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面对经济泡沫的两难选择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论述，经济泡沫就是指价格对价值的背离。我们知道，一种产品的价格在市场上经常会随着供求关系而经常波动，时高时低。不过，正常的波动总是围绕产品价值进行的，一般不会严重背离生产产品时所花费的成本。比如，一个人到市场上买山鸡蛋，假设平时是5毛钱一个，但某天散养区发生了瘟疫，大量蛋鸡死亡，这时候山鸡蛋肯定就会出现供小于求的情况，此时，面对供不应求的场面，卖山鸡蛋的农民估计就得涨涨价了，单价6毛钱、8毛钱甚至一元钱，都有可能。此时，价格已经开始波动，高于其生产价值，这种因涨价而引起的泡沫是合理的经济泡沫，毕竟价格和价值还没有背离到一个离谱的份上。不过，如果此时卖鸡蛋的老农仍不满足，渐渐涨到5元钱、10元钱一个，而且造成市场恐慌，形成抢购风潮，进一步刺激老农涨价。这就不是经济泡沫了，而成为了泡沫经济，危害是非常之大的。泡沫经济中的经济泡沫膨胀得超出合理的水平，严重背离其经济基础。如果社会中总的生产没有增加多少，但GDP却节节攀升，此时，这种不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价格上涨就会演变为泡沫经济，从而增加了经济风险，既有害于个人，也有害于国家。
中国存在经济泡沫吗？回答是肯定的。每个国家都会有经济泡沫的情况出现。但是，并不是所有国家的经济都是泡沫经济。那中国存在泡沫经济吗？回答也是肯定的，这就让人担心了。目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情况恰恰符合泡沫经济的一切特征，已经严重背离了正常的市场规律。那么，中国目前较为严重的经济泡沫是怎么出现的呢？
原因得追溯到10年前，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发生之时，中国坚持人民币不贬值，凭一己之力挽狂澜于不倒，展现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风范，最终使香港度过了危机，而由于人民币的坚挺，东南亚国家也没有在压力下继续崩溃。不过，中国经济在那段时间里也遭受了很大的冲击，蒙受了巨大的损失。从那以后，中国走上了以投资刺激经济增长的复苏之路，并逐步将房地产行业确立为支柱产业。而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出口成为另一个经济增长的引擎，保证了中国经济又一个高速增长的10年。
房地产市场，并不单纯只是关于买卖双方的市场。事实上，房地产经济本身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相关行业的繁荣，有力支撑着一国经济的持续高速发展。众所周知，楼盖起来了，要入住还需要装修，另外家电、家俱必须一应俱全，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成家立业中的这个家的因素是非常重要的，要尽可能做到尽善尽美。所以，这就促使了一个庞大产业链条的繁荣，从上游到下游，无数人因为房地产市场的繁荣而赚得盆钵满溢。其中单单建筑工程量的增长，就直接带动了建筑材料流通的繁荣，目前建材市场的火爆便是明证。各地建材市场如雨后春笋般冒出，据统计数据显示，目前建材在建筑工程中占有的比重在40％以上，特别是由于装饰装修的持续高速发展，使得建材行业较长时期内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每年因为建筑装饰行业的需求，带动了商业、建材、林业、轻工、机电等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为其提供了产品销售的巨大市场。建筑装饰行业的发展也为林工产品提供了巨大的市场，国家林业年鉴统计资料表明，我国木材销量中的相当部分用于建筑业。
一般认为，房地产业能带动建筑、建材、冶金等50多个物质生产部门20多个大类近2000种产品的发展。房地产就像是一个魔方，变化多端的辐射效应，对于国家整体经济的拉动作用可谓是魔力无穷。
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昔日风光无限，长期引领中国经济增长的房地产行业，如今却成了烫手的山芋，中国经济的“内患”之首。这主要源于房地产市场价格的泡沫化。2005年前后，中国房地产价格开始脱离正常价格轨道，慢慢失去控制，整个行业也开始进入泡沫化阶段。2010年两会期间，清华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顾秉林面对记者提问时说，年轻教师的住房问题成了他这个校长最大的困扰之一：“每次开座谈会或者路上遇到，都会和我谈房子问题。”“清华附近的房价已经升至每平米2～3万，别说年轻教师买不起，我也买不起！”顾先生作为一个大学校长、中科院院士如果都买不起房，中国房地产市场泡沫的严重程度，可谓让人瞠目结舌。
其实，这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从大城市到二线城市、三线城市，天天在涨的房地产交易价格已经一再突破人们的底线。越来越多需要买房的人无房可住，而“炒房团”却层出不穷，在对升值预期和热钱的共同作用下，很多普通市民也竞相贷款，将投资房地产作为一项“精明”的理财方式。
在此期间，很多所谓经济学家高论频出，为飞速上涨的房价寻找理论依据，推波助澜，其中，城市化理论就是其中之一。这个貌似有几分道理的解释，其实并不能自圆其说，城市化是一个几十年上百年的漫长过程，并不是在一夜之间就把农村人口全部搬入城市，更不该是房价在一年内翻番的借口。况且，判断泡沫经济的依据也很明确，信贷扩张就是其中一个很好的衡量标准。2009年，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下，中国实施激进的信贷政策，以及相应宽松的货币政策，货币流通量增加近三成，不仅导致了全年股市尤其是房产价格两位数的上涨，其另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国各地地王频频露脸，纷纷以天价中标新的土地开发板块。就此而言，中国房地产已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这是任何为高房价涂脂抹粉的说辞也回避不了的。
房产泡沫并不只是个美丽的肥皂泡，如果破裂，其后果简直跟核弹爆炸不相上下，高房价对中国经济的杀伤力不是一句话就能说清楚的。对此，同济大学博士生、博士后导师孟凡辰博士在接受人民网记者专访时指出：首先，中国房地产价格已经在核心城市高达房价收入比36倍，而饱受房产泡沫重创、房价回落尚未探底的美国加州房价收入比也不过只有8～10倍。一旦中国房产泡沫破裂，首先面临重创的将是中国消费增长希望所在的中产阶级，即白领房奴，他们将面临房产价值不抵贷款、负债。其次，2009年房产消费高达全国消费总额的50％以上，换句话讲，被刺激内需的50％功效都被用于造成中国收入两级分化最主要的一个行业，即房地产开发。即让房产开发商等获取高额利润，为社会创造最低报酬的农民工就业，由此结构性地减少了可持续的内需。第三，钢铁、水泥、玻璃等涉及房产领域的行业，中国乃至全球产能已大幅过剩，刺激内需而依赖房地产实际是保护甚至加大了这类产能的过剩，由此从整体上严重损耗、浪费中国经济，尤其是农民工过去30年血汗的财富积累。第四，中国的房地产开发、建设的模式中科技、产业化含量极低，而建成后房产空置率又极高，节能、减排标准落后，实质上在削弱中国产业全球的整体竞争力，大量占用了中国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教育、科技投入相比严重不足的国力、财力。
