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是早期“波普”运动的中心，1952年，一批艺术家在英国组织社团进行活动，这批艺术家当中有建筑家阿利逊·斯密森、彼得·斯密森、画家理查德·汉密尔顿、雕塑家爱德华·波罗兹、理论家雷奈·班汉姆等人。他们经常在伦敦称为“现代艺术学院”的场所聚会，讨论现代社会和艺术问题，尤其是对日益兴起的美国消费文化的影响，包括美国电影、美国汽车、美国广告等对于大众的引导等问题十分关注。雷奈·班汉姆认为，金钱已经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最主要的内容，美国生产的大众消费品如汽车则是财富、权力和性的象征。到1955年1956年间他们提出了“波普”的观念，这一词语来自画家汉密尔顿的作品：《是什么使我们今天的家如此不同，如此吸引人》，画家采用照片拼贴的方法，将“好莱坞”明星玛丽莲·梦露的像，将美国式的室内装饰、电视机、录音机、家具和广告等组合在一起。画上象征“健美先生”的男人拿着像网球拍一样的东西，上面有“POP”的字样。“POP”来自英语“大众化”（popular），这些充满反抗精神的艺术家用它来表示反叛正统、走向流行的意义。到60年代“波普”艺术已扩展到摄影、音乐、绘画、雕塑、建筑、家具、时装、纺织品、杂志甚至商店的陈列设计等各个方面，伦敦街头见到的用“波普”壁画进行装饰的建筑。这些壁画用多种斑斓的色彩和具有活力的构图，反映出年轻人狂热的心理意象。1967年伦敦街头见到的大型壁画，以富有活力的多彩构图反映了年轻人狂热的心理意象。著名的伦敦“比巴”商店的具有“波普”风格的地下室设计。在商店门面、室内装饰、广告、服装，乃至“流行音乐”唱片的封套上，都可以看到这种多彩的构图。60年代英国的“豪华休息室”的墙上则贴有“靶形”装饰图案的壁纸。这种有着强烈的明亮彩色环纹的“靶形”装饰图案当时成为流行的设计，在器皿装饰、杂志封面和其他的器物外观上都可以见到。英国“波普”风格的包装设计，和壁画一样采用鲜丽的色彩，充满活力和反叛的精神。60年代英国的交通广告《黑暗之后的伦敦》。英国“波普”艺术家彼得·布莱克和简·霍华德1967年设计的唱片封套《军士佩帕孤独的心》。封套设计既体现出英国传统的维多利亚装饰风格，又具有强烈的“波普”意味。
英国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像彼得·布莱克那样的“波普”艺术家，这些艺术家大部分是刚从艺术学院毕业的学生，他们对于传统的艺术风格、包括已经成为“新传统”的现代主义艺术具有强烈的逆反心理，强调艺术和设计要适合新一代的年轻人的审美爱好，可以说“波普”艺术和“波普”设计便是年轻人的艺术和年轻人的设计。这种艺术和设计成为60年代西方消费社会都市化生活的特色。
在英国，“波普”的风格主要从服装设计、产品设计和平面设计当中得到体现，而服装设计最集中地展示出了英国“波普”设计的面貌。年轻人用着装来表现自我的存在和对于社会的反抗。这种“造反”的心理使60年代的服装设计具有一种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审美趋向。从50年代的“垮掉的一代”、60年代的“嬉皮士”与众不同的装束，到信奉“存在主义”、曾在1968年巴黎“红色风暴”中大出风头的以运动服装为特色的年轻人；从T恤衫、牛仔裤、“迷你裙”和“性解放”运动带来的“比基尼”泳装、无上装着装和无性别服装，到1966年巴黎时装展示模特儿甚至不穿内裤、女性服装的色情化，无不表现出这场革命运动对于摧毁西方传统观念所起到的巨大作用。新兴的“时装精品店”文化，此前在伦敦已有了十余年的历史，1955年，玛丽·奎恩特在伦敦著名的国王大街开设了第一家“巴萨”商店，商店的服务对象是年轻人。玛丽·奎恩特首次推出的服装便是中国人按照英文发音译为“迷你裙”的超短裙。这位年轻的女设计家以激烈的观点，提出了战斗的口号：“剪短你的裙子！”国王大街成为“垮掉的一代”年轻人聚集的场地，他们留长发、穿紧乌裙和黑白丝袜，装束格外引人注目。1960年玛丽·奎恩特前往美国，两年后她为美国市场设计的服装系列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963年玛丽·奎恩特成立了“活力集团”公司，以“迷你裙”为代表的青年女装，伴随着皮靴、长发的“嬉皮士”，给全世界带来了称为“伦敦震荡”的新潮。