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比原子弹还要厉害的武器——日本经济十年萧条之谜
谈起人民币升值，不管经济学界是持何种观点，但引用最多的例子恐怕就是日本经济的十年萧条，而祸根之一就是著名的“广场协议”。在前文中，我们已经简单介绍了有关“广场协议”的条款内容，下面，以史为鉴，让我们来进一步揭开历史神秘的面纱，从历史事件中汲取营养和教训。
其实，在1985年“广场协议”签订时，并没有像今天这样引起人们的热切关注，甚至连日本国内民众，都没有意识到这次协议的作用，甚至很多人还为日元的升值而沾沾自喜。在20世纪90年代前美、日出版的有关经济和当代史著作中，甚至都没有提及这个名称，协议内容也多是一笔带过。不过，渐渐地，在日本陷入长期的经济低迷和衰退后，人们开始思考，开始研究，在各种纷繁复杂的材料面前抽丝剥茧，根据不同角度和立场的第一手资料，使人们逐渐认识到，“广场协议”的确是战后高速发展的日本经济的重大转折点。
战后，亚洲各地遍燃社会主义革命的烈火，面对苏联的强势姿态和新中国的诞生，美国独自占领的日本，便成为了美国制衡亚洲的关键棋子。战后美国在政治上不但没有报复和清算日美战争中的恩怨，相反，还释放了大量战犯，重新执掌已经完全瘫痪的日本政府。而在经济上，美国一直扶持日本，借助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两次机会，日本经济完成了初步的腾飞。在美国的庇护下，日本赢得了一个难得的和平发展时期，由模仿到创新，日本产品从密集劳动型向高科技产业转变，出口急剧增加，经济实力不断增强。1970年日本经济就已经占世界经济总量的6.2％，而到了1978年日本的经济总量达到了美国的近一半，占世界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强。
对于美国来说，这已经是忍耐的极限。因为美国需要的是一个温顺而又谦恭的奴仆，不是一个可以与其平起平坐、分庭抗礼的对手。实际上，早在70年代第一次美元危机爆发的时候，日元就经历了一次升值的历程，1971年美国迫使日本签订“史密森协议”，日元由此强行升值16.88％，达到1美元兑308日元，并以此为基准汇率，上下浮动2.25％。“史密森协议”签订当年，日本经济增长率由上一年的10.2％猛降到4.3％。但是日本经济在1972年又恢复高速增长，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已是世界最大债权国和贸易收支盈余国，经济实力咄咄逼人。然而，由于越战、石油危机的影响以及美国经济长期滞涨的现实，从1980年起，美国国内经济面临两种困难，首先由于美国工业生产长期下降，进口日益增多，导致对外贸易赤字逐年扩大，国际收支严重失衡，到1984年赤字高达1600亿美元，占当年GNP（国民生产总值）的3.6％。其次是政府预算赤字的持续增加，因为美国一直奉行赤字财政政策，不断扩大政府开支，借以刺激经济回升，提供大量就业机会。据统计，战后至1981年为止的36个财政年度，有27个财政年度有赤字。政府预算内的财政赤字在1976年和1981年分别创下了694亿美元和739亿美元的历史新高。在双赤字的阴影下，美国政府因为要通过大量发行美国国债来弥补赤字漏洞，所以欠外债越来越多，而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出口竞争力下降，有进一步扩大外贸赤字的危机。在这种经济危机的压力下，美国再次祭出了一箭双雕的法宝：以美元贬值来加强美国产品对外竞争力，降低贸易赤字，同时将大量外债人间蒸发，减轻自身压力。
就在美国处心积虑想走出泥潭，通过挥舞美元大棒重新振兴美国人民的信心的时候，昔日的小兄弟日本却成了美国人心中的一根刺。20世纪80年代，亚洲经济强国日本一时风光无限：其出口到美国的汽车、家电、半导体器件和机床等多种商品，在美国市场上占据了大量市场份额，同时让美国产生了大量的贸易赤字。不仅如此，拥有大量美元外汇的日本人还在美国疯狂地攻城略地，当时的日本拥有2850亿美元的美国直接资产与证券资产，在美国拥有的不动产超过欧共体的总和；控制了超过3290亿美元的美国银行业的资产（占美国银行资产的14％），购买了美国近40％的国债，占有了纽约股票交易所日交易量的25％。由于大量地收购美国资产，美国檀香山市市长甚至自我解嘲地说，“檀香山市快变成东京的一个区了。”而其中最让美国人无法接受的是，在日本泡沫经济最疯狂的80年代末，日本的三菱公司竟然收购了象征美国经济奇迹的洛克菲勒中心，索尼公司更是收购了好莱坞的哥伦比亚电影公司，美国人惊呼，不只经济上输给日本人，连精神家园也要被日本人占领了。长期以来对日本的心理优势荡然无存，使美国人开始强烈排日。同时，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暴富的日本人心态也开始出现了变化，二战后被压抑了太久的民族情绪得到了某种程度的宣泄，昔日那个不可一世的大和民族似乎又回来了，在这样的氛围中，日本国内一部分人开始重拾种族优劣论，直斥美利坚民族是劣等民族。美国人简直要气炸了，无论是从美国金融霸权和国家利益的立场考量，还是从普通美国老百姓的情绪出发，都是时候对日本进行绝地反击了。就在日本人仍孤芳自赏，认为日本列岛将成为世界中心的时候，美国已经开始秘密策划，准备彻底拔出这根扎在美国人心头的毒刺了。
1985年美国终于对日本动手了，在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的游说和拉拢下，9月22日，美、日、西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著名的“广场饭店”，达成所谓“广场协议”，中心内容是：采取协调行动，促使美元贬值，反对政府干预汇市的行为，也就是放弃有限浮动汇率，实行自由兑换制。在协议签订之后，五国央行开始联手干预市场，抛售美元，这一联合行动，继而引发了市场投资者的抛售狂潮，导致美元持续大幅度贬值。在协议达成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美元兑换日元由1：250下跌到1：200左右，跌幅近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
广场协议之后，单从美元贬值的目的来说，这次会议取得了完满的成功，不过美国老百姓所期待的减轻贸易逆差增加就业的目的却完全没有达成。在1985年以后的美日双边贸易中，美国逆差、日本顺差的格局与广场协议之前一样，不但没有被打破过，相反还有扩大的趋势。1985年，美国对日本的双边贸易逆差是462亿美元，1987年突破500亿美元。
其实，这并非反常或者不可理解，首先，由于美元大幅贬值，日元升值，那购买同样一种日本制造的产品所耗费的美元一定会比广场协议达成之前要多，由此，美国在对日贸易中即使进口货物数量保持不变，所支付的美元数目也势必大幅上涨，导致贸易逆差的扩大。其次，国际贸易不是一个可以朝令夕改的东西，其牵涉到的不只是经济因素，而是一个操作起来非常复杂的体系。包括消费者的使用习惯，销售商改变产品的品牌和来源国所面临的巨大风险，采购商和出口国之间建立起来的人脉关系等因素，都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巨大影响。所以，美元对日元贬值后，并不会对美国的贸易逆差、以及制造业所面临的生产下滑问题的解决起到立竿见影的调控效果。
这样的后果，难道美国事先没有想到吗？自然不会，在前文中，我们已经详细了解过美元霸权支配世界经济的方式，而贸易赤字实际上正是美元霸权建立的基础。也许美国迫切地想解决这个问题，因为非但民族自信心受到了打击，而且由于大量的进口削弱了美国产品的竞争力，直接的后果就是导致制造业的转移和工人的失业。但是，对于美国的金融财团和美国政府来说，贸易赤字却是不同的效果，简直就是他们奴役世界经济的法宝。贬值的美元可以大量地稀释由于滥印美元导致的通货膨胀，客观上也促进了对美元的需求。如果放弃了贸易和财政的双赤字，就等于放弃了美元输出，抛弃了美元霸权，美元将不再是世界主要商品的定价货币，美元也就不再主宰贸易结算，由此引发的后果，就是美元体系的瓦解和美国真正走向衰落。所以，归根结底，由于美元是美国最好的出口产品，这就决定了美国的贸易赤字在这样的逻辑和格局下，是永远都不会被更改的。
但是，美国对日本的汇率战争才刚刚进行了一半，他们并不满足于美元贬值的收获。日本经济如果没有遭到重大的挫折，那日本在亚洲乃至世界上的话语权会继续加强，而坚挺的日元也会如同酝酿中的欧元一样，对美元的地位产生相当程度上的威胁，而这是美国绝对不能接受的。发动第二波攻击，将日本经济对自身的威胁减少至可以忽略不计，才是美国这次汇率战争的终极目的。
一切都在美国金融财团的预料之中，在广场协议签署后的三年内，为了应对日元的急速升值对国内出口产业的可能打击，日本银行连续五次下调再贴现率，从1986年1月的5.0％降至1987年2月的2.5％，旨在通过增加投资和消费扩大内需。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以及日元币值的稳步上升，无疑给日本经济打了一针兴奋剂。在国际资本的眼中，投资日本的证券市场几乎就是个稳赚不赔的买卖。同时由于日元的升值，日本制造业其实也面临着成本大幅上升、产品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在全球的范围内，日本还是损失了一定的订单的。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寻找新的盈利项目，弥补亏空，日本企业纷纷从银行低息贷款炒股票，进一步刺激了股市上扬。
在股票疯涨的情况下，巨大的收益率使得日本银行实力纷纷壮大，到1988年，按规模算，日本银行已经占据了世界银行业的头十把交椅。而美国金融财团手下的金融刺客，也裹挟着巨额游资进入了日本的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于是，在国际资本、美国资本和日本自己的三方合力下，世界经济史上最蔚为壮观的泡沫经济诞生了。在1988年的时候，东京股票市场已经比1985年翻了三番，而房地产泡沫更是让人瞠目结舌。当时东京23个区的地价总和甚至达到了可以购买美国全部国土的水平，“土地是不会贬值的”成为了当时所有投资者的共识。在此神话的刺激下，投资者不断以升值的土地为担保，向银行大量贷款，而银行也不理智地疯狂放贷，地价上升也使得土地所有者的账面财产大幅增加，银行业也更加兴旺发达，最终皆大欢喜。在当时的日本，似乎是人人都有花不完的钱，这极大地刺激了消费欲望，从而导致了国内消费需求增长，兜里钞票多了，更是进一步刺激了投资行为，在广场协议签订到1990年以前，日本经济就是在这样一种过度亢奋的状态中持续攀升，用打了兴奋剂来比喻其实一点都不为过。
到了1989年，日本股市达到了历史巅峰，日经指数冲到了38915点。不过，炒过股票的人都知道，股票市场其实是一种另类的赌博，信心对于股市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此时，已经暗中憋了好几年劲的美国金融财团，开始发力。他们首先发明了一种叫“股指认沽期权”的金融产品，通俗来讲，就是一种赌股市上的公司未来股票价格走势的产品。简单地做个比喻，跟赌场中的押大押小是一个道理。
