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六日上午十一点左右，汪精卫偕同徐珍、林柏生、陈春圃、桂连轩和随身保健医生宁道特，以及一批工作人员来到苏州，既是游览也是巡视。他们乘坐的专用列车一抵达苏州车站，就受到了先一天来这里布置警戒任务的江苏省省主席任援道和他的妻子曲丽容、驻苏州和平军师长周春江、日本驻华中侵略军总司令松井石根和他的中国籍姨太太钟菊英，以及苏州市市长池松柏等人的迎接。
“热烈欢迎汪委员长夫妇一行来苏州巡视和指导工作！”任援道高声喊着，与松井肩并肩地大步迎了上去。
“衷心欢迎您，中国人民的杰出领袖，日本人民的忠诚朋友！”松井满面笑容与汪精卫拥抱在一起，两人的脸颊相互摩擦着，亲热得只差没有接吻。
被称为“中国通”的松井，六十三岁生涯的大半辈子在中国度过。他陆军大学毕业后，先当了两年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以后历任奉天特务机关长、驻海参崴日军和关东军参谋、驻沈阳日军第三十五旅团长、驻华使馆武官、驻台湾日军总司令，并同时擢升为大将；卢沟桥事变以后，任驻上海日军总司令在畑俊六之先，任驻华中日军总司令在畑俊六之后。
他脸上粗野的线条，显出阴沉的，使人望而生畏的神情。在他那双黑溜溜的眼睛里，蕴藏着残忍的、猛兽一般的表情，同时也燃烧着藐视一切的火花，再加上那浓密而又如同钢针般的短头发，以及好久没有修理过的仁丹胡，他给人留下的那种猛兽般的印象就更加完整了。
正是他，曾经指挥日军侵占了南京，也正是他，曾经纵兵在南京实行惨绝人寰的大屠杀！现在，汪精卫居然与这个双手沾满了中国人民鲜血的法西斯分子，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我能够结识松井将军阁下，并成为好朋友，感到荣幸！”汪精卫感情真挚地说。“我能够成为您这位杰出人物的好朋友，更是三生有幸！”松井也说得情真意切。
曲丽容和钟菊英热情地迎向徐珍，各挽着她的一只胳膊，兴高采烈地互致问候。
接着，由前后各十辆武装摩托开道和压阵，迎接者和汪精卫一行，乘坐松井提供的几辆轿车，去日本驻华中侵略军总司令部接待处下榻。
下午三点，任援道和曲丽容准备陪同汪精卫等人去游览苏州的园林，汪精卫说先去看看寒山寺，游览园林改为明天，大家只好服从。
寒山寺坐落在苏州城西十华里的枫桥镇，始建于南朝梁时，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它原名妙利普明塔院，相传唐代贞观年间，当时的高僧寒山和拾得由天台山来这里居住，因寒山比拾得年纪大，他死后拾得将寺名改为寒山寺。后人在寺中塑有寒山、拾得像，当地群众说的和合二仙，就是指他们两人。寒山寺面积不大，前临枫溪，枫桥是横跨在溪上的一座石砌拱桥。自从唐代诗人张继的《枫桥夜泊》：“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问世，诗韵钟声，千古传诵，寒山寺因此扬名，成了苏州著名胜地。
张继这首传于众口的名诗，被后人刻了四块《枫桥夜泊》诗碑，至今还保留三块。其中最早的一块是明代苏州书法家文征明写刻的，但到了清代末年，碑上的字迹已漫漶不清，于是，由经学家俞樾写刻了一块，一九三六年，苏州名画家吴湖帆出钱，请诗人张溥泉又写刻了一块。张溥泉也名张继。请现代诗人张继写唐代诗人张继的诗，给唐诗又增添了一段佳话。
现在，汪精卫一行正在观赏三块诗碑。徐珍是第一次来寒山寺，也是第一次读到《枫桥夜泊》，提出两个问题请汪精卫解释：“霜，落在地上，怎么能够满天呢？江枫渔火，怎么能够对着愁闷睡觉呢？”
汪精卫精通诗词歌赋，笑着说：“让我将这首诗解释给你听。‘月落乌啼霜满天’，说明季节气候。霜，自然不可能满天，这里只能说明气候相当严寒。‘霜满天’，是说天气极冷的形象语。因为严寒，乌鸦无法睡眠，所以还在啼唤。半夜里已经月落，想必是在冬天的上弦。”
“解释得好，解释得非常生动形象。”林柏生、任援道和陈春圃等人连声称赞。
汪精卫高兴地继续解释说：“旅客在船中夜宿，一定没有安宿在家里好，必然睡得不舒服，不愉快，而是充满羁旅之愁闷。从诗的意境中可以想象，这一夜的睡眠无人做伴，只有江上的枫桥和渔火与旅人相伴。‘江枫渔火对愁眠’，并不难理解，只是诗人把‘江枫’和‘渔火’二词拟人化了。‘对愁眠’，就是旅客伴着愁闷睡眠之意。”