一位60年代穿迷你裙、持真空吸尘器的英国女子，尽管她身穿时髦的超短裙和高跟鞋，沉重的扶手椅和仿古图案的地毯表现出当时一般英国家庭的居室环境仍旧具有传统的装饰风格。一批像马里安·弗利、沙里·图芬、奥希·克拉克这样的“波普”设计家随着出现。比玛丽·奎恩特的“巴萨”商店晚些，约翰·斯蒂芬的精品店于1957年在卡纳比大街开张，展示的服装更加大众化、更加具有装饰性、更加激动人心。伦敦的卡纳比大街集中了许多新潮时装商店，成为吸引游客的著名景观。像60年代英国伦敦国王大街的“祖母旅行”由奈杰尔·韦莫思和迈克尔·英格利斯设计的精品店，商店门脸令人吃惊的形象成为当时“波普”艺术家的代表作品，与毗邻的具有社会主流装饰风格的“阳光”洗衣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英国的“波普”家庭用品设计和广告装潢设计颇具特色。1964年特伦斯·科兰开设的“哈比塔特”商店销售价格低廉、设计特殊的家具和家庭日用品，明亮的色彩和强烈的几何图案受到了青少年顾客的欢迎。现代主义设计“功能第一”的原则被活泼、流行、实用的观念所取代，消费者要求亲切的、通俗易懂的、“即用即弃”的大众文化产品。正如时装设计领域发生的改变一样，在家具和室内装饰领域、在广告、海报、商品包装等平面设计领域，许多年轻的设计师显露头角。一些企业如霍尔贸易公司销售用纸加木渣作成的纤维板制作的家具，这种看起来像纸制品的“纸椅子”，价格低廉，具有极强的表现力，同当时纺织品设计采用纯粹几何图案的风格相一致。像彼得·姆多什设计的以英文字母作为表面图案装饰的“纸椅子”，马克斯·克里德宁设计的“拼接家具”，罗杰·丁设计的“吹塑”椅子，都带有一种玩世不恭的“嬉皮士”趣味。60年代英国设计家帕特·艾伯克设计的雏菊图案系列织物，这种织物设计采用植物主题表现出英国传统的设计风格。可以看到植物图案装饰已经随着不断变化的设计风格融入巨大的市场当中。1971年纳塔利·吉布森的壁纸设计，尽管采用了土星的图案，但是设计的形式和色彩的运用都可以在20年代30年代像瓦内萨·贝尔和邓肯·格兰特那样的设计家的作品当中看到，显示出60年代70年代西方装饰艺术设计的复古倾向。像60年代中期英国设计家伊弗林·雷德福的装饰艺术风格的织物设计在英国国内和国外都很流行，许多设计家接受厂商的委托从事这种风格的设计，植物似的曲线充满了动感，可以看成是流行的“波普”艺术和以往的“新艺术运动”设计、以及其他色彩丰富、热情奔放、自由随意的设计风格的汇合。1967年詹尼·朗兹的织物设计，来自古代埃及的装饰图案，几何纹样又与20年代的装饰艺术设计具有联系，反映出60年代70年代设计一种普遍的怀旧倾向。“比巴”商店是伦敦肯辛格顿大街著名的服装精品店，60年代后期商店开始脱离那种轻率的、容易衰落的流行服装店的装饰风格，将怀旧的气氛融入商店的装饰设计当中。商店内部采用盆栽植物和镜子作为陈设，反映出与20年代装饰艺术的联系。室内的几何图形更显示出独特的魅力。60年代后期“新艺术运动”的装饰风格对于流行的设计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像“新艺术运动”的代表人物穆卡和比亚兹莱的作品再次引起了设计家的关注。作品具有“新艺术运动”的艺术特色，还可以看到复兴北欧凯尔特人文化的强烈愿望。
70年代是西方社会“嬉皮士”风气极盛的年代，“嬉皮士”服饰反映出这些反主流社会的年轻人的思想倾向和生活态度。服装的装饰风格接受了许多像东方艺术中的象征主义成分那样的非西方文明的影响，东方风格的植物纹样和其他装饰图案曾经使“新艺术运动”的装饰艺术大放异彩，“嬉皮士”的服饰又再次从中获取养料。这样的装饰图案还应用在他们的脸和手臂的纹身上。“嬉皮士”认为自己被排斥在社会的经济活动以外，因此自己常动手用普通的、常见的材料制作饰物，来作为与有产阶级的奢华装饰相抗衡。“波普”设计大量采用图案装饰，不少图案装饰取自“波普”艺术家的绘画作品，像“波普”艺术的早期人物贾斯帕·约翰斯那种用美国国旗将整个画面覆盖起来的画法影响了“嬉皮士”的着装。伦敦街头穿着用英国国旗改制的服装招摇过市的“嬉皮士”青年，表现出对于权威的反抗。60年代英国早期“波普”艺术家彼得·布莱克设计出具有“波普”风格的小地毯。彼得·布莱克为将一种活泼、强烈的色彩描绘手法引入设计领域作出了许多努力。这种类似“靶形”图案、甚至英国国旗图案的“波普”风格地毯设计具有一种质朴的意味。
