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成为“列强”
从根本上说，甲午战争、日俄战争，都是地区均衡被打破的结果。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国力迅速增加，超过了千百年来东亚无可争辩的第一强国中国，日本决心用战争来为这种均势的打破重新洗牌、重新定格。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日本提出了极为苛刻的条款，强迫中国接受。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赔银二万万两，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与日本。
由于与我国东北接壤，近代以来沙俄一直将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对东北的侵略。而经过明治维新、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帝国刚刚崛起，正在走向军国主义。它制定的“大陆政策”其战略目标是首先吞并朝鲜，然后侵占中国东北，并以此作为进一步侵略中国、称霸东亚的基地。这样，中国东北成为日俄两国矛盾的焦点。《马关条约》规定将中国的辽东半岛割让给日本。对此，企图独霸东北的沙俄大为冲动。俄国、德国都认为侵犯了自己的利益，无法接受。在俄国主导下，俄、德、法都要求日本将辽东“归还”中国。1895年4月17日，即《马关条约》签字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建议：三国联合向日本提出退还辽东半岛，如果日本不同意，三国对日本在海上采取共同军事行动。六天后，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各奉本国训令分别照会日本政府，要求退还辽东半岛；三国海军同时出现在日本海海面，向日本武力施压。日本当然不愿放弃已经得到的果实，几经磋商，没有结果，三国要求日本还辽决心甚坚。最终，日本无力与三国对抗，只能屈服“还辽”。1895年11月8日，中日两国于北京签订了《辽南条约》，规定中国以库平银3000万两赎回辽东半岛，年底，中国陆续收回日军所占辽东各处。
“三国干涉还辽”，被迫把吞进去的果实吐出来，使日本感到受到奇耻大辱，意识到自己仍只是“东亚强国”而不是世界“列强”之一，决心复仇。因此，日俄矛盾骤然尖锐。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期间，沙俄乘机派十几万军队侵占我国东北。1901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提出约款十二条，规定俄国有驻兵东北“保护”铁路权、出兵“剿抚”权，而中国却不能在东北驻军、不得运入兵器、不能修造铁路等，实际是全面剥夺了中国在东北的主权。在民众的抗议下，清政府拒绝在此约款上签字。
1902年春订立的《中俄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军分三期在十八个月内撤走，但1903年春规定撤军时间即将到期时，俄国不但没有撤军打算，反而增兵东北并向中国政府提出由俄国独占东北等七项无理要求，想把我国东北变成“黄俄罗斯”。这样，俄国独占东北的计划与日本夺取东北的战略发生严重冲突。经过几年积极准备，日本自忖实力大增，决定与俄针锋相对，争夺中国东北。从1903年8月起，日、俄两国为宰割我国东北多次谈判，但一直未能达成分赃协议。在谈判的同时，双方实际都在积极备战，战争一触即发。
经过近十年准备，1904年2月6日，日本对中国旅顺口的俄国舰队发动突然袭击，日俄战争实际爆发。10日，双方正式宣战。对这场以中国领土为战场、使我国东北居民饱受战争祸害的战争，清政府竟然在12日宣布自守“局外中立”，甚至声称“彼此均系友邦”！
经过一年多的战争，日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终于取得全胜。东亚的“蕞尔岛国”不仅打败了中国，而且打败了巨大的、欧洲的、世界列强之一的俄国，从而使日本跻身世界性“列强”。日本从俄国手中夺得了东北南部（南满）的种种权益，建立铁路公司，设立关东都督府，在铁路沿线驻军……日俄战争，使东北亚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向日本倾斜。1910年，日本吞并朝鲜，俄国已无能为力，只能坐视日本在东北亚的扩张。日本在东北亚，尤其在中国东北，经济、军事力量的急剧膨胀，战争一触即发。
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使日本大收“战争红利”，民族自信空前膨胀，相信战争可以解决一切，相信自己可以战胜一切，在战争的道路上猛跑。“九一八”“七七”，直到偷袭珍珠港向美国开战。“小日本”敢主动向“大老美”开战，与“小日本”在甲午战争战胜“大中华”、日俄战争中战胜“欧亚巨人”俄国带来的自信不无关系。
二、立宪派“风生水起”
日本与俄国这两个国家的战争，却使中国的立宪风潮初起、革命派开始形成力量，相当程度上重新改写了中国的政治版图。
