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隐居

    从年龄段来看，阿图尔·叔本华在法兰克福几十年意味着他从年富力强的壮年逐渐衰弱为老态龙钟的白发老人；而从他的威望的变化趋势来看，则意味着他的影响从几乎完全不引人注目逐渐地扩展到一种无法估量的范围。然而，这并不是命运对他的偏爱，随着声誉的日渐增长，也越来越多地招致了他对于心存敌意的反对者的恼怒和对于那些与他的思想相抵触的观点的蔓延的不满。这位老斗士从未间断的怒气使他一而再再而三地采用最为有效的回击方式。例如，他把历史学家弗里德里希·冯·劳默尔的学院就职演说说成是"离职演说"，因为在这个演说中充斥着攻击他的错误引文；他把生理学家雅各布·莫勒肖特在其著作《论生命的循环运动》中对"意志"的解释与一个理发师本属于解剖学和生理学的想法相对比；对于路德维希·毕希讷的同样是唯物主义--决定论的著作《力与物质》一书，他仅以一句极其刻薄的话给打发了："这样一个人除了学过一点橡皮灌肠器方面的知识外，什么都不会，没有学习过哲学，更没有考察过人性，而他竟然冒失狂妄地去探讨事物和世界的本性。"这些锋芒毕露的书面攻击完全可以与叔本华到处散步的关于黑格尔、谢林、弗希特的评论相提并论，与之相比，卡尔·古兹科宣布《补遗》为陈词滥调显然已经是相当有节制的了。此外，这位正在衰老的思想家从这时起可以委托那些开路先锋们来公开维护他的思想利益了。他本人投入这部著作的精力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因为"人到老年方知时间的宝贵。这种情形正如一个人抓住了守财奴却发现他没钱一样。"

    衰老意味着孤独，这对于一个一向都在自己与普通人、"本性上的大众化货色"之间划出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的敏感人来说，这种情形更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不过，假若没有某些悲哀的事件的突然降临，叔本华是感受不到这一点的。母亲为了有利于他的妹妹而剥夺了他的继承权之后，于1838年去世了；1849年阿德勒也离开了人世。"周围所有的人都死去了……您还是我年轻时认识的少数几个人之一……"叔本华在写给妹妹年长的女朋友奥蒂丽·冯·歌德的信中这样说。即使是这样久远的友谊关系也在这个年轻的女同伴的一次拜访后而突然地烟消云散了，因为精神上的距离再也产生不了真正的信赖了。"人的年龄越大，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也就越深，最后则完全孤立了。"不过，老人最终总算享有了那长久渴望着的内心安宁，这安宁既对他一生的成就给予了承认，也自然而然地安抚了他的激情。除了他那绝对的等级意识外，自负、敏感、多疑依旧牢牢地控制着他，而且还越来越严重，"由于长期的隐居和孤独，我们的性情变得异常敏感"。最起码，其固有的易于恐惧和对强烈的求生意志的反面的兴趣并没有减少。这位宣扬"否定生命意志"的人也眷恋那种有坚强生命力、充满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正常人的生活。在此要重复一下，谁要对叔本华学说了解得不太充分，他就可能对此处的"矛盾"表示反感。因这种学说恰恰揭示了真理的矛盾：认识是受意志的支配并为意志服务的，尽管它能够使自己从这种劳役中解脱出来，但是，只要他活着，最伟大的认识者也不是一个"人"，也就是说，是生命意志的一种表现形式。因此，没有人会因此而对格言中乐生信念的基调感到惊奇："我会活得很久，我睡眠充足，胃口很好。我想活到九十岁。假若八十岁就死了，就有些太突然了，若是九十岁时死了，生与死才会是平静的过渡。"希望与恐惧在此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恐惧的是充满痛苦的死亡。