“分析精辟，委座分析精辟，佩服佩服！”林柏生等人又再次叫好。“第三句‘姑苏城外寒山寺’，第四句‘夜半钟声到客船’还要解释吗？”汪精卫微笑着问徐珍。“第三、第四句好懂，不用解释了。”徐珍说，“诗里说到的这口古钟如今还在吗？先生！”“不在了，它历经沧桑早已失传了。”汪精卫以丰富的历史知识告诉徐珍，“明嘉靖年间又造了一口巨钟，并专造钟楼悬挂，不幸此钟于明末被倭寇劫走流入日本，至今下落不明。后来日本一位叫山田的和尚来寒山寺寄居多年，返回日本后发誓要找到这口大钟，可是历经艰辛而不得其踪迹。于是，山田和尚出面募捐，铸造青铜钟一口，由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写了铭文，于光绪三十二年（一九〇六年），也就是日本明治三十八年送来寒山寺，挂在大雄宝殿右侧，等会大家去看看。”他手指不远处的八角钟楼，“挂在钟楼上的是一口大铁钟，那是日本铜钟送来后的第二年铸造的。”
汪精卫说到这里时见二十多个日军士兵由一个少佐军官率领来到寒山寺，其中有的人扛着木杠和携带粗铁丝。他们旁若无人似的直奔大雄宝殿。“这些日本兵来这里干什么？”汪精卫望着随行者们问。“看样子，是来抬什么东西。”陈春圃说，“我去看看。”
陈春圃走到距离大殿约百步远时，一阵打骂声从大殿里传来。“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走！我们都去看看。”汪精卫手一挥，大家跟着他走向大殿。
他们走进大殿，见那个日本少佐正拳打脚踢一个年过花甲的老和尚。他已被少佐打得皮青肉肿，身上的袈裟也被撕破了好几处。从大殿里的场面看，老和尚和八个中年和尚刚才在诵经。
“住手！”汪精卫用日语大喝一声，“你是日军哪个部队的？为什么打人？”
“皇军第十七混成旅团的少佐望月义正！你是什么人？胆敢干涉皇军的行动？”望月不认识汪精卫，神气地挥动着手枪，用日语回答。但是，他见汪精卫衣着不凡和仪表堂堂，又见桂连轩也把手枪对准他，加之随来的士兵又都没有带武器，故不敢开枪。
“别耀武扬威的，把手枪放下！”汪精卫很生气，手指被打的老和尚，“你为什么打他？”
望月的手枪仍然举着，但语气温和了一些，说道：“我们受混成旅团部的派遣，要把寺里的铜钟和铁钟抬到兵工厂去，造枪炮子弹打蒋介石！他不准，阻拦我们，该打！如果他再阻拦，我就毙了他！”
“你敢！你若毙了他，我就毙了你！”汪精卫肃然地说，“寺里的铜钟和铁钟是古迹，不能抬走，老法师做得对！”
“你到底是什么人？胆敢出此狂言！”望月用手枪对准汪精卫，鄙夷地问。
“我是汪精卫！”汪精卫眼明手快，在望月毫无防备中缴了他的手枪，“你竟如此无理！”他给望月几记耳光，“你回去可以向你们的旅团长告状，就说南京政府的汪主席打了你！”
少佐听说站在他面前的就是大名鼎鼎的汪精卫，吓了一大跳，他用手摸着被打得麻辣火烧的脸皮，过了好一阵，才对汪精卫行个军礼，扫兴地说：“只怪我有眼无珠，请汪主席原谅！”说罢，狼狈地带着士兵们走了。
被打的老和尚和他的弟子们，出于对汪精卫保住铜钟和铁钟的感谢，一齐双手合十做揖说：“阿弥陀佛！善哉善哉，愿菩萨保佑汪主席长生不老。”
汪精卫叛国投敌，罪恶累累，但却在寒山寺做了这件至今鲜为人知的好事。
汪精卫处事持重，从不在群众中轻易暴露自己的身份。这回在苏州，想到这里是日军与和平军统治的地方，任援道又布置了警戒，安全有绝对保障，加之又想以权势压压望月的嚣张气焰，才道出了自己的真名真姓。
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绝大多数的苏州人是爱国的，他的身份在寒山寺一公开，却给他带来几乎丧命的危险。
寒山寺一位年近五十俗名刘祥生法名能丰的和尚，是太湖东岸的光福人。近两年来，太湖地区出现了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他的弟弟和妹丈都参加了游击队打日本鬼子，于今年二月和四月先后被和平军抓去杀害了。能丰和尚虽然脱俗绝世，但对自己亲人的惨死、和平军的残暴绝不会无动于衷，总是怀念自己的亲人，痛恨汪精卫集团。
现在，他决定向弟弟生前的好朋友，现为新四军第一支队驻枫桥镇的秘密联络组组长张海武，密告汪精卫一行来苏州的情况，请他们为他报仇。出家人信奉佛教，以断除烦恼得到成佛为最终目的，不能介入世事，也不准杀生，但这个仇又不能不报。于是，晚饭后，他独自一人来到大殿内，焚香烧纸，跪在释迦牟尼佛像前默默祷告，以求得这个佛教创始者的谅解，然后背着老法师和师兄师弟与张海武见面。
张海武听了能丰和尚的密报，感到他这个秘密联络组只有他和常仪成两个人，势单力薄，难于达到除掉汪精卫的目的。想到常仪成与军统上海区驻苏州秘密行动组组长霍含山是表叔侄关系，就由他将情况透露给霍含山，双方合作除掉第一号汉奸头目。可是，霍含山他们认为这件事若能够成功，可以从军统获得一大笔奖赏金，以上级没有布置行刺汪精卫的任务为由答复常仪成，想独吞胜利果实。常仪成走后，霍含山想到近一年多来，军统的确没有布置暗杀汪精卫的任务，感到事关重大，就发密电给陈恭澍请示。陈恭澍也拿不定主意，马上密电请示戴笠。戴笠经请示蒋介石之后，才给陈恭澍回电报，要陈恭澍带人去苏州直接指挥行动，既要干掉汪精卫，又不要让人怀疑是军统干的。行刺成功，奖赏金为四千块银元。