对这场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直接关系中国利害甚至命运的战争，国人当然极为关注。不同观点、政治力量纷纷预测战争进程、结局及其对中国的影响。尤其是此时仍十分弱小的立宪派，敏锐地感觉到这场战争有可能使国人的思想发生有利于政治改革的变化。
自1898年戊戌维新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流亡海外，继续进行立宪运动。但其活动和影响主要是在海外，对国内的影响十分有限。对这场两个列强在中国大地上的厮杀，立宪派立即做出判断，公开表态，认为实行君主立宪的日本可以战胜仍行君主专制的沙俄。就在日俄宣战后的第三天，立宪派的《中外日报》即发表社论，认为长期以来都是白种人打败黄种人，白种人对非白种人进行殖民统治，而这次战争将使人认识到“国家强弱之分，不是由于种而是由于制”。明确提出国家强弱的关键在于制度，而不在其他。还有的文章预料日将胜俄，明确说此战之后“吾国人之理想必有与今天大异者矣”。甚至还有人认为这次战争将使国人“悟世界政治之趋势，参军国之内情，而触一般社会之噩梦，则日俄之战不可谓非中国之幸”。他们说得很明白：“盖专制、立宪，中国之一大问题也。若俄胜日败，则我政府之意，必以为中国所以贫弱者，非宪政之不立，乃专制之未工。”这样，中国的立宪改革将更加困难。
与立宪派预料并希望日本获胜相反，清廷和守旧派则预料并希望俄国获胜，而且已经具体制定了亲俄外交方针。他们认为日本为一小小岛国，远非地大物博的俄国的对手。他们还认为日本实行君主立宪是“以权与民”，这样士兵在战场必然会“各顾其命”，难打胜仗；而俄国是君掌大权，军队一定令行禁止，因此必然是俄胜日败。
对此，立宪派反驳说，国家的强弱不在大小，而在精神。日本虽小，但经君主立宪后精神蓬勃，“俄国虽大，而腐败之气象与我国等”。另外，民权乃天赋之权，“故立宪国民每至战阵之场，各以保守天权为务，生死不计也”，而这是“专制之国以军令示威者所可同日语耶”？
战争的发展证明立宪派预料的正确。从1904年2月到8月，双方舰队在旅顺口附近多次海战，俄舰受重大损失。同时，日本陆军从新义州渡过鸭绿江，突破俄军防线。1905年1月，旅顺口俄国守军投降。2、3月间，双方以60万兵力展开沈阳会战，俄军败北。为挽回败局，俄国从欧洲调舰队东驶，结果于5月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全歼。历时一年多的日俄战争，终以日本大获全胜告终。
平心而论，立宪派一年前做出日本必胜的结论相当大胆，甚至有些冒险，更多地带有价值取向的成分。因为近代以来的所谓“公例”是黄种人被白种人打败，而且以两国的幅员、实力来看，当时公认俄国远在日本之上。所以此时日胜俄败的结果一出，立宪派当然借此大做文章，宣传说这场战争并非军队、武力之竞争，而是政治制度的竞争，最后日胜俄败充分说明专制与立宪两种制度的优劣。他们反复强调这并非仅仅是日俄之战，而是立宪、专制两种政体之战；之所以能以小克大、以亚挫欧，赫然违反世界近代以来亚洲国家只能被欧洲国家打败的“历史之公例”，只能以立宪还是不立宪来解释，否则就无法解释。
由于国家一直处于亡国之危，而且中国完全没有立宪传统，所以多数国人此时并不关心限制皇帝权力的“立宪”、保护公民的“权利”等这些宪政的最基本问题，而萦绕心头的是国之兴亡。此次“蕞尔岛国”日本在十年前打败君主专制的中国后，竟又打败公认强大的、也是君主专制的俄国，以具体直观的事例告诉国人立宪可以强国、救亡。所以此前十年的甲午战争使一些先进者感到中国的富强在于维新，但有此认识者毕竟少而又少，而此时的日俄战争再次给国人以强烈刺激，促人猛醒，社会舆论和观念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越来越多的人相信立宪可以富国强兵、可以救亡图存，甚至某些原先反对立宪的守旧人物也转而倾向支持立宪。这样，原本影响不大、只是少数人的立宪活动因此影响大增，开始“复苏”，不久就迅速高涨，对全国性立宪运动的形成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显然，“强国”是“立宪”的重要动因，无此动因，没有国家面临生死存亡的危机，立宪在中国很难成为“运动”，充其量只是少数领袖如梁启超等人的信念。然而，宪政的本意、实质是“限政”，即政府是必要之恶、是人民契约、为保护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的人造产物，由于公权力过于强大，很可能侵犯公民个人权利，所以必须用宪政的“笼子”将其限制起来。这是中国的宪政运动与西方“宪政”的启动非常不同的地方，也是中国立宪运动兴起、发展的两难困境。没有救亡，就没有以个人权利为基础、限制政府的立宪；但救亡，很可能要强化国家、政府的力量，要求公民放弃相当部分个人权利。而且，把立宪作为救亡、强国的工具，也预示了一旦“国强”之后，“宪政”即被抛弃（虽然从未实现过“宪政”，但在“国强”之前起码从理论上不反对“宪政”）的命运。再进一步说，只要能强国，无论何种政体都可以接受。
三、革命力量初成
如果说“立宪”的复苏是日俄战争的一个重要后果，那么一些青年由“爱国”走向“革命”，则是另一个重要后果。早在1901年初俄国外交大臣提出全面剥夺中国在东北主权的约款时，爱国民众在当年3月就两次在上海张园集会，谴责俄国侵略，要求清政府拒绝签字，得到全国及海外华人广泛响应，他们还致电督抚呼吁拒俄。这次集会以士绅为主，对政府颇有期待。正是在这种压力下，清政府未敢与俄签约。