就在日本股市达到前所未有的高点的时候，国际金融财团控制的摩根士丹利和所罗兄弟公司等一批投资银行携带这种新型的金融产品来到了东京的股票市场，与当时实力雄厚的日本保险公司展开了交易，严格来说，是赌博。而在日本保险公司看来，这些美国人简直愚蠢到了极点，要知道在1990年的新年伊始，《日本经济新闻》组织了个访谈，在让20位著名企业家进行股市预测时，大家还一致乐观地认为1990年的股指将继续上冲至42000～48000点。日本保险公司认为这是美国人送到跟前的大礼，于是大量购入了美国的这种最新的金融产品。如果股市跌，美国人赚钱，如果股市继续涨，日本保险公司赚钱。后来，美国金融财团又通过丹麦政府做担保，承诺购买了“日经指数认沽权证”的人，在日本股市下跌的时候，会得到丰厚的回报，这么一造势，使得这个赌局越做越大，非但日本的公司、个人，甚至全世界的投资家都参与了进来。一帮赌徒买大押小，忙得不亦乐乎。
此时的日本经济泡沫实际已经岌岌可危了，就像过山车到了顶点，不可避免地要下冲了。由于日本的房地产市场持续过热已经很长一段时间了，日本各地大城市的房价早已让普通百姓无法承受，即使不符合日本人居住习惯的集体住宅，对大部分的普通劳动者来说，也成了无法承受的真正的“空中楼阁”，于是日本民众纷纷迁到市郊居住，引发了一定程度上的民怨，间接也导致了日本的住宅建筑业陷入了衰退。而由于地价过高，日本的企业也无力增建厂房，扩大生产规模，同时也影响了政府对于公共事业的投资建设成本。
基于这样的情况，为了给泡沫中热得发烫的经济降降温，政府选择提高利率，并严格控制土地金融的总量，这一系列的举措使得市场的预期发生了悄然的改变。与此同时，国际金融界看空日本股市的气氛也越来越凝重，终于，内外夹攻，人们的心理防线再也绷不住了。
1990年4月2日，日经平均指数下挫至28002.07点，比1989年末的最高值下降了28.05％，1990年10月1日，又降至20221.86点，至此，股市总市值消失了270万亿日元以上。股票的下跌也引起国内债券市场的恐慌，潜伏在日本境内进行投资的国际金融财团的游资开始大规模撤出日本市场，抛售股票、债券的资金迅速流向海外，日本金融市场出现了股票、债券与日元三重贬值的混乱之中。不可避免地，1990年秋季，房地产也开始暴跌。当年，六大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就下降了15％～20％。房地产价格的暴跌导致大量不动产企业及关联企业破产。紧接着，由土地作担保的贷款也出现了极大风险，银行也因此拥有了巨额不良债权，对日本金融界造成了严重打击。这一波又一波的连锁反应，最终让自信满满的日本人血本无归。到2003年4月，日本股市最低跌至7607点。累计跌幅高达63.24％，创造了日本股市历史上最大的下跌幅度。整个日本社会的财富缩水了近一半。这一场股灾几乎将日本数年间积累的财富毁灭殆尽。吉川元忠在《金融战败》一书中认为，如果按照财富损失的比例来衡量，日本1990年经济衰退的后果几乎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的后果相当。从此，日本走上了持续十几年的经济低迷之路。
虽然，日本在随后的岁月里，不断调整产业结构，在管理上精益求精，仍然保持了一个经济大国的地位，社会也比较稳定。不过，事实胜于雄辩，日本经济最终都没能恢复到20世纪80年代末的水平，在高速发展了三十多年后，经此一役，积累起来的与美国叫板的自信心也丧失殆尽，从此更加依附于美国，再也无法构成对美国的威胁。虽然，没有也永远不会有直接证据表明，从广场协议到随后日本“失去的十年”，是美国精心策划的攻击计划，不过，从日元升值后，美国一系列的有针对性的政策以及动作来看，恐怕没有人会真的相信这是巧合。从广场协议开始，美国人就埋下伏笔，随后在一波波的攻势中，明暗结合，使出威力强大的组合拳，最终导致了日本的完败，向世人展示了汇率战争的威力。这次金融战的威力，比起二战中投向日本的原子弹，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2.南柯一梦——墨西哥“美国梦”的破灭
在谈到美国的时候，人们总会说这是个得天独厚的好地方，广阔的国土，充沛的资源，更有简单的地缘优势。西面太平洋，东面大西洋，天然地阻隔了外敌入侵的道路，而北面的加拿大堪称美国的前院，人丁稀少，在政治经济上没有多少独特的话语权，属于完全依附于美国的主权国家，各方面看起来都相当于美国的一个州。比如冰球联盟都是两个国家的球队在一起打比赛，而两国军队也基本属于协防的关系。美国的南面则是墨西哥以及拉丁美洲，习惯上，被称为美国的后院。前院和后院之于美国，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加拿大从来不会抵触美国的任何外交政策，而同为欧洲后裔的血缘背景，让美国非常放心这个人口还不到2000万的“大国”，两国交往非常友好，充满了兄弟国家的温情脉脉。而后院，就大大不同了。
拉丁美洲和北美一般统称为美洲大陆，属于印第安人祖祖辈辈繁衍生息的地方。说起印第安人，关于其起源常常为人所津津乐道。印第安人属于黄种人，而且考古发现似乎更加印证了他们极有可能来自中国的殷商部落。1953年，美国考古学家在墨西哥奥尔梅克遗址的祭祀中心发现了16尊雕像和6片玉圭，玉圭上刻有文字，国内有学者认为是殷商文字，并破译解读出来，是殷人祖先的名字：蚩尤、少昊、帝喾、简狄、多妇、契、相土、王亥、上甲等。另外祭祀的习俗也和东夷人相同。虽然这种说法并未被主流学界认可，但古代印第安人曾经创造了举世闻名的“玛雅文化”是公认的，其中关于2012的预言还刚刚被拍成电影在全世界范围内票房大卖。
可是，就是这样一个中国人的“兄弟民族”，其命运在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后，彻底发生了改变。在第一次殖民浪潮中，西班牙人占领了除巴西和圭亚那之外的全部拉丁美洲领土；葡萄牙人则占领了占拉丁美洲全部领土3/7的巴西。后来欧洲强国法国和英国也加入到美洲大陆的殖民主义运动中，开始了长达300年对美洲大陆的殖民统治。从美洲大陆运出的黄金和白银是永远也无法统计清楚的，但是这些财富在欧洲引起了深刻的变革，催生了一批世界级强国的诞生。
长期的殖民统治，不但在肉体上消灭了大多数的印第安人，而且在文化上也趋于灭绝，在南美洲，残存的印加遗民，慢慢接受了宗主国的文化和语言，由于西班牙和葡萄牙是统治这片大陆的最早殖民者，所以拉丁语变成了他们的语言，从此，南美洲也被称作拉丁美洲。
美国在脱离英国殖民统治后迅速强大，而拉丁美洲也先后在19世纪中期通过轰轰烈烈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脱离了殖民统治。从此，美国的经济政策和外交政策代替了以前的殖民统治，成为拉丁美洲国家所面临的主要课题。不过美国的心思和他们的欧洲亲戚并无本质区别，不同的是，野蛮的黄金掠夺和种植园的奴隶剥削被更隐蔽和更具欺骗性的新的殖民形式——经济殖民所取代。在之后的漫长岁月里，美国通过强大的军事实力，对拉美地区事务进行粗暴干涉，扫除异己，帮助亲美政权建立统治，继而通过“门罗主义”、“泛美主义”以及“华盛顿共识”主导下的“新自由主义”慢慢解除了拉美国家的思想武装，最终，在一切都铺垫完毕的时候，彻底控制拉美地区经济命脉，使其沦为美国的附庸。
20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为了更好地使用美元汇率这个超级武器，煞费苦心地在拉美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以国际金融财团控制下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开发银行、美洲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为掩护，开始了新一轮的经济殖民运动。
可以说，墨西哥的经济危机，是拉美国家的一个缩影。墨西哥地理位置独特，由于毗邻美国，所以在政治、经济上受美国影响非常大，不过，一条国境线隔开的却是两个世界。对于大多穷困的墨西哥人来说，北边的美国简直无异于是天堂，怀揣着一个流传了好几个世纪的美国梦，每年都有上百万人偷越国境，去这个充满了机会的“自由”国度淘金。
就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发展历程中究竟发生了哪些事情，导致了一而再、再而三的危机和动荡呢？说起1994年～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就不能回避从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经济就面临的问题。
冷战时期，美国忙于与苏联争霸，由于政治格局的原因，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还在娘胎，而全球化的浪潮也还没有到来。此时的墨西哥，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利用与美国接壤的有利条件，大力发展出口，而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导致的油价上涨，则加快了盛产石油天然气的墨西哥经济发展的步伐，在近20年的时间里，创造了一个“拉美奇迹”。到1980年时，墨西哥经济的整体规模已经接近比利时、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居世界第11位，在石油美元的帮助下，墨西哥经济增长速度表现得非常突出。外国资本也开始大量涌入墨西哥境内，掀起了一股投资的高潮。
不过，这个时期的墨西哥，并不是所有人都过上了富足舒适的生活，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现象愈演愈烈，绝大多数普通民众还在贫困线上挣扎，而且工业基础薄弱，经济增长模式单一也是早已存在的问题。于是，为了振兴民族工业，同时加强已有的石油化工产业的实力，墨西哥政府通过大量公共投资行为，来缓和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之间的矛盾，改变经济增长模式。可是，事与愿违，非但问题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新的麻烦却悄然出现。从此墨西哥的经济增长便主要依赖政府投资作为驱动力，导致墨西哥必须持续增加财政赤字以维持庞大的公共投资，最终，墨西哥财政赤字大幅提升，负债累累。
墨西哥经济发展中的另一个问题也非常突出。由于财政赤字大幅增加，给外国资本对举债度日的墨西哥实施高利率进行盘剥创造了可能，然而，墨西哥政府却对境内外国直接投资的利润汇回视而不见，投资国每年将2/3的利润汇回国内，而另外1/3用于再投资扩大生产规模，这样的态势，导致墨西哥渐渐资不抵债。
祸不单行，由于和美国经济的联系过于紧密，出口严重依赖美国市场，而本国的投资又仰仗美元的持续流入，所以，在随后的第二次石油危机中，由于美国实施经济紧缩政策，大量投资撤回国内，墨西哥更是陷入了经济萧条。经济不景气，财政收入减少，而外债更是难以偿付，巨额外债使得1982年还本付息高达158亿美元，墨西哥出现了外汇枯竭、清偿拮据的严峻形势。