有学者将过度依赖房地产的经济增长方式比喻成吸食鸦片，当时飘飘欲仙，过后生不如死。房地产行业对经济拉动作用的短期效果的确明显，但中长期来看，危害极大。普通纳税人和消费者透支了未来几十年的财富，为短期享有暴利的房地产商人包括政府财政兑现买单。这种经济增长方式常常伴随产能过剩，透支了资源，透支了财富，也就等于透支了普通老百姓未来的消费需求，届时，经济滑坡将不可避免。
有人也许会问，房地产会如何破裂呢？眼下好像看不到房价下跌的影子。实际上，当房地产价格进入泡沫化阶段以后，其投资行为更像是赌博，一种“勇敢者”的游戏，就像是一个被抛上天空的石子，无论你用多在的力，在到达顶点之后，迎接它的只能是自由落体运动。在房地产价格上升到一定程度，再也找不到更勇敢的人接盘时，投资者的信心将无法维系，价格泡沫也就只有循环下跌这一种结果了。
经济形势恶化之前投资信心通常变得脆弱，这也是为什么资产泡沫往往在经济衰退之前就爆破。况且，随着国内房地产市场泡沫化日益严重，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也渐渐高涨，国际热钱已经在大规模涌入中国境内，国际机构投资者，已经开始寻找做空工具并启动布局。从香港上市的银行、地产、建材生产商，到包括铁矿石在内的大宗商品，均在其视野之内，当“空袭”过后，不只中国房地产市场届时将是一片废墟，整个中国经济也将面临重建。
既然房地产泡沫危害如此之大，难道政府会视而不见吗？其实，这正是中国政府所面临的两难境地——既想防止经济过热，打击房地产泡沫，又投鼠忌器，怕泡沫破裂，经济衰退。从以下三个方面，我们可以看出房地产泡沫居高不下的潜在原因。
首先，土地出让金是地方政府预算外资金的重要来源，地方政府很多基础设施建设及其他开支都来源于此，况且，由于卖土地的收入到账神速，在拉动GDP提升的效果上立竿见影，政绩效应明显。于是在中国经济增长的“保八”目标下，各级政府纷纷出让土地使用权，增加财政收入。在2010年的两会上，梁季阳委员炮轰“土地财政”的著名发言，便是针对于此。
其次，如果房地产市场陷入萧条，会严重影响地方政府的收入和投资能力，继而使得进一步减少投资总额。影响涟漪般扩散，引发一系列连锁反应，钢铁、水泥、陶瓷、木材等建材商家的日子也不会好过，不仅不敢追加投资，恐怕削减现有产能也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第三，政府若想消除房地产泡沫危机，必须采取一定的信贷紧缩政策，并对投资行为进行规模限制。但是，如果采取的措施实施过分，又会令经济发展停滞不前。
在全球金融危机的大环境下，在人民币升值的迫切压力下，中国经济增长的出口引擎已经险象环生，如果房地产为主的内需引擎再熄火，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将不会再继续延续。不过，仅仅依靠房地产市场的虚假繁荣促进经济增长，更无异于饮鸩止渴，仅仅将泡沫破灭的时刻延后，但破坏力却将继续增大，况且，在透支居民有限收入后，拉动内需的经济增长也将无从谈起，由此带来的风险积累将会对未来经济的长远发展带来破坏性影响。
风物长宜放眼量，是泡沫就一定会破裂，与其被人利用，不如自己忍痛割爱。面对日益高涨的房价，2010年两会之后，国务院连续出台多项严厉调控房地产的政策，以打击各种炒房和投机性购房行为，凸显其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决心。其中，国务院2010年4月17日下发的《关于坚决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的通知》明确要求，实行更严格的差别化住房信贷政策。对贷款购买第二套住房的家庭，贷款首付款比例不得低于50％，贷款利率不得低于基准利率的1.1倍；对贷款购买第三套及以上住房的，贷款首付款比例和贷款利率应大幅提高，具体由商业银行根据风险管理原则自主确定。而关于二套房的认定以家庭为单位的规定，将大大限制投资房地产的行为。透过这些政府调控行为，我们看到了房地产泡沫缩小的曙光，不过，房价泡沫何时破灭恐怕仍有待时间来验证。
2.两种声音——人民币究竟该升值还是稳定
人民币到底会不会升值，又该不该升值？一个看似很“专业”的问题，最近逐渐变成全民茶余饭后的讨论话题。与老百姓的街谈巷议不同，政府之间是针锋相对的外交斗争。先是奥巴马对人民币汇率大发牢骚，温家宝总理则明确表示“人民币没有被低估”；紧接着美国逾百名议员联名上书，要求将中国列入“汇率操纵国”，随即我商务部迅速回应“美将人民币汇率问题政治化”，并强硬表态“奉陪到底”……
在国际上，中美之间关于汇率的争论你来我往，激战正酣，但是在国内，本应该给政府出谋划策、拨开云雾的经济学家们竟也分作两派，捉对厮杀。这不禁让人们诧异，到底人民币该不该升值呢？
主张人民币应该升值的一方，阵容齐整，以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和新锐经济学者薛兆丰为代表。茅于轼的观点是，人民币不但应该升值，而且应该大幅升值，一次调够。茅于轼认为，人民币升值是求之不得的事，老早就该升值，马上就可以升值，而且长期目标是汇率的自由化。升值对于中国乃至世界都是有好处的，是双赢的。而且，提升人民币汇率是调整经济结构的必由之路，要调整经济结构首先就是要减少出口，增加内需，并用内需来取代出口。
而另一个主张人民币应当升值的学者薛兆丰则尖锐地指出：人为压低人民币汇率是贱卖中国，并且会导致通货膨胀。薛兆丰认为，首先，货币是一种中性的尺度，不包含任何政治意义。货币在经济生活中的确举足轻重，但它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价值的尺度，是因为它传递着经济信息，是因为每个人都凭着它来安排生活和生产。说货币重要，并不是它可以无中生有，不是说多印钞票就能创造就业，就能影响真实的利率，就能推动社会的繁荣。由于近年来，中国经济发展迅速，制造业水平大幅上升，所以用人民币标价的那些中国货物和中国服务在世界上大受欢迎，所以外国人争着拿美元来兑换人民币，以便享受中国的货物和服务。在争夺人民币的过程中，供小于求，用人民币换取美元的比率就会被抬高，也就是大家说的“人民币的升值压力”了。这根本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而执行廉价的人民币政策让美元可以得到更多的商品更好的服务，也就是在拿中国人的资源和血汗供养美国。
薛兆丰还指出，人民币被低估的直接的后果是出口暴增。原来计划用以供给国内消费的资源，都将转移到生产出口商品上去。出口商品的美元标价，即使不增反降，都能带来利润，这是因为赚到的每一美元，都可以从中国银行那里获取额外多的人民币。假如人民币被低估20％，那就意味着只要把商品出口，就能多赚20％的利润，这是不得了的利润率。由于人民币被严重低估，所以美元可以换取更多的人民币，这些人民币进入市场流通，就造成了通货膨胀。所以，稳住了汇率，就引入了通胀。所以，人民币升值势在必行。
