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充满信心，志存高远
善于经营的商界人士在取得一定成就后，仍不忘发展，继续在商业中驰骋前进。他们的动力就在于不断地为自己确立一个远大的目标，然后全身心地投入进去，不达目的誓不休。的确如此，远大的目标必然会催人奋发向上，一路攻克难关，最终将胜利的大旗插上事业的顶峰。
企业的成功在于要有明确的发展目标，只有这样才能集中精力、全力以赴地去奋斗。1971年1月，中国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乒乓外交使中美关系得到了好转。中美关系的演化表明，中美两国的敌对状态很有可能得到消除，中国国门将会在一定程度上对外开放。照此看来，香港的转口贸易地位无疑会逐步增强。
国际环境和中国国内环境的变化给香港经济的飞跃带来了比较宽松的发展空间。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香港经济转入多元化。香港经济前途一片光明，人们对香港的前途充满信心。
李嘉诚没有浪费这个大好势头，1971年6月，他成立了长江地产有限公司，并决定集中一切力量发展公司的房地产。
在第一次公司高层会议上，李嘉诚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一下公司取得的成就，然后直奔主题，道出了以后的发展目标：以“置地公司”为奋斗目标，不仅要学习“置地”的成功经验，还要赶超“置地”。
李嘉诚的决心让大家感到一脸迷茫，因为“置地”的实力是绝对不能忽视的。置地全称为香港置地有限公司，于1889年成立，由英国商人保罗·遮打与怡和洋行的杰姆·凯瑟克以500万港元注册成立，此公司在当时是全港最大的公司。它的发展比较迅速，经半个多世纪，置地有限公司在香港处于绝对霸主地位，在世界上的地位亦不可小觑，它已经成为全球三大地产公司之一。
现在的置地公司已经是一个涉足广泛的公司，它集地产、酒店餐饮、食品销售为一体；其业务范围亦相当广泛，虽立足香港，但其业务面已经覆盖亚太十几个国家和地区。
“撼山易，撼置地难”是业界早有的说法，到现在仍被业界人士认同。要想赶超实力超群的置地，其难度可想而知。况且，长江地产公司刚刚成立，在置地眼中，不过是个刚学会走路的小孩。李嘉诚的口气如此之大，难免让手下的各部门领导人顿生猜疑。
有人立即起身质问老总李嘉诚：“置地的实力那么雄厚，长江现在最多可算得上小型公司，我们能赶超置地吗？”
“能，”李嘉诚充满自信而又斩钉截铁地说，“再大的公司也是从小做起的，世界上任何一家大型公司都是通过不断发展，实力才不断强大起来的。名人都是出自于众人之中，当年，置地的创办者之一遮打爵士仅是一个贫寒之士，他从英国远道而来，没有人认识他，没人把他放在眼中。然而，他凭着自己的恒心、毅力、精明的头脑以及机遇，终于成为香港巨富，取得了一个又一个成就：创九仓（九龙仓）、建置地、办港灯（香港电灯公司）。不管做什么事情，我们都应该有雄心壮志，远大的目标在给我们带来压力的同时，也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就长江目前的实力而言，不可否认，它与置地有着天壤之别。但是，我们可以先学习他们的成功之道。置地能够在香港甚至全球稳步发展，最重要的原因是它以收租物业为主、发展物业为辅。置地目光远大，它不求近利，而是长期投资。我们长江地产也应该像置地这样，以收租物业为主，必会有大前途。”
“另外，置地的基地在港中地区，而中区的物业已经发展到极至，地价甚是昂贵，不再是寸土寸金，寸土尺金都不为过，发展空间狭小。以长江公司现有的资金储备，是没有实力在中区拓展地产的，但我们可以去目前稍微冷淡、地价较低的边缘地带和新兴市镇发展，待实力雄厚，再与置地一决高低。”
“先父曾与我谈到过久盛必衰的道理，我常以此话验证世间发生的事，且屡次都有效。置地已久居香港霸主地位，近几年中，其发展趋势还是有一些不尽人意之处，势头远不及地产界的后起之秀太古洋行。”
“长江在创业之初，加上借来的资金才有5万港元，物业也是后来才开始经营的。如果集中发展房地产，我们公司的发展势头定会很旺。因此，超越置地是完全有可能的。”
李嘉诚的分析有理有据，他把赶超置地作为自己的目标，不无道理。
但是，李嘉诚的话并不能够使在座高层信服，只有事实最可信。
李嘉诚开始大力发展地产业，他在现有的地盘上广建楼宇，由于当时的发展势头良好，用户在楼宇筹建过程中便上门求租。李嘉诚一刻也未放松，他把收到的租金继续投入到楼宇的兴建中。
李嘉诚就是这样一个敢说敢做的人，一旦定下目标，便紧锣密鼓地开始努力发展。商业人士就该有这种大志和气魄，只有这样，才能够使自己的事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即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2.顾全大局，深入人心
顾客被商人视为上帝，这些上帝就在众人中。如果自己的产品能够打动人心，被人们称赞，自然会得到顾客的青睐。在关键时候，得人心者得天下。挣钱是经商的目的，在商人的眼中，钱是越多越好。策略的好坏决定着一个商人挣钱的速度和数量。得人心后再挣钱，不失为一个好方法。