就在墨西哥的债务危机引发连锁反应，经济危机如火如荼的时候，美国终于出手了。对美国来说，这次介入不但要稳定后院的局势，更要借此将墨西哥完全纳入全球化的体系之中，为拉美国家进一步推行市场化导向的经济改革打下基础。在这次危机中，美国操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扮演着国际反危机的中心角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墨西哥制定的稳定计划主要针对通货膨胀，主要政策包括市场化改革，进一步私有化，大量裁减国有企业的工人，进一步减少政府开支，进一步削减公共开支和公共福利，进一步放开金融体系，进一步放开外汇管制和资本市场，放开国家贸易，放开资本流动，降低工资，提高利率，货币贬值等等。简而言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是要通过危机把墨西哥进一步纳入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体系中。想获得国际贷款的前提条件，就是毫不犹豫地执行这些改革方案。
从此，以偿付外债为主要目的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墨西哥经济中的比重变得越来越大。所以，美国这次出手的实质，打个比方，就好比一个富人借钱给穷人，但要求穷人今后尽一切可能提高还债能力，向富人提供所需产品，赚来的钱再来偿付所欠富人的外债，如此循环往复，连本带利，最终受益的仍然是美国的金融财团。由于答应了这次贷款的附加条件，墨西哥从此便失去了按自己意愿发展民族工业的可能，只能通过能源和廉价的劳动密集型产品换取有限的外汇，而这些外汇最终还会回到债主——美国金融财团的手里。
事情远远没有结束，由于在这次危机的解决过程中，墨西哥被迫放宽了对外国投资的限制，更致命的是全面敞开了金融证券市场。外资如潮水一般涌入墨西哥境内，然而由于金融管制的消失，追求高利润的特性使得这些外资中7～8成都用在了有价证券投资上面。金融投资的特点是利润大，风险也大，稳定性极差，任何风吹草动都有可能造成崩盘。而完全按照美国人开的药方去治病的墨西哥政府，却发现债务危机不但没有顺利度过，外债数目反而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到了1994年，达到了1000亿美元，几乎增长了十倍。要知道，当时墨西哥政府的外汇储备才只有可怜的70亿美元，连利息都不够，不可避免地，一场更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将不可避免。
就像许多重大事件一样，隐患一直在积累，但爆发的那一瞬间总需要一些火花的刺激。1994年年初，由于社会贫富差距日益悬殊等问题，引起了墨西哥恰帕斯州农民的武装暴动，3月，墨西哥革命组织党的总统候选人遇刺，更使人们对墨西哥政局的稳定产生了怀疑。由于担心债权无法收回，此时一些外国投资者便开始大量抽走资金，墨西哥的金融局势开始有点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了，已经出现的抛售比索的苗头导致了比索贬值的压力加大，金融风暴一触即发。
本来，墨西哥政府此时应该果断恢复严格的金融监管政策，保持比索币值不变，暂停支付外债，努力扩大出口，并与债权国进行迂回谈判，也许就能够避免危机的爆发，或者减轻危害。可是，没有想到，刚上台不久的墨西哥新政府，在1994年12月20日非常“果断”地宣布比索贬值15％，这一无异于自杀的决定，将本就风声鹤唳的墨国金融市场彻底摧毁。恐慌就像瘟疫一样蔓延，本国货币成了烫手的山芋，人们纷纷抛售比索，抢购美元，比索汇率像断了线的风筝直线下跌。墨西哥中央银行一天之内抛售几十亿美元，仍无法抑制比索汇价跌势，21日，政府在失去对局势的掌控后，又宣布中央银行不再干预外汇市场，比索与美元实行汇率自由浮动，结果更是变得无法收拾。墨西哥外汇储备在20日至21日两天时间内锐减近40亿美元。墨西哥整个金融市场一片混乱。而从20日至22日，短短的三天时间内，墨西哥比索兑换美元的汇价就暴跌了42.17％，几乎创造了现代金融史上的新纪录，只可惜，这个记录不会有人为之骄傲和自豪。
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影响很快就波及本国的其他行业。比索贬值直接导致物价上涨，市场商品价格大幅度上升，银行利率不断上扬，大批企业陷入资金困难，陷入停产和瘫痪，工人大批失业。通货膨胀与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像两只大手，把大批低收入居民推向极端贫困之中，金融危机演变成了全面的经济危机。
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世界经济从来都是一盘棋，牵一发而动全身，墨西哥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也产生冲击作用。由于阿根廷、巴西、智利等其他拉美国家经济结构与墨西哥相似，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债务沉重、贸易逆差、币值高估等经济问题，墨西哥金融危机爆发首当其冲受影响的是这些国家。由于外国投资者害怕墨西哥金融危机扩展到全拉美国家，纷纷抛售这些国家的股票，引发拉美股市猛跌，像巴西、阿根廷、智利等国家都笼罩在了经济危机的阴影下。同时，受墨西哥金融危机影响，1995年1月欧洲股市指数下跌1％，远东指数下跌6.5％，世界股市指数下降1.7％。
后院起火，美国自然不会坐视不理，不顾国内反对的声音，总统克林顿绕过国会，直接动用汇率稳定基金赋予的权力，向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的财政援助，与此同时，在美国的主导下，西方七国也一致同意援助墨西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清算银行分别同意向墨西哥提供178亿美元和100亿美元的贷款。加上其他的一些支持，墨西哥可得到500多亿美元贷款来稳定金融市场。探究美国这次的援救行动原因，克林顿总统讲得非常直白：“一个稳定繁荣的墨西哥是符合美国重要战略和经济利益的。”
的确，首先，墨西哥和美国有着3000公里的漫长边境线，非法移民问题一直是困扰两国的难题，如今墨西哥局势如果发生不可挽回的动荡，那更大的移民潮将给南部各州带来极大的负担；另外，这次墨西哥的崩盘，也给其最大的债主美国带来了巨大损失，不但原来的钱还不上，如果亲美的政府倒台，利益的天平可能就不会再倾向美国；第三，由美国倡导建立的美洲自由贸易区计划也将因为这次墨西哥金融危机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毁于一旦。基于以上三点主要原因，美国才会主动出手援助。
不过，贷款方式的援助，并不是直接给予，在度过最初的危局之后，其后果就是让墨西哥背上更加沉重的外债包袱。在帮助墨西哥恢复还债能力后，美国银行家不但可以收回援助贷款的本金，还能稳赚一笔。轮回从此开始，在新自由主义经济道路上，墨西哥一次比一次需要美国的帮助，政治和经济上的独立再也无从谈起。在稳固全球美元霸权这盘棋上，这也不失为一着妙棋。而对墨西哥、美国一直是贸易顺差，搞上几次比索的大幅贬值，汇率危机会让人们对美元体系更加迷信，用出口导向型经济换回源源不断的美元成了“大家的共识”，由此，美元体系的稳固程度也将继续增强。
3.奄奄一息的北极熊——从苏联的解体到俄罗斯的金融危机
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存在的74年时间里，扮演了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关键角色，从它诞生到灭亡的漫长岁月里，一直都是国际舞台的主角。无论后人如何评价这个奇迹般伫立了半个多世纪的超级大国，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苏联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都曾取得了无与伦比的成就，捍卫了自己的荣誉。
只是，这个地跨欧亚大陆，曾被丘吉尔形象地称作北极熊的庞然大物是究竟如何一声不响轰然倒下的呢？而苏联穷70多年之力积攒的巨大财富又去向何方呢？
谈及苏联解体，很多人都会大谈特谈美国总统里根的“星球大战”计划，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是美苏争霸和军备竞赛拖垮了苏联。的确，里根总统是美国历史上一位非常特殊的总统，影星身份，高龄当选，乃至遇刺事件，都成为了这位总统与众不同的的标签。幽默、乐观和永远充满希望的坚毅性格，使得美国在里根当政的整个20世纪80年代，无数次让人为之惊叹。似乎是个天生的领导者，擅于抓大放小的里根，在当政期间平均每周工作只有四个小时，但就是在这看似漫不经心的八年里，长期让美国精神高度紧张的苏联走向解体了，日本也在中了广场协议的暗箭后，踉踉跄跄走向最后的亢奋，而美国经济却走出了长期的滞涨，开始全面复苏，为9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里根的确富有魅力，不过如果相信苏联真的就是败在了这样一个明星总统手里，未免有些太天真了。长期的军备竞赛的确给远不如美国实力强大的苏联带上了无形的镣铐，但是，在二战中都坚持下来并取得最终胜利的苏联，是不会仅仅由于这个原因就缴械投降的，而在另一个战场中，美国人发起的金融战争才是潜在的主要原因。
美国比起苏联，可能有人会列举出一大堆有关体制的、意识形态的各种优势，但很多人都忽略了根本，那就是美国人手中有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美元，实际上，正是在这个最大法宝的帮助下，苏联才在对美国的冷战中显得力不从心，甚至是节节败退，而美国利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的美元霸权拖垮苏联也就成了一种必然。
在冷战的格局下，几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面临着选择的问题，夹缝中生存不容易，站到谁的队列里，实在是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大事。美国在这场持久战中，盟友的一致动作起了非常大的作用。虽然在当时苏联的计划经济体制下，严格的金融管制和以内需为主的经济政策，使得美国不能利用汇率武器直接攻击，但是美元霸权的另一个致命杀招开始显现威力，那就是对于国际主要商品的定价权。当时美国和欧洲联手，对苏联实施经济封锁，拼命压制苏联石油、天然气等资源的出口。作为油气资源储量丰富的苏联，石油一直是其出口创汇的主要来源，但过于辽阔的国土，恶劣的自然和气候条件，埋藏相对较深的地理位置，都使得苏联的石油开发成本远远高于世界第一大石油产区——波斯湾。在这个客观基础上，美国操纵国际油价，千方百计压低价格，使苏联出现换汇困难，迫使其陷入经济困境。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苏联的另外一个主要出口产品——黄金上，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美元不再与黄金挂钩，而美国主导着世界黄金市场的定价权，为了打击苏联，黄金价格一直在一个不正常的低位上徘徊，这也严重影响了苏联的外汇收入，而农业生产严重不足的苏联，竟然常常沦落到用黄金换粮食的境地。美国用美元主导的主要商品定价权，慢慢将苏联的经济状况拖入了泥沼，而长期生活水平无法提高的窘迫现实，逐渐吞噬了苏联人对于国家制度的信心。