而主张人民币保持稳定，不能升值的一方阵容更为强大，从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欧元之父蒙代尔及其弟子向松祚，到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郎咸平都激烈反对人民币升值，并称这是灾难的降临。
蒙代尔认为，人民币升值并不是解决贸易顺差问题的灵丹妙药，大幅升值只会令中美经济两败俱伤，威胁到人民币作为世界经济“稳定器”的重要作用。他同时警告说，美国如果将中国列为所谓“汇率操纵国”，可能招致很严重的后果。在接受记者访问时，蒙代尔说到：“人民币自1994年以来升值了20％左右，但我并不建议中国让人民币升值，因为这对中国不利。我认为，中国应该做的是，做出承诺削减贸易顺差。中国需要采取一些措施来纠正这种现象，但不是通过汇率。在我看来，提高工资水平、增加内需是实现平衡的最佳途径。”
蒙代尔的弟子向松祚，更是激烈反对人民币升值，在其凤凰网的专栏中，向松祚撰文指出，人民币升值的最大危害是加剧中国经济泡沫化。他还进一步指出了人民币升值或者自由浮动对中国经济的六大危害：第一，制约中国出口。从真实经济（实体经济）看，汇率升值将严重制约中国出口增长和降低中国产品的全球市场份额。从而严重影响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就业稳定，严重影响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第二，削弱中国竞争力：中国出口的竞争对手其实不是美国，而是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美国正在联合其他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共同对中国施压。第三，让中国经济彻底泡沫化，制造“中国式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通过制造人民币单边升值预期，或通过人民币汇率浮动之后再进行操纵，就可以制造中国资产价格的巨大泡沫和泡沫破灭后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由于人民币升值遏制出口增长，中国政府为了“保增长”，必然进一步使用扩张性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经济，扩张性货币财政政策必将进一步刺激经济泡沫，最终诱发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第四，加剧国内财富向外国投机者转移：国际投机热钱借助人民币升值预期和中国经济泡沫化获得巨大套利收益，加剧中国财富向外国投资家手中转移，加剧财富向国内少数权贵阶层和买办阶层转移，急速加剧收入分配两级分化。第五，加剧国内财富向美国政府转移。通过人民币升值，美国可以“一箭双雕”：提升美国对外投资的收益的同时降低他国投资美国的收益。譬如人民币升值5％，中国投资美国国债的收益就等于零或负收益，而美国赚取汇率收益。第六，货币汇率政策完全丧失独立性。
张五常对人民币升值的观点非常明确，他在接受媒体访问时直言，让人民币升值是一件愚蠢的事情。他认为，由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现在国际经济出现了断层，中国也一样存在这个断层。如果人民币升值，对有钱人当然是有利的，但是对穷人是很痛苦的。由于升值，制造业将会向越南、印度等国家转移，中国众多的穷苦人将变得更加穷苦。
郎咸平的观点更加鲜明，这位常常语出惊人的个性经济学家毫不讳言人民币升值将给中国带来灭顶之灾。郎咸平认为，美国是事实上最大的汇率操纵国，时常通过汇率这个强大的武器，对他国发动汇率大战。他认为，在遭到金融海啸袭击后，美国的贸易逆差更加明显，为应对金融危机，美国在2008年年底狂印了多达150吨的美钞，美元大有泛滥之势。全球很多经济专家因此认为，美元贬值不可避免，其强势货币地位将受到冲击。为了美国经济尽快复苏，为了不失去领导世界的地位，美国很可能将对中国发起汇率大战。
人民币升值，对内将加剧中国的贫富分化，对外给资本大鳄可乘之机。接下来，生活必需品的涨幅将进一步加剧，市民的购买力进一步下降，国内市场进一步缩小，中国的产能将进一步过剩，外加出口受到严重影响，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而同时，人民币升值使得中国的出口制造业受到严重打击，必然导致大量的中小企业破产。而破产倒闭的企业主将大量资金用于股市和房地产市场，从而进一步加大中国经济的泡沫水平，增大通货膨胀率，在大量的国内国外热钱的合力下，最终中国将在经济泡沫中迎来美国发动的货币攻击，结果非常不乐观。
围绕人民币究竟是否应该升值，两种论点的经济学家可谓各有各的道理，都能拿出一套理论作为依据。我们可以将人民币升值的主要危害总结如下，首先，国家外汇储备会严重缩水。其次，中国出口竞争优势消失殆尽，影响国际收支平衡，加剧财政赤字负担。第三，大量企业倒闭，失业率大幅提升，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和谐社会的构建将成为泡影。第四，外国资本的投资欲望受到影响，会对目前严重依赖外资的中国经济造成供血不足的危害。还会对中国的旅游行业造成一定负面影响，减少外汇收入。第五，可能会引发新一轮的热钱涌入，从而刺激中国经济泡沫继续增大，造成严重后果。
同样，人民币升值带来的好处也可以总结如下：第一，利于出国消费和投资。第二，可以敦促中国经济转型，重组中国的经济结构，将出口导向性经济转变为以内需为主的经济增长模式。第三，进口能源和物资的花费将大幅下降，有利于进口型企业的发展。同时，购买进口商品也变得更加容易，对高端消费者来说也是利好消息。
实际上，人民币升值是一把双刃剑，站在不同的角度和立场，会得出完全不同的结论。两派学者所持论点，并不能简单地用对和错来结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件事情是让所有人皆大欢喜的，做决定，往往需要通盘考虑，站在国家长期战略和大多数人的角度来看，才更能明确一种策略的优面是否大于劣面，才能指引未来发展的方向。人民币升值问题即是如此。虽然人民币升值可以带来很多好处，但对于大多数收入偏低的中国人来说，远不如受到的冲击来得实在。诚然，提高人民币汇率符合经济学规律，中国的经济转型势在必行。但是，我们不能无视美元霸权的实际存在，更不能单纯从经济学角度来考虑汇率问题。要知道，国际政治经济军事格局，以及国家战略才是左右汇率走向的根本力量，而这些不确定因素是经济学理论所无法考虑到的。同样，改变出口导向型经济在国家GDP中所占比重，使经济发展模式更加健康的愿望是正确的。但是中国的经济转型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更需要一个安定的社会环境，想用人民币升值的方式，一夜之间去除中国业已存在的很多弊病，又是不切实际的水中月，雾中花，是难以实现的。
两种声音的争鸣，让决策者有了更加审慎的依据，两种思路的碰撞，更有利于中国政府作出正确的选择，我们希冀水到渠成的改变，而不是迫于压力的悸动。
3.德国汇率改革的镜鉴意义