自从1971年成立以来，长江地产公司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五六年间，该公司的年经常性利润达到近6000万港元，拥有物业地产600多万平房英尺，资产净增至5亿多港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和当时香港的大公司相比，长江实业只能算是一家中型公司。不过，李嘉诚在当时的地产界已小有名气。在一次拍卖会上，一个实习记者指着李嘉诚问身旁的一个记者：“那个高额头、头发稀少、连连举手的人是谁？”
这位记者告诉他，这个人是李嘉诚，现在是长江实业有限公司的总裁，靠塑胶花发迹，当年被人们称作“塑胶花大王”。近几年投资地产业，他的公司发展相当迅速，到现在已经拥有多座工业大厦，并在赛西湖兴建了高级住宅楼。
当时，长江实业是无法与当时的地产大户抗衡的，他的鲜为人知也是合乎情理的。可时隔一年，李嘉诚在地铁工程竞标中一炮打响，李嘉诚的名字变得异常响亮，昨日的小记者不免会自叹有眼不识泰山。长实集团这个响亮的名字顿时传遍香港的大街小巷。
李嘉诚没有沉浸在眼前的成就中，他的目标远远不限于眼前的成功，他需要继续发展。
1977年6月，李嘉诚购进了大坑虎豹别墅的近15万平方英尺的地皮，准备在这块地皮上大兴土木，兴建工业大厦。
虎豹别墅在当时比较有名，它是胡氏家族的祖业。胡氏家族大名鼎鼎，曾是名满全球的“斧标驱风油”的创始者。
虎豹别墅的本质是一座私人花园式住宅，但从外观上来看，却貌似一个规模宏大，别有风味的公园。这里环境优美，白塔巍峨屹立，一座座阁楼亭台错落有致，相映成趣，红墙碧瓦的搭配，更让人感受到古朴的气息；姿态各异的假山、山洞、展览馆更是妙趣横生；别墅内部，随处可见传说中的各种人物栩栩如生的泥塑，让人感觉身临其境。
李嘉诚兴建的大厦明显与别墅花园的风格大相径庭，因此很快引起了人们的非议，纷纷指责它的出现与别墅的不和谐大大影响了别墅原有的景致。
李嘉诚得知此事后，没有以利益为重，而是把众人的利益摆在第一位，立即停止了大厦的兴建，以便保持虎豹别墅以往的风格。
李嘉诚的做法很符合一个精明商人的独到。因为此时的长实已经名气大增，能够吸引更多群众，人们也有兴趣去了解这个一步步做大的公司。可以说，这也是一个树立公司形象的机会，如果能够把握得好，对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是很有帮助的，而李嘉诚正是牢牢地抓住了这个机会，赢得了汇丰银行这个颇具实力的集团的信任，为与其以后的合作做好了准备。
李嘉诚经商箴言：
做人最要紧的，是让人由衷地喜欢你，敬佩你本人，而不是你的财力，也不是表面上让人听你的。
3.处变不惊，逆流而上
要想成为一个成功的商人，练就处变不惊的气魄是必不可少的。当大形势发生变化时，处变不惊可以让人在此时以冷静的头脑对大势进行全面分析，然后找到商机，从而逆流而上，以低成本做成在将来有大利润的生意。
20世纪年代中期，低迷的香港房地产业开始有了转机，逐渐恢复了以往的生机，地价楼价开始回升。银行经过长时间的“休养生息”，也渐渐恢复了元气，已有足够的能力重新资助地产业。地产商们又开始蠢蠢欲动，准备大干一场。
196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香港第一次较大的移民潮开始了。这使得刚刚出现一线曙光的香港地产业，再次转入愁雾笼罩之中。
这次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新落成的楼宇无人问津，整个房地产市场卖多买少，有价无市。地产商、建筑商们无不焦头烂额，一筹莫展。
拥有数个地盘、物业的李嘉诚也是忧心忡忡，坐立不安。他时刻注意听广播、看报纸，密切关注着事态的进一步发展。
但是，李嘉诚从宏观上坚信，世事纷争，乱极则治，否极泰来。基于这样的分析，李嘉诚毅然做出了“人弃我取，趁低吸纳”的具有重要意义的正确决策，并且将此看作千载难逢的拓展良机。
于是，李嘉诚在整个大势中逆流而行，在整个地产行市都在抛售的时候，他不动声色地大量吃进。
此时，许多移居海外的业主，急于把未脱手的住宅、商店、酒店、厂房贱价卖出去。李嘉诚认为这是拓展的最好时机，于是他把塑胶盈利和物业收入积攒下来，通过各种途径捕捉售房卖地信息。
李嘉诚将买下的旧房翻新出租；又利用地产低潮时期建筑费低廉的良机，在地盘上兴建物业。
李嘉诚的行为确实需要非凡的胆识和气魄。不少朋友为他的“冒险”捏着一把汗；同业的地产商，也在等着看他的笑话。但李嘉诚依然不改初衷，继续逆潮流而行。
这场战后最大的地产危机，一直延续到1969年。历史又一次证明了李嘉诚的判断是正确的。
1970年，香港百业复兴，地产市场转旺。这时，李嘉诚已经聚积了大量的收租物业。从最初的12万平方英尺，发展到35万平方英尺，每年可获得的租金收入即达390万港元。
李嘉诚成为这场地产大灾难的大赢家，他利用过人的胆识，把别人臆想的灾难变成了自己的机遇，这也为他日后成为地产巨头奠定了基石。
有人将李嘉诚喻为赌场豪客，孤注一掷，侥幸取胜。或许只有李嘉诚自己心里清楚，他的惊人之举，含有多少赌博成分。
应该说，在这场夹杂着政治背景和人为因素的房地产大灾难中，无论是谁，都难以对前景做出准确的预测。因而，说李嘉诚的决策有十足的把握是不现实的。
客观地说，李嘉诚的行为是带着冒险性的，说是赌博也未尝不可。但是，李嘉诚的赌博是建立在对形势的密切关注和精确的分析之上的，绝非盲目冒险。那么，他的判断依据是什么呢？
李嘉诚认为，任何一个产业，都有它自己的高潮与低谷。在低谷的时候，相当大的一部分企业都会选择放弃，有的是由于目光短浅而放弃，还有的是由于资金不足等各种各样的原因而不得不放弃。这个时候就应该静下心来认真分析一下，是不是这个产业已经到了穷途末路，是不是还会有高潮来临的那一天。
