那也是走得太远了。

    歌德把最初的现象放在眼睛之外，对视力具有独立的意义（眼睛服从对象借以表现的条件），而叔本华力求说明的不仅是视力感觉，而且是由人眼的特性和结构产生的颜色性质。正如哥白尼解释的：运动是由随同大地一起运转的观察者的目光照亮的，就像康德在人的感性和理智的特性和结构的基础上来研究感性世界一样。叔本华力求得出从人眼的特性中产生颜色现象的结论，从而建成歌德开始建立的完整理论。按照阿图尔的意见，歌德虽然拥有相应的观察，但没有建成概括观察所必要的理论。

    歌德以最简单的形式指明了颜色现象：情况是这样的，它自身就说明了问题，进一步解释是多余的。而叔本华提出问题：为什么会这样，由客观事实返回主体，返回眼睛的结构和活动，同时证明：这就是这样的，本应如此。

    叔本华离开魏玛后用一年的时间创立了这一理论，在几个星期之内写出了《论视觉和颜色》这一论著，为此还中断了对自己的主要著作的写作。如果说在歌德的颜色理论中谈的是"光的行动和苦难"，那么，叔本华议论的是"眼睛的行动和苦难"。叔本华认为，只有依靠眼睛的动作--分布在眼底的有光感的视网膜的动作，视力印象才会变为视力感觉，而光的印象才会变为光和颜色的感觉。

    牛顿教导说：颜色的原因不在于有色光线的划分，而在于我们的视网膜的分别活动。歌德教导说：最初现象不在于因形体环境变得模糊不清的光，不在于被照亮的黑暗，而仅仅在于特殊区分自己活动的"视网膜的有机能力"，以后应当对此最初现象作出更精确的界定。

    为了揭示多种多样的颜色感觉的原因，叔本华区分了视网膜活动中的数量因素和质量因素，它们的紧缩程度和放松程度。它们的相互作用不是单一意义的。视网膜的最紧缩活动提供白色感觉，紧缩未被感知所吸收，则提供黑色，而两者的结合--灰色。视网膜个别部分活动的放松程度的变换会导致形象的变动，这时白色背景上的黑色十字架（在目光转移到灰色表面时）会表现为黑色背景上的白色十字架。

    在《论视觉和颜色》一书的第二版（1854）中，叔本华直截了当地反对歌德的原初现象说：光、暗、阴，在诗人的理论中有这么多的含义，叔本华不认为这些东西就是颜色。颜色--比白的暗些，比黑的亮些；正是在感觉的这种阴暗-明亮的层次上显示出视网膜的质量活动。区分光亮和阴暗的层次是无穷无尽的。基本的颜色--红、黄、橙黄、绿、蓝、紫--光亮和阴暗，它们的紧缩程度和色调差别都取决于视网膜的活动或不活动。在颜色中永远包含着二重性，因为它永远表现出视网膜活动的双重性。

    在叔本华的主要著作第一章中复述了在对颜色的感知中眼睛结构的作用的思想。但是，在晚年，他想使人们把颜色理论看成与他的哲学没有直接关系的一件有缺陷的事情：关于视觉和颜色的论著不是对哲学，而是对生理学具有更大的关系。19世纪30年代这一著作引起某些眼科学家的注意。在进一步克服二重性和形成完整直觉方面作出解释的有：维兹顿，他证明了视觉的立体性（1838）；哈·铎夫，他通过石墨、水等等发现了"立体的闪光"，这时白和黑混在一起，看到的不是灰，而是闪光；还有哈·赫尔姆霍兹，他研究了意识参与视觉形象的形成。

    因此，叔本华没有听从歌德提出的要珍视世界的忠告。与其说他想修改歌德的看法，从客观因素转向主观因素，转向主体的眼睛结构和活动，不如说他力图确证自己的认识论，他的认识论是在《论……四种形式的根源》中开始建立的。因此，他后来强调他的颜色观念的真理性，不是偶然的。如果你观望展现出来的远方，就会觉得它们之所以产生是由于大脑的功能，这就是说，时间、空间和原因紧挨着视网膜上发生的某种斑点，你会感到远处的东西就在身边，异常鲜活地意识到你这个人同整个外部世界连成一体，是一个东西。这完全是对世界和人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自然主义观点。

    但是，在阿图尔看来，歌德是一位完美的现实主义者。他关于歌德写道："正是他的头脑的令人惊奇的客观性，给他的诗作处处打上天才的印记，在必须回到主体的地方阻碍了他，在这种情况下，是回到观看的眼睛，以便通过眼睛捕捉到维持彩色世界的全部现象的最后线索；然而，我来自康德学派，为满足这些要求作好了一切准备……以便找到真实的、基本的、不容反驳的颜色理论。"