就在中国因贸易顺差问题备受苛责，人民币升值压力越来越大的时候，中国人不免将目光投向了欧洲中心的德国。长期以来，德国都是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德国制造行销全球，不过德国人长期坐享贸易顺差之乐，却没有见谁对其发难。这种既无货币升值之痛，也无外汇储备之忧的悠哉日子让中国艳羡不已。
德国诗人海涅评价自己的民族时曾说过：“德意志民族不是一个轻举妄动的民族；当他一旦走上了任何一条道路，那么他就会坚韧不拔地把这条路走到底。”的确，无论德国人在思想艺术上、还是科技实力上都表现出了这种民族张力，取得了令人赞叹的成就。而在经济上，更是在两次世界大战后两次奋起，重新占领世界制高点，创造了世界经济史的奇迹。
早在20世纪50年代，在二战废墟上重建的西德经济开始迅速复兴，经过一段时间的迅猛发展，确立了制造业大国的地位，出口从此长期占据世界前三名。而到了80年代初期，西德便开始稳居榜首，独占鳌头。虽然与东德统一后有过短暂的低迷，但经过迅速调整，2003年又坐回老大之位。2009年德国在金融海啸的冲击下，虽然蒙受了一定损失，但贸易顺差仍近2000亿美元。“德国制造”在如此长的时间称霸全球市场，居然没引起众怒，也没有引起贸易纠纷和制裁，这值得人们去认真思考和研究。
其实，在德国经济飞速发展的过程中，同样曾经面临持续的贸易顺差和随之而来的货币升值压力，当时西德政府经常账户盈余庞大且不断增加，外汇储备飙升，资产价格和薪资压力上升，随之而来的升值重压也一度使得马克走到了十字路口，这与我国目前面临的经济大环境有类似之处。不过德国通过积极稳妥、以我为主的货币改革政策，保证了经济的持续增长，迅速成为首屈一指的经济大国。这其中，有很多经验值得当今的中国借鉴和参考。
回顾德国汇率变迁的历史，大概可以划分为如下几个阶段：
（一）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时期
1944年，二战炮声尚未停息，西方主要盟国就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勾画了战后以美元为中心的世界货币体系蓝图。德国战败，其中西德别无选择地加入了布雷顿森林体系，从此在西德，美元与黄金挂钩，西德马克与美元汇率被固定在4比1的水平上。
二战刚结束时，国内正常经济秩序早已崩溃，德国通货膨胀严重，在人们战后普遍低沉和悲伤的氛围中，生产发展缓慢，商品供应严重不足。不过德国人很快便走出了阴影，1952年，国民经济的主要指标便已达到或者超过战前的水平，战争的创伤得以恢复。20世纪50年代初期至60年代中期，是德国战后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
德国战车驶入正轨，随之而来的就是高速奔驰。日耳曼人在战后再次迅速崛起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料。德国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使其制造业水平节节攀升，迅速在国际市场立足，从此，“德国制造”成为德国人赚取外汇的强大武器。西德的对外贸易从20世纪60时代开始，就常年保持顺差，而且顺差规模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经济实力的增强已经影响到大国之间经济实力的均势，此时固定不变的德美双边汇率已无法正确反映德国经济对美国经济持续走强的事实，所以，这一时期，马克开始出现升值的内在需求。
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束下，马克和美元的兑换汇率保持不变，为了维持庞大的外汇储备，德国不得不投放巨额马克来换回美元，跟中国现在的情况类似，德国国内出现货币的流动性泛滥，物价指数开始节节攀升，而当时德国的房地产交易市场也出现了一定的泡沫问题，而普通德国工人更面临着严重的通货膨胀压力。面对这样的局面，当时的德国国内也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论。而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框架束缚，以及当时政府力求稳定的策略导向，在此期间，尽管马克相对美元间断性地有过几次小幅升值，但整体波动不大。
（二）从“尼克松冲击”到欧元区建立
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风起云涌的大变革时代。而对各国货币来说，更是一个风云突变的时期。由于长期受困于“特里芬难题”，同时在石油危机中损失惨重，美国终于绷不住了，在1971年，国际货币体系出现了重大变化，尼克松总统单方面宣布停止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并宣布美元贬值，货币史称“尼克松冲击”。1973年，“史密森协议”宣告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固定汇率制度瓦解。当年3月1日，德国正式决定马克对美元自由浮动，从此进入浮动汇率时代。
从1973年到1979年，马克兑美元汇率保持了升值态势，由1973年的1马克兑换0.4132美元最终达到1979年的1马克兑0.5464美元。这一阶段，马克升值主要是由于长期维持对美元的固定汇率，使得德国国内承受了极大的通胀压力，国内物价已经开始不稳，而“尼克松冲击”后美元大幅贬值，早已对国内通货膨胀深恶痛绝的德国政府当即放弃了当时1马克兑换0.25美元的固定比价，马克开始进入了主动和渐进升值的阶段。
在1973年到1999年欧元诞生前的这一漫长时期内，德国也经历了几次马克贬值的时期。其中第一次石油危机的爆发是第一次短暂贬值的开始。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在西方庇护下的以色列步步紧逼，节节胜利，阿拉伯国家利用石油武器教训西方大国。从当年10月开始，以沙特为首的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对支持以色列的美国实行了石油禁运，短短两个月内国际石油价格飙升至原来的4倍。突如其来的变故将西方主要工业国家打得措手不及，石油提价大大加大了西方大国国际收支赤字，最终引发了1973～1975年的战后资本主义世界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造成了世界经济的严重衰退，同样，在这样的大环境下，马克汇率也偏离了上升通道，略有贬值，不过，当石油危机的影响逐渐散去后，马克汇率重新进入了稳步上升的轨道中。
事情在随后又出现了新的变化，1978年伊朗发生推翻巴列维王朝的革命，社会和经济出现剧烈动荡。从1978年底至1979年3月初，伊朗停止输出石油60天，使石油市场每天短缺石油500万桶，约占世界总消费量的1/10，致使油价动荡和供应紧张。而1980年两伊战争的爆发，更使得两国的石油生产陷于停顿，这给本就情况严峻的原油市场再次重重一击，完全打破了当时全球原油市场上供求关系的脆弱。严重供小于求的情况引起油价再度大幅上扬。
由于德国的石油大量依赖进口，在此次危机中所受冲击远远大于其他西方国家，所以德国经济在此期间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滑坡，从1980年至1985年，马克兑美元汇率出现贬值，从1马克兑0.5464美元跌至1马克兑换0.3448美元。