维克多·德·瓦萨雷利那种表现光效应的画法、布里奇特·莱利那种有力的变动转移的黑色和白色图形的画法，都影响了“波普”设计。“光效应艺术”曾在60年代中期一度流行，并且运用到装饰设计当中，英国的女画家、“光效应艺术”的重要人物布里奇特·莱利直接参与英国广告设计的活动。英国设计家埃德伍尔德·帕罗斯的“光效应艺术”风格的设计在当时颇具影响，1970年根据他的设计生产出200多套餐具设计，其中有部分制成了精美的韦奇伍德瓷器。
由毒品、麻醉剂引发的称为“视幻艺术”的“光效应艺术”影响到了装饰设计领域，包括家具设计、服装和首饰设计和广告设计，都出现了“视幻艺术”流行的现象。在美国的西海岸、尤其是在旧金山这样的都市，“视幻艺术”迅速发展，很快就传播到芝加哥和纽约。像韦斯·威尔逊、理克·格里芬和维克多·莫斯柯索等艺术家的图形作品在60年代的美国非常出名。1967年密尔顿·格拉辛设计的《蓝色发型》音乐会广告，突出卷发的“视幻艺术”效应，当时在美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广告的形象甚至成为时代的偶像。“视幻艺术”通过广告、唱片封套等商业美术、壁画和其他装饰艺术设计在英国也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60年代著名的“视幻艺术”艺术家有马丁·夏普，他是来自澳大利亚的英国艺术家，曾经积极参与《雪豹》杂志的编辑工作，在他的作品当中往往具有一种“复古”的倾向，采用20世纪初期“新艺术运动”的装饰风格、尤其是阿尔方斯·穆卡和阿伯里·比亚兹莱的插图艺术风格；还有迈克尔·英格里希和奈杰尔·韦莫斯，后者是《幸运窗和彩色外套》杂志的创办人。引起幻觉的图案与色彩与多种来源交混在一起，从1966年伦敦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中展出比亚兹莱作品的奇特造型，到托尔基或希诺里莫斯·布什的更为奇异的科学幻想图形，“视幻艺术”很快风靡全英国，经过广告的大力宣传而影响了英国的“嬉皮士”们。流行的“光效应艺术”的巨大魅力成为连反映设计主流倾向的英国工业设计协会的杂志《设计》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60年代“波普”设计风靡一时，从茄克衫、购物袋到唱片封套、咖啡杯、盘子和彩绘家具，所有这些物品都能从商店买到，就像那些英国伦敦卡纳比大街上时装店里的的衣服一样。明快的条纹象征瞬息万变的大众文化，受到了“波普”艺术家和设计师的欢迎。70年代英国伦敦国王大街“弗里德姆先生”服装精品店销售饰有火箭图案的丝绸面料夹克衫，由麦克·罗格斯设计。“弗里德姆先生”服装精品店是当时年轻人非常喜爱的商店，由设计家和企业家汤姆·罗伯茨最早在国王大街上开设，以后业务扩展，在伦敦肯辛格顿大街开设了分店。美国“波普”艺术家罗伊·利希顿斯坦将报纸连环漫画作为创作的基础画成巨幅作品，采用照相技术加以复制，画面如同印刷网点那样，人物形象僵硬没有表情，那样的风格影响了流行的装饰，如商店橱窗设计、广告和壁画等等。1968年埃迪·斯奎斯的具有拱廊图案装饰的织物设计，可以与罗伊·利希顿斯坦的“波普”绘画和设计相对照，反映出设计家对于历史风格、尤其是“装饰艺术运动”的设计风格的兴趣，这种设计风格也可以在30年代美国电影院的装饰中看到。
随着大众消费的偶像化，历来强调审美精英主义、强调艺术永恒性的绘画、雕塑等美术创作与转瞬即变的大众通俗文化之间的障碍逐渐得到了消除，“汉堡包”和“可口可乐”被“波普”艺术家作为创作题材，这种现象在克莱斯·奥登伯格、安迪·沃霍尔和其他“波普”艺术家的作品当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到。在那里商品消费与艺术创作，绘画、雕塑与广告、商店陈设和市场营销的界限已经消失了。60年代的美国成为世界“波普”艺术的中心。美国立国时间很短，没有太多的传统包袱，美国式的实用主义精神与大众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开朗和进取的国民性格使美国人比英国人更容易接受“波普”艺术和设计。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前杜尚将“现成品艺术”带到美国，便使美国在战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泛滥的同时也出现了“波普”艺术，像罗伯特·劳申贝格采用现成物品所进行的创作，便表明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向“波普”艺术的转变。