1903年4月，俄国拒绝按约撤军的消息传来，4月27日，在上海的十八省各界爱国人士第三次在张园集会，声讨俄国侵略中国的野蛮罪行，并一致议决发出两个通电：一个致各国外交部；一个致清政府外务部，抗议俄国侵略，并成立了领导运动的中国四民总会。4月29日，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集会，与会者群情激愤，决议成立拒俄义勇队，黄兴等130多人签名入队，陈天华等50余人签名加入本部。4月30日，在蔡元培的主持下，四民总会、爱国学社等1200余人在张园举行第四次拒俄大会。蔡元培首先发表演说，当他读到“俄祸日急，留日学生已电北洋主战，结义勇队赴敌，望协助”时，群情激愤，会议议决改名为国民总会。邹容等1600余人先后签名入会。同日，北京的京师大学堂学生集会，抗议俄国侵略。5月中旬，拒俄义勇队改为“军国民教育会”。在很短时间内，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拒俄爱国运动在大半个中国轰轰烈烈展开，尤其是留日学生，更加激烈。
面对独立的学生爱国运动，清政府认为是“反清革命”，因此对此时尚非“革命阵营”中的“拒俄”学生，清政府一开始是严令禁止，禁而不止之后，干脆坚决镇压。正是清政府对学生拒俄运动的严厉镇压，促使学生迅速激进化，开始转向革命。蔡元培是“辛亥元勋”之一，但在1903年底，在他参与创办的《俄事警闻》上发表《告革命党》等文，还劝立志“反满革命”的革命党人在盗贼盗劫自己物品的时候，不应该不追盗贼而只谴责自己的仆人勾结通盗之罪，应与清政府共同抗俄。日俄战争爆发后，《俄事警闻》停刊，于1904年2月底改为《警钟日报》出刊，蔡元培任主笔。正是在这期间，蔡元培变得更加激烈，在1904年还参加了军国民教育会的“暗杀团”。蔡元培由温和到激烈的转变，是学生动向的象征。拒俄运动、日俄战争，使学生将“国家”与“朝廷”区分开来，从“爱国”走向“革命”。
此前，孙中山的活动重点是会党，在留日学生中并无市场，甚至被视为“盗寇”。但1903年夏他来到日本时，发现情况有所改观，一些留日学生主动与他接触，探讨中国未来。从此，孙中山的活动重点就由会党转为留日学生。1905年8月，经过孙中山、黄兴等人的努力，在兴中会、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光复会等革命小团体基础上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革命力量”开始集结。“革命”与“改良”道分两途，“革命”虽仍弱小，但已有资格与“改良”展开理论论战。
附带说一下，日俄战争期间，一位在日本学医的年轻中国留学生，有次在微生物课课余看教师照例放些给学生看的风景或时事的幻灯片时，看到了放映日俄战争的画片。他后来回忆说，作为满堂日本学生中唯一的中国人，“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示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鉴赏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而这“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在课堂里的还有一个我”。每当看到日军胜利的画面，日本同学照例就欢呼鼓掌，这一次也不例外，大喊“万岁”，“这种欢呼，是每看一片都有的，但在我，这一声却特别听得刺耳”。“从那一回以后，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这位痛感中国国民性愚弱、愤而弃医从文的年轻人，就是后来的鲁迅。不论如何评价他的作用，是肯定还是否定，都不能否认他对中国现代文学、乃至文化的巨大影响。这，也是日俄战争对中国的影响之一罢？
四、历史启示
日俄战争使立宪风潮再起，革命派力量开始集结。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清政府、立宪派、革命派这三种政治力量究竟如何分化演变、究竟谁消谁长，最后是立宪避免革命，抑或革命压倒立宪，还是既不立宪又不发生革命的现状维持，端看哪方能洞察时势、乘时运势了。
日俄战争对中国的深刻影响再次说明，在国际交往越来越密切的时代，国内政治必然要受国际形势和国际政治的深刻影响。在当今“全球化”时代，对国际形势和世界大势客观、清醒、科学地认识分析，更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重要前提。
甲午战争的“遗产”直接导致了日俄战争及环环相扣的战争。如何处理“战争遗产”，怎样真正“善后”，而不是埋下另一次战争的伏线，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提供了深刻的教训。
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都是地区旧有均势被打破、新崛起的力量用暴力重划势力范围的结果。在“炮舰时代”，既有均势被打破，往往通过暴力重新定格。但均衡总是相对的，不均衡是绝对的，几十年或上百年，某个地区内国家间的实力总会发生此消彼长、此强彼弱的变化，难道只能通过一次次战争来重新洗牌？如果这样，人类将永远无法摆脱战争。在21世纪，人类应当认识到，地区均衡格局被“打破”时，应当以和平的方式重组，不能重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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