从第二次石油危机的打击中迅速恢复元气的德国，随后总体经济实力继续增强。1985年，美国为了解决自身长期存在国际收支和财政双赤字问题，美、日、德、英、法五国财长和央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签署了著名的“广场协议”。依据协议，德国与日本承担本币升值责任。
日本的结局，我们通过前面的叙述已经非常清楚，以日元大幅升值为导火索，日本政府又在国内采取了扩张性货币政策，大幅压低利率，刺激国内经济增长，以减小日元升值的可能负面影响。这种以牺牲国内物价稳定和资产价格合理化为代价的调控方式，最终造成了日本经济的泡沫化，而随之而来的则是十年的经济衰退。经此一役，日本经济从几乎赶超美国的发展势头迅速跌落，重新成为对美国经济不构成主要威胁的美国小“盟友”。
同样升值，德国的表现则截然不同，尽管马克升值，但是德国的贸易顺差并没有因此减少，升值并未严重抑制出口。当时的贸易顺差几乎与马克升值并驾齐驱，持续的贸易顺差不断推动马克的进一步升值。而更重要的是，德国面对美国的压力，毫不退让，绝对不通过政府干预马克升值，让汇率按市场规律自由浮动，同时，严格保持国内市场的物价稳定，没有采取低利率的经济刺激计划。
与日本相比，美国自然对马克的升值速度表示严重不满，为迫使德国联邦银行就范，美国政府曾在1987年10月向德国发出强硬威胁。虽然德国丝毫不为所动，不过关于美元大幅下降的预期却使得人们对美元和股市的信心不足，最终紧张的气氛导致纽约股市大跌，道琼斯指数单日跌幅创造了二战后的新纪录，成为著名的“黑色星期一”。美国偷鸡不成蚀把米，咽下了自己酿造的苦酒。
（三）欧元新时代
在1999年，也就是20世纪的最后一年，欧元宣布诞生。这是欧洲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欧洲一体化进程完成了最重要的一步——货币统一。此后的德国经济继续称雄世界，领航欧洲。德国的出口势头丝毫不减，虽然德国大量的贸易顺差让美国甚至欧洲其他国家都觉得压力巨大，但由于此时德国货币已经不再是马克，已经不能单纯通过强行调节马克汇率来打击德国出口，况且，德国制造长期以做别人做不出的产品为目标，以更高的质量为追求，也使得德国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备相当大的不可替代性。于是，在以欧元区作为强大后盾，德国制造的精湛品质为开路先锋的情况下，德国经济长期保持大量贸易顺差，而没有被群起攻之，就非常容易理解了。
德国能在马克长期持续升值（几次短暂的贬值不影响大局）的情况下，还能保持经济高增长率以及巨额贸易顺差，总结起来，有如下几点，可以供中国借鉴：
首先，德国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是基础保证。二战以后，饱受战争摧残的德国人开始思考战争的原因，自由主义市场经济无疑是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资本主义世界规律性的爆发大规模经济危机，常常会成为战争的导火索。于是，为了避免重蹈覆辙，以被誉为战后西德经济重建的设计者、“德国经济奇迹之父”艾哈德·路德维希为首的德国经济学者开创了一种社会市场经济的发展模式。其思想基础是把市场上的自由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个人利益应与国民经济的整体利益相一致。社会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性自由”、“社会公正”和“经济效率”。其总目标是货币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公正的收入分配和社会公平。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德国一方面鼓励竞争，反对垄断，以此提高经济效率。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劳动工资制度和社会保障制度，让工人生活水平随国家经济增长稳步上升，保持社会稳定。这些是德国在汇率升值阶段国内政治局势和经济环境保持平稳过渡的前提条件。
其次，独立稳定的货币政策是行为指南。由于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民众大受严重通货膨胀之苦，战后的德国政府始终将稳定马克币值作为其货币政策的基本原则，坚决反对通过通货膨胀的方式来刺激经济增长。为实现这一目标，避免出现经济泡沫，德国联邦银行在多次的内外压力下始终保持清醒，从不实施过度的货币扩张政策，同时避免出现大量的外汇储备，从而严格控制进入市场流通领域的货币量。
第三，汇率的自由浮动是理智的放弃。众所周知，政府如果操纵汇率，就不会再有所谓的独立货币政策，同时为了保证资本的自由流动，德国在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之后，就宣布实施较为彻底的汇率自由浮动制度，与国内的通货膨胀威胁相比，德国将马克汇率置于次要地位，从来不会为了缓解马克升值压力而牺牲国内市场的物价稳定。所以，在浮动汇率制度下，德国虽然常年保持巨额贸易顺差，但外汇储备却非常有限，“藏汇于民”的思想让德国经济一直处于平稳增长的状态。
第四，以我为主，雷打不动是成功的钥匙。德国人是非常讲究原则的民族，甚至可以说有点固执、死脑筋。不过和德国人做过生意的都知道，德国商人的按章办事是有口皆碑的，虽然有时不太灵活，但从来不会使奸耍诈，玩弄阴谋。在德国确定了独立的货币政策，宣布马克汇率自由浮动之后，德国就严格按照这个既定原则执行，从来不会随意让步。比如，在广场协议后，面对最重要的盟友美国的强大压力，德国人分毫不让，坚决反对用政府干预的手段迅速使马克升值，坚持让马克采用一种自然而然的、渐进的、稳定的升值方式。这种坚持，不但让高唱市场决定一切和自由主义论调的美国人哑口无言，自觉理亏，更为德国的企业赢得了从容应对的宝贵时间。反观日本，在广场协议后，长期压抑的日元汇率突然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急转直升，玩起了过山车，在如此剧烈的汇率波动下，经济衰退又怎能避免呢？
第五，区域合作，货币联动是保护伞。虽然世界都处于美元霸权统治之下，但是很多地区的区域经贸往来和经济合作非常密切，而且对本国经济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1999年德国加入欧元区之后，德国就不再存在马克汇率问题，整个欧洲的一致协调对外，也使得美国越来越感受到了强大的压力。而其实早在欧元区建立之前，1979年欧洲货币体系就造就了多国货币的汇率联动机制。这种区域货币合作提高了区内货币间的结算功能，削弱了因美元波动而带来的不利影响，有利于区域内强国减少投机资本冲击，减少汇率升值对贸易部门的负面影响。利用欧洲货币区的汇率联动机制，德国在马克汇率上升时把投机资本引向了区域内那些弱国货币的身上，通过对这些国家投资，在一定程度上把升值的压力转移到了区域内的其他国家，同时又借助于区域内的汇率联动减少了该国货币在区域内的升值，保持了区域内的贸易和投资稳定。而区域内盯住马克的各国也可以利用德国马克稳定的币值以保持国内物价水平的稳定。