陈恭澍带领三个特务和一笔现款，于七日凌晨五点抵达苏州。第一步，他们以重金收买过去与苏州行动组有往来的无业游民和流氓地痞，谁能侦察到汪精卫的确切住址，奖赏两千元法币，跟踪的租车费用一概报销。钱，总是具有特殊的诱惑力。七日上午十一点左右，过去给几户有钱人家当过保镖，现在因患肺结核病失业在家的吕民良，就在有“苏州园林之冠”的拙政园，发现了汪精卫等人的行踪。大概是汪精卫以为沦陷近四年的苏州已牢牢控制在他手里，除带了一个排的和平军士兵做随身保卫工作以外，并没有禁止其他人来拙政园游览。吕民良在金钱驱使下，立即喊来一辆出租汽车，躲在适当的地方，等汪精卫一行驱车离开拙政园时，悄悄从后面跟上去，终于发现了汪精卫一行的住址。
汪精卫他们的下榻处名为“德园”，是一座有砖砌围墙，墙上有四座瞭望哨所的小花园洋房。德园主人是苏州一位金融资本家，苏州沦陷前夕，他带着一家老小去了香港，这里被日军占用。开初，松井在这里住了一段时间，后来，他发现有更为理想的住所，才把它改为接待处。
吕民良向陈恭澍汇报之后，两千元钱到了手，又对下一步的行动方案主动献策。原来，他曾经是德园主人的亲信保镖，知道德园北面有条地道，出口在距离德园半里的地方，那里是德园主人开设的茶叶店。如今，这茶叶店的经理仍旧是德园主人的亲戚，他与吕民良很相熟。地道的进口，在德园主人卧室的夹层木板墙壁下面。夹壁上有张小门，做的十分精巧，不知内情者很难发现它的奥妙。吕民良分析，德园主人的卧室，不仅陈设着各种高级家具，地板上铺着高级毛料地毯，而且光线充足，环境幽静，肯定汪精卫夫妇会住在这里。德园的地道，除了德园主人信得过的少数几个人以外，再没有人知道。若从地道进入德园，出进都可以避开日军的重重岗哨，十分安全。由于吕民良的献策和愿意带路，他又从陈恭澍手里获得三千元钱的报酬。
游览名胜古迹，是美好的享受，但也十分辛苦。汪精卫等人在素有“关中第一名胜”的虎丘和拙政园、留园、网师园、西园游览了一天，一个个疲惫不堪。正如吕民良分析的，汪精卫住在德园主人过去使用的卧室里。晚上十点，他和徐珍就上床睡觉了。
汪精卫上床刚好一个半小时，吕民良和霍含山等四个特务携带无声手枪、匕首和手电筒来到了茶叶店。店里的经理是爱国的，听说从店里的地道口进入德园谋杀汪精卫，欣然同意，只要求他们达到目的后，把地道进口处的水泥板和夹壁上的门按原样弄好，不让日军发现破绽。
八日凌晨一点，吕民良等人掀开地道出口处的水泥板进入地道。他们匍匐爬行约四十分钟，就登上几级石蹬，往上掀开一块水泥板，进入夹层墙壁中，再轻轻往上推开夹壁上的小门来到卧室。他们静静谛听了一会，不见有任何动静，估计汪精卫夫妇已进入梦乡，就扭亮手电筒准备开枪。可是，床上不见汪精卫的踪影！
他们还来不及分析原因，卧室里的电灯突然亮了，从床后蹿出八个日本兵和桂连轩来，一齐用手枪对准他们。桂连轩喊道：“不许动！谁动就打死谁！”
吕民良一阵震惊，想跨过夹壁上的小门逃跑，但刚跨过左脚，就被一枪击中，一头栽在夹壁中，只剩右脚伸在卧室里。霍含山等四人早已吓破了胆，只得老老实实缴出手枪和匕首投降。
汪精卫能够活下来继续祸国殃民，责任在于陈恭澍酒后失言。
前年七月二十日下午，原军统特务姜国保秘密投靠特工总部，不久被军统发现，由于他表哥陈恭澍竭力包庇，戴笠不仅没有处死他，还派他继续投靠特工总部谋杀汪精卫，结果，被土肥原特务机关和影佐特务机关侦破。在决定枪毙他之前，汪精卫却宽宏大量原谅了他，还给他一千元钱，让他带着岳母和妻子喻春兰来到苏州。尔后夫妻俩改名换姓，由德园茶叶店经理推荐，都当了苏州养育路中心小学的教师。直到一年以后，陈恭澍才从舅父，也就是姜国保的父亲嘴里得知姜国保的下落。作为姜国保的表兄，他见戴笠早已忘记刊在《中华日报》那篇题为《伟大的胸怀》的文章，再没有提及过姜国保的事，又见姜国保夫妇已改名换姓到了苏州，不再为他们的安全操心了。这回，陈恭澍来苏州，见谋杀汪精卫的事已十拿九稳，就于七日晚上七点，乘行动组的小轿车去养育路看望姜国保夫妇。他见姜国保十分惊慌，笑着说：“国保你别误会，我若干出谋害你的事，对不起我的父母，也对不起你的父母！近两年不见了，我出差来苏州，顺便来看看你夫妇俩。”
姜国保想到那次由于陈恭澍对他的庇护才免于死在戴笠手下的事，自然对他的话绝对相信，就吩咐喻春兰去准备酒菜款待陈恭澍。待陈恭澍喝到半醉时，姜国保试探地问他来苏州干什么。陈恭澍含糊其辞地说：“既是执行老任务，也是执行新任务。”但是，他到了醉得一塌糊涂时，就吐露了真情：“表哥我，会立大功！我，这回来，要杀你的救命恩人，汪精卫！你，你不会反对吧？”
“不反对！表哥为国除奸，为民除害，是顶天立地的英雄行为！表弟我绝不反对！”姜国保大吃一惊。他顿了一会，若有所思地说，“只是汪精卫这样的人物来苏州，一定住在戒备森严的地方，只怕难于成功！”
“难于成功？国保你，有所不知。”陈恭澍舌头受过多的酒精的刺激已变得麻木，吐词含糊，但姜国保还是听清楚了，“他，住在德园。从地道里进去，马到成功！”