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美国在沃尔克的主导下，开始大幅度提高美元利率，打击通货膨胀，这又是一石二鸟的好戏。一方面美国奇迹般地逐渐走出了经济滞涨，进一步稳固了美元的霸气地位，而另一方面，第三世界国家的实际债务却迅猛增长，巨大的债务泡沫直接导致了全球债务危机。身为债权人的国际金融财团，堂而皇之地以援助国的身份“有控制地解体”这些欠债国。不过，他们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债权银行推行的“解决方案”，实际是一个巨大的陷阱，反而为日后各国暴发更严重的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从前文中对于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介绍中，便可见端倪。到20世纪80年代末时，第三世界国家所欠债务再次冲到了新高点，债务泡沫更大了，经济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使得国际金融财团如愿以偿地获得了这些国家大量的核心资产，进一步打开了金融市场，从而控制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命脉。而美国，也开始欣欣向荣，进入了一个黄金发展时期。
同时期陷入阿富汗战争泥沼不能自拔的苏联，在美元大幅提升利率的冲击下，也备受债务剧增的煎熬。而普通的苏联老百姓，更是在严峻的经济形势下苦不堪言。而此时，美国又千方百计，把本国繁荣的经济形势、富足的生活方式以媒体战和文化输出的方式展现在苏联人的面前，这极大地刺激了苏联人的神经。渐渐地，长期物质生活贫乏的苏联人的忍耐力终于达到了极限，面对部分干部的腐化生活，僵化的国家体制，以及落后的轻工业、农业水平，曾经信仰无比坚定的他们开始质疑，开始迷失，最终丧失了辨别正确道路的能力。
和平演变开始发挥巨大的作用，美国人逐渐使苏联人相信，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没有管制的金融市场，以及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创造力才是美国梦的基石。这些冠冕堂皇的理论，确实都有道理，问题的关键是强权和既得利益者不会以公平的方式来参与竞争，这才是根本。就像现在中国混乱不堪的保健品市场，每天都在收音机、电视广告和各种免费讲座中准时出现的“专家”们，在他们的滔滔不绝中，有很大一部分并不是错误的、荒谬的，就像金庸笔下的韦小宝，从来不会只说假话，高明的撒谎者都是10句话里只掺和两三句假话，这样才能让人相信，才能行走江湖无往而不利。
就是在这样的信仰崩溃的氛围中，迷茫的苏联人又出现了一位更迷茫的领航者——戈尔巴乔夫。从所作所为来看，戈尔巴乔夫更像是个被美国人洗过脑的领袖，他上台后，且不论究竟从长远来看是对是错，但有一点可以确认无疑，那就是戈尔巴乔夫做的每一件事起码都符合美国人的迫切愿望——逐步放松了党的领导，解散了华约，最终解体苏联，而这些都是美国人梦寐以求了近半个世纪的事情。
一边是温情脉脉的和平演变，一边是冷酷无情的金融绞杀政策，美国的左右手配合起来简直是天衣无缝。在一番讨价还价后，第二次石油危机后结成同盟的美国和沙特等部分中东国家，开始集中力量大幅降低石油价格，最终降低到苏联出口就赔钱的地步；同时美国还劝说甚至是强迫从苏联进口石油的欧洲国家使用替代能源或者改变石油进口的路线，原本正在开工建设的西伯利亚到西欧的输油管道也半途夭折。这一来，苏联真正陷入了绝境，为了维持庞大的军费支出以和美国进行“星球大战”，苏联把仅有的一点钱也投入了军事和航天领域，国力严重衰退的苏联到最后只能靠卖黄金度日了。
面对这样的局面，戈尔巴乔夫政府的财政赤字剧增，不断发行新的卢布又造成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在黑市交易中，卢布开始贬值，美元日益成为苏联人心中的硬通货。美国的金融杀手此时开始购买大量的卢布，等待最后一击。这个时候，由于缺乏有序渐进改革耐心和能力的戈尔巴乔夫面对由他造成的混乱的局势无法掌控，引发了国内左派和右派的一致不满，已经下台。
此时，解体后的苏联主体——俄罗斯执行的是彻底的自由主义经济，在长期压抑下，一种对苏联彻底否定的心态，使得人们失去了理智，盲目地认为自由主义市场经济一切都是好的，和计划沾边的政府行为统统都被否定。完全放开的金融市场，得不到任何政府有效的监管，面对国际金融炒家，就像是当年中国义和团用血肉之躯对抗八国联军的长枪洋炮。对玩弄货币于股掌之上的汇率战争老手——美国来说，这无异于羊入虎口。此时，执掌政权的叶利钦为了维持新成立的政府开支，向西方银行借贷了大量外债，而代价就是要大规模快速实现国有资产私有化。于是，西方金融财团的代言人用一种被称作“休克疗法”的美妙理论将俄罗斯彻底送进了地狱。
俄罗斯企业私有化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92年7月～1994年6月）是无偿私有化阶段，就是将前苏联74年积累的国有资产经过估价，按1.49亿人口，每人1万卢布，无偿转让给每个公民。每人只象征性地支付25卢布，即可领到一张面值1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购买企业股份或住房，或委托给投资基金，该券不记名、不挂失、可转让和兑现。这项举措，使俄罗斯人欢欣鼓舞，这无异于一笔意外之财，共产主义喊了多年，仿佛到了苏联解体后才真正得以实现。由于普通老百姓不会理财，也不知道该怎么用这笔财富，所以随着私有化券的发放，俄罗斯雨后春笋般地冒出了600多家私有化券投资基金，他们以理财专家的身份代客理财，因此大约三分之二的人把私有化券交给了私有化投资基金。
此时已经大量持有卢布的金融杀手们开始疯狂抛售卢布，引发了卢布的大幅贬值，从苏联解体前的1卢布兑换1.5美元，一直跌到了1美元兑换100卢布，换言之，苏联人拿到的面值一万卢布的私有化券迅速缩水到价值100美元，而100美元根本不能算成是一笔财产。而现在还不是终点，人们的信心彻底崩盘，多年辛苦才攒下的财产缩水至原来的1/100，而物价的飞涨也导致物价体系的崩溃，这极大地打击了俄罗斯经济。就在这种无法阻挡的恶性通货膨胀中，苏联人把美元当成是最后的救命稻草，纷纷抛售手中的卢布，兑换成美元用以维持最起码的生计，这更加重了所有的矛盾，卢布似乎在一个无底洞中进行自由落体运动，谁也不知道贬值的底线在何方。由于卢布的崩溃，多数投资基金也垮掉了，委托者几乎血本无归。
而此时的俄罗斯政府，面对这样的局势，可谓是始料未及，庞大的国有资产不能没人管，生产还是要继续，否则不但工人失业，政府没有收入，整个国家也会停摆。老百姓的钱成了废纸，自然也无法当家作主，所以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向私人、外资出售国有资产和股权。不过，这一轮出售中存在着严重的违法腐败现象，黑社会和腐败官员、企业经理相勾结，实际控制了一半以上私有化企业和银行。
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俄罗斯新贵们要收购如此庞大的苏联遗产，必须依靠西方资金，也就是国际金融财团的钱，这些外国资本在当时已经大量涌入俄罗斯境内，主要是购买俄罗斯公司的股份。不过，面对当时总值大概在1.5万亿卢布的原国有资产，按当时汇率，仍然要让国际金融财团付出上千亿美元的代价。显然，他们并不想这么做。
1998年新年的钟声刚刚敲过，在美国金融专家的建议下，俄罗斯在货币改革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废除旧卢布，发行新卢布，并且将新卢布对美元的汇率定位5：1。至此，与苏联解体前相比，卢布的实际贬值率为1/14000。如同变戏法般的，整个苏联时期的庞大国有资产最终在账面上只剩下了10亿美元左右，而且大部分落入了西方资本支撑下的新兴经理阶层手中。这些人并不关心企业的经营，企业资产在他们手里，只是作为非法牟利的工具，多元产权化结构和董事会、监事会，不但没有起到监督制衡的作用，反而相互勾结进行掠夺，导致俄罗斯的企业投资连年持续下降，设备老化严重，事故频发。
庞大的苏联工业遗产，在步履维艰地继续创造财富，可惜，利润的大部分，都没能以税收的方式支持国家财政。由于没有金融监管，政府决策执行力又差，每年约有数百亿美元非法收入转移境外，形成了俄罗斯经济“动脉”大出血。这些既得利益者一方面不断用手中牟取的暴利行贿官员，为更进一步搜刮俄罗斯财富铺平道路，另一方面常年居住在欧洲，向境外转移资产，享受着奢华无度的生活，这也是俄罗斯金融寡头政治的起源。
经过休克疗法之后，俄罗斯的主权信贷不复存在，俄罗斯工业基本瓦解，国家和民间财富消失殆尽，从此该国的经济只能依赖国外的资本和消费品，而俄罗斯政府只能依靠出口石油、天然气和其他原材料艰难度日。事实上，从1992年俄罗斯实施休克疗法进行经济转轨后，一直陷入严重的经济危机中，通货膨胀、投资萎缩、生产下降伴随“休克疗法”和私有化改革的推进而发展。这些改革除了让普通苏联百姓和国有资产迅速蒸发之外，其收获大概就是大量的外债和金融寡头了。这一切显然不会将低迷的俄罗斯经济拉回到正常轨道，刚刚宣布货币改革，发行新卢布后不久，一轮严重的经济危机就爆发了。
休克疗法后的俄罗斯，是一个真正的烂摊子，不过从1996到1997年，俄罗斯的经济形势似乎开始回暖。此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诱导下，证券和外汇市场又完全开放，没有任何监管。对于国际金融财团来说，这里无异于人间伊甸园。而动荡的国内局势和财富真空，使得外资争相涌入俄罗斯境内，成为全球一个新的投资市场，在这段时期，俄罗斯经济难得地止住下滑的势头，粮食生产也获得丰收，似乎前景一片美好。
不过，“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任何一个理智的人，都不会相信一个已经“休克”了的病人，能在短暂的平静之后，迅速站起来，恢复健康。眼前的繁荣，无法掩盖俄罗斯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而这繁荣，更是虚无缥缈的无根之木。其一，由于俄罗斯政府财政入不敷出，一直靠出卖资源、举借内外债来支撑，常常是东拼西凑，拆东墙补西墙，政府指望发行短期债券和对外大量借款来筹措资金，并不断提高国债利率，数目巨大的国债其实一直都是悬在俄罗斯头顶的巨石，一旦到达还债期限，而资金来源又发生断裂，后果将不堪设想。
其二，俄罗斯的触底反弹，其实只是虚假繁荣，大量的投资并没有进入制造业和农业等实体经济。就像是在几公里外就能靠血腥味追踪猎物的鲨鱼一样，在以极低的代价帮助俄罗斯金融寡头收购了苏联大部分遗产之后，来自西方的大量外资就对高利率的俄罗斯债务市场趋之若鹜，况且这里没有任何外来约束，股票和外汇市场同样不受监管，简直就是噬血捕猎者的天堂。由于股票收益率高，而俄罗斯股票的票面价值又很低，同时高利率的3～4个月的短期国债占整个国债份额的80％，国际金融财团的大量游资蜂拥而入，到了1997年10月间，外资已掌握了6～7成的股市交易量，30％～40％的国债交易额。
