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一番探听，他得知此谕确得慈禧首肯，才开始积极行动。不过，正当他满怀希望时，又从几个渠道得到慈禧强调新政不得偏重西法，又使他大惑不解，在给友人的信函、电报中，他提出：如果“变法不重西，所变何事”？强调新政“非多改旧章、多仿西法不可”，“若不言西法”中国将“日日受制受辱不成为国矣”。所以，他又要心腹探明：“究竟此事慈意如何？”后来，心腹复电劝他可以实际行新政，但“不必拘定西学名目”，因为慈禧等人对“西学名目”深为反感，否则将“授人攻击之柄”。对此，张之洞在复电中大发感叹：“不觉废然长叹：若果如此，变法二字尚未对题，仍是无用，中国终归澌灭矣！盖变法二字，为环球各国所愿助、天下志士所愿闻者，皆指变中国旧法从西法也，非泛泛改章整顿之谓也。”他的结论是：“欲救中国残局，惟有变西法一策。精华谈何容易，正当先从皮毛学起，一切迂谈陈话全行扫除。”
有此信息，张之洞的行为更加慎重。他在与其他大员的信中坦承自己的策略，在观念上必须认识到变革只能“以仿西法为主”“非变西法”“必变西法”，但在措辞上则在“采西法补中法”“浑化中西之见”这两句上大做文章，因为“新政上谕”中也说要“取外国之长，补中国之短”，“参酌中西政要”。他进一步提出，不妨准备两个奏折，一折提出一些比较彻底的以学“西法”为主旨的具体措施，而另一折的主要内容则是变革以中国旧法略加整顿、稍为变通即可，以备前折被朝廷否定之用。但是，他还是强调，应冒风险努力说服朝廷接受第一折：“窃谓当此危如累卵之国势、千载一时之事机，似宜先以第一义陈之上前，如不采纳，再及第二义，聊尽臣子之心而已。”因为：“若仅整顿中法，以屡败之国威，积弱之人才，岂能除二千余年养成之积弊？以此而望自强久存，必无之事也。”
权重一时的张之洞都如此谨小慎微，其他总督、巡抚也更如此。的确，这些久经宦场风波的大员们面对朝政如此剧烈的改变，都不敢轻易表态，更不敢轻举妄动，稍有差池，不仅会丢乌纱帽，很可能有身家性命之险。面对这种情况，张之洞提出东南各省督抚要互相商量，互通声气，复奏基调一致，共担责任。此议一出，得到东南各省督抚热烈响应，而山东巡抚袁世凯、两江总督刘坤一早就有此意见，早就先后致电张之洞要他先拟就大纲供各省参考，自然对此更加积极。一时间，东南、西南各省再加山东、陕西、山西等三省巡抚共近二十位地方大员间函电飞驰，你来我往，商量大纲，斟酌字句，热闹非凡。此时，早已超过了“新政上谕”要求两个月复奏的期限，亦可见各大员的确小心谨慎。
此事正在紧锣密鼓之际，袁世凯突然得到消息，朝廷并不同意各省督抚联衔会奏，强调要单衔上奏。经过一番考虑商量，张之洞分别致电原先联络过的各督抚，要他们单衔上奏。不过，他提醒说虽然是分别上奏，但应互通声气，大意应当相同，论调应当一致，以显公论。但是，两江总督刘坤一却坚持要与张联衔上奏。可能考虑到地方大员中只有刘与自己是新设立办理新政的“督办政务处”的参预政务处大臣，张同意与刘联衔上奏。经过二人反复斟酌、磋商，他们联衔在1901年7月中旬连上三折，对新政提出了一系列具体建议。第一折为《变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第二折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整顿中法十二条折》、第三折为《遵旨筹议变法谨拟采用西法十一条折》，三折连所附《请专筹巨款举行要政片》共计4万余言，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
概言之，“三折”的主要内容可分为三个方面，第一是教育体制改革，提出“修中华之内政，采列国之专长”，必须“人才为先”，因此提出“育才兴学”的四条办法，实质内容是逐渐取消科举，大办新式学校。第二是中国旧法的“整顿变通”，提出了12条措施，实质内容是革除吏治、刑狱、军制方面的弊端。第三是学习西方，共11条，这部分内容最重要，有派留学生、发展新式工商业、邮电、交通运输业和农业，制定现代各专门法规，翻译“东西各国书”等，核心是在经济、社会层面学习西方。
三折上达，慈禧太后在8月20日发布懿旨：“刘坤一、张之洞会奏整顿中法、仿行西法各条，事多可行；即当按照所陈，随时设法择要举办。各省疆吏，亦应一律通筹，切实举行。”《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事实上成为“新政”的纲领。直到1905年，清政府实行新政的所有措施，大致不出此三折内容。
从镇压维新派的自立军到上奏行新政的《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为时不满一年，从中可以看到重臣张之洞的心狠手辣、冷酷无情，可以看到他的开明、谨慎与谋略，可以看到在新旧矛盾间众大臣的动向，可以看到朝廷变革的被动与无奈，可以看到维新派渐趋激烈的变化。这一切，都折射出一个大变动的时代即将来临。
聚合中文网 阅读好时光 www.juhezwn.com
小提示:漏章、缺章、错字过多试试导航栏右上角的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