如果这个产业仍处在向前发展的阶段，只是由于其他一些原因才暂时处于低潮，就应选择在这个“别人放弃的时候出手”了。这个时候出手可以少走很多弯路，从而以比较低的成本获得较高的收益。
俗话说：无风险不成生意。因此，做任何生意都不可能十拿九稳，多少有一点冒险成分。风险有多大？利益有多大？这就需要根据各种情况进行分析。一些胆子大的商人，只要有五成胜算就敢冒险；胆子小的，没有八成以上胜算便不敢采取行动。一般来说，风险与利益成正比。前者敢于冒险，很容易倒大霉，也很容易暴发；后者比较稳妥，却难求快速成长。
但有一种情况例外：当别人算到不足五成胜算，而自己却算到有六七成甚至更高把握时，便意味着发大财的机会来了。李嘉诚正是善于抓住这种机会快速发展。当然，这还取决于自己高超的分析判断能力。
李嘉诚经商箴言：
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痛苦无可避免，但必须支持港府应变的策略，发展有能力、有基础的事业。
4.关键时刻挺身而出挽大局
一个成功的商人也是一个高素质的商业领袖，这种人物领袖只有在关键时刻才能体现出来。当香港的塑胶花生产如火如荼时，受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出现了塑胶花原材料危机。为了解决危机，李嘉诚挺身而出挂帅救业，甚至不惜牺牲自身的经济利益来维护整个塑胶行业的利益，表现出了大将风范。
李嘉诚成为“塑胶花大王”、担任胶塑行业协会会长期间，潮籍塑胶商在香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陈荆淮先生在《香港潮商经济发展述略》谈到：
“20世纪50年代初塑胶热潮来到的时候，潮商在这个行业中处于明显的落后地位。20世纪50年代后期这种状况开始改变，从事塑胶业的潮商越来越多，据估计，潮商塑胶厂已占该行业总厂数的40％左右……1959年正是香港经济完成历史转变，全面起飞的时候。1969年，全港塑胶出口金额14.4257亿港元，比1959年1.6214亿港元上升9倍多，而这个出口额中潮商约占55％。”
在潮商的塑胶热中，李嘉诚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这激励着潮商积极地加入这一行业。李嘉诚在倾心发展自己事业的同时，也给予了潮商同行业一定的帮助。
李嘉诚一直认为，他比较热衷、也比较擅长经商，而对担任政府和社团公职却不感兴趣。这应该是事实，不过，他在任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期间，仍不虚此任，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
1973年，因中东战争引发的石油危机席卷全球，全球经济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香港的经济同样受到了严重冲击。
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依赖进口，伴随着石油危机的爆发，原料价格由年初的每磅6角5分到秋后竟暴涨到每磅4～5元。塑胶制造业一片恐慌，如临末日。不少厂家因未储备原料，被迫停产，濒临倒闭。
香港的塑胶原料，全部为进口商垄断。其实，价格暴涨的根本原因，还不是石油危机，因为国外塑胶原料的出口离岸价只是略有上涨。主要是香港的进口商利用商业界因石油危机产生的恐慌心理，垄断价格，一致提价。又由于炒家的介入，把价格炒到厂家难以接受的高价。
在这场关系到香港塑胶业生死存亡的危机中，身为潮联塑胶制造业商会主席的李嘉诚，挺身而出，挂帅救业。此时，李嘉诚的经营重点已转移到地产，收益颇丰，塑胶原料危机，对长江整个事业，影响并不大。李嘉诚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公心和义务。
在李嘉诚的倡导和牵头下，数百家塑胶厂家，入股组建了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其中还有非潮籍塑胶商。原先单个塑胶厂家无法直接由国外进口塑胶原料，是因为购货量太小，对方不予理睬。现在由联合塑胶原料公司出面，很快达成交易，所购进的原料，按实价分配给股东厂家。在这种形势下，其他原料进口商不得不降价。
笼罩全港塑胶业两年之久的原料危机，从此烟消云散。
李嘉诚在救业大行动中，还有惊人之举。他从长江公司的库存原料中，匀出12.43万磅，以低于市价一半的价格救援停工待料的会员厂家。直接购入国外出口商的原料后，他又把长江本身的配额——20万磅硬胶原胶，以原价转让给需量大的厂家。
在危难之中，受李嘉诚帮助的厂家达几百家之多。李嘉诚的雪中送炭为他赢来了很好的声誉，他被人们称为香港塑胶业的救世主，其声名远播。
但是，这次救业行动与20世纪80年代的“百亿救市”相比，却只能算小事一桩，因为在“百亿救市”的过程中，李嘉诚所冒的风险更大，所付的热情与心血更多。
20世纪80年代中期，香港股市持续兴旺，恒生指数一路攀升。到1987年10月1日，一举飚升至创历史最高记录的3950点，真可谓牛气冲天。
1987年9月14日，李嘉诚宣布长实旗下公司——长实、和黄、港灯，合计集资103亿港元，这是香港证券史上最大的一次集资行动。至于这笔巨资的用途，李嘉诚并没有明言，只是表示将在3个月内公布。
10月19日，美国华尔街股市突然狂跌508点，引起香港股市恒指暴跌420多点。绝大多数人，特别是李嘉诚的包销商，更是欲哭无泪，因为他们将承担包销的风险。