总之，德国人用他们的坚韧、远见和有的放矢的策略战胜了货币升值带来的不利影响，在马克汇率稳步渐进增长的过程中，长期保持贸易顺差，国民经济逐年增长。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德国的汇率改革之路，应该可以给正走到十字路口，面临汇率战争的中国提供一些有益的东西，具有良好的借鉴、示范意义。
4.中国金融开放的战略思考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谁也做不到关上门过日子，而对外做生意就要有贸易伙伴，要有贸易规则，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不但在国际贸易中得不到平等竞争的机会，更是在别人制定的规则面前频频碰壁。为了加大出口，参与制定游戏规则，中国一直在进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艰苦谈判，2001年12月11日，中国终于如愿以偿成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员。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就必须要按照人家的规矩办事，不存在单方收益的情况，要想打开别人的市场，同时也必须开放自己的市场，从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那一天起，西方主要发达国家对于中国市场全面开放的呼声就越来越高，其中金融领域的完全开放便是其诉求之一。
一、金融开放的意义何在？
抛开世贸组织的规定、西方国家的要求不谈，对于中国自身而言，引入境外战略投资，实现金融开放的究竟意义何在呢？
早在十多年前，在国内银行几乎还没有任何正式的金融产品的时候，地下金融交易已经在南方尤其是广东悄悄流行了。由于改革开放就是引入市场机制，慢慢地，人们在解放思想的同时，与市场机制相对应的强调优胜劣汰，追求投机回报的思维也开始进入人们的头脑之中。所以，金融领域的逐步放开也是一种必然，这里有三个主要原因：其一，在银行的正式金融产品没有占领市场的情况下，地下金融交易比较盛行，但因为其存在大量违规操作，投资者资金得不到任何有效保障，因此法律纠纷很多，为了规范市场，应该走向金融开放。其二，当时国内市场机制还不完善，资本投资并不活跃，而开放金融市场可以实现“搞活经济，增加资金流动，活跃市场”的功效。让外资逐步进入国内市场，补充国内投资的不足，从而有助于实施金融开放的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加快改革开放的进程。而随着外汇交易日趋频繁，相对固定的汇率制度，也常使国家对于汇率的浮动无能为力，国家通过金融开放也可以通过自由兑换人民币来干预市场，从而调整汇率。所以，金融开放也是势在必行。其三，由于银行从本质上来说，其职能是通过金融服务的中介作用对社会资源进行分配。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市场以后，由于其资产管理能力和水平高，评估系统完善，风险控制能力强，在东道国从事金融活动时，从盈利的角度出发，会将资金投向一些高效率的产业，促进优胜劣汰，优化市场资源的合理配置。这种能力，往往是国内银行所不具备的，所以通过金融开放，可以有效提高国内资源使用率，促进本国经济更健康地发展。
而从中国的金融服务企业，也就是银行、保险机构的角度出发，金融开放，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完善自身，提高金融机构的经营管理水平，减少呆账坏账，对形成成熟的企业文化也有很大帮助。
不可否认，世界上最发达、最稳健、最富有效率的金融体系，恰恰是那些开放程度比较高的金融体系，如英国、瑞士、卢森堡、中国香港、新加坡等等。这些地区，正是由于良好的开放性，促使当地金融行业不断自我更新和完善，最终成长壮大。
发展中国家的银行体系常常信誉度较差，稳定性不高，究其原因，很大程度上是由于银行业的长期垄断造成的。皇帝的女儿不愁嫁，由于缺乏有效竞争，更没有经历过大风大浪的磨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银行业普遍缺乏活力，服务意识也较差。中国银行业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改革，虽然取得了一定程度的进步，但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当金融业开放，外资银行进入境内以后，就完全打破了原来的垄断格局。为了在与更强大的敌手的搏杀中生存下来，国内银行将必须想办法降低经营成本，提高风险控制能力，对内加强管理水平，对外提高服务意识，只有这样才可能稳定市场份额，提高利润水平。另外，外资银行将带来很多金融创新产品，也将对中国金融业有着强烈的启示作用。中国是制造大国，但不是设计大国，实体经济如此，以金融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更是如此。从这次弥漫全球的金融危机中，我们不但应该认识到美国对金融衍生产品的监管不力所造成的危害，还应看到美国金融产品的丰富和繁荣。金融产品的设计理念创新，金融产品的服务方式创新，都会有助于投资者进行全方面的考量，吸引更多资金进入市场，提升金融业的业务量。这些金融开放所带来的种种改变，将有助于中国形成真正强大的现代商业银行，最终走出国门，逐鹿全球。
二、金融开放无异于“引狼入室”
金融开放是一把双刃剑，外资金融机构进入国内，其优点是一目了然的，效果也是非常显著的。但是威胁也是实实在在的，在条件还并不成熟的情况下，过早过快开放市场会加剧市场的动荡，甚至不排除受国际游资的侵扰而发生金融危机的可能；而且，由于金融资源的独特性，其与中国各行业之间都有密切联系，如果管理当局的监管能力与经验不够，不但金融资源落入敌手，还可能会导致各行业战略资源的流失，使中国的经济命脉被外资掌握，从而丧失了继续崛起的基础和可能。
在金融逐步开放之后，将面临西方金融资本势力所倡导的金融自由化的压力。所谓金融自由化，按照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一些经济学家的看法，包括：对公共金融机构的私有化；允许外资银行进入；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市场竞争；减少存款准备金要求；取消指导性贷款；利率市场化和开放资本市场等。
金融自由化是“华盛顿共识”的核心思想之一，也是以新自由主义经济为标签的经济全球化的主要内容。有了这个终极武器，西方金融财团便可以从容地控制全球的经济体。完全实施金融自由化的发展中国家，在与发达国家进行竞争时，就好比被除去了所有护具的轻量级拳手，面对重量级拳王，在这场实力悬殊的对决中，没有任何保护措施的发展中国家将毫无疑问地被一记记重拳打得头破血流，最终倒地不起，再无还手之力。
自从银行业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注定了金融这个词在未来的国家经济格局中将占据主导地位。金融是一个国家的血液，没有资金源源不断的保障，任何产业都会慢慢枯萎，而金融安全是一个国家核心利益，控制了一个国家的金融，就等同于控制了一个国家的经济。在金融完全开放，自由的市场条件下，依托其无可匹敌的资金实力，欧美金融财团可以随心所欲地发动汇率战争，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可以打击一国货币，摧毁一国经济。