就在这样的金融泡沫下，强大的外汇储备是应对可能灾难的唯一武器。不过，当时的俄罗斯政府连起码的正常税收都无法保证，由于政府公信力不足，腐败行为又比较严重，大量的偷税漏税得不到有效处理，没有一个稳定而充足的收入来源。同时，取消了石油出口税之后，收入也大幅减少，而连续多年的能源价格下降，更给政府的收入雪上加霜。此时，导火索再次被悄悄点燃。
1997年，东亚金融危机突然爆发，迅速影响至整个亚洲，由于受到不可避免的冲击，俄罗斯于1997年10月和1998年5月先后爆发了两次金融危机。到第二年的8月，政府宣布让卢布自由浮动，卢布大幅贬值，同时表示单方面延期偿付以卢布计价的内债和部分外债，并禁止银行兑现外汇承诺，政府的公信力荡然无存，金融危机全面爆发。
这次金融危机持续时间较长，从时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大致在1997年10月28日至11月中旬之间。本来，1997年7月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起初对俄罗斯金融市场的影响并不大，但10月韩国爆发的金融危机却立即在俄金融市场产生连锁反应，因为韩资在俄金融市场中占有一定比重。韩国国内发生金融危机，韩国资本急忙大量撤走，以救其本国之急。受其影响，在俄罗斯的投资者也纷纷大规模抛售股票，危机首先在证券市场和外汇市场上凸现。似乎是一致行动，当然也符合股票市场的“一般规律”，外国资本大规模外逃，引发汇率下跌和股市大幅下挫，股市、债市和汇市同时陷入崩盘状态。受此影响，银行连应付居民提款的要求都无法满足，恐慌再次在社会蔓延，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瘫痪。由于债务市场的行将崩溃，俄罗斯政府面临破产，形势万分紧急，此时的俄罗斯央行不得不拿出大量资金来提高国债利率，以挽留外资，但仍无济于事。最终，自1997年10月28日到11月10日间由于大量抛售股票行为，股价平均下跌近三成，当时俄罗斯央行拿出35亿美元拯救债市，国债收益率已上升至45％，但外资依然撤走了100亿美元。
第二阶段，大致发生在1998年5月至6月间。1998年5月，病魔缠身的俄罗斯经济已经开始出现难以为继的信号，由于之前介绍的税收不利、石油价格偏低等原因，国家外汇储备极度匮乏。恰恰此时，叶利钦政府的总理像走马灯一样轮换不停，总统和国家杜马之间的矛盾公开化，更有激化的趋势，政局非常不稳，这严重引发了普通百姓对于政府公信力的质疑，购买国债的人越来越少。据统计，当时新发国债已经远远无法抵消旧债务，向内举债已经走投无路。而此时的股市再次大跌，更给俄罗斯政府雪上加霜。本来，在激烈斗争中被任命的新总理基里延科就因为太年轻，资历浅，缺乏财团、政党的支持和治国经验，大大影响了投资者对新政府的信心。再加上此时俄罗斯累积多年、严重的财政赤字和债务危机突然彻底暴露在世人面前，更引起了投资者的心理恐慌，更大规模的外资撤出已经在开始酝酿。而此时议会修改政府的私有化政策，则成为引起这次金融风波的导火线。当时，“俄罗斯统一电力系统股份公司”已有28％的股票售予外商，但是，不甘国家命脉被人操控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又专门通过关于该公司股票处置法，规定外资拥有该公司的股票份额不得超过25％。这样一来，引发外资对俄政府的强烈不信任，代价就是纷纷抛售股票。这个公司的股票在两周内下跌40％，别的股票也跟着下跌25％～40％。受此影响，国债价格急剧下滑，外国投资者也对已经利润丰厚的国债失去了兴趣。此时，为了还债，刺激人们购买债券，俄罗斯政府不惜再次大幅提高利率，并且抛售美元以稳定脆弱的汇率，这进一步导致外汇储备的大量流失，但是收效甚微，卢布贬值的压力日益增大，俄罗斯金融局势开始发生动荡。
这一阶段金融危机的突出表现就是卢布兑美元的比价由6：1下跌到6.3：1以及短期国债收益率突破80％，政府还债的负担进一步加大。此时，虽然情况窘迫，但谁也没有料到，俄罗斯金融体系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第三阶段：到了1998年8月份，眼看国债券又将陆续到期，而可怜的外汇储备不但不够还债，更难以干预外汇市场，稳定局势。而此时，金融大鳄索罗斯在报刊上公然敦促俄政府卢布贬值15％～25％，这个后来被无数人指责为别有用心的行为，直接导致当天俄国际文传电讯社计算的100种工业股票价格指数大跌，跌到仅及年初的26％，跌掉74％。若干外资银行预期卢布贬值，纷纷要求俄银行提前还贷。就是在这种内外交困的局势下，1998年8月17日，走投无路的总理基里延科与俄罗斯中央银行行长杜比宁签署了一项联合声明，决定于8月17日推出三项强硬的应急措施，即：一是扩大卢布汇率浮动区间，将卢布汇率的上限调低到9.5：1，这实际上是将卢布兑美元的汇率由6.295贬至9.5，贬值50％以上；二是延期90天偿还到期的150亿美元外债；三是转换内债偿还期，将1999年12月31日前到期的价值达200亿美元的国债转换成3、4、5年期限的中期国债。在转换结束前，国债市场暂停交易。
这三项措施一经公布，不但稳定金融局势的效果没有达到，反而立即引发了金融强震。这些措施实际表明俄罗斯政府已经没有了通过出售外汇储备来维持卢布汇率的决心，卢布汇率终于开始松动，而且由于短期债务成为长期债务，而长期债务的偿还也似乎遥遥无期，政府的公信力已经跌至谷底。虽然俄罗斯政府并没有宣布卢布贬值，但这次决定无异于打开了泄洪口，卢布汇率如决堤的洪水一般加速下泻，凶猛的洪水几乎摧毁了俄罗斯的整个金融体系，并在很短时间内渗透到各个经济领域，引发金融危机。市场上几乎只有俄央行一家在卖出外国货币而购入卢布，没有其他人愿意沽售美元。俄央行不得已连续两日暂停外汇交易，以冻结卢布汇价。但此时，卢布的黑市兑换价已停留在9.5：1的“外汇走廊”下限上，并且还呈下降趋势。此后，俄罗斯央行无奈地表示，在7月和8月间，为了支持卢布，央行已经动用了88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但政府不能再让所剩不多的外汇储备流失，因为还要支付进口和其他必要用途。这意味着俄政府已放弃努力，听任卢布一路下泻。而此时俄罗斯股市再也看不到前两年国外基金趋之若鹜的繁荣景象，新措施宣布的第二天，反映俄罗斯100种工业股票价格的俄罗斯交易所-国际文传电讯社综合指数就比前一日收盘时跌去6.72％。
8月23日，由于俄罗斯金融危机日益恶化，叶利钦解散了刚刚组建不到5个月的基里延科政府，重新召回了3月份被解职的切尔诺梅尔金。这位代总理上台后即对国内债务重组。8月25日，莫斯科公布一揽子近400亿美元的以卢布为面值的国内债务重组计划，计划包括：所有在1999年前到期的俄罗斯财政短期债券和票据转化成以卢布为面值的3～5年期的俄罗斯国债，第一个三年期内归还30％，第四年至第五年分别归还25％和20％，接收美元债券的投资者可以将20％的卢布债券转换成美元债券，债券面值的5％以现金支付。市场上交易的债券为债券面值的51％。该债务重组方案显得非常的仓促，令投资者感到迷茫，并进一步对俄罗斯的投资信心造成重大打击。
26日，俄罗斯金融形势仍未好转，汇市连动股市，以前所未有的幅度继续下跌。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的卢布汇率狂泻，从开盘时的7.86卢布兑1美元下探至8.26卢布兑1美元，美元供不应求，被迫停盘。俄罗斯中央银行当即宣布当日交易无效，并将卢布兑美元的汇率维持在7.86：1上，这在俄罗斯外汇市场上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股市价格猛跌，蓝筹股价格在开盘后一个半小时内比前一天收盘时跌去10％～20％。
8月27日，金融危机总爆发的导火线终于烧到了最后。莫斯科银行间外汇交易所开盘后，卢布汇率狂泻之势更是难以阻挡，卢布兑美元的汇率达到了13.401：1的历史新低，卢布当天的汇价贬值了30％。俄罗斯中央银行不得不下令停止全部的卢布交易。俄罗斯股票指数下跌至63.195点，与前一天的76.262点相比，下跌了20.65％。
俄罗斯金融危机的总爆发，引发了全球金融市场的恐慌。当日，道琼斯工业指数创下了有史以来单日下跌点数第3大纪录，其它各国股市也都告下跌，而且跌幅均较大。
到9月份，由卢布贬值引发的俄罗斯金融危机余波未尽，而且俄罗斯经济形势也在进一步恶化。物价飞涨，店铺货架上食品急剧消失，街头上卢布兑换美元的黑市交易十分活跃。9月7日，卢布兑美元的黑市价已经跌至20：1。
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不仅导致新政府迅速垮台的政治后果，而且给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以致命打击。从1998年8月17日到9月4日，俄罗斯的股市、债市和汇市基本上陷于停盘交易状态，银行已无力应付居民提款兑换美元，整个金融体系和经济运行几乎陷于瘫痪。1998年9月4日，俄罗斯政府被迫宣布允许卢布自由浮动，卢布兑美元的比价猛跌至17：1（非官方的银行间交易价为22：1），并由此引起市民蜂拥至银行挤提卢布以兑换美元，或者抢购消费品。大批俄罗斯企业和银行纷纷倒闭、物价飞涨，经济陷入严重衰退之中。
俄罗斯这次金融风暴带来的后果十分严重，不仅使本国已是困难重重的经济雪上加霜，还震撼了全球金融市场。
第一，国内居民存款损失一半。进口商品价格上涨2～3倍，国产品也连带成倍上涨。9月份，消费物价指数上升40％，超过1992年2月的上升36％，成为体制转型以来的最高指数。居民实际工资收入下降13.8％，近1/3的居民处于贫困线以下。整个经济增长率为-5％，工业生产增长率为-5.2％，农业生产增长率-10％，外贸增长率为-16.1％。
第二，大批国内商业银行，尤其是大银行损失惨重。西方报刊已惊呼“俄罗斯金融寡头们的没落”。它们前期为牟取利差，曾大量借取利率较低的外债，估计共约300亿美元，兑为卢布后，购进高回报率的国债券。现在卢布贬值，国债券又要由高利、短期转换为低利、长期，里外损失巨大。仅金融七巨头之一的SBS-农业银行当时就握有相当于10亿美元的国家短期债券，顷刻之间不值几文。据估计，商业银行中有一半濒临破产。俄罗斯的SBS-农业银行和国际商业银行已被暂时置于中央银行管理之下，其余几家大银行不得不将自己的商业账户转移到俄罗斯储蓄银行。
第三，外国投资者损失惨重。据估计，1998年9月份，偏左派的总理普利马科夫走马上任，并勇于向西方说不。由于加强了金融监管，以及受股价暴跌、债券冻结、卢布贬值等因素影响，国外投资者在俄罗斯市场上的损失超过1170亿美元。尽管有人指责国际金融大鳄索罗斯当初建议卢布贬值是别有用心，但事实上，索罗斯旗下的量子基金在这次俄罗斯金融危机中也损失惨重。德国作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和债权国，所受影响最大，德国马克的汇率甚至一度受卢布拖累，德国东部与俄罗斯有长期合作关系的企业均遭到不同程度的损失。