10月20日早上，联交所主席李福兆宣布停市4天。
10月26日重新开市当日，香港恒指又暴挫1121点，全面崩溃。
大盘崩溃之后，约占香港总市值15％的长实系上市股票均下跌三成。依常规，这正是向公众股东廉价收购本系股票的大好时机。
10月23日，李嘉诚向香港证监会提出一个“稳定股市”的方案，即拟动用15亿～20亿港元，吸纳长实系四公司的市面散股，以便“协助本港股市的稳定”。
李嘉诚强调“此举目的是希望看到本港股市和经济不要有太多波动，希望能稳定下来”，“绝非为个人利益，完全是为本港大局着想”。
这就是被有关传媒所广为传颂的“百亿救市”行动。
李嘉诚在股灾中，虽然让包销商大受其害，但却因之而挽救了香港的整个股市，扮演了白衣骑士的角色。
但是，尽管李嘉诚早已声明了自己的立场和做法，仍然有人认为他“有为私之嫌”。舆论纷纷，各种说法一时甚嚣尘上。
当时，李氏家族控有长实的35％以上的股权，控有和黄的股权也近35％，按照收购及合并条例，已超过35％股权的股东如要再增购股权，就必须提出全面收购。
李嘉诚没有能力全面收购，只好要求当局放宽限制。证监会碍于条例不予批准，李嘉诚多次去港府力争，希望从“救市大局”出发。
结果港府决定接纳李嘉诚的“救市建议”，同意暂时取消有关人士购入属下公司股份超过35％就必须全面收购的条例。然而却规定所购入最高限额之股份，必须在一年内以配售方式出售，同时必须每日公布购入股份的详情。
李嘉诚虽然对放宽限制表示欢迎，但认为既然放宽了收购点限制，又限期售出，这是自相矛盾的，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当时就表示对所附带的条件感到非常失望。因为这意味着，如一年限期内，股价继续下跌，那么他收购的股票则必亏无疑。
当时许多同行业内人士和各媒体都认为李嘉城这次是在劫难逃，只能痛饮自酿的苦酒。因为依以往香港及海外的股市经验，大股灾之后，仍有2～3年的低谷期，李嘉诚这次自然是亏定了。
然而，谁也没有想到，股市竟恢复得如此之快，到年底股市就开始回扬上涨（欧美的股市也是如此）。到了1988年的4月14日，恒指收市报2684点，已接近1987年初的水平。李嘉诚在一年的期限内，以配股方式将增购的股票出售，不但没有亏损，反而还有几千万港元的盈利。
幸运之神再一次光顾了李嘉诚。
令人瞩目的是，李嘉诚这次百亿集资行动（9月14日）与香港股市暴跌（10月19日）的时间相差只有35天，这是否意味着李嘉诚已预感到香港股市将会出现大灾难？
另一方面，李嘉诚的救市行动承受着巨大的经济风险，而股市竟在一般人看来不可能很快好转的情况下出现了转机，使他避过了危机，难道他预先算到了股市好转的时间？
不过更重要也更无疑的却是，李嘉诚在股灾中扮演了一个敢冒风险的白衣骑士的角色。这种高尚的品德，使他不仅成为商场英雄，而且成为人人钦佩的商界领袖和为人楷模。从此，李嘉诚的人生舞台更高更大，只要登高一呼，就会应者云集了。
李嘉诚经商箴言：
人要去求生意就比较难，生意跑来找你，你就容易做，那如何才能让生意来找你？那就要靠朋友。如何结交朋友？那就要善待他人，充分考虑到对方的利益。
5.知己知彼，一鸣惊人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是成大事者的风范。然而成就一番大事业必须对大局有详细准确的了解，然后根据自身的具体情况扬长避短，精心准备。只有这样，才能在关键的时刻取得一鸣惊人的成功，才能打开成就大事的局面。
进入地产界的李嘉诚有时会一改以往温文尔雅的作风，而是不鸣则已，一鸣惊人。最能体现李嘉诚这种风格的一件事，是1977年的地铁工程竞标。
地铁工程是当时香港开埠以来最浩大的公共工程之一。整个工程计划8年完成，需耗资约205亿港元。首期工程由九龙观塘，穿过海底隧道到达港岛中环，全长15.6公里，共15个站，耗资约56.5亿港元。资金来源主要是由港府提供担保获得银团的各类长期贷款；地铁公司通过证券市场售股集资；地铁公司与地产公司联合发展车站上盖物业的利润充股。
地铁中每个站点的建造都成了地产商的抢手货，尤其是中环站和金钟站，这两站客流量最大，是地铁最重要的车站。中环站是地铁首段的终点，位于全港最繁华的银行区；金钟站是穿过海底隧道的首站，又是港岛东支线的中转站，附近有香港政府合署、最高法院、海军总部、警察总部、红十字总会、文物馆等著名建筑，与中环银行区近在咫尺。
显然，中环、金钟两站，就像两块肥肉。尤其是两站上盖将建成地铁全线盈利最丰厚的物业。为此，地产商莫不“垂涎欲滴”。
李嘉诚何尝不为之心动，他看重的不仅仅是上盖发展的利润，更主要的是长实的声誉。在人们眼里，长实只是一个在偏僻的市区和荒凉的乡村山地买地盖房的地产公司。在寸土寸金、摩天大厦林立的中区，长实无半砖片瓦、立锥之地。
屈指算来，李嘉诚涉足地产已有20年左右，也盖了不少建筑，积累了不少经验，他觉得是到了改变形象的时候——进军港岛中区。
早在一年前，香港地铁公司将招标车站上盖发展商的消息，被新闻界炒得沸沸扬扬。
1977年初，消息进一步明朗，地铁公司将于1月14日开始招标，地段是邮政总局原址。原址拆除后，兴建车站上盖物业。
夜静入寂，寒意袭人，李嘉诚在深水湾住宅的花园散步。他无心观赏月下的花木，陷入沉思之中。地铁车站上盖投标之事，已弄得他连日来寝食不安。
李嘉诚以往的工作习惯是，极少把工作带回家做。他总是在办公室里把工作处理完，哪怕弄得很晚。李嘉诚一旦下班回家，除了学英语，翻翻报章杂志外，就是陪太太和儿子。他尽可能放松自己，很少思考工作上的事情，保证睡得安稳，以便第二天有充沛的精力去应付工作。如果发现他把工作带回家，那一定是遇到非处理不可的大事。