假如金融自由化在中国实现，当经历了200年风风雨雨的欧美金融业巨头裹挟巨额资金进入中国内地的时候，他们会发现这个市场中根本没有对手。由于中国的银行业起步太晚，又长期受母亲溺爱，先天缺失了一种搏杀的欲望和技能。由于货币这种商品的特殊性，金融开放不同于其他任何一个行业的开放，主宰一个国家货币发行的只能是代表该国人民利益的政府机构。因为谁能垄断一国的货币发行，谁就有了通过发行货币来收割财富的终极手段，这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制高点，正是长期对这一制高点的占领，造就了欧美许多著名的金融财团。如果说这些金融财团在对本国经济进行控制，对本国人民的财富进行收割的时候，还有所顾忌和收敛，那么，对待其他国家，他们将展现他们全部的能量和胃口。虽然目前掌控中国印刷或者发行货币权利的是国家，但在完全的金融开放后，外资金融机构将通过大量令人眼花缭乱的金融衍生产品，创造类似货币功能的替代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们本质上就相当于在发行中国的人民币。当这些金融衍生产品和各种债券弥漫市场，其总量大于国有银行发行的人民币总量时，这些外资金融机构实际就控制了中国的金融命脉。在此基础上，他们将很容易地通过通货膨胀和通货紧缩收割中国人的财富，并通过向母国投资和汇出外汇的方式将财富转移出国境。此时，通过大规模减持上市股份，带领热钱撤出中国，再发动一次金融突袭战，则中国全面的经济危机将不可避免。届时，人民币大幅贬值，中国境内以人民币结算的资产大幅缩水，实体和金融企业面临倒闭，此时，西方金融财团将卷土重来，大量收购中国资产，一举完全控制中国的全部经济命脉。这一系列我们已经非常熟悉的缜密计划，已经被西方金融财团使用得炉火纯青，拉美经济危机、日本泡沫经济的破灭、东南亚被扫荡一空都是他们辉煌战绩的明证。
外资金融机构蚕食其他国家市场，控制别国金融，其手段将是多种多样。分析起来，无外乎以下几种：
参股或者控股或者直接购买当地金融机构。这是一种最直接最有效的控制方式，省却了独立开办的诸多麻烦，还顺便拥有了现成的人脉。
借助与当地合资或者再投资的子公司，甚至孙公司的掩护，逐渐购买当地金融企业的股份，在不引起当地政府注意的情况下，把持当地金融机构。
通过在当地的独资或者控股金融机构对该国核心产业部门如通讯、能源、交通、军工企业进行投资，进而逐渐控制这些关系国家基本安全的经济命脉。
在控制了大部分资源之后，实力强劲的外资金融机构将对当地的政府、企业甚至知识界进行渗透，培养其利益代言人，并控制舆论，从而制定更有利于发展壮大自己实力的法律法规，为进一步通过汇率战争手段收割该国财富打好基础。
引进大量的金融衍生产品，并不受任何约束地进行短期投资活动，里应外合与大量境外热钱一起炒作经济泡沫，为发动金融供给准备弹药。
以上只是根据美国金融财团在之前通过倡导金融自由化，逐步控制一国经济并发动攻击的模式中总结而来，其手段还在不断的创新和发展中。总之，对于管理相对落后，资金和技术实力又严重不足的中国的金融业来说，金融开放无异于“引狼入室”，必须慎重而又保持警惕，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三、中国金融开放现状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来，为了践行诺言，中国金融对外开放步伐明显加快，截至2006年9月底，已经有来自22个国家和地区的73家外资银行在华设立了283家营业性机构，有13个国家和地区的30家金融机构在中国设立了30家合资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另有15个国家和地区的44家外资保险公司在中国设立了115个营业机构。例如，汇丰银行以19.9％的股权参股交通银行、德意志银行出资1.1亿美元入股华夏银行、美洲银行出资25亿美元入股建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淡马锡分别出资31亿美元各购得中行10％的股份、高盛集团和安联保险等机构组成的财团出资30亿美元购得工行10％的股份……从这份未竟的名单中可以看出，中国银行业正在急速向外资开放，其范围之广、规模之大、程度之深，均堪称前所未有，为全球所瞩目。
证券行业的开放尺度则更大，截至2006年6月底，外资在大陆已设立23家合资基金管理公司和8家合资证券公司；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各有4家境外特别会员；在上海、深圳证券交易所直接从事B股交易的境外证券经营机构分别为39家和19家；批准42家境外机构获得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资格，12家机构批准成为QFII托管行，其中5家为外资银行。这些进展大大超出了加入世贸组织时的承诺。
在保险业，除了寿险外资股比不得超过50％外，保险市场已基本实现全面对外开放，并初步呈现国际化特征，主要跨国保险金融集团和保险发达国家的保险公司均已进入我国。
而在外汇管理上，截止2005年底，在43项本项目交易中，我国已实现可兑换的项目有11项；较少限制的有11项；较多限制的有15项；严格管制的有6项。超过一半的资本项目已实现可兑换，严格管制的已不足一成半。
中国的金融市场已经逐步开放，外资金融机构正如火如荼地的在中国攻城略地，拓展业务。越来越多的外国人走进来了，那么中国人有没有走出去呢？相对而言，中国金融机构到国外投资的数量少了很多。商务部服务贸易司司长胡景岩表示，在金融服务业上中国“进来多，出去少”，是地道的“逆差国”。分析起来，主要有两个原因。
首先，作为一个在全球推行金融自由化的“自由国度”，美国却明目张胆地在国内实施金融保护主义。比如，按照美国有关法规，1991年之后进入美国本土的外资银行，不能吸收美国居民存款，不能加入美国联邦存款保险系统。与之相比，备遭美国苛责的中国金融业可谓是慷慨至极。就在美国用尽一切手段游说中国进一步开放金融市场的时候，2008年6月17日，在大洋彼岸的美联储再次明确暂缓批准中国两家最大银行在美国的营业执照，经过了十多年的努力，中国工商银行和中国建设银行仍未能越入“雷池”半步。美国人拒绝的理由看似很复杂——中国银行的会计准则、内部指标、国内监督等都未达到国际标准，实则很简单——就是不想让你进。实际上，与其说中国的银行业各项指标没有达到国际标准，不如说是没有达到“美国标准”。反正规则是美国人定，想把人拒之门外，实在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中国实力最雄厚的四大银行在海外市场直接设立机构的行动纷纷折戟沉沙，崇尚自由的西方将大门关得严丝合缝。此时，要想在所谓金融开放的潮流下开拓海外市场，似乎只剩下直接收购海外机构这一条道路了，这是无奈的选择。但这条道路顺利吗？
在2008年招商银行宣布并购香港永隆银行的时候，就结结实实经历了一次理想与现实的残酷碰撞。在以极高的竞价收购了永隆银行53.12％的股权之后，招商银行却没有得到期待中的掌声和欢呼。在招商银行宣布收购永隆银行的第二天，标准普尔评级服务公司宣布，将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BBB-”长期交易对手信用评级和“A-3”短期交易对手信用评级列入负面信用观察名单。标准普尔公司认为，由于招行在香港市场的经营经验有限以及海外收购经验匮乏，因此对招行而言，管理并整合永隆银行具有一定的挑战性。