    毫不奇怪，叔本华创立的颜色理论严重地影响了他以后和歌德的关系。他继续认为自己是歌德理论的信仰者，他自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发展了大师的理论。因此他等待大师的赞许和承认；因此他把自己著作的手稿直接寄给了歌德。诗人当时已经离开了；他在自己的家乡法兰克福，阿图尔的手稿就寄往法兰克福。起初诗人不可能给叔本华写回信，因为他很忙。

    阿图尔等待答复，焦急地等了8个星期，终于在1815年9月3日写信打听关于自己著作的命运的消息。他暗带讽刺地给伟大诗人写道："阁下，直到现在您未曾赐给我答复。我解释这主要是因为您周围的人们，您的住址的经常变动，加上您同当权人士、外交官、军人等等的关系，给您带来这么多的麻烦事，以致占用了您的注意力，我的文章与他们比较起来，不可能不使您觉得是极其微不足道的，您找不出时间来对它作出反应……对我而言，不知道有关自己认为是重要的事情的消息，那是很不愉快的，很痛苦的。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抑郁症会因此而找到造成可怕幻想的材料。所以，为了结束每日白白苦等的痛苦，我请求阁下，立即把我的文章连同您的判决意见（没有意见也行）寄还给我。"

    歌德很快作了回答，以非常友好的口吻说，他的手稿已经读过了，也考虑过了。实际上他只是浏览了一下手稿。随后长时间的沉默，最后在10月底发出的信中建议把阿图尔的手稿转给颜色理论的行家齐贝克教授，阿图尔可以同他一起研究自己的手稿，准备将它出版。阿图尔非常吃惊和气愤。使他吃惊的是歌德只谈手稿的出版问题，而叔本华的目的是要求讨论观点和立场。使他气愤的是：把手稿推给某位教授，人们再轻易不过地把他敷衍了事。这个建议引起了阿图尔如此强烈的不满，他将它比做卢梭生活中的一个小插曲：当时有一位知名夫人请卢梭吃饭，但这位夫人却坐到为侍应生准备的饭桌边。

    歌德的审慎的赞许并没有减轻阿图尔的气恼，歌德指出，叔本华从"自己的本性和人类的本性出发"来研究颜色问题，是抱着准确而诚实的态度进行研究的。的确，这种审慎的赞许推动阿图尔在回信中描述了自己的理智的个性：

    "我在这块有限的场地所做的一切，也仅仅是依靠诚实和准确的态度而产生的……在我思考的对象的每一部分没有得到纯正而清楚的描绘以前，我不可能得到休息和满足。任何著作的胚胎存在于某种突然出现的唯一的思想中，后者也唤起了怀孕的甜蜜的狂喜；而分娩，也就是完成，是避免不了痛苦的……这时我站在自己的精神面前，就像一个铁面无私的法官站在遭受拷问的罪犯面前，迫使他回答一切没完没了的问题。"

    歌德不愿同阿图尔讨论他的论文的这一立场，是可以理解的。他为建立颜色理论操劳了将近20年，他觉得自己在这里是精神王国中的拿破仑，突然出现了一个还不满三十岁的名不见经传的哲学家，似乎在两星期内便写出了自己的理论，加上又称之为歌德理论金字塔的顶峰；没有这个顶峰，金字塔似乎就没有建成。但是，歌德主要是反对阿图尔力图从单一主体来建造世界，这个主体既然是个人，就不能保险不犯错误。

    在长时间沉默之后，于下一年1月底，歌德将叔本华的手稿退回，还附寄了一封宽宏大量的、但又很漫不经心的信。他表示愿意在随便什么时候见见面，谈谈他们感兴趣的话题；他请阿图尔为他编写该书的简介，以便他有机会可以从中摘引。这个请求的令人气恼的言外之意在于：歌德没有读过叔本华的手稿。

    1816年5月，叔本华未经歌德赏识就出了书。他把新出的书给伟大的长者寄去，并附言："我请您对这本书提出意见，并希望随时收到您的意见。"过了一星期，阿图尔收到了一封客气的感谢信，信结尾写了这样一句话："有空请来信告知近况"。在歌德有关1814年以后情况的笔记中，可以读到："叔本华博士是一位怀有好意的朋友，站在我这一方。我们交谈很多，意见完全一致，但是，最后，不可避免的是相互远离，就像两个朋友原来走在一起，手拉着手，但一个想向北走，另一个想向南走，这样，他们很快就彼此见不着，不知去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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