劳申贝格极力将艺术与非艺术结合在一起，他提倡“艺术家与环境合作”，“与环境合作便是与大自然合作，工艺技术便是‘当代的大自然’”。他曾组织一所“环境与技术实验公司”，以“促进工业、技术与艺术的不可避免的合作”。1985年罗伯特·劳申贝格在中国举办展览时展出的“波普”作品《无题·中国》。作品采用拼贴的方法，除了图中两把巨大的黄色油布伞表示艺术家所引起的联想以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含义。1962年，包括罗伊·利希顿斯坦、克莱斯·奥登伯格、安迪·沃霍尔等一批“波普”艺术家举办展览，标志着美国的“波普”艺术和设计真正成为具有影响的潮流。1968年，纽约举行了一次现代艺术展览，不少“波普”艺术家展出了自己设计的灯具、家具和其他“波普”艺术品。1970年奥登伯格设计了一套充气沙发，具有宇宙飞行风格的影响。同年在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美国的“波普”艺术家与设计家、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布置了一个为“百事可乐”作广告的展厅，创造出了令人震惊的效果。1966年格纳·斯瑞恩设计的“波普”玻璃器皿，色彩鲜丽的装饰条纹反映出“波普”艺术在国际的广泛传播。
迅猛发展的现代科学技术成为促使流行不断改变的重要力量。50年代初期，科学技术的进步还只是与富裕的物质生活有关，从1957年苏联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到1969年美国“阿波罗”宇宙飞船实现了人类第一次登上月球，则将公众的目光引向更为高远的宇宙空间和未来世界。在60年代的“宇宙热潮”中，科学幻想作品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作用，英国广播公司（BBC）在1963年播映了电视连续剧《无名博士》，美国人则津津乐道于美国环球广播公司（NBC）1966年开始播映的表现空间飞行器的《新帝国探险》。1968年，根据亚瑟·克勒克小说改编的电影《2001年：太空遨游》，描述人类的宇宙探险，影片的美术设计充分利用当时的科学技术成就，充满了对于未来世界的幻想，产生了惊人的效果。电影风行一时，具有科学幻想特色的设计也流行起来，像宇宙飞船内舱和科学城实验室那样的室内装饰设计和家具设计纷纷出现，尤其是厨房用具：像以不锈钢为材料制成的电气灶具、轻金属制成的墙上挂橱、塑料制成的垃圾桶……都广泛出现在流行的设计当中。50年代以后电子技术迅速发展，使收音机、录音机、电视机等家用电器得到了极大的普及。由于宇宙空间技术的进步，不少工业制品和家用电器纷纷模仿人造卫星和宇宙火箭的造型和装饰，交通工具像新型小汽车和高速列车，都明显模仿宇宙飞行器的设计。在这种科学幻想气氛弥漫的环境中，设计家纷纷推出与“宇宙飞行”、“未来世界”有关的作品，法国时装设计家皮尔·卡丹在1964年设计出了“宇宙装”，吸收了宇航员的头盔、皮长靴和“迷你裙”装束等素材，创造出铠甲式的具有科技时代特色的针织服装。1969年7月美国“阿波罗”号宇宙飞船在月球登陆，苏·珊切的“太空之旅”织物设计便反映这一历史事件，可以看出人类征服太空的题材引起设计家的极大兴趣。
60年代后期英国的“波普”设计家从科幻小说、连环漫画、广告等大众消费文化当中得到了新的启发，创作出不少具有新面貌的“波普”作品。像阿伦·琼斯、达维·霍克尼、德里克·波舍尔、朗·克达奇都是这一“波普”团体的成员。阿伦·琼斯因设计了由形状逼真的女子站立着作为支撑的衣帽架、跪着作为支撑的椅子和茶几而名噪一时。1960年英国一批青年设计家组合结成前卫派建筑小组“阿奇格拉姆”，发行与小组同名的杂志，积极开展活动。小组成员大多是学习建筑的学生，他们容易认同实用的、日新月异的、改变过时观念的“波普”艺术，认为科幻作品是激起未来设计灵感的源泉，也是实现技术进步的途径，他们的设计体现出科幻连环画中描绘未来城市那样的特点。从1964年起，“阿奇格拉姆”的设计家开始在杂志上以优美的形式大量的表现他们的想法，提出了范围广泛的不少新的设计主张，包括“步行城市”、“水下城市”等等构想。他们那种拼合插入祢为“嵌入式城市”的“波普”建筑设计，充满了“乌托邦”式的关于空间和时间的想象，虽然看来不现实却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小组的重要成员彼得·库克1963年曾为加拿大设计了“蒙特利尔塔”方案，成为80年代90年代“高科技”设计的雏形。另一位小组重要成员迈克尔·韦伯则从他那犹如一台巨大的汽车发动机的家具工厂建筑设计方案中体现出自己的“波普”倾向。1972年日本大阪举行的世界博览会上展出的太空舱是这批设计家唯一实现了的设计。1975年“阿奇格拉姆”小组宣告解散。