作为全球最有影响力的国际信用评级机构，标准普尔的行为直接给招商银行当头浇了一桶冷水，直接导致其股价下滑。对于这样一家美资机构的评级表现，中国金融机构也许只能苦笑了。
其次，中国金融机构还不具备全球扩展的实力。即使美国未来向中国完全敞开国门，中国的金融机构就有能力进入或者扎根生存吗？美国的监管体系和信息披露体系十分完善，对金融机构质量的要求十分苛刻，中国金融机构是否经得起这样的曝光而不影响自己的竞争力，就是一个最大的挑战。在海外市场经营，生存环境与国内迥异，国有企业的金字招牌在那里将不会有任何作用，没有了政府的保护伞，变数将增加很多，而与当地实力雄厚的跨国金融集团进行硬碰硬的较量，更是需要有志于拓展海外市场的金融机构谨慎衡量风险承受力。
总体来说，与外资金融机构在中国业务的飞速发展相比，目前中国金融机构在海外投资规模仍然很小，盈利情况也不容乐观，而中国金融机构自身还存在很大问题，这些是中国在进一步深化金融开放的进程中必须看到的现实。
四、如何应对挑战
首先，就是一个“缓”字当头。基于当前中国金融企业和中国经济的现况，放慢金融开放的步伐，调整金融开放的节奏显得尤为重要。毕竟，打铁还需自身硬，中国有竞争实力的特大型金融企业的丰厚利润得益于其垄断地位，金融产品创新程度仍然很低，管理效率有待提高。况且，央企的背景使得当前中国金融企业的管理上存在很多行政化的特征，由此导致的假账、坏账、呆账等不良资产较多，这些都严重降低了中国金融企业与国际同行决一雌雄的能力。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中目前存在的人民币升值、经济泡沫化等严重隐患，也决定了目前中国应该加强金融监管的力度，而不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也是国际经济形势的大环境所决定的，如今美国最迫切的需要，就是尽快走出金融危机的阴霾，而仅仅依靠调理自身经济结构，扩大出口是远水解不了近渴，况且也不是华尔街金融财团所愿意见到的。这时候，适时发动一场汇率战争便是其迅速脱困的灵丹妙药，如果得逞，大量的资金财富将涌入美国，帮助其走出目前的泥潭。苍蝇不叮无缝的蛋，哪里金融自由化的程度最高，哪里的金融系统最薄弱，哪里就是庞大的国际游资热钱的目标所在，因此，当前中国最紧迫的，就是要扎紧篱笆，密切关注国家金融安全。
其次，金融开放不能厚此薄彼，要内外兼修。目前，中国国内的一些著名经济学者如叶檀、向松祚等人或通过撰文方式，或接受媒体采访，都表达出了一个急切愿望，那就是向内开放金融业。的确，在中国金融业向外资开放的时候，往往为了引进其先进的管理经验，提高金融产品的技术水平，常常自降身价，主动拉拢国际金融巨头参股控股。针对这种情况，中央民族大学教授张宏良的观点比较激烈，他直斥目前中国银行业在“贱卖”自己，由于中国银行业在引进来的过程中给予外资“超国民待遇”，导致了国民财富流失，并对金融安全造成威胁。
对外资既然可以做到如此宽容的开放，那为什么对内资不能呢？面对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鼓励和扶持民营金融机构的发展，不但有利于激励中国金融业在竞争中完成新陈代谢，优胜劣汰，更有利于将中国的庞大民间资本分散保存，不至于被外资轻易控制。而且民营金融机构对中国金融体系也可以起到有效补充的作用。目前，中国的中小企业贷款难矛盾非常突出，而民间的信贷机构又没有合法存在的空间，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制约了民营经济的发展。就好比一个人的身体只有主动脉，但缺乏毛细血管，整个社会经济也是如此，仅靠主动脉向主要器官输送金融血液，但却无法到达社会分工的各个细节、分支部分，整个社会也就无法充满生机和活力。
第三，保持相当份额的公共金融机构非常重要。比如德国，公共银行资产占德国银行总资产的57％，仅此一条就保证了德国的金融命脉永远不可能把握在外资金融机构的手里。在金融开放化程度较高的欧洲，大量种类繁多的公共金融机构成为横亘于外资金融机构面前的坚实壁垒，导致外资金融机构在东道国难以大规模开展相关业务。在存在大量公共金融机构的国家内，金融市场被一分为二，一部分是私人储蓄，而另一部分则是不需外资进入的政府专营领域，如欧盟大陆的储蓄银行，或者是面向中小企业和普通平民的长期住房建设、公用事业投资等外资不愿进入的利润率较低的领域。而且这些公共金融机构普遍享受各种优惠待遇，在外资对手竞争过程中，处于有利地位。比如，在法国，合作银行一直享有税收方面的优惠，能够给客户提供较为优惠的利率。在德国、瑞士、西班牙，由于储蓄银行由当地政府担保其债务，其经营风险等同于政府风险，评级水平高，有利于吸引客户，所以大量业务被吸引过去，导致很多外资私营金融机构无法在完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这些措施，构成了欧洲各国抵挡外资机构蚕食本国市场的金融长城，有效地维护了本国金融主权的独立性和安全性。
第四，金融监管是尚方宝剑。不管自诩多么开放的金融体系，如果缺乏有效的金融监管，都将出现严重后果。此次美国的金融危机，实际就是金融监管的功能缺失导致了金融机构滥发金融衍生品，最终导致连锁反应，爆发全球金融海啸。经此一役，美国总统奥巴马也表态，将尽全力推动金融监管法案在国会获得通过。美国尚且如此，难道中国应该接受西方国家的“善意建议”——放弃金融监管码？恰恰相反，在金融开放的大背景下，金融监管的力度应当加大，而非放松。中国未来的金融监管模式，应当做到有的放矢。既不能通过行政手段过度干预经济运行，也不可以让国有企业对政府形成依赖性，导致投资失败后银行出来买单，形成大量呆账、坏账，最终受损失的是普通居民的存款以及国家的威信。另外，针对金融机构的各种层出不穷的金融产品，金融监管部门不应只是被动适应，而是要主动引导，一方面引导金融机构开发健康、高效的金融产品，另一方面要防止安全性差的产品在市场上形成气候。
正如《国际歌》里所唱的，“这世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同样，这世界上也没有所谓绝对公平，绝对自由。每个国家的历史、资源、甚至是地理特征都不尽相同，这也构成了世界的别样风情、不同之美。就在全人类的科学家都在提倡保护物种多样性，保护人类文化多样性的时代，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却抛出了经济全球化、金融自由化的理念，根本无视世界各国完全不同的发展基础和市场条件。如果没有自我保护意识，在这个弱肉强食的金融角斗场上，最终将无法摆脱成为别人的盘中美餐的悲惨命运。任尔东西南北风，我自岿然不动，稳如泰山，方可不在随波逐流的大势中迷失自我。对于金融开放，坚持“以我为主”，坚持自己的准则和底线不动摇，才是重中之重，对此，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中，对于金融开放所提到的“以我为主、循序渐进、安全可控、竞争合作、互利共赢”二十字方针，就很好地诠释了中国金融开放之路的主旨和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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