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甲午到辛亥:清王朝的最后时刻-风波险恶张之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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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义和团运动期间,张之洞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山东巡抚袁世凯都坚决反对朝廷支持、利用义和团的政策,而力主剿灭。但他们已无力影响朝政,1900年6月19日,清廷正式决定“向各国开战”,给北京义和团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并命令清军与义和团一同攻打使馆区。得此消息,刘坤一、张之洞认为大祸临头,开始积极筹划以“保境安民”为主旨的“东南互保”。

    就在紧锣密鼓地筹划、运作“东南互保”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事件使张之洞紧张万分,一时竟不知应如何处理是好。

    原来,戊戌政变后康、梁亡命日本,一直积极从事力促慈禧归政光绪的“保皇”活动,此时孙中山正在海外推行革命,双方在反对慈禧集团方面有一定共识。当北方义和团运动进入高潮,清王朝政治顿时一片混乱。康有为、梁启超认为时机已到,决定“武装勤王”,即用武力救护光绪皇帝,使其重新执掌大权。年轻的维新志士唐才常,主动承担这个危险而艰巨的任务。

    1867年出生的唐才常是张之洞创办的武昌两湖书院的学生,因学习成绩优秀,很得张之洞器重。而张在甲午之后痛责李鸿章卖国,则使唐对张之洞钦佩异常。由于思想观点一致,性情相投,又是湖南浏阳同乡,因此唐与谭嗣同更是刎颈之交。维新运动高潮时,谭曾从北京致电已回湖南的唐才常,要他迅速来京,共襄维新之事。就在唐才常满怀希望进京途中经过汉口时,戊戌政变发生、谭嗣同被杀的消息传来。唐才常失声痛哭,准备赴京为谭收葬,后知谭的尸骸已经南运,于是折回家乡,不久辗转到日本。在日本,他不仅积极参加康有为、梁启超的各种“保皇”活动,还经人介绍结识了孙中山及一大批中国留学生。

    1899年深秋,他与一批留学生回国,为发动武装起义做准备,临行前梁启超、孙中山都来为他饯行。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后,立即组织了“正气会”;1900年春,当义和团在北方兴起时他将“正气会”改名为“自立会”,并组织自立军。他的活动重点,从鼓动士林的“正气”、依靠读书人转为侧重运动会党,开始联络和组织秘密会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发动武装暴动。当八国联军开始入侵、慈禧向各国宣战时,唐才常以挽救时局、保种救国为名在上海召开“国会”,选举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同时,他加紧购置军火,组织力量,自立军迅速发展到2万人,分为七军;另联络了湖北、湖南、安徽和江西的会党领袖,共十万余人,准备在安徽大通、安庆,湖北汉口和湖南常德同时起义;康、梁则在海外负责筹款。其宗旨,还是“武装勤王”,使光绪皇帝归位。

    在唐才常的计划中,起义定在8月9日,以汉口为中心,其余几处同时响应。然而,由于康、梁海外筹款未到,武器严重不足,故决定推迟起义。但此时安徽大通方面消息已经走漏,引起清军警觉,而且安徽方面未得到起义推迟的决定,所以按计划于9日起义。几天后,安徽自立军孤军奋战,被镇压下去。安徽自立军起义消息传出后,武汉方面经过一番准备,认为虽然海外武器、军费仍未到达,但整个自立军已完全暴露,再加北京已在8月14日被八国联军攻陷,慈禧挟光绪皇帝西逃,形势已在弦之箭,不得不发,决定8月23日在武汉发难,然后进军西安,救出光绪皇帝。

    唐才常将起义活动、指挥中心设在汉口,有多种因素。首先,武汉是九省通衢,交通发达,进退方便。第二,他联络的会党,也以两湖地区为多。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则是唐与一些回国的留日学生对张之洞抱有希望,企望能够拥张宣布两湖独立。据说,自立会成员留日士官生傅慈祥等八人曾组成回国请愿团,先后在南京和武昌秘密见到“东南互保”的核心人物两江总督刘坤一和湖广总督张之洞,劝他们干脆将“自保”改为独立。结果遭到刘坤一严斥,但张之洞却未置可否。本来他们就对以“开明”著称的张之洞抱有好感,这使他们对张印象更佳。直到最后时刻,唐才常都未放弃对张的希望,还通过一位在武昌的日本人劝说张之洞趁北方局面大乱而宣布独立,张仍未表示反对,给唐造成张“似非全无好意者”的印象。

    几个月来,唐才常的自立军在以两湖为中心的长江中下游发展迅速,而且汉口是自立军总机关所在地,也是自立军起义的指挥中心。这些活动都是在镇守武昌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眼皮底下进行的,由他指挥的湖北“新军”中还有些士兵和下级军官秘密参加了自立军。对此,张之洞早有所闻,但他一直没有采取镇压行动,只是多招了2000兵丁,设置了特殊的江河巡逻,加强对自立军的防范。其实,正因为张之洞的容忍甚至可说某种程度的放纵,自立军才可能短短时间迅猛发展。

    在此局势大乱之际,老谋深算的张之洞深知任何事情都不可轻举妄动,对自立军,他也采取了静观局势发展,相机行事。在慈禧、光绪最终谁能掌权的局势未明朗以前,他采取了“明”“暗”两种手法。在明面上,他大张旗鼓地宣扬拥护慈禧;暗地里,他又容忍了自立军明目张胆地反慈禧活动。何况,自立军标榜的是“助外人攻团匪以救上”,也就是协助列强攻打义和团、从慈禧手中救出光绪,不以洋人为敌不会破坏张最重视的“东南互保”;另外如果八国联军乘胜追击,光绪很可能重新掌权,自立军的“救上”很可能成功。因此,他只能静观时变,不能贸然行动。

    局势很明朗:8月15日,慈禧太后挟光绪帝仓皇出逃,但联军并未派兵追缉太后,途中慈禧还不断发布命令。张之洞明白,清王朝的大权将仍在慈禧手中。从8月18日起,大批会党成员潜入武汉,准备23日起义。在这千钧一发的关键时刻,张之洞终于做出最后的抉择,赶在自立军起义之前于22日清晨突然行动,将唐才常、林圭、傅慈祥等起义领袖20多人一网打尽,并在当晚就将这20多人斩杀!之所以要如此迅速斩杀唐才常等人,只因要杀人灭口,不能让朝廷知道自立军曾经与他有过联系,他对自立军曾经采取静观甚至纵容的态度。事后,在上报朝廷的奏折中,除唐才常因是主犯不能不具名上报外,对其余人张之洞却故意含糊其词、隐匿不报,因为这些被杀者中许多是他创办的两湖书院的学生。若朝廷细究,肯定于己不利。湖北、湖南和安徽三省因自立军先后被杀者总数上千。

    “自立军”事件标志维新派也趋于激烈,而温和的维新派都开始“武装勤王”,更表明社会氛围渐趋激烈的变化。镇压自立军、杀害对己深抱好感与希望的学生,是张之洞审时度势、权衡利害之后的冷静而冷酷的决断。他确是当时体制内最为开明的大臣,唯其如此,当他都以如此残酷的手段对待一心“勤王”“救上”的自立军时,表明清王朝的自我改革的决心与能力其实非常有限。这种种变化,都为后来的“革命”提供了一个阶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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