通过50年代60年代“波普”的潮流，西方社会的大众消费文化洪水终于汹涌澎湃势不可挡，冲决了传统精英文化的堤防。美国兴起的“颓废”文化与广告世界圣地纽约麦迪逊大街所宣扬的价值观与审美原则相对立，“颓废”的服装、“颓废”的语言和“颓废”的生活方式完全与资产阶级社会的主流文化背道而驰。60年代西方的“嬉皮士”青年更加信奉“性解放”和麻醉药剂、迷幻药文化的观念。留长胡须的打扮破坏了脸刮得干干净净、西装笔挺的美国绅士形象，“嬉皮士”的不修边幅、长发披散成为对社会专制反叛的象征。1967年万余名年轻人在美国旧金山集会并发表宣言，强调个性化、应变能力和创造性，与阔气排场的传统消费观念拉开距离，反映出“嬉皮士”的人生态度。60年代后期的“嬉皮士”青年，背后的墙上是大幅的海报，这些色彩绚丽、构思独特的海报有不少是著名前卫艺术家的作品，它迎合了当时“嬉皮士”年轻人对于颓废、享乐生活方式的追求。不少年轻人在自己的居室里贴满了这样的海报，以显示自己的生活观念。“嬉皮士”的观念不仅在他们的服饰打扮和生活方式当中表现出来，也在许多充斥放荡的色情与淫秽内容的“地下杂志”中也表现出来。从这个流派产生出的艺术家中有罗伯特·克兰布，他是《德国猫与自然先生》杂志的创办者。著名的美国地下杂志《国际时代》和《雪豹》则分别于1966和1967年出版。号称“地下杂志男爵”的费利克斯·丹尼斯，他的活动代表了60年代70年代西方社会反主流的多元的文化现象。70年代《雪豹》杂志的封面设计，这本英国地下杂志当中有不少关于迷幻药的内容。“后现代主义”理论家查尔斯·詹克斯则和内森·西尔弗1972年共同出版了《特别主义》一书。书中他们提出了“特别主义”的概念，认为“特别主义者”凑合使用各种材料的独特方式可以消除社会组织的官僚统治与越来越专业化所带来的种种拖沓和不便，“特别主义者”采用例如用刀来开启罐头之类求助于替代手段的方式来越过传统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的障碍。在“特别主义”观念的影响下，越来越个性化的设计在西方社会日益流行。
“波普”在60年代初期便对意大利的设计造成了影响。当时有许多意大利设计家访问美国，在美国接触到了抽象派表现主义和“波普”艺术，认识了不少抽象表现主义艺术家和“波普”艺术家。美国的“波普”艺术作品在1964年举行的“威尼斯双年展”和同年举行的“米兰三年展”（展览名称便叫“‘波普’三年展”）上展出。英国的“波普”艺术和设计也对意大利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意大利佛罗伦萨的激进的建筑设计集团“阿奇佐”的成员公开宣称接受了英国“波普”设计组织“阿奇格拉姆”的影响。意大利设计家安东尼奥·博格里曾设计“光效应艺术”风格的地毯。通过不同的方式，“波普”艺术在意大利得到了广泛的传播。60年代中期，全世界都激荡着一股反社会、反传统、力图改变现存秩序的激进潮流，最突出的表现便是中国“文化大革命”的爆发。宣扬“造反有理”的毛泽东思想和红卫兵运动，使西方社会充满反叛精神的年轻人极度亢奋，中国“文化大革命”式的“大破大立”成为他们的理想模式，苏联式的革命已经丧失了吸引力，毛泽东和切·格瓦拉成为他们崇拜的偶像。60年代西方不少国家也出现了“红卫兵运动”，出现了一些模仿中国红卫兵的激进团体，像日本的“红军派”、德国和意大利的“红色旅”等等，有的后来成为使西方社会颇为头痛的恐怖主义组织。西方社会的青年反叛运动在日本、在意大利、在德国、英国、法国和美国频频出现，高潮则是1968年5月巴黎的“红色风暴”，巴黎大学的学生与政府发生对抗，导致700万人大罢工，这场社会动乱几乎使法国陷入瘫痪。在意大利学生运动风起云涌，群众示威日益增多，激进的社会运动与人们对于消费社会的不满结合起来，从而形成了巨大的力量。社会的变化影响了意大利的艺术家和设计家，他们提出创造新的艺术和新的设计、包括理想的生活空间、新的生活社区、新的产品和器具设计的口号，要求摆脱腐败的“消费社会”、摆脱“商业主义”“金钱至上”，回归自然和淳朴。