如今的地铁车站上盖投标，就是他认定的非干不可的大事。
对于中环金钟两站的招标，一定不乏实力雄厚的大地产商、建筑商竞标。群雄逐鹿，鹿死谁手，必有一番你死我活的较量。
长实竞投的把握有多大？若渺茫无望，不如不投。过去，曾有多次政府拍卖中区官地的机遇。中区的地价高，日涨日升，每平方英尺已突破1万港元，是当时世界地价最贵的地方之一。一幅地动则要数亿至10多亿，非长实的财力所敢觊觎。
不敢参与，并非不敢期望，李嘉诚梦寐以求打入中区。
李嘉诚信步走到深水湾的山坡，眼前是海湾的朦胧轮廓。潮声在他胸中激荡，他眼前仿佛看到两座商业大厦，从地铁车站拔地而起。李嘉诚一贯渴望挑战，也乐于应战。
不必再有丝毫犹豫，竞争既是搏命，更是斗智斗勇。倘若连这点勇气都没有，谈何在商场立脚，超越置地？
李嘉诚大步回到家中，坐进书房，翻阅研究带回家的有关地铁的材料。正所谓“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
李嘉诚估计，参加竞投的将会有置地、太古、金门等英资大地产商、建筑商，华资地产建筑公司实力稍逊。置地的夺标呼声最高，长实参与竞投，就必须把置地作为竞争对手，与这个庞然大物对撼。
港岛中区是置地的“老巢”。当年置地创始人保罗参与中区填海，获得港府成片优惠地皮，置地在中区，拥有10多座摩天大厦。置地广场和康乐广场（又名怡和大厦），位于未来的中环地铁车站两翼。中环车站又恰好落在遮打道上，遮打道的南侧，则是遮打花园广场。就凭这些物业和街道的名称及主人，就可知置地在中区的地位。难怪当时的公众和传媒，把中环站称为遮打站。
金钟站离遮打花园广场仅100多米，简直就处在置地的眼皮子底下。攫取中环金钟车站的兴建权，就相当于打入中区的心脏，到置地这只座山虎的食槽里夺食。
睡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置地并未公开声称参与竞投，就有报纸高唱置地“志在必得”的高调，谁与置地竞争，无疑“以卵击石”。
李嘉诚想，“志在必得”的置地会不会“大意失荆州”呢？置地属怡和系，怡和大班又兼置地大班。现任大班是纽璧坚，纽璧坚20岁起就参加怡和洋行的工作，一步步爬上董事局主席高位。纽璧坚没有任何背景，靠的是自己的勤勉努力。
置地的另一个创始人是凯瑟克家族的杰姆·凯瑟克。凯瑟克家族又是怡和有限公司的第一大股东。因此，纽璧坚身为两局大班，又得受股东老板的制约。凯瑟克家族力主把发展重点放到海外。这样，势必分散纽璧坚坐镇香港抉择的精力。
这正是一般不易洞察的置地薄弱之处，人们往往会被置地的“貌似强大”的表象蒙住双眼。
置地一贯坐大，也习惯于坐大。过于自负的置地，未必就会冷静地研究合作方，并“屈尊”去迎合合作方。
那么，地铁公司招标的真正意向是什么？
香港地铁公司是一间直属港府的公办公司。香港的公办公司，并不像过去内地国营企业，一切都由政府包揽包办。地铁公司除少许政府特许的专利和优惠外，它的资金筹集、设计施工、营运经营，都得按商场的通常法则进行。
李嘉诚通过各种渠道获悉，港府工务局对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估计，约2.443亿港元，原址用做中环、金钟两地铁车站上盖。另加上九龙湾车厂地皮估价，两者合计约6亿港元。港府将以估价的原价批予地铁公司，由地铁公司发展地产，弥补地铁兴建经费的不足。
地铁公司为购得中区邮政总局原址地皮，曾与港府多次商谈。地铁公司的意向是：用部分现金、部分地铁股票支付购地款。港府坚持要全部用现金支付。
李嘉诚首先明确这一点，竞投车站上盖发展权，必须以现金支付为条件。
地铁公司与港府在购地支付问题上产生分歧，说明地铁公司现金严重匮乏。地铁公司以高息贷款支付地皮，现在急需现金回流以偿还贷款，并指望获得更大的盈利。
李嘉诚在投标书上，提出将两个地盘设计成一流商业综合大厦的发展计划，但是这仍不足挫败其他竞投对手。任何竞投者都会想到并有能力兴建高级商厦物业。李嘉诚的“克敌”法是：首先，满足地铁公司急需现金的需求，由长江实业公司一方提供现金做建筑费；其次，商厦建成后全部出售，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实业分享，并打破对半开的惯例，地铁公司占51％，长江实业占49％。
这对长江来说，是一笔沉重的现金负担。李嘉诚决定破釜沉舟，在准备充分的前提下，做一次冒险。
早在1976年冬，长实通过发行新股，集资1.1亿港元，大通银行应允长实随时取得2亿港元的贷款，再加上年盈利储备，李嘉诚可调动的现金约4亿港元。
1977年1月14日，香港地铁公司正式宣布：公开接受邮政总局原址发展权招标竞投。
各竞投公司频频与地铁公司接触，刺探地铁公司意图，准备投标书及附件，在限期内呈交上去。
公开招标为各公司提供了一个平等机会，投标书内容则属机密。投标中标法则若过多考虑自己一方的利益，则中标希望小；若条件过于优惠对方，自己则毫无利益可图。各家都对投标内容秘而不宣，任记者发挥想象力去揣测。
参加竞投的财团、公司共30家，超过了以往九龙段招标竞投的一倍多。据报界披露，包括是置地公司、长江实业、太古地产、金门建筑、日澳财团、辉百美公司、嘉年集团、霍英东集团、桓隆地产等大公司。
舆论界凭其惯性，一致看好置地，置地优势昭然，中标呼声最高。英文《南华早报》的澳籍记者，采访置地大班纽璧坚，纽璧坚拒绝透露投标内容，亦不对“鹿死谁手”作评价，但他用自信的口气说：“投标结果，就是最好的答案。”
1977年4月4日，地铁公司董事局主席唐信，与长江实业李嘉诚首先签订中环站上盖发展物业协议，金钟站上盖协议则由日后签订。