    畏惧痛苦，害怕传染、疾病、事故和损失。确实终生都在折磨着这个过于敏感的人。因而他总是在考虑，在日常的私人事务的处理和操作中通过种种不寻常的手段提防着令人担心的不幸。在这方面，尤其是为了防止损失、被盗和被骗，他所掌握的多种语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他从不用德文来登记他的贵重物品并标出其存放地点。恐惧甚至还决定了他对住宅的选择：住房必须在底层，以便在遇到危险时能够迅速逃离。当他迁居到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美景街17号住宅后，在经历了许多年的租房苦恼后，终于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家，他第一次用自己的家具布置房间，尽管很简朴。"对于精美而舒适的现代化设备和雅致的装饰，他毫无鉴赏力。他的房间给人一种客店的印象，人们并不想在里面久呆，这是一套适合过客的住宅"，格威纳的说法是可信的，因为这位极端的思想者只有在富有才智的工作中、在思想中、在阅读中、在每天习惯了的有助于恢复精力的笛子吹奏中，才会找到他的真正的"家园"。自己亲自操持家务对他来说是额外负担。对此，他以一首古典的年轻人的诗"在桑树小屋我有一个计划"回答了人们感兴趣的问题。所以，列入他的目程表的是（每天两小时的快速散步）到英国人开的饭店吃饭。他的个性引起了客人们的好奇，而且出现了崇拜者，这些人至少愿意与他相识或者是与他攀谈，其中有的人只是"满足于好奇"，有的人则向他做自我介绍。格拉夫·露易斯·亚历山大·伏切尔·德·卡莱尔这样说道："当我于1859年第一次见到叔本华时，他已经是一位白发老人了。他的蓝色的、生动的眼睛，薄薄的嘴唇，荡漾着一丝细微的、讥讽般的微笑。他宽大的、环绕着两个白色发卷前额为他那闪耀着才智的恶意的相貌增添了高贵与有教养的神采。他的服装、他的波浪式的发型、他的洁白的领结，都使人联想到这是一位路德维希十五时代的白发老人；他的举止也是上层社会的人所特有的……他易于激动的性格在争论中经常变得尤为激烈……谈话时，他总是以其出色的拉丁语的、希腊语的、法语的、英语的和意大利语的生动的文学表现手法来点缀有些生硬的德语说明。在细节方面，他那热情、简洁的表达方式，稀奇古怪的想法，信手拈来的箴言妙语，使时间过得飞快。"偶尔也有这样的事，有些不识趣的妄自尊大者未经授权发表从这些谈话中偷听来的东西，这证明了这封书信的抱怨："在10月1日的宪法报上，您也许会看到一个男人卑鄙的泄密，他把我在英国饭店晚宴上的谈话见诸报端……"看来，这个如此晚才得到承认的人最终也不得不承受声誉所带来的烦恼。

    1859年，与房东的一次争吵促使叔本华又一次更换住宅。他迁居到与之相毗邻的美景街16号的底层，这是他人生旅途的最后一站。只有在这儿，他才能够把全部图书放在他的工作室里，而在以前的住宅中，工作室与图书室是分列于过道的两旁的。格威纳叙述道，由于这种新的布置，"他似乎变得比较温和、比较友好了。叔本华就死在这个房间里，在这个房间角落的一个大理石托架上，摆放着一个镀金的释迦牟尼雕像，写字台上放着康德的半身像，沙发上方悬挂着歌德的油画像。在四壁上则挂满了康德、莎士比亚、笛卡尔、克劳迪乌斯的画像，还有几幅家庭画，主要是他年轻时的画像和一些关于他在不同年龄段的达克雷式照片，其周围还有不少狗的画，等等。他的那条卷毛狗就卧在沙发旁的一块黑色的熊皮上面。"

    白色卷毛狗的继任者是褐色的卷手狗布兹，它的脑袋上扎着绷带，长长的耳朵耷拉着，守卫在房门口。是什么事使这位认为"两足的社会"是多余的哲学家承认，"如果没有狗，他就无法生活，在为歌德的第七十四首威尼斯讽刺诗撰写的反诗节中，他是这样解释的："有些人诽谤狗，对此，我并不感到惊讶，因为狗经常遗憾地使人感到羞愧。"对于这位智者来说，他的卷毛狗是"没有人类表象的理智"，他觉得狗就像"杯子那样透明"。叔本华经常认真地注视着卷毛狗那双富于表情的眼睛，他以"阿特玛"（意思是世界的灵魂）来称呼他的四足伙伴。他从未打算放弃这个陪伴者，而置那由此而来的无数烦恼于不顾。

    这位隐士与他那位来自海德堡的、自1849年就跟随他的女仆、女管家玛格丽特·施奈普之间的关系也不总是毫无争执。他尊重她的天主教信仰，并尽量满足她相应的闲暇，也期望她同样地能理解自己的想法。不过，他也恼怒地告诫她不要太过分，因为她认为，"这位获胜了的完人""像一个裁缝"悠闲地坐在那儿。他对女管家的这两种态度是他高尚的象征。这表明，他不仅要求尊重真正的信念，而且始终都是这样做的。