这些变革的呼声在意大利的一些激进设计杂志如《IN》、《卡萨贝拉》上广泛刊登，得到了像埃托·索扎斯这样一些具有影响的设计家的大力支持。“主变焦距协会”、“超级工作室”、“激进工作室”、“四N集团”、“风暴集团”等一些激进的设计组织纷纷成立。这些组织主要由建筑家组成，他们的设计主要是对于未来设计进行非主流的、乌托邦式的探索，作品大多为草图和照片的拼贴，与英国“阿奇格拉姆”小组的建筑家一样，基本没有什么作品从图纸变成为实际建筑物。这批设计家反对现代主义设计，提倡非主流的他们称为“坏品味”的设计，这种对抗“好品味”的“反设计”，在60年代末期与意大利激进的社会运动、学生运动相互呼应达到了高潮。
“主变焦距协会”和“超级工作室”等组织具有“波普”倾向的设计家在广告设计、展示设计和环境艺术设计中的“反设计”的探索，脱离制造厂家的品味与审美传统观念的支配，虽然“波普”设计并未能取代现代主义设计而成为西方设计的主流，但是在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意大利，“波普”设计通过不同的方式以不同的影响渗入到了大公司的设计和生产当中。像意大利著名的扎诺家具公司便在1966年采用了“波普”设计家卡迪、帕里尼和迪奥多罗设计的充填软垫沙发“袋椅”，此外还有“波普”设计家罗马兹等人设计的采用透明和半透明薄膜为材料的像气球一样的“吹气沙发”，这些完全打破了传统家具观念的设计明显接受了美国艺术家奥登伯格的“波普”雕塑的影响，因而受到消费者、尤其是青少年消费者的欢迎。1967年意大利“激进工作室”设计的“预感·玫瑰梦幻之床”，表现出前卫艺术家对于主流艺术和商业控制的不满和反抗。意大利“激进工作室”的设计家受到“波普”艺术的影响，对于主流文化进行了深入的思考，通过展览寻求一条不同于主流设计的来自不同文化、采用不同材质的具有反传统倾向的设计方式。“预感·玫瑰梦幻之床”便是他们设计理念的体现。60年代意大利的“波普”设计还成为70年末80年代初的一些很有影响的米兰前卫设计小组活动的先导，这些前卫设计小组的活动被称为“米兰潮流运动”。驰名全世界的“孟菲斯”工作室集中了一批杰出的青年设计家，在日用品设计和家具设计领域作出了优异的成绩，成为80年代以来最有影响的“后现代主义”设计集团。
70年代中期以后西方社会出现的“朋克”，也和“嬉皮士”一样是具有强烈反社会、反传统、无政府主义倾向十分强烈的青年群体，他们多来自“无名的社会阶层、接受救济的人群、贫民窟的年轻人”。“朋克”穿着独特的服装，打扮装饰十分怪异，他们疏远由消费主义和富裕生活方式的魅力支配的社会中许多日常生活的正统观念，他们反对精美的服装款式和传统的穿着习俗。“朋克”式“无性别”的穿着打扮，用穿过鼻子与面颊的别针作为装饰，拉锁皮夹克之类的衣服是撕破的、拉开的和“脏的”，常常采用塑料双衬或人造豹皮之类“古怪”材料制作；发型像印地安人那样，两边的头发剃得精光，头顶则矗立着一绺短发，并且将头发染成红红绿绿十分刺眼……70年代英国伦敦街头的“朋克”和“朋克装”。这种直到今天依然流行的“朋克装”造成了一种怪诞的恐吓的气氛。否定法律与秩序是“朋克”观念的核心，不论是穿着打扮、音乐表演、还是制作广告与出版杂志，都只是一种个人的发泄，全凭原始的冲动、生命的直觉，强调即兴和生动，以此来消解西方社会最正统化的、最绅士化的和最神圣化的主流文化。1976年开始出版的“朋克”刊物《撕破与撕破或轻蔑胶粘》便集中反映出“朋克”的这种追求。下恤衫、唱片封面和广告、海报都具有“朋克”反社会的特色。英国时装设计家维维尼·韦斯特伍德便将“唯有无政府主义最美”的口号印在她设计的刊血衫上。詹米埃·里德为摇滚乐队“性感手枪”所作的拼贴画、广告和录音机套设计曾引起轩然大波。他为1977年伊丽莎白二世结婚50周年纪念设计的招贴画《上帝拯救女王》极大地冒犯了英国女王，造成了巨大的反响，画面有一幅女王头像，抽象拼贴的字母穿过她的眼睛和嘴唇使之毁容。“朋克”青年佩戴的“上帝拯救女王”徽章，徽章设计借鉴了詹尼·里德设计的同样题材的招贴画和唱片封套，因为将女王毁容，设计当时在英国引起了轩然大波。