第四，危机波及欧美、拉美，形成全球效应。本来，俄国经济经过连续6年下降，在世界经济中已微不足道，它的GDP仅占全球的不到2％。俄金融市场规模也很小，到1997年股市最兴旺的8月，日成交额也不过1亿美元，这在国际金融市场中也无足轻重。但是，这样一个配角却撼动了全球经济，引发了欧美发达国家的惊慌。其主要原因：一是由于从1997年7月到1998年8月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市场几乎都相继出了问题，使国际投资者对新兴市场的可靠性产生怀疑，纷纷撤资避险，形成连锁反应。二是美国对冲基金染指俄罗斯金融市场，并遭到了巨大损失。据悉，外国投机者在俄罗斯金融大风波中约损失330亿美元，其中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即对冲基金）亏损25亿美元，索罗斯量子对冲基金亏损20亿美元，美国银行家信托公司亏损4.88亿美元。由于对冲基金拆巨资进行金融投机，一旦失利，提供贷款的银行即闻讯逼债，甚至惊动政府出面救急（如美政府对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救助），使原来的“暗箱”操作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引起多方面惊恐，从而形成连锁反应。三是由于德国是俄罗斯的最大债权国，俄罗斯出现由金融危机引起的信用危机很快波及德国乃至欧洲。俄罗斯当时已欠德国750亿马克（约合444亿美元），其中主要是政府担保的银行贷款。俄罗斯金融市场一有风吹草动，就影响德国债权人的安危，因此引起震动，其冲击波也进而传到了欧洲金融市场。
这场金融危机一直持续到1999年才结束，即使是非常保守的估计数据也表明，俄罗斯的经济倒退比西方国家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经历的大萧条更为严重。按照西方战略家们的说法，这是“又一次的冷战胜利”。
4.东南亚的梦魇——席卷东南亚的金融龙卷风
作为世界第一大洲，亚洲可以说是世界历史上举足轻重的地区之一，这里不但是人类文明的发源地，而且，经过长时间不同宗教、不同文化的相互碰撞和融合，使得这一地区的意识形态丰富而又充满了复杂性。在亚洲的东南部，人们习惯上将越南、老挝、柬埔寨、泰国、缅甸、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文莱、菲律宾称之为东南亚，也就是今天的东盟。这一地区充分体现了亚洲文化的复杂性，这里生活着90多个不同民族，而且宗教文化信仰各不相同，但有一点是类似的，那就是人口非常稠密，基本都属于发展中国家，这使得东南亚在二战后成为了世界上最有活力、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至今耐人寻味，当时的亚洲各国经济都在蓬勃发展，除中国外，东南亚成为新兴市场，进出口贸易迅猛发展，各国国力都迅猛增强。风头正劲的亚洲四小虎就是指这一地区的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亚洲四小龙一样，在90年代，以这四个国家为代表的东南亚各国经济表现出了旺盛的生命力，发展势头强劲。可是，就在这出口迅猛增长，外汇储备逐年增加的良好发展势头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席卷亚洲各国的金融危机，让人无法理解。毕竟，处在上升期的东南亚各国虽然各有各的问题，但经济在整体上是健康的。
要想看清楚纷繁复杂的经济问题，我们应当向金融大鳄索罗斯取经，这个动辄调动成百上千亿美元的金融刺客，并不是一个人们想象中的工作狂人。每周用于工作的时间从不超过30个小时，比起那些每天工作超过10小时的华尔街的基金经理，无疑，索罗斯的成功更有说服力。索罗斯以一个战略投资家的身份告诫人们，要想搞明白经济问题，分析经济发展趋势，抓住战机，就必须跳出固定思考模式，用整体的目光去看待经济。中国的千古名句，“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东南亚国家利用比较资源优势在政府主导下大力发展民族经济。而出于遏制以苏联、中国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目的，围绕着中国疆域，美国依仗强大的经济实力，在亚太地区构建了一个资本主义国家的统一战线。所以，出于冷战的需要，美国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安全条件，并且从全球经济战略利益考虑，加大了对东南亚地区的投资，在贸易和金融服务等领域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与合作。到1995年以前，美国是东南亚地区最大的投资者、债权人和贸易伙伴。双边关系如同热恋中的情人，从经济到军事，交流和合作无处不在，美国借助东南亚加强了在亚洲的经济控制和军事存在，而同时，东南亚地区的民族经济也得到了较大发展，成为世界经济中耀眼的亮点。
“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英国前外交大臣杰弗里豪这句冷冰冰的名言每每用无可辩驳的事实，让善良的人们哑口无言。冷战结束后，世界上再没有一个政治和军事大国可以影响美国的安全，动摇美元的地位。从此，美国把“经济安全作为国家安全和对外政策的首选目标”，东南亚地区不再作为两极对抗的前沿阵地。同时，随着东南亚国家民族经济的迅速发展和民族自主意识的逐渐增强，也不再甘心惟命是从，东盟国家通过内部协调机制以及东盟地区论坛等方式来对冲美国在该地区的强大影响。如果说冷战时期东南亚的繁荣是符合美国利益的，那冷战结束后逐渐崛起的东南亚已不再符合美国的利益。“美国更不希望看到一个能与之将来在经济上抗衡的力量”。更何况，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说，打击东南亚，可以进一步打击日元的区域优势，同时避免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期的中国日后将东南亚变成自己的后院。而从一次次的经济危机中，我们早已得知，一次成功的汇率战争，可以有效地将一国经济摧毁，更有利于美国向被攻击国推销新自由主义经济制度，可以向被攻击国强加各种条件，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纳入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化封贡体系”。
于是，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美国为策源地的金融刺客携带大量游资开始了新一轮的征伐。让我们从正反两种结局为视角，回顾一下这次汇率战争的全过程：
（一）泰国及东南亚篇
发展中国家一般都会采用钉住美元的汇率制度，其中以东南亚各国为甚。泰国是东南亚国家的一个典型代表，也是这次亚洲金融危机的起源地。为了有利于出口，东南亚各国都制定了较低的对美元汇率来打击对手，泰国也不例外。在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初，由于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持续贬值，使泰铢实际有效汇率大幅下降，间接提高了泰国的出口竞争力，而出口的快速增长有力地推动了泰国经济发展。在此期间，泰国GDP以每年超过8％的速度增长，制造业出口年增长30％，制造业出口占总出口的比重由36％上升到81％，制造业占GDP的比重从22％增加到29％；农业出口比重由47.7％下降到13.9％，农业产值占GDP的比重由21％降为11％。
虽然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得看是不是靠得住的大树，显然，随心所欲升值贬值的美元并不是一种负责任的世界货币。钉住美元，也有其明显的副作用。那就是当美元升值时，钉住美元的货币也会随之升值，而打铁还需自身硬，假如该国的经济实力无法承受汇率的升值，就如同前文说过的19世纪40年代的英镑和1983年及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中反映的那样，国家的经济就会进入萧条期，外汇储备也会相应大幅减少。
而实际上在1995年，国际外汇市场就出现了新的情况，1994年以后，由于美国经济的强势上升，美元对主要货币的汇率开始上浮，而且持续时间较长。面对这种情况，泰铢的实际有效汇率跟着水涨船高，削弱了泰国的出口产品竞争能力。从1996年开始，泰国出口增长开始大幅度下滑，况且作为典型的“出口飞地”，决定了泰国进口零部件的花销不会比出口换得的少量外汇小多少，经常还会出现逆差。出口减少，经常项目逆差迅速扩大，财政赤字占GDP比率便越来越高。财政赤字多了，政府开支就显得非常困难了，以制造业为主的出口导向型经济需要大量的投资，更多的出口才能带动泰国走出困境。政府没钱，那国内资本呢？
由于走的是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老路，廉价劳动力的使用意味着本国老百姓不可能拥有大量储蓄，自然无法满足投资的需要，而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又决定了泰铢失去了调节贸易差额和国际收支的功能，注定泰国无法自己主动走出困境。所以，当时的泰国面临的出路只有一条，借助外资。不过这就意味着泰国必须迎合国外资本的口味，加快资本市场开放步伐，通过各种各样的优惠政策和高利率政策，吸引更多的国外资本流入。这时，国外资本尤其是热钱大量涌入泰国。可惜的是，本来泰国吸引外资主要是想借助外资的力量投资实体经济，长期为本国经济增长服务，但事与愿违，由于盯住制度与高利率政策的结合，使投机性资本可以实现无风险套利，所以此时大量涌入的国外资本，以短期资本为主，主要投向了股票市场、外汇市场等投机性较强的地方，灾难也就在这些地方潜伏着，等待一个机会。
通过前面的介绍，我们知道当美国的利率上升，也会导致美元升值，这些在外汇市场上逐利的短期资本就会换回美元，抛售当地货币。而泰铢的危机也尽在于此，泰国希望通过引进外资走出目前的困境，万万没想到的是，这是一次教科书般的引狼入室。上文已经分析了美国和东南亚之间已经发生变化的微妙关系，出于美元霸权和美国利益的需求，结果已经是昭然若揭了。很快地，国际外汇投机资金在一股无形力量的驱使下，再度对泰铢发起了冲击。他们就像一支军队，号令统一，大量抛空泰铢，企图迫使泰国货币贬值，以从中牟取巨额利润。下面就让我们以这支部队的统帅——索罗斯为主线，看一下这次汇率战争的全景吧：
1997年3月3日，泰国中央银行宣布国内9家财务公司和1家住房贷款公司存在资产质量不高以及流动资金不足问题。在狙击英镑的战役中就向世人展示了敏锐嗅觉的索罗斯认为，这不是个简单通告，而是个信号，是对泰国金融体系可能出现的更深层次问题的暗示。索罗斯和手下的量子基金决定以此为契机，开始率先发难。
猝不及防、先发制人也是索罗斯发动金融战役一贯的战术特点，他下令抛售泰国银行和财务公司的股票，储户在泰国所有财务及证券公司大量提款。同时，以量子基金为首的美国对冲基金联合一致大举抛售泰铢，在美国金融财团强大的连环围攻下，泰铢开始抵挡不住，不断下滑，5月份最低跃至1美元兑26.70铢。此时，泰国中央银行开始入市干预，倾全国之力，于5月中下旬开始了针对索罗斯的一场反围剿行动，意在打垮索罗斯的意志，使其知难而退，放弃对泰铢的猎杀行动。