晚上九点二十分，霍含山随轿车来姜国保家，把陈恭澍接走之后，姜国保感到对汪精卫的恩情不能忘，与妻子商量一会，带了一笔钱和一只手电筒，喊了辆出租汽车，行驶约半个小时，在距离一座乱葬坟山半里远的地方下了车。
然后，他在坟山南面杂草丛生处找到地道口，从第二条地道进入德园。
原来，姜国保也曾经在德园当过保镖。八年前的一个冬夜，当地一股势力较大的土匪，先抢了德园茶叶店的现款，再包围了德园，叫喊要德园主人开门送一千两黄金给他们，否则要杀掉他全家人。德园主人从电话里知道茶叶店被抢，担心那里还有土匪，就带着全家人和两箱金银细软，由姜国保护送从第二条地道逃跑。从此，他认为这条地道最保险，对以后的保镖都保密。因此，吕民良不知道德园还有第二条地道。
姜国保进入卧室时，已是晚上十一点十五分。他见汪精卫夫妇睡得很熟，就扭亮了卧室的电灯，连喊两遍：“汪主席！我是姜国保，救您来了！”徐珍先醒来，她不认识姜国保，见一个满身污泥的人站在床前，吓得魂不附体，惊叫道：“你是人还是鬼？你要干什么？”这才把汪精卫惊醒。他一时也没有认出姜国保，吓得缩作一团，也惊叫着：“你是什么人？要干什么？”
“汪主席，我是姜国保，救您来了。”姜国保又重复一句。
“噢！你是姜国保，你是怎么进来的？你不要忘恩负义！”汪精卫浑身颤抖着。
“正因为我不忘恩负义，才冒着危险从地道里爬进来救您哩！”姜国保恳切地说，“汪主席您看，这是地道口的门。”
汪精卫夫妇这才知道房间里有地道。他们惊魂稍定，边穿衣服起床，边听取姜国保扼要介绍今晚军统准备谋杀汪精卫的情况。当然，他回避了陈恭澍，谎说他与霍含山是好友，两人在吃喝中，从霍含山的酒后失言中得知的情报。
汪精卫和徐珍听完姜国保的报告，惶恐不安地离开卧室。汪精卫先把桂连轩喊醒起来，再由他去通知岗哨班的日本军人。徐珍则一一把林柏生、任援道、陈春圃等人喊醒起来了。经过短暂的研究，决定由姜国保和桂连轩将第二条地道口上的水泥板和夹壁上的门按原样弄好，再派桂连轩和八个日本哨兵躲在床后边。于是，演出了那瓮中捉鳖的一幕。
霍含山等四个特务在接受陈春圃、桂连轩的审讯时，出于对皮鞭的威胁，一一招供不讳。汪精卫看了审讯记录之后，紧紧地握着姜国保的手，激动地说：“姜先生，我的好兄弟！衷心感谢你，衷心感谢你！”
“报汪主席的救命之恩，理所当然，理所当然！”姜国保也激动不已。按照汪精卫的吩咐，桂连轩和四个日本兵驱车去军统秘密行动组逮捕陈恭澍。但是，却扑了空。
陈恭澍睡到深夜零点四十五分酒醒了，一骨碌从床上爬起来，点着支香烟吸着，静静地等待着霍含山他们提着汪精卫的脑袋来见他，却迎来了喻春兰。她按照丈夫的吩咐，谎说茶叶店经理见军统特务从地道去德园行刺汪精卫的事被败露，担心受到牵连，躲到她家里来了，要陈恭澍赶快离开苏州。陈恭澍一听大吃一惊，马上带着随来的三个特务转移了地方，第二天清早驱车返回上海。
喻春兰告别了陈恭澍，又急速蹬单车赶到茶叶店。等到桂连轩和日本兵去那里抓人时，茶叶店经理已经逃跑近一个小时了。
汪精卫不敢在苏州久留，八日上午带着随从们和姜国保一家三口，押着四个俘虏，乘坐专用列车返回南京。从此，姜国保成了汪精卫的心腹，当了他的副卫队长。
半个月以后，陈恭澍获悉姜国保受到汪精卫的重用，明白了一切，懊悔不已。当年的郑板桥老先生，为贪吃桃花狗肉和阳春美酒，糊里糊涂为恶人作画题跋，落得朋友耻笑，丢了名声，痛苦万分，挥笔写了四句反省诗：“贪杯辱身，理当受责；停画三天，戒酒三春。”陈恭澍把这四句诗改动几个字，作为座右铭贴在卧室里。“贪杯误事，理当自制；思过三天，戒酒终身。”但他言行不一，不几天去朋友家见到佳肴美酒，又贪起杯来，并因贪吃贪喝而遭到南京政府的逮捕，致使整个军统上海区彻底瓦解。不过，那是半年以后的事了。
回头再说汪精卫回到南京之后的情况。
现实生活中种种不顺心的事，仿佛与汪精卫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回到颐和路官邸，哈欠连连，正想安静地睡一觉，弥补昨晚的睡眠不足，刚从香港回南京的丁默邨报丧似的来到他身边。
“报告委座和二夫人！据可靠消息，何应钦与日本陆军相东条英机就中日停战问题在澳门海滨旅馆举行秘密会谈，对我们极为不利！”丁默邨脸色忧郁，说话感到心紧气满。
“真的是可靠消息？”汪精卫诚惶诚恐。
“真的！”丁默邨从深棕色皮料提包里拿出两张分别扩大为八寸或四寸的照片递给汪精卫，“这是《日华停战基本条件书》，与何应钦和东条同桌进餐的两张照片，请委座和二夫人过目。”
《日华停战基本条件书》条文虽然简单，但内容复杂，要求苛刻。重庆政府要求取消南京政府，由日方将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陈璧君、梅思平、罗君强、王克敏、王揖唐、梁鸿志、丁默邨和李土群等十二名主要汉奸头目逮捕，押送重庆政府，依法惩处。日本政府要求重庆政府公开承认伪满洲国，同意日本在华北和长江中下游地区有经济利用和开发优先权，并在上述地区享有驻兵权，以及赔偿日本的损失。