    二、离世

    叔本华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的工作是对他的著作的第二版进行补充、改进和整理。1854年，《自然界中的意志》和《论视觉与颜色》出了新版本；1860年，《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再版；1859年，叔本华还亲眼看到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第三版的出版。也就是说，在经受了长期的不被重视、默默无闻和失败之后，他终于可以得到圆满的补偿了。这似乎是命运要给哲学家一个好的结局，让他走入乐观主义者的行列。事实上，对于他的生命成就的前景，他始终是持乐观态度的。不过，这里人们也许会在非哲学的意义上坚持那个已多次提到的"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这种悲观主义世界观与主体的"情绪"没有任何关系。然而认识努力的方向可能会受情绪的影响，更确切地说，个体的生活经验才是认识努力方向的第一个诱因，在阿图尔·叔本华那里无疑就是这种情形。然而，思想一旦行动起来，就只服从于认识活动的法则，遵循其自身特有的规律运行，把一切主观的东西都甩在后面。总之，在有才能的思想家那里情况确是如此，而与普通人不同，在普通人那里，理智是完全服从于意志的控制的。"对于普通人来说，他的认识能力就是灯笼，照亮他的认识道路；他的认识能力就是太阳，可以普照整个世界"。更进一步说，叔本华晚年的乐观主义已经证实是一种假象。因为虽然在不久的将来，他的著作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但是正如他所认为的，要想他的学说在后来被人们永远地接受并且作为绝对地被阐明了的真理在哲学专业的博学的讲坛前超过其他思想体系的影响，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临死前不久，叔本华还在向人们炫耀其强健的体魄，还给别人出好主意，告诉他们怎样才能保持精力充沛。可是，当轻微的心跳和呼吸困难作为警告的预兆出现之后，于1860年9月初又发生了一次窒息事件，不过很快就得到了恢复。然而，不久他又患上了肺炎，还有水肿。9月18日晚，格威纳最后一次拜访他。这时，病人谈到了他的恐惧，即一想到他的著作将来落到哲学教授们的手上，就感到担忧。"谈话时天已黑了下来，女管家点燃了蜡烛，因为他不喜欢灯泡被遮挡着的光。我还为他明亮的目光而高兴，从他的目光中，看不出任何疾病和衰老的迹象。他说，如果他现在就要死去，这太悲惨了：他还得对补遗再作一些重要的补充。"谈话更多地是围绕叔本华的哲学进行。"他重视的是他的哲学被半瓶醋们以狂热的方式利用了。他只是希望这些人能够以一种无偏见的独立的态度来理解这些著作"。但最使他高兴的是，他那显然完全是非宗教的学说竟起到了宗教的作用，由于填补了信仰缺失所留下的空白，而成了使人内心安宁和满足的源泉。临分手时，他还表示："……对他来说，达到绝对虚无是一件令人欣慰的快事，遗憾的是，对此死亡没有展现出任何前景。然而，不管怎么说，他至少拥有一种纯粹的有理智的良知。"几天后，也就是9月21日，一个星期五的早晨，一次窒息结束了这位伟大的真诚者的生命。由于害怕假死，这离他自己确定的死亡时刻还有很长时间，直到9月26日，才在一小撮奇特的、混杂的人的簇拥中举行了庄严的葬礼。根据他自己的遗愿，人们用一具深色的橡木制成的棺材装载了他的尸体，永恒的墓穴上覆盖着一块花岗岩制作的"四到五步长的墓碑"，上面写着阿图尔·叔本华的名字，"除此之外什么都没有，没有日期、年代，也没有任何标志"。格威纳曾问他愿意安息在什么地方，他的回答是："这无所谓，他们会找到我的。"

    关于叔本华的遗嘱，我们还有必要谈一下，因为他的遗嘱同他在其他方面的每一个决定一样，总有其特别之处。即使这一文献为那些总是保持警惕的贬低癖好提供了所需的支持，人们也不必感到奇怪。我们在此仅做一些简要的提示。