当晚，唐信召开新闻发布会，对与会记者说：
“这座建筑物会逐层售予公众，利益由地铁公司与长江分享，地铁公司则占大份。”
“若干间公司均对与本公司合作甚感兴趣，因而竞争激烈，所有建议均经详细研究，结果为长江获得，因其建议对本公司最具吸引力。”
4月5日，香港各报章均围绕“长实击败置地”报道中标结果。其中《工商日报》称：
“时值约2.4亿港元，为30个大财团争相竞投的中区地王——旧邮政总局地皮，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投得。”
“这幅平均地价为每平方英尺约1万港元的‘地王’，早为大财团觊觎，为长江投得。据地下铁路公司透露，主要原因是长江所提交的建议书内列举之条件，异常优厚而吸引，终能脱颖而出，夺得与地铁公司经营该地的发展权。”
“地下铁路公司董事局昨日已经批准协议条款，规限长江实业公司在地铁未来中环站上盖，占地2270平方英尺，建造37层高的商厦与办公室混合的单塔型建筑物一座。”
“长江实业有限公司已同意，在签订协议时，付给地铁公司一笔现金，并继续交付现金若干次，保证地铁公司无论如何都可以获利。”
舆论界称长实中标，是“长江实业发展史上里程碑”，地产新秀李嘉诚“一鸣惊人，一飞冲天”。
李嘉诚在投资决策上就是这样，一方面以稳健著称，有时甚至令人疑心其过于保守，而另一方面又绝不缺乏胆略和气魄。
世上绝不缺乏稳健的投资者，因为只要谨慎些、保守些就可以了；也绝不缺乏果敢的投资者，因为只要胆子大，不计后果就行了。难就难在二者兼备，并且能够保持二者之间的平衡。在这一点上，李嘉诚的投资风格值得人们深入研究。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一个企业的开始意味着一个良好信誉的开始，有了信誉，自然就会有财路，这是经商中必须具备的商业道德。就像做人一样，忠诚、有义气。对于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做出的每一个承诺，一定要牢牢记在心里，并且一定要能够做到。当你建立了良好的信誉后，成功、利润便会随之而来。
6.权衡利弊，斗智不斗力
谁都知道楚汉争霸中的刘邦、项羽各自扮演了一个什么角色，刘邦斗智不斗力，项羽勇而少智，结果刘邦得天下，项羽失天下。可能项羽至死也不明白，自己失败的原因就是有勇而无谋。商战中最基本的策略就是认真分析敌我的具体形势，反复思考得失、权衡利弊，避免两败俱伤的情况出现。
李嘉诚是个儒商，他懂得“斗力”的结果很可能是两败俱伤，即使勉强获取胜利，也会付出惨重的代价。只有坚持“斗智不斗力”，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损失，在激烈的商场竞争中游刃有余。
李嘉诚是个智能型之人，在其平生经历的所有的商战中，始终坚持着“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在与众华商合战置地的过程中也同样如此。
1988年，怡策与其所控的文华东方发布联合声明，由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10％新股予怡策，使怡策所持文华东方股权，由略低于35％增至41％。
对华商众豪来说，这简直是当头一棒。精明的李嘉诚马上意识到事态的严峻性——怡策与文华东方的股权变化，虽与置地没有直接关系，却是怡和抛出的反扑信号，其后，怡和将会随机抛出一系列的反收购措施。
5月份，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以及香港中信集团的荣智健等华商，频频晤面，商讨对策。他们决定，为防止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必须趁其另一反收购举措尚未出笼，向怡和摊牌。
这一切似乎早在凯瑟克的预料之中，他很沉得住气，结果使得素有耐心的李嘉诚不得不先出一招。
3天后的一个晚上，股市收市，李嘉诚、郑裕彤、李兆基、荣智健等，赴怡和大厦与西门·凯瑟克、包伟士谈判。
虽然是短兵相接，双方依然是彬彬有礼。李嘉诚开门见山，说明了收购置地的诚意，提出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收购怡和所持的25.3％置地股权。凯瑟克也毫不客气地表明了否定意见：“不成，必须每股17港元，这是去年大股灾前你郑重其事开出的价格。李先生素以信用为重，不可出尔反尔。置地只是市值下降，实际资产并未损失半点，如何就从17港元降到12港元呢？”
李嘉诚平静地说：“凯瑟克先生，如果你未得健忘症的话，一定还记得，这17港元并不是双方敲定的成交价，我们都表示愿意继续谈判重新议价。你我都在商场呆过这么多年，我想你一定不会不明白‘市价是一切价格的依据’这一商场规则吧。现在置地的市价才8港元多一点，我们以高出市价近四成的价格收购，怎么能说收购价下跌了呢？”
双方说话都绵里藏针，气氛中包含着浓烈的火药味。
素有“沙胆彤”之称的郑裕彤，又以咄咄逼人的口气挑起新一轮较量：
“既然谈不拢，只好市场上见，我们四大集团将宣布以每股12港元的价格全面收购。按证券交易惯例，收购方的出价高出市价两成以上，便可在市场生效，置地的公众股东会站在我们一边！”
包伟士针锋相对，说：“我们将奉陪到底——只要你们不怕摊薄手中股权的话。置地不是九龙仓，更不是港灯，置地就是置地！是怡和手中的置地！”
包伟士无疑是抛出了杀手锏。