何应钦与东条同桌共餐的照片上的，是两人满面笑容正在碰杯，不知是在庆祝《条件书》的签订，还是在庆祝重庆与东京重归于好。
汪精卫怀着说不出的憎恶心情，久久地盯住两张照片。慢慢地，照片上的字迹和人像便在眼前模糊一片，化成洪水猛兽，不禁涌起一阵恐惧。恐惧过去，他又急又气，急得心如火焚，六神无主，气得肝胆俱裂，七窍冒烟。急过气过，恐惧又袭上心头，仿佛太阳从西边出，月亮从东边落，整个宇宙运转规律颠倒了，自己的身躯正被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痛苦地扭向逆转，又似乎岁月回复到了延续约八千万年的古生代寒武纪，整个陆地都在往下沉，自己正被海水淹没。无情的海水从他的肚脐眼淹到胸部，又继续往上漫。忽然，好像被人紧卡了一会脖子似的，不禁腹部猛地一缩，倒吸了一口冷气，这才把可怕的思维拉回到了现实。
“这两张照片你是怎么弄到手的？丁先生！”汪精卫更加忐忑不安。由于主观愿望所致，又促使徐珍紧接着问了一句：“该不是伪造的吧？”
“绝对不会。”丁默邨想到被惩办的人员中有自己的名字，如同利刃洞穿了他的肺腑。他说特工总部驻香港特区澳门分区的侦察员廖卓义，与海滨旅馆的堂倌于清源是广东同乡，又是初中时代的要好同学，故分区于一年前以每月四千元港币的报酬，聘请于清源为秘密侦察协理员。五月三日午餐时，于清源抓住为双方会谈人员端茶的机会用装在胸前纽扣上的微型照相机，拍下了何应钦和东条碰杯的照片。五日下午，双方在《条约书》上签字时，他又利用为他们泡茶的机会拍下了《条件书》。丁默邨得知这一情况之后，于六日上午去海滨旅馆与于清源秘密面晤，向他要来了两张照片的底片，给了他三万元港币的奖赏金。
“混蛋！”汪精卫听了丁默邨的汇报，无头无尾地痛骂了一句，不知是骂蒋介石，还是骂近卫文麿。他骂得咬牙切齿，可见他的牢骚之甚，痛苦之深，仇恨之大。“伪君子！”他又骂了一句。这回丁默邨和徐珍都听懂了，他在骂近卫两面三刀。
徐珍感到问题严重，对丈夫说：“不妨先生亲自出访去东京，三头六面向近卫首相说清楚，他究竟支持谁在中国主政？”“只有委座亲自赴东京，才能力挽狂澜。”丁默邨附和着说。
“行！我去。”汪精卫胸脯一挺，牙齿一咬，“成与败，荣与辱，生与死，就看这一回！双方心平气交谈也好，拍桌打椅对骂也好，就看这一回！”他越说越愤慨，右手连做了几个舀水般的动作，“我去，公博也去，佛海也去，柏生也去，思平也去，默邨你也去，与其长期吃怄气饭，不如痛痛快快大闹一场散伙！”
一个小时以后，外交部长徐良与日本外务相松冈洋右通了电话，说有紧急要事与近卫磋商，汪精卫将率政府高级代表团秘密访问日本。
第二天上午八点，汪精卫率领他指定的人员和徐珍、桂连轩、姜国保等人，乘坐“海鶼号”客机从南京明孝陵机场起飞，经广州赴东京。
下午四点，汪精卫一行在东京追浜海军机场受到近卫、平沼、松冈、东条、海军相及川估次郎、大藏相河田烈等人的迎接，并检阅了三军仪仗队。因为汪精卫一行是秘密来访，除了外务省新闻局派人带照相机留下这一历史镜头外，没有一个新闻记者参加。
近卫见南京政府的三巨头都来了，想必事情一定是相当紧急重要，就速战速决，安排在晚上七点双方在首相府举行了会谈。随同汪精卫来东京的，除了他的正副卫队长都参加会谈，外加驻日本大使褚民谊。日本方面参加会谈的，是在机场迎接汪精卫的那些人。
近卫先说了几句表示欢迎的话，就微笑着对汪精卫说：“下面请汪主席阁下等中国朋友先说说情况，究竟是哪方面的紧急要事，然后贵我双方共商对策，使其获得妥善解决。”
他说完，房间里出现面临严重局势的那种肃穆气氛，主人们一个个屏息静气，等待着客人们说出他们十分关心的重大问题。
按照汪精卫的事先安排，陈公博首先发言。他说了几句表示感谢的话之后，加重语气说：“因为贵我双方交往已久，不妨直截了当地把问题提出来！我们说的紧急要事，就是贵国政府是否真的要解散南京国民政府？是否真的要把包括汪委员长在内的十二位南京政府首脑和主要部长逮捕押送重庆法办？”他见在座的日本人一个个面面相觑，干脆说：“如果我们刚才的提问是肯定的，那么，贵国政府准备逮捕的十二个人已来了六人，已自己送上门来了，请马上动手逮捕我们！”
近卫等人都为南京的情报工作如此厉害而暗暗吃惊。但是，他们先是装得浑然不知，然后一齐矢口否定，都说根本没有这回事。
“根本没有这回事？”陈公博冷笑一声，“东条陆军相阁下与重庆的军政部长何应钦在澳门的秘密会谈，结束才三天，贵国政府诸位首脑该不会如此健忘吧！”
“咦！原来如此。”近卫不愧为日本首相，具有随机应变的本领，他淡淡地说，“陈院长阁下说的所谓澳门秘密会谈，其真相是这样的。几天前，东条君因公外出路过澳门，在一个偶然的机会，见到在澳门休养的何应钦先生，仅就日华停战进行非官方性的交谈，由于双方的意见很不一致，根本谈不到一块，更说不上达成什么协议。”他判断，即使南京政府了解一点澳门会谈的内幕，也一定是一鳞半爪的东西。