这是一次绝地反击，成败在此一举。此次泰国策划了三管齐下的反击策略，第一步，泰国中央银行与新加坡组成联军，动用约120亿美元的巨资吸纳泰铢；第二步，用行政命令严禁本地银行拆借泰铢给索罗斯大军；第三步则大幅调高利率，隔夜拆息由原来的10厘左右，升至1000～1500厘。几个杀招一出，效果明显，致使泰铢在5月20日升至2520的新高位。
由于银根骤然抽紧，利息成本大增，这次的短兵相接使索罗斯大军措手不及，损失了3亿美元，挨了当头一棒。泰铢的地位暂时保住了。看上去，是泰国政府占了上风。此时，如果是其他对手，可能在泰国虎的奋力搏杀下放弃这次猎杀，代价太大，赌注太大，很多人都不敢去承担这样的风险。可是，这次泰国政府面对的是有备而来的索罗斯，是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金融财团，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这点儿暂时性的失血算不得什么。
索罗斯被称作“金融大鳄”绝非浪得虚名，作为资深金融刺客，凭其直觉，索罗斯认为泰国中央银行所能使出的全盘招术也就莫过于此，好比是程咬金的三板斧，如果自己能挺住，泰国人就只能落荒而逃。况且，泰国人在使出浑身解数之后，并没有使量子基金陷入绝境，所遭受的损失相对而言也是比较轻微的。由于在之前已经对泰国的家底摸得一清二楚，索罗斯认为，他已经赢定了。对于泰国而言，最初的胜利只不过是大难临头前的回光返照而已，根本伤不了他的元气，也挽救不了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命运。
经过短暂的休整，索罗斯和他手下的金融杀手便恢复了元气，1997年6月，索罗斯再度出兵，他号令三军，重振旗鼓，下令套头基金组织开始出售美国国债以筹集资金，扩大索罗斯大军的规模，并于下旬再度向泰铢发起了猛烈进攻。刹那间，东南亚金融市场上狼烟再起，硝烟弥漫，对抗双方展开了短兵相接的白刃战，泰国上下一片混乱，战局错综复杂。为了阻止资本外流，稳定军心，6月30日，泰国总理差厄利发表电视讲话：“我再次重申，泰铢不会贬值，我们将让那些投机分子血本无归。”，不过，泰国虎在三板斧之后，已经没有力量再做任何实质的反击了，政府的动员鼓舞在狂暴的攻击面前显得苍白无力。只有区区300亿美元外汇储备的泰国中央银行历经短暂的战斗，便宣告“弹尽粮绝”，面对铺天盖地而来的索罗斯大军，他们要想泰铢保持固定汇率已经力不从心。泰铢贬值的浪潮一浪接着一浪，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屡创新低。政府被迫临阵换将，原财政部长庵雷·威拉旺被迫交出帅印，泰国政府此举，实际宣告了失败命运的最终到来。
在耗尽了所有的外汇储备之后，除了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就只有放弃固定汇率，实行自由浮动的汇率制度了。果不其然，就在泰总理讲话两天之后，泰国央行被迫宣布实行浮动汇率制，放弃长达13年之久的泰铢与美元挂钩的汇率制，实行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当天，泰铢就暴跌近20％，而到了7月24日，泰铢兑美元降至32.5：1，再创历史最低点，至此，泰国金融市场完全陷入混乱，仰仗外资的企业纷纷破产。面对不断继续下滑的泰铢，一觉醒来发现财富缩水1/5的泰国人开始到银行疯狂挤兑，然后购买能买到的一切商品。泰国银行业在这次挤兑风潮中损失惨重，大量银行倒闭，经济陷入大萧条。这场仗打下来，泰国人人“闻索色变”，索罗斯肆意宰杀泰国经济的行为，实在惨不忍睹，初战告捷的索罗斯，裹挟在泰国战场上满载而归的战利品，矛头直指东南亚其他国家。此时，其金融实力更加强大，运用“杠杆原理”，索罗斯可以调动十倍于本金的财力，面对外汇储备空虚、财政赤字严重的东南亚小国，此时的“金融大鳄”已不屑于使用什么诡计，而是选择直接强攻，以硬碰硬的方式攻城略地。而刚刚见识了索罗斯肆意宰杀泰国的血腥场面后，东南亚各国更是斗志全无，无谓的抵抗没过多久，便一败涂地。印尼盾、菲律宾比索、缅元、马来西亚林吉特纷纷大幅贬值，各国股市崩盘，工厂倒闭，银行破产，物价上涨，惨不忍睹。这次的进攻基本没有遇到太多抵抗，由于太过顺利，导致索罗斯当年的助手琼斯多年后接受采访时还耿耿于怀，“我们在印尼遭受了一些损失，”琼斯谈起第一波战役中唯一的“不完美”时仍有遗憾，“原因是我们高估了政府的承受力，我们的空仓建得有些保守”。
从1997年7月起的半年时间里，索罗斯以及西方的投资基金扫荡了整个东南亚。直接后果就是各国货币贬值30％～50％，其中印尼盾狂贬70％以上，同期这些国家股市跌幅达30％～60％。这次给东南亚各国造成的经济损失就达1000亿美元以上，这些国家和地区陷入了严重的经济衰退之中。
至此，事情又回到了老轨道，在美国将日本排挤出救援计划之后，各国政府此时只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救，在美元霸权下，为了得到贷款走出困境，只能忍气吞声地接受美元的经济殖民要求，成为美国的附庸。苛刻的条款，让人难以容忍，在后来遭受重大金融危机的韩国，民众甚至变卖黄金首饰，支持国家拒绝接受援助。笔者在前文中曾经说过，嗟来之食，吃下去肚子是要痛的，和贷款一起到来的经济改革计划，实际上正是一剂不得不服的毒药。
正如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曾任克林顿政府的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所说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美国财政部在国际上推行的政策，恰好与其国内政策追求相反。我们在国内反对社会保障体系的私有化，然而我们却在国外提倡它；在国内我们反对平衡预算疗法，因为这会限制我们在经济下滑时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但在国外，当其他国家陷入衰退时，我们却强迫它们使用紧缩性财政政策；在国内，我们通过破产法来保护债务人，并且给予他们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在国外，我们把破产视为对贷款合同的肆意挑衅；在国内，我们认识到市场的局限性，并不相信市场原教旨主义，认为政府应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但我们却在世界上其他国家推行市场原教旨主义……”
斯蒂格利茨，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正是在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援助计划时发现了这其中的秘密：一个或隐或现、琴瑟相和的华尔街——美国财政部轴心指挥着一切。当美国财政部指导着华尔街金融体系踹开一国市场大门后，华尔街上的金融公司就开始拥有了永远赚不完的钱。他写到，“资本流入时，它们能够赚钱；接着，通过向东道国提供怎样管理资本流动的咨询服务，它们能够赚到更多的钱；当这些国家陷入危机后，它们通过重建方面提供的建议，还是能够赚取更多的钱；当泰国等国在美国财政部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催促下将陷入麻烦的公司拍卖时，它们就以低价购买危机国家的公司；有时它们在购买之后根本没有采取任何改革措施，而是等到经济恢复时，再把这些公司回售给泰国人。因此，无论情况如何变化，华尔街总是能够赚钱。”在他看来，与危机国签订的协议背后拥挤了太多的利益，“尽管我们对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将带来怎样的不稳定心知肚明，我们迫使外国开放它们的资本市场，让我们的衍生产品和投机资本进入这些市场，因为华尔街想要这样，而且华尔街想要的比它们可能获得的还要多。”
这位有着知识分子起码道德良心的学者还发现，所有的亚洲金融危机受害国在等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手时都接到了同一份清单：首先是私有化，要求受援国将金融业、电信业、公用事业等国家战略产业彻底开放；其次是资本市场自由化，意味着国际资本更加自由地流入和流出；再次是市场定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会提出对食品、饮用水和天然气等老百姓日常必需的产品大幅提价，最终的结果完全可以想象，大量的市民示威甚至暴动，资金四散奔逃，留下一片极其低廉的资产等待收购；最后是自由贸易，控制一国市场的机会向外资全面敞开。
顺便提一句，由于说的太多，2000年，在发表了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看法之后，老人家当即被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强制退休”了。当然，事实上赶走斯蒂格利茨的是美国财政部部长萨摩斯（LawrenceSummers），由于美国财政部拥有世界银行17％的股份，拥有世界银行行长的任免权和一票否决权，在事实上控制着世界银行的运作。萨摩斯对斯蒂格利茨厌倦到了无法忍耐的程度，他甚至不愿强制斯蒂格利茨默默地退休，而一定要动用“赶走”（Removal）的极端形式来羞辱斯蒂格利茨……
（二）中国香港篇
1997年，对于所有中国人都是一个永志难忘的年份。100年的屈辱历史，终于到了可以划句号的拐点。就在所有炎黄子孙都在欢欣雀跃等待这一历史时刻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暗中，用他那鹰隼一般锐利的眼神盯着中国香港的一举一动。不错，还是金融财团的御用王牌杀手——索罗斯。1997年的香港回归，在索罗斯的眼中，不只是一个绝佳的暴利机会，还可以借此制作一个伪装高明的政治陷阱。在布局东南亚的同时，他联络了全球各国的几家大型基金，开始秘密地买入香港股票，而且这种买入是持续性的，这使得港股从1996年的低点开始不停地上涨，这引发了港人的疯狂追随，恒生指数一再突破新高。1997年上半年，香港股市开始出现不正常的泡沫，时任中国总理的朱镕基曾给过很严厉的警告：“不要认为政府会托市，我们也托不起市。”很明显，中国政府早就看出了这股潜在的国际金融力量的目的，那就是通过金融操纵，在香港回归之前把价格炒到顶点，从而在回归之后采取暴跌方式出货，既可牟取暴利，又能制造很坏的政治影响，在这个意义重大的年份，给所有炎黄子孙心里添堵。
任何一次攻击都是针对被攻击者的弱点的，没有缺陷的对手是永远不会被击败的，当然这样的对手也是不存在的。客观来说，中国香港也的确存在索罗斯认定的缺陷和弱点，其实行的联系汇率制度实质上也是采取与美元挂钩的固定汇率制度，牵一发而动全身。跟随美联储的降息，长期的低利率也造成了香港经济过热、通货膨胀率较高等问题。在回归之前，随着中国政府对香港承诺的逐步落实，也进一步刺激了香港房地产和股票市场的繁荣，经济泡沫已经比较严重，而随着索罗斯在1997年上半年的推波助澜，香港股市已经出现了不理智的投资热潮。