关键时刻到了，是继续收购还是鸣金收兵，必须及时做出决策，而这种决策不仅直接关系到收购的成败，而且涉及巨大的资金代价。
最终，在权衡利弊之后，华英双方最后达成妥协——1988年5月6日，怡和控股、怡和策略及置地三家公司宣布停牌。同日，怡策宣布以每股8.95港元，购入长江实业、新世界发展、恒基兆业及香港中信所持的置地股份，总计占置地发行总股价的8.2％，所涉资金共18.34亿港元。
这样，怡和所持的置地股权，由约25％增至33％，控股权已相当牢固。而且，协议中还增加了一个附带条款，即长江实业等华资财团在7年之内，除象征性的股份外，不得再购入怡和系任何一家上市公司的股份。
喧闹数年之久的置地收购战，就以这种结局而偃旗息鼓，这令原本看好这场收购大战的媒体大为失望。一些华文报刊称这是“一场不成功的收购”，有些英文报刊则称这次战役是“华商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这次为何不决一死战，刚一交兵就这样悄然收兵呢？”其实，这是华商财团在权衡利弊得失后，做出的明智决策，这主要是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包伟士所抛出的杀手锏，就是置地将步文华东方后尘，如法实施。此前，文华东方按每股4.15港元的价格，发行新股予怡策，以增加怡策的股权。
怡策收购文华东方新股后，所持股权必定会超过35％的全面收购触发点，怡策将按收购及合并条例向文华东方提出全面收购。由于收购价（4.15港元）低于该公司资产值（估计6港元），文华东方多数股东对收购计划反应冷淡，这正中怡策下怀。
这种做法既不必动用大量资金，又可使所持文华东方股权超过收购触发点（现有股东可按其权益认购，也可放弃）。这样，怡策所持的股权由35％增至41％，收购方不可能通过全面收购使其控股数超过50％的绝对数——因为被收购方可反收购，能轻而易举再增购9％的股权，以达到过半数的绝对控股量。
这就是说，如果置地效仿文华东方，将会使华资财团陷于极其被动的局面。
置地从华资财团手中以每股8.95港元的价格赎回8.2％股权，共耗18.34亿港元资金。这意味着置地总估价约为223亿港元，以8.5港元左右的市值计，总市值也近200亿港元。华资财团若想全面收购达到50％以上的绝对控股权，就须耗资100亿港元以上。
事实上，怡和并不完全是在坐以待毙。在收购和反收购的价格战中，股价必会不断地提高，华资财团欲获全胜，所需的资金会远远超过这个数。华资财团在发起全面收购的短暂期限内，不一定能筹措到这么多现金。
而且，怡策控股数近26％，比华资财团的控股数加起来还高得多，已优势在手；何况售出港灯和香港电话的股权后，怡策已从最困难的谷底走出，业务渐入顺境。怡和系尽管大量出售了香港和海外的一些企业，但仍是香港最大的综合性集团，除银行外，其市值仅次于长实系。凯瑟克家族在海外还拥有不少非怡和资产，有人估计，其控有的资产不在李嘉诚之下。
因此，即使华资财团能控得置地，也要经过一番血战，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这不是李嘉诚所希望的。
李嘉诚是个商战高手，并非是个斗士，虽然他的收购行为在客观上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但是他必须权衡商业利益，而不会不顾一切地决一死战。更何况，对方虽是垂暮的老狮子，但余威犹存，反击起来也非同小可，没有必要跟它硬拼。
但是，华资财团既已退出收购，为什么还要签订带妥协性的7年不得收购怡和系股权的协议呢？应该说，怡和赎回8.2％股权的价码并不高，不足以成为换取“怡和7年太平”的条件，其原因何在，至今仍不得而知。
不过，即使没有这一附加条款，华资财团也不大可能再动置地的脑筋。首先，经过这次交锋，怡和全系控股权已相当稳固，给外强留下的可乘之机已很少。另外，已经迁册百慕大的怡和系，从1995年起取消了其在香港的上市地位，其股票不在香港股市挂牌买卖，这样一来，就为外强收购增加了更大的难度。
也许正是考虑到以上因素，以李嘉诚为首的华资财团才决定彻底放弃收购，顺便卖一个人情给置地。
李嘉诚确实是个商战高手，他凡事并不一定非要争胜不可，而是以商业利益为准绳，能赚就赚，不能赚就退出，毫不拖泥带水。
事实上，华资财团在这场战役中，虽然收购不成功，但售股的税后利润，估计也在1亿港元左右，仍然有小赚。
更重要的是，避免了恶意收购可能需要付出的高昂代价，更何况胜负难定。倘若经过一番拼杀后，华资财团不幸落败，则会遭受惨重的损失。这显然不符合李嘉诚的作风和性格。
李嘉诚的做法启示我们，商场同战场一样，没有常胜将军，也不必非当常胜将军不可。在不利条件下坚持“斗智不斗力”的原则尤有必要。
李嘉诚经商箴言：
我喜欢友善交易，这是我的哲学，我曾告诫两子，不要占任何人便宜。
7.牺牲小利，赢取大利
商人在经商过程中，难免会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如果不能静下心来，分析利弊，很有可能导致交易功亏一篑。因此，在遇到这样的情况时，必须考虑全局，虽然不能够挣到计划中的那么多钱，但毕竟还是能够挣上一些的。因此，要想办法达成交易。
李嘉诚经商箴言：
做生意一定要同打球一样，若第一杆打得不好的话，在打第二杆时，心更要保持镇定及有计划，这并不是表示这次会输。就好比是做生意一样，有高有低，身处逆境时，你先要镇定考虑如何应付。
8.枝叶繁茂，不忘根本