“难道真的没有达成协议？”汪精卫心里很窝火，但语气是平静的。
“真的！”东条说，“我是当事人，情况确实如此。”
丁默邨从汪精卫瞟过来的眼光中明白了他的意思，从提袋里掏出两张照片递给近卫，然后把老底揭出来：“东条陆军相阁下于五月二日下午抵达澳门，住在海宾旅馆二二四号房间，第二天与何应钦举行秘密会谈。当天陆军相阁下与何应钦共进午餐时，我们的特工人员拍下了两人碰杯的照片。五日下午，陆军相阁下与何应钦在《日华停战基本条件书》上签字时，我们的特工人员又把《条件书》拍了下来。”他以不容回驳的口气又补充一句：“像这样的照片，本领再大，也无法捏造得出来呢！”
在座的日本人好像小偷刚把窃物拿到手，就被物主当场抓获那样尴尬，那样狼狈，一个个惊慌失措，不知如何是好。
“这终究没有成为事实嘛！”近卫无法否定，只好进行狡辩，“《条件书》最后不是有‘双方都认为对方的条件过高，有待于举行更高级的会谈，以求得意见一致’一段话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双方的意见能求得一致吗？根本不可能！”他进一步安慰说，“南京国民政府是帝国一手扶植起来的，若我们同意解散它，不等于帝国向重庆当局投降吗？在座诸位为了日华和平，曾经冒过种种危险，尤其是汪主席阁下，有好几次虎口余生，我们能忍心干那种缺德的事吗？若我们将诸位逮捕送交重庆，岂不是等于向全世界宣布，帝国进行五年的中国事变彻底失败吗？帝国还有脸面立于世界之林吗？”
汪精卫认为近卫口是心非，还在继续欺骗他。几年来的许多教训告诉他，这是在日本人面前过于软弱和过于老实招致的恶果。是的，荣与辱之间并没有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自尊向下滑动半步，就变成了自贱。他早就想好了，成与败全在这一回，拿出强硬态度对付日本政府，也许能够挽回败局。
“请贵国政府再不要欺骗我们了！”汪精卫拂然不悦，面红脖子粗。一副准备搏斗的架势，声嘶力竭地叫道，“贵国政府表面上满腔热情支持我们，背后又总是与重庆当局勾勾搭搭！”他满腔愤怒地列举了日本先后派铃木贞一、影佐祯昭、川樾茂与重庆秘密会谈之后，又大声叫喊起来，“贵国政府一次又一次欺骗我们，一次又一次妄图出卖我们，叫我们怎么能够相信首相阁下的话是真的！”
汪精卫在双方的言来语去中，渐渐显出强悍的心机来，这竟使他蕴藏在心中多年的保护意识，一变为自卫意识，进而成了反抗意识。人们不是常说狗急跳墙么！
人，好像被压入一个周而复始的机器，在循环中不断挣扎着，生存着。
“请汪主席阁下息怒！”平沼解释说，“为了早日结束日华战争，谋求解决中国事变的最好途径，帝国曾几次派人与重庆当局联系，而每一次都坚持重庆方面与南京政府合并，坚持由汪主席阁下在中国继续主政！这样做，有利于南京政府的巩固和发展，也有利于日华和平运动的巩固和发展，怎么能说是欺骗和出卖你们呢？”
“是地地道道的欺骗，是地地道道的出卖！”汪精卫已不顾一切了，禁不住拍案而起，“我们这次来，已做了最坏的打算，那就是等待贵国政府逮捕我们！如果你们还有那么一点朋友之情让我们回去，我们一到南京，就宣布南京国民政府解散！”
“既然贵国政府把敌人当成了朋友，把朋友当成了敌人，南京政府也没有继续存在的必要！”陈公博霍地站起身来，但他受理智控制没有拍桌打椅。“请拿手铐来吧，我们俯首就擒！”他脖子一弯，做出接受捆绑的姿势。
“我们还有点自知之明，知道南京政府的存在，已成为贵国政府与重庆当局结束中日战争的障碍！”周佛海也陡然起身，居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跪着生，不如站着死！请动手吧，我愿意死在蒋介石的刀下！”此话出于他的口，实在不相称。
褚民谊、林柏生、梅思平和丁默邨也发着相类似的牢骚，一一愤然站起身来。只有徐珍，不知是想到《条件书》上逮捕的人没有她的名字，为自己不够格而悲观，还是因为自己与近卫有过肚皮之情，不好说什么，只得默默地跟着起身。
他们发泄不满时都高腔高调，声震屋宇，把整个首相府都惊动了。好在是晚上，首相府只有少数几个值夜班的工作人员，没有引起多大的轰动。
他们虽然说得慷慨激昂，但未来的前途悬在一系列的未知数上面，都有一种头晕目眩，胆战心惊的感觉。
“请坐！请中国朋友都坐下来，有话好好说，何必生气呢？”近卫仿佛受条件反射似的，不由得自己也站起身来，打着他习惯的手势。他想起这些宝贝们在日本侵华中的种种效劳，一下子显得亲热起来，“诸位请坐下，有话心平气和地说。”
平沼等人见汪精卫等人不肯坐，又见近卫已经起身，也都跟着站起身来。他们好像被控告的罪人，面对面地站在他们的原告面前一般，场面僵持，气氛紧张。