“朋克”敢于冒犯神圣不可侵犯的事物、敢于喊叫着向法律和秩序挑战，得到了不满现实的年轻人的赞扬和仿效，尽管他们并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西方社会的根基，但是他们的挑战、喊叫和挑战也还不是毫无意义的。“朋克”式的服装设计、装潢设计等装饰艺术很快在英国城市的商业中心、尤其是时装店中大量出现。尽管这样做并不够有力，“朋克”们仍然尽力来使英国设计恢复生机，使古老的英国成为一个新的、具有原始生命活力的设计中心。时装设计家维维尼·韦斯特伍德的设计便是这种“颓废”文化的反映。她那种惊世骇俗、离经叛道的设计，受到70年代80年代英国追求时髦年轻人的热烈欢迎。虽然韦斯特伍德的时装设计未能成为西方时装设计的主流，但是正如60年代的玛丽·奎恩特一样，她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的服装观念，也从根本上改变了西方传统的装饰艺术观念。1970年，韦斯特伍德在伦敦国王大街开设了一间名为“伊甸园”的小商店，销售50年代流行的摇滚音乐和其他乐曲唱片，她不久便设计出第一套服装，完全摆脱了传统服装约束的、采用怪诞、荒谬样式的服装设计式，赢得了颓废青年的喝彩。70年代末期，韦斯特伍德的时装设计更加怪诞，材料多使用皮革、橡胶，作成像鼓一样膨胀的裤子、头上是用线缠上布的巨大的毡礼帽，用黑色皮革作成的下恤衫，在华丽昂贵的衣料上有意撕出破洞或撕成破条的“跳伞服装”……到80年代她则扬言要将家中的一切秘密公开，设计出服装内衣外穿使之外衣化，甚至将胸罩穿在衣服的外面，在裙裤外加穿女性的内衬裙和内衬裤。她设计的服装衣袖一只长一只短，或者将衣料撕成碎片，拼凑出极不协调的颜色，缝纫线十分粗糙。这种反抗社会、反抗传统的服装，使穿着的年轻人看上去像大屠杀后的受难者，但又像是心灵上得到幸福、得到满足的殉难者。指导维维尼·韦斯特伍德的设计思想是“让传统见鬼去吧！”，这正是60年代到80年代西方“反叛的一代”所信奉的思想。从维维尼·韦斯特伍德开设的服装精品店不断改换奇怪的名称和商店的内外装饰也可以看到设计家这种反叛的思想。1980年，她在伦敦国王大街开设了著名的“世界末日”商店，商店经营的第一种系列服装便是皱边宽松的下垂到膝的裤子配上红色、橙色、蓝色的粗糙的印花布上衣，显示出一种粗野、放荡的精神。商店的布置也是那样的奇特荒诞，歪曲的楼梯、逆向行走的时钟，与陈设的稀奇古怪的服饰组成了充满逆反心理的年轻人的理想环境。1982年，她开设了称为“泥淖的怀旧”的商店，经营“朋克”青年喜欢的商品，像保持头发竖立的油脂，千奇百怪、五颜六色的化妆品等。维维尼·韦斯特伍德的服装设计使街头的“朋克”们欣喜若狂，向社会的大胆挑战使她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1983年维维尼·韦斯特伍德举办巴黎首次时装展出，推出称为“女巫”的系列，那是一组暴露下腹部、用各种色布胡乱拼缀起来的现代服装，粗糙的缝纫线、邋遏的破碎布块和各色补丁，使看惯了优雅精美时装的法国人瞠目结舌。1981年维维尼·韦斯特伍德的时装设计展示，鲜明的色彩和具有异域风格的图案，体现出设计家“原始风格”的追求，综合了美洲阿兹台克文化、墨西哥文化和其他非西方主流文化的装饰艺术因素，具有一种大胆、粗犷、原始冲动的力量的美。1977年格雷厄姆·史密斯的具有非洲装饰艺术风格的织物设计，反映了70年代西方消费者对于生活用品和生活方式的选择，像非洲、亚洲和美洲地区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装饰受到广泛的欢迎。设计家对于像扎染这样的手工艺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且影响到了当时的服装和织物设计，但是不久这种手工艺的兴趣便转移到流行风格的工业批量生产上去了。
在60年代初期尚为西方社会所信奉的“科学至上”、“技术至上”的观念到60年代中期已经受到人们普遍的怀疑。无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认为：“科学能满足它的创造性诺言，并有助于把已经知道的现存的最幸福的社会带给世界”，还是英国首相哈罗德·威尔逊如何因为承诺实现“技术发明的白热化”而使他领导的工党赢得了1964年的大选，可是到了60年代中期，对于科学技术的发展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对于人们物质富裕的追求和无节制的消费的批评声浪在西方日益高涨，“保护消费者”成为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50年代末这样的批评早已经出现，1957年万斯·帕卡德在他的著作《暗藏的劝说者》和他以后所著的许多像《废品制造者与地位追求者》那样的书当中，便已经对于广告引导消费观念、把通过设计和时尚流行来为公司谋取暴利而不是真正的符合大众需求的作法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拉尔夫·纳德尔则谴责了美国的汽车工业，因为资本家只强调造型设计和装饰，而忽视了安全与社会责任，这些观点可在他1962年出版的《任何速度下都不安全》等书中看到。