商人以利益为重，无可厚非。也正是他们以利益为重，加快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在以利益为重的同时，又能够不忘本，需要非凡的气概。毕竟，在有些时候，利益会与这种不忘本的精神发生冲突。这时候，如何抉择成为了关键点。
李嘉诚在经商的同时，不忘祖国，他时时关注着大陆的发展。作为一个商人，他选择了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大陆发展经济。这种方式就是帮助大陆同胞发展业务。
1979年10月，中国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在香港设立了分公司，该公司董事长荣毅仁与李嘉诚相互仰慕已久。于是，荣毅仁借此机会诚邀李嘉诚加盟中信公司，出任该公司董事长一职，李嘉诚欣然同意。
1986年，中信董事长荣毅仁的儿子荣智健进入香港中信集团，不久便出任香港中信董事总经理。李嘉诚开始辅佐他发展事业。
初生牛犊不怕虎，在李嘉诚眼中，荣智健正是这样一个人物。他不安现状，渴望竞争与拼搏，欲在商界一展自己的才华。
荣智健在1978年便移居香港，先后经商办公司，有一些成就，也积累了一些经验。他看好借壳上市，李嘉诚对他的眼光很是赞同，然后帮助他找到泰富这个“壳”，顺利上市。从此，中信泰富代替了泰富，荣智健成为了中信泰富的董事长。
另外，李嘉诚身为香港商人，他对香港也有着深厚的感情，始终保持着对香港的信心，尽自己的努力使香港经济不断发展。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与我国中央领导人进行会谈，会谈围绕着香港问题进行。会谈的结果让我国政府和人民感到不满。
政治与经济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它直接关系着一个地方的发展进度及方向。如果政治局势紧张，必然会使商业在发展空间上受到一定的限制，势必影响商家的利益。
当会谈结果传出后，香港经济界顿时发生了巨大变化，股市不断下滑，到当年年底，恒生指数已经跌至676点，香港股市一片昏暗。港内富商对香港不再抱有信心，一股移民浪潮在香港兴起。他们纷纷迁册海外，将大批资本带到海外以求发展。
怡和大班西门·凯瑟克引领了这股移民热潮。1984年3月，怡和董事局对外宣布，由于考虑到怡和的前途，怡和决定迁册百慕大，集团发行的股票将会在海外几个地方同时上市。
怡和的举动无疑给香港带来了更大的不利，因为它的实力和地位在当时的香港仍然非常重要。香港商业界再次发生了大动荡，危机不断蔓延开来。
香港各大公司无不举棋不定，纷纷召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和黄行政总裁李察信迫于压力，急忙赶往李嘉诚的办公室。他与他的众多英国朋友有着相同的观点，即香港被中国接管后，中国政府很有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制约香港人士的私有财产。
李嘉诚知道李察信为什么而担心，他向李察信表明了自己的观点：“长实集团不打算迁册。如果论起我们的利益在公司中所占的比例，我比你的利益更大，所以我对长实的担心也比你大。我是经过充分考虑之后才决定不迁册海外的，因为中国政府目前是欢迎海外企业家到中国国内投资的，他们不可能约束香港人的私有资产。”
为了说服李察信，李嘉诚把自己赴内地的感观以及他所了解的关于海内外对此事的评论讲给他听。然而，李嘉诚的努力没有取得实效。由于两人意见几乎到了相悖的程度，所以在工作中很难相互协调。1984年8月，李察信辞去了在和黄的行政总裁职位。
香港的政治局势时好时坏，导致迁册不断兴起。1984年年末，中英两国在北京签署《中英联合声明》，香港局势缓和，投资环境日益好转，迁册风也因此得到了缓解。可是，在后来的谈判中，对香港问题的处理无法定论，香港人对香港的信心又一次受到了打击，迁册风再次在香港刮起。
危难之间，众多港商都锁定了长实，各种企盼的眼光注视着李嘉诚。毕竟，长实和李嘉诚的声誉在港有着很强的影响力。
1989年11月20日，李嘉诚从大局出发，发表了自己的言论，他向媒体表示了对香港的信心，相信1997年后的香港定会是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处处充满商机。
1990年，香港的迁册风暴还在继续，汇丰银行变相迁册到伦敦。此时的李嘉诚在汇丰出任董事局非执行副主席。他非常不赞同汇丰的迁册，但是董事局没有采取他的建议，最后李嘉诚辞职。到此为止，香港四大财团中，惟有长实和太古洋行没有迁册。
尽管局势不断变化，李嘉诚始终没有打算迁册。另外，他还说服集团内有迁册念头的高层，希望他们对香港抱有信心。
李嘉诚的行动给相当一部分港商做了很好的范例，他们学习李嘉诚，不再打算迁册。这种局面的形成，无疑为香港的发展注入了活力，李嘉诚功不可没。
都说“商人重利轻别离”，这句话意在说明商人的无情和对利益的追求，但在李嘉诚的身上，却没有表现出这一点。其他商家为保全自己，纷纷迁册海外，而他为了香港的繁荣兴旺，为了使祖国的河山更加壮丽，他一马当先，于危难之际拯救香港经济，他的这种行为更加得到了香港人的肯定，无形之中也提升了李嘉诚的个人魅力，使长实的信誉更加响亮。
李嘉诚经商箴言：
一个有使命感的企业家，应该努力坚持走一条正途，这样我相信大家一定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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