“我们无法心平气和！”汪精卫已感到刚才那一巴掌有失礼节和身份，不再重复那种粗野的动作，但仍然怒发冲冠，语调僵硬，声音越来越高，“究竟我们哪一点违背贵国政府的意志？究竟我们哪一点对不起贵国政府？我们处处与贵国赤诚合作，天天为中日和平运动奔波，你们却如此对待我们，却如此愚弄我们！”他思前想后，伤心万分，被悲痛和绝望的感情冲开了泪腺的塞口，呜呜咽咽哭将起来。平日那“一国之尊”的庄重，早已抛到九霄云外了！
第一个陪着汪精卫哭的是徐珍。她除了夫妻情分以外，还夹杂着两次被近卫玩弄后，对她的许诺成了欺骗而产生的痛恨。在这种情况下，陈公博等人似乎不哭不足以表示对汪精卫的支持，不足以表示对日本政府的愤慨，也都抽泣几声，掏出手帕来把眼睛擦得通红，但真正流出泪水的只有褚民谊，他毕竟与汪精卫是襟兄襟弟啊！
人生，总是有笑有哭的。只是环境和地位不同，知识和修养不同，笑和哭的比例不一。有的人一生中笑多哭少，有的人笑少哭多，汪精卫这大半辈子虽然不得志，但还是笑多于哭。男儿有泪不轻弹，这就非同小可了。
人非木石，孰能无情。主人们见此情景，想起汪精卫他们的种种可爱之处，也都动了恻隐之心。在近卫的带动下，一个个伸手把客人们扶到原来的座位坐下来。
“汪主席阁下，中国朋友的心情，我们完全可以理解。刚才中国朋友的‘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正好说明贵我之间的兄弟般的情谊！‘人到知己话语粗’嘛！”近卫沉思一会，见会谈无法继续下去，以商量的语气说：“如果中国朋友同意，今晚暂时休会，明天上午再继续进行会谈。恳望中国朋友从日华永久和平的观点出发，充分发表高见。”
“也是从南京政府的巩固和发展的观点出发，双方进一步交换意见。”平沼补充说，“中国朋友经过长途跋涉很辛苦，今晚就早点休息吧！”
“汪主席阁下的意见呢？”近卫问。
“我们要说的都说了，没有继续会谈的必要了！”汪精卫哭则不哭了，但还在赌气，“请首相阁下派车送我们去机场，我们连夜回南京！”“何必呢？何必把问题弄得那么僵呢？主席阁下！”近卫语意恳切，还带有几分负疚。“委座！我们暂时留下来，明天听听日本朋友的意见再说。”陈公博知道汪精卫要面子，不好转弯，为他搭梯下台。东京的夜晚延续到十点，居民的照明用电就停止供应。今晚是阴天，没有星星和月亮，整个东京城仿佛蒙上了一块大黑布，给人一种诡秘感。汪精卫一行回到古河崇舜别墅，见时间刚过九点，都不想睡觉，就一起坐在会议室里休息。从脸上的表情看，他们显得很轻松，有种泼妇骂街之后的痛快。仿佛心中的牢骚是胃中物，倒出来了，胃也空了，纷纷吃着主人招待的，开始不想吃，现在感到特别香甜的水果和点心。大家满足了胃的需要，就围绕今晚的交锋谈起体会来。
“俗话说：‘马善被人骑，人善被人欺。’这句话富有哲理。”陈公博感慨万端，“今晚，我们，特别是委座，对他们放一排连珠炮，我以为他们会受不了，甚至会暴跳如雷。可是，出人意料，他们反而变得和善了。”
“人，的确过于老实不得。”林柏生深有同感，“如果今晚我们与过去一样，总是担心把关系搞坏，说话转弯抹角，模棱两可，很难收到这样的好效果。当然，该软的时候还得软，但是，该硬的时候非硬到底不可！”
“因为我的话言之有理，并非无理取闹！”汪精卫洋洋自得，“从今晚日本朋友所持的克制态度看，他们还是讲道理的。”“说实在话，委座发言时，我倒有几分担心，担心他们……”梅思平顿了一会，本想说“担心他们一脚把我们踢开”，但又感到伤害大家的自尊心，就改为“担心他们一气之下，把事情弄糟。”
“弄糟就弄糟，怕什么！”周佛海很神气，一副无所谓的样子，“昨晚在委座官邸，委座就对我们说过，万一与日本政府闹翻，我们都跟委座亡命法国去。那里有委座的一批老朋友，委座保证我们安居乐业。”他分析说，“其实呀！诸位不必担心。日本要巩固和发展中日和平，要巩固和发展满洲国，少不了我们南京政府！”
“那他们为什么与重庆签订了那么一个《条件书》？”梅思平倒敢于讲老实话，“那我们又为什么急匆匆赶到东京来？”
“这好理解。”汪精卫感到有解释的必要，“他们与重庆搞了个《条件书》，是病急乱用药！我们火速来东京，是规劝他们从此不再与重庆秘密往来，并进一步向他们说明，依靠重庆结束中日战争，等于大旱天向龙王爷求雨！”
接着，他们又研究了一会对明天会谈所持的态度，才离开会客室去各自的临时卧室睡觉。
近卫等人在首相府院内地坪里送汪精卫一行上车之后，又回到刚才双方会谈的房间里交换意见。他们的心情很沉重，也有几分愧疚，又有长辈对晚辈出言不逊的那种豁达大度。
“原来的设想，明天上午召开全体内阁会议，讨论《条件书》，形成一个决议案，提请枢密院通过，再禀呈天皇陛下圣准，然后双方举行更高级的会谈。”近卫茫然不知所措，“现在，汪先生他们一来……唉！诸位看，还有这个必要吗？还需要这么办吗？”