房地产泡沫的恶性膨胀还导致了经济环境恶化，因为高房价和高地价将会使企业的生产成本和销售成本上升，由此推动通货膨胀加剧，经济泡沫进一步扩大化，如此一来，港币也有了贬值趋势。一切似乎都在索罗斯的计划中有条不紊地推进，好在香港临时政府及时注意到了这股国际投资力量的动向和计划，不过问题是，香港的外汇储备还不足以保证对冲基金的攻击，于是当时的香港政府秘密向北京求援，在得到了肯定的答复后，所有人都屏住呼吸，等待这场注定无法避免的汇率大战爆发时刻的到来。
1997年10月，刚刚在东南亚所向无敌的国际投资者，掉头北上，将战争的矛头对准刚刚回归后的香港，气势汹汹地发动了一波波攻击。这次攻击造成香港银行同业拆息率一度狂升至300％，恒生指数和期货指数下泻1000多点，大胜而归。10月风暴过后，又是多次小规模狙击港元，利用汇率、股市和期市之间的互动规律大肆投机，狂妄地将香港戏称为他们的“超级提款机”。
挟战胜之威的国际投机者胃口非常大，他们三番五次狙击港元，其目的不只是简单地在汇价差上获取暴利，还想在股票市场和股指期货市场上获益。
这里解释一下股指期货，它是金融期货的一种，诞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实际上股指期货就是以货币化的股价指数为标的物的期货合约。投资者可以利用它对股票现货投资进行套期保值，规避系统风险。其原理是根据股价指数和股票价格变动的同方向趋势，在股票的现货市场和股价指数的期货市场上作相反的操作来抵消股价变动的风险。以某一股票市场指数为例，假定当前它是1000点，也就是说，这个市场指数目前现货买卖的“价格”是1000点，现在有一个“12月底到期的这个市场指数期货合约”，如果市场上大多数投资者看涨，可能目前这一指数期货的价格已经达到1100点了。假设你认为到12月底时，这一指数的“价格”肯定会超过1100点，于是你就会买入这一股指期货，即你承诺在12月底时，以1100点的“价格”买入“这个市场指数”。假设到时这一指数期货继续上涨到1150点，这时，你有两个选择，或者是继续持有你的期货合约，或者是以当前新的“价格”，也就是1150点卖出这一期货合约，这时，你就已经平仓，并且获得了50点的收益。
简言之，就是投资者买入股票时是预期股价会上涨，但又为了避免下跌带来的风险，此时，精明的专业投资人就会同时做空股指期货，左手损失右手补。
而这次境外投机者的攻击步骤是，首先大量沽空港元现汇换美元，同时卖空港元期货，大造港元将贬值的声势。待港府为对付港元受到狙击而采取措施大幅提高银行利率时，投资股市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挫伤，人们此时会忧虑利率大升将导致股市与楼市双双下跌，这时投机者便趁势大沽股指期货。于是，股票市场上人心惶惶，恐慌性地大量抛售股票，炒家就可平掉淡仓而获取丰厚的利润。
从1997年下半年开始，国际炒家对港元进行了长达一年多的持续攻击，从1998年开始进入高潮，1998年1月和6月，趁印尼盾和日元暴跌时，对冲基金又分别沽售港元，但在香港特区政府的抵抗下，三次进攻均未摧毁港元。
不过，进入1998年8月，空气中开始弥漫一种紧张凝重的氛围，外汇市场对港元的炒卖活动频繁，各种谣言四起，市场信心岌岌可危。在这种局面下，以索罗斯为首的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这次是全力的一击。索罗斯联同其他财力雄厚的“金融杀手”三度冲击在香港奉行的联系汇率制。他们采取“双管齐下”的方式，一方面大肆散布人民币要贬值的谣言，动摇投资者对港元的信心；另一方面在外汇市场大手抛出投机性的港元沽盘，同时在股市抛售股票来压低恒生指数，以及在恒指期货市场累积大量淡仓，指望在汇市、股市和期市相关连的市场上大获其利。
在群狼的猛烈冲击下，再坚固的壁垒也会被撕开豁口，恒生指数在8月中旬跌至6600点，一年之间总市值蒸发了近2万亿港元。同时，港元兑美元汇率迅速下跌，各大银行也遭遇了香港市民的挤兑风潮，这是香港近20年未遇到过的景象。
金融危机导致股市暴跌，而房地产市场更是遭受重创，一路下跌，甚至回到了十年前的水平。在这样的金融危机中，受伤害最严重的还是炒房投机者，房价大跌，很多业主由富翁变成了“负翁”，面临破产，而在1997年的房地产泡沫高峰期前后购房的投资者，更是血本无归，由于还贷无望，很多人因此走上了不归路。据粗略统计，亚洲金融危机中，港人财富蒸发了2.2万亿港元，平均每个业主损失267万港元，负资产人数达到17万人。
在危机下，投资锐减，消费萎缩，香港经济开始出现通货紧缩。大量公司倒闭或者进行裁员，香港失业率上升到20年以来的最高水平，香港经济似乎就要在索罗斯的计划下土崩瓦解了。
但是，即将看到胜利的索罗斯这次的算盘打错了，香港的回归在索罗斯们的眼里是契机，是攻击的缘起，但其实也是他们的坟墓。回归后的香港多了个依靠，那就是祖国大陆，回归后的香港更多了个武器，那就是政府入市干预。由于香港的经济有着在世界上最低程度的政府干预，经常在“经济自由度指数”排行榜上名列前茅，所以政府果断入市干预大大出乎索罗斯的意料。当然，对于长期浸润在经济自由化思想氛围中的香港来说，果断地入市干预是需要很大魄力的。
在中国政府的全力支持下，虽然香港在金融危机中损失惨重，但金融大鳄们的嚣张气焰却遭受到顽强的狙击。香港金融管理局开始动用巨资与国际炒家搏杀。在这次行动中，香港政府连续动用港元近千亿，股市、期市、汇市同时介入，针对国际炒家的立体进攻，针锋相对、以牙还牙，力图构建完整的立体防御网，目的是托升恒生指数，不仅要让炒家在抛空8月期指合约的预谋中无利可图，更要使他们蚀本，知难而退。
8月初，炒家们对香港发动新一轮大规模狙击，5日，炒家们一天内抛售了200多亿港元。香港金管局运用政府财政储备如数吸纳，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1美元的水平上，令炒家们大失所望。
6日，炒家又抛售200多亿港元，金管局再出新招，不仅如数吸纳，还将美元购进的港元存放回银行体系内，使银行银根宽松，维持稳定同业拆息率。
7日，港元狙击战与保卫战进入第3天。国际炒家继续抛售，金管局照例买进。港股维持在7000点以上大关。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当天表示：“我们绝对有能力和决心维持联系汇率，我们一定做得到。”
14日一开市，香港金管局首次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期市，大量买进蓝筹股票和期票，同时提高银行隔夜拆息率，夹攻国际炒家。市场估计当日约动用40亿港元入市。
8月24日，为了打破炒家的套利计划，港府再次主动出击，动用50亿港元入市干预。午市时分买盘突然瞬间中断，结果股指迅即暴跌300点，两分钟后才被大手笔买盘重新拉回到7900点水平。当日恒生指数急升318点，收盘于7845点。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前所未有的攻防搏杀中，迟迟未能得手的外国炒家恼羞成怒，在国际金融势力的支持下，西方各国对港府进行广泛的口诛笔伐，希望能逼港府让步、放弃护盘行动。但港府不为所动，坚决入市干预。
8月27日，8月份期货合约结算前夕，决战时刻终于到来。
当天，全球金融消息极坏，美国道琼斯股指下挫217点，欧洲、拉美股市下跌3％～8％，香港股市面临严峻考验。在曾荫权的指挥下，港府一天注入约200亿港元，将恒生指数稳托上升88点，为最后决战打下基础。同日，量子基金宣称：港府必败。索罗斯这种以某个公司或部分人的名义公开与一个政府下战书，扬言要击败某个政府的事件闻所未闻、史无前例。一向行事低调的索罗斯开始坐不住了，这意味着什么？
1998年8月28日，对于众多国际炒家来说，是一个心痛的日子。由于28日是期货结算期限，炒家们手里有大批期货单子到期必须出手。若当天股市、汇市能稳定在高位或继续突破，炒家们将损失数亿甚至十多亿美元的老本，反之，港府前些日子投入的数百亿港元就如同扔进大海。逢敌必亮剑，在你死我活的关键时刻，香港政府在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全力反击，这天的行动也是香港政府自1998年8月14日入市干预以来的最高潮，当天双方交战场面之激烈远比前一天惊心动魄，全天成交额达到创历史纪录的790亿港元。港府全力顶住了国际投机者空前的抛售压力，最后闭市时恒生指数为7829点，比金管局入市前的8月13日上扬了1169点，增幅达17.55％。至此，大局已定，香港财政司司长曾荫权立即宣布：在打击国际炒家、保卫香港股市和货币的战斗中，香港政府已经获胜。
在1997～1998年的岁月里，东南亚诸国无疑在一场金融龙卷风里几乎失掉了一切，即使是香港也只是惨胜而已。不管是亚洲四小龙还是亚洲四小虎，都在这场汇率战争中元气大伤。也许直到今天还有人天真地认为是索罗斯的个人行为导致了这场灾难，即使是意识到美国是攻击策源地的人们，也想象不出，一个标榜自由、人权、博爱、民主的超级大国，怎会以他国经济崩溃、人民破产跳楼为乐事？以美国华尔街为代表的金融财团的所作所为，再次让善良的人们记住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至理名言——“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
在历次的汇率战争中，我们看到了美国金融财团为了维护美元霸权所采取的明暗两路奇兵，一路为暗，即埋伏在深处的以金融大鳄索罗斯为代表的国际炒家和基金为代表的金融部队，这只“特种部队”不但自身战力强悍，它们还可以带动一大批盲目的国际热钱和游资加入战团，其最终规模非常惊人。金融部队首先会对某国货币展开致命攻击，进而波及股市、债市，最后蔓延至该国经济的各个层面，从中大发该国的国难财。而另一路为明，在被攻击国经济陷入瘫痪，政治局势动荡的时候，美国为主导的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便闪亮登场，一揽子“援助”计划便陆续出台。至于目的何在，效果如何，前文中已有详细介绍，而《商务周刊》的一段描述耐人寻味，特引述如下，条款的严苛程度从中可见一斑。
“1998年4月6日～25日，在亚洲金融危机依然肆虐的时刻，国务院研究室宏观经济研究司司长李晓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副秘书长易纲、南方证券副总裁牛仁亮和中行国际金融研究室副主任鄂志寰等人组成的‘亚洲金融形势考察团’，踏上了对泰国、新加坡、印尼和韩国的考察道路。因为危机期间中国给予了毫无保留的援助，泰国、印尼和韩国也给予考察团毫无保留的情况介绍。但是考察团尽力收集到的全部谈判文本中，唯独缺少了三份文件，这就是三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所签订的秘密协议。”
“《商务周刊》调查的结果显示，每一份文件，至今直接阅读过的人不超过9个。之所以如此，缘于此文件对三国来说，都是近乎于当年鸦片战争中《南京条约》那样的‘城下之盟’，永远属于民族的奇耻大辱。”——《商务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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