    "给伯利撒一份钱！"这是遗嘱引人注目的标题，关于它的确切含义，叔本华的研究者们迄今意见都不一致。"给伯利撒一份钱！"这句话使人联想到拜占庭的统帅伯利撒那传奇般的命运，忘恩负义的皇帝尤斯蒂尼安出于对伯利撒声誉的妒忌，让人戳瞎了他的眼睛，并使其沦为乞丐。现在的问题是，叔本华是否是想藉这个人物的恳求来暗示，他觉得同时代的人对于他所取得的成就是以怨报德的；或者说这句话只是简单地指由他指定的主要遗产，这似乎是最直接的在比喻的意义上所作出的最清楚的解释。因为：对于他的全部遗产--扣除一系列其他遗赠--哲学家已经指定，"在柏林设立一笔基金，以资助那些在1848~1849年的暴动和起义斗争中为维护和建立德国的法律制度而伤残的普鲁士士兵，并抚恤那些在那场战斗中阵亡了的士兵的遗嘱。"受惠于这笔基金的人也就是那无数个"伯利撒"，这笔本身很丰厚的叔本华的遗赠对于每一个具体的人而言，尤其是与他们为制度所做的贡献相比，只是一份"小钱"。同歌德一样，对于每一种扰乱现存法律秩序的暴力行为，尤其对被激发的"民族狂热"的各种方式的群众性暴乱，特别是在违法的情况下，叔本华怀有本能的反感。他蔑视普通民众，蔑视他们大大多是不明真相的冲动，蔑视他们自私的感情和几乎总是以"高尚"作为托词的动机，人们如果了解了这一点，而且了解这种蔑视的深刻的认识根据，这个问题将再清楚不过了。叔本华曾亲眼目睹了他窗户外面的街头斗争的情形，这种直观的了解只会增加这位精神贵族对"十足的无赖"的厌恶。然而可以证明，促使他作出这一遗嘱决定的原因并不完全在于这些思想和观点，毋宁说在于：对在那场骚乱中为国殉职和致残者缺少照顾这一现象的愤慨。因此，这里再一次显露出他人性善的一面。这种善良也体现在遗嘱的其他规定中。人们可以细想一下：有如此多的遗产留下来，这归根结蒂取决于这位大思想家并不奢侈的生活作风，他在吃好、穿好这方面的个人需要基本上得到了满足，当然也归功于他的智慧，他靠智慧来管理他的财产，而且忠实于父亲的教诲，以父亲为榜样，甚至还使自己的财产翻了一番。在他的一生中始终充满了对父亲的崇拜，他把《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的第二版献给父亲的亡灵，他在前言中写道："埃德勒，一个杰出的灵魂，我把自己的一切，我的存在和所作所为都归功于他。你预先的关心庇护着我，不仅提携我度过了无助的童年和默默无闻的青年时代，而且使我走向成年，并一直伴随我到今天。因为，你有我这样一个儿子，同时也就担心，他是否能在这样一个世界上生存和发展。"

    叔本华在起草遗嘱时，已没有具有遗产继承资格的直系亲属。没有近亲但也有远亲，他甚至不时资助过其中的一些人。他在境遇忧闷时期认识的那些人，也只活着少数的几位了。他将一并非不重要的遗产判定给了一位已逝的表兄的孩子们。他对玛格丽特·施奈普多年为他服务的感谢是为她设定了一笔终身养老金。此外，全部的家具、衣服、床、洗涤用品和银器都归她所有。他还向玛格丽特追加了一笔额外的补偿用以收养他那条忠实的卷毛狗，如果她不愿意要它，那么，格威纳博士或者银行职员奥古斯特·加布里尔·基尔策将是这项善举的候选人；如果没人愿意接受这件令人烦恼的事，那么，"任何一个尊敬我的正直人士都会照料这个小动物的"。对于从前的柏林的情人卡罗琳·麦顿的遗赠在此之前就已经计划好了。遗属的执行人格威纳博士得到了所有的藏书，其余的朋友们则各自分得了一些纪念品。

    在叔本华死后几乎不到一周，一个德国诗人，那个曾经提到过的卡尔·古兹科夫就感到忍无可忍了，他不顾一切礼节上的考虑，就因为这份遗嘱对这位刚刚去世的人进行了肆无忌惮的诽谤、猜忌和贬低。"这位青年德意志"--它的性质在真正革命的人物如海涅、黑贝尔和瓦格纳那里，由于了解底细而决不受到重视--的倡导者已成了最平庸的党派教条主义的传声筒，而没有意识到，他以及他的诽谤已经走上了歧路。而知识界对叔本华名望的了解也仅局限于表面现象，是的，也只能根据他们的偏爱去理解叔本华。然而，这个诽谤性的小册子居然也在轻松愉快的《家庭娱乐》上发表了，甚至还轰动一时，激起了那些没有创见的人的极大兴趣。不过，人们对此事的惊讶程度一点也不会亚于那个曾提出"我曾经损害了的虚荣在哪里呢？"的人。叔本华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铭记着这样一条座右铭：人们不能同时即服务于世界又服务于真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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