大家都感到很为难。日本迫切希望早日结束侵华战争，好把兵力转入南侵，但结束侵华战争，南京政府无能为力，又非依靠蒋介石政府不可。而蒋介石又坚持把解散南京政府，惩办一批汉奸头目，作为停战的先决条件。当然，若避开政治观点，从理智看问题，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无可非议。可是，要按照蒋介石的意见办事，又着实感到对不起相依为命、心心相印的汪精卫这批老朋友。
南京政府之于日本政府，好比年弱体衰的老叫化，大热天背上一床破棉絮，累得满头大汗，的确是个大负担，丢掉了又想到冬天严寒少不了它，实在舍不得！
“请发言，谁先说？”近卫忧郁的目光在同僚们的脸上扫来扫去。
“我说几句。”平沼说，“日华停战只能依靠武力解决，不能抱希望于蒋介石政府。当然，这就要拖住时间。但是，并不影响帝国南攻。从中国战场上抽调适当的兵力，加上国内的军队，南攻的兵力还是雄厚的。即使从中国战场上抽调三分之一的兵力，由于我们已在占领区普遍建立了维持会，培养了一大批忠于帝国的中国良民，加之华北政务委员会的四个陆军师、南京政府的一百一十万和平军协助，日华战争仍然可以继续下去。”他为了使自己的意见引起近卫等人的重视，又补充说：“昨天下午，我向天皇陛下禀告枢密院的工作情况时，顺便向陛下说了我的看法，陛下表示可以考虑。”
大家听说裕仁天皇表示可以考虑，都表示赞同平沼的意见。于是，近卫宣布《条件书》无效。
这一天，就这么平淡而又特别，无比短暂而又无比漫长地过去了。
第二天上午，汪精卫他们和近卫等人继续举行会谈。由于汪精卫等人头脑已经冷静下来和日方的谅解，气氛和谐多了，也融洽多了。会谈开始，近卫将昨天晚上平沼说的话说了一遍，就将《条件书》付之一炬，然后笑着说：“现在，汪主席阁下和在座诸位中国朋友总该放心了吧！”
汪精卫想到日本政府一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担心他们说的话空口无凭，沉思片刻发言，要求将近卫和平沼关于以武力结束中日战争的一番话写成决议，作为日本政府和南京政府今后的行动准则。近卫和平沼为了稳住南京政府的情绪，表示同意。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由近卫亲自起草，题为《日华关于以武力推翻蒋介石政权的决议案》出笼了。《决议案》否定了日本在秋季前不向蒋介石发起新的进攻的计划，规定南京的一百一十万和平军全部开赴华中地区前线配合日军作战；规定在秋季发动第二次长沙战役，为了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日军于两天前（五月七日）调集第二十一、第三十三、第三十五师团和第九旅团发动的晋南战役，日本再于近三天内增加第三十六、第三十七、第四十一师团和第十六旅团赴晋南作战，规定在进入冬季之前，日军用武力控制广西、广东两省的全部地区，为日军在适当时候进攻香港铺平道路，规定日军一九四二年的总攻目标为中国西南地区，一九四三年为西北地区，从而侵占全中国的领土，让汪精卫取代蒋介石而一统天下。《决议案》由近卫和汪精卫签字后，用日文和中文各打印四十份。
这个《决议案》的出笼，进一步给中国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仅上述两大战役就招致累累白骨。据参加第二次长沙战役的日军第六师团油印的《战地报》记载：“是役击毙中国军队三万六千五百六十八人。”日本出版的《华北治安报》说晋南战役“击毙中国军队四万两千六百七十九人。”七万九千多具尸骨，可以堆积成一座大山！
然而，南京政府的先生们已经利令智昏，不理会这些。当天下午，汪精卫一行怀着胜利的喜悦，携带着《决议案》乘飞机抵达广州，第二天上午飞回南京。
从此，进行了一年零两个月，说不清谁强谁弱，也说不清谁胜谁负的矛盾三角斗争终于结束。
从此，蒋介石只好打消与汪精卫争当和谈对手的愿望。他从获悉的一份份日本军事情报判断，日本即将进攻东南亚诸国，在华日军势必减少，日军的战线势必拉长而顾头不顾尾，这才真正坚定了抗战到底的决心。
从此，汪精卫集团高枕无忧地做着傀儡梦。他们为了报答日本侵略者的恩赐，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外交等各个领域为虎作伥，助纣为虐，祸国殃民，天怒人怨，犯下一系列罄竹难书，骇人听闻的滔天罪行！
本书八至二十四章写于汾水河畔，其他各章写于湘江畔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四日夜完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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