加尔布雷恩则在1967年出版了著名的《新工业国家》一书，书中斥责大公司的经济、政治与社会权力。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有关技术进步有害生态环境的许多尖锐问题也被提了出来。人们开始明白“地球只有一个”、环境污染将造成无法弥补的危害。1973年中东战争引起的世界性石油危机使人们认识到能源危机的可怕，开始关心非再生能源的问题。正如哈罗德·威尔逊执政时曾担任英国政府技术大臣的托尼·本1975年在德国的一次演说中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代人，我们都在谈论技术革命，我们曾把它想象成光辉的科学发现和工程技巧的奇迹，我们研究过核武器和星际旅行以及控制论革命的含义，学者们曾就多国合作撰写他们的论文，大众媒介曾指出有一个高级科学家与公司管理者的新阶层，为总统、首相和董事长专门作出困难的决策。与此相比较，我们太少关注技术革命做了些什么，为普通人做过什么。”在这样的社会舆论氛围中，大工业和机器生产受到批评，手工艺则出现了某些程度的复兴。人们厌弃高度技术化和物质化的现代生活方式，开始关注有益健康的、无污染的生活，关注小型乡镇工业的生产，向往自然环境和田园风光。社会的变化从广告设计、包装设计和家用产品设计当中反映了出来。劳拉·阿什勒经营的商品越来越受到欢迎便具有代表的意义。劳拉·阿什勒在50年代就开始从事纺织品设计，关注合成纤维、壁纸、颜料和其他日常用品的市场，60年代以后逐渐在国际上享有较高的声誉。随着反对技术对于环境的污染的呼声日益高涨，劳拉·阿什勒充满怀旧情绪、描绘“乡村风貌”和“往昔美好时光”的产品设计和产品销售获得巨大的成功。从1981年开始，通过劳拉·阿什勒公司的产品目录，人们用邮购方式便可获得需要的商品，经过劳拉·阿什勒的《国内装饰》一书的宣传，公司的销售攻势进一步加强。劳拉·阿什勒公司在国际市场竞争中取得了巨大成功，在1979年公司已有超过40家连锁店，遍及世界各地，并有了一个庞大的销售网络。80年代劳拉·阿什勒的室内设计，表现出传统的、具有怀旧倾向的装饰艺术风格的流行。
从“波普”到“后波普”，50年代到70年代的“反传统”浪潮对于西方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具有极大破坏力的“嬉皮士”和“朋克”，导致西方社会审美观念和消费观念发生重大的变化。尽管当年的“垮掉了的一代”如今都进入中年，许多人已经由反叛社会主流转向对于主流社会的认同，成为循规蹈矩的“社会中坚”，但是在西方社会留下的深刻痕迹却是无法磨灭的。“波普”不仅是一股强大的艺术潮流和设计潮流，更是一股强大的文化潮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是“波普”导致了“后现代主义”的产生。在今天的西方社会，“女权运动”和“绿色环境保护运动”已经成为长盛不衰的社会抗议运动。人们强调“个性”和“人权”，越来越喜欢穿着简单随意的服装，越来越喜欢具有人情味的建筑物，向往的是回归自然的生活方式。摇滚乐队的音乐家依然穿着奇装异服，“嬉皮士”服装和“朋克”装导致了服装的中性化，而妇女服装男性化也正是“女权运动”和“性解放运动”的产物。轻松自如、任意随便的工作服、运动服、牛仔服流行，宽袍大袖的东方的服饰、日本的服饰流行……异域的装饰艺术使西方人发生极大的兴趣。高度科学技术化、高度物质化和消费化的西方社会产生“波普”和“后波普”的设计、“波普”和“后波普”的艺术和“波普”和“后波普”的文化，反过来“波普”和“后波普”又促使了西方现代社会发展和转变。以往那种将“波普”和“后波普”、“嬉皮士”和“朋克”简单地看成“资本主义社会腐朽、没落的产物”，至少是不全面、不准确的，我们还需要对于“波普”和“后波普”的设计、艺术和文化进行深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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